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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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邻居立刻就指出了我:“这就是你的阿涅奇卡!不用再怀疑了,领走吧,和你一样的眼睛,一样的脸庞……”

傍晚的时候,女保育员找到我说:“明天你就要被领回家了,你就要走啦。”

我感到非常害怕……

早晨,他们给我洗了澡,穿上衣服,从所有人那里都感受到了温柔。我们爱发火的老保姆也在对我微笑。我明白,这是我和他们的最后一天了,他们在和我道别。突然我哪里都不想去了。妈妈带来的衣服,都给我换上了:妈妈的皮鞋、妈妈的连衣裙,因为这些,我已经与自己保育院中的朋友们区别开来了……我站在他们中间——就像是陌生人。他们看着我,好像第一次看见我。

在家里印象最深刻的东西是无线电广播。当时还没有收音机,在角落里挂着个黑色的盘子,从那里面发出声音。每分钟我都在盯着它,吃饭的时候,往那边看着,躺下睡觉的时候往那边看着。那些人是从哪里来的,他们怎么挤到里面去的?谁也不能跟我解释,要知道我的性格很孤僻。在保育院,我和托玛奇卡交上了朋友,我喜欢她,她很活泼,经常微笑,而谁也不喜欢我,因为我从来都不笑。我到了十五六岁才开始微笑。在学校里我隐藏起了笑容,为了不让人看到。要是微笑的话,我觉得害羞。我甚至不会和女孩子们交流,她们在课间休息的时候随便聊天,我却什么都不会说,呆坐着,一言不发。

妈妈从保育院把我接回家,过了两天,是星期日,我和她去市场。我在那里看到了一个警察,就歇斯底里地跑开,叫喊着:“妈妈,德国人!”——撒开腿就飞跑。

妈妈追赶着我,人们为我让路,而我全身颤抖地喊叫着:“德国人!”

这之后,我有两天没有到街上去。妈妈跟我解释,说那是警察,他保护我们,维护街上的秩序,却没办法说服我。无论如何都不行……德国人穿着黑色的大衣到过我们保育院……真的,当时他们抽了血,他们把我们分别带到单独的房间里,他们穿着白色大褂,但是白大褂我不记得了,我只记得他们穿着军装……

在家里,我对姐姐也不习惯。本来应该是亲热的姐妹,可我在生命中第一次看到她,她为什么就是我的姐姐呢。妈妈整天上班。早晨我们醒来,她已经不在家了,炉子上放着两个瓦罐,我们自己盛粥喝。一整天我都等着妈妈——就像等待非同寻常的事情,像是等待某种幸福的来临。可她回来得都很晚,我们都已经睡着了。

我不知从哪里找到了一个坏了的玩具娃娃,头是玩具娃娃的头。我很喜欢它。这是我的快乐,从早到晚都抱着它。这是我唯一的玩具。我幻想有一个球。我到院子里去,孩子们都有球,用专门的网袋装着,它们就是这样带着网袋卖的。我请求他们,给我玩一会儿。

十八岁的时候,我给自己买了一个球,用自己在钟表厂第一个月的工资,理想实现了。我把球带回家,带着网兜一起挂在格子柜上。我不好意思带着它到院子里去,我已经长大了,我坐在家里,看着它。

过了许多年,我打算去找斯捷帕尼达·伊万诺夫娜。一个人去犹豫不决,但是丈夫支持我:“我们两个人一起去吧。你为什么不想知道自己的过去呢?”

“难道我不想?我是害怕……”

我拨通了她家的电话,听到的回答是:“斯捷帕尼达·伊万诺夫娜·杰久里亚去世了……”

我不能原谅自己……

“你们都该去前线,却在这儿爱我妈妈……”

雅妮娅·切尔尼娜,十二岁。

现在是一名教师。

平常的一天……这一天的开始与往常没什么两样……

但是,当我坐到有轨电车上,人们已经是议论纷纷了:“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可我什么都不明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跑回家,看到自己的妈妈,她在和面,泪水雨点般从她的眼睛里流淌出来。我问:“出了什么事?”她告诉我:“战争爆发了!轰炸了明斯克……”我们最近几天才从明斯克回到罗斯托夫,我们去姨妈家做客了。

9月1日,我们仍然去上学,到了9月10日学校就关闭了。罗斯托夫开始疏散居民。妈妈说,我们应该收拾东西,准备上路,我不同意:“为什么要疏散呢?”我到了共青团区委,请求他们尽快吸收我加入共青团。他们拒绝了我,因为吸收的团员需要满十四周岁,而我只有十二岁。我以为,如果加入了共青团,就能够参加一切活动,立刻就成了大人。我就能到前线去。我和妈妈坐上火车,我们随身带了一个皮箱,里面装着两个布娃娃:一个大的,一个小的。我记得,当我把它们放进去的时候,妈妈甚至都没有反对。到后来这两个布娃娃救了我们,我一会儿再说……

我们抵达了高加索车站,火车遇到了轰炸。人们都趴到了一个露天的站台上。往哪里去,搞不清楚。人们只知道:我们在离前线越来越远,离战场越来越远。下着雨,妈妈用自己的身体为我遮蔽风雨。在巴库近郊的巴拉扎拉车站,火车喷吐着潮湿而浓黑的蒸气。人们都很饥饿。战前我们生活得就很清贫,非常清贫,我们家里没有一件好东西可以拿到市场,去交换或出售,妈妈随身的只有一本护照。我们坐在车站里,不知道怎么办。去哪里呢?一个士兵走过来,不是士兵,而是小兵,年龄很小,皮肤黝黑,肩膀上挎着背包,绑着小饭锅。看得出,他刚刚参军不久,他正要去前线。他在我们旁边站住,我靠紧了妈妈。他问:“女士,你去哪里?”

