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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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嘎的一声开了，像是发出抗议一样。斯坦利快步后退，踏进薄雾中，整个人仰面倒在枯草上，差点把图鉴压成两半。那天晚上，他看见自己的指痕清清楚楚地印在封面上，仿佛封面是用黏土做的，而不是硬纸板。
他没有试着站起来，只用脚跟拼命推土，屁股在滑溜的草地上留下压痕。他双唇紧抿，贴着牙齿。
半开的塔门在地上留下斜影，他在椭圆暗影中看见四只脚，看见牛仔裤腐烂成了黑紫色，橘色线头软趴趴地贴着缝线，水从裤管滴下来，在鞋子四周形成小水坑。鞋子几乎烂光了，露出肿胀发紫的脚趾。它们的双手垂在身侧，感觉太长、太苍白了，每根手指都挂着一个小小的橘色毛球。
斯坦利将折凹的图鉴举在胸前，脸上沾满雨水、汗水和眼泪。他用沙哑单调的声音说：“鸡鹰…蜡嘴鸟…蜂鸟…信天翁…奇异鸟…”
其中一只手掌掌心上翻，掌纹已经被水抹除殆尽，感觉和百货公司的假人的手一样光滑得可笑。
那只手伸出一根手指…然后弯起来。手指系着的毛球跳上跳下、跳上跳下。
它在召唤他。
二十七年后，他会因手臂上的刀伤死在浴室里。但此时，原本跪着的他站起来拔腿就跑，一路冲到堪萨斯街，完全不看左右车流就横穿马路，到了对面人行道上才气喘吁吁地停下来，回头张望。
从他站的地方看不见那扇门，只看得见储水塔矗立在黑暗中，身形壮硕却不失优雅。
“他们都死了。”斯坦利惊魂未定，喃喃自语。
接着，他忽然转身，狂奔回家。
烘干机停了，斯坦利也讲完了他的遭遇。
其他孩子默默看了他很久。斯坦利的皮肤几乎和他刚才描述的四月傍晚一样灰暗。
后来，本终于说：“哇噢。”说完叹了一口气，声音有点沙哑。
“是真的，”斯坦利低声说，“我可以对天发誓。”
“我相信你，”贝弗莉说，“自从我家发生那种事，我什么都信了。”
她忽然起身走向烘干机，差点撞倒自己坐的椅子。她将抹布一块块拿出来，折叠整齐。虽然背对着他们，但本觉得她应该是在哭。他很想走到她身边，却没那个勇气。
“我们应该告诉威廉这些事，”埃迪说，“他会知道该怎么办。”
“怎么办？”斯坦利转头看他，“什么叫怎么办？”
埃迪局促地看着他说：“呃…”
“我才不想怎么办。”斯坦利说。他恶狠狠地瞪着埃迪，埃迪在椅子上不安地扭动身躯。“我只想忘掉那件事，我只想这么办。”
“事情没那么简单。”贝弗莉回过头来轻声说。本猜对了。阳光穿过肮脏的洗衣店窗户斜斜地照了进来，照亮了贝弗莉脸颊上的两条泪痕。“不只是我们，我那天听见维罗妮卡·格罗根的声音，还有起先听到的小男孩…我想可能是克莱门茨家的小孩，就是那个骑三轮车时失踪的小男孩。”
“那又怎样？”斯坦利不服气地说。
“要是还会继续呢？”她问，“万一它抓走更多小孩呢？”
斯坦利明亮的棕色眼眸盯着贝弗莉的一双蓝眼，仿佛在回答她的问题：就算会那样又怎样？
但贝弗莉没有低头，最后反倒是斯坦利垂下了眼眸…可能因为她还在哭，也可能因为她的担忧让她占了上风。
“埃迪说得对，”她说，“我们应该告诉威廉，甚至告诉警长——”
“是啊。”斯坦利说，试图装出轻蔑的样子，可惜没有成功。他的语气里只有满满的疲惫。
“储水塔有死掉的小孩，浴室里有小孩才看得见、大人看不见的血迹，小丑在运河漫步，气球逆风飘浮，木乃伊，门廊底下有麻风病人。波顿警长肯定会笑掉大牙…然后把我们统统送进疯人院。”
