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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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我又收到了他的一两封信,都是些闲言碎语,没什么新鲜事,比如说刚和瑞秋表妹用过餐回去,或者是正准备去她那儿吃饭。他说她那些佛罗伦萨的朋友中,几乎没有人能真正无私地给她出主意,他自诩自己能做到这一点,为此她很感激。尽管她兴趣广泛,但不知何故总是显得很落寞,大概从来就没有能和桑格莱提沟通过,她说她一直渴望有英国人做朋友。“我觉得回家的时候除了能带回几百株植物之外,还能另有所成。”他说。

接下来是一大段漫长的日子,他没说什么时候回来,但以往都在四月底前回家。寒冷的冬季好像迟迟不去,西部国家一向有很轻微的霜冻,今年出人意料得严重,有些山茶花已经受了影响。我希望他不要很快回来,免得和我们一起经受风霜雪雨。

复活节刚过不久,他的信又来了。

亲爱的小弟:

最近没我的音讯,你一定很纳闷。确实,我从来没想到会有一天写这么一封信给你。真是天意不测,命运难料。你和我这么亲,大概能揣测这几个星期我内心的骚动。骚动这个词用得不对,也许应该说是从幸福的迷茫到最终下决心的过程。我并没有仓促决定,你知道,我是一个刻板的男人,不会一时兴起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然而几个星期前,我知道了没有其他路可走,我发现了一些从没有过的,甚至曾经认为根本不可能存在的东西。即便现在,我还难以相信这一切已经发生了。好几次我都想把想法告诉你,但直到今天才能够心平气和地给你写信,告诉你,我和瑞秋表妹在两个星期前结婚了,现在我们俩在那不勒斯度蜜月,打算不久回佛罗伦萨。其余就不多说了,我们没作什么安排,目前我们俩谁都没想过以后怎么办。

希望有一天,菲利普,不太遥远的某一天,你能认识她。我可以写一大堆我对她的印象,写她多么多么好,多么温柔可爱,写多了会让你烦的,还是以后你自己去了解吧。我真说不清她为什么会在一大群男人中选中我这样一个性情乖戾、出言不逊的“女性反感者”——如果有这么个词的话,她常为此取笑我。我承认自己被打败了,不过被一个像她这样的人打败,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胜利。如果不是非要这么讨厌地声明一下的话,我宁可说自己是没有被征服的胜利者。

把这个消息告诉家里的每一个人,并转达我和她对大家的问候与祝福。记住一点,我亲爱的小乖弟,我这桩迟来的婚姻丝毫不会减少我对你深厚的爱,反而还加深了这份感情。既然我觉得自己是幸福的人,就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尽心尽力为你做一切事情,而且还会有她的协助。尽快回信,可能的话,加一句热忱的话,欢迎表亲瑞秋。

你永远忠心的

安布鲁斯

信是五点半左右送到的,正好我刚吃过饭。所幸当时我一人在,斯考比把邮包送进来就走开了。我把信放在口袋里,穿过田野来到海边。斯考比的侄子见到我,向我问了声好,他在海边开了家磨坊,石头墙上的渔网晾晒在落日的余晖中。我没大理会他,这一定会让他觉得我很无礼。我爬过岩石堆,来到小海湾边一块凸出的狭窄岩石上,夏天我常来这里游泳,那时安布鲁斯总坐着小船,停泊在五十码以外的地方,我就从这里朝他游去。我坐了下来,从口袋里掏出信,又读了一遍。如果我对那两个在那不勒斯共享幸福的人有一丝同情,一点快慰,哪怕一点点的激动,我的良心都能有些许的安慰。我真为自己感到难为情,想想自己这么自私,内心一点温情都没有,简直是怒不可遏。我坐在那儿,两眼呆呆地望着风平浪静的海水,心中无限悲哀。我刚刚二十三岁,就像多年以前在哈罗第四讲堂的凳子上坐着的时候那样,感到无比的孤独与落寞,身边没有一个朋友,前景一片茫然,只有一个莫名其妙的世家,这个世界里有着我从未有过,也不想有的感受。

第3章

我觉得当时最令我感到羞辱的是他的朋友们快乐的神情,他们对他的幸福表现出来的诚挚的喜悦和真切的关心。恭喜之声如潮水般向我涌来,把我当成了给安布鲁斯传递信息的使者。面对这一切,我所能做的只是不断地微笑,点头,装出一副好像我就知道这件事会发生的样子,我感到自己变成了一个双面人,一个背叛者。安布鲁斯一直教我要憎恨虚伪,无论是人的虚伪,还是动物的虚伪。而我现在竟然把自己伪装成了一个与从前的我截然不同的角色,想到这个,我简直痛苦不堪。

