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在海边——以色列的荣耀与悲情
书农小说网友上传整理阿里·沙维特作品我的应许之地全文在线阅读，希望您喜欢，一秒钟记住本站，书农的拼音（shunong.com）记住本站加入收藏下次阅读。
每年夏天，我和我的家人都会前往英国旅行。也许是因为我们的根在那里。也可能是因为英国与我的家乡就像世界的两极。当以色列陷入一片狂乱、动荡不安时，英国安宁平静、政局稳定。当飞机在希思罗机场降落，一种真切的、难以名状的归乡情绪占据了我的心房。而我载着我的妻子与三个孩子穿过萨默塞特（Somerset）和多塞特郡（Dorset）时，那平静之感越发深切：我们经过了成群的羔羊、乡村的酒馆以及古老的教堂。当我们抵达南德文郡（South Devon）的海岸我们租下来的石头的乡村别墅,我的幸福感满满的要溢出了。白色的峭壁从我们的宅邸一直延伸，横亘田野。在细雨中,我与妻子汀娜，以及我的孩子塔玛拉、迈克尔和丹尼尔，站在悬崖边，看着深绿色的溪谷向下蜿蜒，一直到灰绿色的海洋。这里就是英国。几个世纪以来，还没有一支外族可以成功入侵这里。几十年以来，这里没有发生过暴力冲突。借着它坚实的特性所带来的深刻的平静，英国具备我们从来不曾拥有并且以后也可能不会拥有的一切：和平。
我告诉我的孩子们，我们的历史更为悠久。当我们撰写《圣经》的时候，在这座绿岛上生活的人们还是目不识丁的野蛮人。但我们的历史就是“你要离开本地”[115]的历史，而我们的土地本身就是一座坟茔，生命一层层堆叠直至毁灭。是的，当英格兰还是一片沼泽的时候，我们犹太人就已经拥有了耶路撒冷。但是，英国拥有的是我们只能在梦境里奢望的：生于安乐之时，死于宁静之期。没有一场世界大战危及到他们的生存。而我们，恰恰相反，我们总是惶惶不安，因为我们就生活在战火之间。我们在灾难之中繁衍壮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有如此的应变力、生命力与创造力，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是如此的神经敏感、高调行事和难以包容。我们就生活在冒烟的火山不断逼近的阴影之下。
英国给了我的祖先们很多优待。大英帝国为赫伯特·本特威奇敞开了它的大门，并赋予他权利、自由以及机会，这些都是1 500多年来犹太人不曾享有的。英国让他的两个儿子得到了西方可以提供的最好的教育。在20世纪的前半叶，它让成百上千被解放的犹太人得以在仁慈的帝国冠冕下过上自由而有尊严的生活。虽然某些岛屿也被反犹主义所污染，但犹太人仍然在商业、科学甚至政治上都颇有建树。他们中的许多人还成了英国的知识分子和领导阶层的精英。因此，在100多年前，本特威奇家族就会像我们一般度假。盛夏时分，他们有时前往康沃尔郡,有时就待在英格兰湖区。但大多数假期本特威奇家族会选择位于肯特（Kentish）海岸的家族产业——卡梅尔庄园。在他们的这座爱德华时期的庄园里，他们生活得就像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在《到灯塔去》（To the Lighthouse）里描述的拉姆齐家族生活的那样。本特威奇家族的假日正如拉姆齐家族的假日一样。当汀娜在我们租住的乡村别墅的厨房中忙碌，孩子们全身心地投入到喧闹嬉戏的游戏时，我思考着我的英伦祖先本特威奇家族，思考着我自己。如果我的曾祖父不曾带我们迁离英国的这片绿色海岸、定居巴勒斯坦的那片荒凉海岸，我会变成怎样的人？如果赫伯特·本特威奇控制住了他对锡安城的痴迷向往，我的母亲、我自己以及我的孩子们又会迎来怎样的命运？
我想象着我是一名在牛津大学任教的文学老师，或者是BBC的一名制片人。我会在汉普斯特德（Hampstead）拥有一座华丽的宅邸，在西多赛特（West Dorset）拥有一座有着茅草屋顶的乡村别墅。我的生活将远比我的以色列生涯惬意得多、安全得多。我会有更多的闲暇时间欣赏诗歌和音乐。我的孩子们的未来将不会笼罩着一片阴云。但是，我会有更加丰盛的内心体验吗？我的人生经历会更有意义吗？
人口统计学的结论是非常糟糕的。当我的曾祖父在肯特郡的海滨消遣他的闲暇时光时，犹太人还占英国总人口的0.8%。而今天，犹太人的人口比例不到0.5%。而令人口构成的情况更糟糕的是，在20世纪后半叶，成千上万的东欧犹太人移民到大不列颠。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极端正统派犹太人，他们的后代占曼彻斯特（Manchester）当代犹太社群三分之一的人口，占伦敦当代犹太社群人口的五分之一。在当今的犹太人口中，只有不到一半的人是20世纪20年代英国犹太人的后裔。赫伯特·本特威奇的英国犹太社群的人口消失率是十分惊人的。在过去的100年里，很多英国古老犹太人的后裔已经不再是犹太人。
19世纪以及20世纪初的英国犹太人社群是引人注目的。犹太人的天赋与英国的文化结合，催生了许多杰出的诗人、作家、剧作家、艺术家、音乐家、科学家、律师、银行家、企业家、政治家和革命者。犹太裔的英国人至少赢得了12次诺贝尔奖。他们创造了传奇般的财富，在大不列颠联合王国的各种改变公共话语权的激进运动中表现突出。然而，这个富有创造力的社群正在迅速萎缩。低出生率和高通婚率使非正统犹太人减少。在英国，他们似乎逐渐丧失了对犹太人生活和犹太人身份的兴趣。近年来在英国出生的赫伯特·本特威奇的后裔不是犹太人，他妻子的英国祖父的后裔也不是犹太人。在英国，还有罗斯柴尔德、戈德史密斯（Goldsmiths）以及米利班德（Millibands）的后裔，但在一个世代或两个世代之后，他们也将不再认为自己是犹太人。因此，当我站在德文郡（Devon）的灰色悬崖上向外眺望，如果我的曾祖父没有把我带出这片海岸，今天的我很可能也只有一半的犹太人血统。塔玛拉、迈克尔和丹尼尔很可能完全不会认为自己是犹太人。我在汉普斯德特和多塞特的个人生活将充实而宁静，但我们所归属的集体将消失在我们身边。
对了，还有美国。北美仍然保留着非正统犹太人的生机勃勃的犹太社群。在美国，我很可能会成为一个骄傲的自由主义的犹太人，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或者为《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撰写文章。就像赫伯特·本特威奇移民美国的两个女儿一样，我也许会在这里保护好我的犹太人身份。但是美国犹太人的人口统计同样令人堪忧。这些数值还存在争议，但大体上说，1950年，有3%的美国人是犹太人；1980年时，2.4%的美国人是犹太人；而2010年，这个数值大约为2%。到2050年，犹太人可能只能占据美国总人口的很小一部分。舒适的生活条件使英国的非正统犹太人数量在过去的50年里大为缩减，而同样舒适的生活条件将很可能使美国的非正统犹太人数量在接下来的50年里大为减少。在21世纪，北美的犹太人生育率很低，而通婚率则居高不下。犹太人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开始呈现。越来越多的被接纳的犹太人是正统犹太人、极端正统派的犹太人，或者只是老人。大多数的世俗犹太青年可不像他们的父母，他们对以色列和有组织的宗教生活不感兴趣。他们挣脱犹太人身份的万有引力，进入非犹太人的宇宙空间。一些赫伯特·本特威奇的年轻的美国后裔，他们的父母已经不再遵循犹太人的法典，所以他们也不再把自己看作犹太人。在我的世俗英国犹太人家庭和世俗美国犹太人家庭，你都可以看到这种穷途末路。你可以看到犹太人的最终结局。
因此，当我看着塔玛拉、迈克尔和丹尼尔踏上小路，走向海边孤零零杵着的粉刷好的渔夫小屋，我陷入了自我纠结之中。我希望英国可以成为他们的故乡，这样他们也能过着如同《到灯塔去》里的那般生活。但是我意识到，我们不能走这条路。经历了这么多年以后，我们的部落已经无法在这片郁郁葱葱的绿色草地上生存。这片岛屿没有大屠杀，没有迫害，没有公开的反犹主义，它会轻柔地把我们杀死。开明的欧洲同样也会轻柔地把我们杀死，就像民主的美国所做的那样。温和的西方文明将毁灭非正统的犹太文明。
这就是为什么赫伯特·本特威奇从肯特郡的海岸驶向雅法的海岸的疯狂旅程显得那么必要。因为这些柔软的英国山峦和古老村舍都不是我们的。它不间断的历史、坚实的身份、深刻的宁静，也不是我们的。我们只是匆匆过客，地处边缘，即将启程。这就是为什么将非正统犹太人集中到一个地方是那么必要。而非正统犹太人能够汇集的一个地方就是以色列的土地。所以雅法之旅是无可规避的。我们必须在雅法周边建造一个犹太民族家园来拯救我们自己。
几天后，我从德文郡返回以色列，穿过雅法的古老港湾。曾经，这里是一个柑橘的出口港，然后成为一个移民的港口，再然后成为一个渔港。近年来，它已经变成了一个休闲娱乐的港湾。我找到一间位于旧仓库的大型酒吧，坐在里面呷着我最喜欢的单一麦芽威士忌，看着年轻帅气的以色列小伙们吃着，喝着，寻欢作乐。我聆听着以色列动感十足的夜生活的甜蜜呢喃。
以色列的犹太人口就是离散中犹太人口的写照。1897年，约有5万犹太人居住在这里。而现在以色列的犹太人口超过了600万。英国的犹太人数量增长了不到20%，美国的犹太人数量增长了350%，而以色列的犹太人数量的增长比率超过了10 000%。
大离散的犹太人口与以色列犹太人口的对比是十分惊人的。在1897年，居住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数量只占全世界犹太人总数的0.4%。1950年，上升到10.6%。到1980年，上升到25.6%。而现在，我们占据了大约45%。为了在应许之地汇集全世界大部分犹太人的历史工程已经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功。今天，以色列的犹太社群是全世界两个大部分的犹太人其中的一个。按照这样的趋势发展下去，到2050年，世界上大部分的犹太人将成为以色列人。
