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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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是我不愿谈及的事情，我全都忘了。可是，那些事情发生了。我看得很远，也许甚至超越了死亡。（她停了下来。）

　　遇到他的时候，我才16岁，他比我大7岁。我们交往了两年。我很喜欢位于明斯克沃洛达科沃大街上的那所邮局，也喜欢它周围的环境。我们经常在那所邮局的大钟下碰面。我住在最糟糕的工业综合区，每次约会，我都会坐5路车。这趟车在邮局那儿没有站，它会一直开到邮局前面的儿童服装店门口才停下来。每次约会，我都会稍稍晚到一小会儿，这样，当汽车经过邮局的时候，我就能看到正在邮局门口等我的他，这时，我就会想，等我的那个小伙子真帅！在那两年里，我几乎彻底忽视了周围的一切，我不知道冬天是何时降临的，也不知道夏天是什么时候离开我们的。他带我去听演唱会，我最喜欢的伊迪丝?皮耶哈德演唱会。我们没有上去跳舞，因为他不会跳。我们接吻，我们在那儿接吻了。他叫我“小不点”。我的生日，我知道这很奇怪，但是我生命中那些最重要的事情都发生在我生日的那一天，在那之后，我也曾经尝试着不去相信命运。那天，我在大钟下等他，我们约好了5点见面，可是时间到了，他还没有出现。我一直等到6点，可是他还没有出现，我变得很沮丧，我含着眼泪，慢慢地向马路对面的车站走去，这时，我抬起头，看了一眼四周，因为我好像感觉到了一点什么——我看到他正在我身后追我，逆着灯光，身上穿着工作服，还有那双大靴子。我最喜欢看他穿这身衣服，工作服——那是一件水手衫——他看起来帅极了。我们去了他家，他换了衣服，随后，我们决定去餐馆吃饭为我庆祝生日。可是，餐馆不让我们进，当时已经是晚上，被拒的我们站在餐馆门口，不知道该怎么办。“那好吧，”他说，他的一双眼睛闪闪发光，“我们去买瓶香槟和蛋糕，然后去公园，在那里为你庆

　　祝生日。”在星空之下，在幕布一般的蓝天下！这就是他！我们在高尔基公园的一条长凳上一直坐到了天亮。那是我第一次这样过生日，也是最后一次，就是在那天晚上，我对他说：“娶我吧。我爱你！”他听了，哈哈大笑：“可是，你还这么小然而，第二天我们就去了婚姻登记处。

　　当时的我简直太高兴了！如果有机会再选择一次，我仍然会选择这种生活，即使有人——来自天堂的某人一-事先警告我……就在我们结婚的那天，他的护照不见了。我们把他的房子翻了个底朝天也没找到。他们在登记簿上记下了我们的姓名——临时的。“女儿，这是一个不好的兆头。”我妈妈哭着对我说。后来，我们在阁楼的一条旧裤子里找到了他的护照。爱！这不仅仅是爱，而是一段漫长的相爱历程。过去，每天早晨，我都会对着镜子翩翩起舞——那时的我年轻、漂亮，而且他爱我！现在，我已经彻底淡忘了那张脸——我曾经拥有的过那张脸——当时，我和他在一起。我从镜子里再也看不到那张脸了。

　　这就是我能够谈论的事情？我能用语言把它们表达出来吗？有一些秘密——时至今日，我仍然不了解它们。即使是在他弥留之际的最后一个月里，他每天晚上还是会叫我的名字。他感到很绝望。当时的他爱我远胜于之前。白天，我会望着他，无法相信夜里发生的一切。我们不想分开。我轻轻地抚摸他，亲他。就在那几分钟里，我会想起了我们之间最快乐的那段时光，以及当时的情景，譬如说，他蓄着一脸络腮胡子从堪察加半岛上回来时，我第一眼见到他时的情形一一在那里，他蓄了胡子；还有我们一起在公园长発上度过的那个生日。“娶我吧。”我需要说这些吗？我能说吗？我迫不及待地扑向他的怀抱，就像一个对女人穷追不舍的男人。除了药，我还能给他什么？我能给他带来什么样的希望呢？他不想死。

