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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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影响我们的很多思想并不仅仅是个性化的。我们很大程度上意识不到的是，他们——还有我们——都是由社会交往、文化环境、我们所生活的群体和聚居地，以及一出生就畅游其中的知识海洋等塑造而成的。下一章中，我将对这些更为广泛的社会影响进行探讨，追问它们是如何促进或阻碍大众思想控制的有关企图的。

Philip Massinger（1583—1640）：英国剧作家。他的剧本以讽刺和现实主义，以及政治和社会主题而著称。

Samuel Daniel（1562—1619）：英国诗人和历史学家。

Henry Kissinger（1923—）：犹太人后裔，美国著名外交家、国际问题专家、美国前国务卿。

Moses：摩西是纪元前13世纪的犹太人先知，旧约圣经前五本书的执笔者。带领在埃及过着奴隶生活的以色列人，到达神所预备的流着奶和蜜之地——迦南（巴勒斯坦的古地名，在今天约旦河与死海的西岸一带。

Anthony Stevens（1933—）：著名的荣格分析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撰写了大量关于心理疗法和心理学的著作。

John Price：与安东尼合著《先知、邪教与疯狂》，另著有《媒体研究》等。

Anthony F．C．Wallace（1923—）：美籍加拿大裔人类学家，专攻美国土著文化，特别是易洛魁族文化，其研究展现了文化人类学和心理学的交叉。因复兴运动理论著称。

第13章 思维工厂

正如种族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一样，宇宙的利益也同样高于任何一个生物的利益。

《女巫之链》

关于“宇宙”的问题，请参阅以上引用中所包含的“社会”部分，你会从中发现一些有关极权主义（可追溯到欧洲15世纪）的简要概述。只要是为了种族或物种的生存，无论个体经受多少苦难都是理所应当的——这样的断言是结果论的社会性版本，主张“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这种臭名昭著的论点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思想家尼古拉·马基雅弗利（1469—1527）有关，尽管他因此受到了强烈的谴责，但其实他并非最早提出该论点之人。相比之下，“极权主义”一词自1926年起（据《牛津英语词典》所载）便为英语语言增色不少。在那些极权主义者，如20世纪的超级独裁者希特勒的思想中，结果论得到了最强烈的体现。

20世纪同样为我们带来了“洗脑”一词，这相当于无所不在地散布着“社会渴望独裁者”的谣言。洗脑术扬言一定能够找到科学可靠的方法来实施对人类思想的完全控制。然而，远在现代技术出现以前，掌权者一直别出心裁地利用着各种技巧——从花言巧语到严刑拷问——将自己的思想意识强加于他人。他们确信自己掌握着通向至善的钥匙，要求人类追求这种至善——无论这个要求来自上帝、亚里士多德、历史的力量还是其他权威偶像——并由此塑造了他们所处社会的思潮。正如我前面所论述过，他们改变他人信仰的企图直至今天仍能引起共鸣。

目前为止，我们所做的探讨基本都集中于被我称为“强制洗脑”的问题上，你可能会在邪教或战俘集中营中发现这一形式的洗脑。然而，我也同样探讨了一种更加潜在的操控形式，即暗中洗脑，这种洗脑形式常用于国家为控制公民而传播某种思想的情况。想要了解暗中洗脑，我们就必须先了解对于社会主宰者来说，思想为何如此重要，它们如何得以传播，并且何以具有如此强大的力量。这些问题便是本章要研究的重点。

富于感染力的观念

谎撒得越大，其被相信的可能性就越大。

阿道夫·希特勒，《我的奋斗》

第3章中所讨论过的模因论学说将思想比作病毒，并强调了人类对认知感染的易感性。在更古老的比喻中，思想被喻为疾病，而模因论正好成为一个新的结合点，补充了第4章中所讨论过的将洗脑看作康复疗法的比喻。例如，《古兰经》中反复将不信仰伊斯兰教的人描述为内心患有疾病的人（见《古兰经》第2章第10节）。当然，人类向来惧怕疾病。现代社会尤其恐惧传染病：即使是死亡人数极少的突发性疾病，也会成为国际新闻的头条。尽管进化论的确向我们提供了人类与微生物互利共生的许多实例，但我们肠道细菌的“知名度”却远不如它们更为致命的细菌亲属。因此总的来说，传染病仍然是个极为负面的概念。所以，“思想如传染病”的比喻，即使以所谓中性的模因论科学的形式出现，也仍然带有严重的贬义色彩。我们所感染的大脑模仿病毒，以及内心的疾病，恰恰是那些讨论这些问题的人所反对的观念。无神论者提出模因论这一术语，根据他们的观点，宗教信仰即是大脑模仿病毒的最佳范例。据世界上最主要宗教之一的神圣经文所述，没有信仰是内心的一种疾病。惊奇，实在是惊奇！

