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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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

他皱了一下眉头。“天哪，三次，我本来还担心你说八次或者十次呢，可是从某种意义上说，三次更糟糕。三次，说明是真正的、重要的恋爱，说明你爱过三个不同的人。”

“我不懂得什么是爱，安德鲁，我跟你说过。”

“你去年跟我说过，现在你还不懂？嗯，好，反正不简单，因为你瞧，我的确懂得什么是爱，我要在你身上努力再努力，直到你也懂。哦，听听我说什么‘在你身上努力’吧，听上去好像我指的是——天哪，对不起。”

“你不用道歉。”

“我知道，戈德曼医生也是一再跟我这样讲，他说我一辈子都在道歉。”

在那间希腊餐馆，他们又喝了几杯马提尼酒，吃饭时，还喝了葡萄酒，等到他们开始去她住的地方时，他似乎有点喝醉了，她不知道那是个好兆头还是个坏兆头。

“这在各方面，都已经成为一场体坛盛事，”他们走向她住处的台阶时，他说，“类似一场冠军争夺战。挑战者已经训练了一年，这次他能成功吗？请等待第一回合开始，先请收听由——”

“别，安德鲁，”她搂着他宽阔的背部。“跟那一点都不像。我们只用上楼一起做爱好了。”

“啊，你很可爱，你很可爱、健康，而且心肠好。”

他们努力了几个钟头——什么都试过——跟他们去年最好的几次相比，这次也根本好不到哪儿去。最后，他一屁股坐在床边，似乎坐在拳击手休息的凳子上，耷拉着脑袋。

“好了，”他说，“第四回合技术性击倒，要么只是第三回合？你是胜利者，还是冠军。”

“别，安德鲁。”

“干吗别？我只是想有意淡化。至少那些体育专栏作家可以说我被打败了还不失风度。”

第二天晚上，他成功了一次。不算完美——在高潮时候，她没能如她知道应该做的那样，予以充分回应——但是无论哪本性手册的作者，都会称这次表现还算可以。

“…哦，爱米莉，”他呼吸平静下来后说，“哦，要是去年第一次就这样，而不是经过那么多痛苦的晚上，那该有多好啊。”

“嘘。”她抚摸着他的肩膀。“那都已经成为过去了。”

“没错，”他说，“都已经成为过去了，现在让我们考虑一下将来吧。”

她毕业后不久，他们就在市政大楼里举办的一场世俗典礼上结了婚，伴随他们或者作为证婚人的，是安德鲁认识的一对年轻夫妇，姓克罗尔。婚礼结束后，他们穿过市政厅公园，按克罗尔太太坚持的，去吃“婚礼早餐”时，爱米莉发现自己进了一家人头拥动的午餐餐馆，很久以前她和爸爸一起来过。

他们先告诉了各自的妈妈。在电话上，普奇哭了——爱米莉就知道她会——她让他们保证第二天晚上就去看她。安德鲁的妈妈住在新泽西的恩格尔伍德，她邀请他们下个星期天过去。

“…哦，他挺好，亲爱的。”在普奇位于下城的公寓里，她把爱米莉堵到狭窄的厨房里说，这时安德鲁在隔壁房间喝咖啡。“一开始，我有点——嗯，害怕他，可是等到了解了他，他真的好极了。我很喜欢他一板一眼的说话方式，他肯定很聪明…”

安德鲁的妈妈比爱米莉想象的要老，她的头发有点发蓝，脸上全是皱纹，扑了粉，穿着齐膝的弹力袜。她坐在一张印花棉布面的沙发上，跟三只波斯猫一起，房间里有用吸尘器清理过的味道。她一再向爱米莉眨眼，好像得提醒自己爱米莉在那儿。有一边走廊用玻璃围了起来，里面明亮却空气不流通，那里名为“音乐室”，放了一台立式钢琴，还有镶在相框里的一张安德鲁八九岁时的照片，他穿着水手服，坐在一张钢琴凳上，胖乎乎的大腿上搁着一支单簧管。克劳福德太太打开琴盖，恳求地看着自己的儿子：“给我们弹点什么吧，安德鲁，”她说，“爱米莉听过你弹琴吗？”