19世纪，犹太人对以色列的土地的大移民是犹太复国主义的伟大胜利。它证实了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论断，为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预判带来了希望。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另一个胜利就是他们在以色列创造的杰出的人口出生率。2012年时，美国的人口出生率为2.06，英国的为1.9，意大利的是1.4，德国的也是1.4。而以色列的人口出生率是令人难以置信的2.65，是目前为止在欧洲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与会国家中人口出生率最高的国家。当欧洲的犹太人走向老龄化，以色列却非常年轻。当大离散犹太人中的极端正统派犹太人走向老龄化，以色列的犹太人正忙于繁衍生息。当一半的欧洲犹太人超过了40岁，一半的以色列犹太人还不到30岁。他们令我们的城镇和城市生机勃勃，在雅法港的这间酒吧里，我所看到的一切都生机勃勃。
所以，在犹太复国主义实施的第一个世纪，在我们的圣地，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在这里施加的影响是什么？我们成功在哪里，失败在哪里？为了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我离开了雅法港，踏上了追随我曾祖父足迹的旅程。不像赫伯特·本特威奇，我没有在米凯维以色列停留。离开雅法，我驶向里雄莱锡安，穿过了在1897年还不曾存在的特拉维夫的卫星城：霍隆、巴特亚姆、阿祖尔。旅途中，自1897年后巴勒斯坦村庄消失了：特拉伊利卡比尔、亚祖尔、贝特达扬。高速公路上车道纵横，十字路口拥堵不堪。在柑橘的装货港和朱迪亚的第一块犹太人殖民地之间，已经不再有开满野花的田野，不再有草地或者牧场。没有骆驼或成群的羔羊，没有过着游牧生活的贝都因人。为移民修建的大量住宅占据了巴勒斯坦，无休止的丑陋的供给房一直延伸到雅法南部和东部。1897年，托马斯·库克（Thomas Cook）的马车队所走过的十英里的线路上，如今已经塞满了酷热、喧嚣的城市。
当1897年4月我的曾祖父抵达里雄莱锡安时，这里大约有100户家庭、50座房屋、30个马厩以及3条街道。犹太复国主义的第一块殖民地周围环绕着4000德南的葡萄园，农夫们在这里种下了100多万株的优质的葡萄植株。这里的葡萄酒厂是富有传奇色彩的，它是中东地区最大的葡萄酒厂，也是全世界最先进的葡萄酒厂之一。山顶上坐落的犹太会堂令人印象深刻，开阔的殖民地林荫大道两旁，漂亮的殖民地风格的房屋拔地而起。这个小小的殖民地建立了世界上第一所希伯来人的专属学校、世界上第一个专属希伯来人的市政厅以及巴勒斯坦一流的管弦乐队。尽管它仍然处在幼年期，但仍然可以清晰地预见里雄莱锡安光明的未来。就像它在1897年打动了我的曾祖父，它同样打动了一年后拜访这里的赫茨尔博士。“但愿，”这位犹太复国主义的奠基者在里雄莱锡安写道，“从这个地方可以涌出对我们命途多舛的兄弟的祝福”。
从这个地方确实涌出了对我们命途多舛的兄弟的祝福。犹太人从70个不同的国家逃亡到里雄莱锡安。这个城市的人口从1897年的500人上升到2013年的将近25万人。里雄莱锡安现在已经是以色列的第四大城市，拥有40所小学、一所快速发展的大学、一个交响乐队以及一个急速发展的商业区。单单在过去的25年，它的居民数量就上涨到原来的2.5倍。73%的当地家庭拥有自己的公寓，74%的家庭至少拥有一辆汽车，81%的家庭拥有一台个人电脑，96%的家庭可以接入互联网。平均而言，里雄莱锡安的每一户家庭都拥有2.5部手机、两个以上的卧室。这个中产阶级的城市同样也代表着以色列的中产阶级：它既不保守，也不自由放任；既不偏向阿什克纳齐犹太人，也不偏向塞法迪犹太人；既不宗教化，也不世俗化。在2013年的选举中，这里将近一半的选民都把票都给了中间派的政党。里雄莱锡安是第三个千禧年中的典型的以色列犹太城市，它的居民都是辛勤工作的移民以及移民的后代，这些移民在这里世代繁衍。
从高速公路上，我右拐至西里雄。在1985年，这里还什么都没有，除了赫伯特·本特威奇在1897年从远方眺望到的沙丘。在100年的时间里，什么都没有改变。然而，20世纪90年代的苏联解体带来了100万的移民，他们迅速在这里定居下来。10年后，沙漠上铺设了一条条马路。20年后，新西里雄的面积已经超过了西里雄的旧有面积。在它100年诞辰之时，犹太复国主义被证明是强大而有效的。它再一次地上演了白手起家的奇迹。又一个现代化的以色列城市诞生了。
在湛蓝的天空下，矗立着一座座公寓楼。迫切而庞大的需求使大量的公寓楼快速建成。它们有效而经济，但却没有灵魂。街道就像它们是从制图桌延伸下来的一样。这里洋溢着富裕的气息，但却没有和平的气息。
就像邻近的雷霍沃特，两三个世代以来，里雄莱锡安保持着它的身份和特质。在柑橘园取代古老的葡萄园之后，它变成了一个繁荣的柑橘园殖民地。1948年后，它又迎来了20世纪50年代、70年代、90年代人口激增的浪潮。区域认同被抹去了，独特的特质也被抹去了。如今，民族大熔炉不再是思想意识形态的，而是经济形态的。它仍然运作着，将不同的种族和身份混合在一起，在一个巨大的屋宇下统一了所有的移民。
埃胡德·巴拉克曾经将这个国家视作丛林中的一栋别墅。但真实的以色列不是别墅，而是一座购物中心：廉价、喧嚣、热情激烈、充满活力。这座购物中心象征着以色列的状况——这是一种绝望的尝试，在经历了不正常的历史之后，在不正常的环境下尝试过着一种假装正常的生活，眼看不正常的未来近在咫尺。西里雄就是这样一个购物中心。维持它生存的就是消费。
我走进电影城，这是一座由26家剧场所组成的华丽殿宇，为里雄莱锡安提供成为加利福尼亚所需要的一切。沿着走廊，矗立着超人、蝙蝠侠、查理·卓别林、亨弗莱·鲍嘉的蜡像。这里有Ben and Jerry’s的冰激凌、多米诺（Domino）的披萨以及可口可乐（Coca-Cola）。年轻人穿着迪赛（Diesel）的牛仔裤、GAP的运动衫、A&F的夹克，手捧大桶的爆米花。里雄莱锡安独特的早期的最初承诺一丁点儿也没有保留下来。然而，透过20世纪的恐怖的棱镜，入目所及的一切只会唤起我的同情。因为里雄莱锡安是一个拯救生命的工程。尽管它看起来并不像，听起来也不像，但它确实是一个难民进行康复治疗的城市。
离开西里雄，我启程前往拉姆拉。1897年，拉姆拉是一个拥有6 000人口的阿拉伯城镇，以其清真寺、教堂、旅馆和市集闻名。它的很多旅馆都是为了满足朝圣者们从雅法前往耶路撒冷之行所需而开设的。今天，拉姆拉成为一个由68 000的混合人口组成的不快乐的城市：50 000名犹太人、15 000名的穆斯林、3 000名的基督徒。1897年，居住在这里的阿拉伯穆斯林的所有后裔，几乎在1948年被驱逐干净。今天的穆斯林人口主要是由贝都因人和巴勒斯坦人组成的，在以色列建国早期，他们的祖先从他们的村庄迁移到这里。
继承拉姆拉的犹太人主要是移民，其中将近30%的人口是在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这段期间，从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和埃塞俄比亚迁徙而来。这些阴沉的供给房里所居住的居民，很多都是年轻而贫穷的人，他们中的三分之一都依靠社会福利救济为生。如果把社会经济划分为一到十的十档，拉姆拉只能划到令人沮丧的第四档。
仍然还有一些漂亮的巴勒斯坦式的建筑矗立在这里。有一些壮观的历史遗迹，现在已经年久失修、破败不堪。市集活跃而繁华，一些不错的民族风味餐馆坐落四周。在古老的穆斯林公墓旁，正兴建一个新的购物中心，附近有一个新的现代街区，旨在吸引中产阶层的专业人士。然而总体上说，拉姆拉是令人沮丧和忧虑的。在失去了它的阿拉伯特征后，它从来没有获得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以色列身份。里雄莱锡安还给予它的居民一个消费主义的光环，而拉姆拉连这一点都没有做。这座城市还没有从1948年的大灾难中恢复。
巴勒斯坦人也许会说，当赫伯特·本特威奇乘着托马斯·库克的马车抵达这里时，也带来了一种致命的病菌。就像所有的征服者一样，他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这种病菌彻底摧毁了巴勒斯坦的免疫系统和巴勒斯坦的文明，糟蹋了古老的拉姆拉。我不会对此提出辩驳，但我需要补充的一点是，最终，同样的致命的病菌也袭击了犹太复国主义的最初的梦想。在1987年，犹太复国主义还能设想一个总体规划把这个梦想变成现实，但到1950年的时候，已经没有任何可能来实现任何计划。重重需求、重重压力、重重危机。这些天真的征服者们陷入了他们最初行为造成的后果的混乱风暴中。使他们从欧洲迁移到拉姆拉的历史使命如今造成了一场灾难，没有人可以阻止。这场灾难首先摧毁了土著文化，然后又摧毁了开拓者的文化，然后又将我童年时代的迷人的柑橘园连根拔起，然后它创造出令人不满的、毫无特色的以色列城市。
我登上白塔的119级台阶。以色列的沿海全景令人着迷。一个小镇接一个小镇，一个街区接一个街区，一座建筑接一座建筑，一栋公寓接一栋公寓。将近300万的人口拥挤在3 000平方公里的特拉维夫郊区。
也许已经没有其他方法。在当今的时代，为了保持世俗犹太人的生存，我们必须聚集在一个地方。如今，这种人口的聚集不仅仅是必要的，而且还是以色列的本质。因为看起来我们犹太人需要聚集在一起。我们需要彼此联结，甚至彼此争斗。就好像我们不能以个体的形式独立生存，就好像我们恐惧着，如果我们独立我们就会消失。所以我们没有私人领域的概念，我们不会把个人从集体中摘出。在严寒中，我们互相依靠彼此取暖，我们过着集体的生活，聚集在一个基布兹，或者一个莫沙夫，或者一片供给房社区，众多的人口拥挤在一处，从海德拉到盖代拉，从西里雄到东拉姆拉。
……
离开拉姆拉后，我来到了吕大。火车站仍然坐落在1891年法国人为土耳其人修建的石砌的枢纽站上。1897年春天，英国犹太人的朝圣团等待前往耶路撒冷的火车的地方，现在站着微笑的以色列士兵，他们扛着以色列制造的冲锋枪，拿着可乐罐和巧克力棒。两个极端正统派的犹太人正热烈地探讨着时事新闻。一对年轻的说俄语的夫妇正在压低声音争吵。一个穿着紧身牛仔裤、戴着头巾的漂亮穆斯林年轻姑娘正从旁边经过。
在开着空调的火车车厢，透过全景窗，我向外眺望着拉姆拉、吕大以及犹大平原。铁路的东边是特拉基色。在公元前3400年，这里曾矗立着基色的古老定居地。在公元前1700年，这里曾矗立着一座富裕而强大的迦南人的城市。在公元前10世纪，这里曾矗立着一座古老的希伯来人的城市，以及历时1900年的、叫作阿布舒莎的巴勒斯坦村庄。1923年，曾祖父本特威奇在这里购置了一栋华丽的宅邸。1948年，以色列国防军的吉瓦提步兵旅占领了阿布舒莎村，杀戮、驱逐、放火烧村，阿布舒莎消失了。如今，特拉基色的山脉南部坐落着嘉美约瑟夫的以色列社区，阿莫斯·亚德林以及雷霍沃特柑橘种植者的孙辈们在这里过着富裕优渥的生活。他们的生活代表了以色列的胜利：面对着古老的、阴森的坟冢的豪华宅邸。
