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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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过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关于两个敌对的家族,蒙太古和卡帕莱特。这说的简直就是我们的故事,我理解其中的每一个字……

他已经认不出女儿了。看到他的第一眼,女儿就露出了笑容,大喊:“爸爸!爸爸!”小的时候,她就从箱子里拿出爸爸的照片亲吻,但是不让我看到,怕我哭……

这并不是结局,你认为这一切结束了吗?唉,还没有……

住在这里也像身处战争之中,到处都是陌生人。只有大海能治疗我。我的大海!但是附近没有海……

……这些年我清洁地铁,打扫厕所,在建筑工地搬砖头和水泥,现在在一家餐厅做保洁。阿布尔法兹在一个富贵之家做维修工。善良的人付出,可恶的人行骗……“滚开,恶棍!要不然我们叫警察了!”我们没有签证,没有公民权……我们就像沙漠中的沙子一样。塔吉克人、亚美尼亚人、阿塞拜疆人、格鲁吉亚人、车臣人……成千上万的人背井离乡,全都逃到莫斯科。那曾是苏联的首都,可是现在已经是另一个国家的首都了。而我们的祖国,在地图上已经找不到了。

……一年前,女儿高中毕业。“妈妈,爸爸……我想继续上学!”但她没有护照……我们拿的是过境签证。我们生活在一个老奶奶家,她搬去了她儿子家,就把自己的一居室公寓租给了我们。警察总是来敲门检查证件,我们只有一次次像老鼠一样躲藏……他们要把我们赶回去吗?可是我们可以回哪里?二十四小时内驱逐出境!要想花钱通融,我们又没有钱……再也找不到公寓了,到处都贴着传单“本公寓只租给斯拉夫家庭……”“只租给俄罗斯东正教家庭,非俄罗斯人勿扰……”

夜晚被赶出家门,简直无处可去!我丈夫和女儿常常会被拘留——而我总是生病。我总是告诉女儿,出门不要描眉,不要穿鲜艳衣服。已经有亚美尼亚男孩被杀,塔吉克女孩被砍死,还有阿塞拜疆人被刀捅死……在此之前,我们都是苏联人,如今我们有了一个标签——“高加索人”。我早上去上班,从不去看年轻家伙们的脸——我的黑眼睛、黑头发会带来麻烦。星期日,就算和家人一起上街,也只在我们这个区里,在家附近转悠。“妈妈,我想去阿尔巴特街。我想去红场走走。”“我们不去那里,我的女儿。那里有光头党,还有纳粹。那是他们的俄罗斯,不是我们的。”(沉默)没有人知道我多少次有过想死的念头。

……我的女儿,她还是孩子的时候,就听到有人叫她“小山女”“山民”……小女孩根本听不懂。从学校回到家,我一遍一遍亲吻她,让她忘记这些话。

所有离开巴库的亚美尼亚人都去了美国,外国接收了他们。我的妈妈、爸爸,还有我的很多亲戚都去了。我也去了美国大使馆。“把您的故事告诉我们吧。”工作人员问我。我和他们讲我的爱情,他们听着,都沉默不语。他们都是非常年轻的美国人。然后他们互相交谈:她的护照怎么损毁了?还有奇怪的是,她丈夫为什么七年都没来?那到底是不是她丈夫?太美丽、太可怕的故事,会让人难以相信,他们这样说。我懂一点儿英语,我明白他们不相信我。但是我没有其他证据了,除了我的爱情……您相信我吗?

“我相信……”我说,“我也是和你生长在同一个国家。我相信!”我们两个人都哭了。

后共产主义时代,

他们立刻变成了另一种人

柳德米拉·马利克娃,技术员,四十七岁

女儿的故事

那个时代,所有人生活都一样糟

你熟悉莫斯科吗?昆采夫斯基区……我们就住在那里的一个五层楼上,是一套三居室的公寓,我们和外婆团聚时就搬过去了。外公去世后,外婆独自住了很长时间,眼见她的身体越来越弱,我们决定搬过去,全家人生活在一起。对此我很高兴,我爱外婆。我和她一起去滑雪、下棋。外婆真棒!爸爸……还有爸爸,但是爸爸和我们一起的时间总是很短。他很任性,在家里和哥们儿一起大喝特喝,妈妈就赶他出去……他在封闭的军工厂工作。在我的记忆里,小时候爸爸会在周末给我们买来礼物,糖果、水果,他总是想弄来最大的鸭梨和苹果给我一个惊喜:“闭上你的眼睛,尤列奇卡。好了,睁开吧!”爸爸笑得真好看,直到有一天,他失踪了……离开我们之后,他和一个女人同居了,那人是我母亲的朋友。后来她也受够了他酗酒,把他赶走了。我不知道他是否还活着,但如果他还活着,他应该会来找我……

