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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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八角亭的人很少。在哈巴洛夫斯克军事审判记录中记载着证实M·N先生证词的检查官的公诉词。
“为了利用活人进行这种实验，731部队还设有实验人体耐力极限的气压室。”
“被关进气压室的人，在难以想象的痛苦中慢慢地死去。”
这个“气压室”是否是八角亭，这一点尚难确定。但是，第一集中提到的“真空实验”，很可能就是在这个“气压室”里进行的。在哈巴洛夫斯克军事法庭公审原731部队细菌制造部课长柄泽十三夫时，他的陈述是意味深长的：
“除以上谈到的情况外，我还知道731部队经常利用活人进行实验室内的实验。当时让被实验者强制感染各种细菌，对他们进行观察，其目的是研究效果最为理想的传染病的病原体。”（下划线为笔者注）
有关八角亭实验的证词充分说明，731部队的实验当时的目的在于改变传染病的自然感染途径。731部队的“主要武器”——鼠疫跳蚤就是把带有鼠疫菌的跳蚤撒在敌国领土上，人为地使鼠疫流行起来。这种通过跳蚤将鼠疫菌传入人体的感染，是忠实地沿袭着自然感染的途径。所谓自然感染途径就是鼠疫、破伤风、恙虫病、斑疹伤寒、疟疾等通过皮肤感染，赤痢、伤寒和霍乱等通过口腔，肺鼠疫、流感和白喉等经过呼吸道感染。
八角亭的实验，表明（731部队）企图通过细菌喷雾，利用人工方法，将各种细菌统一通过呼吸道来感染。
它从根本上改变了731部队研制利用自然感染途径的细菌武器的方案。这也证实了本书（第二集）中收录费尔报告中的731部队人员，向盟军司令部供述的曾经利用飞机进行细菌喷雾实验的可靠性。
第06章 “马”和“车”的历史因缘
屠杀牲畜总部的旧址
开往长春的火车，约需4个小时的旅程。客车分为软席和硬席，外国人自然安排乘坐软席。双层卧铺对面而卧，四人共用一间包厢，这就是软卧客车。火车和(日本）新干线一样，是宽轨，几乎感觉不到震动。女服务员不断地端茶倒水。
窗外辽阔广大，一望无际。海洋一般的平原，丘陵绵延起伏，几乎见不到人影。在中国似乎明显地存在着大城市人口过密和偏僻地区人口过稀的现象，但是，这一带地区不能说是偏僻地区。
在长春火车站，我们受到中国作家协会吉林分会的许行先生和王玉臻女士、吉林省外事办公室王文洁女士等人的欢迎。从车站前乘车前往旅馆途中，我们顺便去看了原关东军司令部旧址。长春是昔日“满洲国”的首都“新京”。关东军在这里拥立溥仪，制造了“满洲国”政府。关东军是“满洲国”真正的统治者。原关东军司令部是一座日本城郭式的建筑。楼顶中央有个阁楼。以“天守阁”为中心，两翼对称地向左右延伸，两端设有“望楼”。这座建筑，确实显示出当年关东军的不可一世、威风凛凛。现在正面朱红色的门柱上挂着“中国共产党吉林省委员会”的匾牌。
长春的街道宽阔，绿树成荫。路上行人似乎比哈尔滨少些。我们住的旅馆，是位于该市南郊的“南湖宾馆”，它坐落在宽阔的南湖公园内。宾馆院内的大门旁，有持枪站岗的解放军战士。白色的楼舍掩映在繁茂的绿荫和盛开的鲜花丛中。庭院、楼舍和客房，都占有宽阔的空间。
访问长春的主要目的，是确认驻扎在长春孟家屯的731部队的姊妹部队——原关东军军马防疫厂第100部队的旧址。现在，这里是“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广”。据说在这里建成了中国第一个以制造卡车为主的汽车生产基地。
9月23日，我们访问了孟家屯。先到汽车厂总厂大楼，结识了工厂办公室接待科科长高先庆先生。在总厂楼前可以望见一排高耸的烟囱正冒着滚滚浓烟。参观的人很多，我们在大门口遇见了昨天和我们同车来的日本家具制造厂的访华团一行。
关于第100部队的情况，在哈巴洛夫斯克军事审判时，原关东军司令部善医部部长高桥隆笃兽医中将以及原第100部队人员平樱全作兽医中尉、三友一男中士已有供词。除此之外，我们一无所知。关于这些供词，在本书第一集中已有叙述。731部队主要是研究以人体为对象的细菌武器，而名义上是“军马防疫厂”的这支部队则主要研究以牛、马、羊等牲畜为对象的细菌武器。
高科长领我们参观了坐落在工厂院内一角的像仓库似的砖瓦结构建筑物。
高科长根据工厂有关人员和当地人士传说的有关第100部队的情部做了如下的说明：
