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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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秀玉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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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尔塔脑波诱发器(delta-inducer),作者虚构的一种催眠设备。人的脑波有四种基本波段,其中德尔塔波是深度睡眠阶段的脑波,而下文提到的阿尔法波是清醒而放松状态下的脑波。

感官体验(Apparent Sensory Perception),在人脑神经系统中播放另一个人的生活体验。威廉·吉布森在稍晚一些的作品中将这个词写做“虚拟体验”(simstim)。

巴巴多斯(Barbados),拉丁美洲西印度群岛岛国。

热闪电(heat lightning),指发生在极远处地平线附近的闪电,不伴有雷声。多在炎热的夏季夜晚出现。

安瓿(ampule),盛放药剂的密封小瓶,供注射用,一般一安瓿就是一针的剂量。

拉斯考克斯(Lascaux),法国西南部的一系列岩洞,以旧石器时代的壁画著称。古腾堡(Johannes Gutenberg,1395—1468),西方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人。两者代指以图片、文字为主的书面信息的储存传播机制。

第5章 酒吧里的归栖者

约翰·谢利 威廉·吉布森

科雷蒂已记不清第一次看见她是在哪里,或许是在贾斯汀夜总会,也可能是“神保”、“伤心杰克”,或是“筏夫”。任何时候,她都可能在这些酒吧中现身。她将自己浸泡在酒瓶、高脚杯和旋转上升的烟圈里,它们构成了她生命的半衰期;而令她流连忘返的一家家酒吧,则是她经历衰变后的自然元素。

此时,科雷蒂记起了他们初次邂逅的场景。那感觉就像把一架高倍望远镜拿反了——回忆中的一切都渺小、遥远,却十分清晰。

起初,他是在“后门休息室”里注意到她的。那家酒吧后门有一条狭窄的过道,因此得名。过道两边的墙上布满了涂鸦,灯罩里积满了飞蛾。墙砖上的白色涂料渣掉在地上,踩上去吱嘎作响。你穿过后门,就来到一个昏暗之处,这里似乎还开过另几家酒吧,老板不是同一个人,不过都因经营不善而关门大吉。科雷蒂时不时来这里打发时间,他喜欢这里黑人酒保脸上倦怠的笑容,而且这里的客人很少主动找人攀谈。

他不擅长和陌生人交谈,无论是在聚会上,还是在酒吧里。他在一家社区大学讲授语言学导论,那里的确很适合他。与院系领导交谈时,他可以翻来覆去地用那几句开场白。可他完全没办法在酒吧或聚会上与陌生人搭话。他基本不参加聚会,但经常出没于酒吧。

科雷蒂在穿衣打扮方面很不在行。如果把穿衣比作一门语言,那么科雷蒂在运用这门语言时,完全是个结巴,他连最基本的话题都谈论不来,这类话题本来都是可以缓解与陌生人初次交谈时的拘谨的。他的前妻曾说他穿得像个火星人,似乎不属于这座城市的任何一个角落。科雷蒂从来都不喜欢这个说法,因为老婆戳到了他的痛处。

他之前从没见过那样的女孩儿,她就坐在那儿,脊背微微弓着,海底世界般的光芒笼罩着她。灯光洒在“后门休息室”的各个角落,幽蓝的光点在酒保手中的玻璃杯里变幻形状,掠过一排细长的酒瓶颈,无精打采地从镜子里反射开。灯光下,她的裙子是嫩玉米般的青色,仿佛去掉一半皮叶的果实,缝隙里露出脊背、乳沟和美腿。那晚的她一头古铜色的秀发,还有一双迷人的绿眼睛。

他终于下定决心,穿过空荡荡的桌椅,来到吧台旁,点了一杯纯波本酒,然后坐了下来,与她仅隔一个座位。他脱下身上的粗呢大衣,搭在腿上。太糟了,他暗暗冲自己大喊,这样的动作会让女孩儿误以为他在掩饰双腿间的欲望。这种想法让他自己也吃了一惊,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居然也会对陌生女孩有感觉。他从吧台后面的镜子里打量自己:镜中饥渴的男人有一头日渐稀薄的黑发,过于细长的脖子上是一张苍白的窄脸,身穿一件开领尼龙衫,上面用三种鲜艳的颜色印着二十世纪头十年的汽车图案。他还打了一条栗黑相间的宽斜纹领带,领带太窄了,现在看来,他衣领上好像长着两个荒谬的尖角。要么就是颜色不对,反正看起来不对劲儿。

昏暗的灯光下,镜子里清晰地映出了他身旁的女孩儿,那双绿眼睛看起来像极了爱玛姑娘。他凑近看去,端详她的面容,不禁颤抖起来。那是一张小动物似的脸,美丽动人,而且单纯可爱,似乎未谙世事。科雷蒂对自己说,她要是觉察到你在看她,定会向你轻蔑一笑,或是做出其他你意料中的反应。

科雷蒂不假思索便脱口而出:“我,呃,可以请你喝一杯吗?”

每逢这种时刻,科雷蒂都会感到一阵恼人的僵硬感袭遍全身,接着,语言学男教员的口头禅“呃”就难免蹦了出来。“呃”字一出口,就说明他退缩了。

“你,呃,想请我喝一杯?哎呀,你人真好,”女孩儿的回应让他大吃一惊,“那真是太好了。”虽然两人之间隔着一段距离,他却听出女孩儿的回答和他的问题一样,有些僵硬、不自然。她又说道:“来一杯汤姆科林斯吧,这种场合,最好不过了。”

这种场合?最好不过?慌乱中,科雷蒂点了两杯,然后付了钱。

一个高个子女人径直朝他身边走来,想找酒保换点零钱。她上身套着一件刺绣牛仔装,下身是一条牛仔裤。“嘿,你好啊。”她跟科雷蒂打了个招呼,接着大摇大摆地走到投币点唱机前,点了一首康韦和洛蕾塔的《我家孩子长得丑都是因为你》。科雷蒂转向绿裙子女孩儿,小心翼翼地搭讪:“你喜欢乡村和西部音乐吗?”他暗自斟酌自己的措辞,努力挤出一个微笑。

“是的,很喜欢,”她回答道,说话略微带一点鼻音,“当然喜欢啦。”

牛仔装女孩儿在他身边坐了下来,对绿裙子眨了眨眼,问道:“这可怕的家伙够你受的吧?”

绿裙子瞪着小动物似的双眸,回答道:“哦,没有,才没有呢,亲爱的。我觉得他挺不错的。”接着她笑了起来,连这笑声都恰到好处。科雷蒂喜欢研究方言的职业病又犯了:她措辞和音调简直无可挑剔。她是个演员,还是天生善于模仿?“装模作样”一词突然跳进他的脑海,但他立刻否定了这个念头,继续盯着镜中的绿裙子:那排酒瓶正好挡在她胸前,宛如一件玻璃制成的礼服。

“我叫科雷蒂,”他说道,语气大变,从之前的小心翼翼变成了一种不太令人信服的硬汉风格,“迈克尔_科雷蒂。”

“很高兴认识你。”她的声音小得只有科雷蒂一人能听到。这回她似乎在模仿艾米丽·波斯特,不过演技有些拙劣。

“这是康韦和洛蕾塔的歌。”牛仔装自言自语道。

“我叫安托瓦妮特。”绿裙子歪着头说道。她喝完杯中的酒,装模作样地看了看表,说了些“谢谢你的酒”之类的客套话,就离开了。

十分钟后,科雷蒂尾随她来到第三大道。他这辈子从没干过这种事儿,这让他既害怕又觉得刺激。间隔四十英尺似乎是比较安全的距离,可她要是扭头往后看,他该怎么办?

