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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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这个“集体发狂”的行动中
在结束这部纪实时，让我们来研究一下，对日本人来说，731部队究竟是什么呢？
读者对不断揭露出来的731恶魔的所作所为抱有怀疑，说究竟是否人所能够干得出来的，人会变得如此残酷吗？许多人无法再读下去，不知不觉地放下了书本。
但是，在这里我敢说的是一旦人被战争的疯狂性所缠住，即使有些残酷，也会变得不感到异常。
毋宁说，那些拒绝执行残酷命令、保持着正常状态的人反而被视为“违反命令者”、“非国民”而受到惩罚。国民并非怕受惩罚，出于无奈而服从“异常残酷的命令”，而是在战争这个国家“集体发狂”的行动中，在坚信自己的行为“对国家有益”的情况下，毫不踌踏地干出了恶魔的行径。
真正可怕的是，犯下这种残酷罪行的人和我们一样并非另一种人这一事实。绝对不能忘记：我们也是在731部队延长线上的人。万一再次发生战争，处于同样条件下，我们也会不断地干出同样残酷的恶魔行径来。
成为发狂行动的刹车器
对日本来说，太平洋战争是一场侵略战争。目前全国各地都在开展把战争体验传下去，防止忘记战争记忆的运动。尽管这是一场侵略战争，但是，在（日本）国民中间，“尝到过苦头”这种受害的记忆和记录却占据了绝对优势，而《恶魔的饱食》是日本人“加害的记录”，加害的记忆容易淡化，也难以记录下来。
但是，我们觉得无论他是多么令人讨厌，也应首先作为战争体验的核心传下去。
和平时，提倡反战比较容易。但是，在整个国民被战争的疯狂性所缠住时，使他们成为冷静的刹车者，那就要靠过去的准确记录。它会把战争的本来面目告诉没有战争体验的人。
这是一部真实的记录，既不是731部队的赎罪记，也并非追究部队人员个人责任的一本书。在这支部队的人员中，有的人在战争结束30多年以后依然是终身负罪，隐瞒着战时经历，从社会上沉沦下去；也有人以该部队的活体实验为基础在学术界或实业界成为名利双收的人。虽说同样都是人，但是，731部队既是束缚他们人生的一副沉重的枷锁，也是他们取得功名地位的土壤和跳板。
为了不让《恶魔的饱食》重演
民主主义这个东西，从本质上来说是脆弱的，它本身又包含有违反民主主义的主义思想。如果不承认破坏和颠覆自己的敌对思想的存在，民主主义也就不能存在。在这里，它存在着体制上的脆弱性和注定的命运。
历史证明：存在着民主的敌人，一旦成了敌人（法西斯主义=独裁主义）的天下，再次收复民主主义就不得不付出大量流血的代价。在对敌人持续不断抱有怀疑和警惕的基础上，好不容易才能维持住民主主义。
为了不让《恶魔的饱食》重演，对于有可能威胁民主主义的东西，无论多么小的迹象，也都不能忽视。我们对民主主义的敌人怎样警惕都不会过分的。如果通过这本纪实能够重申这一点的话，那么，笔者将会感到再幸福不过了。
作者、采访和作品……
对于完成这本纪实作出最大贡献的是我最好的一位朋友下里正树。他从全国各地搜集来的大量的资料在我身边堆积如山。
以往的纯文学性的私小说①，作家把题材置于自己身边封闭性的日常生活琐事中，脱离同社会的瓜葛，描写封闭的隐士世界，几乎不需要有采访能力。
①日本文学中自然主义发展起来的文学形式，多以第一人称，写生活琐事的小说。——译者注
但是，作家的关心一旦在时间和空间上扩大开来，作品世界加深了同社会之间的联系，那么，作家就不得不从日常身边琐事中跳出来。
伴随物质文明的高度发展，信息日益泛滥，它在时间和空间上开放了读者和作者的关心。
对于描写再现开放了的世界，作者的经验是不足的。在描绘作者未经历过的世界时，送来现实之风的则是采访活动。在这里，作家的采访能力同作品的成功与否有着极大的关系。