　　可是即便如此，我也从没和妈妈说过任何事情。她不会明白我的。她只会批判我、诅咒我。因为这不是普通的癌症，而是切尔诺贝利癌症，后者比前者更可怕、更糟糕，而且它还令所有人都感到恐惧。医生对我说：如果他体内的癌细胞转移，他很快就会死，不过，假如它们没有转移，那

　　么，它们就会慢慢地沿着他的身体向上走，一直走到脸部。他的身上开始出现一些黑色的斑块。他的下巴开始挪位，脖子消失了，舌头从嘴里垂了下来。他的血管开始破裂，鲜血从他脸上的各个部位——脖子、脸颊、耳朵——顺着皮肤流了下来，到处都是。我端来了冷水，把湿毛巾贴在他出血的部位，可是，什么方法都不管用。那真是可怕的一幕，整个枕头卜.都是血，鲜红的血。我从浴室找了一个脸盆，放在他的床头，鲜血一滴一滴地从枕头上滴下来，落在盆子里，就像挤奶女工挤进桶里的牛奶。那个声音，滴答滴答，听起来十分平静，让人不由自主地联想到田园风光。即便是现在，一到晚上，我仍然能够听到这种声音。在他昏迷之前，只要他开始拍手，我就能立刻明白他的意思：叫救护车——这已经成了我们之间的暗号。他不想死。他才45岁。我打电话叫救护车，他们都知道我们的情况，所以没有人愿意来：“我们帮不了你的丈夫。”给他打一针就行了！给他注射一些镇静剂。我已经学会了注射镇静剂，可是每次注射都会在他皮肤上留下一块淤青，那块淤青会一直留在他的皮肤上，不会消失。

　　有一次，我终于叫来了一辆救护车，和救护车同来的是一名年轻的医生。他走到他床边，但立刻就快步退到了一旁：“请原谅我，他去过切尔诺贝利，对吗？他是他们中的一员，对不对？”我回答说：“是的。”然后，他——我丝毫没有夸张——他立刻就大叫道：“哦，亲爱的女士，那就快点让这一切都结束吧！赶快结束吧！我看过那些从切尔诺贝利回来的人死亡时的惨状。”与此同时，我的丈夫就躺在一旁，他的意识很清醒，他还活着。不过，至少他还不知道，他也没有想到，他是他所在的工作队里唯一一个还活着的人。

　　还有一次，同行的一位护士来自于附近的一所诊所。她就站在门口，甚至都没有进门：“哦，我做不到！”她说。那我就能做到吗？我能，我能够做任何事情。我可以怎样想？我怎样才能救他？他在呻吟，他很痛苦，他呻吟了整整一天。最后，我终于找到了一个能够帮助他缓解痛苦的方法：我将伏特加倒入针管，然后输入到他的身体里。酒精能够麻痹他，

　　让他暂时忘却疼痛。我自己根本就不去想这些事情，其他一些女人告诉我，她们也曾经历过同样的事情。

　　过去，他的母亲还经常来看我们：“你为什么要让他去切尔诺贝利？你怎么能那样做？”我从没想过自己能够阻止他，至于他自己，他可能也觉得自己根本无法拒绝这一工作要求。那时和现在不同，那时一个军事化的年代。我曾经问过他一次：“你有没有为自己接受这一工作，去那里干活而感到悲伤？”他摇了摇头，回答说：“没有。”他在他的记事簿上写道：“我死以后，卖掉汽车和多余的轮胎。还有，不要嫁给托里克。”托里克是他的弟弟。他喜欢我。