第三大道并不偏僻,这里街灯通明。这时绿裙子似乎改了主意,离开了第三大道。

她像是打算横穿街道,就在她走下路牙的那一刻,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她的发色居然变了。起初,他以为那是灯光照射的效果,可这条路上并没有能发出彩色光斑的霓虹灯啊!她的发色不断变幻,像水面上漂浮的油膜般扭曲融合。接着,这些色彩晕开了,三秒钟后,她换上了金发白肤。一开始他坚信那只是灯光的作用,可随后她身上的衣裙也像压缩塑胶袋一样扭曲起来,一些卷曲的衣物碎片掉落下来,散布在人行道上,仿佛传说中神奇生物身上脱落的鳞片。科雷蒂走近时,地上的碎片已经化为绿色的泡沫,撕嘶作响,缓缓溶解,最终消失不见。他再次抬头看她,她已经换上了一身绿色的绸缎衣裙,缎面在路灯下光华流转。她脚上的鞋也变了,瘦小的肩膀裸露着,上面仅有两条细细的肩带,柔美的长发变成了一头针芒似的短发。

科雷蒂回过神,发现自己正靠在珠宝店的玻璃橱窗上。潮湿的秋日夜晚,他的呼吸紊乱而急促。两个街区外的舞厅里,传来富有动感的鼓点。女孩儿往那边走去,脚步的节奏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她扭动臀部,高跟鞋落地时的姿态变得妩媚起来。舞厅门口的保安暧昧地点了点头,示意她可以进去。保安却拦住了科雷蒂,要求看他的驾驶证,并对着他的粗呢大衣皱起眉头。科雷蒂焦急地向保安身后张望,那道倩影从乳白色塑胶楼梯的顶端一闪而过,她消失在自动霓虹灯的光影下,消失在聒噪的舞曲中。

最终,保安还是不情不愿地让他进去了。他大步跑上楼梯,打乱了穿过半透明塑胶楼梯照射在地面上的光斑。

科雷蒂之前从没进过舞厅,他发现这是一个完全为了满足人类消遣欲望而创造的场所。晃动的肢体、各式潮流服装,硕大的扬声器中发出震耳欲聋的都市电子乐,科雷蒂在这里紧张得寸步难行。屋顶的电子闪光灯照得舞池里身影攒动,而他盲目地寻找那个女孩儿。

最终,他在吧台旁找到了她。她正从高脚杯中喝一种色彩鲜艳的冷饮,听旁边一个年轻男子高谈阔论。那家伙穿着一件宽松的浅色绸子衬衫,一条黑色紧身裤。女孩儿边听边适时地点头表示赞同。科雷蒂向一瓶波本威士忌指了指,示意就点它了。女孩儿喝完五杯后,就跟着年轻人进了舞池。

她随着音乐舞动,节奏踩得精准极了,动作一气呵成。她完成了一整套固定舞步,动作优雅自然,恰到好处。她的一举一动总是那么恰到好处。相比之下,她的舞伴动作却有些机械,只是努力跟上节奏,按部就班而已。

一曲终了,她突然转身,钻进了拥挤的人群中。许多扭动的躯体迅速将她吞没,她仿佛蒸发了一般。

科雷蒂立马跟了上去,他的双眼始终没有从她身上离开过,只有他注意到了她的变化。女孩儿来到楼梯前时,已变出了一头金棕色秀发,换上了一袭蓝色长裙,右耳发际还别着一朵绽放的白花——此刻她已披着一头笔直的长发了。她的胸部似乎变得更加丰满,臀部也更圆润了些。只见她三步并作两步跑上楼梯。几杯酒下肚,科雷蒂对女孩儿的渴望更加迫切了。

可酒精对她似乎并无任何影响。

科雷蒂紧随其后,视线一刻也不离开,心脏跳得比身后的电子乐鼓点还要猛烈。他害怕女孩儿随时会回过头来怒视他,然后大声呼救。

沿着第三大道往前走了两个街区,女孩儿拐进了登徒子酒吧。她的脚步又发生了一些变化。“登徒子”内部结构极为复杂,由多个房间构成,每间屋子里都悬挂着蕨类植物和装饰艺术风格的镜子。天花板上,仿冒的蒂芙尼灯饰和木质叶片的吊扇相间分布。扇叶缓缓转动,缕缕烟气在人们有意压低的交谈声中随气流飘散。一位钢琴师身穿细直条纹衬衫,打着松松的领带,演奏着柔和的爵士乐,乐声与几桌客人隐隐的谈笑声相映成趣。

她在吧台坐下,吧台边的坐椅有一半是空的,但科雷蒂还是选了一张靠墙的桌子,把自己掩藏在一株小棕榈树的暗影中。他点了一杯波本威士忌。

喝完之后他又点了一杯,今晚他的酒量似乎不错。

女孩儿在一个男人身边坐下,这又是一个年轻的家伙,打扮平淡无奇:一件黄色的高尔夫球衫,一条修身牛仔裤。她和年轻人挨得很近,两人的臀部轻轻碰触。他们似乎没怎么说话,但科雷蒂能感觉到,他们在交流着什么。两人微微靠在一起,相对无言。科雷蒂觉得有些奇怪,他去了趟洗手间,用冷水拍了拍脸。回来时,他从两人身边三英尺处走过,听到两人低低交谈的声音。

他们低声闲聊,一人一句:

“……看了他早期的电影作品,但是——”

“但是他可真够放纵的啊,你不觉得吗?”

“当然觉得,不过鉴于……”

科雷蒂这才明白他们到底是什么,肯定没错——他们就是那种你会在酒吧里遇见的人,他们似乎生于斯、长于斯,酒吧是他们真正的归宿。他们不是酒鬼,而是附属于这里,就像人形家具。有了他们,酒吧才能正常经营,他们是酒吧里的归栖者。

他内心一阵挣扎,来到靠墙的桌旁,却坐不下来,于是转身深吸一口气,木然地朝吧台走去。他想拍拍女孩儿光滑的肩膀,问问她的名字和真实身份,然后对她点明一个残酷而具讽刺意味的事实:就是他,科雷蒂,这个穿得像火星人的家伙,一直在偷听他们对话;正是这个言谈、穿着从不得体的局外人,最终猜出了他们的秘密。

可是,他始终鼓不起勇气,只是在她身旁的位置坐下,又点了一杯波本威士忌。

“不过你不觉得吗,”她问身边的年轻人,“这些都是相对而言的?”

年轻人旁边的两个座位很快就被一对谈论政治的夫妇占了。安托瓦妮特和高尔夫球衫也自然地谈论起政治。科雷蒂勉强能听清他们谈话的内容。说话时,女孩儿的面孔毫无表情,仿佛枝头鸣啭的小鸟。

连她的坐姿都那么轻巧自然,椅子仿佛是她的巢穴。高尔夫球衫付了酒钱——他随身带着足够的零钱,似乎不想给小费。科雷蒂观看他们不慌不忙地喝完了六杯鸡尾酒,如昆虫啜饮花蜜般从容。他们竟一点也没有因为酒精的作用而提高嗓门,面颊也没有变红,最后起身离开时,他们的动作甚至没有一丝醉态。他们伪装得如此完美,科雷蒂想,但自己正是他们行动中的一个小小漏洞。

两人丝毫没有注意到,科雷蒂已经跟着他们进了三家酒吧。

走进维伦酒吧时,两人迅速完成了变形和换装,科雷蒂几乎没看清整个过程。这家酒吧的洗手间分男女,门上有标志:男厕写着“指针”,女厕写着“底座”。存放牛肉干和腌香肠的罐子上挂着一块仿松木的小牌子,上面写着:我们和银行说好了,他们不卖啤酒,我们也不兑现支票。

进了维伦酒吧后,她的身材变得更加丰满,眼睛下方长出了黑眼圈,身上的尼龙长裤套装沾染了咖啡渍。身旁的年轻人穿着牛仔裤、短袖汗衫,头戴一顶红色棒球帽,上面有红白相间的彼得比尔特徽章。科雷蒂抽空进“指针”方便,差点跟丢了他们。洗手间里挂着一张硬纸板,他疑惑地眨了眨眼,看到上面手写着:我尽力服务,您尽力瞄准。