在我十四岁之前,家里人生活得很开心。那是改革之前,生活很正常。直到资本主义开始,电视上大谈“市场化”。对于这一切,大家都不太明白,但也没有人解释。一切都是从人们可以痛骂列宁、斯大林开始的。年轻人咒骂,老年人沉默。如果听到有人骂苏联共产党,他们就从无轨电车上下去。我们学校一个年轻的数学老师反对共产党,而另一个年长的历史老师则支持共产党。外婆在家里说:“现在是投机倒把的人取代了共产党。”妈妈不同意这个看法:“不是的,”她说,“我们将拥有一个公平美好的社会。”她经常去参加集会,兴奋地向我们转述叶利钦的讲话。但是我们的外婆没有被她说服:“把社会主义拿去换了香蕉,换了口香糖……”她们一大早就开始争论,直到妈妈出门上班,晚上下班回来又会继续争。电视里一出现叶利钦,妈妈就立刻坐到椅子上去看:“一个伟人啊!”外婆就不断地画十字:“罪人啊,上帝宽恕他吧。”她从骨子里就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所以她投票给久加诺夫。

后来每个人都去教堂,外婆也跟着去,开始画十字、吃斋,但她只信共产主义……(沉默)外婆喜欢给我讲战争的故事。那年她十七岁,主动申请上前线,在那里她和外公坠入爱河。她梦想做一个电话接线员,但她参加的那个部队需要一个炊事员,于是她就当了一名炊事员。我外公也是炊事员。他们一同在医院里照顾伤员。伤员们会疯狂地尖叫:“冲啊!冲啊!前进!”她给我讲了很多故事,可惜的是,我只记得一些片段……护士总是备着漂白粉,药片和药粉用完的时候,她们就用漂白粉做成药丸哄骗伤员们,免得伤员们骂人,用拐杖打她们……那个时候没有电视,谁都没见过斯大林,但所有人都盼望看到斯大林。我外婆也是一样,直到去世,她都很崇拜斯大林:“如果没有斯大林,我们就得去给德国人舔屁股。”她还说粗话呢。妈妈就不喜欢斯大林,她叫他“小人”和“凶手”……如果说我对这个问题很有思考,那是骗人话。我的生活,就是想着快乐,还有初恋……

妈妈是地球物理研究所的一名技术员。我们的关系就和朋友一样,我会和她分享自己所有的秘密,即使是别的孩子不会和母亲讲的事情,我也会和妈妈讲。在我眼里,她不是一个成年人,而像是一个大姐姐。她喜欢读书,喜欢音乐,喜欢这样子生活。外婆才是我们家的“领导”……妈妈回忆说,我小时候非常听话,她从来不需要哄我,劝我。真的,我爱妈妈……我喜欢自己长得像她,而且越来越像,几乎就是一模一样。我喜欢这样……(沉默)我们并不富裕,但是生活不错。周围全是像我们这样的人。妈妈的朋友来了,大家就一起聊天、唱歌,很开心。我从小就会唱奥库扎瓦的歌:“一个士兵生活在世界上/美丽而勇敢/但他是一个孩子的玩具/其实是纸做的士兵……”外婆会烤好美味的饼子,端到桌子上。很多男人追求妈妈,他们都给她送花,给我买冰激凌,甚至有一次她问我:“我能结婚吗?”我当然不反对,因为我妈妈那么漂亮,我不愿意她孤独一人,我希望有一个幸福的母亲。她在街上总是引人注目,引来一个又一个男人回头。“他们这是干啥啊?”我小时候总要问。“我们走!加油!”妈妈笑了,笑得很不寻常。真的,我们过得很好。后来我一个人回到我们住过的街道上,看着我们旧房子的窗户。有一次我忍不住就去按了门铃,那里已经住着一个格鲁吉亚家庭。我猜他们以为我是乞丐,想给我一点儿钱和食物。我哭着跑走了……

