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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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份，汉斯牺牲。阿弗纳和斯蒂夫处理完日内瓦的事务回到米迪酒店时，是1975年3月21日，那年春天的第一个下午。他们还有几件事要处理：关闭安全屋，打发次要一点的线人。阿弗纳和斯蒂夫两个人在日内瓦银行里的个人账户都没有动。他们两个人都发现，尽管给了伙伴们的遗孀一笔钱，但他们差不多还剩下十万块。在这份满足里掺和着一些痛苦。他们无奈地耸了耸肩，也许还有如针刺一样的愧疚。尽管如此，他们会没事的，至少在这个意义上是这样。虽然阿弗纳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习惯了大把大把地花钱，但是，十万块，在自己的账户上，对他来说，似乎仍然是个天文数字。他第一次觉得自己很富裕。他可以从容地到欧奇大街的商店里，去给肖莎娜买下那套上好的斯堪的纳维亚炊具了。如果他想的话，他可以给她买两套。
决定放弃这次任务之后，他们既感到沮丧，也感到宽慰。虽然“黑色九月”组织似乎不再活跃了，由卡洛斯领导的“人民阵线布迪亚突击队”，在巴黎大胆地（虽然没有得逞过）用火箭袭击了以色列航空公司的飞机。巴德尔一迈因霍夫集团胆子同样大，但更为成功。他们在德国绑架了几个实业家之后，挟持他们来敲诈温顺的政府。阿弗纳和斯蒂夫读着报纸，心想，不知道卡尔、罗伯特和汉斯为之付出生命的这次任务是否对国际恐怖活动产生了一点点影响。伊弗里姆的这个多头妖怪不会放慢步伐的。现在，一些恐怖分子有可能把联合国和日内瓦的会议桌作为把犹太人推下大海的集结地。
这也没有关系。对阿弗纳和斯蒂夫来说，必须以牙还牙，以色列不允许别人杀戮她的儿女而不受惩罚。1975年春天，他们在日内瓦，心情前所未有的郁闷。即使在这个时候，阿弗纳和斯蒂夫都毫不含糊地为这次任务辩护。
他们把扫尾工作分了一下工，然后尴尬地、有点羞愧地互相拥抱之后，分道扬镳了。
4月10日，阿弗纳到达纽约，前途未卜。事实上，他觉得太累了，不想去考虑以后的事。从法律上来讲，自从1972年以来，他就不是“穆萨德”的雇员了，而现在任务取消了，他觉得当前对谁都没有什么义务了。虽然阿弗纳有时候觉得必须回特拉维夫汇报，但他对谁都不愿谈这次任务。他想做的事情就是跟肖莎娜在一起待一两个星期。
他在纽约待了差不多一个月，就像度假一样。阿弗纳像一个逃学的孩子似的，心里充满了心虚和快乐。他也许没有理由这样，但他确实有这种感觉。他每天要跟肖莎娜做两三次爱，和她长时间散步，带她去餐馆，看电影。和葛拉一起玩，教查理去门边把报纸拿来。
阿弗纳在纽约待了大约三个星期之后，肖莎娜问了一个问题。“你这次走后，”她问道，“要多久才能回来？”
“我没有说要走。”阿弗纳回答道。
“是没有，但是你会走的。”肖莎娜语气平静地说。“你每天都有可能告诉我你要走。我想知道的是，你要很久才能回来吗？”
“你已经知道了，”阿弗纳说。“也许这次只离开一两个星期。我回来之后，也许我们可以一起去旅行，租一辆车，一直开——我不知道，一直横穿美国。你喜欢这样吗？”
肖莎娜大笑起来。“我们从哪里去弄那么多钱？”她问道。
“我以前没告诉你，”阿弗纳说。“我们现在有一点钱了。有一点奖金。别担心，去旅行一趟还是没问题的。”
“真的吗？”肖莎娜问道。“你说话算数？我们从来没有一起度过假。”
“我保证，”阿弗纳说，“你等着瞧。我们去度一次假——就你、葛拉和我。当然还有查理。”
这次谈话之后又过了几天，阿弗纳接到了纽约一个“穆萨德”特工的电话。“呃，呃，”那个人听出是阿弗纳的声音之后，说。“我猜想大家都在找你，而你却坐在那里，无忧无虑似的。”
“我还有什么应该操心吗？”阿弗纳问道。
“我怎么知道？”那个人回答道。“你应该比我更清楚。我所知道的是，有人在等着你回家。既然我把你找到了，我就告诉他们你明天早上坐第一班飞机回去。他们会很高兴听到这个消息的。”
“你想怎么告诉他们就怎么告诉他们吧。”阿弗纳说完就把电话放下了。
第二天，他提着一个小行李箱，到了肯尼迪机场。虽然他仍然觉得很累，但他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把过去两年半以来发生的事情，按照时间顺序完完整整地讲一遍。拖着没有任何意义。迟早得汇报，这是例行公事。使他真正担心的是一些别的事情。
汇报是作出决定的前奏。他必须作出决定，再也不能拖了。
两个小时以后，他踏上了洛德机场的跑道。地中海上的一轮红日正在西沉，很快就滑进海里去了。厚重的空气让阿弗纳觉得非常压抑，仿佛湿润的棉花。这种感觉是那么熟悉，他差点笑了起来。就像他小时候从法兰克福回到以色列一样。
伊弗里姆正在玻璃等候室里等他，跟他—起的还有两个人，阿弗纳不认识。“好，好，”伊弗里姆用手臂揽住他，说。“真的很高兴见到你。瞧，小伙子们，这就是阿弗纳。我无法告诉你，我们是多么为你自豪。”
“欢迎，欢迎回家。”
5月的那个星期里，阿弗纳成了英雄。
他在一套秘密公寓里汇报了三天，虽然很紧张，但气氛很好。伊弗里姆在房里踱来踱去，时而把双臂抱在胸前，时而放下来，懒散的四肢就像一个超大号的线控木偶那样难以控制。另外两个以色列人一副恭敬，甚至顺从的样子。这两个土生土长的以色列人据说从来没有恭顺过。让阿弗纳感到吃惊的是，这次任务被看作是一个巨大的成功。
此时的气氛跟贝鲁特突袭之前伊弗里姆与阿弗纳和卡尔在日内瓦见面时完全不同，跟一年半以前，也就是“赎罪日之战”战争以后他们在以色列的那次见面也不同。那个时候，伊弗里姆仿佛一个驯狮师似的，坐在他前面，一边说话，一边啪啪地挥舞着鞭子。而现在，一切都很好。谁知道是怎么回事？
阿弗纳认为，这次任务的实际成就在开始的时候，也就是1973年之前的那段时间。正是那个时候他们值得嘉奖，如果要嘉奖他们的话。也正是那个时候，他期望从伊弗里姆那里得到一句“干得好”的评价，而不是埋怨他们时间花得太长，钱花得太多，更不是他们回去参战后对他们所有的人严厉训斥。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突击队开始走下坡路，损失连连，险情不断，灾祸接踵而至。首先是卡尔，其次是罗伯特，最后是汉斯。还有瑞士的三个巴勒斯坦走卒，西班牙的一个走卒。然而现在，伊弗里姆却赞扬他们干得出色。．
阿弗纳不明白。也许大家都感到宽慰，任务终于结束了。也许他们还期待着更糟糕的事情，另一个利勒哈默尔再现。也许伊弗里姆——毕竟跟其他人一样，也是一个官僚——接到过更高级别的人赞许的暗示。而这样的暗示他以前没有接到过。在一个官僚机构中——每一个情报机构都是一个官僚机构——大人物的赞许能最终决定一切。如果这样的赞许传到了伊弗里姆那里，他的态度自然就改变了，开始讨好了。
他现在正在讨好阿弗纳，以及其他集体农场的农民。所以，在“穆萨德”那套公寓里的三天中，阿弗纳不仅变成了那个荷兰小男孩，而且还变成了美国骑兵队里的中校约翰·韦恩。他变成了一个连集体农场里最野蛮的农民都敬重的人，实现了他儿时的一切梦想。他在集体农场里的所有梦想都成为现实。他清清楚楚地向他们表明了他能做什么。他是一个真真正正的英雄。这在他一生中还是第一次。
