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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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会质疑呢？因为那颗子弹是7.62毫米口径的，即表明它是从54式手枪里射出来的，与民警无关。这个结果显然不能被死者家属接受，他们认为民警为了开脱，利用职务之便，篡改了证据。

我看完材料后，一样质疑证据保存链的完整性，而法医也未能够证明那颗检验的子弹确实是从死者脑袋里取出，且在被送到实验室以前没有被篡改过。那名法医深感被冤枉，想以死证清白，但在跳楼前被拦下了。可也因为如此，那颗从死者脑部取出的子弹就因为“不干净”，之后未被列为证据。

大家看到这里，或许会觉得我冷血，同是一行，为什么会质疑检验报告呢？这就要从找到的子弹说起。我看过那些采集到的证据，弹头和弹壳各有7颗（民警共开4枪，其中一颗在嫌犯右腿中，嫌犯开3枪），可以说子弹都在，没有一颗失踪。既然子弹都在，那么嫌犯脑部的子弹从哪来的？难道他知道插翅难飞，选择饮弹自尽了？

在我们做完尸检后，跳弹这一猜测就被否定了。死者右太阳穴的射入孔是圆形的，这与跳弹不符。因为跳弹的前提是弹头由枪镗射出后撞击较坚硬的物体上，借助弹头与物体的倾斜度而改变飞行了的路径，同时由于弹头与物体的碰撞，势必造成其形态的改变，而变了形的弹头所形成的弹孔往往是不规则的。

邹云龙那三枪是怎么开的？其中一颗子弹的射击方向（指弹头击中人体时的运行方向）是怎样的？缘何会射入他自己的脑袋里？这桩案子太蹊跷了，乃至我们不相信它的真实性，可越蹊跷的案子，证据其实越多。我记得，尼采就曾这样说过：一件事的荒谬，不能成为驳斥它存在的论据。相反，这恰恰是它存在的条件。

尸检做完后，我又考虑了枪击现场的情况，两位民警当时是与死者正面交火，右腿的子弹射入口就是在正面的。至于死者右太阳穴的射入口，民警们讲不清楚，生死一瞬间的事，他们记不得情有可原，很可能死者中枪后想逃跑，身子一侧就被打中右太阳穴。但若是这样的话，民警就是过度执法，可子弹又不是他们射出的，这案子可谓谜雾重重，难怪死者家属不认同鉴定结果，还引发了群体事件。

从广西来的我们备感压力，做完尸检又赶赴枪击现场，想要再做一次枪击现场的重建。可是，此案事发两月余，现场早就因人为和天气的因素，面目全非了。贵州方面的技术人员早就做过现场勘察，我对此行并不抱希望，但来都来了，不到现场看一看肯定说不过去。

出人意料，这一次我们收获很大。

死者脑部射入口的擦拭轮和污垢环是对称的，这说明射出子弹的人应该是正对着死者的右太阳穴，若角度偏斜，那么射入口的擦拭轮宽度极可能会不对称，形状有点像鸭蛋。我按照死者生前站的大概位置，推测子弹的射击方向，最后走到了工厂后的一片树林里。那是一片荒林，民警和嫌犯都未曾进去过，也由于子弹都找到了，没人对荒林搜索过。

林子里落叶满地，雨水冲刷，与案发时的情形早就不一样了，我本以为这样找下去不会有结果，怎料竟在一块岩石下发现了一颗54式手枪的弹壳（即7.62mm口径的子弹弹壳）。我们心生疑惑，这是第8颗弹壳，可邹云龙只打了3枪，第4颗弹壳怎么来的？

在找到第8颗弹壳后，技术人员立即着手做枪弹痕迹检验，即通过光学成像原理把弹壳和弹头圆柱面上膛线痕迹展开在同一平面上，显示所有痕迹的特征及相互关系。结果，那颗弹壳被证实与邹云龙打出的另外两颗弹壳磨损痕迹不一样，并不是他打出去的。可由于第8颗弹壳的射出时间无法确定，我们不能肯定两件事是同一时间发生的。

事情到了这里，我们5个从广西来的人就被送回去了，以后的进展我就不知道了，这算是我生涯中的一桩悬案。

后来我听人说，邹云龙有同伙，打死他的人正是他的同伙，他们用的枪都是从民警那里抢来的，因此制式是一样的。如果邹云龙家属不去闹，没有引发群体事件，那么贵州的技术人员就能顺利完成枪弹痕迹检验，从而得知子弹是由另一名同伙射出的。交火中，现场砰砰砰地响着，民警精神高度紧张，也忘了分辨枪声。

有人可能又会问，为什么邹云龙的同伙要那么做？我猜，他的同伙没有被被通缉，眼看他要被捕了，他同伙就杀人灭口，而他们抢劫的钱财藏于何处，也成了日后的谜团之一，或许另一桩案子发生后，邹云龙的案子会真相大白。正如美国诗人爱默生说过的一句话：Allisariddle,andthekeytoariddleisanotherriddle.（中文意思：所有的事物都是谜团，而解开一个谜的钥匙是另一个谜）。

总之，与此案有关的贵州同行全部降级或调任异地，案子不了了之，我们找到的证据甚至都没有被公开，可能是考虑到社会稳定性。这案子中有太多的因素不方便透露，因此采用的地名和人名都是化名，见谅。

（第007号案三枪悬案）

小知识：弹头表面粘附的油污、铁锈、烟灰、金属粉末和火药烟渣等也被留在射入口内缘皮肤上，习惯上称为擦拭轮或污垢轮，

法医研究所) 正文 第八案 气杀

你知道，法医最怕什么吗？

很多人都认为，法医胆子大，不怕鬼，不怕死尸。实际上，法医最怕急救人员，因为他们会怕犯罪现场破坏掉，乃至被害人身上的证据都会流失，给日后的罪案侦破工作造成极大的困难。可人命关天，只要被害人有一线希望，我们日后的工作困难再大都是值得的。