不久,外婆病倒了,她这个病总是想吃东西,每隔五分钟就跳起来到楼梯上大喊大叫,敲打墙壁,说我们要把她饿死。妈妈带她去过一个特殊的诊所,但最后还是决定自己照顾她,她很爱外婆。外婆经常从橱柜里拿出战争时候的照片,一边看一边流泪。照片里有一个年轻的女孩,不像外婆,但确实是她。她就像变了个人似的……就是这样的,是的……直到去世,外婆都在坚持看报纸,她对政治很感兴趣。但生病时, 她的床头只放了一本《圣经》。她叫我一起念:“尘归尘,土归土,灵魂归于赐灵的神……”她不断地思考死亡:“我这样太辛苦了,孙女。太无聊了。”

那是个周末,我们都在家。我走进外婆的房间,发现她的情况很差,只能躺着,已经不能走路了。她呆呆地望着窗外。我给她喂水喝。过了一会儿,我再去看她,叫她,她不答应,我抓住她的手,冷冰冰的,眼睛依然睁着,盯着窗外。我之前从来没有面对过死亡,被吓哭了。妈妈跑过来,马上大哭起来,她合上了外婆的眼睛。必须打电话叫救护车……他们很快就到了,可是大夫问妈妈要钱,否则不开死亡证明,也不送外婆去太平间。“你们想怎么样呢?这就是市场经济!”我们家里已经没钱了,妈妈早就被上一个老板辞退了,找了两个月工作,还是没有找到,无论哪里招工她都跑去应聘,但是那些地方早就已经排上长队了。妈妈毕业于技术学院,有红色的毕业证书。她本来希望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但这个愿望甚至难以启齿,因为有大学文凭的人们都在做售货员、洗碗工、打扫办公室。一切都变了……街上都是我不认识的人,大家身上似乎都裹着一层灰色,没有别的颜色。“这都是你的叶利钦、你的盖达尔干的好事……”外婆说,当时她还活着,“瞧瞧他们都对我们做了什么?战争差点儿就要爆发了。”妈妈沉默不语,出乎我的意料,她竟然不反驳了。我们总是这样看着家里的每一件东西:它能不能卖些钱?后来都没什么可卖的了……外婆的退休金是我们唯一的生活来源。我们只吃得起一种灰色的通心粉……外婆一辈子攒了五千卢布,存在银行里,在过去这是很大一笔钱,用她的话说,可以活到死,还够送葬的。可是一夜之间,这些钱只够买一张电车票、一盒火柴。他们欺诈了人民……外婆最怕的就是我们随便把她的遗体装进塑料袋或者用报纸裹住,草草埋了。但是棺材是天价,人们下葬时用的容器五花八门……外婆的女友费妮亚奶奶过去是一名前线护士,她去世的时候,女儿就用一张旧报纸把她裹起来埋了,军功章也一起这样子埋了……她女儿是个残疾人,靠捡垃圾过活。一切都是那么不公平!有一次,我和女友们去购物,看到商场里的香肠都有漂亮的包装。在学校里,穿连裤袜的同学嘲笑那些买不起连裤袜的。她们就这样嘲弄我……(沉默)但是妈妈已经答应过外婆,一定要用棺材为她送葬。妈妈发过誓。