“只要我们一起去，”本苦恼地说，“只要我们都去…”
“对啦，”斯坦利说，“你厉害。再多讲一点啊，干草堆，写一本书好了。”说完他起身走到窗边，手插在口袋里，表情中有愤怒、不安和害怕。他默默地注视着窗外，肩膀在整洁的衬衫下显得僵硬而叛逆。他没有转身，将刚才的话又重复了一次：“他妈的写一本书好了！”
“不，”本静静地说，“威廉会写。”
斯坦利转过身来，满脸惊讶。其他孩子都看着他。本脸上露出受惊的神情，仿佛莫名其妙打了自己一巴掌。
贝弗莉折好最后一块抹布。
“鸟。”埃迪说。
“什么？”贝弗莉和本同时问道。
埃迪看着斯坦利说：“你是靠大喊鸟的名字才脱身的？”
“可能吧，”斯坦利不情愿地说，“但也可能门只是卡住了，后来开了。”
“你没有靠在门上？”贝弗莉问。
斯坦利耸耸肩，不是生闷气，只是表示他不知道。
“我觉得是因为你朝它们喊鸟的名字，”埃迪说，“但怎么会呢？电影里都是拿十字架…”
“或是念主祷文…”本接着说。
“或《诗篇》二十三…”贝弗莉说。
“我知道《诗篇》二十三，”斯坦利气冲冲地说，“但十字架那招对我不管用。我是犹太人，记得吗？”
其他孩子尴尬地撇开头，因为斯坦利说得没错，而他们竟然忘了。
“鸟，”埃迪又重复了一次，接着说，“上帝啊！”说完立刻歉疚地瞄了斯坦利一眼。但斯坦利只是闷闷地看着对街的班戈水利局。
“威廉会知道该怎么办。”本忽然这么说，仿佛终于决定赞同贝弗莉和埃迪似的，“我敢跟你打赌，赌什么都行。”
“听着，”斯坦利认真地看着他们说，“好吧，如果你们要这么做，我们就告诉威廉，但我只做到这里。你们要笑我胆小或孬种都行，我无所谓。我不胆小，我不觉得我胆小，只是储水塔里那些东西…”
“你要是不害怕，那才是疯子呢，斯坦。”贝弗莉柔声说。
“没错，我是害怕，但那不是重点，”斯坦利激动地说，“不是我要说的东西。你们难道不明白——”
其他孩子露出期待的眼神看着他，困惑，却又有一丝期待。但斯坦利发现自己无法解释心里的感觉。他词穷了。那种感觉有如一堵砖墙，几乎让他窒息，但他却无法将它宣泄出来。尽管他很能干，很自信，但毕竟只是个刚念完四年级的十一岁男孩。
他很想告诉他们，跟他们说，有比恐惧还糟糕的东西。有许多事会让人害怕，例如，骑脚踏车差点被车撞，注射沙克疫苗前得了小儿麻痹。疯子赫鲁晓夫或被水淹过头顶也可能让人恐惧。但这些事就算可怕，人还是可以应付。
但储水塔里那些东西…
他很想告诉他们，那些死去的孩子从螺旋状台阶上跌跌撞撞地走下来，不只让他害怕，更冒犯了他。
没错，就是冒犯。他只能想到这个词，但要是说出口，一定会被他们嘲笑。他知道他们喜欢他，认同他是他们的一分子，但还是会笑他。无论如何，世上有些东西就是不该存在。说它们存在冒犯了人的理智，违反了一个关键的概念。神让地球轴心稍微偏斜，让昼夜交替在赤道只要十二分钟，在因纽特人打造冰屋的地方则要一小时左右。神做了这件事，然后说：“好吧，既然你搞得懂地轴倾斜，那什么事都难不倒你了。因为就连光都有重量。火车汽笛频率忽然降低，就是多普勒效应。飞机突破音障发出的轰鸣不是天使鼓掌，也不是魔鬼胀气，只是空气落回原处。我让地球倾斜，然后坐在观众席看好戏。我没什么好说的，除了二加二等于四，空中的光点是星星，血迹大人看得到，小孩也看得到，死掉的小孩就是死掉了。”斯坦利很想说：我想，人可以和恐惧共存，就算不是永远，也能维持很久、很久。但人可能无法和羞辱同在，因为它会在人的思维中开出一道裂缝，往里看就会发现活的东西，有着不会眨动的黄眼睛，里头黑漆漆的，散发着恶臭。过了一会儿，你可能感觉里面是另一个世界，天空会出现方形的月亮，星星会冷笑，三角形有四个或五个边，甚至有五的五次方个边。那个世界可能有会唱歌的玫瑰，什么都有可能。假如可以，斯坦利很想这么跟他们说。尽管去教堂听他们说耶稣在水上行走吧，但要是我看见一个人在水上走，我只会尖叫、尖叫，再尖叫。因为那对我来说绝不是奇迹，而是羞辱。