“哦，妈妈，求你了，你知道我现在已经不弹琴了。”

“你弹得美妙极了。有时候收音机上播莫扎特或者肖邦的音乐时，我只用闭上眼睛”——她闭上眼睛——“想象你——就在这儿弹这架钢琴…”

最后他让步了，弹了首肖邦的小品，就连爱米莉也看得出他弹得匆忙，似乎有意敷衍了事。

“天哪！”他们又坐上回纽约的火车时，他说，“我每去一次，都要花好几天时间才能恢复过来——需要整整几天，才能恢复到我再次能呼吸的状态…”

最后还剩下一个地方要去——去圣查尔斯看望萨拉和托尼——他们推迟到夏天结束时，当时安德鲁买了辆二手汽车。

“看来，”他们疾驰在宽阔的长岛公路上时，他说，“我终于要跟你美丽的姐姐和时髦而浪漫的姐夫见面了，我觉得已经认识他们好多年了。”

他情绪不稳，易怒，她知道是为什么。整个夏天，他在床上表现都凑合，偶尔不行，但只是最近——在过去的一两个星期里——他的老问题又犯了，难以成事。昨天晚上他早泄了，射在她腿上，之后他在她怀里哭了。

“他在服役吗？”

“谁？”

“劳伦斯·奥利佛。你以为我说谁。”

“我跟你说过，”她说，“他被海军征兵，可是他们又把他作为海军人员，分配回马格纳姆工厂。”

“嗯，至少他没有冲上诺曼底海滩，”安德鲁说，“获得一簇十四片橡树叶的银星勋章——我们可以省了那样过一个夜晚。”

难以在地图上从蜘蛛网般的线条中找到圣查尔斯，可是他们一旦到了那个村子，她就能看到够多的地标（“红虫及沙虫”），好指引安德鲁开到威尔逊家。行车道旁，有一个手写的小牌子，上面写着“无敌树篱”，她看出是萨拉的字。

年轻的威尔逊夫妇坐在铺在他家门前草坪的一张毯子上，他们的三个儿子在下午的阳光中，围着他们蹒跚学步、吱吱喳喳地说话；他们只顾在一起玩得投入，没有看到客人到了。

“我真希望我有架相机，”爱米莉大声说，“你们这一幕可真温馨啊。”

“爱米！”萨拉一下子跳起来，张开两臂穿过绿油油的草地走上前来。“你就是安德鲁·克劳福德啊——见到你真高兴。”

托尼打招呼没那么热情洋溢——他眼角有了皱纹的眼睛里带着微笑，似乎与其说是开心，倒不如说是觉得好玩，似乎他在想我也真的必须去极力欢迎这个人吗？就因为他娶了我妻子的妹妹？不过他跟安德鲁握手握得够用力的了，总算咕哝着说了几句得体的话。

“我还根本不知道埃里克现在都会走路了呢，”爱米莉说。

“当然会，”萨拉告诉她，“他快一岁半了。那是彼得，脸上有饼干末的那个，大一点的那个是小托尼，他三岁半了。你觉得他们怎么样？”

“都长得漂亮，萨拉。”

“我们刚出来，想趁日落前晒会儿太阳，”萨拉说，“还是让我们进去吧，该喝点鸡尾酒了。亲爱的，请你把毯子抖抖好吗？上头全是饼干末。”

在那间精心收拾过的客厅里喝鸡尾酒，意味着克劳福德夫妇需要带着固定的笑容，看威尔逊夫妇就像以前在阿纳托尔酒吧做过的那一套，第一口喝交杯酒。时间好像过了很久，聚会似乎失去了生气。地板上的影子变长了，西侧的窗户变成了灿烂的金黄色，四个人还是感到拘谨、腼腆，甚至萨拉也不像平时那样健谈，她根本没有喋喋不休地讲趣闻轶事，除了措辞笨拙地问了几句安德鲁工作上的事，她好像是因为安德鲁在场而感到拘束，似乎担心在这样一位博学的人面前，有可能暴露自己的浅薄。