再往前走就是乱糟糟的滨海砖房区,这里也是第三大道的尽头。在这个街区里,人行道上隔几步就能看到呕吐物,破旧旅馆的玻璃窗永远雾气朦胧,隐约可见老人守在黑白电视机前打瞌睡。

女孩儿和年轻人找了一间没名字的酒吧。窗户长时间没有擦洗,上面的菱形花纹已逐渐剥落了。酒保的脸皱得好像一只握紧的拳头。象牙色的塑料调频收音机里传出轻松的摇滚乐,乐声在摆放杂乱、无人光顾的餐桌周围飘荡。那两人似乎变老了,光秃秃的灯泡下,他们成了两个无所事事的废人,好像除了抽烟、喝酒,就没别的事情可做了。她从脏兮兮的棕褐色雨衣兜里摸出一包皱巴巴的骆驼牌香烟,一边抽一边咳。

凌晨两点二十五分,他们去了一家新开的海滨酒店,待在屋顶休息室里。女孩儿穿了一袭晚礼服,年轻人则是一身黑色西装。他们品着酒,装作一副欣赏都市夜景的模样。两人各喝了三杯法国白兰地,而暗中观察他们的科雷蒂也喝了两盎司的野火鸡——酒在沃特福德水晶高脚杯里盛着。

两人待到酒店打烊才离开。科雷蒂跟着他们进了电梯。他们只对他礼貌地笑了笑,没再理会。酒店门前停了两辆出租车:他们进了其中一辆,科雷蒂则进了另一辆。

“跟着前面那辆出租车。”科雷蒂沙哑地说道,将身上最后二十元钱扔给了那个老嬉皮模样的司机。

“好的,老兄。”司机跟着那辆车开了六个街区,停在了一家更破旧的旅馆门前。那两人下车走了进去。科雷蒂缓缓地钻出出租车,感到呼吸有些困难。

他因妒忌而心痛:这个女人并非真正的女人,她能完美地融入任何环境,简直是披着人皮的墙纸。科雷蒂盯着旅馆的大门,却失去了走进去的勇气。他转身离开。

他是走回家的,步行了十六个街区。有那么一刻,他意识到自己并没有醉,其实自己很清醒。

第二天早上,他打电话请假取消了早课,但他并没有严重的宿醉感,也不觉得口干舌燥。他在浴室里看向镜中的自己,发现眼中丝毫没有血丝。

下午,他睡了一觉,梦到了吧台上一排酒瓶后的镜子里映出了一个长着羊脸的人。

晚上,他出门吃晚餐,可独自一人什么也吃不下。他觉得碗里的食物仿佛在盯着他看,他将食物搅乱,这样看起来像吃过一点儿。他结账走人,然后钻进了一家酒吧。换了一家、一家、又一家,只是为了寻找她。他一直用信用卡付账,虽然他的卡早已严重透支。其实,即使见到了她,他也认不出来吧。

有时,他一直盯着她去过的那家旅馆,仔细观察进进出出的每一对情侣。他觉得,自己虽不能单从外貌辨认她,但至少能感觉到,能通过直觉将她认出来。他看着每一对情侣,却从来拿不定主意。

随后几周里,他有计划地跑遍了城市的每一家酒吧。起初他带着一份城市地图和五本翻烂了的黄页电话簿,渐渐地,他找到了一些更偏僻的酒吧——黄页中都没列出来的地方,有些酒吧连电话都没装。他甚至探寻了一些可疑的私人俱乐部,还发现了一些未注册的深夜黑酒馆,那里连酒水都要自带。他坐在黑暗的房间里,神经紧张,这里上演着一些他以前闻所未闻的古怪性行为。

可是,他仍未放弃,这已经成了他例行的夜间活动。他通常都从“后门休息室”开始。他始终没在那里发现她的身影,换了一家又一家,仍是毫无头绪。酒保们都认识他了,他们喜欢招待他,因为他总是不停地灌酒,却似乎总也喝不醉。虽然他老喜欢盯着别的顾客看,可这又有何妨呢?

科雷蒂失业了。

他缺课的次数太多了。只要有空,哪怕是白天,他都找机会去那家旅馆大门口盯着。他去过太多太多的酒吧,而且几乎从来不换衣服。晚上的课他当然更不会去上了。有时,在讲课的过程中,他失神地盯着窗外,一脸茫然。

他甚至为被解雇而窃喜。之前的员工午餐时间,同事都用怪异的眼光看着他,因为他吃不进任何食物。现在好了,他可以省出更多的时间去寻找她了。

那是一个星期三,凌晨两点十五分,科雷蒂终于找到了她——在一间名叫“马厩”的同性恋酒吧里。那里装饰着带树皮的原木,悬挂着缰绳以及各式生锈的农场用具,周围充斥着香水味儿、笑声和啤酒。她穿着蓝色的亮片连衣裙,精心打理过的棕发上插着一根绿羽毛。这里的任何一个人都能把她逗得咯咯直笑。一种彻底的宽慰感袭遍他周身每一个细胞,科雷蒂对她以及她的同类,产生了一种强烈的钦慕之情和一丝诡异的自豪感。她也属于这里,简直是这类女孩儿的典型代表:喜欢和同性恋者打成一片,不会对他们造成任何威胁。陪在她身边的是一个看不出年纪的男人,他鬓角有几缕银丝,身穿一件安哥拉羊毛衫,外面套着一件军用雨衣。

他们喝了很多,最后笑着离开了,那笑声和酒吧外的雨声相得益彰。一辆出租车等在门口,科雷蒂的心跳与车窗上雨刷摆动的节奏完全一致。

科雷蒂跌跌撞撞地穿过湿漉漉的人行道,钻进了那辆出租车里,心头一阵紧张,不知他俩有何反应。

科雷蒂坐在后排,身旁就是那个女孩儿。

鬓角泛白的男人在跟司机说话。司机对着手持话筒嘟嚷了几句,就发动了引擎。出租车驶入了雨夜的街道。城市夜景丝毫没有引起科雷蒂的注意,他已陷入沉思中,他幻想车停下来,女孩儿笑吟吟的,和那个灰白头发的男人一起将自己推出车外,笑着指向精神病医院的大门,示意他进去。还有另一种可能:出租车停下来,女孩儿和男人转过身来看着他,难过地摇了摇头。坐在出租车上,他还不止一次幻想,汽车会在一条无人小巷停下来,他们不慌不忙地将自己掐死,再把他的尸体丢弃在雨中,因为他是个局外人。

但是,出租车居然开到了科雷蒂入住的旅馆。

借着车顶灯发出的昏暗光线,他凑上前去,看到男人把手伸进外套里,掏钱准备付车费。科雷蒂甚至能看清外套的内衬,外套和里面的安哥拉羊毛衫是连在一起的,衣服里并没有钱夹,也没有内袋,但有一道缝隙。男人的手指一伸过去,缝隙就裂开来,往外吐钞票。三张对折的钞票滑了出来,还有点潮湿,可男人将它们展开时,钞票已经干了,仿佛刚破茧的飞蛾的薄翅。

“不用找零了。”男人说道,钻出了出租车。安托瓦妮特也下了车,科雷蒂跟在后面。他满脑子都是刚刚看到的那道裂缝,那道湿乎乎的、

边缘发红的裂缝,活像鱼鳃。

旅馆大厅里空无一人,前台接待正低头玩填字游戏。那两人静静地穿过大厅,进了电梯,科雷蒂紧随其后。他试图引起女孩儿的注意,可她全然不理。电梯到了科雷蒂房间所在的楼层,又往上升了七层,女孩儿低头闻了闻电梯壁上的铬合金烟灰缸,就像狗在嗔地面上残留的气味。