几架F–16轰炸机从头顶飞过，准备着又一场战争。这里又包含一个悲剧的胜利：当黑暗消失，犹太人终于看到了巴勒斯坦的村庄，他们终于承认了他们所陷入的且无法退却的戏剧化情境当中。他们没有恐慌，没有畏缩，也没有崩溃。恰恰相反，他们筑起了一道铜墙铁壁。在这道铜墙铁壁里，他们建起了自己的民族国家；他们复兴了希伯来语，创造了充满活力的以色列文化；他们制作了音乐、戏剧、美术和电影。他们相爱，结婚，孕育后代。他们的眼睛凝视着命运，做了必须做的一切，在这里守护了100多年。
铁路沿线，有耕犁好的田地，还有葡萄园和一排排紧紧包裹的棉株。山岭之外，有一个秘密的导弹基地。
所以，如果我正要出席一次假想的、盛大的犹太复国主义大会，我会谈什么呢？我也许会谈我们的需求是真实的。我们天才般的洞察力。我们的宏图是激动人心的——雄心勃勃，但不疯狂。而我们的坚持是独一无二的：一个多世纪以来，犹太复国主义已经表现出非凡的毅力、想象力和创造力。它的适应力、可塑性及其意志决心都是出类拔萃的。然而，犹太复国主义落后一步，让大屠杀抢占先机，使大量东欧犹太人涌入这片土地的前提条件被证明是错误的。认为阿拉伯人的抵抗是软弱的前提也是错误的。因此，犹太复国主义工程没有成为它期待的模样：一个宏大的、精心策划的伟大工程，就像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以及荷兰的围海造田一样。它没有成为一桩进步的伟大事业，没有以一种合理的方式解决人类社会中其中一个最丑恶的问题。它没有用现代医学根除肺结核和脊髓灰质炎的方式根除反犹主义，也没有用现代医学降低婴儿死亡率问题的方式解决犹太人问题。恰恰相反，犹太复国主义以不完美的解决方式仓促应对严峻挑战，这一过程是难以驾驭的，它呼唤新的需求，适应新的环境，创造新的现实。它一次又一次地重新改造自己，以不同的方式处理着几乎可以称得上是绝望的情况。这就是犹太复国主义在20世纪，一步步前进的方式，这就是它塑造这片土地的方式。这就是为什么当这辆火车驶向耶路撒冷的山峦，我看到的景致是这般模样：就像一床胡乱缝制的被子，布满补丁，总是临时拼凑解决方法。
火车经过了贝特西迈希——这是一个发展中的城镇，现在被极端正统派犹太人占据，滑向索雷克峡谷。轨道两旁，岩石的山延绵起伏。有一些山坡是光秃秃的，另一些则覆盖着犹太复国主义者种下的茂密的松树林，树林的灌木丛中，隐藏着一些巴勒斯坦村庄的废墟。
将犹太人集中到一个地方的举措是有必要的，但同时也是危险的。如果又一场历史性的灾难袭击这里，它将可能是犹太人所遭遇的最后一次灾难。那些开创犹太复国主义的先辈们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清楚他们正带领着世界上最悲惨的国家走向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对自己以及对别人有那般高的要求。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要以那样一套精于算计、机变狡诈、训练有素的方式行事。他们清楚他们的使命是人类的能力难以企及的，就如同强加于他们身上的责任是人类的能力难以承担的一般。然而，多年以后，它已经无法再保持这样一种高水准的革命纪律性。它无法再保持这样一种奉献、严谨和献身的精神。承袭的一代人失去了历史眼光和责任感。他们被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成就所愚弄，他们没有看到在犹太复国主义的行径中所蕴含的风险。逐渐地，他们失去了在深渊之上走钢丝所需的专注与谨慎。当意志衰落、智慧耗尽，再没有一个负责任的成年人来领导孩子们的十字军东征。这场运动的早期阶段，几乎一切都是对的，但在最近的几十年里，几乎一切都是错误的。
当他的火车驶进耶路撒冷，赫伯特·本特威奇冲出这个城市的古老而迷人的火车站，奔向最神圣的犹太遗迹——哭墙（第二圣殿的遗迹）。当我抵达耶路撒冷时，我冲出耶路撒冷新的、毫无魅力的火车站，奔向以色列最神圣的地点——亚德瓦谢姆（Yad Vashem），犹太人大屠杀历史纪念馆。
当我走到入口处，我屏住呼吸。墙上挂满了幽灵般的黑白照片。孩子为导师拉响了小提琴。情侣在雪地上滑行。犹太村，一辆有轨电车缓缓穿过。年轻人围着圆圈跳舞。一个小姑娘抱着一个洋娃娃。两个姑娘挥手对我说再见。
纪念馆是用钢筋混凝土筑成的三角形结构，穿山而过，就像一个地堡。在隧道似的主展厅两侧是讲述故事的黑暗画廊，讲述基督徒的反犹主义，纳粹的反犹主义，水晶之夜（Kristallnacht）[116]。记录了书册被烧毁，犹太教堂被烧毁，人们被监禁。种族主义的法律，（纳粹分子强令犹太人佩戴的）黄星布，隔离区。几千人、几万人、几十万人、570万犹太人，被绞死，被枪杀，被毒气夺去生命。而三角形隧道的两边是犹太复国主义的终极论据：波纳利（Ponary）[117]、巴比谷（Babi Yar）[118]、马伊达内克（Majdanek）[119]、索比堡（Sobibor）[120]、贝尔根·贝尔森（Bergen-Belsen）[121]、达豪（Dachau）[122]、特雷布林卡（Treblinka）[123]以及奥斯维辛。还有波兰外交官简·卡思基（Jan Karski）令人难忘的脸庞，正是他的回忆披露了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是那位在1944年下令不轰炸奥斯维辛的人[124]。发黄的地图上散落着令人难以置信的数字。荷兰的140 000犹太人——死亡102 000人。罗马尼亚的817 000犹太人——死亡380 000人。匈牙利的825 000犹太人——死亡565 000人。苏联的3 020 000犹太人——死亡995 000千人。波兰的3 255 000犹太人——死亡3 000 000人。
但这些数字中最令我震撼的是巴比谷大屠杀中犹太人的遇难人数。在1941年9月29日和30日，33 771基辅犹太人被带到森林中。纳粹命令他们站在深谷边，然后在谷边射杀了所有人，并把他们埋在深谷里。在巴比谷的48小时里，被射杀的犹太人比锡安之战之前的120年中死去的犹太人还要多，比以色列所有战事中死去的犹太人还要多。因此，有充分的理由理解这个建筑设计：这条欧洲犹太人毁灭的隧道最后通向一个明亮的阳台，在这里，你可以眺望耶路撒冷山峦的深绿色的森林。而当我站在大屠杀纪念馆的阳台，我无法抑制地为以色列而感到自豪。我生下来就是以色列人，我活着像以色列人，我也将像个以色列人那样死去。
从大屠杀纪念馆出来，我又继续前行，来到基瓦扫罗。为了使犹太复国主义赢得1948年的战争，为了使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不会终结于某个巴勒斯坦的巴比谷，本·古里安指示哈加纳在这一年的四月继续进攻。他命令犹太武装军队占领巴勒斯坦的村庄——胡尔达、代尔–牧塞、贝特马赫、萨里斯、艾尔–奎斯特，以封锁通往耶路撒冷的通路。配合着哈加纳的行动，民族主义的伊尔根（Irgun）[125]和斯特恩帮也对自己的村庄展开了进攻。1948年4月9日的清晨，他们袭击了西耶路撒冷的村庄戴尔亚辛，至少100名巴勒斯坦村民被屠戮。弹痕累累的尸体被一个排的17岁左右的士兵所埋葬，他们被送来收拾残局。他们当中最小的一位就是赫伯特·本特威奇的孙子，在他的余生里，他所见证的恐怖情景在心中萦绕不去。然而，以色列处理1948年战争创伤的方式是非常实际的：他们在1951年把巴勒斯坦戴尔亚辛的废墟遗迹变成了封闭的精神疗养院卡法扫罗（Kfar Shaul）。
我走近白色的金属大门，询问守卫我是否可以进去。她拒绝了。所以我沿着篱笆走，找到一个缺口，偷偷溜了进去。一栋老式的巴勒斯坦石头房屋现在成了一个用于专业治疗的木器店。另一栋老式的巴勒斯坦石头房屋现在成了一间开放式的病房。还有更多的巴勒斯坦石头房屋现在成了封闭式的病房，用以收容那些会伤害自己和伤害别人的病人。最震撼我的是，具有宗教信仰的病人的庞大数目。他们当中，很多男人戴着白色的圆顶小帽，很多女人遮住了她们的头。尽管各处的迹象都显示，这里是一个现代的病院，但归根结底，那个古老的村庄仍然在这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大多数的巴勒斯坦村庄被摧毁后，少数几个保留下来的其中一个村庄成了巴勒斯坦大灾难的核心标志。它无声的石头房屋仍然在讲述着故事：这里曾经是什么，当犹太人发疯的时候，这里又发生了什么。
戴尔亚辛的山顶现在被卡布兰大街和卡兹尼兰博根大街所环绕，这是哈尔诺夫极端正统派犹太人社区的主街道。以色列工党成员并不情愿建设这个被玷污的山峰，但新以色列人可没有这些顾虑。利库德集团和沙斯党看到了戴尔亚辛的房地产的潜能，并充分利用了这一点。就在距离卡法扫罗围篱缺口——我钻进来的这个口子——几步远的地方，坐落着两座花哨的、宏伟的神庙——尼珥哈伊姆犹太学校和利夫·阿哈龙犹太学校。在他们之间，是欧罗特·海特舒瓦犹太学校的大型住宅区、宏伟的奈提维·海特尔穆德犹太学校以及小型的米希坎·哈特拉犹太学校。超过20所的犹太学校、犹太教堂和宗教学校坐落在戴尔亚辛的北坡，还有20所坐落在其东坡和南坡。这里的宗教机构占据了上万平方米的土地，它们的学院不工作、不纳税、不服兵役。规划了伟大的梦想、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承担了可怕的罪行之后，犹太复国主义者在戴尔亚辛的土地上建立的，却是一个新的、极端正统派犹太人的隔离区。
离开戴尔亚辛，我来到以色列的国家纪念基址——赫茨尔山国家公墓（Mount Herzl）。这里汇集了华盛顿纪念碑（Washington Monument）、林肯纪念堂（Lincoln Memorial）、阿灵顿公墓（Arlington Cemetery）。过去，这里曾经是巴勒斯坦人的沙拉发山，在西耶路撒冷气势雄伟的山峰上，散落着一些巴勒斯坦的石头房屋和采石场。1948年4月，一支伊尔根小队驻扎于此，机关枪的火舌如雨倾泻，降落在戴尔亚辛。16个月后，西奥多·赫茨尔被安葬在这座山上。他的庄严的国葬被认为是战争结束的象征性标志以及犹太民族运动的胜利。克服了面对的所有障碍，这段始于1897年的伟大旅程终于抵达了目的地。梦想实现了：锡安主义抵达了锡安。