“思想如传染病”的比喻不仅有助于科学权威将思想意识伪装成科学，同时也为宗教统治者们将宗教信仰伪装成真理提供了方便。然而，它也同样有助于强调思想在人类文化中的重要性。我们头脑中所持有的观念并不只是神经元无聊之时的涂鸦；它们会影响我们的行为与互动。存在于我们头脑中的许多认知网都是公共观念。正如没有任何两只猫会完全相同一样，大脑会使认知网发生独特的屈折变化；但大脑与大脑间总会存在足够多的共同特征以保证它们同属一个物种。

认知网高度易变的一个特征就是其控制忠诚度的能力。一些信仰可以被归类为约翰·贝奇曼所说的“模糊信念”。而另外一些信仰，对于感染它们的人来说，则可能同任何一种病毒一样，会造成致命的后果。举个例子，如果你碰巧不幸和感染了埃博拉病毒的患者同坐一班飞机，你仍有可能不被感染；即使被感染了，你也还有大约百分之十的存活几率。然而，如果和你乘坐同班飞机的是一个愿为其宗教信仰殉道的自杀式炸弹袭击者，那么你的存活几率将立刻降低为零。

思想的重要性

我思故我在。

勒内·笛卡尔，《方法论》

我们从周遭世界获得的思想，或在先前无关联的认知网间形成联系时所建立的思想，正是构成由那个“魔力织机”——即人类大脑——所织就的华丽挂毯的条条丝线。这就是我们被裁剪成的那块“布”，我们所持有的思想就是我们自身的一部分。信仰不是附属品，它并不仅仅是神经突触歌舞表演的伴奏者；相反，它往往起着定调的作用。对于虚无思想来说，情况尤为如此，因为它们能够开发并利用我们的情感能量。第9章中我们讨论过，在紧急情况下，情感可以充当捷径，因为此时我们无暇利用“停下来思考”的能力。（即使大脑高层管理也会对火灾警报作出反应。）实际上，将强烈情感与虚无思想联系起来会提供错误的警报。受到操控的大脑会像面对紧急情况一样作出反应，它不会停下来进行思考，而只会简单地选择最明显的方式采取行动。

在紧急情况下，这种行为方式通常也是正确的：例如从火灾中撤离，或躲避捕食者。但有时这种行为方式之所以显而易见，是因为它早已被发出错误警报的操控者提前做好设定。试图影响他人的人发出警报向受害者施压，使其产生某种特定的行为（而这种行为并不一定符合受害者的利益）。早在阿道夫·希特勒出现以前，感染了反犹太主义虚无思想的人并非简单地认为犹太人肮脏。他们曾针对该“问题”提出过解决方案，并且多数情况下也是按照方案执行，这可以在欧洲国家（包括英国）虐待犹太人的可耻历史中得到证实。那些激发纳粹党人谩骂式的反犹太主张极为荒谬：它们要么充满逻辑漏洞，要么缺乏证据，要么二者兼有。当时有少部分人勇于指出了这一点。然而，大多数德国人仅仅相信他们愿意相信的东西。他们的情感已然被涂上了特定的底色，已在很大程度上被德国文化中广泛存在的反犹太主义所占据，他们已无可救药地感染上了“犹太性”的虚无思想（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恐惧或者厌恶）。纳粹的政治宣扬由此获得了肥沃的土壤。即使是以最有力的形式呈现的理性思想也得费尽力气进行辩驳。

同个体一样，社会群体往往也需要一些刺激因素（无论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的）引发停下来思考。如果刺激因素的天平更倾向于像德国纳粹那样不停下来反思，那么虚无思想便可激发强有力的行为，即使该思想本身与个人经验直接抵触。德国的犹太人并非不起眼，其中许多人都是值得尊敬的专业人士：清白、诚实、可靠。但是肮脏、病态，并且极度贪婪的负面形象已成为大家对犹太人的模式化印象，这一印象已被如此广泛地接受，并且也已成为德国文化中如此重要的一部分，以至于即使有个别反例出现，大家也根本不以为然。要么将他们转移至认知图景的另一区域（“我的朋友丹尼尔并不是典型的犹太人”），要么忽视他们或者尽量减少同他们的接触（比如设立犹太社区），由此避开可能挑战这种固有偏见的遭遇。纳粹激进分子做得更甚，他们将犹太人的生活质量降低到一定程度，使其无法再维持哪怕最基本的体面形象。这样一来，犹太人肮脏且病态的负面形象再次强化了纳粹的“犹太性”思想，并进一步坚定了犹太迫害者的信念，这是一个不断丧失人性的恶性循环，并最终导致大屠杀。除了屠杀，还有对于净化的需求，这种净化需要运用掩埋或火化这两种处理病害的传统方法对污染物进行完全清除。虔诚的纳粹党人认为，犹太人移居他地并不是一个恰当的选择，只有完全消灭他们才能根除这种传染源头。