“没有比这更好的事了。”我不断地听到这句话,而且还要随声附和。于是我开始躲避周围的邻居,把自己关在树林旁的家中,免得再看到那些关注的面孔,再听到他们那些喋喋不休的议论。无论去田间还是去镇上,我都无法逃开这一切。庄园里的佃户们,或随处可见的熟人,只要一瞥见我,就会迫使我卷入他们的交谈。我简直成了个蹩脚的演员,脸上努力挤出一丝微笑。这么做的时候,我感觉到皮肤在抵触地抽动,可我不得不装出一副高兴的样子,回答他们的问题。我讨厌这种伪装,可是别人希望在提到安布鲁斯的婚事时,看到我这种高兴的样子。“他们什么时候来家里?”对这个问题,我只有一种答复:“我不知道,安布鲁斯没告诉我。”

接着,他们便会对新娘子的容貌、年龄及仪表作一番猜测。对此,我只能说:“她是个寡妇,和他一样喜欢园艺。”

他们听了使劲点着头,认为这对安布鲁斯再合适不过了。然后,对一个抱定独身主义的单身汉突然结婚,他们又会打趣,开玩笑,就此事逗乐一番。牧师的老婆——凶悍的帕斯科夫人,对这件事更是刨根问底,好像这么做,她便可以报复以前人们对神灵的侮慢不尊。

她抓住一切机会发表见解。“艾什利先生,现在该是多么大的变化,你再也不可能在自己的家里随心所欲了吧。这倒也是件大好事。以后,可要有一整套的家法来管束仆人们了。不过,我看斯考比对此却未必高兴,他一直都按自己的规矩行事。”

这一点,她倒是说对了,我觉得斯考比是我的同盟,但我总小心翼翼,不和他站在一边,如果他试图表现出一点认同感,我就会马上制止他。

“我不知该说什么,菲利普先生,”他低声说,一副忧郁、无奈的神情,“家里有个女主人,会把一切都翻个个儿,让我们不知所措。一件又一件事,很可能无论你怎么为她着想,都难讨得她的欢心。我想,该是我退下来给年轻人让路的时候了。或许,给安布鲁斯写信时,您最好跟他说一下这件事儿。”

我叫他别犯傻了,没有他,安布鲁斯和我会过得一团糟。可他却摇摇头,板着个脸不停地在原地来回踱步,而且不失时机地对未来作出种种凄苦的假设:什么就餐时间毫无疑问要改啦,家具要换啦,什么大家伙儿会被呵斥着从早到晚一刻不停地打扫房间啦,最可怕的是,连那几条可怜的狗也会被拖垮。他就这样用一种近乎于悲哀的声音絮絮叨叨着种种未来的情景。不过,他的这种腔调倒多少帮我找回了一些失去的幽默感,自从读了安布鲁斯的信以来,这是我第一次放声大笑。

斯考比描绘了一幅多么可怕的图画呀!我眼前立刻浮现出这样的情景:一大群女仆拿着拖把,打扫着一尘不染的房间;老管家则像往常一样,噘着嘴巴,脸上带着冷冷的不满,监视着姑娘们的一举一动。他的担忧让我觉得可笑。可当同样的话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提起——连非常了解我,完全知道自己不应该搅到这种闲话中来的露易丝?肯达尔也这么说时,我真的有些发怒了。

“谢天谢地,书房将焕然一新了,”她欢天喜地地说,“书房里的台布地毯等物品用了这么多年,都已经陈旧褪色了。不过,我敢说,你从来就没有注意到这一点。还有,家里种的这些花更将大为改观。客厅将终于能称其为客厅了,我一向认为不好好利用它,实在有些浪费。艾什利夫人肯定会用她从意大利别墅带来的书画好好地把客厅装饰一番的。”

她没完没了地唠叨着,一遍又一遍地盘算着房间里的每一处改进,最后我实在忍无可忍,粗暴地打断她的话:“看在上帝的份上,露易丝,别再谈这些了,我讨厌这个话题,我已经听腻了,听烦了。”

她马上停了下来,然后狡黠地瞧了瞧我说:“顺便说一句,你不是出于嫉妒吧?”

“别胡扯。”我对她说。

把她叫来,实在是件蠢事。不过我们彼此交往一直甚好,我一向把她当作小妹妹,而且对她还有一点儿敬重的心情。

我这么一说,她就不吭声了。而且我注意到,只要又谈起这个谈滥了的话题,她就会看我一眼,试图换个话题。为此我很感激,也就更喜欢她了。

她的父亲,也就是我的教父尼克?肯达尔,给了我最后一击。当然,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只是鲁莽地以他贯有的直率方式说了下面这些话。

“你对未来有什么打算吗,菲利普?”一天晚上,当我驾车过去和他们共进晚餐时,他这样问我。

“打算?没有。”我答了一句,心里并不明白他问这句话的用意。

“当然,这样做还有些为时过早,”他说,“我想你可能一直要等到安布鲁斯和他妻子回来后,才会这么做。我不知道你是否想过在这附近为自己置上一点属于自己的房产。”

