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常年给到医院生产的所有妇女做检查，她说：97%的妇女遭到外阴切除，而且几乎每一名都经历过阴部扣锁的过程。埃德娜给我们看她拍摄的一个录像带，里头一名八岁女孩正在经历阴部扣锁，那个惨状让人不忍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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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国家，执行外阴切除的是传统助产士，但是在塞内加尔和马里，执刀者通常是铁匠阶层的妇女。那些执刀者大多是跟母亲或祖母习得这项技巧，她们的刀子通常都不干净，手术后也无法止血。有些女孩因此丧命，或是一辈子难逃伤口折磨，但是究竟这个比例有多高，完全没有数据统计可以说明。因外阴切除而身亡的女孩，通常会被说成是感染疟疾所致。世界卫生组织的一项研究发现，切除之后伤口会结成疤，使得分娩更为危险，极端的切除形式更是如此。

20世纪70年代晚期，西方人士发起了反外阴切除运动。之前大家称该习俗为“女性割礼”，这种说法过于委婉，因此批判者代之以“外阴残切”（female genital mutilation, FGM）。联合国采用了这个词，并召开多场国际会议谴责“外阴残切”习俗。结果有15个非洲国家立法禁止外阴残切，相关文章也撰写了，会议也召开了——但是，没什么实质性改变。几内亚在20世纪60年代立法，以无期徒刑来惩罚外阴切除行为，犯人在服刑期间还要从事辛苦的劳役工作——若女孩在遭到外阴切除后40天之内丧命，执行者将被判死刑。但截至今天，从来没有任何受审案例，而且99%的几内亚妇女都已遭外阴切除。在苏丹，英国早在1925年就通过法律禁止阴部扣锁25，1946年禁令延伸至所有切除的习俗；然而直到今天，仍有九成以上的苏丹女孩遭到外阴切除。

“这是我们的文化啊！”我们向一名苏丹产婆问起此事，她气愤地表示，“我们全都想切除，美国哪管得着？”产婆说她经常帮女孩切除，都是应她们母亲要求，而且女孩长大后还会感谢她。这也许是事实。那名跟土狼奋战然后到传教士那里求救的埃塞俄比亚瘘管病患玛哈苞巴，她记得当时自己是多么期待接受切割成年礼。

埃德娜·阿丹强烈反对切除习俗，但她表示国际运动效果不明显，从来没有触及一般的索马里妇女。我们开车穿越索马里的哈尔格萨市时，她突然指着对街一幅谴责外阴切除的横幅布条。“联合国来索马里挂布条，”她说，“那有什么用？一点影响都没有！女人连路牌都看不懂！”事实上，国际社会对于外阴残切的谴责，反而促使一些国家产生戒备心而群起抵抗，导致部落团结一心捍卫习俗，他们认为应该保护受到外人攻击的传统。后来反对者终于学聪明了，并稍微退让了些，改而使用更为中性的词“外阴切除”（female genital cutting, FGC）。至少用这个词，不会暗喻他们所帮助的那些妇女是残缺不全的，否则对话起来，气氛会变得太僵。更重要的是，领导地位要交给埃德娜这样的非洲女性，因为她们发言的权威性与说服力远大于外国人。

终止切除运动中最为成功的团体或许是“托斯坦”（Tostan）。这个西非团体采取极度尊重当地人的方式，将外阴切除置于社区发展的大型架构中。推行该方案的代表不是给妇女上课，硬生生地改变她们的观念，而是鼓励村民讨论跟切除相关的人权与健康问题，然后让她们自行选择。事实证明，这个软性推销方案的效果远大于强迫推销。

“托斯坦”由莫莉·梅利钦（Molly Melching）成立，她来自美国伊利诺伊州丹维尔市（Danville），为人热情。虽然长期待在非洲，但是她的外表和口音依然有地道的美国中西部人的味道。高中时上的法文课，让她对任何跟法国有关的事物都心生向往。后来她到法国念书，又在巴黎郊外一个贫民窟工作，那里住的大多是北非人。