深夜的旅馆从来不是寂静无声的,站在走廊里,总能听到些声响:此起彼伏的轻声叹息,床单的窸窣声,含混不清的梦话。然而,身处第九层的走廊中,科雷蒂似乎进入了一个完全真空无声的空间。他的鞋踩在褪色的地毯上也毫无声息,连他这个局外人的心跳声似乎也被墙纸上的模糊图案吸收了。

他数着房门上椭圆塑料小牌的号码,每个门牌上都有三位数字,可这走廊仿佛没有尽头。最终,男人在一扇门前停了下来,这门和其他房门一样,是仿红木的。男人将手放在门锁处,掌心空无一物,直接对着锁口,接着传出了轻微的刮擦声,咔嗒一下,门开了。男人把手拿开时,科雷蒂看到一个灰粉色、湿漉漉的钥匙形骨片正慢慢收回他苍白的手掌中。

房间里没开灯,但城市昏暗的霓虹灯光从百叶窗的缝隙中透了进来,借着这点光线,科雷蒂看到屋里的床上、沙发上、扶手椅上,还有小厨房的凳子上,坐着十多个人。起初,他以为他们是睁着眼睛的,后来才意识到,他们无神的瞳孔封闭在了瞬膜后面。第三层眼睑上映出窗外霓虹灯昏暗的倒影。他们身上的衣服都符合最后一家酒吧的风格:不像样的救世军外套、颜色鲜艳的乡气休闲服、睡袍、脏兮兮的工厂制服、摩托车手皮衣、拉绒哈里斯牌粗花呢大衣。睡梦中,所有伪装出的人性都荡然无存,他们像群鸟一样栖息在此,等着被唤醒。

男人和女孩儿走进去,坐在厨房的塑料贴面台子上。科雷蒂站在空荡荡的地毯中央不知所措。那张地毯似乎将他与其他人隔开了数光年的距离,但他仿佛感到有什么东西正跨越这遥远的距离在召唤他,召唤他平静入睡,那召唤声充满希望和归属感。他仍旧犹豫不决,身体无力地颤抖,内心的彷徨似乎要从每个细胞中喷涌而出。

科雷蒂一直那么站着,直到他们睁开了双眼——所有人同时睁开眼睛,瞬膜滑向一侧,异族般的平静眼神显露出来,像是大洋最深处海沟里的居民。

科雷蒂尖叫着逃离了,他沿着走廊和回声不断的混凝土楼梯井一路狂奔,来到了几乎空无一人的街道上。天上仍飘着冰凉的雨。

科雷蒂再也没有回那家旅馆三层的房间。一个无聊的警卫收走了他的语言学课本和装衣服的手提箱,然后拿去拍卖了。科雷蒂另找了一栋公寓住了进去。公寓的女房东是一个讨厌的浸信会禁酒主义者,每天晚餐前,她都要带房客做祷告;她还总是把食物煮过头。科雷蒂从不与他们共进晚餐,女房东对此并不介意:因为他告诉她,自己有免费的工作餐。现在他撒起谎来熟练自如。他从不在公寓里喝酒,也从未醉醺醺地回去。在房东眼中,科雷蒂先生有点怪,但他总能按时支付房租,也从不弄出什么声响。

造房舍。

科雷蒂已经不再去找那个女孩儿了,也不再出没于酒吧。只有在去出版社仓库上班,或从那里下班的时候,他才会从纸袋子里喝上几口——那家出版社所在的工业区里几乎没有酒吧。

他总是上夜班。

偶尔,拂晓时分,他蜷缩在凌乱的床边(平躺着他是永远也睡不着的),快要人睡时,会想起她——安托瓦妮特,还有那些人,那些归栖者。有时,科雷蒂也会有白日梦似的幻想……他们或许就像家鼠一样,经过亿万年的演化,变得只适合寄居在人类建筑的夹层中。

他们是以酒为生的动物,有独特的新陈代谢方式,他们将烈酒以及鸡尾酒、红酒、啤酒中的酒精和各种蛋白质转化为所需的一切营养物质。他们可以像变色龙和岩鱼那样随意改变外形以保护自己。因此,他们能潜伏在我们身边而不被识破。或许,科雷蒂想,他们是逐渐演化成现在这样的。早期,他们有人类的外表,吃人类的食物,只是隐约觉得自己不属于这里。

或许,他们精明狡猾,对都市生活独有一套适应方法,还能感应到周围出现的同类。

或许,这都只是他的胡思乱想。

昏昏沉沉地,科雷蒂进入了梦乡。

换新工作后第三周的星期三,从没找过他的女房东敲开了他的房门,告诉他有人打电话找他。她的语气中习惯性地带着几分怀疑。科雷蒂跟着她穿过黑暗的走廊,来到二楼客厅的电话旁。

拿起老式的黑色听筒,听筒里先是传出了音乐声,然后是含混不清的对话声、大笑声。电话那头没人跟他说话,但酒吧里播放的背景音乐是那首《我家孩子长得丑都是因为你》。

接着,电话挂断了,听筒里传来一串忙音。

科雷蒂独自一人待在自己房间里,听着楼下女房东一成不变的脚步声,才意识到自己完全没必要待在这里。他已经收到了召唤。可女房东要求,如果退房,至少得提前三周通知她。这就意味着科雷蒂得多给她一些钱。直觉告诉自己,他应该再去找那个女孩儿。

科雷蒂起床时,隔壁一个基督徒工人在睡梦中咳了几下,他悄悄地溜进楼下放电话的客厅。科雷蒂打电话告诉出版社仓库的夜班领班:他申请辞职。接着他挂断了电话,回到房间里,锁上了身后的房门。生锈的钢制五斗橱上摆放着一幅外框花哨的耶稣画像,科雷蒂站在画像前,慢慢脱光了身上所有的衣服。

接着,他数出九张十美元的钞票,小心翼翼地将它们放在五斗橱顶部的祷告牌上。

那些钞票看起来漂亮极了,堪称完美。它们是他从体内取出来的。

这次,他并不想随便闲聊。女孩儿喝的是玛格丽特,他也点了相同的酒。她伸出灵巧的双手,从低胸裙中晃动的双乳间抽出钱付了账。他瞥见了那里正缓缓闭合的腮缝,内心突然涌起一阵莫名的兴奋,但这种感觉并未反映在胯下。

喝完第三杯玛格丽特,他们的臀部碰到了一起,快感一波又一波,缓慢地袭遍他全身。他们相碰触的部位黏黏的,科雷蒂的衣服上裂开一个拇指尖大小的口子。他变成了两个人:身体内部的细胞与她的细胞慢慢融合,而躯壳仍随意地坐在吧台边的凳子上,双肘搁在酒杯两边,手指摆弄着调酒棒,面庞对着空气露出善意的微笑。在昏暗而凉爽的夜色中,平静得仿佛什么也没发生。

有那么一次,不过只有一次,那个忧心忡忡的科雷蒂仿佛又回来了。他低头瞥见红宝石般色泽的软管在搏动,卷须顶端锋利的口器在他俩之间的阴影里忙碌,仿佛两只怪异的海葵将触须纠缠在了一起。他们正在交合,但无人知晓。

此时,酒保又递来一杯酒,对他疲倦地笑了笑,说道:“外面还在下雨呢吧?总是下个没完。”

“是啊,都下了整整一周了,”科雷蒂回应道,“没命地下。”他说话的语气恰到好处,与真正的人类无异。

梁涵 译

* * *

爱玛姑娘,电影《花街神女》(Irma la Douce)中的女主角。艾玛是一个法国妓女,装一袭绿衣。该片拍摄于1963年,由比利·怀尔德(Billy Wilder)执导。