阿弗纳向伊弗里姆做了一个认真、详细的汇报，竭尽所能地不遗漏任何一件事情。伊弗里姆做了笔记。也许他们还录了音，只是阿弗纳不知道而已，他也没问。他们似乎在为成功而欢呼，而把失败的影响减少到最小。萨拉米——哦，是个遗憾，但是你们尽了力。穆扎斯——即使他不在名单上，但它是战场上作出的决定。那个克格勃——我们什么也没听说。也许你们误解了他的意思，可是即使你们不误解，又能怎么样呢？苏联人对此事缄默其口是有他们的道理的。瑞士和西班牙的那几个年轻恐怖分子——我们无法评判。但他们是恐怖分子。你们做了你们认为自己必须做的事情。至于卡尔、罗伯特和汉斯嘛，是一场悲剧，但你们想怎么样呢？打仗，就会有损失。是的，你们接到命令之后就应该停下来的，可是我们理解你们为什么没有停下来。我们别再谈这些了。
伊弗里姆不赞成的惟一件事情就是在胡恩杀了那个女人。“这就不对，”他说。“你们违背了命令。我不管你们有什么理由。无论她杀没杀卡尔——我也怀疑是她杀的——但朝她开枪就是谋杀。我们决不允许你们这样做。”
“你跟这件事没关系，”阿弗纳说。“都是我们自己干的。就当那个时候我们在休假吧。”
“别傻了。”伊弗里姆高声回答道。“也许电影里是这样。”这是他惟一一次用责难的口吻，但这种口吻没有坚持多久。“不管怎么样，既然做了就算了。”他说。“我们现在别无选择了。但是记住，我们不要以未经批准的行动为笑柄。一般来说，这是要免职的。”
阿弗纳什么也没说。他想，免什么职？我又不是在给你们干活。但是，还是保持沉默比较简单。
他没有向伊弗里姆详细汇报的惟一一个方面就是“集团”。关于路易斯和“爸爸”，他只字未提。他经常用的一句话是，“恐怖网络中的一个联络人”或他发明的一个对伊弗里姆有益的代号。他这样说：“后来我们给保罗打了一个电话，”或者“后来我们给哈勒德打了一个电话。”之所以采取这种办法，不仅仅是因为他父亲提醒过他，袖中总要有一张牌，而且还因为阿弗纳一直觉得，把他们的情况告诉“穆萨德”就等同于对“爸爸”不守信用。“爸爸”从来没有对他失过信——也许仅仅是他的希望而已——他是这样看的。尽管卡尔、罗伯特和汉斯发生了这样的事，但是阿弗纳对伊弗里姆也说不出他们多少东西来。他所知道的就是几个电话号码。他曾用这几个号码跟“集团”联系，并用这几个号码给他们留言。也许还能在法国乡下的某个地方找到一栋房子。这栋房子可能是“爸爸”的总部，也可能不是。
伊弗里姆没有逼他。所有的特工都喜欢保守自己线人的秘密。部分原因是因为安全，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有联络人就意味着有几分地位。这样可以保证一个特工不能被电脑代替。
七十二小时之后，伊弗里姆再次与阿弗纳拥抱，然后让他离开了公寓。
阿弗纳见过其他一些被看作英雄的特工，也见过一些享有很高声誉的特工，还见过一些大家都很敬畏的英雄，尽管几乎没有人知道他们干过什么。现在，很显然，他自己也成了这样一个英雄。他可以从那次汇报之后每次到总部解决一些重要的行政事务时，人们在他的背上拍打的情形看出来。他到各个办公室递交这次任务中使用过的支票簿、证件、保险箱的钥匙和随身用具时，那些他几乎不认识的人都不停地使劲跟他握手。阿弗纳把几个账号和身上剩下的几千块业务费交给那个加里西亚人的祖宗时，他咕咕哝哝地赞扬了他一通。在一次汇报会上，就连那个新上任的老板，伊兹查科·霍菲都跟他握了手，脸上带着似笑非笑的表情。
然而，正如阿弗纳后来对他父亲所说，这一次没有人提议开车载他去见总理。
退休的父亲一定听到了风声，虽然他对细节并不清楚。“我听说你干得很漂亮。”当阿弗纳走进花园时他说。“我听见他们认为你是个宠儿。”
“是的，”阿弗纳回答道。“他们是这样认为的。”
他父亲突然抬起头来。“你不这样认为吗？”他问道。
阿弗纳摇摇头。“我不知道。”他回答道。
“没关系。”他父亲停了一会，说。“别担心你怎么想，别担心你的所作所为。今天你成功了，那就享受他们给你的荣誉。立刻享受。今天他们是愿意给你的。
“明天，就忘了吧。明天你什么也不是。”
“我不想要他们给我的东西，”阿弗纳回答道。“他们什么也给不了我。”
他父亲在椅子上坐直身体，“听我说，”他说。“你以前没听我的，但现在请听我的。虽然情况比较糟糕，但你很走运。今天你终于有了一个机会。”但这是你惟一一次机会。只在今天才有这个机会。明天他们就把红宝石锁起来了。他们甚至不会来向你打一声招呼。你坐在这里等电话，可是这个电话永远不会来。”
“但如果我不想要他们的红宝石呢？”阿弗纳问道。“如果我对他们的电话不感兴趣呢？”
他的父亲看着他，长叹了一口气，似乎突然兴趣索然。“你不明白，”他说，与其说是对阿弗纳，还不如说是对他自己。“你要像别人一样，必须亲身经历之后才能明白。但那时就太迟了。”
虽然他的父亲没再说什么，但阿弗纳认为他能想象得出他一直痛苦不堪的原因。他后来的妻子威尔玛一年前去世了。她是在病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后去世的。据阿弗纳父亲说，在他当间谍被关进大牢时，她就开始感到身体不适了。但是，她不是以色列人——她甚至不是犹太人——所以没资格享受医疗保险，接受免费治疗。他的父亲不得不为她支付医疗费。很显然，医疗费非常昂贵，花去了他的报酬的绝大部分。这笔报酬是他完成了那次著名的任务后得到的。尽管父亲为国家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们”仍然不愿意拿出一分钱。
阿弗纳不是从他父亲那里得知这些的。跟往常一样，除了那些含含糊糊、痛苦辛酸和一般性的评论之外，他什么也没告诉阿弗纳。是阿弗纳见到他的母亲后，母亲告诉他的。她去参加了威尔玛的葬礼。除了父亲和一些集体农场的农民之外，她是威尔玛下葬时惟一在场的人。阿弗纳想，这不仅仅是个讽刺，而且还很古怪。
母亲理解父亲对“他们”的怨气，但想法跟他不同。在这个四周被围的小国里，每个人都在冒险。许多家庭在战争中也失去了父亲、母亲、儿子和女儿。如果你必须对每个做出牺牲的人给予特别认可的话，那么你对其他男人和女人也必须这样。“普通”工作和“特别”工作的区别是什么？开坦克跟当特工同样容易牺牲，甚至更为容易。如果每个人都例外，那这个国家就要崩溃了。“你是以色列人，你尽你的义务。”阿弗纳的母亲说。“你别指望回报。犹太人有了一个国家，这就是对你的回报。”
“威尔玛不是以色列人。”阿弗纳说。
“她做了她必须做的事情。”母亲冷淡地说。“我做了我必须做的事情。你以为很容易吗？我得到了什么回报？听着，我也没要什么回报。”
“母亲，你是个圣人。”阿弗纳同情地说。
“你什么意思，圣人？你说的什么话？仅仅因为我跟你父亲意见不一致就是圣人？”
“父亲当然不是圣人。”阿弗纳说。“他惟一的毛病就在这里。而你是圣人，你惟一的毛病也在这里。”
然而，对他母亲无礼也无济于事。事实是，在他的思想里，阿弗纳仍然认为，他的母亲是对的。她的标准是正确的。阿弗纳——或者他的父亲——没有达到这些标准不是母亲的错。
或者，推而广之，不是以色列人的错。
5月末，阿弗纳回到纽约。那时他在思想上已经作出了决定，但在上次简短的会议上，他什么也没对伊弗里姆说。那次会议离阿弗纳的航班起飞只有几个小时。“离开一段时间，好好休息一下，做一点自己想做的事情。”伊弗里姆对他说。“你回来后我们再谈下一次任务。”
“好吧，”阿弗纳含含糊糊地回答。“我们谈一谈。”
