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回马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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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回马德里，车不同了，也没有武器，就不用担心搜查和关卡了。他们确实不用担心了。回马德里的路程很远，他们坐在车里，话都不多。阿弗纳偶尔接替斯蒂夫开一开车。阿弗纳知道，即使他们在谈别的，心里想的都是一样的。他们搞错了吗？他们还能做什么呢？他们失去理智了吗？他们不向那个阿拉伯男孩开枪就撤下来吗？他们向他开枪真的是为了自卫吗？

他们把他打死了吗？到目前为止他是第四个被他们打死的不明身份的巴勒斯坦人吗？这四个人，虽然不是利勒哈默尔的侍者那样的无辜的旁观者，但也不在他们的名单上。如果把雅典的穆扎斯包括在内的话就是五个人。如果把那个克格勃特工包括在内就是六个。如果把胡恩的那个金发女孩包括在内就是七个。

还没有干掉萨拉米、阿布·达乌德和哈达德博士。

难道这就是这样的任务不可避免的结局？难道他们有些地方做错了？难道这个活对他们有什么影响？难道他们慌张了？

归根结底，他们是不是失败了？

自从差不多一年半以前暗杀布迪亚以来，他们没有发现任何目标。然而他们却杀死了四个阿拉伯走卒和一个荷兰女人——其间失去了卡尔和罗伯特。在反恐战争中，两个高级特工没有换来任何军事上的收获。这是失败。被别人打败了。怎么看这个问题都是这样。

更糟糕的是，他们现在的行动是在无视命令下进行的。没有人授权他们这么干。绕着一座西班牙花园去杀阿拉伯人，跟没有受过专门训练的人一样。

干法也跟恐怖分子们一样。

这番话是汉斯刚要从马德里郊区的北四路上下来时说的。“你知道，”他说，“我们的干法就跟恐怖组织头子一样。”

无论是阿弗纳，还是斯蒂夫都没有反驳他。

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他们陆续离开马德里，回到法兰克福。就像格拉如斯的枪杀事件一样，塔里法发生的事情任何报纸上都没有报道。他们也可能没看到西班牙和瑞士的新闻报道。但这起枪杀事件很可能被隐瞒起来了。如果能够避免的话，这些恐怖分子当然不希望引起别人的注意。

因此，最简单的理由就是害怕被发现。几天之后——从他们离开西班牙的那一刻算起——阿弗纳及其伙伴们就根本不担心这个了。

他们担心的是别的。很难言传。“失败”或者“丢面子”还不足以表达其意。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愧疚”，甚至不是一种无聊的感觉。

他们感觉受了命运的捉弄。跟所有当兵的人一样，他们也心存某种迷信。而且，他们还有一种屈辱之感，以前对他们有利的一些东西现在都背叛了他们：成功，女人，获胜的运气以及战争中的运气。这些东西带给他们伤痛和羞辱，让他们突然对所有的价值观念和信念产生了怀疑。

卡尔死后，阿弗纳就有过这种感觉，塔里法事件后这种感觉更甚。斯蒂夫多少也有过这种感觉。然而现在，这种感觉强烈地冲击着汉斯。

他变得爱反省了，也从来不多话了，几天根本不说一句话。虽然他跟以前一样，仍然有条不紊地干自己的活，但却变得非常孤僻、超然，明显地疑虑重重，阿弗纳非常替他担心。同时他也不同意半途而废。他们没有真正谈过这个问题——他们一致同意把钱用完之后就不干了——但有一次阿弗纳问他感觉如何时，汉斯咬牙切齿地回答：

“现在停不下来了，还是别谈了吧，只管干就行了。没什么好谈的了。”

于是，他们不谈了，只管干。他们又努力干了七个星期。

没有丝毫效果。没有一条线索值得他们把越来越少的钱花在上面。汉斯坚持要精打细算地用钱，这样的话，如果一个好的行动机会来临的话，他们就不会捉襟见肘了。他是对的，因为如果他们找到了萨拉米而在最后一刻却没有钱来追捕他，那就是个莫大的讽刺了。但一直没有到那一步。