汤姆科林斯(Tom Collins),一种由苏打水、杜松子酒、糖、冰块和柠檬混合成的饮料。

康韦和洛蕾塔(Conway and Loretta),美国20世纪70年代著名的乡村音乐组合。

艾米丽·波斯特(Emily Post,1872—1960),美国女作家,以写作礼仪书籍著称。

彼得比尔特(Peterbilt),美国一家重型卡车制造商。

野火鸡(Wild Turkey),美国肯塔基州产的一种美式威士忌酒。

沃特福德水晶(Waterford crystal),爱尔兰一家著名的水晶、玻璃品制造商。

瞬膜(nictitating membrane),一层可遮住角膜的半透明眼睑。一些两栖类、爬行类和鸟类有瞬膜,大多数哺乳动物的瞬膜已经退化。

救世军(Salvation Army),一个信仰基督教的慈善公益组织,常为穷人分发食物、建

浸信会(Baptist),基督教新教主要宗派之一。

玛格丽特(margarita),由龙舌兰酒、酸橙或柠檬汁调制的鸡尾酒。

第6章 蛮荒之族

弘按下开关时,我正梦到巴黎,梦到冬季阴暗潮湿的街道。阵阵疼痛涌上后脑,在眼睛后方爆炸,形成一堵蓝色的霓虹之墙。我惨叫一声,蜷着身子从吊床上滚落。惨叫对我来说是家常便饭,这一点得强调。反馈信号在我脑袋里横冲直撞。疼痛开关是植入的骨导电话的一段辅助电路,直接与疼痛中枢连接,专门用来驱散媒介人头脑中的巴比妥迷雾,唤醒他们的神智。几秒钟之后我才缓过神,自己的身份像冰山一样从迷雾中渐渐浮现:我是谁,身在何地,我在这干什么,谁唤醒了我。

弘的声音通过骨导植入片传入我脑中,在耳朵里轰然作响:“真是的,托比,你好歹为别人的耳朵想想,你何必叫那么大声?”

“你觉得我在乎你的耳朵吗,长岛博士?你的耳朵在我眼里就是——”

“行啦,没时间听你甜言蜜语了,小伙子。咱们还有正事呢。你太阳穴上的五十毫伏棘波是怎么回事啊?你在镇静剂里加什么东西了吗?”

“你那什么烂脑电图,弘。少发神经了,我不过是想睡觉而已……”我瘫倒在吊床上,想再度沉入黑暗中,可他的声音仍不屈不挠地往我脑袋里钻。

“没办法,老兄,今天你当班。一小时之前,我们有艘飞船回来了。密封舱那帮人正在锯喷气发动机,好让她穿过大门。”

“谁回来了?”

“蕾妮·霍夫曼斯塔尔。托比,她是一个物理化学家,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公民。”他停下话来,等我哼唧完了才接着说,“确定是一颗肉弹。”

我们在这儿搞出不少好玩的工作术语。他的意思是:一艘装有生物遥测系统的飞船返航了,船上有一具温暖的肉体,但船员的心理状态尚未确定。我合上眼,在黑暗中晃荡。

“看来只能由你充当她的媒介人了,托比。本来应该是泰勒,他与蕾妮的心理特征同步,可惜他休假了。”

我很清楚泰勒休的是什么“假”:他的忧郁症发作了,此刻正泡在农艺舱里,依靠阿米替林、有氧运动与之抗衡。忧郁症是媒介人的职业病之一。我跟泰勒不太对付。想想也挺有意思,人往往如此,跟自己心理特征越相似的人,越是难以相处。

“嘿,托比,你从哪儿搞到这些药的?”老掉牙的问题了。“夏米安给你的?”

“你妈给我的,弘。”真是明知故问。

“好吧,托比,赶紧起来,五分钟内到‘天堂’口电梯那儿,不然我叫俄国护士下来帮你。都是男护士哦。”

我没搭理他,只管在吊床里边晃荡边玩游戏,游戏的名字叫“托比·哈尔伯特的宇宙方位”。我没狂妄到把自己作为宇宙中心,而是仍将太阳置于中心位置——这个发光天体,白昼的主宰。在它周围,我转动了几颗超大行星,组成了我们安逸的故乡星系。不过在地球朝向火星约八分之一定点处,我悬置了一根粗壮的合金柱子,有“齐奥尔科夫斯基I号”的四分之一大,充当它的模型。“齐奥尔科夫斯基I号”固定在地月引力之间的L-5拉格朗日点上,被称为“劳动者乐园”。我们需要光帆才能悬在这里,光帆由二十吨铝制成,呈六边形,每边长十千米。光帆先把我们拖出地球轨道,现在被当做船锚使用。我们利用它在光子流中抢风掉向,悬停在这个被称为“高速路”的奇点旁。

法国人称之为le métro,也就是“地铁”,俄国人则称之为“河流”。“地铁”体现不出距离感;而“河流”,对美国人来说,体现不出那种孤寂感。如果你不介意把奥尔加牵扯进来,不如叫做“托维亚夫斯基近点角坐标”。奥尔加·托维亚夫斯基,我们的奇点女神,“高速路”的主保圣女。

弘自然不相信我会主动起床。在俄国卫生员进来前,他用遥控器打开了我寝室的灯,故意让灯光频闪了几秒才稳定下来。光线落在主保圣女奥尔加的画像上,那是夏米安贴在舱壁上的。画像足有几十张,她的头像一再登上报纸和时尚杂志,我们的“高速路”小姐。

奥尔加·托维亚夫斯基中校是苏联太空项目同级别人员中最年轻的女性,她驾驶着一艘改装过的“阿里亚特6号”只身前往火星。改装后的飞船携载了新型空气过滤器的原型机,届时该设备将在苏联四人火星轨道实验室里接受测试。其实他们大可以在“齐奥尔科夫斯基号”上远程操纵“阿里亚特号”,但奥尔加想把任务的耗时记录下来。他们当然没让她闲着,而是给她安排了一系列常规氢键射电耀发实验,是苏联-澳大利亚科学交流项目中最无关紧要的实验项目。奥尔加很清楚,她在实验中的作用不过是一个寻常的家用计时器,但她是一个勤恳的军官,她精确地依照时间间隔按下按钮。

她将一头棕发挽在脑后,用发网箍住,简直是《真理报》上刻画的太空劳动者的理想形象。她无疑已经超越了性别,成为史上最上镜的宇航员。她又检查了一次“阿里亚特号”的天文钟,手悬在控制键上方,只要按下去就将触发第一次耀发实验。此刻的托维亚夫斯基中校并不知道自己正处在一个特殊的空间点附近,它日后将被人们称为“高速路”。

她终于按下六键触发程序,“阿里亚特6号”喷发出耀眼的光芒,穿过了最后几千米航程,它的持续脉冲射电能量达到1420兆赫——那是氢原子的广播频率。托维亚夫斯基启动射电望远镜追踪信号,再通过对地同步通讯卫星,转发给位于南乌拉尔和新南威尔士州的天文站点。“阿里亚特号”的射电影像被耀发残像遮蔽了3.8秒。

地球监视器屏幕上的残像消失后,“阿里亚特号”已无影无踪。

在南乌拉尔站,一位中年格鲁吉亚技师咬断了他最心爱的海泡石烟斗。在新南威尔士站,年轻的物理学家伸手猛打监视器,就像一个愤怒的弹球决赛选手。

上“天堂”的电梯静静地等着我,它的外观像好莱坞大片里的包豪斯人形棺,狭窄直立的石棺上罩着透明丙烯酸树脂盖子。电梯后面陈列着一排排的控制台,向视野尽头延伸,渐渐缩小,就像教科书上灭点透视的示意图。那些罩着黄色纸袍的技师一如既往地穿梭其间。我一眼就看见了穿着蓝色工作服的弘:牛仔布衬衫上的珍珠母纽扣没有扣,露出里面褪了色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汗衫。弘正聚精会神地看着监视屏上一行行的数据,没注意我已经到了。其他人同样也没注意到我。