我慢慢理解了他的意思。

“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我问道。

“嗯,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不是吗?”他用一种就事论事的口气说,“安布鲁斯和他的妻子当然想待在一起。他们有了家庭,再有个儿子,对你来说,一切就不一样了,对吧?我敢肯定,安布鲁斯不会让你因为这种变故受苦,你想要什么他都会买的。当然很可能他们不会有孩子,但也没有什么理由认定他们就肯定不会有孩子。或许你愿意自己建一所住宅,有时候自己建房要比买别人的更好一些。”

他一个劲地说着,把方圆二十英里以内我有可能感兴趣的地方都提到了,好在他并没有要求我立刻回答他说的话。当时我的心里真是千头万绪,不知该怎么回答才好,他所说的一切是我根本想都没想过的,我几乎无法理出个头绪。过了一会儿,我便托词离开了。嫉妒,我想露易丝这么说是对的,这是突然要与另一个陌生人共享同一个人时产生的孩子式的嫉妒。

像斯考比一样,我仿佛也已经看到自己竭尽全力地适应那些令人极不舒服的新规矩:熄灭烟斗,立正站好,在谈话时绞尽脑汁,让自己努力接受一种由女人当家的严苛,一种沉闷的生活。再看看安布鲁斯,我的天,他的样子简直像个傻瓜。我到时只能离开,免得大家都很尴尬。我以前还从未想到自己会变成流浪汉。如今这个家庭不再需要我了,我将从这里搬出去,像佣人们一样靠主人给的工钱过活,一个孩子会降生到这个家中,管安布鲁斯叫爸爸,这个家再也不需要我了。

如果是帕斯科夫人提醒我注意这种可能发生的事情,我会认为是她居心不良,从而将它抛到脑后,然后当这一切出自我的教父这样一位沉稳的人口中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我驾车回到家里,满怀悲伤,不知所措,不知道该做些什么,是应该像教父说的那样有所打算,为自己找一个家,还是做好离开的准备?可我不想住在别的什么地方,也不想有别的家。安布鲁斯在这个家里把我带大,一直教我的也是这里的一切。这一切是我的,是他的,是我们两人共有的。可如今情况变了,不再是这样了。我至今还记得,那天当我从肯达尔家回到家中,在那幢房子里走来走去,用一种全新的眼光打量它,家里的狗也感觉到了我的烦躁,紧跟着我,和我一样惶惶不安。我小时候住过的儿童房,已经好久没人住了,只有斯考比的侄女每周来一次,把房间整理整理,或者缝补缝补那些亚麻布织物,但这间房子现在却有了新的意味。我仿佛看到房间被重新粉刷一新,原先一直和一大堆尘封已久的书籍一起放在满是蜘蛛网的架子上的那根小曲棍球棒,被当作垃圾扔了。我从没有想过这间屋子会给我留下怎样的印迹,以前差不多总是两个月进去一次,让人补补衬衣、袜子什么的。而今我却很希望它能重新为我所有,作为我逃避外面世界的庇护所。否则,它就会完全变成另一种景象,室内老是弥漫着一股煮牛奶的味道,还有需要晾晒的毯子的潮味,令人窒息,完全就像我经常去的那些养小孩子的人家的起居室一样,我甚至可以想象出他们在地板上哭喊着爬来爬去,不是头上这鼓个包,那碰个包,就是肘腕上青一块紫一块的。更令人难以忍受的是,他们还会蹭着爬上人的膝盖,要是没人理睬,他们就会大做鬼脸,把脸皱得跟猴子一样。噢,天哪!难道这一切都在这儿等着安布鲁斯了吗?

我难得想到表姐瑞秋,一旦想到她的时候,心情就像人们对待所有令人厌恶的东西一样,努力想把这个名字从脑海中抹去。我把她想象成一个与帕斯科夫人一般无二的人,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身材高大却瘦骨嶙峋,且正如斯考比预言的,那双鹰般的眼睛不放过任何一点灰尘。每逢客人来吃饭,她的笑声简直震耳欲聋,以致大家都会离安布鲁斯远远的。她似乎还变化多端,一会儿如凶神恶煞,像西邻那个叫莫利?贝特的穷鬼,绝不允许人看桌上的美味;一会儿又绷着脸,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神情阴郁地裹着件披肩坐在椅子上,有气无力地抱怨着自己的身体状况,而且,总有个护士守在她身后不远的地方,拿着一把勺子在调药;一会儿是劲头十足的中年人;一会儿又痴痴地笑起来,一副比露易丝还年少的样子。瑞秋表姐的性格变化足有一打多,而且一个比一个令人生厌。我似乎看见她逼着安布鲁斯跪在地上装狗熊,让孩子们骑在他背上,而安布鲁斯竟俯首帖耳,非常恭顺,真是丢尽了人。转眼她又会把自己打扮成穆斯林,头上系条丝带,我仿佛看到她嘟着嘴,不停地摆弄着那头卷发,那一头乱蓬蓬的卷发让人觉得做作,可是安布鲁斯却靠在椅子上,用一种欣赏的眼光看着她,脸上堆着白痴般的笑。