　　还有一些事情——我就坐在他身边，他睡着了，他有一头很漂亮的头发。我拿起剪刀，轻轻地从他头上剪下了一小撮头发。他睁开眼睛，望着我，他看到了我手里拿着一撮他的头发。他笑了。现在，我还保留着他的手表、他的军人证，还有他在切尔诺贝利获得的勋章。（她陷入了沉默。）我当时是那么高兴！我记得，我在产房里待了好几个小时，我就坐在窗户边，一直望着窗外，等待他的出现。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我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我就是看不够他的脸。我想这样的状况总会结束。早晨，我给他带了一些吃的，然后就坐在旁边看他吃东西，同时思考这个问题。我目不转睛地望着他，看着他刮胡子，看着他走出家门，走上街道。我是一名不错的图书馆管理员，可是我不知道你怎么可能会爱上自己的工作呢？我爱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他。我只爱他！我不能没有他。晚上，我会大叫，我会把头埋进枕头里，这样我的孩子就不会听到我的叫声。

　　我从没想过有一天他会离开这个家，更没有想到我们最终会分别。我的妈妈，还有他的弟弟，他们开始对我说或暗示我，说医生们建议——你知道的——长话短说吧，在明斯克附近有一个地方，那里住的都是已经没有治愈希望的病人，他们可以在那里等死——过去，送到那里的都是从阿富汗战场上回来的士兵，没有胳膊或双腿的士兵——现在，那些从切尔诺贝利回来的人都被送到了那儿。他们哀求我：“把他送到那儿去吧，那儿

　　的条件更好，而且还有医生照顾。”我不想把他送走，我甚至都不愿听到类似的话语。然而，他们说服了他，他开始要求我把他送走：“带我去那儿。不要再折磨你自己了。”与此同时，我不断地向单位请病假或事假，一切都由我自己承担，因为只有当你需要照顾生病的孩子时，你才能请病假，而事假最长又不能超过一个月。但是，他不断地在本子上写要我送他去那儿的话，他恳请我，哀求我，命令我。最后，我和他弟弟一起开车去了那里。那个地方在一个小村庄的边界处，是一栋很大的木房子，房子旁边有一口已经破了的水井。那个地方名叫葛瑞本卡。厕所在房子外面。我看到了一些身着黑色服装的女士——修女。我甚至都没有下车，连门都没有开。那天晚上，我亲吻了他：“你怎么能让我这样做呢？我永远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绝不！”我亲遍了他的全身。

　　他的最后几个星期是我人生中最黑暗，同时也是最恐怖的几个星期。我要用半个小时的时间才能帮助他解完小便。其间，他的眼睛一直都没有睁开，他为此感到羞愧。“噢，亲爱的，你怎么能这样想？”我对他说。我亲吻他。在最后一天，在那一刻，他睁开了眼睛，坐了起来，微笑着对我说：“瓦柳什卡！”他叫的是我的名字。他走了，一个人走了，和所有人一样，孤单地离开了我们。他们单位给我打电话：“我们会把他的成就荣誉证书带给你。”我对他说：“你的同事要来，他们要来给你送荣誉证书。”他摇了摇头：“不。”可是，他们还是来了。那些人想说一些好听的话安慰他，但是他却用毯子蒙住了脸，只有头发留在外面。他们在他床边站了一会儿，然后就离开了。他己经开始害怕见人。我是唯一一■个不会令他感到害怕的人。当我们安葬他的时候，我在他的脸上盖了两条手绢。如果有人要我拿开，我会把它们拿走。有一个女人晕倒了。她曾经和他相爱过，而我还曾经因此嫉妒过他。“让我再看他一眼。”“好的。”我没有告诉她，他死后，根本没有人愿意靠近他。大家都怕他。根据我们的习俗，为逝者清洗身体和穿衣服的人不能是他的亲人。两名来自太平间的勤杂工问我要伏特加。“我们什么都见过，”他们对我说，“那些被碾碎或

　　斩断的尸体，还有从火场中抢救出来的儿童尸体。可是，我们从没见过这样的尸体。切尔诺贝利人死后的样子最恐怖。”（她变得很安静。）他死了，躺在那儿，他的身体烫得你都不能碰他。我把家里钟的时间停在了他离开的时间。早晨7点。