于是我就站在那儿,仰头望向天花板——那也是“天堂”地板的底部。那东西看起来不太像天花板。我们巨大的柱形舱其实是两根套在一起的圆柱体。我现在所身处的外层柱舱,通过绕轴自转产生重力,我们大部分的“尘世”生活都在这一层进行:宿舍、餐厅、气密甲板(探测飞船进坞处)、通讯舱和病房——这两个地方我死都不要去。

“天堂”,即内层金属柱,是这架钢铁巨人神奇的绿色心脏,是童话般归乡梦的写实,它更是全球经济伸出的贪婪耳朵,渴求新鲜信息。源源不断的原始数据通过脉冲传回地球,如同一条洪流,承载着宇航员之间的流言飞语,以及跨银河交通的点滴线索。我常僵硬地躺在吊床里,感受那些数据带来的压力,幻想舱壁后有无数管道,而数据正在其中悄悄流淌。那些管道就像一束束肌腱,被束缚,却不断膨胀,随时可能痉挛,碾碎我的身体。后来夏米安住了进来,听我倾诉完这种恐惧后,她贴上了圣女奥尔加画像。压力竟随之减退,直至烟消云散。

“赶紧去找个翻译,托比。今天早上你可能要用到德语,”他的声音经静电调制显得干巴巴的,像沙子一样磨砺着我的大脑,“希拉里……”

“我在线,长岛博士,”一个BBC播音员似的声音响起,如水晶般清澈,“你那儿有法语翻译吧,托比?‘霍夫曼斯塔尔号’上有法语和英语翻译。”

“你给我滚一边去,希拉里,等别人问你话时再开口,懂不?”她沉默下来,刺啦刺啦的静电杂音中又多了一道音轨。隔着二十多个控制台,弘甩给我一个厌恶的表情。我乐了。

身体已经开始有反应了:我莫名兴奋,肾上腺素升高。我能感到它穿透了最后一丝巴比妥迷雾。一个金发碧眼的小年轻帮我穿上连身衣,他皮肤光滑得像冲浪运动员。连身衣半新不旧,里头有股难闻的味道,实际上是刻意做旧的,甚至汗味和费洛蒙气息也是人工合成的。两只袖子从袖口到肩部都打满了绣片,大多是公司的商标,来自那些对“高速路”探险抱有幻想的赞助商。核心赞助商的商标最显眼,覆盖了我整个肩膀。这家公司应当送“哈尔伯特,托比”去星际汇合点。我的名字是真的,猩红色的尼龙布拼成的大写字母嵌在我的左胸前。

冲浪小子面庞俊美,让我想起在中情局结识的那些搭档——他有张标准的中情局初级情报员的脸。但是,他工服的名牌上用拉丁字母写着“涅夫斯基”,下面又用斯拉夫字母写了一遍——原来是克格勃。他没患上关节松弛的职业病,在L-5定点居住了二十年的人常为此病困扰。小伙子是地道的莫斯科人,他手持书写板,像个彬彬有礼的书记员。人不可貌相,搞不好用报纸杀人的方法他就知道八种。接下来开始常规的药物装配;他掏出一支微量注射器放进我左手腕的口袋里一~里面是新型兴奋剂,然后退一步,在自己的书写板上画个钩。他的专用记事本上印着一个身着连身衣的媒介人,看着就像手枪靶子。他又从拴在腕上的公文包里拿出一个小药瓶放进我衣兜里,里面有五克鸦片,再画钩。总共十四个口袋,最后一个装的是可卡因。

俄国人干完活刚走开,弘就过来了。“也许她带回了一些有价值的数据,托比。她是个物理化学家,记得吗?”他的声音从耳道里传进来,没了平常从骨导植入片传来的头骨震动,我多少有些不适应。

“那上面一切都有价值,弘。”

“这个难道我不知道吗?”他也感应到了那种特别的嗡鸣声,我俩连眼神都不敢交换。趁气氛没有变得太尴尬,他转过身,对那些身穿黄色工服的小丑们竖起大拇指。

两个技师协助我走进包豪斯人形棺,然后退了出去,盖子发出嘶嘶声,慢慢合上,就像一个巨大的护面罩。我启程升往“天堂”,去迎接一个名叫蕾妮·霍夫曼斯塔尔的陌生人回家。不过是一次短途旅行,却好似永远没有尽头。

奥尔加,我们的第一位搭车客,也是第一个做耀发实验的人,失踪两年后再次出现。在哈萨克斯坦的丘拉塔姆,一个灰蒙蒙的冬季清晨,人们在磁带上记录下了她的回归。

如果两年前有一位从事电影剪辑的虔诚信徒目睹了“阿里亚特号”消失在空间点的那一幕,他或许会认为,是上帝将空荡荡的宇宙与奥尔加的飞船这两个镜头直接剪接到了一起。她突然又出现在我们的时空,就像一个业余剪辑师做的劣等特效。她要是再晚两周出现,他们或许将永远与她失之交臂:至时地球已转了过去,她只得孤独地飘向太阳。她出现五十三个小时之后,神经紧绷的志愿者库尔兹身穿武装太空服,钻进了“阿里亚特号”的太空舱。他是民主德国的太空医疗专家,私下喜欢抽美国香烟,这会儿在密封舱里他真是很想来一根。他用下巴夹住头灯,从空气过滤器的矩形机核旁挤了过去。这就是“阿里亚特6号”,即使在两年之后,船舱里的氧气似乎依然充沛。硕大的头盔上投下的两道光柱,他看见微小的血球及呕吐物颗粒缓慢飘过,在他身后旋转。他穿着这身臃肿的太空服侧身走过狭窄的通道,步入指挥舱,然后看见了她。

她漂浮在导航显示屏上方,浑身赤裸,如婴儿在母体里一样蜷缩着,姿态僵硬。她的眼睛大睁,似乎盯着什么,库尔兹永远也无法得知。她双拳浸满鲜血,攥得像石头一样硬,椋色的长发也松散了,像水草一样浮在她脸旁。他小心翼翼,慢慢地摇摆身体飘过控制台洁白的键盘,将自己的太空服固定在导航显示屏上。他推测,她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曾徒手去抓飞船的通讯器材。他解开太空服右侧的挂钩:它自动展开了,就像伪装成鲜花的两把老虎钳。他伸出手,手仍密封在灰色的增压手术手套里。

接着,他万分轻柔地掰开她左手的手指:空的。

但是,当他掰开她的右拳时,有东西旋转着飞出来,在他的人造水晶面罩前几厘米处,慢悠悠地翻滚。看起来似乎是一枚贝壳。

奥尔加回家了,但那双蓝眼睛再也没恢复生气。研究人员自然不可能放弃,他们越努力尝试,她的身体就变得越薄。最终,因为他们迫切的探索欲,她珍贵的遗体填满了所有图书馆的冷藏柜。人类历史上还没有哪个圣女被切割得如此精细:单是普列谢茨克实验室就收藏了她身体的两百多万个组织切片。所有切片被编号后搁置在一个位于地下二层的防弹生物综合楼中。

他们对贝壳的研究倒颇有斩获。外空生物学这个学科陡然间理直气壮起来:研究人员取得了1.7克具有高组织性的生物信息,绝对是来自外星的。奥尔加的贝壳催生了一个完整的科学分支,专门致力于研究……奥尔加的贝壳。

对贝壳的早期研究明确了两件事:首先,它来自未知的行星生物圈;其次,既然我们已知太阳系内没有别的生物圈,它一定出自外星系。奥尔加要么拜访过它的产地,要么曾与其母星来客接触过,无论他们来自多么遥远的地方,至少曾有能力穿越宇宙。

他们派出格罗希少校乘坐特配的“阿里亚特9号”前往托维亚夫斯基坐标。另有一艘飞船跟在他后面。格罗希少校的飞船消失时,他正在执行第二十次氢键耀发实验。人们记录下他失踪的时间,然后等待。二百三十四天后,他回来了。这期间研究人员一直在探测这片区域,想找到那个特别的近点角,以期有所发现,并提出一套理论。结果他们一无所获:只有格罗希的飞船再次出现——翻滚着失去了控制。在人们发现他之前,他已经自杀了——“高速路”的第二位牺牲者。