那个女医生看到我们没有钱,扭头就招呼急救车开走了,只留下外婆和我们……

我们和外婆的遗体在一间屋子里待了整整一个星期……妈妈每天用高锰酸钾擦洗外婆,把湿床单盖在她的遗体上,关闭了所有的窗户和通风口,用湿被子掖住门缝。这些事都是她一个人做的,我害怕去外婆的房间,总是飞快地跑到厨房,然后马上就回来。慢慢地,遗体开始发臭……真的,说起来真是罪过,我们还算幸运:外婆生病后消瘦得厉害,浑身只剩一把骨头……我们打电话找亲戚帮忙……我们有很多亲戚,半个莫斯科都是,但突然就找不到人了。他们都没有拒绝——拿来了大罐的腌洋葱、黄瓜和果酱,但没有人拿钱来。他们过来坐坐,哭一场,就离开了。我记得,没有人留下现金。妈妈的堂弟在工厂工作,厂里用罐头当工资发,他就给我们送来了罐头。有什么办法呢……当时,这些都被视为正常现象。生日礼物就送一块肥皂、一管牙膏……以前我们的邻居都很好,确实都很好。安娜阿姨和她的丈夫……他们收拾东西,搬到乡下父母那里,孩子早就送过去了,他们帮不到我们。瓦利亚大妈……怎么能找她帮忙呢?她的丈夫和儿子都酗酒。我妈妈有很多朋友……但他们也是如此,家里除了书,什么都没有。他们中有一半人都没有工作……电话也掐断了,我们联系不上他们。共产主义之后人们立即形同陌路。大家都在紧闭的门内生活……(沉默)我希望这只是一场梦,我只是睡着了,早上醒来,外婆还在。

那个时代,匪帮走在大街上甚至不必把枪藏起来

他们是谁?出现了一些神秘的人,他们好像知道了一切:“我们了解你们的困苦。我们会帮助你们。”他们打了电话,医生就来了,开了死亡证明,然后警察也来了。我们给外婆买了一口体面的棺材,租了一辆灵车,上面铺了很多花,花儿都是外婆喜欢的颜色。外婆曾经希望身后葬在霍凡思墓地,那座老墓地很有名气,但我们没有钱去打通关系,可是那些人给办到了,还请来了牧师为她祈祷。一切都如此完美。我和妈妈只能站在那里哭。指挥这一切的是伊拉阿姨,她是这家公司的负责人,在她周围总是有些人高马大的家伙,是她的保镖。其中一个在阿富汗打过仗,这一切使得妈妈得到了安慰,她一直认为,如果一个人打过仗,或者坐过斯大林的劳改营,那个人就不可能是坏人:“怪不得!他也吃过这些苦!”妈妈相信,在一般情况下,我们这个社会是不会让人独自受难的。我们都记得外婆说过的故事,在战争中人们都互帮互助。大家都是苏联人……(沉默)然而现在已经是另外一种人了,不完全是苏联人……我说的是,现在我才明白,今非昔比了。这是一伙强盗抓住我们做交易了,可是当时对我来说,他们都是叔叔和阿姨,我们一起在厨房里喝茶,他们用糖果招待我们。伊拉阿姨看到我们空空如也的冰箱,就带来了好多食品,还给了我一条牛仔裤——那时候人人都祈祷能有一条牛仔裤!大概就这样过了一个月,我们已经习惯了和他们在一起,这时他们向妈妈建议:“卖掉你们的三居室公寓,买一个一居室的吧。您将得到一笔钱。”妈妈答应了……她在咖啡馆有一份工作:洗碗、擦桌子,但是钱很不够用。他们已经开始讨论我们要搬去哪里,到哪个区。但我并不想转学。我们就在附近找房子。

就在这当口,其他团伙也开腔了。那个头目是个男人,沃洛佳叔叔,他开始和伊拉阿姨争夺我们的公寓。“为什么你只要一居室?”沃洛佳叔叔对妈妈大喊,“我给你在莫斯科附近买一幢大房子。”伊拉阿姨开着一辆老旧的大众车,沃洛佳叔叔则有一辆高级奔驰。他有一把真枪……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匪帮在大街上走动,甚至都不需要把手枪藏起来。所有人,只要有能力,都给自己家装上了铁门。在我们的门廊,有天晚上来了一帮人,带着手榴弹找一个商人。那是一个小铺子,彩绘胶合板搭起来的,卖各种杂货:食品、化妆品、衣服、伏特加,等等。来人要求店主给他们美元,他的妻子不想给,于是他们就把热熨斗放在她的肚子上,而她已经怀孕了……没有一个人报警求助,每个人都知道:土匪有的是钱,可以买通任何人。但是不知怎的,人们都很尊重他们,没有人抱怨……沃洛佳叔叔不和我们慢慢喝茶,直接就威胁我妈妈:“如果你不给我这个公寓,我就抓走你女儿,你就再也看不到你的女儿了,别想知道她的死活。”我躲在朋友家,好几天不敢去上学。我哭了一天一夜,怕他们去抓妈妈。邻居看到有人来找了我两次,骂着脏话。最终,妈妈让步了……