但他什么都讲不出口，只好又说了一次：“害怕不是重点，我只是不想蹚浑水，把自己搞成疯子。”
“那你至少和我们一起去找威廉谈谈，好吗？”贝弗莉问，“听听他怎么说。”
“当然，”斯坦利说，接着笑了，“也许我该带着图鉴去。”
他们全都笑了，气氛终于轻松了一点。
贝弗莉在洗衣店外和大家道别，拿着抹布回家。家里还是没人，她将抹布放回厨房水槽底下，关上柜门，站起身朝浴室望了一眼。
我才不要去浴室，她心想，我要去看《舞台秀》，看自己是不是真的学不会腹式呼吸。
于是她走进起居室打开电视，但五分钟后就把它关了，让迪克·克拉克来不及介绍一张史崔德斯棉片能去除青少年脸上多少油垢。（迪克手里拿着脏兮兮的棉片，放到镜头前让全美青少年看清楚，同时说：“各位要是以为光靠清水和肥皂就能把脸洗干净，先瞧瞧这个吧。”）
贝弗莉走回厨房，打开水槽上方的橱柜。父亲的工具都收在那里，包括卷尺，就是可以吐出长长的黄色舌头的那种尺子。她将卷尺握在冰冷的手中，朝浴室走去。
浴室里光洁寂静，她隐约听见杜雍太太在吼儿子吉姆，要他别站在马路中间，快闪开！
她走到洗手台前，低头看着漆黑的排水孔。
她默默地站了一会儿，牛仔裤里的双腿和大理石一样冰，乳头又尖又硬，连纸张都能割破，嘴唇干巴巴的。她在等声音出现。
没有声音。
她颤抖着轻叹一声，开始将卷尺伸进排水管内。卷尺缓缓往下，有如乡下市集插进特技表演者咽喉的长剑。十五厘米，二十厘米，二十五厘米。卷尺停住了，应该是卡在水槽下方的水管弯折处吧，贝弗莉心想。她扭动卷尺，轻推了几下，卷尺又开始往下走。四十厘米，六十厘米，九十厘米。
贝弗莉望着两侧都被父亲的大手磨成黑色的铬铁盒，看卷尺不断从里面吐出来，心中浮现卷尺钻过漆黑水管的画面。卷尺沾到淤积的残垢，刮起碎屑，深入阳光不曾进去、夜晚永不止息的世界。
贝弗莉想象包着小如指甲的铁片的尺头不断深入黑暗。她在心里大喊：你在做什么？她并非无视心里的声音…却似乎听不进去。她看见卷尺的前端直直往下，已经进到地下室了。她看见卷尺撞到污水管…这时，卷尺又卡住了。
她再次扭动卷尺，又细又软的尺身轻轻发出怪声，让她想起锯子在腿上弯折的声音。
她仿佛看见卷尺前端在污水管的底部扭动。管壁应该是陶瓷表面。她看见卷尺弯曲…随即又能往下推了。
忽然，卷尺开始自己往下跑，仿佛有人在拉另一端似的。不只是拉，是拼命往下扯。她瞪大眼睛望着卷尺不停地往下，吓得张大了嘴巴。害怕，但并不意外。她不是早就知道了吗？不是早就知道会这样吗？
卷尺滚完了。差不多五米半。
这时，排水管内传来轻笑声，随即是近乎责难的低语：贝弗莉啊，贝弗莉…你赢不了我们的…
敢试的话，就等死吧…等死吧…等死吧你…贝弗莉…贝弗莉…贝弗莉…莉、莉、莉…
卷尺盒里发出咔嗒一声，尺身突然开始迅速回卷，快得连数字和刻度都看不清楚。最后一两米沾着发黑的红色液体，吓得贝弗莉尖叫一声，将卷尺扔在地上，仿佛那是一条活蛇。
鲜血滴在洁白的陶瓷洗手台上，流回排水孔里。贝弗莉弯腰啜泣，感觉恐惧沉沉地挤压着腹部。
她拾起卷尺，用右手拇指和食指拈着它，拿到厨房。她一边走，血一边从卷尺上滴到走廊和厨房的地板上。
她用父亲发现卷尺被她抹到血之后会说的话（对她做的事情）镇定自己。但他当然看不到血，她不晓得该不该为此感到高兴。