实际上，他想谈话的那个人不是伊弗里姆，而是肖莎娜。他回到纽约的第一个晚上确实跟她谈过。“你在美国住了两年了，”阿弗纳对她说。“你喜欢这里吗？”
“喜欢，”肖莎娜说。“我喜欢这里。”
“你想家吗？”
“想，”肖莎娜回答道。“你不想吗？”
“我既想又不想，”阿弗纳说。“但我再也不想住在以色列了。我希望我们——也许可以住在美国。你觉得呢？”
“你的意思是，移民？永远住在这里？”
“是的，”阿弗纳回答道。“我就是这个意思。”
他说这个话的时候，一种罪恶感向他袭来，肖莎娜一定也是这样。他们两个人都是以色列人，土生土长的以色列人。他们移民，跟瑞典人或者意大利人移民还不一样。换一个国家，放弃一个国家的公民身份而变成另外一个国家的公民，对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决定，而对一个以色列人来说，这个决定就更为重大。它不仅仅是向另外一面国旗致敬，说另外一种语言，或者向另外一群官僚纳税。对以色列人来说，这就意味着回到了散居状态，意味着抛弃了犹太人的家园，背弃了成千上万死去的犹太人的信念。千千万万的犹太人每天仍然面临着死亡。这就意味着在敌人面前逃之夭夭。
然而，到1975年5月末，阿弗纳已下定决心移民。
这时只有肖莎娜才能使他改变主意。
“就是说，我们不再是以色列人了？”她问。
“不是，”阿弗纳摇摇头。“我们是以色列人。我们怎么可能不再是以色列人？如果有战争之类的，我会搭乘第一趟航班回去。相信我。”
肖莎娜耸耸肩。“我知道，”她说。“但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谈的是别的东西。”
她是对的。阿弗纳知道她是对的。如果爆发战争，很多人会搭乘第一趟航班回去，还不仅仅是以色列人。移民确实还意味着别的东西，跟紧急情况下一个人会不会维护以色列的利益无关。
“我知道，”他对她说。“我就是不想回那里居住。我说不清原因。它与国家或者……理念之类的没关系。”
肖莎娜看着他。“跟你的工作有关系吗？”她问道。
“也许。”
“我不是要问你一些问题，”肖莎娜说。“但是如果我们要决定的话，我们现在就决定吧。”她看着在摇篮里熟睡的女儿。“在葛拉上幼儿园之前就决定好。我不希望她在两个地方长大。至少应该让她要么住在这里，要么回去。”
正是肖莎娜这句话让阿弗纳意识到，让她作出这个决定有多难。
“我们不一定住在这里，”他对她说。“我说的是真话。如果你希望我们回去的话，我们就回去。”
“不，”肖莎娜说。“我觉得留在这里比较好。”
真正作出决定的时候是阿弗纳从特拉维夫回来的那天晚上，尽管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他们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阿弗纳还没有把不想干的想法告诉官方。至少没有去移民局，或者给伊弗里姆写辞职信。在他看来，他没有什么好辞的了，两年半以前就辞了。
然而，他准备在布鲁克林租一套更大的公寓，两个月的定金都交了。为了给肖莎娜一个惊喜，他还买了一些非常时髦的斯堪的纳维亚家具。他知道她一直非常想在客厅里放上这么一套家具。买下这套家具，他的钱也差不多用完了。
“我们怎么买得起这个东西？”阿弗纳带着她去商店里看他挑选的咖啡桌和沙发时，她这样问道，眼睛因为兴奋而睁得大大的。
“别担心，”阿弗纳回答道。“我们买得起。”
阿弗纳还没来得及搬进那套大公寓里，新家具还没有送来，伊弗里姆的电话就来了。“假期怎么样？”伊弗里姆用希伯来语问道。阿弗纳立即听出了他的声音。
“你在哪里给我打电话的？”他问道。
“我在纽约，”伊弗里姆说。“我想跟你见个面。”
“当然可以。”阿弗纳回答道。“你为什么不来我这里？”
“不，不，”伊弗里姆说。“我不想去你府上打扰你。你为什么不来酒店？”
他们说好第二天早上在酒店大堂见面，这样阿弗纳就不用问伊弗里姆他这次用的是什么名字了。虽然肖莎娜的电话不可能被录音，伊弗里姆毫无疑问是从公用电话亭里打的，时刻警惕已成为他的习惯。
“很高兴见到你，”第二天，他们坐在酒店里那间狭小褪色的房间里，伊弗里姆这样说。“你看起来休息好了。哦——还有一个活我们想让你去干。”
他并不感到吃惊。阿弗纳头一天想了一个晚上，最后得出结论，伊弗里姆很可能就是因为这个才想跟他在纽约谈一谈的。
怎么回答，他也预先打好了主意。他还没有做好立即就干的准备。事实上，他在找借口。
“这是个什么活？”他问道。“跟以前那个一样吗？”
“不一样，”伊弗里姆说。“跟那个完全不同。”他那个让人发疯的习惯仍然没有改变。阿弗纳从第一次见他起就记住了这个习惯。他把一张餐巾纸举到脸上，阿弗纳以为他要擤鼻子，结果却什么也没干。“完全不同。首先，在不同的大陆。南美。”
阿弗纳一言不发。
“惟一相同的是，”伊弗里姆继续说，“你不能带家属。就这个。但我们会安排你，呃，两三个星期回一次家，或者每七个月回一次家，或者一年回一次家。”
“不行。”阿弗纳说。他说“不行”的口气非常平淡。
伊弗里姆抬起头来，显然很吃惊。他甚至半心半意地笑了起来。“那好，”他说。“也许你想考虑一下。”
“没什么好考虑的。我不想干。”
伊弗里姆沉默了几秒钟。他把手放在阿弗纳的肩膀上。“瞧瞧，我们是朋友，”他说。“你怎么了？”
阿弗纳没想到自己的口气那么严厉，也许因为他有些为自己感到耻辱。他在干什么？怪不得伊弗里姆那么吃惊：一个以色列突击队员拒绝执行任务，这是不寻常的。“好吧，因为我们是朋友，”他回答道。“所以我才告诉你。我们的家庭关系无法再忍受那样一次旅行，而且……呃，我对它再也没有兴趣了。”
伊弗里姆把手臂放下来，走到窗前。他站在那里，看着窗外。几秒钟之后，他转过身来，面对阿弗纳。“如果答案是否定的话，”他说，“我真的很遗憾听到答案是否定的……”他停下来，换了一副口气。“喂，也许是我的错。我太快给你打电话了。你还需要一些时间考虑。”
“我不需要时间。”阿弗纳回答道。“我很高兴你给我打电话，这样我才能告诉你我不想干了。好吗？对不起。”
伊弗里姆又坐下来。“我明白，”他轻轻地说。“也许你以为我不明白，但我明白。相信我。”他用真正同情的口吻说。这就更糟了。阿弗纳以为这种口吻的意思是：我明白你经历了这场战斗之后感到很累。我明白你很紧张。我明白你缺乏长期进行下去的能力。这不是讽刺，也不是质疑，但这种说话的方式就像医生跟病人说话一样，一个晚期病人。虽然这不是他的错，但是医生也无能为力。这一刻是阿弗纳一生中最糟糕的时候。就如同卡尔所说，在十秒钟之内就从英雄变成了狗熊。
伊弗里姆接下来说的一件事更为糟糕，尤其是以虚情假意的口吻说出来的时候。
“听着，别担心，”他说。“别这么郁闷。没事的。我们要让你和你的家人回到以色列。在以色列，你可以做的事情很多。这些工作同样重要。”
“我不想回以色列。”阿弗纳说。
伊弗里姆目不转睛地盯着他。
“我想在纽约待一段时间。”阿弗纳慢悠悠地重复道。
“你是什么意思？”伊弗里姆问道，“你不能这样。”
“我不能这样是什么意思？”阿弗纳说，抬起目光，看着他的顶头上司。“我想待在纽约。”
“但你没法待在纽约，”伊弗里姆说，一副对小孩子说话的口吻。“你没有证件，没有工作，什么也没有。你在这里能干什么？”他展开双手，在空中挥舞着餐巾纸。“你到底在说什么？”
“我在说留在这里。”阿弗纳通情达理地说。“虽然我还不知道在这里能干什么，但我并不担心。我想跟家人待在一起，就这么回事。别的我什么也不想知道。”