第二天,我们就被赶出去了。他们夜里就来了:“快点!快点!先去别的地方住,直到我们为你们找到房子。”他们带来了一罐油漆,还有壁纸,开始装修了。“我们走!让我们走。”惊慌失措的妈妈只拿了一些证件,最喜欢的波兰“也许”牌香水,那是别人送她的生日礼物,还有一些喜欢的书,而我则拿走了教科书和一些衣服。我们被推进汽车……他们把我们带到一个空房子:有两张大床,一张桌子和椅子。我们被严格禁止出门,不许我们开窗户,不许大声说话。不要让邻居们听到!这所公寓里的住客显然一直在变……很肮脏!每隔几天就冲洗一次。后来我 还记得:我和妈妈到了一个好像政府办公室的地方,他们向我们出示打印出来的文件,所有手续似乎都是符合法律的……我们被告知:“你们必须在这里签名。”妈妈签字,我就站在旁边放声大哭。早先我还稀里糊涂,后来突然醒悟,原来我们是被赶到乡下来了。我很想回到自己的学校,找自己的朋友,后来我再也没有见过她们。沃洛佳叔叔走过来说:“快签字,要不我们就把你送到孤儿院,让你妈妈去村里,留下你一个人。”那儿有一些人……我记得站着一些人,还有一个警察。每个人都沉默不语,沃洛佳叔叔贿赂了所有人。我只是一个孩子,我能做什么……(沉默)

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对此保持沉默……这都是些内心的隐秘,很糟糕,但都是隐秘,我不想对别人说……我还记得,他们是怎么把我带到孤儿院的。那是很久以后,我没有了妈妈的时候。我被带进一个房间,他们对我说:“这是你的床,你的衣柜,你的书架……”我当时就傻眼了。晚上就发烧倒下了……我还想着回到我们的公寓……(沉默)新年了,人们点亮了圣诞树,大家都戴上面具,要办舞会了……舞会?什么舞会?我已经忘记了这一切……(沉默)我的房间还住了四个女孩。两个是小女孩,很小很小,一个八岁,一个十岁。还有两个年龄较大的女孩,一个来自莫斯科,她患有严重的梅毒,另一个是个小偷,她偷走了我的鞋子。这个女孩想回到街上……我在想什么?我在想我们一直在一起,整日整夜,却都没有告诉对方自己是谁……不,都不想说。我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我遇见了自己的热尼亚,才开始说话……这些都是后来的事情了。(沉默)

接着说,我和妈妈的悲哀故事刚刚开始……我们签了文件,被送到雅罗斯拉夫尔地区:“远是远了点儿,但你们会有一套好房子。”我们被骗了……那不是一栋房子,只是一个破旧的小屋,只有一个房间和一个俄式火炉,我和妈妈从来没有亲眼见过这些,我们不会生炉子。小屋随时会倒塌,墙上到处是缝隙。妈妈惊呆了。她走进屋里,跪在我面前,为给我带来这样的生活而请求我宽恕,把自己的头往墙上撞……(哭泣)我们只有一点点钱,很快就花光了。我们在别人的菜园工作,这个给一篮土豆,那个给十个鸡蛋。我学到了一个新词“以物易物”……妈妈把她最喜欢的“也许”牌香水换了一块黄油,那时候我得了重感冒……我劝她不要这么做,因为我们已经没有多少东西能够让我们想起家了。我记得有一次,一位农场主,一个善良的女人,觉得我可怜,给了我一桶牛奶。我很怕,绕过菜园子回家,遇到了一个挤奶女工,她笑了:“你躲什么?大大方方地走就是了。这里的一切都可以拿走,就说是别人给你的。”他们拿走了一切没有钉死的东西,集体农庄的主席拿得最多。人们用汽车给他拉东西。他来找我们,怂恿道:“去我的农场吧!你们不会再饿肚子了!”去还是不去?饥饿逼着我去了。早上四点就不得不起床挤牛奶。大家都还在睡觉,我就要开始挤牛奶,妈妈洗牛棚。她很害怕牛,但我很喜欢它们,每头奶牛都有名字,小烟鬼、小樱桃……我照看三十头奶牛和两头小母牛,用手推车运木屑,粪便没膝深,超过了靴子的高度。每天往车上搬牛奶罐……多少钱一公斤?(沉默)他们用牛奶当我们的工钱,如果有牛闷死了或自己在泥潭里溺死,就给我们发肉。挤奶女工喝酒喝得不比男人少,后来妈妈也开始和她们一起喝。我们不再像以前一样是好朋友了。我越来越频繁地冲她吼,她就对我生气。偶尔在她心情很好的时候,也会给我读诗,她最喜欢茨维塔耶娃:“一串串红艳的花楸果/火焰一般燃烧/树叶凋落/我降生了……”只有在那时,我才又看到母亲往日的影子,多么难得。