当有某种强烈动机使人相信某个虚无思想时，认知网将变得足够强大以致扭曲认知图景，这就类同于时空黑洞的翘曲效应。由于已建立的认知网在过滤外来刺激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新信息就更容易在虚无思想的支持下得到解读；认知网越强大，它就越容易影响我们对世界的感知。我们可能还会采取措施来制造拥护性证据，或抑制反对性的证据。不是只有甲壳虫乐队的《漂泊者》才是只看到他所想看到的。

社会群体及其共同的思想

我不想成为“我”，而想成为“我们”。

米凯尔.巴库宁，《信函》

虚无思想对于社会和个人自我形象的构建都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其对于社会的作用或许还要更大，因为个体有更多可供选择的资源来获取信仰，比如生理受限的躯体或明确定义的行为模式。相比个体，认为自身的形象并不稳固的社会将更容易诉诸虚无思想那极具吸引力的简易外表：自由、公正、公平，及其所有沾满鲜血的“亲戚”。那些无法建立有效政府及其他机构的社会尤其危险；一个更加成熟稳重的社会无须过分依赖强烈情感来束缚民众。这部分是因为社会保障是确保人们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并且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人们将不再那么极度渴望改变现有的生活状态。抗拒以及其他负面情感其实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么强烈，因此试图影响他人的人必须付出努力才能激发它们。更强大的保障——无论是个体层面还是社会层面——都能够提高我们对不同选择的宽容度，使思想更加多样化，从而丰富（个体或社会的）认知图景。

我们越来越多地暴露于各种各样的可能性之中，这或许有助于解释有关恐怖主义这一令人迷惑的事实，这种现象常常同洗脑联系在一起。西方国家的政客们常常谴责恐怖分子不理智、缺乏教育且愚昧无知，但与之相反，来自中东国家的研究却表明，教育程度与支持恐怖主义成正比相关。教育为人们所处的具体境况提供了多种选择：西方的世俗教育与宗教教育均以各自截然不同的方式强调了极度令人向往的美好世界的愿景。在细节上，这些愿景可能会有所不同，但它们所涉及的大部分虚无思想却是相同的。（比如，伊斯兰教所崇尚的公正、怜悯、仁爱，都是西方自由民主制国家所高度关注的东西。）当这些虚无思想变得唾手可得时，它们与日常生活所形成的对比会让人更加痛苦，尤其当这种生活是处于受到高度控制或者极度堕落的社会之中时。抗拒——即大脑在思想与现实不匹配时所发出的信号——可以成为极其强大的行为动机。梦想和欲望是由现存的认知网或（宗教的或世俗的）试图影响他人的人塑造或设定的，它们的结合能产生煽动性的结果。如果没有梦想，欲望会失去重心；如果没有欲望，梦想会失去杀伤力。给予人们目标却不向他们提供达到该目标的途径是对付抗议的秘诀，挫败抗议又是对付暴力的秘诀，而想要 控制暴力就需要使自己变得比那些你意图控制的人更加丧失人性——但反过来，这又更易使人们看出你没有人性而进一步激发对你的暴力反抗。对此，可能的应对方法之一是，通过限制人们所受的教育和接触媒体的途径来剥夺他们的目标，但对于我们这个不断缩小且联系日益紧密的世界来说，该方法成功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况且，这还与许多自由民主制国家和世界上主要宗教所最为珍视的理想产生了正面冲突（尽管这个问题并不会一直存在：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虚无思想的优点之一便是它的灵活性）。

许多社会思想都是直接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的，这种传播时而明确，时而含蓄。例如，如果师生们讨论死刑的问题，学生将会学到很多明确的事实（如，“英国最后被判处绞刑的妇女是露丝·埃利斯，发生于1955年”）。然而，这种讨论也将强化许多普遍的假设：比如，罪行应该受到惩罚（无论是否被判死刑）；国家可以正当地伤害一个人（无论是否将其伤害致死），等等。我们可以将这些问题明确地阐述出来——这是促使孩子们对此提出质疑的好方法——但通常情况下人们却对此避而不谈。这些社会认知网都是社会成员广泛一-尽管并不一定如此普遍一持有的思想观点（一个思想观点达到何种程度才能被判定为全社会的思想观点取决于该思想所人侵大脑的人数）。它们可以被明确地陈述在宪法中，或者几乎绝口不提；无论是哪种方式，它们被接受的程度都决定了其影响力的大小。类似家庭这样的组织可以促进对于这些社会认知网的接受度，因为思想意识可以在家庭中一代代地传承下去（见第5章的讨论）。

媒体一调解人

实质上，任何信仰，无论是否可靠，无论是有充足的理由支持或仅由偏见支撑，都可以通过刻意的操控或无意地利用主流机构而对人们进行反复灌输，最终使人们将其看作真实的思想而被广泛接受。