主要是找不到联络人。不仅通过他们经常联络的线人找不到，而且通过路易斯和托尼也找不到。通过“爸爸”也找不到。如果他们找的是其他的恐怖分子，还有可能成功：1974年是欧洲恐怖分子们非常活跃的一年，尤其是“阿拉伯国家青年解放巴勒斯坦”组织。原来的领导人是阿莫德·阿尔—葛哈夫尔，后来是阿布·奈达尔。“黑色九月”组织和“解放阵线”组织不像原先那样激进和好战时，恐怖分子们加入了这个组织（后来，阿尔—葛哈夫尔被“黑色九月”组织头目阿布·伊亚德抓住，很可能被处决了）。1974年“阿拉伯国家青年”组织袭击三架飞机得逞。10月8日，他们在爱琴海上空炸毁了一架飞机——一架美国环球航空公司从特拉维夫飞往雅典的飞机——八十八人丧生。三个星期前，9月15日，恐怖分子把一颗手榴弹扔进巴黎香榭丽舍大街的“药店”里，一死十二伤。这是“解放阵线”和日本“红色军团”联手干的，头目是卡洛斯那只豺狼。

突击队特别要为卡洛斯的上台负责。正是因为他们干掉了布迪亚，才给他在高层腾出了一个位置。但也是一回事，他不在名单上，阿布·奈达尔也不在名单上。在原来的任务已经取消的情况下，他们又几乎不能跟伊弗里姆联系，要求改变任务。再也不能有单方面行动。他们也找不到自己行动的理由。他们只能去抓名单上的恐怖分子，尤其是阿里·哈桑·萨拉米。

抓到了萨拉米就大不相同了。

但据他们所知，萨拉米没有到欧洲来。

他们在法兰克福度过了圣诞节和新年。城市沉浸在节日的气氛中，而阿弗纳、斯蒂夫和汉斯却没有节日的心情。实际上，汉斯心情复杂，矛盾重重。他心灰意冷，喜好自省，但同时疑心越来越重，充满了杀气。他开始随身带着一支枪。以前他们出去溜达时他从来不带枪，除非有行动。但是汉斯的疑心似乎有传染性。现在连阿弗纳和斯蒂夫都随身带着枪，以防他们的同伴觉得有人跟踪的怀疑成为现实——也许“爸爸”的组织会把他们的行踪泄露出去呢。汉斯相信塔里法是个陷阱，而阿弗纳认为他误解他了。如果是个陷阱的话，他们会遇到强大的火力，而不是一个正在扣裤子的恐怖分子。但是，卡尔和罗伯特神秘地死去之后，这些怀疑总是挥之不去。也许事先有人给塔里法的恐怖分子通风报信了，他们没想到以色列人会这么快。事实上，阿弗纳告诉过“爸爸”的人，他们要在塔里法等几个朋友，然后才会采取行动。

不管怎么样，尽管风险增加了，他们在法兰克福还是随身带着武器。阿弗纳注意到安全屋的门底部有一些明显磨损的黑色印子。很显然，如果他开门的时候都是用脚顶着门的。这一点，所有的特工都受过训练。在被突袭的情况下，它恰恰事关生死。然而过去一直没有这个习惯，也不经常这样。到目前为止，他们主要依靠改变自己的身份来掩护自己，跟他们的软目标一样。

与此同时，汉斯常常一个人在深夜去安全屋附近的公园长时间散步。他一直非常喜欢散步，但过去散步的时间相对较短，而且是天气较好的时候。而现在，他会在12月份凛冽的寒风中，在雪地里，沿着欧斯特公园空无一人的小路，法兰克福东部火车站的北部，走上几个小时。他甚至会在自己最喜欢的一个人造池塘旁的僻静处的长凳上坐上一两个小时。池塘里夏天全是野鸭，而现在全都结上了冰。

“鸭子都比你有意义得多。”有一次，斯蒂夫要去鸭池旁取情报时，这样对汉斯说。

“我不能禁锢在家里。”汉斯回答道。

阿弗纳明白，到了任务的这个阶段，他也不希望一个人住着。罗伯特死后，他让斯蒂夫住进了他以前和卡尔住的安全屋。忍受斯蒂夫混乱的单身汉的习惯要比一个人住着好。然而，当他向汉斯提议他们应该找一套大家可以住在一起的安全屋时，汉斯拒绝了。“别担心我，”他说。“我很好。”