她拿了一条干净的抹布（像刚出炉的面包一样温暖）回到浴室。清理之前，她把硬橡皮塞塞进排水孔。血还是新的，很容易清理。她沿着自己刚才走过的路，将塑料地板上硬币大小的血迹擦掉，接着将抹布洗好、拧干，放在一旁。
她又拿了一条抹布清理父亲的卷尺。血很浓、很稠，有两处沾了发黑的血块，触感很像海绵。
虽然卷尺只有一两米沾了血，但贝弗莉还是从头到尾清理了一遍，除去所有污垢。擦完之后，她将卷尺放回水槽上方的橱柜，将两块沾血的抹布拿到公寓后面。杜雍太太又在吼吉姆了，一字一句骂得清清楚楚，有如钟声回荡在闷热的午后。
后院空荡荡的，除了泥土和杂草，就只有晒衣绳和一台生锈的焚化炉。贝弗莉将抹布扔进炉子里，在后院台阶上坐下来。泪水不由分说，忽然夺眶而出。这一回，她不再压抑自己。
贝弗莉双手抱膝，头抵着手臂哭泣。杜雍太太叫吉姆别站在马路中间，还是他想被车撞死？
德里：插曲之二
我曾目睹自己酿成的悲剧。
——罗马诗人维吉尔
人不能拿无限开玩笑。
——电影《残酷大街》
一九八五年二月十四日/情人节
我才刚松了一口气，结果上周又发生了两起失踪案，都是孩子。一个是十六岁的男孩丹尼斯·托里欧，另一个小女孩才五岁，失踪前正在西百老汇家中后院玩雪橇。女孩母亲找到了雪橇（蓝色飞盘状的玩意儿）却没看见女儿，快急疯了。案发前一晚才下了雪，大约积了十厘米。我打电话给拉德马赫警长时，他说只找到了女孩的足迹。我想他对我是愈来愈不耐烦了。不是那些让我晚上睡不着的东西，我遇到了更糟糕的，不是吗？
我问他可不可以看一下警方的搜证相片，他拒绝了。
我问他小女孩的脚印是不是指向排水沟或下水道口，之后是漫长的沉默。接着他说：“汉伦，我开始觉得你是不是应该去看医生了？专治脑袋的医生。那个女孩是被她父亲带走的，你不看报纸吗？”
“托里欧家的小孩也是被父亲带走的？”我问。
又是漫长的沉默。
“饶了你自己吧，汉伦，”他说，“也饶了我吧。”
说完他就挂断了。
我当然看报纸了。每天早上将报纸放到图书馆阅览室的人不就是我吗？失踪的女孩名叫劳丽·安·温特巴格。一九八二年春天，她父母激烈的离婚诉讼结束后，小女孩就由母亲监护。霍斯特·温特巴格目前应该在佛罗里达做机械维修方面的工作。警方的推论是，霍斯特从佛罗里达一路开到缅因，把女儿抓走了。他们认为霍斯特将车停在屋前，喊了他女儿，小女孩听话上车，因此地上只有女孩的脚印。但警方完全不提另一个事实，那女孩两岁之后就没见过她父亲了。当初离婚官司会打得那么激烈，一个原因就是温特巴格太太指控丈夫至少猥亵过女儿两次。她要求法院禁止霍斯特探视女儿。虽然霍斯特激烈否认自己曾猥亵过女儿，法院还是支持了母亲的请求。拉德马赫认为，法院的裁决让霍斯特完全无法接触独生女儿，可能导致他下手绑架。这个讲法还算有一点说服力，但我请问各位：劳丽三年没见过父亲，有可能一眼就认出他来，听他喊她就跑过去吗？拉德马赫说有可能，即使劳丽上一回见到父亲时才两岁。但我认为不可能。而且劳丽的母亲也说她把女儿教得很好，不会随便靠近生人或和他们交谈。在德里镇，大多数小孩很早就学会这一点。拉德马赫说他已经要求佛罗里达警方追查霍斯特的下落，他能做的到此为止。
“监护权的事情归律师管，不是警察。”那个脑满肠肥的自大浑球在周五的《新闻报》上这么说。
但托里欧家的男孩…完全不一样。他家庭幸福美满，是德里高中美式足球队队员，又是优等生，一九八四年参加拓展训练学校的求生夏令营，以高分过关，没有嗑药，有女朋友，而且显然为她痴狂。他有大把理由活下去，有大把理由待在德里，至少再待两年以上。
而他竟然离开了。
他到底怎么了？是突然生出浪迹天涯的冲动，还是被酒驾司机撞死，掩埋尸体好湮灭证据？或者他其实还在德里，只是隐藏在某个阴暗的角落，和贝蒂·里普森、帕特里克·霍克斯泰特、爱德华·科克兰及其他孩子为伴？还是【right】（稍后）