默里·埃德尔曼，《假情报的政治学》

在现代社会，认知网还会通过错综复杂的全球大众传媒网络进行传播：平面媒体、无线电广播、电影，以及互联网等。因此，设法要对大众进行洗脑的人必须有能力控制这些媒体，许多极权主义国家对此投入了大量的精力（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在其独裁统治期间，向塞尔维亚的私营传媒机构所施加的压力是大家有目共睹的）。然而，随着社会变得越来越复杂，就如细胞一样，它们对来自外界的影响会越发敏感，并因此更易接受新思想。全球化的影响是一个久经讨论的话题（其自身就是不断加深的复杂性的产物），也正是它使控制变得更加艰难，这或许仅仅是因为有了更多思想需要去监控、审查或者限制。投入到社会“免疫系统”的能量是从其代谢功能所获得的能量转化而来的，并且极权经济体系更容易陷入停滞，这种停滞可以比敌人任何规模的政治宣扬都更有力地加速该经济体的灭亡。

这并不是说能够轻易获取信息并不能动摇极权主义国家的政权；政治活动的起因往往不止一个。正如教育一样，媒体可以为人们带来新思想，提供各种各样的愿景（例如，对西方世界美好生活的愿景），增加知识，或者挑战公认权威的智慧。这一切能否真正发生取决于这种信息馈赠所携带的动机。粗略地说，国有媒体反映的往往是国家的意愿及其控制欲，而私营媒体所反映的却是其所有者的意愿及其对利润的渴求。

中立的神秘性——即认为赤裸裸、无法解释的事实是存在的一是后现代最受欢迎的目标对象。至少自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的光辉时代以来，思想家们便已迫不及待地想要攻击一种观点，用特里·伊格尔顿的话来说，那就是“事实都是众所周知且无懈可击的，而价值观却是个体私有的且毫无根据的”。伊格尔顿将他的观点表述如下：

讲述事实（如“这座教堂始建于1612年”）与作出价值评判（如“这座教堂是巴洛克建筑风格的杰出代表”）有明显区别。假设我在带领外国游客参观英格兰时作出了第一种类型的陈述，并发现这使她相当困扰。她可能会问，你为什么要不停地告诉我这些建筑物的建造日期？为什么困扰于建筑物的起源？她可能还会继续说到，在我所生活的社会中，人们从不对类似的历史事件做记录：我们按照建筑物的朝向来对其进行划分。这样做的作用可能是展现部分无意识的价值判断体系，而该体系正是我所作的描述性陈述的依据。这种价值判断并不一定与“这座教堂是巴洛克建筑风格的杰出代表”属于同一类型，但它们仍然是价值判断，并且我所做出的任何以事实为根据的声明都无法逃脱这种关系。

伊格尔顿，《文学理论》，第13页

我们不能孤立地理解语句，因为它们往往有着特定的社会背景。有时，一句话的实质内容远不如它所传达的非言语信息重要。当我们解读朋友——或者新闻主播——的话语时，我们所依赖的是大量非言语的社会线索，用评价性的术语对它们进行评判。即使在阅读时，我们所读的也是字里行间的言外之意（比如第9章中有关英国国家党宣言的讨论）。所有传达到我们眼前、耳边，或（如果我们是盲文读者的话）指尖的信息都注定要通过经验过滤器的雷区，受到先前预期的彻底筛选，这有可能使其永远都无法到达意识的顶峰。无论什么样的信息，一旦通过过滤器到达大脑皮层，就会被用来制造一系列复杂的猜想和假设，这个过程可能会无意识地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从情绪化语言的介人到血液中可能引起食物中毒的快速繁殖的病毒，这一切都可能成为影响因素。如果没有解释学层面来维持谦逊，赤裸裸的事实就无法在我们的认知图景中招摇过市。有时我们会努力使这个层面尽可能地透明一数学就是一个例子一但无论厚薄，它总会存在，且具有无法回避的评价性。哲学家们总喜欢说，你无法从“是”中得到“应该是”；但抽象概念却可以反其道而行之，从“应该是”中得到“是”。通过忽略一切背景情境，对比多个范例并从中提取出它们的共同特征，我们就能够获得一个枯燥的符号，即“事实”。换句话说，也许将“是”中所含的情感成分全部去除后，它其实就等同于“应该是”。

任何人，即使是最审慎的编辑，都无法完全逃脱自己观点的干扰。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将此总结为一切新闻来源都是带有偏见的，并且只要我们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就能够以某种方式将其纳人考虑之中，并采取一些补偿措施呢？然而，传媒学理论的研究结果表明，答案是否定的，因为选择性解读比单纯的偏见更多。例如，约翰·斯特里特就将带有偏见的观点同“模式化”观点区别开来。偏见是一个系统化的倾向，它会选择性地强调，甚至刻意歪曲某些信息。例如，一个右翼报刊可能会使用许多负面言辞对贫困问题进行反复报道，以此来支持穷人应该为自己的不幸负责的观念。恰恰因为偏见如此系统，才使其更容易被察觉：对观察者来说，一个人选择读何种报刊比他穿何种衣服所能提供的信息多得多。