但是，作家并不一定具备采访能力，作者个人的釆访也是有限度的。我多次亲身体会到：我自己去直接采访，对方反而不愿意谈情况。再者，作者直接进行采访，把感情过分转入对象，笔下往往就会缺乏冷静，也就难以做到同对象保持一定距离进行仔细的观察。
在写社会影响较大的作品时，作家往往有进行合作的支持者，但合作者通常得不到赞扬，而仅仅是一个在背后卖力气的人，也就是说：“一将功成万骨枯。”由于这一缘故，一部难得的作品，理应开拓出更大的空间，取得更多延伸的收获。仅停留于一部作品，会以一种不明朗的形式而告
我们两人的协作
使《恶魔的饱食》结出丰硕果实的是我们两人的协作（同心同德的共同作业）。重要的是为读者提供了“好的作品”。在序言中写的“我们”，就是包含这个意思。
在这一工作中，我们是同心同德的。两个人之间经常保持着联系，一边就采访对象以及搜集到的资料进行热烈的研究讨论，一边写《恶魔的饱食》。现在该是请读者对这一成果发表意见的时候了。
我在写《恶魔的饱食》的同时，还根据从731部队获得的主题和材料为《野性时代》月刊写连载小说《新人证》，采取齐头并进的办法。《恶魔的饱食》是一部纪实，《新人证》是作为小说而加以升华。把一个主题同时写成纪实和小说，对我来说，也是初次尝试。
向许多协助者深表谢意
最后，我要向自始至终给予协助的户上健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向多次接受我们采访要求的许多原731部队人员以及有关人员深表谢意。我很想把他们的姓名一一列出来表示感谢，但是尊重原部队人员至今仍顾忌出头露面的意向，和在纪实中一样，全部都隐匿了他们的姓名。
再重复一遍，写这部纪实的目的并非追究个人的责任，而是填补历史上一段空白，记录真实的战争体验，在抑制重演战争蠢事上发挥一臂之力。
在原部队人员中，自然有不少人对我们的采访采取拒绝态度，抱有反感。估计许多人对于我们把他们叫做“恶魔”会感到愤慨。因为他们认为这些事情不是个人而是根据国家的命令，“为了国家”而干出来的。
对于那些理解这部纪实的意义，并对我们予以协助的各位原部队人员，我们要表示深切的感谢，这些协助过我们的各位的处境也许会变得更加困难。我怀着谢意把这纪实献给他们。
终身负罪重，
病毒跳蚤袭人伤，
吸血把病造。
这虽然是原部队人员作的一首俳句，但是原731部队人员终身负罪是沉重的，恐怕在今后的人生中，是无法把它卸下来的。731部队提出的理由和说明的意义都是无用的。重要的是真实，是这部记录，终身负罪的分量也就是真实的重量。虽说是为了国家，但是犯下的罪行还是罪行，刑法上的责任另当别论，应该正视在战争中犯下的罪行。
《恶魔的饱食》是绝对不能重演的错误，人类有睿智使它不再重蹈覆辙。我是坚信这种睿智的，就此结束这部纪实吧！
附记一 “历史上被隐瞒了的一章”
(摘要）
——战后美军和石井部队的交易
出生于中国的美国记者约翰·W·鲍威尔，在同一时期，以“历史上被隐瞒了的一章”为题，利用根据美国的情报公开法获得的最高机密资料，公布了战后“盟军”总司令同该部队人员暗地进行交易的详情：该部队向美国全面提供他们的研究成果，而美国赦免了他们，不把他们判为战犯。笔者和他取得联系，找到了刊载鲍威尔论文的杂志《原子能科学公报》，获得了翻译权。鲍威尔论文的要点如下：
在日军细菌战部队用来进行各种活体实验的俘虏中有人数不明的美国人，华盛顿明明知道这一事实，但是为了确保独占该部队的资料就诡辨说，“手头的资料……在目前情况下，尚不能够认为已经有了充分证据可以证实石井及其合作者的战犯嫌疑”，阻挠揭发日军的细菌战部队。
美国陆军细菌化学战基地福德·迪特立克堡研究所的埃德温·希尔和约瑟夫·维克多两位博士为石井部队等人员请求免罪，他们说：“石井部队的资料是出资数百万美元和长期进行研究的成果，这种资料是附着于活体实验的，受到良心的责备，我们在实验室里是无法取得的，我们为了取得这些资料仅仅花费了25万日元（当时约700美元）的很少一点钱而已，是廉价品。”