伊弗里姆耸耸肩，表情痛苦。“那好吧，”他说。“也许我来的不是时候。我不明白你在说些什么——至少，我希望不明白你说了些什么。你是在告诉我你打算做个移民？你要我回去给你的母亲和父亲说一声？你在以色列出生，打算离开祖国？”
阿弗纳想说“是的”，然而却没有。他深吸了一口气，那个字还是没有说出来。他胆子非常小，就是不能当着伊弗里姆的面把它说出来。那时说不出来。
尽管他已经想好了，尽管他跟肖莎娜讨论过了，但他还没有真正作出决定。也许他永远作不出这个决定。也许他永远没有勇气看着伊弗里姆这样的人的眼睛，把他的决定说出来。
或者把决定告诉他母亲这样的人。
“我不是离开祖国。”他移开视线，说。“我会，啊，我也许会回来的。但是现在……我只想待在外面。仅此而已。”
“那好，”伊弗里姆立即说，“如果你告诉我你想在这里待几个月，那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这个我们可以讨论一下。但现在就不谈了。我要去华盛顿几天。回以色列之前，再跟你谈谈。同时，也跟你的妻子谈谈。我相信你的妻子是不想待在美国的。”伊弗里姆又笑了起来，好像这个想法诉诸文字就滑稽可笑了，然后补充道：“我没想跟你说得那么尖刻。请原谅，我误解了你，我以为你说你要永远待在这里。”
他把手向阿弗纳伸过去。
阿弗纳握了握他的手，但仍然不敢正视伊弗里姆的目光。“虽然我没有说‘永远’，但我的意思是几年。在这里，或澳大利亚，或者别的地方，我还没想好。我的意思是这样。”
“再谈吧，再谈吧。”伊弗里姆快速地说。“以后再谈。”他开始收拾证件，放进自己的手提箱里，再也没有看阿弗纳一眼。阿弗纳简直无法离开酒店的房间。他非常生气，也非常愧疚。
“你……你来跟我们一起吃晚饭吗？”他问伊弗里姆，对自己越来越生气。伊弗里姆停止在手提箱里摸索，看着他。“不来，”他冷漠地说。“谢谢。我还有人要见。”
没有更多的话可说了。阿弗纳没有直接回家。他去散了很长时间的步，一直从东边走到哈得逊河，对曼哈顿拥挤的人群和车流视而不见，一连走过了一百个红灯口，连看都没有朝周围看一眼。他在冥思苦想。他不那样说，应该怎么跟伊弗里姆说呢？他连给自己都解释不清楚，又怎么能给他解释清楚呢？为什么他不愿意回以色列？
他一直希望在美国生活，难道是因为他虽然爱国却从来没有把中东当作自己的家园？还是因为那里沉重、压抑，有时候很冷但永远都不新鲜洁净的空气？这里的空气，无论是潮湿还是干燥，是恶臭还是芳香，都不祥地笼罩着他，烧烤着他，让他麻木，把沙子吹进他的眼睛里。而不像欧洲的空气，从容、柔和、平凡、雅致，让他留恋。
不，不仅仅是空气。难道是因为他失败了？至少在他的眼里失败了？因为这个一心想当英雄的荷兰小男孩终于被骗成了一个英雄？因为他觉得这是一个嘲讽？因为每次有人拍他的背或者跟他握手的时候他都不得不想为什么？他们把卡尔、罗伯特和汉斯忘了吗？负责这项任务的头回来了，而部下却没有回来——他还是英雄吗？甚至连部下的尸首都没有。按以色列的传统，伤者或者牺牲的同志的尸体是从来不会丢下不管的，即使冒着十几个人的生命危险也要把他弄回家。大部分部下都牺牲了而主要目标都没有干掉，还是英雄？恐怖组织头子们还在欧洲到处跑，还是英雄？
也许他应该向伊弗里姆这样解释。也许这也不是真正的原因，而是别的原因。但即使他明白了，他仍然不能说出来。他试着跟肖莎娜说了一下，然而却从她的眼神里看出他不能自圆其说。然而到这个时候他终于知道了，他知道他永远无法让别人明白了。
只要他在以色列，他就必须成为一个荷兰小男孩。他只想做个跟别人平等的人。也许对其他以色列人来说不是这样的，但对他来说是这样。谁知道为什么？也许因为他不是加里西亚人。也许因为他跟他的母亲不一样。也许因为他觉得在法兰克福才更觉得像在家里一样。也许因为他不像集体农场的那些农民那样吃苦耐劳。但是，如果他不是一个荷兰小男孩，那他就谁也不是。根本谁也不是。
但是，没有这么多要求的国家难道没有吗？在这些国家里，一个人就是他自己，为自己而活，没有二等公民或者心虚的感觉？这些国家不希望一个公民成为英雄？成为一个集体农场的农民英雄，一个开拓的英雄，一个士兵英雄？在这些国家里，一个人不愿意去执行一项任务时，不必感到自卑？
当然，这不是以色列的错。阿弗纳也从来没有这么想过。这是他的错。以色列的标准很高，原因就在这里。有些人能够很自然地达到这些标准——比如母亲——许多人可能不在意。还有许多人也许没有意识到还有什么标准——伟大高尚、英勇无畏、勇于牺牲——要他们去达到。他们记不住什么标准。他们工作，选举，互相大吼大叫，每年去部队里服役，在以色列过着非常快乐的生活。他们不必成为英雄。
阿弗纳必须成为英雄，只要他是以色列人。这是他的错，而不是别人的错。他不能成为英雄也不是别人的错。因为事实是，他不是一个英雄，只是个普通人而已。他讨厌胡说八道，讨厌把自己装扮成别人。而在以色列，必须这样。成为英雄，或者假装是另外一个人。不一定要成为突击队员，去炸碉堡，挖地雷，搜恐怖分子，但要成为母亲那样的人。靠一点退休金度日，为家庭做出牺牲，沦落为一个集体农场的农民，不要回报，说什么：犹太人有了一个家，这就是回报，等着别人找上门来。
还眼巴巴地看着加里西亚人分布丁。
不。
他再也不愿意这样。他不愿意成为来自那海瑞亚的那个小“野客”。如果再有人把犹太人推下海的话，他就会回去投入战斗：这一点毋庸置疑。哪怕七十岁了，他也要回去。但与此同时，他要像一个正常人那样跟家人生活在一起。在美国。
几天后，伊弗里姆在华盛顿给他打来电话。“你在考虑打算怎么办的时候，”他说，“还有一件事我希望你考虑一下。”
“什么事？”阿弗纳问道。
“你仍然在合同期内。”
起初阿弗纳以为他听错了。他在公用电话亭里，拨了华盛顿伊弗里姆那个电话亭的号码，女王大街上的交通很繁忙。“你说合同吗？”他问道。“你是什么意思？”
“有你签字的那份文件，”伊弗里姆说。“在我办公室，记得吗？你10月份回来的时候，读完之后签的。”
阿弗纳记得很清楚。他记得“赎罪日之战”以后在伊弗里姆的办公室里签过一份文件。但他没有那么麻烦地还要去读。
“你的意思是，”他问伊弗里姆，“你让我签过一份我永远为你们这些家伙干活的文件？”
伊弗里姆大笑起来。“还没有那么糟，”他回答道。“只是一份三年的合同，每年要续签的。你在国外的时候我们已经重签了。”
“等一等，”阿弗纳有些头昏脑涨地说。
“不管我签的是什么，但我不在的时候，没有我的同意，你们怎么能续签呢？”
“你什么意思，你的同意？”伊弗里姆说。“我们不需要你的同意。我们想这样做就行了。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通知你。”
“但你们没有，我在国外。”
“我们放在你的档案里了，”伊弗里姆回答道。“这是完全合法的，相信我，按我说的去做。你在考虑今后的打算时也考虑一下这个问题。”
“你放了我的什么？”阿弗纳慢条斯理地说。即使伊弗里姆花一辈子的时间来想，他都不可能想出一个更好的激怒阿弗纳的办法来。他妈的加里西亚人，放在我的档案里了，他以为他现在逮住我了？他这辈子都别想！“告诉你，”阿弗纳对伊弗里姆说。“既然你已经放在我的档案里了，那你就把我的文件随便寄到哪里吧，寄到南美吧，我在纽约。”
“不要那么大的火气嘛，”伊弗里姆说。“我只想打个电话告诉你，没有别的意思。我以为你想知道呢。”