许多地方媒体或国有媒体已私有化，种类繁多且竞争激烈，其所有者的社会背景也存在着巨大差异。这样一来，如果人们能够自由选择不同的媒体，那么偏见就更容易得到纠正。即使如此，正如第3章中所讨论过的，将大众观点简单化、标准化、迎合化（或迎合媒体所有者）的压力是削弱这种多样性的潜在力量（见第3章）。极权主义思想不是自负而极不合理的政府的唯一保护伞。正如一些人所说，之所以不能让媒体的管理落人市场那只无形之手，原因之一便是，有很多因素在削减媒体的自由度。著名的苏格兰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杰作《国富论》为现代资本家提供了许多可为自己辩护的正当理由，但面对英国当代媒体所存在的种种问题——比如现代广告业、新闻记者们亲密勾结的关系网（无论是记者们互相间的关系还是与政客们的关系），大量权力落人少量国际化媒体巨头手中等诸如此类的各种其他特征——亚当·斯密本人或许并不赞同。

信息背后暗藏的模式比其带有的偏见更加微妙难辨，并且这些模式往往更能与不同的媒体来源保持一致。斯特里特提到，“尽管这些暗藏在信息背后的模式也会使人们以某种特定的眼光来看待周围的世界，但它们仍然与偏见的概念有着本质的区别，因为它们不会给自身设定某个单一的意识形态立场”。相反，传媒研究强调，“新闻故事”确实只是故事。就像其他的故事一样，它们有经过精挑细选的叙事结构，会利用一些根深蒂固的假定（如，因果关系、道德品行，以及社会关系），并且会剔除矛盾的或是不相关的信息。讲故事的人，包括记者，都有大量的范本可供选择，他们会挑选出最适合的范本来对自己的故事进行加工：如“勇敢的英雄”“无能的官僚”“棘手的冲突”，等等。每一个范本——或每一种模式——都有其特定的语言特征。例如，如果有一名孩子死于疾病，那么这个孩子将极有可能被描述为勇敢、不幸且心地善良，以此来告慰其正处于悲痛中的双亲。毫无疑问，这个孩子有时也会乱吼乱叫，也会发脾气，还会欺负自己的妹妹——小孩子都这样——但这些司空见惯的事情与我们需要的模式并不匹配，因此便不会在这样的报道中被提及。而如果一个孩子是被陌生人所谋杀的，那么我们同样会使用不幸、心地善良这样的字眼，但会用“无辜”去替代“勇敢”，相应地，我们还会谴责凶手人性的丧失。

模式和偏见都是个体看待世界的共同的社会延伸。实际上，个人和社会的观点总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媒体业宣称自己反映的都是其受众的意愿：对竞争激烈的私营媒体来说，其赢利动机至少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它所传播的信息和其受众意愿的匹配，即使是国有媒体也不能完全违背受众的意愿，否则它就会成为笑柄，在东欧的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就发生过类似的事件。然而，我们在第3章中也讨论过，媒体还会塑造受众的观念：例如，观众对于不同电台的选择会造成其态度的显著差异。

斯特里特认为，媒体所提供的信息是“贸易需求的产物”。贸易是人际互动中的一个古老方面；经济学家海姆·奥菲克指出，“人类进行交易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50万至200万年前”。然而，现代贸易的复杂程度可以与信息管理的复杂程度相匹配。可以推测，面对面的交易互动开始于一个小的社会单位，而在这个单位里，个体的安全甚至生存都要依靠其所在群体来提供保护。如果人们无法躲避那些自己曾伤过的人以及对方的报复，甚至在将来还会受到其他群体成员的惩罚，那么想进行欺骗的动机就会得到强化。除此之外，交易的参与者还可以利用非言语线索以及一些惯例来评判对方的可信度。尽管这种面对面的互动传统一直延续至今（政治首脑会议便是范例之一），但现在的许多交易要么无须直接地人与人接触，要么所涉及的对象事后很可能不再见面。生活在一个更大的群体中，正如现在的大部分西方人那样，削弱了群体对个体的控制，使得欺骗更有可能发生。这也同样加深了我们对信息以及信息提供者的依赖程度。

这必然导致不加分辨地依赖媒体。我们没有办法去核实媒体所说的每一句话，因此我们要么选择相信，要么在信任受到挑战时，以一种肤浅的、愤世嫉俗的态度作为回应（实际上，对任何事物都表示怀疑会使我们无法应对）。新闻机构明白信任的重要性，这就是它们为什么要不遗余力地指出竞争对手带有偏见，而证明自己是公正、权威，值得信赖的原因。然而，正如斯特里特所说，“新闻报道是另一种形式的修辞学，它是一门关于如何说服我们——读者或者观众——相信发生了某个事件的学问”。可以说，我们从媒体获取的所有信息都是经过事先加工的。它们就像城市居民们水管中流淌的自来水一样，会经过一个或多个系统的加工。我们可以凭借自己的偏好选择报刊，但却无法选择某个特定信息的模式。我们甚至可能根本不会注意到信息是如何被塑造并赋予了偏见从而迎合我们先人为主的观念的。实际上，我们并没有刻意关注过这个问题，因为刻意的关注可能会触发抗拒从而产生反作用。