1974年她到塞内加尔参与一个学术交换计划，约定交换时间只有半年，但是莫莉一直待到了现在。她很有语言天分，学习了塞内加尔当地的沃洛夫语（Wolof），又参与了和平工作团在塞内加尔的工作，还曾经用沃洛夫语主持过一个广播节目。1982～1985年间，她住在当地一座村庄里，利用美国国际开发总署给予的小笔资金，致力于教育及赋权的工作。

莫莉·梅利钦和其他妇女在塞内加尔的一个“托斯坦”项目上，她们都放弃了外阴切除。

（图片由“托斯坦”提供）

“那座村庄里，没有一个人上过学，”莫莉回忆道，“那里没有学校。村民都非常聪明，只是从来没上过学，而且信息非常匮乏。”这段生活经验，加上担任救援计划独立评估者的那段工作经历，让莫莉对于大型救援计划产生了怀疑。她过着跟塞内加尔人一样的生活，也跟他们一样，看到对外援助工作者开着旅行车到处跑时，会不以为意。她观察到一些救援计划把经费都花在了那些外派来的工作人员身上，而不了解他们是不是做了什么。没有当地人的支持，再善意的团体也只能白费工夫——他们前脚建好一家配给药品的诊所，后脚村民就会把诊所病床分一分搬回家，而医生则转手把药品拿到市场上卖了。“塞内加尔就像座坟墓，里面埋着行不通的救援计划，”她直言不讳地说。

莫莉评估过240个识字教学中心，发现大多效果不好。“一个有50名学生的识字班，上课时却没有人，”她说，“或是即便有人来，也都在打瞌睡。”同样，她看到西方人大声呼吁反抗外阴切除，试图通过法律禁止该项习俗，却没有实际走访乡间，了解母亲让女儿接受切除的深层原因。

“法律是个便捷通道，改好了，大家就觉得不需要再做什么了，”莫莉说，“但真正会带来改变的是教育。”当在塞内加尔讨论要立法禁止外阴切除时，一开始莫莉是反对的，她担心这么做会触及族群政治，引发激烈反抗（这里的大多数族群并不会切除外阴，因此少数切除外阴族群会觉得备受压力）。现在，她对该项法律的态度则相当矛盾：虽然通过该条款的确引发了激烈反抗，但也警示了村民外阴切除对健康的严重影响。

莫莉在自己家里亲身体会到，在切除一事上女孩面临的朋辈压力是那么强大，就算法律禁止也没有用。莫莉的丈夫是塞内加尔人，他们生了一个女儿柔依——有一天，柔依提出了令人震惊的要求。

“我要去做切除，”柔依跟母亲说，“我保证不哭。”柔依所有的朋友都接受了外阴切除，她不想做个异类。莫莉并不是个纵容孩子的母亲，她告诉女儿切除过程所带来的风险，这让女儿改变了主意。这个偶发事件让莫莉深信，终止切除外阴习俗的关键在于改变村民的态度。

1991年，她正式启动“托斯坦”的运作，把重点放在贫穷村庄的教育上。通常“托斯坦”会派遣一名当地教员到村里讲课，课程很多，包括民主、人权、解决问题、卫生、健康和管理技巧等单元。村民必须积极参与，帮助提供上课场地、课桌椅、学生以及老师的食宿。这个课程为期三年，男女都能来，不过学员们要作好心理准备，因为他们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一周三堂课，每堂课两或三小时。课程内容也包括训练村庄的管理者，成立小区管理委员会以及建立小额信贷体系来鼓励村民经营小生意。由当地妇女领导的这个组织非常小心，避免与村里的男人为敌。

“我们倡导女权才一阵子，就听到了反对声音，”莫莉说，“一些男人把我们的中心给关了，他们非常愤怒。后来我们坐下来，重新编写整个单元，把‘女权’改成‘人权’——民主和人权。这时男人也开始支持我们了，男人只是想参与，他们不想被当成敌人。”