“阿里亚特9号”被牵引回托维亚夫斯基坐标,人们发现精密的记录设备没有捕捉到任何信息。它的每一个部件都运转正常,却均未发挥功用。格罗希经快速冷冻后,被一艘穿梭机载回普列谢茨克,那里的推土机已经开始挖掘新的二层地下室了。

三年后,在他们失去第七个宇航员的那天清晨,莫斯科的一台电话机响了。电话那头的人先做了自我介绍,此人是美国中央情报局负责人,他自称受官方指派,可为苏方提供一些帮助。值此特别关头,苏联或许可以退一步,接受西方精神病学精英的帮助。中情局十分理解,他继续说道,此时此刻苏方或许需要帮助。

他的俄语极为流利。

骨导电话的静电杂音在我的潜意识里卷起阵阵沙暴。电梯滑入狭窄的竖井,经过了“天堂”的地板。每隔两米就有一盏蓝灯,我心里默数着。数到第五盏灯时,眼前一片黑暗,电梯停了。

我在电梯里等待着,藏在模拟“高速路”飞船的凹形控制台内,好像童话里那些书橱后面暗藏的秘密。这艘飞船是一个道具,一个布景,如同某些游乐场里,石膏做的山地牧场上黏着一栋巴伐利亚乡村农舍——点缀而已。可我认为,如果返航者们能接受我们,他们自然就会接受我们:搞这些虚头巴脑的小道具没有什么实际作用。

“警报解除,”弘说,“你附近没有对接人。”我反射性地伸手按摩左耳后的伤疤,那是植入骨导电话时留下的。模拟控制台的一边打开了,“天堂”灰色的晨曦照射进来。假飞船内部让人觉得既陌生又熟悉,好像人们离家一周后再回来时的感觉。巴西葡萄藤比我上次来时又长出不少,其中一条蜿蜒爬上了左舷窗,整个场景似乎也只有这一点变化。

这些葡萄藤曾在生物建筑学会议上引发激烈争执,美国生态学家扯着嗓子大喊,认为它们会造成氮气短缺。俄国人自从被迫接受美国人帮助,共同完成“齐奥尔科夫斯基I号”生物项目以来,就对生物设计异常敏感。苏联的工程技术水平已然如此高超,却无法建设一个可使用的生态系统,连水培小麦的腐烂问题都解决不了。虽然最初的溃败为双方的牵手铺平了道路,但也只是让双方坐到了同一个台面上而已。小小的葡萄藤触动了俄国人敏感的神经,他们被激怒了,坚持要种巴西葡萄藤。其实不管什么事情他们都能争起来,争的不过是话语权。我倒是挺喜欢那些葡萄藤的:它的叶片是心形的,你若摘下一片在掌间摩挲,就有一股肉桂味散发出来。

我站在舱门旁,阳光反射进“天堂”,空地的轮廓显现出来。“天堂”采用格林尼治标准时间,巨幅聚酯薄膜镜依据标准时间,按照设定好的程序转动,模拟出黎明时分的曙光。树上响起录制的鸟鸣。没有真实重力,鸟很难活下来。我们这儿没有活鸟——离心力会让它们发狂。

你第一眼看到“天堂”时,会慨叹它真的名副其实。这里一片郁葱,气温凉爽,光线明媚,簇簇野花盛开在茂盛的草丛中。你只需沉醉美景中,不必知道树木多为人造,也不用了解池塘中蓝绿藻与硅藻的最佳平衡背后有研究人员的多少心血。夏米安说她觉得小鹿斑比会从树林中欢快跳跃而出,弘声称他知道有多少位迪士尼工程师已发誓遵守《国家安全法》,绝不泄密。

“我们可以从霍夫曼斯塔尔那儿得到一些碎片。”弘说。他或许是在自言自语,“指挥员一媒介人格式塔即将生效,我们马上就会忘记彼此的存在。肾上腺素的效用正在消失。“她的话前言不搭后语。什么……‘美丽的机器’……希拉里认为自己的声音很镇静,真是大错特错。”

“别跟我说这些。不要抱任何期望,你忘啦?放松点吧。”我拉开舱门,吸了一口“天堂”的空气——它就像冰镇白葡萄酒一样沁人心脾。“夏米安呢?”

他叹了口气,我脑子里响起一阵轻微的静电噪音。“夏米安本来应该在五号空地照顾一个智利人,那人已经回来三天了,可她没去,因为她听说你要来。她一直在鲤鱼塘等你。冥顽不灵的贱人。”他忍不住骂了一句。

夏米安正拿卵石投向池中的中国胖头鱼。她一边耳朵后面别着一束白花,另一边夹了根皱巴巴的万宝路。她赤着双足,脚上沾满了泥巴,连身衣的裤腿也卷到了膝盖上,一头黑发束在脑后,绑成马尾辫。

我们初次碰面是在一家焊接店的聚会里。醉言醉语在空旷的合金球体里锻锵回响——我们在零重力状态下痛饮自酿伏特加。有人带了一袋水,他挤了两把水出来,灵巧的手指上下翻飞,借助表面张力将水揉成一个松软滚动的水球。大家玩起传水球这一老掉牙的游戏。我在零重力下总是笨手笨脚的,水球传向我时,我的手穿过了它,上千颗银色小球落在我头发上,我一边甩头,一边拨弄头发,整个人手舞足蹈地在空中打转。我的丑态逗得旁边的女子捧腹大笑,笑到无法控制身体,慢慢地翻起了筋斗。她一头黑发,身材修长,下身穿着肥大的抽绳裤,就是那种“齐奥尔科夫斯基号”上贩卖的纪念品,上身是一件大了三码的褪色NASA T恤衫。一分钟后她跟我聊起,她曾跟一个少年一起玩悬挂式滑翔,还自豪地说起他们曾在玉米罐里种大麻。我当时并没意识到她也是媒介人,直到弘告诉我们派对结束了。一周后她搬来与我同住。

“给你们一分钟,可以吗?”弘咬牙说道,那是很恐怖的动静,“就一分钟。”我脑中没了声息,他下线了,估计也不在监听。

“五号空地怎么了?”我蹲到她身边,也捡起几枚卵石。

“不太顺利。我只能给他注射安眠药,暂时离开。我的翻译跟我说你上去了。”她说话带得克萨斯口音,“爱”听着像“埃”。

“我以为你会说西班牙语。那家伙不是智利人吗?”我向水塘掷了一枚卵石。

“我会说墨西哥式西班牙语。文化专家说他可能不喜欢我的口音,这倒替我省事了。反正他说快了我也跟不上。”她随着我扔出一枚卵石,水面上泛起一圈圈涟漪。“总是这样。”她叹了一句。一尾大头鱼游过来,看她扔进去的卵石是否能吃。“他撑不过去的,”她没看我,声音里听不出感情,“小乔治肯定撑不过去的。”

我选了一枚最扁平的卵石,试着打水漂,没成功,石头沉了下去。智利人乔治的事情,我还是少知为妙。我知道他是生还者之一,他这样的人占百分之十。我们的返还前死亡率是九成:两成的人自杀,七成的人送入看护病房后死亡——大小便失禁的,胡言乱语的,一群废人。夏米安和我是那些生还者的媒介人。

如果第一批生还者只带回贝壳,恐怕现在压根不会有“天堂”这地方。“天堂”是在一个死去的法国人返航后建立的。他回来时,冰凉的手掌中死死攥着一枚直径十二厘米、有磁性编码的铁环。这真是一种黑色幽默——他就像一个可以免费再骑一次旋转木马的孩子。我们八成永远都不会知道他是在哪儿、是怎样得到这枚铁环的,可这个铁环却成了治愈癌症的罗塞塔石碑。于是人类进入了货物崇拜时代。我们从“高速路”上捡点儿东西,或许就能在科研方面为人类省下千年的蹉跎。夏米安说,我们活像那些岛民——穷尽一生搭建简易跑道,盼望银色巨鸟再度归来。夏米安慨叹说,跟“高级”文明接触不是一件好事,哪怕是你最憎恨的仇敌,你都不愿这种事情发生在他身上。