领袖魅力之于组织

作一名团伙成员也许可以获得许多从别处无法得到的满足，例如对安全感的需求、与他人的积极关系、积极的自我感或效率感。

欧文.斯托布，《善与恶的心理学》

在上一章中我们已经探讨过，领袖魅力可能与个体对忠诚的领悟有一定关系。如果一个人的全部精力似乎都投入到了一个单一、清晰的目标上，那么他有可能受到崇拜也有可能遭到厌恶，这取决于其目标的性质，但对于心思复杂不专的我们来说，他们的简单与专一常常是令人嫉妒的。黑白分明的生活对于淹没在灰色阴影中的观察者来说显得尤为简单。为什么不读读教义作为消遣，来给你长期受苦的大脑皮层理所应当地放个假呢？“因为你的大脑并非极度懒惰，你也没有过度地自我放纵，更没有愚蠢到令人作呕”——这也仅仅是部分原因而已。有的人被迫变得简单并不仅仅因为懒惰、自私或者愚蠢，还因为恐惧、愤怒或挫折等那些被危险世界所激发的负面情感。自然或社会灾难提升了到教堂礼拜的出勤率；无能的政府为广受欢迎的起义埋下了种子；经济问题为极端主义者提供了支持。当周围环境变得不稳定时，不管是政治的、经济的还是物理性的不稳定，都会凸显简单的魅力。

简单明了且带有信念色彩的教义能够使他人印象深刻，并吸引众多追随者，尤其是当这些追随者本身并没有强烈信念之时。一个表面上对这些教义深信不疑而富有领袖魅力的领导者可能会比那些对所有细节、障碍以及复杂情况都进行仔细考虑的领导者更有说服力。对于社会群体来说也是同样的道理。简单且宣传良好的思想会给人留下和谐统一且目标坚定有力的印象。虚无思想，譬如真理、公正、宽容，以及自由等，对于提升整个社会的号召力有特别的帮助；它们隐秘的模糊性加深了其感染力，并且只需少量富有说服力的语言就可以很好地加以阐述。

媒体建立了一个基本的机制，通过这个机制，社会可以强化自我形象。言论的一致性，尤其是在那些把一定的变化作为常态的私有传媒机构中，可以对媒体的消费者产生相当大的影响。言论的一致性也可以促进社会的统一，并提升政府对人民的控制能力。在国际舞台上，一个忠诚的统一战线同样有用。（团结和忠诚是群体最珍视的美德。）在大多数时候，媒体关于虚无思想的荒谬言论也许并不具有明显的危害性。它只有在反映痛苦的社会分化现象时才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在解决复杂的政治问题时，老套的言论基本上无济于事。

请思考以下言论：“伊斯兰教即是真理”“男人比女人高一等”“美国是一个自由的国度”“共产主义是一种高尚的主义”。这些言论如果得到认可，便是对其各自支持者正面形象的一种提升。但这一切也可能受到同样抽象之言论的反驳：“唯有耶稣可以指引我们通往真理的道路”“女人比男人宽容”“美国是依靠奴隶的劳动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才是最好的”。如果你唯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使你的支持者自我感觉更好（从而更加效忠于你），那么这样的言论可以很好地起到这个作用。然而，如果你是要试图调和，比如，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你就需要抛弃那些虚无思想。我们需要的不是自由，而是能让我们察觉到的个人自由的提升；也不是无懈可击的真理，而是承认真理可以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都曾侵犯过人权，也曾为自己的理想作出过让步。如我们所见，即使是由于自身局限而不得不迫使相互竞争的利益趋于合作的大脑，也可以容纳互不兼容的思想。即使是经过长年冲突而出现两极分化的社会，也更加不受约束。例如，在中东地区，你会发现，有些以色列人极端厌恶当局对巴勒斯坦人的所作所为，巴勒斯坦人也会为因自杀式炸弹袭击而丧命的以色列人哀悼，并且这两个阵营的成员会携手合作，致力于一些调停和教育项目。同样的选择还出现在世界上其他的冲突地区，如北爱尔兰、斯里兰卡，或者苏丹。但这种对位的声音并不经常出现。因为它们并不符合这些故事通常依赖的“棘手的冲突”的模式。

大规模洗脑

在第1章的开头，我们给出了词典中洗脑的定义，即：“系统并强制性地将固有思想——特别是一些政治思想——从人的头脑中移除，然后用另一套思想取而代之。”贯穿全书，我一直在强调洗脑这个概念的政治属性——但我所指的是最根本意义上的政治属性，它所关注的是如何处理个体同其所参与的组织之间的关系问题。关于试图施加影响的技巧，有四种形式的组合从理论上说是可行的：个体影响个体、个体影响组织、组织影响组织，以及组织影响个体。