五月中旬,我收到了他们的来信,说决定整个夏天都要待在国外,我大大地叹了一口气,差一点高声欢呼起来。这简直是一种从没有过的反叛,可我实在情不自禁。

“你的瑞秋表姐还在被一大堆事务缠绕,而这些事又都得在我们回英国之前安排妥当。”安布鲁斯在信中说,“因此,尽管令人十分失望,但你可以想到,还是得推迟归期。我已尽了最大的努力,可意大利的法律与我们的法律根本是两回事儿。要想在这两者间有所调和,简直是天方夜谭。现在我好像是在大把花钱,然而花得是地方,所以才不吝惜。我们时常谈起你这个可爱的小家伙,我真希望你能和我们在一起。”接着,又问了句家里的活计和他那些花草的情况,他对这些事的兴趣一如往常地热切,这反而让我觉得自己是不是不正常,竟然认为他会改变。

他们这个夏天回不来,周围的邻居当然都非常失望。

“或许,”帕斯科夫人意味深长地微笑着,“艾什利夫人的健康状况不允许她旅行。”

“关于这一点,我不太清楚。”我答道,“安布鲁斯在信中提到他们曾在威尼斯待了一周,回去的时候,两人都得了风湿病。”

她的脸立刻拉了下来。“风湿病?她妻子也得了风湿病?”她说,“真够倒霉的。”然后又若有所思地说,“我想她肯定比我想象的要老。”

这个蠢女人,脑子都不会转弯。我两岁的时候,膝关节就有风湿病的感觉,年纪大的人告诉我,那种疼,是我在长个儿。就是现在,有时下点雨,我依然会有那种感觉。抛开这处不说,我和帕斯科夫人对有些问题的看法却是不谋而合。瑞秋表姐大概也就二十来岁吧,可头发已经灰白,甚至已经拄上了手杖,我能想象得出,当她只要不在她那个我说不出来什么样的意大利花园里种玫瑰时,就坐在一张桌子旁,手杖捣着地,旁边围着几个律师,叽里咕噜地用意大利语说着什么,而我那可怜的安布鲁斯则耐心地坐在她身旁。

为什么他不回来,让她自己去处理那些事呢?然而,这样一想,我的精神却马上振奋起来。因为那个痴痴傻笑的新娘已在我眼前化作一个日渐衰老的妇人,腰部患有严重的风湿病,折磨得她痛苦不堪。我幼年住过的房间从我脑海中退去,取而代之的是,起居室变成了女人的闺房,房内处处是屏风,即使在仲夏,炉火也烧得很旺,时时能听到烦躁的喊叫,一个劲儿叫斯考比再拿些煤炭来,她吸进去的煤烟一点儿一点儿地攫取她的生命。于是我又可以在出游的时候大声唱歌了,可以驱赶着狗追逐野兔,可以早饭前游个泳,可以在风和日丽的时候驾着安布鲁斯的小船在海湾航行,又可以在露易丝去伦敦度假时,用那里的时髦事儿逗她开心。二十三岁的年龄,心情本来就不大会忧伤。我的家还是我的家,没有人能从我手中夺走它。

继而冬天来临的时候,他来信中的语气变了,起初是难以察觉的,我几乎没有注意到这种变化。然而再读他的信,我便看出信中所言都流露出一种压力,一种忧虑之情缠绕着他。可以看得出,其中一部分是思乡之情,思念他的故土,惦念着他的家产。但除此之外,还有一份深深的孤寂,那使我感到十分惊愕。我感到不解的是,一个结婚仅十个月的男人居然会感到孤独,他说漫长的夏季和秋季,日子实在难熬,冬天又极不寻常地临近了。虽然他们居住的别墅地势很高,里面却空气沉闷,令人窒息。他说自己总是像一只暴风雨来临前的狗一样,从一间房间蹿到另一间房间,然而并没有暴风雨来临,他总感到无法消除房内的沉闷空气,恨不得让瓢泼大雨把自己淋个透,即使这样会使他瘫痪也在所不惜。

“我过去从没得过头痛病,”他说,“但现在我经常头痛,有时甚至视觉模糊,极不愿意看到阳光。对你的思念之情真是难以言表,我有万千的话想要对你说,然而在一封信中又难以一一说清。今天,我妻子去镇上了,所以我才有机会给你寄信。”这是他第一次用“我妻子”这样的字眼,在这以前,他总是用“瑞秋”或“你的瑞秋表姐”。在我看来,“我妻子”这样的字眼很正式,却给人一种冷冰冰的感觉。

在这些信中,他只字未提回家的事,然而却总是表现出想得知家乡消息的急切心情,对我在信中所说的琐碎小事,他也总要评论一番,似乎除此之外,他对其他事情都没有丝毫兴趣可言。