“托斯坦”的谨慎作风，不愿意使用“残切”一词的做法，甚至不愿明说他们反对外阴切除的态度，有时候会激怒女权主义者。尽管如此，她们还是保持自己的风格，维持一个正面的态度，让村民有足够的知识自行去作决定。他们的课程内容包含跟外阴切除相关的人权及健康议题，但是抱持不批判的讨论态度，不会建议父母停止帮女儿作切除。最后，大家通过公开地讨论切除而打破了禁忌。妇女一旦认真思考这项习俗，明白了外阴切除并不是普世价值，就会开始担心健康风险。1997年，马里康塔班巴拉村（Malicounda Bambara）一个由35名妇女组成的团体，在上完课后踏出了历史性的一步：她们宣布从此再也不会让女儿进行外阴切除。

从表面上来看，这似乎是个突破，也值得喝彩。但谁也没想到，这到后来竟成了灾难。其他村民痛斥这些妇女没有女性及非洲人的风范，指控她们拿白人的钱来背叛自己的族群。之后的几个月，这些女人们以泪洗面，担心女儿会成为老处女。莫莉向当地一位宗教领袖请教，了解到外阴切除是跟婚姻息息相关的，如果谁家的女儿没做切除，那会严重影响她的婚姻。莫莉认为“托斯坦”的错误在于让单一村庄独自行动。

“大家必须一起改变，否则你永远无法把女儿嫁出去，”莫莉说，“以前我母亲逼我戴牙套，我不仅流血，还哭了整整两年。要是一名非洲妇女说，‘你怎么对女儿如此狠心？’我母亲会说，‘我省吃俭用，从我微薄的薪水里省下一些钱，好让女儿的牙齿变得整齐好看，这样她才嫁得出去。你说我狠心，未免也太过分了！’”外阴切除是同样的道理。

莫莉下决心让整个嫁娶社群集体放弃外阴切除。“托斯坦”先是帮助妇女团体确认经常跟她们村有嫁娶关系的其他村庄，然后举办村与村之间的外阴切除讨论会。“托斯坦”也帮助妇女筹组共同宣誓大会，宣布她们放弃这个习俗。结果成效惊人。在2002～2007年之间，超过2600个村庄宣布停止切除。“速度正在加快！”莫莉说，并补充道，“托斯坦”的目标是在2012年之前终止塞内加尔的所有切除习俗。

2008年，塞内加尔政府检视该国所有终止外阴切除的活动，评定“托斯坦”是唯一取得重要成效的组织，于是把其方案推向全国。几天过后，西非地区的各地卫生官员也全然采纳了“托斯坦”模式。

如今，“托斯坦”已经发展到冈比亚、几内亚及毛里塔尼亚，也在东非的索马里和吉布提开设课程。莫莉表示，该方案由下而上的方式，在每个国家都能找到接受度良好的听众。“托斯坦”的努力已得到许多国际机构的赞赏，2007年被授予希尔顿人道主义奖（Conrad N.Hilton Humanitarian Prize）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奖。这些认可帮助“托斯坦”得到私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及“美国犹太人世界服务组织”（American Jewish World Service）的财政援助，因而能够稳步扩展。为了鼓励捐助者，“托斯坦”还发展了自己的赞助计划：捐助者可以“领养”一个约800人的村庄，支付1.2万美元开设为期三年的课程。

除了华盛顿特区办公室有两名美国人负责筹募资金和推广工作外，莫莉是非洲“托斯坦”唯一的西方职员。非洲“托斯坦”强调雇用当地职员，使其成本效益极佳，部分原因是莫莉只支付自己4.8万美元的年薪。现在面临的考验是她的模式是否也能在索马里、苏丹、乍得、埃塞俄比亚和中非共和国成功推行——由于部分国家饱受战争冲突的蹂躏，在这些国家工作相当危险。

小规模运作良好的计划，搬到非洲大舞台却效果不佳，这种情况历史上早有先例。不过至少在索马里，初期迹象令人振奋。而莫莉也在疑惑，不知道“托斯坦”模式能否套用在终止其他有害的社会习俗，比如荣誉谋杀上。在非洲其他地方，别的团体也从反对外阴切除的运动中获得了动力。一些思想开明的埃及人逐渐开始公开反对这项习俗，其他救援团体——包括“关怀”，也正在进行开创性的工作。埃塞俄比亚和加纳的一些当地草根团体特别令人刮目相看。帮助根除天花的比尔·福奇（Bill Foege）是公共卫生领域的传奇人物，他认为外阴切除现象如果能消失，那么大多也要归功于莫莉和“托斯坦”职员的努力。