一直以来，洗脑就与强制性高压联系在一起，但强制也会带来它自身特定的问题。对某人使用强制手段会触发激烈的抗拒，进而唤醒受害者的情感本能，以桿卫自己受到威胁的自由。尽管洗脑者也许有能力施加足够多的强制手段来战胜这些抗拒，但这可能会给受害者带来精神创伤以致造成机能障碍，并且，在洗脑者看来更重要的是，还可能会使受害者变得不可靠。从朝鲜归来的美国战俘中，罹患精神疾病的比例很高。利用强制手段进行的大规模信仰改变有可能获得成功，但如果受害者无法受到密切监视和持续高压，从长期来看，这种改变是不稳定的。对个体进行洗脑需要洗脑者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尽管受害者有可能压制住自己先前的思想观点，但也无法保证强制手段被解除后，这些思想不会再次浮现。（从这个方面来说，洗脑便能与它的鼻祖——刑讯区别开来。刑讯只需实施短期的强制手段，但它常常会造成受害者的死亡，而且其目的是要唤起某种特定的行为而非信仰的改变。）这类相互作用的确存在一-家庭暴力就为我们提供了范例。但此时，所付出的工作量已具有了相当的威慑力。即使向被洗脑者施加高压的工作可以让组织成员共同分担，但要对单个人进行控制和监控仍然需要大量的投人，更不用说对很多人了。对于最后一种组合，即个体影响组织来说，施加强制性影响的可能性很小，因为我们缺乏足够的资源。

不过，我们有另外的选择：暗中洗脑。我对它的定义很宽泛，包括广告和媒体的细微之处、富有魅力领导者编织的虚假乌托邦，以及所提到的思想控制技巧（关于这个问题，下一章有更多的说明）。如果能够成功，暗中洗脑将比强制洗脑拥有更多优势：它能避免触发抗拒。当然，这种方式也有风险，因为受害者一旦不合时机地意识到自己受到了欺骗，就会产生激烈的反应。而暗中施予影响的人往往在这种情况真正出现之前早已达成目的，寻找下一目标去了。因此，他们的目标就是要确保受害者不会将他们的行为定义为影响企图。

相对于强制性洗脑来说，暗中洗脑是个更简单的选择，尤其当我们需要的仅仅是暂时性的信仰改变时。它并不需要在有意识的情况下进行。实际上，如果施骗者对自己的话深信不疑，或者他能令人信服地佯装成那样，那么成功的几率会很高。这并非如其表象那样，是一个不成熟的二分论：有的发言者在为某事进行辩论时，会感觉自己对自己所说的话深信不疑。而一旦情感的火焰熄灭，其信念并不一定比争论本身更持久；但只要火焰还燃烧着，他们就是完全真诚的。人类已经开发出了非常精密的测谎仪器，但这些仪器却并非绝对可靠。对于受害者来说，要察觉出连撒谎者自己都相信的谎言（即使只是暂时地相信）是件难以办到的事。

然而，暗中操作对于意图进行大规模控制的洗脑者来说也有其困难之处。在一个有着各种不同背景、信仰和欲望的群体中，暴露的危险会加倍，如果这个群体拥有多种信息获取途径的话，这种危险系数还会增加。即使是在当今限制最严的社会里，真理的来源也不止一个。对洗脑者（无论是国家或是个体）来说，最理想的情况是将他们的目标群体孤立出来。但如果这样行不通的话，我们还可以想办法使目标群体感觉自己是孤立的，例如，夸大其词地向他们描述外部威胁可能带来的危险（即定义或强化“组织外”的概念）。一个明确标志的敌人（如基地组织）往往是很容易树立的，尤其当这些敌人自身并不总是易于识别时：我们可以通过向人们暗示这些敌人的存在而在目标群体中掀起更大的不安。洗脑者总是希望使自己的目标群体处于紧张或繁忙之中，抑或两者皆有，因为这可以降低他们停下来思考的可能性。

考虑到现代社会的规模，对于单独的个体来说，如果没有团体的支持，想要进行大规模的信仰改变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想要获取这样的支持，试图对他人施加影响的人就需要用到贯穿本书的各种方法。他需要用一些虚无思想来装饰自己华丽的辞藻，巧妙地利用语言使受害者的大脑与一些相关联的事物挂上钩，并确保他的教义是简单且令人难忘的。正如柏拉图对话录中所记载的苏格拉底一样，在企图改变受害者思维的每一阶段，他都会试图获得对方的认可。尽管他的目的是让受害者感觉到不幸，于是让其受害者向自己寻求事实上早已为之准备好的“援助”，但他仍要竭力使自己显得可爱、幽默且充满人性；同时，他会通过嘲笑而非使用武力去压制一切威胁到自己观点的挑战，并时刻向受众强调自己同他们的共同之处。他可能还会给人留下能够与人坦率沟通，甚至善于自我批评的印象（比如，在早有预谋的讨论中利用自己的追随者进行自我批评）；但他所传递的信息却往往是相同的，尽管有时他所谈论的似乎是其对立面。与此同时，他还会特别注意避免给人留下不可靠的印象，他会利用自己信念专一的形象来提升自己的领袖魅力。他会希望通过以上方法来宣扬自己的事业，获得定期接近媒体的机会，让人们开口说话，并使那些受人尊敬的权威们在提到他的观点时，能心服口服地认为它们不仅仅是合理的，而且是理所当然的。