我又开始了。老是想着同一件事，毫无建树，只是把自己逼到疯狂边缘。只要通往书架区的铁楼梯一响，我就吓得半死，只要瞧见一点阴影就心惊胆战。我发现自己常常在想，要是我推着橡胶轮推车把书放回架上时，突然有一只手从两排书中间伸出来抓我，我会有什么反应。
这天下午，我又差点克制不住冲动，打电话给他们。我甚至已经拿着斯坦利·乌里斯的号码，拨了亚特兰大的区号404。我抓着话筒问自己，打给他们是因为我很有把握，百分之百确定，还是因为太害怕，不想独自承担，得找一个知道（或能理解）我在害怕什么的人谈谈。
我仿佛听见理查德用香草胖球先生的声音说，批货？批货？先生，我们不需要批什么鸟货！清楚得好像在我面前说话一样…于是我挂了电话。谁要是像我想见理查德那样想见一个人，肯定得怀疑自己的动机，因为人最会对自己说谎。事实上，我依然不是百分之百确定。如果再有人丧命，我一定会打…但目前这种情况，就算拉德马赫再胡扯，我也得假设他有可能是对的。小劳丽可能记得她父亲，家里可能有他的相片。而且我想，真的很会说话的大人是有可能将小孩骗上车的，即使小孩被教得很好也一样。
我还害怕另一件事。拉德马赫说我可能快疯了。我不这么认为，但要是我现在打电话，他们可能会觉得我疯了。更麻烦的是，万一他们不记得我了怎么办？迈克·汉伦？谁啊？我不记得认识一个叫迈克·汉伦的人。我根本不记得你。什么承诺？
我感觉打电话的时候还没到…如果到了，我一定会知道，而他们的回忆线路也会同时恢复，就像两个巨轮以惊人之力缓缓靠近，一边是我和德里镇，另一边是我的童年玩伴。
时间到了，他们就会听见乌龟的声音。
于是我等待，迟早我会知道时候到了。我认为问题不是要不要打电话给他们。
是什么时候打。
一九八五年二月二十日
黑点酒吧失火了。
“迈克，商业部就是爱篡改历史，这又是个绝佳的例子。”要是艾伯特·卡森依然在世，应该会这么跟我说，或许边说边笑，“他们会那么做，而且有些时候几乎得逞了…但老一辈的人会记得事情的经过，他们不会忘记的。只要你用对了方法，他们有时就会开口。”
不少住在德里镇二十年的老居民压根不晓得旧陆军航空基地曾经有一个士官专用的特殊营房，离基地其他设施足足有八百米远。每到二月中旬，气温降到零度左右，时速六十五公里的强风扫过跑道，风寒效应夸张到令人难以置信，多走那八百米路可能让你冻僵、冻伤，甚至丧命。
其他七个营房都有煤油暖气、防风窗和绝缘设备，里头又暖和又舒服。特殊营房住了二十七名E连士官，却只有一个不太管用的老旧柴炉，柴火还得靠自己捡拾，所谓的绝缘设施也只是在外墙铺一些松树和云杉的枝干。其中一名士官某天帮营房装了全套的防风窗，之后全连就到班戈的基地去干活，忙到晚上才回来。他们又累又冷，却发现所有窗子都破了，一扇不剩。
那是一九三〇年的事。当时半数美国空军驾驶的还是双翼飞机，但比利·米切尔坚持进行空军现代化，最后惹恼了上级，成为他们的眼中钉。上级在华盛顿狠狠修理了他一顿，经过军法审判，将他丢到内勤去“飞办公桌”。米切尔不久后就申请退役了。
因此，尽管德里基地有三个跑道（只有一个铺设完全），飞机出勤却少得可怜，大部分任务都只是没事找事。
其中一名E连士兵一九三七年退役后回到德里，那人就是我父亲。他曾经跟我说过一个故事：“一九三〇年春天，大约是黑点酒吧失火前半年，我和四名弟兄拿到三天休假到波士顿玩。收假那天经过大门，看见一个大个儿站在检查哨内侧，身体倚着铲子，用手将粘着屁股的卡其裤拉开。他是中士，从南方来的，头发和红萝卜一样红，满嘴烂牙，一脸青春痘，简直就像一头无毛猩猩。你知道我的意思。大萧条时期，部队里一堆这种人。