“他们做到的事情，是联合国会议、无尽的决议案和政府宣言所没能做到的，”福奇告诉我们，“非洲发展史要是写成文字，赋权女性这一步定会记上重重一笔，因为这是一个转折点。‘托斯坦’已经显示赋权是有感染性的，不论是个人还是村庄，都是通过一传十十传百的方式实现的。”

全世界都在悉心学习像“托斯坦”这样的组织，吸收他们的实地工作带来的重要经验。其中之一，是让大家确信进步是可能的；挑战唯有在直面问题时才能克服，至于如何克服，我们已有更好的战术。失败的大型运动之所以没有达到目标，例如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反抗外阴残切运动，以及西方人标榜赋权女性的阿富汗救援任务，就因为那是由“高坐在树顶”的外国人所制订的。他们向当地人请教，只是做做样子而已。西方人举办会议和改变法律的做法，在无数议题上已证明效果不佳26。如同爱尔兰前总统玛丽·罗宾逊（Mary Robinson）（后来担任了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所说：“50年的人权机制，30年几十亿美元的发展计划，以及无数的高级修辞，把这些结果相加起来，你会发现它们所产生的全球影响力是相对逊色的。这是执行上的失败，其规模之大，让我们全都抬不起头来。”

相反，有些计划则产生了惊人的改变：托斯坦、奇迹基金会、乡村银行、布隆迪“关怀”计划、孟加拉国乡村进步委员会、印度的“自雇妇女协会”和“世界自救妇女”。共同之处在于这些计划皆是民间草根计划，所有权属于当地人，有时候比较像是社会或宗教运动，而非传统的救援计划。通常由特别优秀且有紧迫感的社会企业家所推动，这些社会企业家曾经接触过“树顶”的努力，加以改造后创造出更为有效的由下而上的模式。对于把目标放在发展中国家妇女的新国际运动，这是往前迈进的关键步骤。

女孩帮助女孩

民间援助受虐妇女的作战前线可能是在非洲和亚洲，而乔丹娜·康菲诺（Jordana Confino）在新泽西的韦斯特菲尔德镇（Westfield）读高中时，就已经想出奉献之道。乔丹娜留着暗金色的长发，像是刚从宝座上走下来的舞会皇后。她在中上阶层的家庭环境中长大，认为生而平等是人类的基本权利——后来她才意识到，并不是人人都拥有优渥环境，她为此也深感困扰。

乔丹娜及与其一起从事援助工作的高中学生，代表了社会企业精神的兴起。这促进了兼职救援工作者的增加——就连那些坐在高中教室的学生都加入进来了。大约十岁时，乔丹娜受到了母亲莉萨·奥尔特（Lisa Alter）的启蒙。母亲试着让女儿们了解世界其他地方的问题，给她们看新闻报道，或告诉她们国外女孩所面临的挑战：看看你们住在新泽西有多么幸运！莉萨发现，乔丹娜对于别人这些骇人听闻的境遇感触颇深，远超过她的预期。

乔丹娜·康菲诺在一次以女孩的教育为主题的会议上。

（拍摄：莉萨·奥尔特）

“我们谈论那些文章，尤其跟女孩有关的文章，”乔丹娜说，“有些议题令人非常难过，包括外阴残切、抛弃女婴、童工问题。大约这时，关于阿富汗塔利班政权禁止女孩接受教育的丑闻也被公之于世。我们全家一起讨论，如果女孩不识字，一定难逃受虐的下场。我得承认，理解和面对这些问题似乎超出了我们的能力，但我们开始集思广益，想看看如果把女孩团结起来能够做些什么。”