这一栋建筑是庄严而压抑的。赫茨尔的朴素的黑色花岗岩坟墓顶部平坦，四周环绕着不规则椭圆形的园圃、花园小径和石头的围篱。公墓一角是赫茨尔的家人以及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领导人们的坟墓。公墓的另一角是弗拉基米尔·亚博京斯基的坟墓，他是右翼修正主义势力的领导人，也是“铜墙铁壁”[126]的预言者。第三个角落安葬着以色列的总统们、总理们以及议会的议长们。这里的象征意义是非常明显的：就在这里，在这个山顶，犹太复国主义融入了以色列，以色列也融入了犹太复国主义。这里是自赫茨尔美景演变成真实的以色列的确切反映。这个象征性的基址是端庄而神圣的。它的力量蕴含在共和国的谦逊、经济和苦行主义中，蕴含在它开阔的沙砾小径和稀疏的地中海灌木中。它是理性的，没有任何神秘主义、弥赛亚主义或沙文主义的迹象。这里没有人为雕琢的痕迹。赫茨尔山国家公墓是一座不朽的纪念碑。
军人的公墓同样也是民主而节制的。这些牺牲的一排排士兵的名字并没有刻在墓碑上。几乎在每一片墓区，将军们都和下士们并排地安葬在一起。这里没有颂扬英雄主义和保家卫国的爱国主义题词。这里不会试图剥除每一个死去的人的特质。相反，小小的石碑强调着安眠在它们之下的每一个人都是独立存在的个体。简洁的墓志铭并没有让战争中的死亡变得圣洁，而是留下它原本的模样：最终的，可怕的。
赫茨尔山是我童年记忆中的以色列。它是1967年以前社会主义、民主主义的以色列。它是世俗的、民主的、纪律严明的，兼顾了严酷苛刻与人文主义，兼顾了集体主义和个人感知。这里没有民族主义的媚俗，没有宗教的媚俗。在静谧的尊严中，它发表着宣言：这个山顶——全是富有远见的智者。在智者之下，有他的门徒；在门徒之下，有国家的领袖们；在国家领袖之下，有军人。他们艰苦跋涉，他们追求梦想，他们付出了最大的代价。
大屠杀纪念馆和戴尔亚辛都在问着同样的可怕问题：我们还活着吗？我们战胜了过去吗？赫茨尔山则说，我们应当做到。它专注地讲述，宣告我们理当继续生活，因为我们不能沉溺于过去。我们应当生活下去，因为我们成功地压抑了大屠杀纪念馆和戴尔亚辛。我们应当继续生活，因为我们公正、强大、现代。我们的以色列是以未来为导向的。团结、进步和勇气占据了以色列这个主权国家的制高点。然而，这种良性的讲述终止于1967年。我们还能复兴吗？21世纪的以色列还能重建赫茨尔山的共和国吗？
离开赫茨尔山，我来到了斯科普斯山。站在1897年赫伯特·本特威奇对他渴慕的城市道别的地方，我反思着那些经典的以色列问题：以色列将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们的机会在哪里？这个犹太国家还能再存活一个世纪吗？在2097年的时候，我们还会在这里吗？
这几年来，耶路撒冷经历了某种意义上的复兴：与千禧年之交的那段日子相比，它有了更多的夜生活、更多的艺术活动、更多的年轻的能量。但是这个首都的人口是没有前途的。1897年，犹太人的数量占了大部分，达到62%。到1967年，犹太人的比率上升到79%。然而在上一个十年中，人口数量降低到1897年的水平：63%。在当代的耶路撒冷，进入学校的适龄儿童中，极端正统派犹太人约占40%，阿拉伯人的比率超过了35%。耶路撒冷的青年中，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比率不到四分之一，非宗教的犹太青年的数量只有八分之一。看起来就像世俗的犹太复国主义从未出现过一样。
诚然，耶路撒冷不是以色列。但就全国范围而言，犹太人口的统计数字都不容乐观。如今，大以色列的全部居民中，有46%是巴勒斯坦人。预计他们的总人口将在2020年上升到50%，到2040年时则增长到55%。如果按照目前的趋势发展下去，锡安的未来将变成非锡安主义。
为了探究以色列所面临的挑战，我向北进发，从斯科普斯山来到贝特艾。当我的曾祖父看到被认为是雅各梦见天使上下往来的梯子[127]的考古遗址时，他的心陷入宗教的情感而不能自拔。然而，如今这些遗址淹没在预制的水泥墙和水泥塔之间，以色列的占领者用这些水泥建筑保护定居者们在这条道路上往来，以免被占领区的巴勒斯坦人的怒火波及。追随着我曾祖父的足迹，我又从贝特艾来到希洛。我曾祖父看到的拜占庭式教堂的遗迹横亘在这里，一直延伸到一个被高高的围篱所环绕的犹太人定居点，这里的人们选择成为以剑谋生的奴隶主。无论是贝特还是希洛，它们的问题都是：究竟会是以色列终结了占领，还是占领终结了以色列？同样的问题也围绕着纳布卢斯和道唐山谷。犹太政府会拆除犹太定居点吗？是犹太人的政府将拆除犹太人的定居点，还是犹太人的定居点将拆除犹太人的政府？这个交叉点只有四条通路：一个在占领区实行民族清洗的有罪国家，一个实行种族隔离的国家，一个包容两个民族的国家，或者一个带着巨大痛苦退回到分界线的犹太民主国家。我仍然相信，大多数的以色列人倾向于第四条道路。但这些人并不团结，也没有决定性的力量。以色列缺乏领导这场痛苦而冒险的撤退所需要的政治力量。同样不明确的是，以色列共和国是否拥有撤销定居点和划分土地所需的能力。在1897年4月，赫伯特·本特威奇穿越而过的撒玛利亚地区现在看起来就像一个庞大的定居点工程。到目前为止，犹太复国主义还没有能力召唤出可以保护它的力量。在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创造出来的悲惨现实中，它在自己的脖子上套上了绳索。
我偏离了我曾祖父的路线，向巴力夏琐山进发。在本书的引言中，我写道，有两个因素使以色列有别于其他国家：占领和威胁。在21世纪，再没有另一个国家像我们这样征服另一支民族，再没有另一个国家像我们这样受到威胁。现在，当全副武装的以色列国防军士兵将我带上撒玛利亚的最高峰，我清清楚楚地看到了占领和威胁。在监测以色列领空的雷达基地里，我思考着以色列周围渐渐迫近的威胁。
外围是伊斯兰的圈子。以色列是一个可以在很多穆斯林中间激起宗教仇恨的犹太国家。占领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放大了这种仇恨，然而，这却是以色列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非伊斯兰的政治实体，在这片对伊斯兰具有神圣意义的、四周环绕着伊斯兰的土地上生存的方式。于是，这就造成了这个小小的犹太国家和广大的伊斯兰世界的固有的紧张关系。这么多年来，以色列明智地处理着这种宗教上的紧张关系。它与稳健派的伊斯兰国家建立了联盟，而与其他伊斯兰国家保持着秘密的商业往来。它与伊斯兰国家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促进了共同的利益，谨慎小心地避免将地区冲突转化为宗教冲突。但近几年来，当激进的伊斯兰主义纵横政界后，以色列便失去了一些伊斯兰的同盟。犹太极端势力与伊斯兰狂热势力相互依靠。在某些伊斯兰的国家，对以色列的敌意正日益活泛。在今天的西亚与北非的政局面貌中，反以色列的潮流是其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只要抓住任何一个时机，这些力量就会燃烧起来。伊朗是巨大的威胁，但其他一些穆斯林国家同样也是巨大的威胁。一个包含15亿穆斯林的巨大的圆圈包围了这个犹太国家，并威胁着它的未来。
中间圆是阿拉伯人的圈子。以色列是一个建在阿拉伯世界心脏位置的犹太国家。阿拉伯民族运动试图阻止以色列的建国——但是失败了。阿拉伯的国家试图毁灭以色列——但是失败了。因此，以色列作为一个非阿拉伯国家存在于中东地区，就成为阿拉伯民族主义失败的见证。在20世纪的最后25年，当阿拉伯的民族主义遭到削弱、腐化堕落时，它被迫暂时搁置了它的不满，表面上承认了以色列。于是造成了以色列与埃及的和平协议、以色列与约旦的和平协议以及区域稳定。然而阿拉伯民族的觉醒改变了这一切。当稳健而腐化的政治体制被新的政体所取代，公众的紧张情绪日益增长，越来越多的群众要求对以色列采取强硬态度。尽管以色列与阿拉伯之间的大型战争还没有迫在眉睫，但区域的稳定脆弱得不堪一击。以色列现在面对的阿拉伯军事力量没有之前那么多，但却需要面对更多的阿拉伯动乱。当阿拉伯民族国家（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崩溃时，环绕在以色列周围的将是一圈失败的国家[128]和极端主义的国家。就像开始于2013年8月末的叙利亚化学武器危机证明的那样，新的危险正在酝酿。所以和平如履薄冰。由3.7亿的阿拉伯人围成的圆圈包围着犹太复国主义的国家，威胁着它的生存。
第三个圈子是巴勒斯坦人的圈子。以色列是一个被它的邻居看作建立在本地的巴勒斯坦的废墟之上的定居者的国家。很多巴勒斯坦人将以色列视作外邦，他们被驱逐出自己的聚居地，以至于无立身之地。庞大的巴勒斯坦族群有着一个隐秘的愿望，就是盼望阻止以色列的政治运动，因为以色列的政治运动破坏他们的社会、摧毁他们的村庄、清空他们的城镇、将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变成了难民。只要以色列还拥有压制性的力量，稳健的巴勒斯坦人就会掩藏他们的愿望甚至压制它。但稳健的巴勒斯坦人的阵线正在回缩，激进的巴勒斯坦人数量不断增多。当宗教极端主义和阿拉伯的极端主义开始主导整个区域时，巴勒斯坦的实用主义就陷入了重重包围。因此，如果有那么一会儿以色列虚弱下去，被抑制的巴勒斯坦愿望就将猛烈爆发。而由于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的总人口超过了以色列犹太人的人口，他们将赢得真正强大的力量支持。由1 000万巴勒斯坦人组成的核心力量威胁着以色列的生存。
近几年中，这三个威胁圈已经融合了。随着伊斯兰军事力量的增强，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稳健派的势力遭到削弱，达成全面和平的可能性逐渐降低。与此同时，以色列从南黎巴嫩和加沙地带的单方面撤军，为不时用火箭弹和导弹威胁以色列的恐怖主义组织清出了大片的土地。这就是一个两难的境地：如果以色列不从约旦河西岸撤军，那么在政治上和道德上将是穷途末路；但如果它真的撤军了，它就会面对一个以伊朗做后盾、由伊斯兰兄弟会（Islamic Brotherhood）支持的西岸政权，其拥有的导弹将危及以色列的安全。结束占领的需求是前所未有的强烈，同样，结束占领的风险也是前所未有的。