　　他离开我后，在最初几天里，我在床上睡了两天，没有人能够叫醒我。中途，我会醒来，喝一点水，不吃任何东西，然后倒头继续睡。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我的这一表现很奇怪，就连我自己也无法解释清楚为什么会这样：我怎么可能睡得着呢？当我朋友的丈夫快死的时候，他向她扔盘子：为什么她这么年轻漂亮？可是，我的丈夫在临死前什么也没做，只是看着我，目不转睛地凝视着我。他在本子上写下：“我死以后，把我的东西都烧掉。我不想要别人像怕我一样怕你。”外面有一些传言，说那些从切尔诺贝利回来的人即使死后也仍然带有辐射。我在报纸上看到，那些死在莫斯科医院里的切尔诺贝利消防员死后下葬的梅迪诺墓地被测出带有放射性——那座墓地就在莫斯科附近。人们从那儿经过时都绕着走，而且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任何人把自己的亲人埋葬在那儿。就连死人都害怕他们，哪怕他们已经死了。因为没有人知道切尔诺贝利到底是什么。人们有的只是一些猜测和感觉。回来时，他带回了他在切尔诺贝利工作时穿的白色制服。那些裤子，那些特殊的防护服。那套衣服一直被放在我们的储藏室里，直到他去世。没过多久，我的妈妈决定：“我们需要把他的东西统统扔掉。”她害怕了。可是，我想留着它们，哪怕是那套有辐射的制服。然而，这样做无异于犯罪——我还有孩子，他们就住在家里。最后，我们带着他的所有东西出了城，然后把他的东西埋在了城外。我看过很多书，我生活在阅读之中，可是没有一本书能告诉我这到底是为什么。他们带来了他的骨灰。我一点都不害怕。我用手去感受他，我摸到了一些很小的颗粒，它们摸起来就像是沙滩上的贝壳，这些都是他的臀骨。在那之前，我摸过一些属于他的东西，但是从没有听到过他的声音，或抚摸过他，但是在这里我听到了，也摸到了。我记得他去世后的第一个晚上，我坐在他身

　　边——突然，我看到了一小团烟雾从他身上升腾而起——在火葬场，我又一次见到了它:一那是他的灵魂。除了我，谁也没有看见这一幕。我觉得我们又见了一面。

　　啊，那时的我真的很高兴！那一次，他刚刚出差回来。在他不在家的时候，我每天都会计算日子和时间，直到他回家。从生理上来说，我不能没有他。我们曾经一起去乡下看他姐姐。晚上，她对我们说，“我把你的被褥放在这个房间里，而你的在那个房间。”听了她的话，我们对视了一眼，然后就哈哈大笑起来——我们根本想象不出我们俩睡在两个房间里的情景。我不能没有他。我们私奔了。他的弟弟也和我们一起跑了。他们很像。可是，如果现在有人碰我，我一定会哭。

　　谁从我身边抢走了他？他有什么权力这样做？1986年10月19日，他们拿着一张上面印着红色标语的通知来到我们家，带走了他，就像他们要带他去上战场一样。

　　(我们在一起喝茶，她给我们看了家庭照片，还有他们的结婚照。就在我起身准备离开的时候，她拦住了我。）

　　现在，我一个人该怎么活下去？我没有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你，我还没有说完。那时的我很幸福，幸福得不可思议。也许，你不应该把我的名字写下来？还有很多秘密——人们会在祈祷时讲述自己的秘密，他们会用很小的声音把它们说出来，只有他们自己能听到。（说到这儿，她停了下来。）不，把我的名字写下来，让上帝知道这一切。我想弄明白。我要弄明白为什么要让我们饱受这种折磨？让我们受折磨是为了什么？一开始，我以为我的脑海里出现了一些新的东西，一些黑色的不属于我的东西。是什么拯救了我？是什么把我重新拉回到生活之中？是我的儿子。我还有一个儿子，我们的儿子，他已经病了很长时间。他已经长大了，但是他的思想还停留在孩子阶段，他依然还是从一个孩子——五岁大的孩子——的视角来看这个世界。我要和他在一起。我想用我的公寓换一套诺威金附近的公寓，因为精神病医院就在那附近，而他就在那间医院里。医生向我下