“哲学，”托尼一边转动他杯子里的冰块一面说，“我恐怕得说对于我，整个那方面完全是未知数。肯定读着就很难，何况去教了。哲学要怎样教呢？”

“噢，嗯，”安德鲁说，“你知道，我们走上讲台，尽量去教育那些小杂种。”

托尼赞成地轻声而笑，萨拉对着他哈哈大笑，似乎想说你看到了吗，看到了吗？我跟你说过，爱米不会嫁给一个怪胎。

“我说，我们究竟还吃不吃饭？”托尼问道。

“我就再抽一根烟吧，”萨拉说，“然后我把几个孩子弄上床，然后我们吃晚饭。”

小块的烤肉完全烤得过了头，蔬菜也煮得太烂，已经跟安德鲁打过招呼，让他对吃的方面别抱太高期望。对他们四个人来说，开始显得这次做客到底有可能是成功了，直到他们喝完咖啡后又进了客厅。

接着又喝了几杯，倒的分量更多，问题有可能部分出在这里：安德鲁不习惯喝那么多酒。在介绍他和爱米莉看过的一部南斯拉夫电影——或称“影片”——时，他变得有点过于热心。“…我不明白怎么会有人看了这部电影而不感动，”他总结道，“任何对人性有点信念的人。”

在他独自夸夸其谈时，托尼多数时间都显得犯困，但是最后一句话让他精神一振。“噢，我相信人性，”他说，“我对人性完全没意见。”接着他的唇形变得像是要说一句高明的风趣话，让人想到他的下一句话会引起哄堂大笑。“我喜欢每一个人，除了黑人、犹太人和天主教徒。”

萨拉料到他反正要说出什么话，本来已经开始笑了起来，但是她听了后，马上止住笑声，垂下了眼睛，显出很久以前碰到单杠而留下的那道细细的蓝白色小伤疤。出现了一阵令人不安的沉默。

“那是你在所上的英国公学里学到的吗？”安德鲁问。

“嗯？”

“我说那是他们在你上的英国公学里教给你的吗？怎么说出那种话？”

托尼不知所措地眨着眼睛，然后他说了句什么让人听不清的话——有可能是“噢，我说”或者“对不起”或者有可能不是这两句——带着厌倦的一丝微笑盯着他的酒杯，流露出至少他对这番无聊的扯淡已经完全受够了。

不管怎样，礼数方面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他们总算辛苦地挨过了闲聊、微笑和道晚安的小小仪式，然后他们就自由了。

“乡绅，”安德鲁说。他们开着车嗡嗡地行驶在回家的公路上，他双手紧握方向盘。“他和英国的中等偏上阶层的人一起长大，他‘实际上是个工程师’，他住在一个叫做‘无敌树篱’的地方，他美丽的妻子为他生养了三个儿子，他竟然说出那种话。他是个野蛮人，是头猪。”

“不可原谅，”爱米莉说，“完全是不可原谅。”

“哦对了，你跟我说的是真的，”安德鲁又说，“他们的确除了《每日新闻报》，什么都不读。我去卫生间时，路过了一摞《每日新闻报》，有三英尺高——在整个那座甜甜蜜蜜的小屋里，那是唯一一种读物。”

“我知道。”

“哈，可是你爱他，不是吗？”

“什么？你什么意思？我不‘爱’他。”

“你跟我说过，”安德鲁说，“现在收不回去了。你跟我说过他们刚订婚时，你对他有过幻想，你幻想他唯一真正爱的是你。”

“哦，好了吧，安德鲁。”

“我可以想象你怎样做来维持幻想——也就是说，添枝加叶。我敢说你自慰时想着他，不是吗？哦，我敢说你拨弄你小小的乳头，直到变得硬起来，然后你——”

“别说了，安德鲁。”

“——然后去揉你的阴蒂——一直在想着他，想象他会说什么，想象他会有什么感觉，他会怎样对待你——然后你张开两腿，把两个手指插进你的——”