“我们走进大门，四个刚收假的年轻人，心情好得很。但我们从他眼神里看得出来，他很想找我们的碴儿。因此我们马上立正敬礼，好像他是‘黑杰克’潘兴将军似的。我以为我们应该不会有事，但那时候是四月下旬，天气又好，阳光普照，我忍不住开口说了一句：‘午安，威尔森中士。’结果被他用两脚重重地踩了一下。
“‘我准许你跟我说话了吗？’他说。
“‘没有，长官。’我说。
“他看了看其他三名弟兄，特雷弗·道森、卡尔·鲁恩和亨利·威特森——他们那年秋天都死在酒吧大火里——对他们说：‘这聪明的小黑鬼惹到我了，你们几个黑炭要是不想和他一样干一下午苦工，就立刻回营房放下东西，然后去找值班军官报到，听懂没有？’
“于是他们转身离开，威尔森大吼：‘跑步去，你们三个浑球！让我看到你们的鞋底！’
“他们赶紧跑开了。威尔森拽着我到装备区，拿了一把圆锹给我，接着把我带到那块大空地上，就是之前西北航空空中巴士停靠区那一带。他看着我，咧开嘴，指着地上说：‘看到那个坑了没有，黑鬼？’
“地上根本没有坑，但我想最好还是顺着他，便低头看着他手指的方向，说我看到了。他捶了我鼻子一拳，将我打倒在地，鲜血顺着衬衫流下来。那是我最后一件干净的衬衫。
“他对我咆哮：‘你没看到坑，是因为某个大嘴巴浑球把它填起来了！’他脸颊绯红，咧嘴大笑，显然扬扬得意。‘所以你该怎么做呢，午安先生？你该把土从坑里弄出来，马上！’
“我挖了快两小时，就快挖到下巴那么深了。最后半米左右是黏土，等我挖完，坑里的水已经淹到脚踝，我鞋子湿透了。
“威尔森中士说：‘爬出来，汉伦。’他坐在草地上抽烟，不肯拉我一把。我浑身上下都是泥巴，脏得要命，更别说卡其制服上还沾了没干的血。他起身走过来，指着那个坑。
“‘你看到什么了，黑鬼？’他问我。
“‘一个坑，威尔森中士。’我说。
“‘嗯，没错，但我现在不要它了，’他说，‘我不想要黑鬼挖的坑，把土填回去，阿兵哥。’
“于是我又把土填回去。等我忙完，太阳已经下山了，气温愈来愈低。我拿起圆锹将最后一铲土敲平，他走过来检查。
“‘你看到什么了，黑鬼？’他问。
“‘报告长官，一堆土。’我说，说完他又揍了我一拳。老天，小迈克，我差点就从地上跳起来，用圆锹把他脑袋劈成两半。但我要是那么做，就再也见不到天空了，只能隔着牢房往外看。不过，我事后好几次都觉得应该那么做，但我当时总算克制住了冲动。
“‘那才不是一堆土，你这个猪脑大白痴！’他对我大吼，口水四溅，‘那是我的坑！你最好立刻把土铲出来，快点！’
“于是我又把土从坑里挖出来，然后再次填满。他问我为什么把坑填满，让他没办法大便，所以我又把土挖出来。他脱下裤子，露出瘦巴巴的双腿和发红的屁股，一边拉屎一边抬头对我咧嘴笑，说：‘汉伦，你还好吧？’
“‘报告长官，我很好。’我立刻回答，我决定咬牙硬撑，直到我晕倒或死掉为止。我压抑着心里的愤怒。
“‘好，我来安排。’他说，‘首先，你最好把坑填满，列兵汉伦。而且你最好勤快点。你动作变慢了。’
“所以我又开始填土。我看他笑的样子，知道这才刚开始。但这时他一个朋友拿着煤气灯过来，告诉他营区有人来突击检查，他错过了。我的弟兄帮我掩护，所以我没事，但威尔森的伙伴（如果他有伙伴的话）都懒得帮他。
“于是他放了我。隔天我等着看惩戒名单上出现他的名字，可惜并没有。我猜他一定和少尉说他在教训一个伶牙俐齿的黑鬼，所以错过了检查，说德里基地的所有坑洞都是那个黑鬼挖的，挖好的和还没挖的统统是。上级搞不好颁发奖章给他，而不是叫他去削马铃薯皮。我们E连的人在基地就是这种命。”