事实并非如此。

1975年1月6日晚上，汉斯九点钟以后离开安全屋。应该是九点以后，阿弗纳在那个时候给他打了个电话。他们谈了几秒钟——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讨论——就把电话挂了，都知道晚些时候还要再互相核查一下的。这是例行公事。汉斯半夜没有给他打电话，阿弗纳就打了过去。没有人接。凌晨一点的时候也没有人接电话。

这是不寻常的。汉斯喜欢在半夜长时间散步，但从来没有在外面待到午夜过后。线人捎信给他，出乎意料地让他去见个面，这是常常发生的事，今晚也有这种可能。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要互相提醒一下，这是规矩。尤其是在深夜的时候。如果汉斯是去见面，他应该打个电话。他知道阿弗纳和斯蒂夫都在安全屋里。阿弗纳担心起来。

“我想开车去看一看，”他对斯蒂夫说。“我不喜欢他这么晚了还在外面。”

斯蒂夫耸耸肩。“他很可能在他妈的鸭池旁的长凳上。”他说。“我们走吧。”

他们开着车从安全屋所在的埃斯舍氏姆区的葫葛尔街附近来到汉斯住的罗德伯格威格附近，只花了二十分钟不到。汉斯不在安全屋里。阿弗纳用备用钥匙打开门，走了进去。但一切井然有序。很显然，汉斯因为什么原因出去了，只是还没回来而已。

那天晚上真是冷得刺骨，那时快凌晨两点了。即使按汉斯现在这样的心情，他也不可能在公园里溜达或者闲坐到这个时候。然而这是惟一可靠的解释。别的解释都只能说明出了问题。

“如果他在鸭池旁边，”斯蒂夫说。“不能给我一个合情合理的解释的话，我就拧掉他的鼻子。”

他们知道汉斯经常在公园里走的那条路线。他会沿着罗德伯格威格走一小段，再沿着风景如画的阶梯利黎一朔那曼一斯特埃戈（根据诗人歌德儿时的一个朋友命名）而下，来到峡谷底部有四条车道的公路上。一穿过欧斯特公园街，就到了欧斯特公园。过街以后，他通常沿着一条标识清楚的小道再向东北走几百码。走过一段曲曲折折的小路之后，就到了鸭池边。

阿弗纳和斯蒂夫指望能碰上汉斯正朝回走呢，然而却没有。他们走了大约十五分钟。公园里黑黢黢的，周围一个人都没有。然而，当他们走近那座人造池塘时，从冰上折射过来的光让他们看见有一个人影坐在那条长凳上，是汉斯。

但是斯蒂夫没有拧掉他的鼻子。汉斯有一个很好的借口。他死了。

阿弗纳看见汉斯死在了公园里，首先想到的并不是谋杀，而是自杀。

池塘边的矮树丛形成了一个小小的凉亭。湖岸高出池塘里的冰面几英尺，在湖岸和冰面之间，有一道矮石墙和一个木质栏杆。汉斯的身体呈半坐姿势，懒散地趴在栏杆上，脑袋慵懒地侧向一边。面无表情，眼睛睁得大大的。汉斯的上衣解开了。刚开始的时候，阿弗纳在他的头部和身体上的其他部位都没有发现任何明显的伤痕。

天很黑。他们没带手电筒，也没有带火柴。“当心。”阿弗纳低声对斯蒂夫说。尽管天气异常寒冷，但汉斯的尸体还没有僵硬。他很可能死了一个多小时了，也许更短。谋杀他的人也许还在附近。

由于是谋杀，阿弗纳首先检查了汉斯的手枪。手枪仍然插在他屁股上的皮带上，也没有开过火。所以不是自杀。也不是自然死亡。虽然阿弗纳看不见任何伤痕，但他伸手去取汉斯的枪时，摸到了一种黏乎乎的东西，就像快干的油漆。一定是从伤口里流出来的血。这个伤口不是自己造成的。