“1951年，为建设汽车工业基地，首先进行了测量和平整土地。当时，从地下挖出了大量的人骨、马骨、药瓶、注射器和医疗器械的碎片。村里的人说这可能是被强迫到这里来做苦力者的遗骨。住在附近的一位老人曾为第100部队用马车运送粮食，他亲眼见过许多中国苦力被带进部队。他多次见到被带进去的中国人，可是，从未看见他们出来过。附近的村民们也这样说。”
在哈巴洛夫斯克军事审判时，原第100部队人员三友一男供认：为了保密，给七八名做人体实猃的俘虏注射了氰酸钾，将他们杀死。解剖之后埋在了家畜的坟地上。此外，检察官问他：“为做实验而送到部队来的人都必须弄死吗？”他回答说：“是的。”
三友供认的将俘虏尸体和家畜埋在一起的事实，与在100部队旧址挖出大量人骨、马骨这一事实正好相符。
第100部队留下的礼物
我们一边听着高科长的说明，一边来到写有“严禁烟火”的像仓库似的房前。
“听说这一带的房屋就是原细菌工厂的旧址。被炸以后，只剩下地基。我们在此基础上建起了新的房屋，现在是机械部件工厂。”
“仓库”中空无一人，也没有收存的货物。仓库旁的空地上煤块堆积如山。
“就在这堆煤的下面有个很大的地下室。日军撤退时，被炸成废墟，埋在下面了。要是挖掘开来的话，该场地和地基会保留着原状的。劳工几乎都是作为军马的饲养员而被送来的。被炸以后，再也没有人来过这里。我们工厂建于1956年。在此之前，这里作为仓库使用。”
“能够显示当时情况的，只有这张照片了。”和高科长一起陪同我们参观的部件工厂的吕寿松先生向我们提供了一张照片。
我们走进一栋工厂的建筑，从窗户走进了后院。这真是一个奇妙的通道。工厂里有4名工人，专心摆弄着汽车发电机一类的机械部件。后院有一个用水泥铺的很坚固的像摔跤场那样的圆台子，上面装着一个类似吊环的游戏器械。
“这一带就是司令部的旧址。”现在后院周围的房屋是工厂工人们集会和娱乐用的。
“1945年8月，第100部队把设施炸毁撤退以后，从秋天开始，周围的村庄发生了传染病。从翌年的1946年起的7年间，附近的榆树村、永吉村暴发性地流行起霍乱病。在一夜之间，有的人家全家人全部死亡。”
读者的来信报告说，在这一时期，长春近郊也发生了霍乱病。
731部队“留下的礼物”是鼠疫，第100部队留下了霍乱病。731部队放出了鼠疫跳蚤，而霍乱菌则通过污染了的食物，经口腔进行污染。据说，孟家屯的水井是霍乱病的病源，可能是第100部队在撒退时把霍乱菌投入了水井。正如一句谚语所说：“只顾眼前，不管将来。”
院内的草坪上，日本人种的一串红（又称万年红）可怜地盛开着。只有它，成为第100部队留下的遗痕。第100部队表面上一直称作“军马防疫厂”的旧址，现在已变成汽车工厂，不能不令人感到有一点因缘。
从孟家屯回来的途中，我们顺便参观了吉林省革命博物馆。在这里，我发现了一件令人感兴趣的东西，那就是在哈尔滨东北烈士纪念馆展出过的硬铝制的细菌培养器。731部队的“专用器具”怎么会在长春呢？王瑛副馆长回答我的问题时说：“这是1946年，住在平房附近有位叫刘忠的母亲从平房731部队旧址拾来的。可是不久，他母亲在一夜之间就发病去世了，家属也被传染而死，只有刘忠和他的祖母活了下来。当时村里也有46人丧生。1971年我去平房附近的金星生产队调查，见到了当时26岁的刘忠。我问他从平房带回了什么，他给我看了这个容器。据说，刚捡回来时里面有格子，开始时不知是做什么用的，所以就当猪食槽用了。在发生瘟疫时，连家畜也都死光了。”
后来王副馆长把这个容器带到了长春。这个硬铝制容器，的确就是731部队的“凶器”。
第07章 北野政次的罪迹
日本军事医学的发祥地
9月24日，我们从长春乘飞机去沈阳。尽管飞机是上午8时起飞，时间比较早，许行先生、王玉臻女士、王文洁女士以及吉林人民出版社徐秉洁先生和冯刚先生等，还是都赶来送行。虽然我们逗留时间不长，但每次向中国的一座城市告别时，都感到与结成朋友的人们有一种依依惜别之情。他们热诚的款待，使我们留恋之情深深地扎在这短暂停留过的土地上。
从长春到沈阳，乘坐的是苏制安24型双引擎飞机，用了40分钟。在40名乘客中，除我们外都是中国人。听说，他们都是因公出差的干部。大家把空中小姐赠发的纪念章都珍藏起来。
访问沈阳的目的有两个：一是参观731部队第二任部队长北野政次中将曾在那里取得微生物教授职称的伪满洲医科大学旧址，现在是中国医科大学；二是参观1932年9月关东军在抚顺市近郊平顶山屠杀3000人的遗址。据说，那里现在成了纪念馆，还保存着遇害者的尸骨。
飞机准时抵达沈阳。在机场，我们受到中国作家协会辽宁分会副主席韶华先生、于铁先生等人的欢迎。来到沈阳，又立即感到了夏天的炎热。这里比哈尔滨、长春的气温高得多。沈阳的街道比长春更有活力，熙熙攘攘的行人和车辆，给人一种杂乱的印象。沈阳曾经是清朝的都城，古都历史悠久。在工商业者居住区内，有不少行将倒塌的房屋。