到目前为止，犹太复国主义对这三重威胁圈的抵御都是非常有效的。以色列高明的外交手腕阻止了伊斯兰的圈子合并成一个足以扼杀以色列的政治活动圈。以色列的军事力量阻止了阿拉伯获得在战场上打败以色列的能力。以色列的智慧阻止了巴勒斯坦用恐怖主义袭击破坏以色列政局的稳定。然而，巨大的压力正压在以色列的铜墙铁壁上。一枚伊朗的核弹，阿拉伯新一波的敌对浪潮，或者一轮新的巴勒斯坦危机，也许就会把它击垮。所以，以色列在它建国的第七个十年所面临的挑战，就如同它在建国最初的几年里所面临的挑战那般戏剧化。当我站在巴力夏琐山的山顶时，我清楚地认识到，我们正面临一个严峻的考验。
从约旦河西岸的最高峰，我向北进发抵达他泊山。当我到达山顶时，我走出汽车，绕着方济会的修道院（Franciscan monastery）而行，观察赫伯特·本特威奇1897年穿越撒玛利亚经过的山谷。在那时，还没有一个犹太复国主义的犹太人居住在这里。到处都是沼泽，有自给自足的农夫，还有贝都因人。但是自他泊山开始，百年奋斗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在伊兹拉山谷，大多数居民都变成了犹太人，但是在加利利的山区，阿拉伯人占据优势。当犹太复国主义攻克了圣地的山谷，它的山脉间仍然遍布巴勒斯坦人。尽管付出了所有的努力，犹太复国主义仍然没有占领内盖夫的山脉、加利利的山脉以及中部山区。犹太复国主义仍然是一个幻景，将它的长长卷须伸入内陆的山谷。美吉多和拿撒勒之外的村庄里的白色宣礼塔，让这一幅图景更为清晰。消失的阿拉伯人回来了。
以色列一直忽略了它的阿拉伯平民。它还没有找到吸纳它的五分之一阿拉伯人口的合适途径。没有在1948年被驱逐的阿拉伯人已经被犹太复国主义者压迫了几十年。这个犹太人的国家没收了阿拉伯人的土地，践踏着他们的权利，没有给予他们真正的平等。这几年来，压迫有所减轻，但以色列并没有与以色列的阿拉伯人缔结一个真正的公民契约以保障阿拉伯人的完整公民权。直到今天，仍然没有明确定义这个犹太民主国家对作为少数民族的阿拉伯人所承担的义务，也没有明确定义作为少数民族的阿拉伯人对这个犹太民主国家所承担的义务。一方面，以色列的阿拉伯人从未享有真正的平等；另一方面，政府并不总是在其管辖范围内进行执法，而是允许他们的部分城镇和村庄处于无政府状态。于是造成了不受法律制约的危险处境。很多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不尊重中央政府，也感觉不到他们属于政府的管辖范围。他们更亲近以色列之外的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周遭的阿拉伯人，这意味着他们的情况与北美和西欧的少数民族情况有着根本的不同。尽管他们是犹太国内的少数民族，但他们却是本区域内占据绝对优势的主体民族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并将以色列的犹太人变成区域内的少数民族。从未有人处理这个复杂的事实，也从未有人明确阐释这种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互相转化的关系。目前为止，以色列巴勒斯坦人的经济利益和公民权利还是有一定保障。尽管他们从不曾公开承认这一点，但他们都清楚地知道一个事实，就是他们的境况已经比在埃及、约旦、叙利亚的兄弟姐妹要好得多。但是，政治的隐患仍然存在。随着阿拉伯少数民族的人口持续增加，随着他们的自信逐渐增强，他们将危及以色列作为一个犹太民族国家的身份属性。如果不尽快解决这个关键性的问题，骚乱是不可避免的。
我继续我的旅程，从他泊山来到太巴列（Tiberias）。本特威奇的代表团曾经在这座古老城市的南面、加利利湖的湖滩上搭起了白色的帐篷。我开车赶往更远的南方，穿过了约旦河，来到加利利海的南部边缘。这里就是德加尼亚，它是这个世界上的第一个基布兹，试图融合乌托邦理想、公社集体生活和殖民主义。在这片湖滩之上，曾经进行着激动人心的人类社会实验：为了创造一种能够拯救犹太人的民主的共产主义制度。
在它成立的39年后，德加尼亚被叙利亚军队袭击，经历了空袭、炮击和装甲突击。保卫公社的基布兹社员和士兵们用反坦克火箭筒、步枪和燃烧弹阻挡了入侵的坦克。数十人在战斗中牺牲，安葬在战场的不远处。一辆在战斗中被俘获的坦克被安置在基布兹的大门口，以纪念他们的牺牲。
站在神话般的坦克前，我思索着21世纪以色列所面临的精神挑战。德加尼亚的守护者能以这样的生命成本阻挡叙利亚的军队，是因为他们所拥有的信念。乌托邦的梦想和公社迅速成长的现实，赋予他们精神力量来承受诸如1948年战争这样的挑战。然而，当代的以色列已经没有乌托邦的梦想，没有了公社，曾经拥有的决心和承诺也只是虚有其表。没有了它们，我们还能在这里生存吗？我们还能为我们陈腐的以色列奋勇作战吗？就像德加尼亚的战士们为他们的基布兹梦想而战。当真正的艰难日子降临，我们还能保持我们的消费至上的民主吗？在伊斯兰的威胁圈子、阿拉伯人的威胁圈子、巴勒斯坦人的挑战圈子以及国内的威胁圈子之内，还有着来自精神挑战的第五重威胁。以色列的集体意识是否已经不再适应以色列的悲惨现状？
赫伯特·本特威奇曾经乘着船渡过了加利利海，而我开着车绕湖而行，途经了太巴列、塔布加和迦百农。距离古老的渔村北部几英里的地方，就是耶稣曾经教导门徒的地方，现在是殖民地罗什平纳。1897年，有一位叫伊扎克·爱泼斯坦（Yitzhak Epstein）的教师曾经定居在这里，尝试把犹太人与阿拉伯人联合起来，在同一所学校教导他们的孩子。十年后，这里是农艺学家海姆·马格里斯·卡拉瓦瑞斯基（Haim Margolis Kalawariski）的家园，他是第一批致力于实现和平的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之一。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一位内科医生基甸·梅尔（Gideon Mer）就居住在罗什平纳，在他的诊所里，救治了饱受疟疾摧残的阿拉伯邻居们。但是在1937年，在罗什平纳出现了第一位犹太恐怖主义分子什洛莫·本·约瑟夫（Shlomo Ben Yosef），在他尝试谋害一辆正在驶向迦南山地的阿拉伯巴士上的乘客后，他被英国人实施了绞刑。
以色列所面临的第六重威胁是道德威胁。一个陷入无休止战争泥沼的国家是很容易堕落的。它很可能会变成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或者只是变得残忍无情。然而令人惊异的是，在持久的国家战争中，以色列仍然维持了大体上的民主观念和民主机构。在很长一段时间，它保持着一个合理的社会道德体系。大多数人尊重人权，支持自由与民主。但是在近几年，以色列民主的核心正承担着越来越大的压力。占领对以色列的道德造成负面影响。极端正统派犹太人和俄罗斯移民的少数群体常常并不珍惜民主观念，而是视为理所当然。对日益增长的占据人口优势的阿拉伯族群的恐惧孕育了排外情绪和种族主义。正在实施的占领、正在进行的争斗、人道的犹太复国主义的崩塌令黑暗的力量威胁着这个国家。半法西斯主义思想曾经在20世纪30年代吸引了一批右翼的边缘势力，现在又赢得执政党里的某些主要政治人物的支持。然而，就像2013年大选所证明的那样，以色列并没有全然地充斥着黑暗。以色列仍然拥有一个理智的中产阶级核心。然而，一场持续百年的战争引发了一场道德危机。1937年在罗什平纳爆发的残忍暴行仍然在继续。以色列仁慈民主的身份依旧在不间断地被质疑。
从罗什平纳向北进发，我抵达了约旦河。当赫伯特·本特威奇骑着马穿过胡尔达山谷时，这里住着阿拉伯人，这里还是一片浅水湖。在1947年至1948年期间，阿拉伯人被赶走。在1953年至1957年期间，湖被填平，为农业定居点铺路。在我出生的十年前，犹太复国主义克服了它在这个山谷所面对的两大障碍。随着一系列的军事行动，它清理掉了巴勒斯坦人。随着一项宏伟工程的开展，它清理掉了浅水湖，清理出一整块区域供资深的开拓者和新移民居住，落后的巴勒斯坦被现代的以色列所取代。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早期年代，它的这种双重作用成功地引领着一个新的、强大的希伯来身份属性。
这个希伯来的身份是革命性的。它把自己定义为对犹太宗教、犹太人的大离散、犹太人的被动生存状态的反抗。它坚持以希伯来的土地、希伯来的语言以及对希伯来人对未来的信念为根基。它将《圣经》的历史视为神话，同时也忽视了后圣经时代的犹太历史和传统。它珍视进步、行动以及对生活的世俗的态度。它以一种普世的视角来小心地平衡民族热情。它的其中一个意向为社会主义的民族主义，另一个为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但两个都反对宗教干预政治、抵制外邦人。两个都是集体信心与启蒙运动的结合。这就是为什么犹太复国主义相信它是合适的，并且说服别人它是合适的。这是一段长长的、长长的旅途，但我们必须走上这段旅途，我们还要边走边唱。我们必须上路，并且相信它并非还要好几年才降临而是立刻降临，相信它不是通向上帝而是通向我们自己，相信我们将凭一己之力实践这种新的、世俗的宗教，相信我们将凭借自己的能力，驱逐阿拉伯人、填平浅水湖、移走山峦。
在20世纪前三十几年，以色列把自己镀上了希伯来的身份。在接下来的三十几年里，这种身份保持着主导地位。它是一种真正的力量，正是它战胜了1938年的阿拉伯大起义，战胜了1948年的巴勒斯坦人，战胜了1967年的阿拉伯国家。它是建立一个国家、保卫一个国家、吸纳移民定居于这片土地的力量所在。从某些方面说，它又是一个残酷的身份。它把以色列人从大离散犹太人的群体中分离出来，它切断了他们的犹太根基，令他们失去了传统，失去了文化的连续性。就某些方面而言，它是一种虚假的身份，将一个基于抑制和否定的人为身份强加于以色列人身上。失去了犹太人灵魂的深度和多样性。但是，如果犹太复国主义革命要想取得胜利，革命的希伯来身份是无法避免的。它赋予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一种狂妄自大的观念，但是却适合当时以色列的情况。它赋予以色列最高权力，没有这个权力以色列将无法生存。它做下这一切时并非严肃地板着脸，是高高兴兴的。它令以色列的整整一代人，高兴而乐观地走上他们需要走上的路。我们正踏上我们的旅程，他们这样高歌。我们在路上，吆么嗬嘿，吆么嗬嘿！