父亲告诉我这个故事时，大约是一九五八年。我想他当时已经快五十了，但我母亲才四十岁左右。我问他，既然德里那么不友善，他干吗回来？
“唉，小迈克，我十六岁就入伍了，”他说，“我是谎报年龄才进去的，而且不是我的主意，是你奶奶吩咐的。我当时个头不小，我猜正是因为这样，谎言才没被戳破。我在北卡罗来纳州的伯高出生长大，只有等烟草卖出去了，或是我父亲冬天猎到浣熊或负鼠，我们才吃得到肉。关于在伯高的生活，我唯一记得的好东西就是周围摆满玉米饼的负鼠派，真是美极了。
“你爷爷因为农场机械意外过世之后，你奶奶就说要带着菲利·路博德到柯林斯投靠亲戚。菲利·路博德是家里最小的孩子。”
“你是说菲利叔叔吗？”我问。想到大家都喊他菲利·路博德，我就觉得好笑。他在亚利桑那州的塔克森市当律师，还当了六年市议员。我小时候以为菲利叔叔很有钱。在一九五八年，作为一个黑人，我想他算有钱的吧，当时他的年薪是两万美元。
“就是他，”我父亲说，“但他那时还是个十二岁的毛头小子，头上戴着卷烟纸做的水手帽，套着围兜，光着脚丫子。他是老幺，我是倒数第二个孩子，其他几个都离家了：两个死了，两个结婚了，一个在牢里。坐牢的那个哥哥叫霍华德，从小就没干过正经事。
“‘你去参军，’你奶奶雪莉对我说，‘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立刻发薪水，但只要他们开始发薪水，你就得按月寄钱回家。我不想把你送走，孩子，可是你如果不照顾我和菲利，我们就活不下去了。’她把我的出生证明给我，要我拿给征兵官。我发现上头的日期已经改了，我变成了十八岁。
“所以我就到法院大楼去找征兵官，跟他说我要参军。他把表格给我，指着签名栏要我签。我说：‘我不会写自己的名字。’他哈哈大笑，脸上一副怎么可能的表情。
“‘好了，小黑仔，赶快签名吧。’他说。
“‘等一下，’我回答说，‘我想问几个问题。’
“‘说吧，’对方说，‘你问什么我都能回答。’
“‘军队里每周吃两次肉吗？’我问，‘我妈说的，所以她硬是要我参军。’
“‘不是，部队不是每周吃两次肉。’他说。
“‘唉，我想也是。’我说，心想这家伙虽然讨厌，起码很诚实。
“没想到那人接着说：‘部队每晚都有肉吃。’我惊讶刚刚自己怎么会觉得他很诚实。
“‘你以为我是白痴，对吧？’我说。
“‘你说对了，黑鬼。’他说。
“‘还有，我入伍之后就得照顾妈妈和菲利·路博德，’我说，‘我妈说那叫薪水。’
“‘就是这个。’他用手指敲了敲薪水单说，‘你还有什么问题要问？’
“‘呃，’我说，‘我要受什么样的训练才能变成军官？’
“我话还没说完，他已经开始仰头大笑，我觉得他都快被口水呛到了。笑完后，他说：‘孩子，部队要是让黑鬼当军官，耶稣都会到酒吧跳牛仔舞了。好了，你到底签不签？我已经没耐性了。还有，你把这里弄得臭死了。’
“所以我就签了。他将我的薪水单和召集令订在一起，然后带着我宣读誓词，说完我就变成军人了。我以为他们会送我到新泽西，因为当时没战争，部队都在那里搭桥，没想到却被分到缅因州德里镇的E连。”
他叹了口气，硕大的身躯在椅子上动了动，蜷曲的白发贴着头皮。那时，我们家在德里有挺大一块地，而且还摆路边摊，可能是班戈以南最棒的。我们一家三口很勤勉，收获时会另外请人帮忙，生活过得还不错。
他说：“我会回德里镇，是因为我南方北方都跑遍了，发现种族仇恨到哪里都一样，不是只有威尔森中士会那样。他只是个佐治亚州来的浑球，随身带着南方那套。他不是跨过宾州和马里兰州的州界才开始讨厌黑鬼。他到哪里都讨厌黑鬼。也不是黑点酒吧的大火让我发现了那一点。你知道，小迈克，从某方面来说…”
