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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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莫斯科写信。

　　在那之后，我接到了苏联科学院院长普拉托诺夫打来的电话：“总有一天，白俄罗斯人民会记住你的名字，你为他们做了很多事，但是你不应该给莫斯科写信。这样做非常不好。他们现在要求我解除你的所有职务。

　　你为什么要写这封信？你难道不知道自己这样做是在和谁作对吗？”

　　我有地图和数据。他们有什么？他们可以把我关进疯人院。他们真的曾经这样威胁过我。而且，他们还可以确保我会在一场交通事故中意外死亡——他们也曾这样警告过我。他们可以把我拖上法庭，以推行反苏联行动为名对我做出裁决，或者，他们可以因为研究所的库房里少了一盒钉子而将我送入监狱。

　　最后，他们把我推上了法庭。

　　他们的目的得逞了。法庭上，我心脏病发作。（他陷入了沉默。）我把所有的事情都写下来了。它们全在这个文件夹里。这里面的都是事实，也只有事实。

　　我们给村子里的孩子——那些男孩和女孩们——做检査。从他们身上，我们检测出1500、2000、3000毫伦琴的辐射量。有的甚至还超过了3000伦琴。那些女孩——她们长大后不能生孩子。她们的基因发生了突变。田地里，拖拉机正在耕作。我问和我们随行的工作者：“拖拉机的司机有没有防护措施，至少他应该有一副防毒面罩？”

　　“不，他们没有那些东西。”

　　“什么，你们没有分到这些防护装置吗？”

　　“噢，我们有很多。我们手头的防护装置足够我们用到2000年。我们只是没有分发下去而己，不然，人们一定会感到恐慌。所有人都会跑掉，他们会不顾一切地离开这儿。”

　　“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做？”

　　“教授，对你而言，这一切说起来可能很容易。如果你失业了，你可以再找一个。可我呢，我能去哪儿？”

　　多么可怕的能量啊！一个人能够施加在另一个人身上的能量其实无限强大。这已经不再是陷阱或谎言，这是一场对抗无辜的战争。

　　一切就像我们驾车沿着普里皮亚季河前进时看到的情景。人们支起了帐篷，他们举家外出野营。他们正在游泳、晒太阳。现在，距离事故发生

　　已经过去了几个星期，而他们依然什么也不知道，继续在核云层笼罩下游泳和晒太阳。每当我看到孩子的时候，我都会走过去，向他们的家长解释这一切。可是，他们不相信我。“为什么广播和电视里什么都没说？”他什么也没说。不过，从他脸上的表情，我能读出他的内心想法：我应不应该把这个情况上报呢？但是，与此同时，他也很同情这些人！毕竟，他也是一名普通人。可是，我不知道当我们回去后，他头脑中的哪一方会取得最终的胜利。他会汇报吗？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选择。（这一次，他陷入了长久的沉默中。）

　　现在，我们该如何处理这些真相？我们可以用它们来做什么？如果核电站再度发生爆炸，一切将会再度重演。我们还生活在斯大林的国度。我们还是斯大林的人民。

　　瓦西里?鲍里索维奇?内斯特伦科白俄罗斯科学院核能量研究所前所长

　　?

　　为什么我们热爱切尔诺贝利

　　那一年是1986年——当时的我们情况如何？这种科技大片中的世界末日怎么就落到了我们的身上？我们是当地的知识分子，我们有自己的小圈子。我们过着我们自己的生活，与我们身边的一切都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这也是我们的一种表示抗议的方法。我们遵循自己的规则。当他们的精神才刚刚松弛的时候，我们己经在饮酒欢畅。我们阅读索尔仁尼琴、沙拉莫夫的作品，去对方家串门，还会在厨房里没完没了地聊天。我们想获得生活以外的一些东西。什么东西？戴着贝雷帽的电影明星——凯瑟琳?德纳芙。我们想要自由。我们中的有些人崩溃了，把自己灌得烂醉如泥。我们想，如果它就是如此，如果它会一直延续下去，直到永远，那么，就让所有人都下地狱去吧。我们会在这里一直住下去，继续生活在我们自己的小世界里。

　　切尔诺贝利事件发生了，一开始，我们的反应都一样。这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就让当权者去担忧吧。这是他们的职责——切尔诺贝利。而且，那里离我们这儿很远。我们甚至根本就没有在地图上找过那个地方，所以，从这一点来说，我们也根本无须知道真相。