“好吧，你已经告诉我了，”阿弗纳回答道。“现在让我告诉你，我哪里也不去，我也不会回家。”
“那你就违反了合同。”伊弗里姆说完就把电话挂了。
阿弗纳在接下来的那个星期里飞到了日内瓦。
由于他使用的是另外一本护照，所以没有住在米迪酒店。但他联系了回到欧洲执行常规任务的斯蒂夫，到达后的第二天早上，他在以前最喜欢的莫凡彼餐馆跟他见了面。“你状态不佳啊，伙计。”斯蒂夫对阿弗纳说。
“为什么？”阿弗纳问道。
“我不知道为什么。”斯蒂夫摇了摇头，说。“你有麻烦了。”
“你在说什么？”
“我在伊弗里姆回家的路上见到他了，”斯蒂夫说。“他告诉我他在纽约跟你谈过。他说他过去对你期望很高，还说你一点都不讲道理。”
“我不想干了。”
“我知道，”斯蒂夫说。“他告诉我了。你打算去干什么？”
“我还不知道干什么。我想把我的钱拿了就走。很久以前我们就谈过这个的，还记得吗？卡尔也这样说了，我们说，一结束我们就走，我们都这样说过。”
“说过，我记得。”斯蒂夫点点头。“我想我们说过。”
阿弗纳看着他。“那你呢？”他问道。
斯蒂夫耸耸肩，移开视线。“我比你大一点，伙计。”他最后说。他把视线收回来，看着阿弗纳。“即使我不……”他留下半截话不说了，然后继续说：“总之，这是你的事。如果你想退出。我想最好还是趁你年轻的时候，孩子还没上学的时候。我同意，但你知道的，他们会给你找很多麻烦的。”
“你在说什么？”阿弗纳问道。“你到底在说什么？为什么他们要找我的麻烦？”他注意到他用“他们”这个词时，跟他父亲一模一样。“我对他们什么也没干。”
“别对我大喊大叫的，”斯蒂夫说。“我所知道的是以前伊弗里姆把你当作朋友，而现在他对你很恼火。就这些。”
“去他妈的伊弗里姆，”阿弗纳说。“我要去银行了。”
他们一起去了银行。阿弗纳还有一个保险箱，只有他有这个保险箱的钥匙。里面有一些上次任务遗留下来的零零碎碎的东西，其中有一两本护照。现在他收拾起来，准备拿回家，就像士兵从战场上带回纪念品一样。然后他跟一个银行职员说他想销户。
几秒钟之后，那个职员拿着几份文件和一个小信封回来了。阿弗纳看着里面的钱，只剩下三块钱不到了。
“不可能，”他瞟了一眼斯蒂夫，说。“你相信是这个账户吗？”
那个职员又核实了一遍。“是的，先生，”他说。“就是这个账户。”
“你肯定搞错了。”阿弗纳漫不经心地说，因为他确实不相信。“那个账户里应该有差不多十万块。”
那个职员谨慎地咳了一下。“先生，你知道还有人也有权使用这个账户吗？他们好像取了一些……先生想让我查一下吗？”
“请查一下好吗？”阿弗纳平静地说。
在职员离开柜台去查的几秒钟里，斯蒂夫和阿弗纳什么都没有说。
一个年纪较大的官员跟那个职员一起回来了。那个官员身穿深色西服，眉头紧蹙，有些焦急。他请阿弗纳和斯蒂夫来到一问办公室，让他们坐下。“你们当然知道，”他看着一个账本说，“这个账户上的钱是一个法国公司存进去的。”
“是的，”阿弗纳小心翼翼地说。这是原来的“幌子”。
那个官员耸耸肩。“当然，该公司和这位先生都有权从里面取钱。四天前，他们几乎把钱取光了。瞧。”
阿弗纳看了看。
“我认为这是符合程序的。”那个官员说。“没有什么问题吧？”
这件事给斯蒂夫带来的震动比阿弗纳更厉害。阿弗纳正要走出银行的时候，斯蒂夫说：“等一等。”然后向另外一个职员冲过去，他要看看自己的账户。跟阿弗纳一样，任务结束时他也把积攒的钱留在了日内瓦的账户里。他在柜台前等待职员回来的时候，深吸了几口气，然后像一头公牛似的把气体从鼻子里呼出来。
然而，斯蒂夫的账户里分毫未动。他的将近十万块端端正正地写在“存款”一栏内。
“瞧，”他对阿弗纳说，几乎是责难的口吻，也许是他太宽慰了。“在里面！都在里面。”
阿弗纳点点头，走出了银行。他一直走着，斯蒂夫跟在后面。他在码头的一条长凳上坐下来，目不转睛地看着罗讷河起伏的波浪。斯蒂夫不停地说：“别紧张”、“别担心”。但是阿弗纳一言不发，只是点着头。他几乎要窒息了。他胸口一阵剧痛，好像有人用薄薄的刀片从上面划过一般。他看着自己的双手，好像不属于自己了：颤抖不止。他的嘴唇也在颤抖。有那么几秒钟，他感到自己的全身都在颤抖。他想哭。
“你相信吗？”他振作起来对斯蒂夫说。
“也许这是误解，”斯蒂夫说。“他们取出来也许是因为……如果你放弃不干的话，他们想给你一张支票。也许……”他停住不说了，就连他自己听起来都觉得愚蠢。
“我想知道是谁把这些钱取走了，”阿弗纳说。“我告诉你，我要把他们每个人都干掉。”
“别激动。”斯蒂夫说。
阿弗纳盯着他。“别激动？”他问道。“那些钱不是他们的！”
“等一等。别这样。”斯蒂夫摇着他的肩膀。“好了，让我们想一想。你为什么不给他们打个电话？最好是立刻坐飞机回去跟他们谈一谈。”
阿弗纳开始镇定下来。对。当然要谈。回以色列。这正中他们下怀。整个这件事的目的就是这个。“你觉不觉得，”他对斯蒂夫说，“我们还欠他们的兵役？我们是预备军官。你的义务兵役多长？我部队里是一年两个月。”
“你不觉得——99斯蒂夫刚开口，阿弗纳就把他打断了。
“他们可以把我保留一年多。这是法律上允许的。直到我做完他们希望我做的事情为止。在这段时间里，肖莎娜和孩子在纽约怎么办？没有钱？”
“我支持你，”斯蒂夫说，“我要和他们谈一谈。”
斯蒂夫这样想，阿弗纳并不吃惊。他们是伙伴。“不，”他对他说。“谢谢你。你不要卷进来。你们有你们的关系，我们有我们的关系。谢谢。”他重复了一遍。“我会搞清楚的。”
“你要去哪里？”斯蒂夫问道。
“回纽约。”阿弗纳说。最近一趟飞机是瑞士航空公司的。他在肯尼迪机场给肖莎娜打了一个电话。他要她去接他，他没有钱搭出租车了。
他们只剩下肖莎娜账户上的一点钱了。大约两百块。
从机场回家的路上，他对肖莎娜说了。他必须告诉她：这件事关系到两个人，也关系到葛拉。
“他们怎么能这样做？”肖莎娜问道。“这是不对的。”
“我知道这是不对的，”阿弗纳回答道。“但是他们做了。听着，也许他们还没有。我的同伴说他们也许把钱寄到这里来了。”阿弗纳这样告诉肖莎娜时连自己都不相信，只是暂时希望事情没那么惨。而肖莎娜不接受这种说法。
“你认为他们把钱取出来是为了给你吗？”她问他。“我不这样认为。”
“现在心烦也没有用，”阿弗纳说。“不管怎么样，我总有机会对伊弗里姆说的：你赢了。新任务在哪呢？”
阿弗纳这样说的时候，他们还在车上。肖莎娜开着车。她突然改变方向把车停在路边。车子刹得太突然了，阿弗纳的鼻子差点撞在挡风玻璃上。“如果你这样对伊弗里姆说，”肖莎娜眼睛忽闪忽闪地说。“我首先就会用车把你的腿压到墙上去，让你动弹不得，看你半身瘫痪了还对他有多大的用处。”
阿弗纳看得出来，她的每句话都是认真的。
“这很容易，”他说。她刚才的那道闪电给他印象太深刻了，让他措手不及。“我们得靠什么东西活着。没有钱，没有证件，没有工作，不行。而且，我们是以色列人，还在打仗。也许他们需要我。”
“不是这么回事。”肖莎娜说。“如果你想回去，我一个字都不会说，绝对不会说。我甚至不会问你任何问题。你以为我不知道——我的意思是我不知道——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在干什么吗？你以为是怎么回事呢？跟孩子一起等着你？我什么也不说。我是个土生土长的以色列人，我嫁了一个士兵。这就是我经常对自己说的话。
“但不是这么回事。我宁愿去扫地。他们没有强迫你去什么地方。”
“好吧，看看再说吧，”阿弗纳说，“开车吧。”
肖莎娜看着他。“我是认真的，”她说。“你还不了解我。”把车从路边开走了。