　　达了命令：如果你想让他活下去，就必须让他住在这里。每个周末，我都会去那里看他。他会跑上来和我问好：“米萨爸爸呢？他会来吗？”除了他，这个世界上还会有谁会这样问我？他在等他。

　　我们一起等他回来。我会小声地念诵我的切尔诺贝利祈祷词。你看，他正以一个孩子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

　　瓦伦蒂娜?蒂莫夫耶夫娜?帕纳谢维奇

　　清理人之妻

　　?

　　结束语

　　过去，我经常四处游历，辗转于那些饱受苦难折磨的人们之间，但是在这里，我和其他人一样，只是一个见证人。我的生活己经成了这一事件的一部分。我住在这里，和所有的一切在一起。

　　我们这片土地上引爆了350颗原子弹。人们已经开始过一种核战争之后的生活——尽管他们谁也没有留意到这场战争是从何时开始的。

　　现在，这片土地已经成了来自其他战场上的人民的避难所。成千上万的俄罗斯难民从亚美尼亚、格鲁吉亚、阿伯卡茨共和国、塔吉克斯坦和车臣逃了出来，他们逃离了枪林弹雨，来到这片己经荒废的土地上，住在那些己经废弃但没有被特种部队毁坏和埋葬的房子里。现在，生活在俄罗斯以外的国家和地区当中的俄罗斯人数已经达到了2500万——相当于整整一个国家——对于他们中的一些人而言，除了切尔诺贝利，他们无处可去。在他们听来，那些关于当地的土地、水和空气能够杀人的传说和传言就像童话故事一样神奇而美妙。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一个非常古老的故事。他们相信这些故事——故事的内容就是人们如何用枪杀死另一个人。

　　过去，我常常认为自己能够明白所有的事情，并且能够把所有的事情都清楚地表达出来，或者说把绝大多数的事情都说出来。我记得，当我在撰写《锌男孩》的时候——那是一本关于阿富汗战争的书——我去了阿富

　　汗，他们给我看了一些他们从阿富汗战士手中缴获的外国武器。看到那些武器，它们那精致的外形令我大吃一惊，而更让我惊讶的是人类的思想竟然能够通过这种形式表现出来。当时，有一位军官就站在我身边，他说：“如果有人踩中了这颗你认为漂亮得就像圣诞装饰品一样的意大利地雷，眨眼间，他就会变成一堆肉泥。你只能用勺子把他的遗体从地上一勺一勺地舀起来。”当我坐下来把这些事情写下来的时候，我的脑海里第一次出现了这样一个念头：“我是不是应该说点什么？”我是在伟大的俄罗斯文学的教育中成长起来的，我想：你能够走得很远很远，所以我就把那堆肉泥写进了书里。然而，隔离区——那时一个与世隔绝的世界，一个彻底脱离了世界其他地方的世界——它所拥有的能量和意义远远超过了任何一种文字乃至文学。

　　三年来，我开车到处走，寻找那些人，和他们聊天：在核电站工作的工人、科学家、医生、士兵、飞行员、矿工、难民、定居者。他们的命运、职业和人格都各不相同。然而，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切尔诺贝利是他们生活的主要内容。他们都是一些普通人，可是他们回答的都是一些最重要的问题。

　　我常常想，相对于简单而机械的事实而言，人脑海中的那些模糊的情感、传言和印象其实更接近事实真相。为什么要重复那些事实——正是它们掩盖了我们的情感。今我着迷，念念不忘的也恰恰正是这些情感的演变历程，以及从人们在谈及这些情感时无意中表露出来的某些事实。我尝试着去寻找这些情感，然后把它们收集起来，加以保护。

　　这些人目睹了某些事情的发生，然而至今为止，其他人却还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我有一种感觉，我正在记录未来。

　　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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