复活节时没有收到他的来信,圣灵降临节时也无任何消息。我的焦虑不安与日俱增。我把不安告诉了教父,他说肯定是恶劣的天气延误了邮件,据报道欧洲已下了晚雪,恐怕五月底之前,我都无法指望收到佛罗伦萨的来信。安布鲁斯结婚已一年有余,离家已有一年半了,我十分担心他可能不再回归故里。显而易见,只一个夏季就使得他身心憔悴,如果再过一个夏季,他又会成什么样子呢?终于,到七月的时候来了一封信,这是一封简短而语无伦次的信,完全不像出自他本人,他平时那一贯清晰秀美的字体,现在也变成横七竖八、潦草不堪的一团乱麻,好像他难以握笔书写。

“我这儿并非处处都顺心,”他写道,“在我上次给你写的信中,你肯定已看到了这一点,不过你还是什么都别说为好。她总是监视着我的一举一动。我已给你写过好几封信,但身边却没有可以信赖的人替我将信寄出。除非我自己外出寄信,否则这些信都无法抵达你手中。我患病以来无法外出走远。至于我的那些医生,我对他们任何人都毫无信赖可言。他们是一群说谎者,全都是。那位刚由瑞纳提推荐来的医生更是一个杀人犯,很可能也是那伙人中的一个。他们对我的病情进行可怕的臆断,但我会击败他们的。”后面是一段空白,然后是一些潦草无法辨认的文字,之后便是他的签名。

我让马夫系好马鞍,出发奔向教父家,让他看安布鲁斯的来信。像我一样,他也感到忧心忡忡。“好像已精神崩溃了,”他脱口说道,“让我感到很不舒服,这不是一封精神正常的人写的信,但愿??”他突然努了努嘴巴,缄口不语了。

“但愿什么?”我问道。

“你伯父菲利普,也就是安布鲁斯的父亲,死于脑瘤,你知道这件事,对吧?”他简要地说道。

我如实告诉他以前我从未听说过此事。

“当然,这是你出生前的事了,”他说,“家里人向来不大谈这事,这种病是否会遗传,我认为医生也说不准。到目前为止,医学还远远没发展到这种程度。”他戴上眼镜,把信又看了一遍。

“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可能,一种完全不同的可能。我倒宁愿认为是这种可能。”他说。

“哪种可能?”

“安布鲁斯是喝醉时写这封信的。”要不是他已年过六十,又是我的教父,我一定会反驳这种牵强附会的说法。

“我一生中还从没看到安布鲁斯喝醉过。”我对他说。

“我也没见过,”他干巴巴地说着,“我仅仅想在这两种可怕的情况中选择更好一些的可能性。我想你还是下定决心亲自去一趟意大利吧!”

我说:“在来看你之前,我已决定要这么做了。”

我骑马回家,但心中对启程上路的事一点底都没有。

因为普利茅斯没有轮船去意大利,我不得不先到伦敦,然后到多佛,再搭乘邮政班轮到布劳根,接着再乘定期驿车穿过法国进入意大利。如果没有延误,我大约三周后到达佛罗伦萨。我的法语很蹩脚,对意大利语又一窍不通。然而,只要能到安布鲁斯身边,这一切都算不了什么。我向斯考比和仆人们作了简短的告别,只说我要匆忙去看望他们的主人,没提他生病的事。然后便在七月一个晴朗的早晨启程向伦敦进发,开始去一个陌生的国家做差不多三个星期的旅行。

马车拐上波得敏大道时,我看见马夫拿着一个邮袋策马向我奔来,我叫威灵顿勒马停车,那个男孩把邮袋递给我,我想安布鲁斯来信的可能性只有万分之一,然而这万分之一实实在在就在眼前。我从邮袋中取出信,打发那小子回去。威灵顿又扬鞭策马启程了。我从信中抽出一张纸片,举到马车窗口有亮光的地方,信上的字潦草不堪,几乎无法辨认。

“看在上帝的份上,赶快来吧!瑞秋——我的冤家——她终于对我下手了。如果你稍一耽搁,可能一切就太晚了。安布鲁斯。”

信上只有这几句话,信纸上没有写信日期,信封上也没有邮戳,封信的是他的戒指。

我坐在马车里,手里握着那张破信纸,心里清楚,在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把我在八月中旬之前送到他身边。

第4章

我终于与其他乘客抵达了佛罗伦萨,马车把我们抛在亚诺河附近的一家小客栈,我觉得这漫长的旅途简直像是度过了人的一生。现在是八月十五日,和首次踏上欧洲大陆的其他旅行者一样,这里的一切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经过的大道,夜间停歇的山谷与城市,无论是法国的还是意大利的,处处肮脏不堪,虫虱乱爬,充斥着震耳欲聋的噪音。在家乡,我已习惯了几乎空荡荡的房屋的那份宁静,因为仆人们都在钟楼下的房间休息,深夜除了林中轻风与雨打西窗,万籁俱寂,如今,陌生城市里这无休止的喧嚣与混乱,使我茫然若失。