人类的大脑早已被设定好了，用以探知所接收新信息与已储备旧信息之间的变化和不匹配。因此，试图影响他人的人可以通过使自己显得新颖独特、与众不同来吸引注意力，他们的确也是这样做的。但这样做的缺点是，他们试图强加给目标对象的思想与早已存在于目标对象头脑中思想间的鸿沟会减小这些新思想被接受的概率。相反，循序渐进却更易被消化。（采用足够细化的步骤能够将一个受人尊敬的中产阶级转变为一名冷血杀手。）了解自己的目标受众同样有助于塑造洗脑者的陈述风格。除了利用大脑对压力和改变的反应外，洗脑者还会使用一些对自己有利的现存的社会压力。通过将自己选定的“组织外”与一些社会所不容且有害于组织的性格特征如自私、背叛、下流、疾病以及会引起大面积痕疫等联系在一起，洗脑者一方面加重了组织外对目标群体的威胁感，另一方面也给予其受众以信心，让他们相信自己并非自私、不可靠、污秽之人，也不会给地球带来瘟疫。这一切不仅适用于组织，也同样适用于个体，但要视具体情况而定，暗中洗脑可能会有多种多样的形式。

※本章小结

同强制性洗脑一样，无论使用哪种具体的技术，暗中洗脑都会有其局限性。使用暗中洗脑往往有一个不幸的副作用，即会加深洗脑施予者自身对他人的怀疑心态。（试想，如果你能行骗，那其他人为什么不能呢？）随着控制程度的加深，暗中洗脑可能也会随之使用强制性手段——试图从欺骗转变为具有高度影响力的强制性洗脑以确保被洗脑者屈从——因为单靠暗中洗脑将永远无法完全舒缓被洗脑者的恐惧和猜疑。另外一个问题是，尽管暗中洗脑能在短期内起到一定的作用，或者能够改变认知图景中极微小的一部分，但它似乎无法在同样短暂的时间内做到传统意义上要求洗脑所需达到的系统性转变。并且，正如我们从整本书中看到的那样，即使是以上那些问题——尽管有时候这样的改变可能让人印象深刻——也可以用社会心理学的术语进行解释。作为改变信仰的洗脑肯定存在；但我们还未发现“神奇子弹式”的洗脑存在的相关证据。

然而，“神奇子弹式”的洗脑却恰恰是实现控制，特别是大众控制所需要的手段。尽管一些科技人员已毫无疑问参与了现代世界某些最糟糕的暴行（这并不是近代才有的趋势，阿基米德和莱昂纳多·达·芬奇都曾致力于战争武器的研究），但他们仍然无法想出一个能进行思维控制的万无一失的方法——除了肉体上的消灭，这种方法自该隐杀害其弟亚伯时就已存在。然而，对准洗脑者来说，仍然有希望。最近，科学技术已经开始揭开人类大脑的一些奥秘；而且知识至少是潜在的力量。也许那颗神奇子弹终究会被发现。

在下一章中，我将会着力探讨在不久的将来，大脑科学可能为那些怀揣思维控制梦想的人提供些什么。

John Betjeman（1906—1984）：英国诗人、作家、播音员。他是维多利亚学派的创始成员，维多利亚时代建筑的激情捍卫者。

Mikhail Bakunin（1814—1876）：俄罗斯革命、哲学家、集体主义无政府主义理论家。他被称为无政府主义理论之父”。

Ruth Ellis（1926—1955）：因谋杀其情人大卫·卡恩而被执行死刑的最后一名英国女性。

Murray Edelman（1919—2001）：美国政治学家，致力于符号政治和政治心理学研究。

Slobodan Milosevic（1941—2006）：前南斯拉夫政治人物、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1989—1997）、前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南联盟）总统（1997—2000）、塞尔维亚社会党创党人和领导人（1992—2001）。2006年3月11日在海牙监狱中去世。

Heidegger（1889—1976）：德国哲学家，在现象学、存在主义、解构主义、诠释学、后现代主义、政治理论、心理学及神学等领域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Terry Eagleton（1943—）：当代西方文论界继威廉斯之后英国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文化批评家和文学理论家。他一直以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或马克思主义“左派”自居，对马克思的坚守和发展使其理论独树一帜，备受当今国际学术界的关注。“意识形态”这一理论史上人言人殊的难题，是伊格尔顿思想的理论基石，是其文化批评的核心范畴，是其思考文学、美学的前提。

John Street：东安格利亚大学经济和社会研究学院教授，著作有《政治与大众文化》《音乐与政治》等。

Haim Ofek：纽约宾厄姆顿大学经济学教授。著作有《第二天性：人类进化的经济起源》等。

第14章 科学与梦魇

人的思想是被操控了的；我只是想让人们得到更有效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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