“我要你别说了，安德鲁。你不停下来的话，我会把车门拉开，下车，然后——”

“好吧。”

她觉得他发怒会让他开得太快，可是他小心地把车开在限速之内。在仪表盘幽幽的蓝色光亮下，他的侧脸看上去像是在咬紧牙关，就是一个人在控制着自己，准备应付任何不测时的样子。她扭过头不再看他，盯着车窗外看了很久，看着无边无际的黑色平坦土地缓慢地移动，也看着远处电台发射塔上高高的红色灯光一闪一闪的。有没有哪个女的结婚不到一年，就跟丈夫离婚了？

他没有再开口，直到他们过了昆士区大桥，直到他们在车流中艰难地开到西区，然后转往上城方向，往回家的方向开。这时他又说：“有件事你想知道吗，爱米莉？我恨你的身体，哦，我想我也爱的，反正上帝知道我努力过，但是同时，我又恨它。我恨它去年还有现在让我所经历的——还有现在。我恨你敏感的小奶头，我恨你的屁股、你的两瓣屁股蛋儿，恨它们摇来晃去的样子；我恨你的大腿，恨你的大腿张开的样子，恨你的腰、你的肚子、你毛烘烘的阴阜、你的阴蒂，还有你整个滑溜溜的屄。这些话，我明天会跟戈德曼医生一字不差地重述一遍，他会问我为什么要这样说，我会说：‘因为我不得不说。’所以你看出来了吗，爱米莉？你明白吗？我这样说，是因为我不得不说。我恨你的身体，”他的脸上在抽搐。“我恨你的身体。”

* * *

[1] 应为钓鱼之用。

[2] “贾尔纳”为加拿大女作家德·拉·罗奇（1879—1961）创作的怀特奥克家族故事系列小说中的庄园；“绿山墙”为加拿大女作家露西·莫德·蒙哥马利（1874—1942）创作的“绿山墙的安妮”系列小说中的庄园。

[3] 此处“智力的”原文为“intellectual”，用做名词意为“知识分子”。

[4] 约翰·弥尔顿（1608—1674）、约翰·德莱顿（1631—1700）、亚历山大·蒲伯（1688—1744）均为英国诗人。

[5] 指纽约曼哈顿地区左起第8大道，右到哈德逊河，上到第59街，下到第34街一带，历史上曾是个爱尔兰裔聚居的贫民区。

[6] 尤金·奥尼尔（1888—1953），美国剧作家，1936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7] 一种鸡尾酒。

理查德耶茨作品系列

第一章

跟安德鲁·克劳福德离婚后，爱米莉在华尔街的一家经纪公司做了几年图书管理员，后来又换了份工作，进了一份行业刊物——名为“食品界观察者”——的双周刊编辑部，工作挺愉快，没有压力，她写食品杂货业新闻及专题文章；有时，她又快又好地撰写一则标题，占的地方第一次就正好——

“旅馆吧”牌黄油

销量创新高；

人造黄油失色

——这种时候，她会想到她的爸爸。这项工作总是有一丝机会让她跳槽到一家真正的杂志社，那样也许有意思；另外，上大学让她学到了文科教育的目标不是培养，而是解放思想。你以何谋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成为什么样的人。

多数时候，她自认为是个负责、能力全面的人。她现在住在切尔西[1]，住的地方有高高的窗户，对着一条安静的街道。很容易就可以把这个住处变成一套“有趣的”公寓，要是她肯去操心一些诸如之类的事；反正在这里办派对够大的了，她喜欢派对，这里也能临时成为一个舒适的两人世界，那段时候，有很多男的来来去去。

两年时间里，她堕过两次胎，第一次孩子的父亲，应该是她不是很喜欢的一个男的，第二次时的关键问题，是她拿不准孩子是谁的。第二次堕胎后，她请假在家待了一星期，独自躺在公寓里，或者在无人的街上犹犹豫豫地忍着疼痛散步。她想过去看心理医生——但是会花很多钱，也有可能不值得费那么大劲。另外，她有了个更健康的想法。在她公寓里的一张矮而结实的桌子上，她搬来一台便携式打字机——那是她的爸爸在她高中毕业时送给她的礼物——开始写一篇想在杂志上发表的文章：