在20世纪的最后三十几年，这个希伯来的身份变得晦暗不明。到21世纪初的时候，它看起来似乎已经分崩离析了。占领、全球化、大量的移民以及非犹太复国主义的少数派势力的增长，已经磨损了希伯来的霸权。不知是好事还是坏事，更加野性的、多元化的生活方式取代了僵硬死板的生活方式。爱国主义与普救说之间的平衡被打破了。对大离散和宗教的世俗反抗平息了。世俗的信念遭到削弱，进步遭到削弱，集体主义的观念已然消失。就像胡尔达的苦咸水又渗透回它的河床，犹太教、犹太区以及阿拉伯民族主义再度折返。就像曾经在这个山谷里发生的残忍行径再度出现，犹太人集体心理曾经经历的残忍行径也杀了个回马枪。蓬勃发展的以色列的自信心笼罩上了生存问题的阴影：成功，还是失败？繁荣，还是毁灭？
以色列所面临的第七重威胁就是它摇摇欲坠的身份所造成的威胁。我途经的众多基布兹就像一块画着以色列现代景观的油画布：高高耸立的桉树、挺立的苍柏、耕犁好的田地以及堆满谷物的筒仓。但是在基布兹的大门后面，已经发生了变化：公共食堂和幼儿园已经空无一人。曾经在这里的关于以色列的一切如今已不复存在。定居于这个山谷、并且很快在这个山谷站稳脚跟的希伯来文化已经不复存在。它们改变了形式，改变了特质，变成了还没有被定义的某种东西。当我离去，将山谷远远抛在身后，我意识到，这个身份问题将是核心问题。
犹太复国主义革命的核心是身份的革命。这种身份革命是诱人而危险的，它就像性别的更改。在我们的病例中，手术看起来是成功的，结果看起来是非凡的。但这个病人的问题在于没有获得内在的平静，仍然处在焦躁不安的状态中。而现在，他完全崩溃了。我们的新的、暴躁的身份正崩解为大量的身份，其中一些非常脆弱、令人困惑。到那时，我们将再也不能识别出我们自己。我们将不能确定我们究竟是谁。
赫伯特·本特威奇从约旦河登上了黑门山的山腰。而我则更有野心：我的目标是山顶。越过了卡拉特宁录的十字军要塞，越过了迈季代勒舍姆斯的德鲁士村庄，越过了内夫阿提维的以色列定居点，越过了滑雪胜地的低缆车、高缆车，我抵达了黑门山上封闭的军事基地。这里海拔2 230米，我站在以色列的最高峰。
以色列有七个威胁圈，分别来自伊斯兰、阿拉伯人、巴勒斯坦人、国内、精神、道德以及身份属性。我们选择了这块土地，便把我们自己置身于这七重同心圆的威胁圈的中心。然而在21世纪，尤其危险的是，自从我们抵达片土地就一直给予我们支持的力量正在遭到削弱。西方世界处在相对的经济和政治衰退阶段。大离散犹太人群体正处在人口的衰退阶段。以色列与西方开明犹太人的同盟正处在衰退阶段。而与此同时，西方势力在中东维持秩序的能力也在衰退，他们在第三世界阻止核武器扩散的能力也是如此。当伊斯兰的狂热势力日益增长，却没有多少西方力量可以站在以色列的身旁。以色列的占领、犹太极端主义以及宗教的原教旨主义，正在削弱支持以色列的剩余力量。
1967年，以色列占领了黑门山，并在山顶建立了一个在战略上至关重要的军事情报基地。1973年10月6日，叙利亚攻占了这个基地，俘获了里面的工作人员。两周后，数十名以色列士兵在这个陡峭的山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让以色列得以恢复在这个最重要的山峰上的控制权。如今，大部分最尖端的科学技术都出自这个如同科幻小说一般的山顶工作站。黑门山的高科技城堡让以色列能够密切监视叙利亚以及叙利亚以外的广大区域。
因此，当我注视着山下荒芜的叙利亚平原以及身旁复杂精妙的以色列高科技城堡，我突然意识到，以色列本身就是一个城堡。就像800年之前的十字军，我们正住在一个面朝东方的悬崖之上。就像基督教的骑士们一样，我们仰赖我们高高的围墙、锋利的宝剑，是它们使我们得以生存在这个想要清除我们的地方。然而，这个现代以色列城堡的力量却不得不面对这个事实：它如今的行事和感觉已经不像一座城堡。
它并非一贯如此。在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尝试夺得这片土地的方式是修建乌托邦式的水塔，就在水塔下面我们兴建红屋顶的基布兹房屋，我们在祖先的土地上灌溉耕犁棕色的农田。然后，当现实受到冲击，我们通过修建带有瞭望塔和围栏的定居点来夺取土地：这些预制的要塞能让犹太人在阿拉伯人带着敌意攻击他们的境况下仍然能在这片土地上定居。经历了一代人或者两代人，以色列便装备上了瞭望塔和围栏。就像十字军一样，它过着基于意识形态、谦逊和纪律的宗教般虔诚的生活。犹太复国主义本质的强硬刻板令我们征服了这片土地，令我们得以在这片土地上定居，令我们能够征收并保卫这片土地。
但是，在过去的一个世代里，我们的要塞是如此成功，以致它停止了发展，看起来再也不像一个要塞。每隔几年我们就会想出一个新的发明：迪莫纳、摩萨德、空军、辛贝特、箭式导弹、“铁穹”防御系统。这些发明都有着一个共同的特征。这些在常态下创造出来的力量将使常态永久维持。一个自由的社会和一个自由的市场给我们带来对手不曾拥有的优势。再也没有必要需求瞭望塔与围栏式的十字军精神。相反当十字军还需要集体节欲来维持他们的要塞，我们将解放和个人主义转变为我们力量的源泉。以色列的要塞已经成为一个不设防的要塞，从中产出源源不断的霸权。
但是时代正在变化。西方的逐渐衰落和东方的骚乱使天平倾向于叙利亚和东非大裂谷地带的一边。而在黑门山，这种体现几乎是直观的。旧的叙利亚消逝了，伊拉克改变了，约旦的稳固正面临质疑。就像大规模屠杀平民和使用化学武器证明的那样，残忍暴虐已经超出了人类的理解。在山顶边界迎面吹来的呼啸的风，正在变成横扫中东的十二级飓风。因此，悬崖要塞的未来暧昧不明。当我注视着赫伯特·本特威奇在1897年4月遗留下来的土地时，我不知道我们还能把我们奇迹般的生存故事延续多久。再多一代人，两代，三代？直到最终我们再也不能紧紧握住手里的宝剑，直到最终这把宝剑锈迹斑斑。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直面这样一个周边的世界——世界都拿着矛对准它，对峙了100多年。
针对以色列所面临的七重威胁，2013年有了两个戏剧化的进展。一个是新中东，另一个是新政治。
在刺激国际舆论几年后，“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129]仍然在改变着阿拉伯的世界。由埃及塔利尔解放广场革命引发的一连串事件造成了深刻、持久和惊人的影响。突尼斯、利比亚、埃及和叙利亚（以及伊拉克）半世俗的、伪现代的独裁政权的灭亡，宣告了持续半个世纪专制、腐败政权的终结。重要的民族阿拉伯国家的崩溃结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殖民力量组建的、延续一个世纪之久的地缘政治现状。如今，阿拉伯民族主义让位于部落主义。面对宗教极端主义，阿拉伯的现代化走向恶化。随着阿拉伯民族国家和阿拉伯的国民一统性遭到削弱，混乱滋生。虽然阿拉伯君主专制仍然坚挺，失败的国家、极端主义运动、四分五裂的国家取代了曾经世俗而紧密团结的阿拉伯共和国。
贾迈勒·阿卜杜·纳赛尔的泛阿拉伯梦想已经破灭，安瓦尔·萨达特（Anwar Sadat）的“不战不和”不复存在，萨达姆·侯赛因（Sadam Hussein）、哈菲兹（Hafez）和巴沙尔·阿萨德（Bashar Assad）推行的残酷的复兴世俗主义已经消失。目前，尚不清楚像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约旦和利比亚这样的国家是否还能维持他们的民族身份。在20世纪结束后不久，曾经在20世纪挑战犹太复国主义的巨大力量就分解了。
显而易见，这些重要的变化在短时期内提高了以色列的战略地位。随着这个犹太国家证明自己是西方国家唯一可靠的中东盟友，它重新赢得了某些旧有的正统性，并再次被视作一个有价值的资产。随着高科技的以色列与其衰落的邻居们之间的军事鸿沟的拉大，它再次恢复了作为区域主导力量的地位。当叙利亚、利比亚、伊拉克和埃及陷入持续混乱，旧有的一场全面常规战争爆发的威胁也随之减小。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的激烈斗争让阿拉伯新兴的宗教势力疲于奔命。大部分阿拉伯人的注意力都倾注在阿拉伯内部的问题上，暂时消减了他们危及以色列生存的能力。事实上，他们中的一些人寄希望于以色列，希望以色列能够把他们从激进元素中拯救出来，因为现在这些激进元素直接威胁到他们的未来。因此现在，朝气蓬勃的犹太民族主义运动看起来比它100年来的对手——衰落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要团结得多、有效得多。由贝尔福勋爵在1917年11月2日签署的宣言，已经被证明——到目前为止——要比马克·赛克斯（Mark Sykes）及查尔斯·弗朗索瓦·皮科特（Charles Fran?ois Picot）在1916年5月16日达成的协议要更为切实可行。1916年的协议把大不列颠联合王国与法国之间的阿拉伯土地进行了划分，由此而定义出现代的阿拉伯民族国家。诚然，以色列是在暴风骤雨的海洋中孤独矗立的一块礁石。但是在它出现的66年后，这块礁石似乎远比它周边的水域更为稳固。
然而，从长远来看，新中东可能要比旧中东更加危险。如今，和平已经毫无希望：没有一个拥有必要合法性的温和派的阿拉伯领导人与犹太复国主义的实体签署一项终止争端的新协议。而现在，即便是基于威慑的稳定也很难保持：没有一个阿拉伯国家足够稳定和强大到可以保证边界稳定和长治久安。现在，以色列将最终成为阿拉伯世界替罪羊的风险正在增加：如果伊斯兰的政治力量不能实现它的承诺，如果民众们继续奋起反抗它，宣泄这种愤怒的简单方法就是将之转向他们隔壁的、生活得异常繁荣和自由的异教徒身上。
精良武器落入狂热分子手中的危险正在增加，他们非常渴望将这些武器用在这个犹太国家身上。简而言之，随着阿拉伯军事力量的旧威胁的衰落，新的威胁就是阿拉伯世界的混乱。令人不安的情况正是阿拉伯的混乱和伊斯兰的狂热正在敲响以色列的大铁门。来自以色列国外的伊斯兰阿拉伯的普遍不满和来自国内的令人绝望的巴勒斯坦动乱，它们结合起来是令人震惊的。以色列树立高大（科技的）围篱和威武（物理的）城墙的能力是令人敬畏的。近几年的情况表明，在一定程度上，这些高大的围篱和威武的城墙是有效的。但是在将来，这种重重包围的孤岛策略将耗尽它自身。总有一天，这块坚固的礁石将被区域性海啸的愤怒波涛击得粉碎。