“是他杀。”阿弗纳把枪递给斯蒂夫，说。

有几分钟他们两个人都没有说话。他们惊呆了，也吓怕了。公园那么大，那么安静，四周全是结冰的矮树丛和黝黑的树木。没有风。他们听见远处城市单调的嗡嗡声，偶尔传来几声铁道调轨时金属碰撞发出的哐哐声。斯蒂夫咔的一声让汉斯的枪栓回到原位。“你看看他的钱包，”他对阿弗纳说，“我给你放哨。”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可能遇到行凶抢劫了。法兰克福不是个犯罪案件特别多的城市，但却是个工业大城市，聚集着从南欧各地来的工人。城市里也有以各种丑恶现象和贪污受贿而臭名昭著的街区，也有皮条客、夜贼、吸毒者、妓女，跟其他任何大城市一样。虽然欧斯特公园靠近不太受干扰的中产阶级人士居住的地方，但没有一个空无一人的公园在深更半夜是绝对安全的。在法兰克福，每年可能有十几起抢劫谋杀案，可能更多。汉斯看起来并不是特别难下手。一个中年人独自坐在长凳上就像故意让人家抢似的。那人还以为他是个醉鬼呢。汉斯很可能不会为那几个德国马克而不要自己的命，他会把钱包递过去，甚至把手表递过去。但一个神经质的强盗也许还是会杀他。这是一种可能。

然而，汉斯的手表仍然在他的手腕上，钱包也在他的口袋里，原封未动。

汉斯是不是被线人出卖了？他不可能在那个特别的地方跟任何人见面。不仅仅是因为深更半夜的公园里什么人都没有，也不仅仅是因为几乎没有一个合适的地方与线人见面，而且还因为它是汉斯的一个非常私人的地方，一个用来休息和沉思的秘密的藏身之处，一个独处的地方。

顺带说一句，在这里，跟踪而又不被发现，很难。如果有人跟踪，汉斯就不会半夜去鸭池边。当然，开车经过欧斯特公园街的人可能会看到他进了公园。如果他们熟悉他的习惯，也许会猜到他去哪里。但是只有阿弗纳和斯蒂夫知道这个人造池塘。公园很大，汉斯哪里都可能去，要找到他非常困难。恐怖分子还没有在隐蔽的小塘边找到他之前，可能早就冻僵了。

然而，如果不是抢劫，除了恐怖分子之外，还会有谁要杀他呢？

阿弗纳取出汉斯的钱包，里面有一本德国驾照和一张社保证。他随身携带的就这些。阿弗纳仔细一看，发现大部分凝固的血迹都在汉斯的胸部。他还发现胸部的羊毛衫上撕开了一个长条形的口子。看起来像个刀伤，但不能肯定。这使汉斯的死变得更加扑朔迷离。怎么可能有人靠他这么近，用刀子捅他，而他不会拔出枪来？他一定是真的一点防备都没有——或者还一定有个人用枪对着他。但即使这样，汉斯会坐在那里等着别人来捅吗，真是不可思议。即使作为一种条件反射，他也会举起手来挡住刀子。然而，阿弗纳没有发现他手套和衣袖上有被刀砍的痕迹。如果他是被捅的话，好像也是睡着的时候进行的。

这也不可思议。

这时，阿弗纳突然想起，他对汉斯的性爱习惯一无所知。虽然他已婚，但又怎么样。虽然汉斯绝对没有什么让阿弗纳觉得他有同性恋倾向——这样想都有点滑稽——但阿弗纳对此完全不知也是千真万确的。他怀疑1月份的欧斯特公园是不是同性恋人幽会的地方，但他又拿不准。如果汉斯向一个并不欢迎他的同性示爱，他的死就可以解释了。

阿弗纳觉得这个想法太牵强了，就没有跟斯蒂夫提。那时没提，以后也没提。斯蒂夫可能甚至向他挥臂暗示时，他都没有提。

“我要去打个电话，”阿弗纳对斯蒂夫说。“你在公园的入口处等我。”

欧斯特公园街离他们最近的电话亭只需要走十分钟。阿弗纳给巴黎的路易斯打了电话。“伦敦的一幕又发生了，”他对他说。“我告诉你我在哪里吧。”

阿弗纳向他仔细解释他和斯蒂夫在哪里等“爸爸”的人时，路易斯默默地听着。那个法国人没有问其他细节，阿弗纳也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结束电话之前，路易斯问道：“还有别的什么要我做吗？”

“暂时没有了，谢谢。”阿弗纳回答道。

他没有意识到，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谈话。阿弗纳再也不想跟路易斯说话了。

他和斯蒂夫在公园的大门口等人来搬汉斯的尸体。他们等了差不多一个半小时。后来阿弗纳惊奇地发现他们居然没有觉得冷。他们几乎一言不发地守在那里。事实上，他们说过两次话。第一次，斯蒂夫说：