妈妈回答:“不知道,我们是撤离的难民。”

他说的是俄语,但地方口音很浓重:“不要担心我们,你们到村子里找我妈妈吧。我们全家都被征兵入伍了:我们的父亲、我、两个兄弟。就剩下她一个人在家。去帮帮她,你们可以一起生活。等我打仗回来,我就娶你的女儿。”

他说了自己家的地址,没有东西可以写下来,我们就记住了:叶夫拉赫车站,卡赫区,库姆村,穆萨耶夫·穆萨。这个地址我记了一辈子,虽然我们没有到那里去。一位孤身的女人收留了我们,她住在一个胶合板子搭建的临时小房子里,里面只放得下一张床和一个小凳子。我们是这样睡觉的:我们的头冲着过道,把双腿伸到床底下。

我们有幸遇到了不少好人……

我忘不了,有一个军人走到妈妈跟前,我们聊了会儿天,他说,他全家人在克拉斯诺达尔都死了,他要去前线。同志们喊叫他,招呼他上军用列车,可是他站着,舍不得离开我们。

“看得出,你们很穷,请允许我把自己的军人证书留给你们吧,我一个亲人也没有了。”他突然说了这么一句话。

妈妈哭了起来。我却按自己的意思理解,冲着他喊叫:“正在打仗……您全家人都死了,您应该去前线,向法西斯分子复仇,可是您却在这里爱我的妈妈。您真不觉得害臊!”

他们两个人站在那里,他们的眼里都流着泪,而我不明白,为什么我这么善良的妈妈可以和这样的坏人聊天:他不想去前线,他诉说自己的爱情,要知道爱情只有在和平时期才会有。为什么我觉得他是在谈恋爱?要知道,他的话里提到了他的尉官证……

我还想说说塔什干的事……塔什干——这是我的战场。我们住在工厂的宿舍里,妈妈在那里上班。它位于市中心,让人们住在工厂的俱乐部里。在前厅和观众席里住的是一家一家的,而在舞台上,住的是——光棍儿们,人们称呼他们是光棍儿,实际上他们都是些工人,他们的家人都疏散走了。我和妈妈住的地方在观众席的一个角落里。

发给了我们土豆供给证,妈妈从清晨到深夜都在工厂上班,我需要去领取这些土豆。排半天的队,然后把一袋土豆拖在地上,走四五个街区,我背不动这些土豆。不让小孩坐公交车,因为正在闹流感,宣布所有人都要检疫。正好是这些日子……太不像话了——不让我坐公共汽车。在离我们的宿舍还剩下一条马路时,我的力气都用完了,倒在口袋上,大哭了起来。陌生的人们过来帮忙——把我和土豆送回了宿舍。到现在我都能感觉到那种沉重。每一个街区……我不能丢掉土豆,这是我们的命根子。就算是我死了,也不能扔掉土豆。妈妈下班回来,非常饥饿,脸色发青。

我们饿着肚子,妈妈甚至瘦得和我一样了。我心想,我也应该帮助下妈妈,不能把我抛开。可是我们几乎什么都没有,我决定卖掉我们唯一的一条绒布被子,用这些钱买些面包。可是禁止孩子们买卖,警察把我带到了一个儿童室。我坐在那里,等他们通知上班的妈妈。妈妈换班后来了,把我领回家,我因为羞耻而痛哭,还因为妈妈在挨饿,可家里一块面包也没有了。妈妈得了支气管哮喘,深夜里咳嗽得厉害,喘不过气来。她要是能吃一口碎面包渣儿,也会变得好受些。我总是在枕头底下为她藏起一块面包。我觉得,我已经睡着了,但是仍然记得,枕头底下还放着一块面包,我非常想吃掉它。

我背着妈妈偷偷地去工厂里找活儿干。可我那么小,典型的营养不良症患者,他们不想要我。我站在那里,哭。有人觉得我可怜,就把我领到车间会计室:给工人们填写派工单,计算工资。我用打字机工作,它的样子就像现在的计算机。现在的计算机工作起来没有声音,而当时它简直像拖拉机,不知为什么工作的时候还必须亮着电灯。十二个小时的工作把我的脑袋烤得像火热的太阳,因为打字机的嗡嗡作响,一天下来,我耳朵都聋了。

我遇到了一件非常可怕的事:给一个工人的工资应该是280卢布,可是我却算成了80卢布。他有六个孩子,在发工资之前,谁也没有发现我的错误。那天我听见,有人在走廊里跑动,叫喊:“我要杀了她!我要杀了她!我拿什么来养活孩子?”

人们跟我说:“快藏起来,大概,这是冲你来的。”

门打开了,我紧贴着打字机,没地方躲藏。冲进来一个高大的男人,手里拎着一把沉家伙:“她在哪里?”

有人指着我说:“她在那儿……”

他看了一眼我,往墙壁退了几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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