经过长时间的旅途跋涉,我想睡觉了,一向夜里十二点都不入睡的我,很快就睡着了,然而梦里都回响着异国的声音:门的开关声,人的尖叫声,窗下的脚步声,石子路上的车轮声,还有每过一刻钟传来的教堂的钟声。如果我这次到异域他乡是为其他事,情况可能就大不一样了。清晨,我会心情舒畅地倚在窗边,看贫民窟赤着脚的孩子们纵情玩耍,还会扔给他们几枚钱币;好奇而着迷地倾听周围各种新鲜的声音;黄昏时在狭窄的街巷漫步,慢慢地喜欢这里的一切。而如今,我漠然地面对这一切,甚至对这一切产生了敌意。我现在急需去安布鲁斯那儿,他正卧病外乡,我的焦虑转化成对着外乡的一切事物的憎恨,甚至对这块异乡的土地,也无比反感。

天气一天天热起来,天空湛蓝,多斯加尼蜿蜒曲折的道路上尘土飞扬,似乎太阳已烤干了大地,山谷都被炙烤成了赤褐色,山坡上的小山村笼罩在雾霭般的热气中,一片赤黄。瘦骨嶙峋的牛群蹒跚着四处找水,一群群山羊在路边有气无力地走着,牧羊的孩子见马车经过时大喊大叫。因我在为安布鲁斯忧虑重重,这个国家的一切生灵在我看来都饥渴万分,一旦失去水分,他们将衰竭死亡。

一到佛罗伦萨,我便把覆满灰尘的行李卸下拎进客栈。我下马车后的第一个反应便是想要穿过圆石街,到河边去。满身风尘的我站在河边,感到疲惫不堪。过去的两天里,我实在难以忍受车内令人窒息的浊气,就一直坐在马车夫旁边,像路边那些可怜的牛羊一样,也渴望着水。现在河就在我面前,但河水不像家乡那样清凌凌的,泛着涟漪,带着清新的咸味,水面上还有浪花在跳跃。眼前的河水是流速很慢的浑浊小水流,河水和河床一样呈褐色,蠕动着,和着污泥穿过拱桥,平滑的水面上时不时泛起一个个泡沫,上面还漂浮着各种杂物,麦秆、草根处处可见。然而现在的我疲惫不堪,又饥饿难耐,恨不得把眼前的一切都一一咽下去,就像吃毒药一样,一口吞下肚。

我就这么出神地站在太阳暴晒的桥上看着流水。忽然,身后城里那深沉庄严的钟声敲响了四下,其他教堂里的钟声也随即响起,钟声伴着浑浊的泥水流过石头,汹涌而去。

一位妇女走到我身旁,她怀里抱着一个哭哭啼啼的孩子,身边另一个小孩拽着她破旧的衣襟。她向我伸出手,求我施舍,深色的眼睛充满乞求。我给了她一枚硬币转身便走,可她又碰碰我的胳膊,嘴里嘀嘀咕咕说着什么,这时马车边的一名乘客对她说了一串意大利语,她才退回原来的角落。她很年轻,也就十九岁左右,然而,她脸上的神情却不像是这个年龄,似乎那小巧孱弱的躯体内有颗不朽的灵魂,那两只眼睛像是洞察了千百年来的世事沧桑,使她对耐人寻味的生活都变得麻木了。这种印象至今还深深留在我的记忆中。后来,他们带我来到安排好的房间,当我站在朝向广场的小阳台向外望时,又看见了她,她在马匹与车辆中穿行,那小心得近乎猥琐的样子,就像深夜的一只猫,肚皮贴着地四处潜行。

我回到房间,以超乎寻常的冷漠洗漱,换衣服。我的旅途已结束,一种无聊之情又涌上心头。起初兴高采烈地准备行程,一听到号角即将进入战斗的我,现已不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个陌生人,他站在那儿一副精神沮丧、疲惫不堪的样子,兴奋感已失去了意义,那是数周前的事了。甚至我口袋中的破信纸也似乎并不存在。从那以后,也许又发生了许多事情,她也许已把他从佛罗伦萨带走,他们也许已经去了罗马,去了威尼斯。我似乎又回到那笨重的马车上,为了追逐他们的足迹,走遍这个该死的国家的四面八方,穿梭于一座又一座城市,随着时光的流逝,饱尝了一路炎热风光的折磨,然而总是找不到他们。

或许,整个事情的经过只是个误会而已,也许根本是恶作剧,可能是安布鲁斯过去爱玩的把戏,从小我就被他的这小把戏所哄骗。或许这回我去别墅找他,看到的是丰盛的筵席,那里高朋满座,轻歌曼舞,灯火辉煌。我莫名其妙地出现在大家面前时,看到的是十分健康的安布鲁斯,他会很惊讶地看着我。