“你给‘爸爸’打电话，你觉得他们跟这件事没什么关系？”

“没关系，我觉得没关系。”阿弗纳回答道。

这是事实。但即使阿弗纳错了，他也觉得到了这一步也只能这样了。如果汉斯的尸体被发现了，德国警方就会来调查。他们不想冒这个险。如果是“集团”杀了汉斯，让他们来处理他的尸体好了。反正他们再也不能给他带来更多的伤害了。

第二次，斯蒂夫说：“长时间以来，我一直以为我们很聪明。但也许我们只是幸运罢了。

“也许我们的好运已经结束了。”

阿弗纳不知说什么好，所以什么也没说。斯蒂夫那天晚上的话也许是对整个任务最好的总结。

快到四点的时候，“爸爸”的人开着一辆公共工程卡车来了。阿弗纳和斯蒂夫带着他们来到鸭池边，等着他们把汉斯的尸体用帆布袋装起来，放进卡车后面。那两个人都是德国人，也许是法兰克福的救护人员，或者承办丧事的人。整个过程只用了七八分钟。然后他们沿着公园里狭窄、曲折的小道把车倒了出来。

阿弗纳看着卡车的前灯在冬天漆黑一片的树林间若隐若现。几分钟之后，他什么也看不见了。汉斯走了，跟卡尔和罗伯特一样，走了，好像他们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

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阿弗纳和斯蒂夫一直在想该怎么办。更确切地说，一直在让自己忙于日常事务而推迟做出决定。他们关闭了汉斯的安全屋，把自己的安全屋换了一个地方。他们用汉斯早些时候给阿弗纳的委托书，卖掉了他的古董家具店。他们飞到巴黎，把欠“集团”的钱给了凯瑟——路易斯出城了——然后开车去了汉斯的妻子居住的那座法国小镇。

她是个以色列人，跟罗伯特的妻子截然不同。“汉斯和你在一起吗？”他给她打电话的时候她这样问道。

“呃——没有。”

“我明白了。”停留片刻之后，她回答道。她显然明白了，不用再对她说什么了。

他们来到她家，她接过装着汉斯遗物的箱子，把他们请到客厅里。她给他们倒好茶，寒暄了几分钟，她让他们不要在意，把情况详详细细地告诉她。他们能告诉她的情况非常少。她想知道汉斯埋在哪里。

阿弗纳看着斯蒂夫。“对不起，”他后来说。“我无法告诉你，我……没有人知道。”

“我明白了。”她回答道，仍然非常沉着冷静。“请原谅，我要离开几分钟。”

她走进另一个房间，在里面待了大约十五分钟。回来的时候，她的眼泪已经干了，不过眼睛有点红。“请原谅。”汉斯的妻子说。“我知道我应该振作起来。你们再来一杯茶吗？”

阿弗纳把那个装着钱的信封给她，可她拒绝了。他们又坐了几分钟就离开了。他们不仅感到悲惨——他们希望有这种感觉——而且还有一点惭愧和心虚。他们觉得好像一切都是他们的错。更恶劣的是，好像他们在不顾一切地玩着一个东西，结果把它弄成了碎片。这个东西对别的人来说具有无法估量的价值。

也许正是看见汉斯的遗孀，他们最终作出了决定。他们并没有真正谈论过，没有用很多的语言，但是每个人都本能地认为，对方已经下定了决心。他们把阿姆斯特丹、苏黎世和巴黎的账户一个接一个地销掉，结束了本次任务。现在只剩下他们两个人了，无法继续了。

最后他们飞到了日内瓦，从保险箱里拿走了伊弗里姆留的信息——“立即停止”——它是罗伯特死后汉斯留在那里的。这时又有了一条新的信息：“尽快确认收悉。”

阿弗纳把答复编成密码，放了回去：“信息收到。汉斯牺牲。”他想不起来还要加什么。

阿弗纳和斯蒂夫离开银行，走过玛希那桥。1972年9月他们在日内瓦开完第一次会后就曾在这里说过话。“你有一件事情是对的。”阿弗纳对斯蒂夫说。“我们两个人还活着。”

任务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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