已经是冬天了,马上就打霜了。在小屋里我们是熬不过这个冬天的。一位邻居同情我们,免费把我们送到了莫斯科……

这个时代,人不再是高贵的称号,而是千人千面

和你聊天,我都忘记了我本来很害怕回忆往事……(沉默)对于人,我有什么想说的?人不是坏的,但也不是好的。在学校里,我只是学习苏联教科书,见不到别的说法,我们读到的是:人,这是一种高贵的称号。可是现在,人已经不是高贵的,而是千人千面了。我也一样,有很多面,我身上有多重部分。比如当我看到一个塔吉克人(他们在我们这儿现在就是奴隶,二等公民),只要我有时间,我就会停下来和他说说话。我没有钱,但我会和他聊聊天。他们和我是一种人,同是天涯沦落人,他们让我明白,当你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外来人的时候,你就是孤身一人。我也曾住过大门口,睡过地下室……

起初妈妈的女友让我们到她那儿去。他们对我们很好,我也很喜欢那儿。那里有我熟悉的环境:书籍、唱片,还有墙上的切·格瓦拉肖像。和我们过去一样……同样的书,同样的唱片……奥丽雅阿姨的儿子在读研究生,经常整个白天待在图书室里不出门,晚上则去车站卸货车赚生活费。这在当时很普遍。在我们的厨房里,经常只有一袋土豆。顿顿吃土豆,一天只有一片面包,整天喝茶,我们只有这些东西。一公斤肉的价格是三百二十卢布,而奥丽雅阿姨的工资是一百卢布,她在一所小学做老师。所有的人都像疯了一样挣钱。厨房的水龙头坏了,我们叫来水暖工,发现他们都是博士。大家都笑了。就像我们外婆说过的,忧伤不能当饭吃……度假是没有几个人能负担得起的奢侈品……奥丽雅阿姨假期去了明斯克,她的姐姐住在那里,是大学讲师。她们用人造毛绒缝制枕头,里面填进去一种合成纤维,这样做是为了使枕头一半是空的,上火车之前再把注射过镇静剂的小狗塞进枕头里。她们就这样运送小牧羊犬和兔子去波兰……各大市场上全都说俄语。人们往热水瓶里倒进伏特加冒充茶水,手提箱里的衬衫下暗藏钉子和锁头……奥丽雅阿姨带回家来的是一口袋美味波兰香肠。它们的味道真棒啊!

夜晚,莫斯科到处是枪声甚至爆炸声。随处可见各种摊位……聘用妈妈的阿塞拜疆人有两个摊位,一个卖水果,另一个卖鱼。有言在先:“工作是有的,但是没有周末,不能休息。”但是面对这个新事物,妈妈却不好意思和顾客讨价还价,感到羞愧。真是没办法!第一天摆开水果摊,她就躲在一棵树后面看着,还把帽子拉到耳朵上,生怕有人认出她。第二天她又送了个李子给一个吉卜赛女人……店主发现了,把她大骂了一通。金钱不喜欢怜悯和自尊……她在那儿没干多久,因为她卖不出东西……我看到一则“高等学校需要清洁工人”的广告。妈妈按照地址去应征,被录用了。那是个美国基金会,工资还不错。……我们这样就能够养活自己,在一个三居室公寓里租了一间房,另一间房的租客是几个阿塞拜疆年轻人,他们总是在谈买卖。其中有个人还向我求婚,答应带我去土耳其:“我把你偷走吧。我们有一个习俗,新娘必须要偷走。”妈妈不在家的时候,我特别害怕。他还给我送水果,杏子什么的……房东一连几个星期喝得大醉,喝得屋顶坏了都不修,还用脚踢他老婆:“嘿,该死!你这个婊子!”他老婆被救护车拉走了……房东夜里还偷偷爬过来找我妈妈。他把我们房间的门都撬开了……