我下了楼,来到门外的广场,候在那儿的马车都已走了。午休时间过后,街上又热闹起来。我挤入人流,竟迷失了方向,面前是深褐色的院巷,高楼鳞次栉比,眼前一片外凸的阳台。我在街上转来转去,一张张脸从一个个门洞里露出来,都盯着我看,行人也驻足凝视,他们脸上布满那种饱经岁月风霜的神情,都和前面我遇上的那个行乞的女子一样。有些人像那女子一样跟在我身后,一边伸手,一边嘀咕着什么。我想起了那个马车里的意大利乘客,便大声叱责,他们立刻缩回去,身子紧贴在高墙上,眼巴巴看着我走过去,眼里流露出一种难以抑制的自尊,令人不可思议。教堂里的钟声又响作一片,我来到人群拥挤的广场,那里的人们打着手势聊着天,在我这异乡人的眼里,这情景与广场周围那庄严华美的建筑物毫不相称,与那些茫然注视着他们的雕像也不相称,和教堂那直冲云霄的钟声更不相称。

我叫了一辆马车,不大有把握地说了句“桑格莱提别墅”,马车夫说了些什么我没听懂,但当他点点头扬鞭策马时我听见了“费所勒”几个字。我们穿行于狭窄拥挤的街道,一路上随着他的吆喝声和马车的叮当声,人群不断地闪过,钟声慢慢地消失,但余音仍在我耳畔回响,然而这庄严嘹亮的钟声,既不是为我这次无足轻重的远行而响,也不是为了这街上人的生活而响,而是为了永恒,为了不朽。

我们爬上漫长弯曲的山路,将佛罗伦萨抛在身后,建筑物也消失在视线之外。周围的一切安静而祥和,那整日对这座城市虎视眈眈的屋墙甚至褐色的土地都不再像先前那么干热了,房屋又焕发出光彩来。或许颜色并不那么亮丽夺目,甚至看不出什么颜色,但太阳的威力散尽之后,余晕照射出的色彩分外柔和,遮天蔽日的柏树在夕阳的余晖映照下墨绿一片。

车夫把马车停在一座高墙耸立、庭院深锁的住宅外,回头对我说了声:“桑格莱提别墅。”我终于到了。

我打了个手势让他等着,便下了车,来到门口,拉了拉墙上的门铃,可以听见里面的铃声。车夫把马车停在路边,然后从车上下来,站在沟渠边,用帽子挥赶着扑面的苍蝇。可怜的马看上去有一些饿了,在车辕间低垂着头,抽动着耳朵,走了这些路之后,它已没有力气到路边去吃青草,而是在一旁打起盹来了。门内没有声音,我又拉了下门铃,这次传来低沉的狗叫声,接着有扇门开了,狗叫声随即清晰起来,能听到一个孩子烦躁的哭声,一个女人呵斥孩子的尖叫声,同时另一边传来走向门口的脚步声,接着是取下门闩的声音和门擦着地下的圆石的声音。门打开了,一位农妇站在我面前,打量我。我边朝她走去,边问:“是桑格莱提别墅吧,艾什利先生在家吗?”

拴在妇人住的小屋边的狗更凶猛地吠叫起来,我面前是条林荫小道,路尽头是那幢别墅,宅门紧闭,毫无生气。狗继续狂叫,孩子也在哭喊,妇人似乎想把我关在门外。她气喘吁吁的,脸的一边有些肿,好像是牙痛,她尽力用披肩压住这半边脸,试图减轻一些疼痛。

我从她面前冲进门去,嘴里重复说着“艾什利先生”。她这才好像刚刚注意到我,很紧张很不安地快速说了几句话,一边还打着手势指着别墅,然后又很快转过头,朝小屋叫喊。这时,一位男子,也许是她丈夫,出现在小屋门口,他的肩膀上还背着个孩子。他先制止住狗叫,然后朝着我走过来,一边问着妻子什么。她继续滔滔不绝地对他说着话,我听到“艾什利”,还有“英国话”,现在又轮到他打量我了,只是他的方式要比那女人好些,比较克制,比较诚恳真挚,而且脸上还有一种关切的表情。他对妻子低语了几句,她便抱着孩子回到小屋门口,坐在那里望着我们,披肩还遮在肿胀的脸颊上。

“我会讲一点英语,先生,”他说,“我能为你做点什么?”

“我来看艾什利先生,他和夫人在吗?”

他脸上的表情更为关切了,紧张地咽了咽口水,又说道:“你是他儿子吗,先生?”

“不,”我不耐烦地说,“我是他的堂弟,他们在家吗?”