堕胎：一位女性之看法

她喜欢这个探讨性质的标题，可是想不好怎样写第一句或曰她学会了这样叫的“导语”。

堕胎痛苦、危险、“不道德”，而且属于非法，然而在美国，每年堕胎的女性超过百万。

这样听着不错，但是给了她一种劝告性的态度，无论如何，她得在整篇文章中保持这种态度。

她试着换了种写法。

像很多同龄女孩一样，我一直想当然以为堕胎是件可怕的事——万一得走上这条路时，心怀畏惧，浑身发抖，一个人在堕落到接近地狱时，才会表现得那样。

这样听着好了点，但即使她把“女孩”改成“女人”，还是觉得不满意。哪里不对劲儿。

她决定暂时跳过导语，直接进入文章主体。她花了好多个钟头写了很多段落，抽了很多烟，以致忘了点烟或者把烟熄掉。然后她用一枝铅笔改了一遍，在页边潦草地写了些要改的地方，有时在整页的新纸上写（“改第7页第3段A句”），她有了种找到自己职业的兴奋感。但是在她不安稳地睡了一觉后，第二天早上，那一摞乱七八糟的初稿在等着她；她用编辑挑剔的眼光来看，不得不承认那篇文章读着根本不行。

一星期病假结束后，她回到了编辑部，对八小时按部就班的生活心生感激。几个晚上和一个周末的大部分时间，她都在写那篇关于堕胎的文章，但是最后她把它放进一个她称为“我的文件”的硬纸板箱，打字机也收了起来。她需要那张桌子开派对。

然后一下子就到了一九五五年，她三十岁了。

“…当然，你要是想当一个职业女孩，那挺好的，”她的妈妈说，是在爱米莉去她那里吃晚饭时说的，这种晚上很少，爱米莉每次都发怵。“我只是希望我在你那个岁数时，已经找到了一份满意的职业。只是我真的感觉——”

“这不是什么‘职业’，只是份工作而已。”

“哎，那就更有理由要说说了，我只是真的感觉你应该——哦，我不会说‘安定下来’，上帝知道我就从来没有安定下来。我的意思只是说——”

“再次结婚，生孩子。”

“哎，那很奇怪吗？你难道就不认识一个你想嫁的男的？萨拉跟我说过她和托尼很喜欢一个你领去那里的男的，他叫什么？弗雷德什么的？”

“弗雷德·斯坦利。”过了几个月，他就开始让她烦得受不了，她带他去圣查尔斯，只是一时心血来潮，因为他当时很是带得出去。

“哦，我知道，我知道，”普奇脸上带着一种厌倦世事的微笑说，一边大口吃她那份已经凉了的意大利面。“不关我的事。”她的事在那天夜里晚些时候冒出来了，在她已经喝了太多酒之后，也就是发牢骚，爱米莉已经听过很多遍。“你知道自从我上次去圣查尔斯以来，已经超过半年时间了吗？萨拉从来不邀请我，从来不。她也知道我有多喜欢去那儿，知道我多喜欢跟孩子们在一起。我每星期天都打电话，她说：‘嗯，我想你现在想跟孩子们说说话。’当然，我很喜欢跟他们说话，听听他们的声音——特别是彼得，我最喜欢他——然后等到我们说完了，她又接过去说：‘这样要花你很多钱，普奇，我们最好考虑一下你的电话费账单。’我说：‘别管电话费账单，我想跟你说话。’可是她从来不邀请我，有几次，很少的几次我自己提出来了，她说：‘恐怕下个周末不方便，普奇。’哈，‘方便’…”

她妈妈的下巴上有一滴意大利面酱，爱米莉好不容易才忍住没有站起来把它擦掉。

“…我想到，想到托尼去参加了海军，那三个小孩还在用尿布时，我在那里待了一个又一个星期，想到我怎样又是煮饭，又是擦洗，炉子还一半时候都不管用，压水井也是，我们不得不从大屋那边拎水过来——有谁问过那对我来说方不方便？”为了加强语气，她不服气地把长长的烟灰抖到地板上，又在那个满布指纹的高脚杯里喝了一口。“噢，我想我总是可以给杰弗里打个电话，他会理解的。他和埃德娜很可能会邀请我，可是——”