“你不好奇他们是如何编织这场骗局的吗,托比?”她眯眼看向阳光。东边射来的阳光洒向这个圆柱体国度,放眼望去尽是绿色,无边无际。“他们肯定召集了所有重磅人物,那些精神病专家,他们围坐在仿真红木长桌前,那架势好像五角大楼开会。他们人手一个空本子,一根崭新的铅笔,还特别为这种场合削得尖尖的。各学派都来齐了:弗洛伊德派、荣格派、阿德勒派、斯金纳派,随你说吧。那群杂碎自己也清楚,他们大显身手的时刻已经到了,他们终于以专家身份出现,而不是某个行业的代表。没错,他们就是西方精神病学的化身。结果呢,屁用不顶!人砰地一下突然回来,要么已经死了,要么流着哈喇子,哼着乱七八糟的儿歌。活下来的人最多能撑三天,一句整话都说不出来,然后不是开枪崩了自己,就是患上精神分裂症。”她从腰带上取下一个小手电,敲碎了塑料壳,摘下里面的抛物面反射镜。“克里姆林宫疯了,中情局傻眼了。最要命的是,那些原本要赞助这场演出的跨国公司纷纷打起退堂鼓。‘宇航员都死啦?没留下数据?那还谈什么生意。’于是这群精神病专家都慌了神,直到一个怪胎——也许是从伯克利来的——嬉笑着说,”她拉低声音,模仿醉汉的腔调,“‘嘿,我们干脆把这些人送到一个舒服的地儿,给他们一堆迷幻药,让他们的亲友陪着,怎么样?她笑了起来,摇摇头,用反射镜把阳光聚焦到烟头上,点着了香烟——他们不让我们用火柴,因为火会破坏氧气与二氧化碳的平衡——白热的焦点处升起一缕灰色的轻烟。

“好了,”弘说,“你们的时间到了。”我看了一眼手表:时间已经过去了三分多钟。

“祝你好运,宝贝,”她轻声说,假装专心抽烟,“一路平安。”

痛苦是无法避免的,次次如此。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但你既不知道何时,也不知道它将以何种方式发生。你得牢牢控制痛苦,在黑暗中与之死扛。假若你张开双臂拥抱它,那么你将彻底被它打垮。正如弘引用的一句诗:“让我们学会在意,同时不在意。”

我们像一群有智能的苍蝇,在一座国际机场里游荡;其中一些就这么撞进了飞往伦敦或里约的航班,说不定还能活着飞完全程,甚至活着回来。“嘿,”一只苍蝇招呼道,“那扇门里面发生了什么?他们知道什么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吗?”在“高速路”的边界,所有人类语言你都能理解,除了——如果真有的话——萨满巫师和秘术师的语言,这些神秘的语言谈论的是恶魔、天使、圣徒。

“高速路”也是受规则支配的,我们已经掌握了其中几条,这是我们行动的基础。

规则一:每次航行只得一人,不得成群结队。

规则二:不得使用人工智能;无论那里有什么,都绝不会让一台智能机器搭车,我们能造出来的机器肯定不行。

规则三:记录设备纯属浪费空间,每次返回时上面都没有任何信息。

为圣女奥尔加守灵之后,几十个物理学派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一个比一个诡谲高深,每种理论都希望抢占主流殿堂。它们一个接一个地败下阵来。在“天堂”安静的夜晚中,有窸窸窣窣的人语,你会觉得自己好像听见了那些学说架构坍塌的声音。随着某些公司智囊团的毕生事业没落为简洁的历史脚注,理论的碎片丁零当啷地掉落在地面上,化作光辉的尘埃。而这一切只是因为那些苟延残喘的生还者在黑暗里说出了只言片语。

群蝇在机场里等待搭乘顺风机。它们不应该提太多问题,不应该试图探索事件的完整图景。朝那个方向不断摸索,迟早会变成偏执狂,你的思想会在夜幕上投射出阴暗的巨幅图像,这些图像会渐渐凝固,变成疯狂之症,变成一种信仰。智能苍蝇坚信“黑匣子”理论——这种暗喻广受认可,“高速路”在所有合理的等式中始终是未知数X。其实“高速路”到底是什么,是谁造就了它,都不是我们该关心的。我们要关心的是,“匣子”里应该装什么,以及我们能从其中得到什么。我们与“高速路”礼尚往来,既送去了一些东西(芳名奥尔加的女士、她的飞船,还有一大群前仆后继的追随者),也从它那儿得到了一些东西(一个女疯子、一枚贝壳、人工制品以及外星技术的碎片)。“黑匣子”理论家明确地告诉我们,我们关心的应该是尽可能从这场交换中获取最大利益。我们来这儿,是为了保证同胞们的钱砸得有价值。不过,有些事情日益明朗了,其中一件就是,找到这座飞机场的不止我们这一群苍蝇。从我们收集的人工制品来看,至少有六种大相径庭的文化在分这一杯羹。“还有更多的土鳖。”夏米安评价道。我们就像轮船货仓里的一群耗子,与其他港口的耗子交换小玩意儿,梦想着灯火辉煌的大都市。

简而言之,这是一个“投入”或“产出”的问题。蕾妮·霍夫曼斯塔尔的价值是:产出。

我们在三号空地(又称“极乐世界”)迎接蕾妮·霍夫曼斯塔尔回家。我蹲在一株足以乱真的藤槭后面观察她的飞船。它原本像一只失了翅膀的蜻蜓,纤细单薄,腹部长达十米,喷气发动机就放置在那里。现在发动机已经拆除了,它看起来就像一只死白色的蛹。那凸出的幼虫眼里装的是照例用不上的传感器和探测器。它停在这片空地中心的一个缓坡上,这座小丘是特别设计的,专用来支撑各式飞船。新式飞船体型都较小巧,分离舱结构极简单,完全不同于花哨的探索飞船。这是专为肉弹们准备的舱。

“我不喜欢它,”弘说,“我不喜欢这艘飞船,它让人觉得不太对劲……”这也许是他在自言自语,也许他已化身为“我”,在与“我自己”说话,这表示“指挥员一媒介人格式塔”已基本运转起来了。我锁定在自己的角色中——不再是那个先头侦察兵,为了“天堂”背后一双双贪婪的耳朵搜索资讯;不再是那个专业探测器,以无线电与更加专业的精神病学家连接。若“格式塔”生效,弘和我融为一体,原本独立的个体就不存在了。我们之间的关系是古典精神分析法的噩梦。而此时,我意识到他的话是对的:这次的感觉很不对头。

这片空地大致呈圆形。它只能是圆形,因为空地其实是从“天堂”的地板上割开的一个周长十五米的圆,一个伪装成阿尔卑斯山迷你草坪的环形电梯。他们锯掉蕾妮飞船的发动机,把飞船拖进外层金属柱,再将空地下降到密封舱甲板,然后在一片草茂花繁的风景里,飞船被巨大的圆盘托上了“天堂”。他们利用广播重写技术废掉了飞船上的传感器,同时密封了所有舱门和舷窗;对于初来乍到者,“天堂”应该是个惊喜。

我突然思想开岔,开始琢磨夏米安是否已经回到乔治身边了。或许她正在给他烹饪美食,我们“捉”住了一条鱼——好吧,是从池底的鱼笼里捞的。我想象着炸鱼的味道,闭上眼,仿佛又看见夏米安站在浅水中,闪亮的水珠从她大腿上滚落——那“天堂”鱼池里的长腿姑娘啊。

“快,托比!现在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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