大约十天过去了，阿弗纳没有收到任何人的任何消息。他自己也没有去问。除了回以色列之外，他甚至不知道跟谁联系，从哪里问起。过去，他总是会有一条指定的信息沟通渠道：一个电话号码，一个保险箱，某个站的站长。而现在只有特拉维夫的伊弗里姆。给伊弗里姆打电话也没有用，除了说自己屈服了之外没别的可说。他不想给他打电话。
第一个月的房租已经付了，他们搬进了那套新公寓。他们在以前的那栋房子前贴了搬迁通知。新地方离这里只有几个街区，他们用的还是以前的电话号码。
他们搬家之后过了一两天，电话铃响了。是纽约以色列领事馆的保安打来的。
“这里有你一封信，”那个人说。“你要来这里看一下。”
“难道你寄一下不行吗？”阿弗纳问道。
“不行。信必须留在这里。你来这里看一下就行了。”
也许斯蒂夫是对的，也许是一张支票。第二天早上，阿弗纳乘地铁去曼哈顿。
不是支票。是一份一页纸的文件，很显然是装在外交文件袋中跟其他邮件一起寄来的。文件上说，虽然给阿弗纳规定了回以色列的日期（阿弗纳立即对那个保安说，这是他妈的撒谎），但阿弗纳没有回来。文件继续写道，鉴于此，他们断定，阿弗纳系自动辞职（文件上没有说辞去什么），这样辞职实际上违反了合同。在这种情况下，不应该再把钱给阿弗纳，但是他们祝他好运，然后盖章，签名。签名的人是人事处的，认不出来是谁。
阿弗纳把纸翻过来，背面什么也没有。
那个保安伸出手，从阿弗纳手中接过文件，把一个登记本推给他。“在这里签字，”他说。“你已经看过了。”
“你什么意思？”阿弗纳问道。“我需要一份复印件。”
“没有复印件。”那个人说。“你已经看过了，在这里签字，我也要签字确认。”
“我没有看。”阿弗纳气愤地说。
“快点，”那个保安说，“别让我得心脏病，这是我的工作。在这条线上签字。”
“休想我签。”阿弗纳说。那个保安没有动。“无论如何，我要谢谢你。”阿弗纳说完，走出了领事馆。
他朝家里走去。那些钱永远没有了。奇怪的是，他感到踏实了。他并不关心这十万块。他做这一切就是为那十万块？如果是为了钱的话，一百万他也不会干。他们没有给他出这个价——或者出任何价。他是自愿的。他之所以愿意干，是因为总理和老板让他完成这项历史性的任务。当时，他早年崇拜的英雄沙龙大将军也在场，他对阿弗纳说：我希望他们让我去。所以他说了“愿意”。他从来没有向他们要过十万块。他什么也没向他们要。
是伊弗里姆告诉他这个买卖是怎么样的。他也告诉过卡尔、罗伯特、汉斯和斯蒂夫。他对他们说：“不管你在瑞士的什么地方，都可以去看看你的账户，你会看见它在不断增加。”伊弗里姆就是这样说的。阿弗纳和他的同伴们从来没有想到要去问他。他们连想都没有想过。
即使到了这一步，也不是钱的问题。是的，让肖莎娜拥有那套新的斯堪的纳维亚家具是蛮好的，把那套丹麦厨具和制冰机送给她时，看着她的脸他会非常快乐。是的，他在欧奇大道上盯着橱窗看了几个小时。是的，他曾经还梦见过一次。但是，没关系。他要这些钱的目的是为了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留在美国，去澳大利亚或欧洲，不必做琐碎的工作来养活肖莎娜和孩子，不必在南美或者别的地方追逐恐怖分子。这就是十万块钱要做的事情，不是别的。既然他打算放弃不干了，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不管容易还是艰难，他和肖莎娜都主意已定，有没有那些钱又有什么关系呢？他们以前从来没有钱，现在也没有钱。没问题。否则的话，它会让伊弗里姆这样的加里西亚人认为，他可以用钱这根线来把阿弗纳像一个木偶似的拉来拉去。
只是有一个问题。
证件的问题。
这么久以来，阿弗纳到处跑用的都是假证件——不是“穆萨德”提供的，就是用“穆萨德”的钱买的，再不就是在执行任务期间汉斯做的——他一想到要用合法的证件，历经无穷无尽、冗长麻烦的官僚程序，就觉得不是滋味。没有外交公务护照的庇护，在限额、工作许可和绿卡的现实世界中——具有讽刺意义的是，阿弗纳以前到处跑的时候从来没有遇到过诸如此类的事情——气氛非常凄凉。
因为阿弗纳不是美国的正式移民，他就不能找工作。然而肖莎娜银行存折上的两百块钱，即使在1975年的夏天也维持不了多久。他必须挣点钱。阿弗纳跟那些从墨西哥来的非法移民一样，别无选择。他成了美国庞大的地下经济中成千上万的从事最低等工作的外国人中的一员。
他从来不认为这是剥削。相反，他对一个机会心存感激。如果他想得到的东西是他无权正式得到的——为了能住在美国——在条件对他非常不利的情况下，他暂时也会去做。这非常公平。他不介意开出租车或者刷房子得到的钱比正式移民少。他不介意工作时间比他们长。正是在开出租车或者刷房子的时候，他才慢慢意识到，这样的活他可以干一辈子。
在经历了巴黎、伦敦和罗马的一连串事件之后，经历了一个虚构的乘坐喷气客机到处旅游的富豪的生活方式之后，在二十八岁的时候，他生命中最令人鼓舞、最激动人心和最有趣的部分结束了，连谈都不能谈。在这个年龄，其他人可能在憧憬着新的体验，新的挑战，而他却开始慢慢地湮没无闻了。他将来还能做什么跟他过去所做的事情一样激动人心？
没关系。阿弗纳不停地告诉自己，没关系。但他也总是看见父亲坐在折叠躺椅上，半睡半醒，苍蝇停在他旁边装着温热橙汁的杯沿。他坐在那里，打着盹，梦想着红宝石，等待电话铃响。
阿弗纳的临时工作是他前几次到纽约时认识的两三个人给他介绍的——昆斯区的一个犹太商人，一个以色列航空公司的员工，其表兄在新泽西——他们都对他的过去一无所知。正是通过这些人阿弗纳才与他的移民律师见面——一个精明熟练的老人，但不是犹太人——律师认为，应该先让肖莎娜移民。她获得正式移民身份的可能性较大。首先，她的工作经历中没有什么疑点，她来纽约的时候，“穆萨德”给她安排了一个有名无实的职业作为掩护。一旦肖莎娜获得绿卡，她的丈夫获得正式移民身份就比较容易了。
同时，即使被移民局查出来，被遣送回去的可能性也很小，但也不能漠然视之。虽然这个想法令人毛骨悚然，却比较有趣：在欧洲领导了最大胆的一次行动的以色列前特工，企图非法闯进曼哈顿而被捕。如果这样，就是莫大的讽刺了。
阿弗纳性格固执，他和肖莎娜都不承认失败，不管发生什么都要坚持到底，宁愿挨饿也不愿爬着回到那些阿弗纳认为的欺骗和背叛他的人那里去。尽管如此，他后来还是承认，在接下来的最困难的七个月中，他曾不止一次地几乎要重操旧业了。如果伊弗里姆再给他打电话，说……无论说什么。这是误解。再干一个活，你就能拿到你的钱了。回到以色列来吧，我们给你钱。如果伊弗里姆伸出一根胡萝卜的话，也许就管用了。这是软弱的表现。阿弗纳不愿意承认，却是事实。
然而，伊弗里姆没有伸出胡萝卜，而是伸出了一根棍子。
那是11月份的一天晚上，凌晨一点钟以后，阿弗纳还没有入睡，但已经躺在肖莎娜的旁边了，灯也熄了。他听见一辆汽车在他的房子外面停下来，但他没有多想。几秒钟以后，门铃响了。
肖莎娜醒了。
阿弗纳把手指放在嘴唇上，她就什么也没说。但她几乎本能地从床上爬起来，走到葛拉睡觉的摇篮边。阿弗纳一声不响地走到窗户旁。他没有碰窗帘，也没有开灯。他从窗帘和窗框之间狭窄的缝隙向大街窥视着。查理也醒了。它非常聪明地从它沉默的主人们那里得到了信号，它没有叫，而是把爪子放在阿弗纳旁边的窗沿上，也想从那个缝隙里朝外面看。
门铃再也没有响。阿弗纳看见一个人——很显然是按门铃的那个人——回到了一辆很小的车子的驾驶座上。车子开着灯，停在那栋二联式楼房前面。是一辆日本车。那个人看起来就像——很难说清。什么人都可能是。不过，不是阿拉伯人，不是黑人，也不是东方人，是个高加索人。