“你干吗不打？”爱米莉说，一边看了一眼手表。“给杰弗里打个电话吧，也许他会邀请你过去过个周末。”

“哈，好了，你在看表。好吧，好吧，我知道，你得回到工作、派对、男人和不管什么其他要做的事情上。我知道，走吧。”普奇挥挥她润湿了的香烟，示意让她走。“走吧，”她说，“走吧，赶紧。”

第二年春天，《食品界观察者》的执行主编位置空了出来，有几天时间，爱米莉觉得有可能提拔自己，他们却请了一个四十岁左右，名叫杰克·弗兰德斯的人。他又高又瘦，有一张忧伤而敏感的脸，爱米莉发现自己无法把视线从他身上移开。他的办公室跟她的用一个玻璃板隔开，她可以看他拿一枝铅笔或者在打字机前皱着眉头，看他讲电话，看他站起身来盯着窗外看，似乎陷入沉思（不可能在考虑工作）。他让她想到了很久以前她的爸爸。有一次他在讲电话，她看到他忧郁的脸上绽放出由衷开心的笑容，只可能是在跟一个女的讲电话，爱米莉莫名其妙地因为嫉妒而心里疼了一下。

他的声音低沉而洪亮，态度彬彬有礼。在她带给他与职责有关的什么东西时，他总是说“谢谢，爱米莉”或者“那样挺好的，爱米莉”，有一次他说：“这套衣服挺漂亮。”可是他好像从未跟她的视线接触过。

在某个发稿日，当时大家都又累又工作过度，她拆开一个牛皮纸信封，发现里面有六张光面照片，每张照的都是一个看来像是用发泡纸做的浅盒子或者托盘，每个盒子的尺码都不一样，每张照片的角度及用光都不一样，是为了强调这种设计单独的某方面。所附的宣传材料上，满当当地全是像“革命性概念”和“大胆新方法”之类的短语，不过她从中提炼出信息，即新鲜肉块如今有可能这样包装了在超市卖。她写了一篇文章，长度够填满半栏，标题占两栏，然后她选了四张照片，可以排一栏，她为照片写了简要说明，然后把完成了的稿件拿给杰克·弗兰德斯。

“怎么这么多照片？”他问道。

“他们寄来了六张，我只用了四张。”

“嗯，”他皱着眉头说，“不明白他们干吗不在里面放些肉块？几块猪肉什么的。或者拍一个人的手拿着盒子，这样就能让人对盒子的大小有个概念。”

“嗯，”他把四张照片仔细看了很久，然后说：“你知道吗，爱米莉？”他看着她，脸上浮现出她前不久看到他在讲电话时露出的同一种微笑。“有时候，一个词——一句话——胜过一千张图片。”

后来她回想起这句话时，她能同意他的看法，即实际上，这句话并非有意思到那个程度，可是当时——也许只是因为他说的方式——她笑得不可开交。她停不下来，笑得身子发软，得靠着他的桌子撑着。笑完后，她发现他脸上又腼腆，又开心，在看着自己。

“爱米莉？”他说，“我想今天晚上下班后你可以跟我出去喝一杯？”

他已经离异六年，两个孩子跟女方过，他写诗。

“发表过？”她问。

“三次。”

“你是说在杂志上？”

“不，不，书，三本书。”

他住在西区二十几街，那一带的几个街区都比较乏味，就在第五大道边上，那里偶然有几座居民楼夹在别的高大建筑之间，他的公寓是那种她想可以称为斯巴达式的那种——没有地毯，没有窗帘，没有电视。

他们愉快地共度了第一个晚上后，似乎已经足够明确的是，这位个高而精瘦的男人正是她一直想要的那种。她穿着他的浴袍巡视他的书架，最后她看到三本薄薄的书，书脊上印着约翰[2]·弗兰德斯这个名字。他当时在厨房煮咖啡。