他痛苦地摇着头:“那先生你是从英国来的吧?难道没听到任何消息吗?怎么说呢?真的很惨,我不知道该怎么说,艾什利先生,他三周前过世了。很突然,很令人伤心,一安葬完他,伯爵夫人就关闭了别墅。她走了差不多有两周了,我们不知道她还回不回来。”

狗又叫起来了,他转身去呵斥狗。

我顿时面无血色,呆若木鸡地立在那儿。那男子很同情地望着我,并叫她妻子拉过来一条凳子放在我身边。

“请坐,先生,”他说,“很难过,真的很难过。”

我只是摇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也没有什么好说的。那男子也很担心,他粗暴地对妻子讲话以缓解自己的心情。他又转身对我说:“先生,如果你想去别墅里看看,我去给你开门,你可以看看艾什利先生临终的地方。”我对自己要去哪儿,要做什么事已感到漠然,大脑麻木得根本无法集中精力。他边走向车道边从口袋里取出几把钥匙,我跟在他旁边,双腿如同灌了铅一样,根本迈不动。那妇人和孩子也跟在我们后面。

一路上柏树环绕,紧闭的别墅,像个目的,静候在尽头。等走近时,我才发现这是幢大宅子,有许多窗户,一扇扇苍白地紧闭着。房子门口是个环形车道,供马车转弯的。在浓荫密布的柏树下耸立着几尊雕像。那男子用钥匙打开一扇扇百叶窗,让阳光射入沉寂的大厅。我跟在他们后面,走过一间间房间,看着他们把窗子逐扇打开。他们这样做,完全是发自内心地想以此来减轻我的痛苦。房间套房间,每间都是宽敞又空旷,顶篷上饰有壁画,地面是大理石铺的。屋里的空气有股中世纪的陈旧的霉味。有些房间的墙上没有任何装饰,而有一些房间的墙上则挂有壁毯。其中有间房间比其他屋子更昏暗郁闷,中间是张大餐桌,两边排列着教堂用的雕花椅,两边还各耸立着一个铁制的大烛台。

“桑格莱提别墅很美,很古老,先生,”男子又开口说道,“当外面阳光太强太烈时,艾什利先生总是坐在这儿,坐在这把椅子上。”

他几乎满怀敬意地指着桌边的一把高背椅。这一切像是在做梦,一点也不现实。在这所住宅里,在这间屋子里,我再也看不到安布鲁斯了,他再也不可能迈着熟悉的步子吹着口哨,把拐杖扔在椅侧或桌边来回走动,说着话。那夫妇俩漠然地在房间里转来转去,继续单调地打开一扇扇窗子。窗外是个由回廊围起来的四边形小庭院,庭院是露天的,但是浓荫遮蔽。院子中央有眼喷泉,铜像是个小男孩,双手握着一枚贝壳。喷泉边小路旁有棵金链花树,遮天蔽日,自成阴凉。金色的花朵早已凋谢,遍地是尘灰色的豆荚。那男子对妇人低语了几句,那妇人便走到回廊拐角处,扭动一个把手,水流便轻柔地从铜像男孩手中的贝壳里徐徐而出,潺潺流水飞落下来,洒向下面的池塘。

“艾什利先生天天坐在这里观赏喷泉,”男子又说,“他很喜欢看水。他就坐在那棵树下,春天这儿很美,伯爵夫人可以从她上面的房间喊他。”

他又指了指栏杆石柱,妇人便走进房间,过了一会儿,出现在男子刚才指的阳台上,她打开这间房子的百叶窗。水继续从贝壳中往外流,既不飞快,也不往外涌,只是轻柔地溅在小池中。

他继续说:“夏天,艾什利先生和伯爵夫人总坐在这儿,边进餐边欣赏喷泉,我总是候在他们身边,总是拿两个托盘来放在这张桌上。”他指了指那张石桌和旁边静立的两把椅子,又接着说,“他们饭后总在这儿喝点大麦茶,日复一日,天天如此。”

这时他停下来,用手抚摸着那把椅子。一种压抑感涌上我的心头,回廊里阴冷得如同墓穴,空气死一般的沉寂,如同那紧闭的房间里的气息。

我想起了安布鲁斯在家时的情景。夏日,他不着外套,戴着那顶遮阳的旧草帽,四处踱步。我似乎看见了那顶草帽,帽檐斜压着前额,我好像还看到他站在小舟上,卷起双袖指着远洋深处的某个地方。我还依稀记得他是怎样伸出长长的手臂,将在舟边游泳的我拽上小船的。

“是啊,”那男子似乎在自言自语,“艾什利先生就坐在这把椅子上,观赏着泉水。”

妇人又回来了,穿过游廊,关闭了喷泉。水流停止了,铜像男孩低头望着一只空空的贝壳,一切又陷入沉寂。刚才瞪着眼睛望着喷泉的孩子突然弯下腰,小手在地下圆石中一阵扒拉,捡起几个链花豆荚,扔进池中,妇人呵斥了他几句,把他推到墙边站着,随后捡起一把扫帚开始打扫庭院,她的举动打破了死寂。这时她丈夫碰了碰我的胳膊,轻声问:“你想不想去看看先生临终时的房间?”

我怀着一种同样虚幻的感觉,跟随他踏上宽敞的楼梯,来到楼上。这儿的房间远比楼下的简朴,摆设很少,在柏树小道偏北的一端,有一间房子简陋空荡,像是僧屋。墙边靠着一个很简单的铁制床架。床边有一只大口水罐,还有一架屏风。壁炉上方有一张挂毯。墙上壁龛里是尊跪立的圣母玛丽亚雕像,紧握双手在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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