去旅馆之前，韶华先生领我们游览了沈阳故宫。他建议我们不要放弃一切参观，只为寻觅731部队旧址而忙碌，也要放松一下才好。他面容光泽，目光温和，是一位完全可以用慈祥来形容的态度和蔼，举止大方，具有长者风度的人。
沈阳的故宫，兴建于1625年，是仅次于北京故官的清朝皇宫。参观过北京故宫之后，这里就是小故宫了。但是，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令人感到它是巧夺天工的古代建筑艺术的汇集。
当地报纸的记者背着摄影包对我们进行了采访。中国医科大学的校园很宽敞，肤色不同的各国留学生夹杂在中国学生中间，谈笑风生，有的正在兴致勃勃地玩手球。
在接待室里，医科大学外事办公室副主任赵文义先生扼要地向我们介绍了学校的沿革。
他说：“医科大学前身是毛泽东于1931年在江西瑞金创立的‘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二万五千里长征时，跟随毛主席迁到延安。”40年在延安改名为‘中国医科大学’。1948年沈阳解放时随军入城，接收了伪满铁股份有限公司创办的伪满洲医科大学和伪满沈阳医学院。以此为基础，成立了今天的中国医科大学。它巳有51年的历史，为中国医学界培养了2万多名医学干部。每年招收400多名学生，校内设医疗、卫生和儿科三个大系，还办了口腔班和法医班。为了促进同日本、欧美各国的医学交流，还开设了日语班和英语班。学生学习一年外语之后，再用日文或英文专攻医学。医科大学同日本的学术交流尤其频繁，而且在探讨学术问题时，几乎不用翻译。现在有18个国家的留学生在这里学习。
“这所大学同日本有着密切的关系，是有其历史的原因。同时，也有许多中国人在这里曾经遭受过日本军国主义的迫害。”
赵先生最后说：“森村先生一行，为调查日本军国主义所犯的罪行来我校访问，这对进一步加强中日友好是很有意义的，对此，我们表示感谢。”
接着，赵先生向我们介绍了在座的微生物学讲师周正任先生和解剖教研室讲师张崑先生。
用人体制作的“干松鱼片”
周先生领我们来到校舍最里面的一个房间。在充满福尔马林气味的狭长房间里，杂乱地摆着装有各种标本和文献的柜子、桌子和像棺材一样的长方形箱子。
这里是解剖室。长方形箱子是存放用防腐液浸泡过的尸体的“棺材”。隔壁是停尸间，有许多尸体，还没有进行充分的消毒处理，所以不能参观。他告诉我们，桌子上陈列的许多标本是人脑的切片。这使我们惊讶不巳。
作为用显微镜观察的标本而被固定了的人脑切片，经过染色、蜡浸之后，像冰冷的黑色矿物的碎片一样。我马上联想起调味用的干松鱼片。这简直就是用人体造的“干松鱼片”。
这些大脑标本，是否是从活人身上釆集的呢？这像是把新鲜的鲣鱼的肉，干燥后制成的标本。也许是用活人制成的脑标本。当周先生拿给我们看一篇题为《中国北方人大脑皮质……》的研究论文时，这个问题得到了证实。这篇论文的作者和标本的制作者是“满洲医科大学解剖教研室”的竹中义一、大野宪司、铃木直吉、五十岚稔、土岐胜人等日本医学家。
在这些论文中，竹中义一是漫不经心或是有意地写着：“……经常有机会获取极为新鲜的、健康的，特别是没有精神病病历的中国北方人的大脑……”
周先生还向我们提供了另一个证据，那就作为日本仙台帝国大学解剖学研究成果，伪满洲医科大学解剖学教研室主任铃木直吉教授1942年用英文发表的论文《中国人脑髄的组织研究》。在这篇论文的第二节“材料与方法”里写道：“头部细胞学构造的研究，是切下一个个脑细胞来进行的。每个标本卡片都是用智力正常，没有生理疾病，健康的中国成年男子的脑髓制成的。”周先生还讲了当时在“满洲医科大学解剖学教研室”当勤杂工的张佩清先生的回忆，他曾亲眼见过当场对8个活人进行解剖的情景。这些在本多胜一先生写的《中国之旅》一书中已详细介绍过，这里不再赘述。
伪满洲医科大学的前身，是日本在1911年创建的以“研究中国医学”为幌子的“南满医学堂”，1922年改称“满洲医科大学”，成为以中国人为实验材料的日本军事医学的发祥地。
走出解剖学教研室，我们来到了被校舍环绕的院子里。在院子一角的地上有一个像水泥箱子般的突出物，从外观上看，就像公共住宅区的垃圾集聚处。入口处有个嵌着铁栏杆的门，推开后就是通往地下室的台阶。
北野式的生灵怜悯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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