　　然而，当他们在牛奶上贴上“儿童饮用”、“成人饮用”标签的时候——情况又另当别论了。这意味着我们和切尔诺贝利之间的距离缩短

　　了。好吧，我承认自己并非党员，但是我仍然住在这里。我们开始感到害怕。“为什么今年的萝卜叶长得这么像甜菜叶？”你打开电视，他们在节目里说：“不要听信西方人报道，他们是在有意挑拨和刺激我们的民众！”直到这时，你才终于确定了所有的事情。

　　那么，五一大游行呢？没有人强迫我们必须得去——没有人强迫我去参加。我们都有选择的机会，但是我们全都错过了这次机会。在我的记忆里，那一年的五一游行是参加人数最多，也最热闹的一次游行。所有人都忧心忡忡，人们都想成为集体中的一员——和大家在一起。我们其实根本就不想了解真相到底是什么。我们只想知道我们到底能不能吃自己种的萝卜。

　　我本人是基姆沃洛科诺工厂的一名工程师。当时，厂里还有一群来自民主德国的专家，他们是来为我们安装新设备的。我因此而看到了其他国家的人——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在这一事件中的行为举止。当他们知道我们的核电站发生了事故之后，他们立刻要求得到相应的医疗检测，放射量测定器，以及限定产地的食品供应。他们收听的是德国广播电台的节目，知道该如何应对这一事故。当然，他们所有的要求都遭到了拒绝。于是，他们立刻收拾行囊，准备离开。给我们买票！送我们回家！如果你们不能保证我们的人身安全，我们就要离开这里。他们提出了抗议，并且给自己的政府发了电报。他们这是在为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争取应有的权利，他们并非孤身一人来到这儿，他们是在为自己、为家人争取生存的权利！可我们呢？我们又采取了哪些行动呢？那些德国人，他们的待遇那么好，他们还表现得如此傲慢——他们简直就可笑至极！他们都是懦夫！他们测量罗宋汤里的放射量，就连肉都不放过！这太可笑了！我们国家的男人，他们才是真正的男人，真正的俄罗斯男人！同时，他们也是一群绝望的男人。他们在和反应堆作斗争。他们为自己的性命担忧。他们戴着帆布手套，在已经融化的屋顶上拼命干活（我们都曾经在电视上看到过这样的场面）。还有我们的孩子，他们举起了红旗来证明自己的勇气，就

　　像那些经历过战争洗礼的老兵，以及那些年迈的卫兵。（思考。）然而，这其实也是一种蛮荒未开化的表现形式，所有人都忘记了恐惧。我们总是说“我们”，而从不说“我”。“我们会让他们看看什么是苏联英雄主义！”“我们要让他们知道苏联性格是由什么组成的！”我们要告诉全世界！但是，这就是我一-“我”。我不想死。我害怕了。’

　　在这里，观察一个人以及他的情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他们会如何发展和变化？我发现我关注得更多的是我身边的世界。切尔诺贝利事件发生之后，这是一种再自然不过的反应。我们开始学会说“我”。我不想死，我害怕了。

　　那个伟大的帝国瓦解了，四分五裂。首先是阿富汗，然后是切尔诺贝利。当这个帝国倒下后，我们发现自己一直都是一个人。我不敢这样说，但是我们热爱切尔诺贝利。它成为了我们生命的意义。没有它，我们所受的苦难将彻底失去意义。它就像一场战争。切尔诺贝利事件之后，世界才注意到了我们的存在。它成了我们和欧洲之间的一扇窗户。我们是这一事件的受害者，然而，我们会为它祈祷。我不敢说出它的名字，但是它就在那儿。

　　现在，这是我的工作。我走进那个地区，观察那里的一切。现在，隔离区里的人们仍然生活在破旧的小茅屋当中，他们的心中仍然充满恐惧。每次选举，他们都会把票投给强硬派，他们梦想能够回到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回到军事时代下的苏联。与此同时，他们也一直生活在军事化的环境中：警察岗哨、身穿制服的人、通行证体系、配给制以及负责发放国际人道主义援救物资的官僚们。那些援救物品的包装盒上用德语和俄语写道：“不得用于销售或交易。”然而，就在旁边的小亭子里，围绕这些物资展开的销售和交易正在进行。

　　这就像是一场游戏，一场演艺秀。我和那些载满人道主义援救的物资及护送人员一道——无论那些物资是被冠以上帝的名义，还是其他什么名称——走进这片地区。那些踩在水坑或泥巴里的廉价靴子，他们身上