阿弗纳肯定自己不认识他，肯定自己认识的人中没有人会在凌晨一点按他的门铃。移民局不会派一个人坐着外国车来，移民官肯定不止按一次门铃。一定有蹊跷。
那辆日本车开走了。阿弗纳想，不管那个人想干什么，他对自己的业务都不够熟练。他在按门铃之前没有侦察一下这条街道。如果侦察了的话，他首先会把车掉个头。这栋二联式楼房位于这条街的尽头，也就是车头的方向。现在他要离开的话，必须掉头沿着来路回去。阿弗纳要拦住他很容易，至少可以把车牌号码记下来。
他掩上窗帘。
那辆日本车关掉灯，呼啸着开走了。好像是意识到要掉头，并且从房子前再经过一次，开车的那个人才机智地把车牌上的灯关掉。阿弗纳未能看清车牌号。那辆车好像是新型的丰田汽车。
五分钟后，电话响了。
“你门上有一封信。”阿弗纳拿起电话，听见一个男声说。那个人立即把电话挂了。虽然他说的是流利的英语，但阿弗纳觉得能从中辨别出一种口音，一种熟悉的口音。如果那个人的母语是希伯来语的话，他不会感到吃惊。
阿弗纳决定还是不要冒险。虽然他认为那封“信”不会爆炸，但为什么要冒险呢？在黑暗中在门前摸来摸去，正好成为伏兵的目标。不管这个伏兵是无线电控制的炸弹也好，还是一支枪也好。为什么要冒险？不管那个人在门口留的是什么，他都可以等到明天早上再来看。
“没什么，”他对肖莎娜说。“回去睡觉吧。”
那天晚上，他没有睡多少觉。
天亮之后，大街上开始有人活动了。阿弗纳穿好衣服，从后门出来。他围着街区走了一圈，没有发现可疑之处，然后回到前门。他一眼就能看见门框和门之间塞着一个小小的信封。看起来不会有什么伤害。很小，很薄，不可能是一颗信笺炸弹。尽管如此，他还是小心翼翼的。好像没事：纸张不软，没有渗出水珠，也没有杏仁蛋白软糖的味道。
阿弗纳小心地把它打开。里面除了女儿的一张快照之外，什么也没有。阿弗纳认出这张照片是他夏天照的。这张照片洗出来的就这么一张。虽然他们留着底片，但为了省钱，他们只洗出来了一套，寄给了以色列肖莎娜的父母。信封里的那张快照一定就是这套里面的。别的地方没有。
照片上是阿弗纳女儿的特写镜头，脑袋向一边斜着，表情古怪地看着照相机。两根手指头紧紧含在嘴里。
不知是谁在她的额头上画了四个同心圆圈，中心有一个墨点。是个最佳靶子。
他的女儿。
阿弗纳竭力保持镇定。
不可能是恐怖分子。如果他们找到了他的话，是不会警告他的。没有什么好警告的。他们会想方设法把他杀了，甚至他的妻儿，不会把快照送给他，在上面画上靶子。
他们甚至搞不到这张照片。没人搞得到。没人搞得到，除了……
这是一张他们寄到以色列的照片。寄到以色列的！
他别无选择：他只好把它拿给肖莎娜看。“就是这张，”他对她说。“我要回去。不管用什么方式，都要解决这个问题。”
“不行，”她说。“我不让你走。我们可以躲起来。我不在乎。你不要去。我要揭露他们的丑事。我要给《纽约时报》打电话。”
“这很容易，”阿弗纳说。“让我想一想，你知道，我都没想到是他们。我的意思是，没想到是我的顶头上司。也许那里有些卑鄙的家伙想当英雄。如果我回去告诉他们……”
“不行，”肖莎娜说。“我不关心是谁。你一旦回去了，就回去了，你的顶头上司，算个屁！也许他会说，‘对不起，我什么也不知道。但既然你回来了，我们有些事还没干完。’你以为我不了解他们？我比你还了解他们。”
阿弗纳吃惊地看着他的妻子。她当然是正确的，绝对是正确的。他确实会这样说，不管他说的是不是事实。不管这个想法是他的，还是别人的。
“我们得让她上幼儿园，”他说。“我们不可能白天黑夜地盯着她。我们两个人都得工作。虽然我觉得他们不会怎么样，但他们也许会怎么样。虽然不会伤害她，但是……如果他们把她带回去，我们就没办法了。让我想一想。
“我要给我的弟弟打电话。我要贝尔过来和我们一起住。”
“你怎么付得起他的机票？”肖莎娜问道。
“别担心，”阿弗纳说。“我会搞到钱的。”
他所谓的搞到钱就是从他的朋友，他开的出租车的业主那里去借，并答应每周偿还一部分。母亲最喜欢的小弟弟现在已经二十一岁了，刚刚服完兵役。在阿弗纳看来，他一直是个头发蓬乱、骨瘦如柴的小孩。当年他一边在部队里服兵役，一边照顾他。如果他回来休两天假，母亲就会说：“帮我一个忙，今天下午带一下你弟弟，让我去买点东西。只要几个小时就行。”
贝尔按计划到达。他长得跟父亲一模一样。阿弗纳想，他希望自己也是这副长相：金色的头发，蓝色的眼睛，比德国人还像德国人。只是不太高。父亲年轻的时候比现在高。但是小弟弟身材非常好：肩宽腰细，二者相差七英寸。嘴唇很薄，咧嘴一笑时显得很傲慢。这个男孩喜欢纽约，似乎仍然非常崇拜阿弗纳，对照看葛拉也不介意。
两个星期后的一天他回家的时候，虽然不是脸色苍白，但也是相当震惊的。他回家的时候紧紧地抓住葛拉，并且给阿弗纳讲述了下面这段经历。
他在离幼儿园的大门只有几步远的地方等侄女出来。这时，一辆外国车突然停下来，两个年轻人从车上下来。当葛拉和其他孩子出来向他跑来的时候，那两个年轻人动手了。其中一个人挡在他面前，另外一个人去抓小女孩。
“后来呢？”阿弗纳问道。他克制着自己不让声音颤抖。
“这时在我身后正好来了一两个警察。”贝尔说。“他们刚刚转过街角，我没有看见他们。那个挡在我面前的人对另外一个人喊‘警察！’而且两个人都上了车时，我才知道警察来了。”
“他喊‘警察！’？”
“可笑就可笑在这里，”他的弟弟回答道。“那个家伙用希伯来语喊‘警察！’。”
不管是阿弗纳还是肖莎娜都没有把阿弗纳跟“穆萨德”的芥蒂告诉贝尔。他什么也不知道。他的这次经历不可能是凭空想象出来的，这样的危险确实存在，这点大家都知道。阿弗纳之所以警告他，要他密切注视他的女儿，就是因为纽约的大街上有很多犯罪活动，包括绑架和调戏儿童。
也不是提醒他之后他才讲出两个年轻人用希伯来语喊“警察！”这段经历的。
在阿弗纳看来，确有其事。
那就只有一种解释。
只有一种反应。
阿弗纳开始工作了。在接下来的那个星期里他也在工作，每件事都是他一个人干的。这次行动必须由他一个人干。他对谁都没有说，连肖莎娜都没有说。他干得很慢，很仔细，有条不紊。他的于法跟“他们”教给他的方法一模一样，不留痕迹，不让别人猜疑，洞察一切而又不让别人注意到自己。他从来没有这次干得这么漂亮。一个星期以后一切准备就绪。
1976年1月的一个星期二，上午十点钟，他走进了以色列领事馆。
“你胆敢，”那个保安说。阿弗纳进去的时候，身后跟着一个秘书，正在向他抗议。“你胆敢这样走进来。你是想回来签名的吧？”
阿弗纳从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放在桌上。
“请让我说，”他对那个人说。“我说完了，你再说。你想说什么都行。但我还没有说完之前，你不要开口。
“你们这些家伙想绑架我的女儿。这个事你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因为这件事发生在纽约，所以跟你有关系。也许你不知道，但我不管。我只认识你，我就要你负责。”
阿弗纳打开信封，拿出六张照片，摊在保安面前。照片上的孩子从四个到七个不等，其中两个是男孩，四个是女孩。都是黑白的动态照片，从远处拍摄的。有的是在操场上拍的，有的是在校园里拍的，有的是在大街上拍的。“你认识他们吗？”阿弗纳问那个人。“你应该认识，因为其中一个就是你的女儿。”
那个人一言不发，只是盯着照片。