新政治是以色列2013年大选戏剧性的结果。富有魅力的电视明星、中立派亚伊尔·拉皮德（Yair Lapid）以及年轻的软件企业家、民族宗教主义的纳夫塔利·贝内特（Naftali Bennett）的惊人成功，重塑了这个国家的政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投票中，2011年社会抗议运动的反资本主义情绪转变成了压倒性的反极端正统派犹太人的票选优势。以色列中产阶级不再奋起反抗金融寡头，他们反抗的是宗教极端分子和尸位素餐的政客。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不断缩水的犹太复国主义多数派突然振作了起来，阻挡着不断扩张的非犹太复国主义的少数派，并尝试抓住对这个误入歧途的国家的控制权。一种新的力量浮出了水面。一些令人吃惊的事件正在发生。以色列新的政治游戏，其名字就叫新政治。
拉皮德以组建一个新政党的方式启动了他的竞选——他成立了未来党（拥有未来，Yesh Atid，There Is a Future）。他的成功引发了对未来党现象的讨论，未来党是新政治的核心，但还没有适当的定义。以下是未来党的一些特征：拒绝旧有的左右翼划分；故意漠视巴勒斯坦问题、伊朗核威胁以及以色列所面临的外部挑战；加强对普通以色列人日常生活的关注（主要关注高额的生活费用和不断飙升的房地产价格）；厌恶特殊利益集团和享有特权的少数派，因为他们没有与公众分享利益；赞扬工作的中产阶级，因为他们肩负为保障以色列继续航行的军事和财政负担；奉承实用主义的、理智稳健的以色列身份。
未来党的政治基础就是那些辛勤工作、纳税、服兵役的以色列犹太人，这正是丹·本·戴维在前一段时间对我提及过的。在未来党中，这些从事生产的、中间派的以色列人找到了一个强有力的声音，找到了一个漂亮的图标。在这个拉皮德缔造的政党里，这些理智的以色列人可以看到能够将犹太国拉出泥沼、引领它前行的火车头。因此，2013年的大选唤起了希望；因此，变革正在空气中酝酿的感觉鼓舞人心。
确实，这种变革在空气中扩散。尽管被任命为财政部长的拉皮德因其保守的紧缩预算而受到批评，他仍然是这番变革的一位强力代理人。改革无处不在。一阵社会运动和经济复兴的浪潮登上了当代以色列公共生活的中央舞台。开始尝试征募极端正统派犹太人、改革政府、限制垄断的能量、削弱工会，以及促进更为公正的市场经济的发展。一些新想法是残酷的撒切尔主义的，但其他主张都是基于平等主义的。然而这种对政治的活跃态度经常被平民主义所感染。大部分主张都是被立即取悦广大民众的渴望所驱使，代表着资产阶级政治的自我满足和利己主义。而这远超过一些带有敌意的、针对弱势的少数派的反自由主义。这些党派政治的运作方式带上了一些不民主的污点，其对目前占领状况的默许令人担忧，其对阿拉伯世界的兴趣缺失更令人惊恐。尽管新政治已经向世界提供了一个复兴中的以色列的新图景，但还不明确在这幅图景之后，真正埋藏的是什么。
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好消息，就是以色列日益比它的邻国强大，以及以色列决定变革它自身。但这个十年里的坏消息就是，中东地区正在扩张，而以色列已经背弃了中东。军事和技术上的优势已经让新的以色列变成古怪的孤立状态：他们只关注内部，他们忽略了他们居住的这个世界。巴勒斯坦人现在变成了被刻意回避的屋子里的大象（elephant in the room）[130]，没有人敢谈论。临近的阿拉伯国家以及广阔的伊斯兰世界仿佛隔着几千英里远一般。危险的地缘政治的回避和地缘政治的满足，让以色列再一次地陷入了极端的自鸣得意中。
作为犹太人，我们从来没有生活得这般好。20世纪是犹太民族戏剧化的历史中最戏剧化的年代。这个世纪的前半叶是我们所经历的最残酷的时期：我们失去了三分之一的人民，每三个犹太人中就有一个离去。但是这个世纪的下半叶却是令人惊叹的。在北美，我们创造了最完美的大离散犹太人；而在以色列的土地上，我们建立了现代的犹太主权国家；在欧洲、拉丁美洲和澳大利亚，犹太人同样过着优越的生活。21世纪的犹太人拥有着他们的曾祖父母只能在梦境里才能拥有的东西：平等、自由、繁荣、尊严。我们曾经是被迫害的人民，而现在我们获得了解放。曾经令人怜悯的人民现在赢回了骄傲。我们获得了充实我们自己、充分享受生活的能力。一场史无前例的犹太人的文艺复兴令三代犹太人相信他们逃脱了犹太人的命运。在美国，一项引人注目的工程已经完成：一个组织严密的、自由的、由精英实施管理的犹太人社会已经建成。在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成就非凡。犹太民族解放运动赋予了犹太人民他们曾经被剥夺的基本权利，赋予了他们曾经失去的生活期待。它征服了一片土地，解放了一个民族，进行了一场与众不同的革命。
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的革命会比特拉维夫港的革命更加明显。就在这里，雅孔河的南岸，第一届犹太人奥林匹克运动会——马加比厄运动会——于1932年春天在这里举行。短短几周之内，一个体育馆被匆匆搭建起来，数千名的观众在这里聚集，观看从21个国家来到巴勒斯坦的数百名运动员，他们要证明，20世纪的犹太人是一个全新的犹太民族：运动的、健壮的、强大的。就在这里，马加比厄体育馆以南，特拉维夫的第一届国际博览会——黎凡特展销会——于1934年春天在这里举行。仅仅在8个月的时间里就竖起了一栋包豪斯风格的建筑，36个国家的2 200家公司在这里展示他们的商品，展示他们对现代特拉维夫的信心。大约60万的参观者前来观看了这个奇迹：在雅孔河的南岸上，中间东方的场地，竖着一只飞驼——这是黎凡特展销会的会标，证明其建筑和杰出的商业连接着西方和近东。在黎凡特展销会的西边场地，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在1936年夏天建立的第一个港口。短短几个星期，一栋海关大厦竣工，包括众多的仓库和一个木头搭建的码头。码头上，第一个希伯来码头工人扛着第一个水泥袋走进第一个希伯来城市的第一个港口。数千人聚集在他的身边，高唱着充满希望的国歌《希望之歌》，带着难以抑制的激动之情。七个月之后，当巴勒斯坦爱乐乐团（Palestine Philharmonic Orchestra）第一次音乐会举行时，他们再一次在简易大厅里唱响了《希望之歌》。当反法西斯主义的阿图罗·托斯卡尼尼（Arturo Toscanini）指挥着法西斯主义下的65名幸存者，在特拉维夫的海岸奏响勃拉姆斯、门德尔松和舒伯特的作品时，很多观众热泪盈眶。两年后，一名前俄国的革命者在简易大厅的北面开设了一家里程碑式的电站。在短短九个月的时间里，这位灵巧的工程师平夏斯·罗滕伯格（Pinchas Rotenberg）带领着他的1 000名工人夜以继日地工作，成功建造了雷丁电站，加速了这片土地的电气化，为快速发展的特拉维夫提供了电力。与此同时，在雷丁电站以北，这座第一个希伯来城市的第一个机场里的第一条跑道铺设完毕。1938年秋天，第一架国际航班升空：从特拉维夫途经海法到达贝鲁特。在这块不足一平方公里的小小区域里，在六年的时间里发生了六起不同的大事件，每一件都足以称得上是一个传奇。在特拉维夫的北部边缘，奠定了独立自主的、现代化的、富有创造的、至关重要的、热爱生活的犹太人生存的地基。
我选择从机场向南走。漫步在跑道与大海之间的长廊上，恰巧碰上一家高新科技的公司员工出游。20个戴着头盔的男人和女人骑在红色轮胎的赛格威电动车上。在他们身后是骑着自行车的人，他们穿着无袖T恤和莱卡短裤，表情坚毅。清晨的慢跑者显得更为轻松：有结婚的夫妇，有男性的同性伴侣和女性的同性伴侣，他们装备着带荧光的跑步设备。我看到穿着溜冰鞋的苗条姑娘、固执己见的退休者以及业余的垂钓者。我面前、地中海的海岸上坐落着以色列的中央公园，这里是中东的汉普特斯西斯公园（Hampstead Heath）——四周萦绕着只有自由的社会才能给予其公民的寂静和安宁氛围。在这里，有着犹太人两千年来不曾有过的幸福感。
20世纪30年代，在这几百英亩的土地上成就的六项事业奠定当代特拉维夫的根基。他们孕育了主动、勇敢、活泼、创造、智慧以及积极进取的精神，但他们的体现有所不同。马加比厄运动会和黎凡特展销会，是充满希望的。我们来到这里，我们在这里改变，我们赢得胜利。但是港口、乐队、电站和飞机场是诞生于危险之上的成就。它们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末期聚拢的阴云之下，发生在德国的威胁和阿拉伯的威胁之间，发生在欧洲预计到的灾难和开始于巴勒斯坦的战争之间。当前两项奇迹发生时，面对的是一个开放的视野；当后四项成就发生时，面对的是残酷历史的钳形攻势的迫近。
从一开始，犹太复国主义就以这种积极进取的精神和令人惊叹的能量为特征，但这个特征在1936年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从那时起，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生活就变成了一场艰苦的战斗：加强对抗命运的信念，与命运搏斗，付诸行动。因此，挖掘港湾、演奏门德尔松、建设电站、铺设跑道，此时的犹太复国主义已经兼具了英雄主义和悲情。
这个电站令我着迷。在后来的日子里，电站被添加了某些丑陋的结构。但1938年的原始建筑物是朴素而宏伟的。罗滕伯格的建筑师们所选用的里程碑式的国际风格突出了现代的力量。尽管20世纪30年动荡不安，但是使巴勒斯坦走向电气化的涡轮机仍然被安置在雅孔河北部河岸的神社里——这是在几个月内建立起来的。但是特拉维夫故事的意义并不止这些。在阿拉伯大起义切断了特拉维夫与雅法港之间生命线整整一个月后，特拉维夫修建了一个木制的码头。在它竣工的当天晚上，它就被冲到了海里，但很快就被一座坚固的铁制的码头所取代。但是这还不够。特拉维夫修建了一条防波堤，并修建了更多的码头。在被围困六个月后，这个城市从自己的码头送出了第一箱柑橘——送往白金汉宫。通过这样做，它整合了犹太复国主义对抗那些意图毁灭它的行动模式。它并不是用恐惧回应恐怖，而是用建设回应恐惧。它表达了一个年轻国家坚决战斗的生命冲动，并相信它想要生存下去的信念将克服环绕它四周的死亡氛围。