这个想法在乔丹娜的心中酝酿着。八年级时，她和一名女性朋友组队合作，开始认真讨论成立社团来专门处理这些议题。莉萨和朋友的母亲帮助她们研究并拟订计划，而且一起参加了联合国举办的妇女会议。乔丹娜被听到的故事所深深打动，她们铆足力气筹备策划，不久，一个为国外女孩的教育筹募资金的组织“女孩学习国际”（Girls Learn International, www.girlslearninternational.org）成立了。她们打电话、贴海报、发邮件，乔丹娜也去拜访其他学校，吸收更多志愿者。她上高中时，已经是“女孩学习国际”的一名斗士，该团体也在全国各地成立了分会。

在布朗克斯区青年女性领导学校的年会上，乔丹娜作了专题演讲。她提醒听众，可能在座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困难要面对，但其他国家的女孩面临的是直接的生存难题，更别提上学读书这种奢侈的事情。乔丹娜几乎是会场里唯一的白人女孩，但是看她谈论全球各地各种挑战的架势，俨然已成为许多同龄女孩的榜样。

“2007年，在世界各地的村落社群里，有将近6600万名女孩没办法接受教育，”她说。“当这些女孩长大时，”乔丹娜继续说，“她们成为文盲，男女之间的性别鸿沟更加扩大……教育机会遭到剥夺的女孩更有可能陷入贫穷和疾病的恶性循环，被迫结婚和从妓，成为性交易、家暴和所谓荣誉谋杀的受害者。”

“女孩学习”目前在全美的中学成立了20多个分会，也正在努力制订成立相关大学分会的计划。有些女生一开始加入时，只是为了让申请大学的社团活动履历更漂亮。但是，在得知国外学生的处境后，她们深受触动，最终真心实意地投入了这个工作。

“女孩学习”的每一个分会，都与贫穷国家的一个伙伴班级配对，那些国家是传统上女孩受教育不多的地方：阿富汗、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印度、肯尼亚、巴基斯坦、乌干达、越南。美国女孩筹款帮助她们的伙伴班级，并且帮助伙伴班级所在的学校。乔丹娜还帮助改善了穆赫塔尔·马伊——也就是那位巴基斯坦乡村反强暴民运人士——的办公室。当穆赫塔尔·马伊发电子邮件告知我们她所遭受的最新威胁时，她用的是“女孩学习”所赞助的计算机和网络联机。

“女孩学习”的伙伴班级，大多是由乔丹娜、她母亲和曼哈顿办公室两名专业职员所建立的人脉来挑选的。每一分会一年至少要筹募500美元，而这些年轻人总共已筹募了5万美元左右，专门用来帮助国外的伙伴班级。给予支持的大人每年独立筹募10万美元以上，用来支付行政开销。也就是说，“女孩学习”不是支持国外女孩教育的慈善机构当中最有效率的，因为，比起支援巴基斯坦的女孩继续上学，他们更多的经费是拨给曼哈顿办公室的行政费用。话虽如此，这个组织依然值得赞扬。“女孩学习”的宗旨不只是支持国外女孩的教育，还包括促进交流，以及在家乡建立推行公益运动的基础。就把这当作是美国女孩的教育性风险投资好了，其实这是再划算不过的了。原本会着迷于设计师品牌包的美国高中学生，现在却会把零用钱送去国外，好让印度的女孩有笔记本可以用。

“说到让女孩参与的时间，”“女孩学习”组织成员卡茜迪·杜兰特-格林（Cassidy DuRant-Green）说，“从中学开始不是最好的吗？培养这些女性领袖是我们未来20年要做的工作。”也就是说，表面上该组织虽为像巴基斯坦这样国家的女孩们争取了权利，但是主要受惠者是美国女孩。你在乔丹娜身上，在她为这个目标奋斗时的历练与热情上，可以看出来她深受启发，并在迅速成长。在布朗克斯区演讲时，乔丹娜成熟、自信、有同情心，她呼吁学生支持“女孩学习”分会的成立，指出许多跟在座同样年纪的女孩正遭受拐卖或是荣誉谋杀的现实，最后她以一句响亮有力的口号作结：“女孩的权利就是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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