“天哪，杰克，”她大声说，“你还当过耶鲁青年诗人呢。”

“是啊，嗯，那可以说是中奖，”他说，“他们每年总得选一个人。”可是他自嘲的话里，有几分言不由衷：她看得出她发现了那本书让他多么高兴——她没发现的话，他几乎肯定会拿给她看。

她翻开来，大声读了一段评语：“‘在约翰·弗兰德斯身上，我发现了一个真正的新声音，富于智慧、激情和技巧方面的完美控制。让我们为他的才能而欢欣吧。’哇。”

“是啊，”他还是用那种又是自豪、又是忸怩的口气说，“了不起，对吧？你想的话，可以带回家。事实上，我想让你带。第二本也还可以，很可能没有第一本好。只是千万千万别碰第三本，那本很糟糕，你不会相信有多糟糕。加糖还是加牛奶？”

他们坐着喝咖啡，一边看着褐绿色的高楼大厦时，她说：“你干吗来了一家行业刊物？”

“总得找份工作啊，关键是这份工作好干，我可以用左手就把它干了，回家就忘掉工作。”

“诗人一般不都是在大学工作吗？”

“哈，我已经工作过了，工作的年头久得我都数不清了。拍系主任的马屁，为了终身职位累死累活，整天去抵挡一群群严肃而愚笨的小脸蛋，整个晚上还会在你脑子里缠着你——最糟糕的是，到最后你写起了学术诗歌。不，宝贝，相信我吧，《食品界观察者》的差使更好。”

“你干吗不去申请那什么？古根海姆奖学金？”

“得到过，也得到过洛克菲勒奖学金。”

“你可以跟我说说第三本书为什么糟糕吗？”

“哈，我的整个生活当时都是一团糟，刚离婚，喝酒喝得太多，我想当时我以为自己知道在那些诗里写什么，可是那时我连东南西北都分不清。多愁善感、自我放纵、自怜——不值一提的玩意儿。上次我看到达德利·菲茨[3]，他几乎没跟我点头。”

“你现在生活得怎么样？”

“哦，还是非常接近一团糟，我想，除了我发现有时候”——他的手顺着浴袍的袖子摸到了她的肘部，他抚摸着，好像那儿是个性敏感区——“有时候，如果你机会把握得好，会认识一个好女孩。”

有一星期时间，他们一直没有分开——他们晚上要么在他那里，要么在她那里——她一直没有够多的独处时间去读他的第一本书，直到她专门休了一天假来做这件事。

那本书并不好读。她在巴纳德大学读过很多当代诗歌，做“阐述”时，一直表现得够好的了，可是她从来不曾为了愉悦去读。前面部分她读得太快，对其意思只是留下了一些印象，然后她得回过头仔细读每一首诗，好认识到是怎样写成的。后面的诗歌意蕴更多，但是仍然保留了一个特点，即似乎都是用杰克的声音说出的。一首长诗几乎完全占了书的最后一部分，非常复杂，她想这首诗在意思上包含了很多层面，她不得不读了三遍。几乎快到五点时，她才打电话给正在上班的他，说她觉得那本书很出色。

“绝无虚言？”她几乎能够看到他脸上的喜色。“你不会糊弄我，对吧，爱米莉？你最喜欢哪首？”

“哦，每一首我都喜欢，杰克。让我想想，我很喜欢那首叫‘庆祝’的，差点让我读哭了。”

“哦？”听上去他有点失望。“嗯，对，那是一首愉快的、正规的抒情短诗，可是不够充实。关于战争的那首怎么样，叫‘手榴弹’的？”

“哦，对，还有那一首。它有种挺好的——尖刻劲儿。”

“尖刻，好词，那正是它应该具有的。当然我想唯一重要的问题，是你觉得最后一首怎么样，那首长诗。”

“我正要说到那首。写得漂亮，杰克。非常、非常感人。赶紧回来吧。”

夏初，他被邀请去艾奥瓦州州立大学的“作家写作坊”教两年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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