我站在温暖的瀑布旁，它从电站落入地中海。当又一个骑着自行车的队伍从我身边经过时，我思考着，我们身上是否还有在特拉维夫修建电站、开挖特拉维夫港口的坚韧刚毅。因为如果要面对落于我们身上的七重威胁，我们需要我们曾经拥有过的智慧、能量和献身精神。我们需要的是主动、勇敢、活泼、创造、智慧，以及积极进取的精神。作为个体，这些所有的特征都体现在“是的，我们能”的精神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拥有如此引人注目的创新和如此出色的别出心裁。但是作为一个集体，我们看起来已经失去了我们所有曾经拥有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民族国家功能严重失调，我们的政治是如此的可怕。如今，我们的社会是一个自由但是两极分化严重的社会。所以关键问题是，这个出现在这里的自由社会，是否可以产生足够大的力量来抵御危及它的外部和内部威胁。
过去的经验是令人鼓舞的。一次又一次，我们奋起迎接挑战。这种克服威胁的模式不断重复着，甚至在21世纪最初几年的特拉维夫港也是如此。2002年，一波恐怖主义袭击以色列。每个月因自杀式炸弹袭击而遇难的人数多达数十人。整个国家吓得目瞪口呆，经济发展停滞不前。然而，就在街头血迹未干之时，一个新的倡议就被提出来——翻修历史悠久、被忽略多年的港口。两年之内这些废弃的旧仓库就变成了繁荣的休闲场所建筑群：商店、咖啡馆、餐厅、酒吧、夜总会。就在这个地方，犹太复国主义的精神曾经在20世纪30年代战胜了阿拉伯人大起义。将近70年后，这种以色列的精神又战胜了第二次巴勒斯坦人大暴动。所以，现在的挑战是战胜我们内部的弱点。我们有寄予厚望的充分理由。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如果极端正统派犹太人能够被统一到我们的现代社会中，这将带来一股类似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大移民所带来的能量。如果以色列的阿拉伯人能够融入我们的社会和政治生活，并被赋予他们应得的平等，他们可能更喜欢民主以色列为他们提供的平等，而不是巴勒斯坦和伊斯兰的激进政治运动所提供的。如果对近海天然气的意外之财（这很快让以色列成为能源富裕国，并使之更加富裕）进行适当的投资，这将为一场真正的内部革命提供大笔资金，而以色列共和国将得到复兴。就像2013年所证明的那样，以色列并非失去了一切。它还拥有理智，还拥有建设性的态度和前进的深切愿望。当越来越多的极端正统派犹太人、现代正统犹太人以及俄罗斯移民接受这个犹太民主国家的准则和民族精神后，反民主的势力将会平息。
我穿过雅孔河进入港口。尽管还是早晨，但木夹板上的咖啡馆中已经熙熙攘攘。我周围都是漂亮的女人和男人，健康的姑娘们和小伙子们，年轻的家庭和年轻的单身人士。他们吃着欧式早餐、有机早餐和以色列早餐，呷着他们的双倍浓咖啡、金巴利开胃酒和香槟。我看到了自行车、小轮摩托车、滑板和婴儿车。一束束氦气球，它们的彩色铝制护鞘在日光下闪闪发光。这是一幕正在上演的哑剧，这是一场即兴的手风琴演奏会。这是一杯鸡尾酒：在蓝色地中海背景布之下的移民社会和武士社会。犹太人的历史、以色列的现在和蓝色的天空。痛苦的基因在这里绽放出喜悦快乐。律法研读的基因在这里迸发、创造。生活在边缘，生活在水边。
我登上甲板，经过一家时髦的瑜伽俱乐部。一位年轻的母亲走过，穿着名牌的紧身牛仔裤和红色的全明星运动鞋。当她走进去后，她将橘色婴儿车推到另外十几部婴儿车旁边，加入了其他母亲的队伍中，做起瑜伽中产后恢复的仰尸式。这里充满了活力，这里充满人类的希望。这是几乎灭绝的种族的自我复苏。不像欧洲的自由社会，以色列的自由社会是再生的。我们的自由社会不关乎政治不满和道德败坏，而是关乎温暖和家庭。我们的自由社会热爱孩子，将他们带至这个严酷的世界，让他们在面朝大海的彩色垫子上爬行。就像我看到的那样，以色列就是未加工的钻石。以色列就是破碎的彩色万花筒，各种身份汇集起来形成独特的人类社会现象。不知何故，一些不可思议的迹象在这个既古老又新潮的国家出现了。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的生活中有着不同寻常的情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仅仅是创造的、革新的，我们还是真实的、直接的、温暖的、真诚的和性感的。这就是为什么这里的人际关系是独特的，这里的人际往来是引人注目的。归根结底，以色列是无家可归的。尽管他们彼此不同，尽管他们属于对立的部族，这些在海滩聚集的男人们和女人们仍然结成了一个庞大的、奇特的、声音洪亮的、多元化的大家庭。
我的孩子正向我走来，22岁的女儿塔玛拉带着9岁的迈克尔和4岁的丹尼尔。两个穿着花哨紧身衣的划船手划着他们的赛艇出海，丹尼尔冲他们大声呼唤，迈克尔挥着手，塔玛拉放声大笑。当我沿着码头往回走，我突然意识到，都在这里了。这个在错误的地方匆忙修建这个港口，这个不合理工程，它不能把这个浅水港变成深水港，不能为这个小小的人工港口提供庇护，以阻挡冬天充满破坏力的波涛。整个事情从一开始就不该发生。整个工程在地理位置上是有缺陷的，在经济上是无意义的，在计划上是不周密的。但是因为它是引人遐想的，不曾拥有特拉维夫港股份的数千人加入了特拉维夫港的修建。因为它是对一种深层次心理需求的回应，数千人修建起特拉维夫港。最终，这股涌出的力量创造出远超过其缺陷的东西。因此，尽管特拉维夫港发挥其预期作用的时限只有短短三年，它仍旧成为彰显我们独立、创新和活力的一个标志。每一代人、每一波移民都将再次认识到这一点。而现在，它成为这样一个嘉年华。数千的以色列人在这里歌颂生活，享受生活。迈克尔勇敢地跑在我的前头。丹尼尔尝试与他的哥哥竞争。塔玛拉加入了她弟弟们的队伍。在港口流淌的金色阳光下，赫伯特·本特威奇孙女的孙辈们在木质的甲板上欢快地奔跑。对这个世界的一切毫不在意，对成为一个犹太人毫无负担。就像过去不曾有过迫害，未来也不会有迫害。就像过去不曾有过大屠杀，未来也不会有大屠杀。他们的脚下是坚实的土地。他们身处自己的家园。
我们以色列人面临着赫拉克勒斯一般的艰巨任务。为了在这里居住，我们不得不重新定义一个国家，不得不划分土地、讲述一个新的以色列犹太人的故事。我们将不得不恢复一个破败的国家，统一一个四分五裂的社会，培养一个值得信赖的平民领导集团。在结束占领后，我们将不得不在新的边界竖起一道新的、坚固的、合法的铜墙铁壁。面对区域内的宗教激进主义的浪潮，以色列将不得不成为教化的孤岛。面对七重威胁圈，以色列将必须成为一个符合道义、进步、紧密团结、富有创造性的强大的以色列。当我们在雅孔河的港口创立这个现代的勇敢工程之时，我们已经没有其他办法，除了更新我们在这里发起的一切。我们的生存之战仍然在延续。
当塔玛拉带着迈克尔和丹尼尔回家，我继续前往雅法港。近几年，这个港口也经历了改造，现在有了画廊、餐厅、酒吧。一个关于未来的金属架构取代了古旧的阿拉伯仓库，但几十条木质的渔船仍然在古老港口后的平静水面微微晃荡，这里就是赫伯特·本特威奇在1897年4月登陆的地方。
我们也许必须得来到这里。而当我们抵达这里时，我们带来了奇迹。不管怎样，我们做了令人难以想象的事情。我们上演的是最奢华的现代戏剧。这个剧目是激动人心的。但直到最后才有可能正确地认识起始点。只有我们知道了主人公已经经历了什么，我们才会知道他是对还是错，才会知道他是战胜了还是屈服了悲剧的裁决。
这里不再有乌托邦。以色列将永远不会成为它起初规划的理想国，它也永远不会脱离欧洲。这里不会有伦敦、巴黎或者维也纳。但是，已经在这片土地上进化出来的东西将永远不会消失。一系列伟大的反抗在这里创造出一个真正自由的社会，它鲜活、热烈、迷人。这个自由的社会富于创造、富有激情和狂热。它赋予在这里居住的人们以独特的生活品质：温暖、直接、开放。诚然，我们都是孤儿。我们没有国王，也没有父亲。我们没有一致的身份，也没有连续的过去。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没有市民文化。我们的魅力是来自野性的半野蛮的魅力。这是未经束缚的、粗野的年轻魅力。我们不尊重过去，不尊重未来，也不尊重权威。我们是不敬虔的。我们的内心深处是没有秩序的。然而，因为我们在这个世上都是孤单的，我们因此而联结在一起。因为我们都是孤儿，我们就成了命运路途上的手足兄弟。
这里期望和平，但是这里没有和平，至少不会很快迎来和平。这里期望安宁，但是这里没有安宁，至少在这一代没有安宁。我们建立的家园，根基是摇摇欲坠的，不断的地震在动摇它。因此我们在这片土地上真正拥有的东西是不断前进的冒险，是一场长途的奥德赛征程。这个犹太国家不像其他任何一个国家。这个国家为它的国民提供的不是安全、幸福和内心的平静，它提供的只有生命岌岌可危的强烈感觉，是生活于危险、贪婪和极端的肾上腺素刺激。如果一座像维苏威那样的火山在今晚突然爆发，终结我们的庞贝城，被惊呆的就是这样一支鲜活的民族。这支民族从死亡走出来，活在四面环绕死亡的处境里，然而，它却创造了生活的壮观奇景。这支民族不停地跳着生命之舞，直到末日降临。
我走进几周前曾来过的同一间酒吧。再一次地，我坐在吧台边，呷着我的单一麦芽威士忌。我透过窗户注视着古老的港口，我注视着人们坐在餐厅里，在画廊里漫步，在码头徜徉。我认为，就其底线而言，犹太复国主义是要复兴犹太人的活力。以色列就是一部排除万难仍然生机勃勃的传奇。所以这样的二元性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我们是你能想象的最平凡和最棘手的民族。我们不能容忍清教徒般的拘谨或者多愁善感。我们不信任激情的演讲或者高大上的概念。而我们每一天都沉浸在惊人的历史视野中。我们参与的事件远远比我们自身更重要。我们是一部史诗电影中的一个衣衫褴褛的角色，我们不知道，也不能领会我们要经历的情节。编剧已陷入疯狂，导演已经逃离，制片人已经破产。但我们仍然在这里，在这幕《圣经》化的背景之下。摄影机仍在旋转。随着摄影机的摇摄和升降，它记录着我们在这片海岸汇集，在这片海岸坚守，在这片海岸生活。无论发生什么事，我们就在这里。
[115] 《旧约·创世记》
如果觉得我的应许之地小说不错，请推荐给朋友欣赏。更多阅读推荐：阿里·沙维特小说全集：我的应许之地， 点击左边的书名直接进入全文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