结果我们又开始在街上流浪了……

我们露宿街头,没有钱……妈妈工作的基金会关闭了,她只能靠打零工赚点儿小钱。我们住在路边,住在楼梯上,有人漠然路过,有人为我们流泪,还有人赶我们出去,哪怕是黑夜,也不管是下雨还是飘雪。没人帮忙,无人问津……(沉默)没有坏人,也没有好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沉默)早上,我们步行到火车站(没有钱坐地铁),在火车站厕所洗手,洗衣服。我们还可以在那里洗衣服……夏天相对暖和,哪儿都可以住……可以在公园长椅上睡觉,秋天搂起一堆落叶,就睡在树叶上,暖暖的,像睡袋一样。在白俄罗斯火车站,我记得很清楚,我们经常遇到一个很老很老的女人,她坐在售票处附近自言自语,反复讲述一个故事:战争时期一群狼进了村,因为狼也知道村里没有男人,男人都去打仗了……我和妈妈只要有点儿钱,就会分给她。“上帝保佑你们。”她为我们画十字,她让我想起外婆……

有一次,我把妈妈留在公园的板凳上……等我回来时,看到她和一个男人坐在一起。一个很好的人。“认识一下吧。”妈妈说,“他叫维嘉,也喜欢布罗茨基。”我们都明白,如果谁喜欢布罗茨基,对妈妈来说就如同一个暗语,说明他是自己人。“怎么,他没有看过《阿尔巴特街的儿女》?”那这就是一个没开化的人!没文化的人!不是同一类,不是我们的人。妈妈总是把人分类,合她胃口的所剩无几。在我和妈妈流浪的这两年中,我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变得很严肃,甚至有超越年龄的成熟。我意识到妈妈没有办法帮我,恰恰相反,我有一种感觉,她需要我的照顾。维嘉叔叔很聪明,他总是问我而不是问妈妈:“好了,姑娘,我们走吧?”他带着我们去他家,他有一套两居室。我们把全部家当都带上了,就是些破烂的方格包……我们简直是进入天堂了,他家就像博物馆一样!墙上挂着照片,优雅的图书室,宽而矮的老式五斗橱,高到天花板的钟摆大钟……我都看呆了!“姑娘们,别拘束,把外套脱了吧。”我们不好意思,我们衣衫褴褛,浑身都是火车站的味道,只敢站在门口。“姑娘们,勇敢些嘛!”我们坐下来喝茶。维嘉叔叔讲述了自己的经历……他曾是一个金匠,拥有自己的车间。他向我们展示了工具箱、包装袋里的半成品宝石、银坯……一切都是那么美好、有趣、高贵。我简直不敢相信,我们要住在这里,简直像奇迹一样……

家,我终于有个家了。我又能去学校了。维嘉叔叔很善良,他用宝石给我打了一个戒指。但问题是,他也酗酒,还吞云吐雾,就像火车头一样喷烟。最初,妈妈会骂他,但很快,他们就一起喝酒了。他们把书送进二手书店,我记得旧皮革封面的味道……维嘉叔叔还有些稀有硬币。他们喝酒,看政治专题节目。维嘉叔叔说话特别有哲理。他会像和大人说话一样和我交谈。他问我:“尤列奇卡,在后共产主义的学校里,你们都学些什么呢?现在他们怎么教苏联文学和苏联历史,难道都要忘记吗?”真的,我知道得很少……您有兴趣吗?这些,我想都距离我很远了,但是都没有忘记。

我还记得维嘉叔叔说过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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