在美国军部和国务院限定分发份数的备忘录中刊栽的学者劝告说：“日军细菌战部队的技术情报几乎全部都没有落入苏联手中，如果公审战犯，这种技术秘密就会全部公布给苏联，所以，从美国的防卫和安全来看，应避免进行公审。石井集团正在全面协助美国准备大部头的报告，同意提供8000张‘进行过细菌实验的人和动物的幻灯片’，远远超过了通过揭发战犯所获得的好处。这对国家的安全来说是极其重要的。”结果，决定：“由于日军细菌战情报的重要性，美国政府决定不揭发日本细菌战集团中的任何一个人员为战犯。”
在免罪问题上，石井要求用文件做出免罪的保证，但是，美国国务院担心日后发生麻烦，坚持说只要通知日方作为特殊谍报部的机密事项来对待，就是可靠的保证。
目前，美国和其他大国是否真的放弃了细菌战呢？关于这一问题，在有识之士中，意见有分歧。有人认为：“这是已经过去了的问题。”有人说：“历史经常是伪造的，不能相信那是准确的事情。但是，不能将日本对中国进行细菌战看做是结束。这一点似乎是确实的。细菌战还应有新写的一章。”据已获悉的文件……
数千名中国人、蒙古人、俄国人、美国人和混血人种的俘虏被感染上了鼠疫、斑疹伤寒、赤痢、瓦斯坏疽、伤寒、出血性败血热、霍乱、炭疽热、野兔病、天花、恙虫病、马鼻疽和梅毒等疾病，还向他们注入马血，或通过长时间的X射线照射，破坏他们的肝脏，或进行冷冻实验，活体解剖等，过了半辈子的人被迫强制死亡，等等，相反石井（四郎）将军和731部队的领导成员却尽享天年。再者，包括北野（政次）将军在内的若干人身体非凡的健康，我在执笔写这篇论文的时刻，他们正在安度晚年。
以上是鲍威尔论文的要点，“还应有新写的一章”那句话是意味深长的。
不论怎么说，《恶魔的饱食》从美国方面得到了证实。在“尚未结束”的现代，它是在可怕阴影下的战争犯罪。
鲍威尔目前正在写一本关于细菌战的书。我一方面向他提供有关《恶魔的饱食》的资料，另一方面也打算今后同他保持密切的联系，还要追踪一下战后以731部队的研究为基础的美国陆军细菌化学战部队这个恶魔成长的足迹。
那将是恐怖的新篇章，它也将证实“正义”的战争是不可能存在的。
附记二 细菌战部队沿革史
1931年9月18日：发生柳条湖事件，发动满洲事变（即“九一八事变”)。日军占领沈阳。石井四郎倡议创建细菌战部队。
1932年5月15日：发生“五一五”事件，刺杀犬养首相。
1932年8月：陆军军医学校内设置防疫研究室。
1933年：在背阴河创建关东军防疫班，代号为“加茂部队”。
1935年8月：相泽中佐在陆军省内刺杀军务局长永田。
1936年2月：发生“二二六”事件。
1936年8月：关东军防疫班改组为关东军防疫部。
1937年7月7日：发生卢沟桥事变，日中战争扩大。
1938年5月：日本国内禁止庆祝五一劳动节。颁布国家总动员法。
1938年6月13日：在平房附近地区划定军事特区。
1938-1939年：关东军防疫部进驻滨江省平房附近进行建设（以距哈尔滨市约20公里的三屯、四屯、五屯为中心）。在滨江留下第三部和诊疗部的设施，作为“南楼”，进驻完毕，代号改为东乡部队。
1939年5月：发生诺门坎事件。
1939年6-10月（上旬）：在诺门坎事件过程中，在黑河附近进行细菌战。碇常重少佐等22人污染该河。
1939年9月1日：德国开始进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1940年5月-6月：在中国东部的宁波地区进行细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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