　　的外套和手套都是这些物资的一部分。“我们什么都不需要，”他们的眼睛似乎在说话，“不管怎样，那些东西最后都会被偷走。”然而，与此同时，他们的眼神中又流露出一种渴望得到什么或抓住什么的欲望——一个盒子或箱子，来自外国的东西。我们知道所有老太太的生活地点。突然，我就萌生出了一个无耻的愿望，就连我自己都为自己的这一愿望而感到恶心。“我给你们看点东西！”我说，“在非洲，你根本就看不到这东西。事实上，除了这儿，你在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都看不到。200居里、300居里。”我也注意到了这些老太太的变化——她们中的有些人堪称真正的演员。她们把自己的独白牢牢地记在心里，然后会在每一个适当的时候流着眼泪说出这些话。当第一个外国人出现在这个地方的时候，这些老妈妈什么都没说，她们只是站在那儿，默默地流着眼泪。现在，她们已经知道该说些什么以及该怎样说。也许，她们会因此而为自己的孩子多争取到一包口香糖或是一盒衣服。而与这一现状共存的是一个深邃的哲学问题——她们与死亡、时间之间的关系到底如何？毕竟，她们并不是因为这些口香糖和德国巧克力才拒绝离开她们生活了一辈子的小茅屋。

　　在回来的路上，太阳下山了，我说：“你看，多美的一片土地啊！”金色的夕阳映照在树林上和田地上，透射出一片金灿灿的余晖，似乎是在和我们道别。“是的，”同行者中的一个德国人用俄语回答说，“这里的景色的确很美，但是它已经受到了辐射污染。”说话的同时，他的手上就握着一个放射量测定器。这时，我才明白这是我一个人的落日。这是我的土地。我就生活在这片土地上。

　　纳塔利亚?阿尔森耶芙娜?罗斯洛娃莫吉廖夫地区妇女联合会，救治切尔诺贝利儿童项目负责人

　　孩子们的话

　　阿廖沙.贝尔斯基，9岁；安雅?博古什，10岁；娜塔莎?德沃瑞茨卡亚，16岁；勒拿.茹德罗，15岁；尤拉?祖科，15岁；奥利亚.祖沃纳科，10岁；斯内扎纳?基内维奇，16岁；伊拉■库德里亚契娃，14岁；伊利亚.卡斯科，11岁；瓦妮娅.科瓦洛夫，12岁；瓦迪姆.卡尔斯诺索尼什科，9岁；瓦斯亚?米库里奇，15岁；安东?纳什万金，14岁；马拉特.塔塔尔契夫，16岁；尤利娅?塔拉斯基娜，15岁；卡特娅?谢夫楚科，15岁；鲍里斯?什克尔曼科夫，16岁

　　天上有一朵乌云，雨滴打在身上像小石子一样硬。地上的水坑不是绿色的就是黄色的，就好像有人往里面倒了颜料一样。他们说那是从花朵上落下的灰尘。奶奶要我们待在地窖里，不准出来。她自己则跪在地上，虔诚地祷告。她还教我们祈祷：“祈祷！这是世界末日。是上帝对我们所犯下的罪孽的惩罚。”当时，我哥哥8岁，我6岁。我们开始回忆自己犯下的罪过。他打碎过装覆盆子果酱的玻璃瓶，我没有告诉妈妈我的新衣服挂在了篱笆上，被撕开了一道口子。我把这件衣服藏在了壁橱里。

　　士兵们坐着汽车来到我们这儿。我以为又开始打仗了。他们嘴里说着一些我们听不懂的词语：“疏散”、“同位素”。有一名士兵还拼命地

　　追赶一只猫。放射量测定器只要一靠近那只猫就像一个自动的闹钟，滴答滴答地响个不停。有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也在追猫。那个男孩倒还好，可那个女孩一直在哭。“我不会把它交出去！”她大声叫道。“快跑，小女孩，快跑啊！”可是，那个士兵的手里拿着一个很大的塑料袋。

　　我听说一那些大人说的——外婆则一直在哭——自从我出生的那年开始（1986年），我们村子里就再也没有孩子出生。我是唯一的一个。医生说我本不应该生下来，可是我妈妈从医院里跑了出来，躲在外婆家里。最后，我就在外婆家出生了。我听他们说过这件事。

　　我没有哥哥姐姐，也没有弟弟妹妹。可是，我想要一个。

　　告诉我，夫人，他们为什么不让我妈妈生下我？我本该去哪儿？在天上飞？还是应该去另一个星球？

　　事故发生后的第一年，麻雀就从我们小镇上彻底消失了。有一段时间，地上到处都是麻雀的尸体——院子里、柏油路上。它们都是被枪射下来的，然后就被人装进放着树叶的容器里，带走了。那一年，他们不允许人们焚烧树叶，因为那些树叶有辐射，所以当时，他们把所有的树叶都埋到了地下。

　　两年后，麻雀又回来了。我们高兴万分，兴奋地给对方打电话：“昨天，我看到了一只麻雀！它们又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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