“你们这些人有工作，”阿弗纳说，“有漂亮房子住，孩子有好学校上。你知道吧，我知道你们住在哪里，我也知道你们的孩子在哪里上学。”
“我自己无所谓，”阿弗纳继续说，“但请务必保证我女儿的安全。如果你们聪明的话，就会派警卫。你们务必保证她的安全，连意外都不要发生在她身上。你明白吗？甚至保证她别从操场上的秋千上掉下来，因为我要你负责。如果我的女儿发生什么，你们所有人的孩子我都不会放过。我希望你们知道：我是绝对认真的。”
那个保安的声音在颤抖。
“你女儿的事我一点都不知道。”说着，摊开双手。“相信我。”
“你相信我，”阿弗纳回答道。“你知道，或者不知道，我都不关心。但有人知道，所以你帮你自己一个忙，把这个消息散播出去，把这些照片传看一下，把我的话告诉他们。”
阿弗纳站起来，那个保安也跟他一起站起来。“喂，你疯了。”那个人说。“你应该去看医生，我明确告诉你，你那都是猜测。”他跟在阿弗纳后面走到了门口，嘴里一直说个不停。阿弗纳什么也没说。他打开门时才转过身来。
“你还年轻，”他对那个保安说。“什么都不了解，甚至对我也不太了解。请把这件事跟别人讲一讲，别一个人处理这件事。”
阿弗纳离开了领事馆，他没想搬家或者改变家人的作息规律。大约一个月过去了，他没有收到一个电话，也没有收到一封信。没有发生类似事件。后来有一天他接到了一个在以色列航空公司当保安的熟人的电话。他们以前在一起当过空中警官，那似乎是非常遥远的过去了，好像有一百年了。
“他们让我给你打个电话，”那个人说。“你星期五能来曼哈顿的酒店吗？房间跟以前一样，十点钟行吗？有人想见你。”
一定是伊弗里姆。
“好，”阿弗纳回答道。“告诉他我去。”
星期五那天，伊弗里姆打开酒店的门时没有跟他握手。他站在一旁让阿弗纳进去，然后背对着他走到窗户旁。“我之所以想见你只有一个原因。”他对阿弗纳说，没有转过身来。“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以为我们要屈服到什么程度？”
阿弗纳没有答话。伊弗里姆转过身来看着他。
“你以为我们绑架小女孩？”他问道。“你说的是恐怖分子还是你的祖国？”
阿弗纳觉得，他的表现太棒了。这正是他所希望的。
“我的钱在哪里？”他问伊弗里姆。
“你的钱！”伊弗里姆朝阿弗纳走近了一点。好像第一次见到他似的看着他，十分惊愕。“你想跟我谈的就是钱吗？你怎么了？”
“也许我年纪大了一点，”阿弗纳说。“变得聪明了一点。”
“我简直不相信是在跟你说话，”伊弗里姆说。“不相信是在跟一个以色列人说话，更不相信是在跟一个受过你这种训练、有你这种背景、来自你这种家庭和有你这样的父母亲的人说话。如果你母亲听到你说这样的话她会怎么说？”
阿弗纳生气了。“我母亲会跟你说的一模一样，”他对伊弗里姆说。“因为她对情况不了解，而你了解。”
“对不起，”伊弗里姆说，“也许我很天真，头脑简单，因为我不太了解情况。也许我应该来美国向你学习。也许每个人坐进战车之前都应该要一笔钱。也许每个伞兵在跳下去之前我们应该给他们发一些股票。这个主意不错，我会提出来。我应该表扬你，而且会告诉他们是你想到的这个主意。
“你以为只有你在从事危险的事业吗？”伊弗里姆开始踱来踱去，为下面要说的话做准备。“你以为你干的活很特殊吗？你记得你祖国的历史吗？你知道有多少人在比你艰苦得多的条件下承担着危险得多的任务吗？你知道有多少人失去了四肢，又有多少人牺牲吗？”
“你以为以色列的钱就是用来干这个的吗？让你享受愉快的退休生活的吗？而你的伙伴却不这样想，他还在工作。如果你没有勇气，没有人要你成为一个英雄。回来像其他人一样尽你自己的本分，也许我们还可以谈一谈钱。”
伊弗里姆停下来等阿弗纳说，但阿弗纳什么也不说。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伊弗里姆终于开口了：“啊——我们可以称它为辞职吗？”
“我首先问你一个问题，”阿弗纳说，“三年前，你们为什么选择我？”
伊弗里姆鼻子里哼了一下说：“问得很好，”他嘲笑道。“虽然我也希望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但我还是告诉你我们的想法吧。我们觉得——你部队里的人是这样说的——你永不言弃。也许你不够强壮，跑得也不够快，但你始终在跑。那些块头比你大，跑得也比你快的人已经躺下了，你还在跑。
“这是你的司令官说的。你很顽强，我们认为我们需要一个顽强的小伙子。”
“如果你们认为我顽强，”阿弗纳说，“那你们为什么认为我会不再要钱？为什么认为我会让你们用谎言来欺骗我，让你们威胁我的家人？如果我顽强的话。”
“跟你没法谈了，”伊弗里姆生气地说。“你又回到钱上了，看来不管你干什么都是为了钱。”
“你这样说应该坦然无愧，”阿弗纳说，“你知道我当初什么都没有要。我们都没有要。是你向我们承诺的，所以现在你欠我的，就这么回事。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而是因为你承诺了。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承诺，也许因为你对谁都没有信心，对谁都不信任——难道不是这样吗？——但是，你承诺了。”
“你承诺了，你承诺了，”伊弗里姆说，“你就像个五岁的孩子！我从来没有见过你这种人。你说你干这个不是为了钱，那么你现在有什么问题？既然你干这个不是为了钱，而没有得到钱你应该感到高兴才是。”
阿弗纳盯着伊弗里姆看了几秒钟，开始放声大笑起来。这笑声是情不自禁的。伊弗里姆刚才说的那些，就如同许多年前自己还小的时候父亲给他讲过的一个笑话，一个老掉牙的笑话。那时他们还住在雷霍沃特。他至今还记得。
一个加里西亚人和一个“野客”在分一盘蛋糕，只剩下两块了，一块大的和一块小的。“你来选，”“野客”说。加里西亚人毫不犹豫地选了那块大的。
“那很正常。”“野客”说。
“哇，你怎么办？”加里西亚人嘴里满满的，问道。
“我当然就拿那块小的。”“野客”说。
“那你有什么好抱怨的？”加里西亚人问道。“这是你自己选的。”
虽然这只是一个老掉牙的笑话，但却是事实。在阿弗纳看来，这个笑话说明加里西亚人控制着以色列。没有什么好说的了。他继续看着伊弗里姆，由于想忍着不笑出来，他的肩膀不停地抖着。“你在傻笑些什么？”伊弗里姆朝后退了一步，问道。阿弗纳只是摇了摇头。
“我想，把大任务交给小人物去干就是这样的结果。”伊弗里姆说。他的声音听起来真的生气了。
“不，你错了。”阿弗纳边向门口走去边回答道。“而是你们欺骗了小人物才是这样的结果。你们需要的是那些对你们的欺骗行为视而不见的真正的大人物，就像我父亲一样。小人物是没那么高尚的。”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伊弗里姆说，“我不留你了。让我们忘了我们之间的分歧吧。你不必担心你的女儿和妻子了。无论你是在美国，还是在别的什么地方，我都祝你好运。我们感谢你为以色列所做的一切。祝你平安。”
“再见。”阿弗纳回答道，把门关上。这个词说起来容易。平安，平安，但会平安吗？
他希望自己能了解将来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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