2009年4月30日，曾闹得沸沸扬扬的公安部督办案件“南宁三姐妹奸杀碎尸案”告破。同日，南宁市公安局青秀公安分局接到市一医院的电话，说是一名女性伤者经抢救无效死亡，叫我们去一趟。医院几乎每天都会死人，若每次都打电话来，我们的电话非爆炸不可。一接电话，民警和法医就知道，死者“有话要说”。

我和同事赶去时，死者的丈夫在和医院方面争吵，一定要把尸体拉去火化。医生稳不住了，见我们来了，立刻把烂摊子丢过来。经过询问与了解，我们得知死者叫方雨花，其丈夫叫黄强，他俩争吵打架是家常便饭，邻居都可以证明。据黄强交代，死者生前与他在家里撕打，之后他负气离家，数小时后返家时，黄强发现妻子已经在厨房拧开煤气管道，自杀身亡了。

我在医院太平间初步查看了尸体，发现死者四肢有多处划伤，确实是与人撕打留下的外伤。急救人员赶到时，试着抢救，可发现人已经死了，便把尸体运回医院。在此过程中，尸体和现场均已遭到破坏，在这样的情形下，要找到真相会难上加难，这时必须认真区分哪些证据属于第一现场留下的，哪些是急救人员转移过来的。

由于死者确实经常与丈夫打斗，外伤又看不出哪些是致命伤，医院方面为了慎重处理，他们就把我们叫来了。黄强并不理解，还说急救电话是他打的，他若真的杀了人，怎么会打急救电话。我听过这种借口很多次了，凶手经常这么说，等到真相大白，他们又会有另一番说辞。

死者为大，秉着要倾听死者“遗言”的使命，我与黄强进行一番沟通后，他终于同意我们给死者做一次尸检。那么，尸体和事发现场在一定程度上都被破坏了，身为法医的我们有办法听到死者的“遗言”吗？

经过尸检，我发现死者头部的头皮下血肿，颈内肌肉出血，四肢多处划伤，尸斑呈樱桃红色，心血化验碳氧，Hbco（血红蛋白）含量达90%（人体的血红蛋白超60%即会死亡）。根据尸检结果，可认定方雨花确系一氧化碳中毒死亡，其身上的损伤应在中毒之前发生。意思是说，黄强并非先把人杀死，再把煤气打开，伪造了事发现场，结果与黄强的描述似乎不矛盾。

然而，事情的真相是这样吗？黄强没有撒谎吗？

实话说，我第一眼看到方雨花的尸体时，曾怀疑她是被黄强扼死的，因为她背部表皮脱落及皮下出血。所谓扼死，即是用单手或双手、上肢等扼压颈部而引起的窒息死亡，又称掐死。有时可见用肘部、前臂或器械压迫颈部所致的死亡，也属扼死。

奇怪的是，黄雨花颈部的扼痕并不明显，越明显才越容易扼死，这是不是说明我想错了？在扼死案中，受害者常常挣扎抵抗，在其胸部和四肢会留下伤痕。可若凶手心理素质强，仍能避免在这些地方留下伤痕，以迷惑法医。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凶手再聪明都会有遗漏的地方，那就是受害者被扼死时，就算四肢和胸部不能挣扎，可背部会与相靠的物体剧烈摩擦，因此背部会表皮脱落及皮下出血，这是凶手最容易忽略的一点。

黄雨花的背部有非常明显的伤痕，可她颈部的扼伤又不明显，那是为什么呢？在这种情况下，法医就要考虑凶手在扼颈时，颈部有垫衬物的可能性。在这类案件中，为了查明是不是有掩盖扼痕，这就要看法医的解剖了。

对于怀疑死者是被扼死的，为了避免将死后解剖所致的肌肉和软组织血液侵染误认为是扼痕或掩盖扼痕，在解剖时应首先剖开胸腔和颅腔，取出内脏器官和脑，尽量放出颈部血液，使颈部处于相对缺血状态。将查颈前部时，应将颈部肌肉群逐层分离，观察肌肉、甲状腺、甲状软骨、舌骨的损伤等。

问题在我做完这项解剖后又来了，因为死者的颈部肌肉是有出血症状，但并不明显，与外伤看上去相符。即是说，死者未被扼死，也无人用垫衬物来隐藏扼痕。

事情到了这里，死者似乎真是自杀的，黄强的说辞几乎被应证了。可在我的眼中，死者身上仍有两个疑问，一是人体心血中Hbco（血红蛋白）含量达60%以上即可死亡，而死者心血中Hbco含量高达90%，人体生前能否形成这么高的Hbco含量？是我搞错了吗？二是死者颈部损伤虽不致命，但极可能使人失去知觉，而在人失去知觉后不可能完成拧开煤气管道自杀的动作的。

带着这两个疑问，我和民警去到事发现场，准备通过模拟分析重建当时的情况。

模拟重建，顾名思义是指从通过设计、创造与过去的某一段现象或过程相似的环境和条件，运用相似的人或物，模仿重建事发经过。古今中外，犯罪现场的模拟重建数不胜，我国五代后晋时期的《疑狱集》中曾记载的三国时张举所办的“杀夫焚尸”就是著名的一例：妻子杀死丈夫后纵火烧屋，伪造成失火烧死，张举采用同时用火烧活猪和死者进行对比，发现活猪烧死后口中有许多灰烬，但死猪口中则干净，从而获悉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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