他瞄了我母亲一眼。我母亲正在编织，没有抬头，但我知道她正竖耳倾听，我想我父亲也知道。
“从某方面来说，是那场火让我变成了真正的男人。火灾死了六十人，其中十八个是E连的弟兄。火灾之后，我们连几乎瓦解了。亨利·威特森、斯托尔克·安森、阿兰·斯诺普斯、艾佛瑞特·麦卡斯林、霍尔顿·萨托里斯…他们都是我的朋友，都死在那场火里。纵火者不是威尔森中士和他那群死党，而是缅因白礼军团的德里分部。儿子，你们学校的某些孩子，当年就是他们的老爸点火烧了黑点酒吧。我说的不是那些穷人家的小孩。”
“为什么，爸爸？他们为什么放火？”
“呃，因为这就是德里镇。”父亲皱着眉头说，他缓缓点着烟斗，将火柴摇熄，接着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没办法解释，却又一点也不意外。
“你知道，白礼军团就是北方版的三K党，一样穿白袍，烧十字架，写下充满憎恨的涂鸦。他们认为黑人占了白人的车站，抢了白人的工作。他们有时会在宣扬黑白平等的教会里安置炸药。大多数历史书只讲三K党，很少提白礼军团，许多人根本不晓得有这种组织。我猜可能因为这些书大多是北方人写的，他们觉得丢脸，所以没写。
“白礼军团在大城市和工业区最盛行，纽约、新泽西、底特律、巴尔的摩、波士顿和朴次茅斯之类的地方都有分部。他们在缅因州尝试过，但只在德里镇发展起来了。哦，刘易斯顿有一阵子也很猖獗，大概就是黑点酒吧失火那时候。不过，那里的人并不担心黑人强暴白人妇女，也不怕白人的工作被抢走，因为那里根本没有黑人。他们担心的是游民和流浪汉，那些绰号‘补助金军团’的家伙会和所谓的‘共产流氓军’，也就是失业者，沆瀣一气。通常只要有这种人进城，就会被白礼军团赶走，甚至在他们裤子里塞毒漆藤，或点火烧他们的衬衫。
“不过，黑点大火之后，白礼军团在德里就衰落了，因为情况失控了，你知道。这地方似乎就是这样，有时候。”
他停下来，吐了几口烟。
“小迈克，那种感觉就像白礼军团是一粒种子，在这里找到了沃土。它是有钱人的俱乐部。大火之后，他们互相掩护，为彼此说谎，将整件事情盖了过去。”父亲的语气中浮现一股怨毒，母亲皱着眉毛抬起头来。“毕竟死的是谁？不过就是十八个黑鬼阿兵哥，十四五个当地黑鬼，外加爵士乐团的四名黑人…还有一堆喜欢黑人的家伙，算得了什么？”
“威尔，”母亲轻声说，“别再说了。”
“不要，”我说，“我要听！”
“该上床睡觉啦，小迈克。”父亲用粗糙的大手摸摸我的头说，“我只有一点要补充，但我想你应该听不懂，因为连我自己都不太能理解。那晚发生在黑点酒吧的事情虽然惨…但我不认为原因只是‘我们是黑人’，甚至不是因为酒吧紧邻西百老汇，有钱的白人从以前到现在都住在那里。白礼军团在德里镇会这么猖獗，我认为不是因为这里的人比波特兰、刘易斯顿和布朗斯威克的人更憎恨黑人和游民，而是因为这个地方。我感觉，坏事、伤人的事在这块土地上特别容易发生。这些年来，我一直有这种感觉。我也不晓得为什么…但确实如此。
“不过，这里还是有好人的，当时也不例外。葬礼有几千人参加，不只为白人哀悼，也为黑人送行。店家歇业将近一周，医院也免费为伤者治疗。许多人真心送上慰问信和整篮的食物，镇上到处有居民伸出援手。我就是那时认识杜威·康洛伊的。你也知道我那个朋友肤色和香草冰淇淋一样白，但我感觉他就像我兄弟。我愿意为他牺牲，虽然人无法真正看透别人的内心，但我想他也愿意为我而死。
“总之，部队将幸存的阿兵哥调走，仿佛觉得丢脸似的…我想他们真的那么觉得。最后我被调到胡德堡，在那里待了六年，遇到你母亲，我们在你母亲的娘家盖维斯顿结婚。虽然事隔多年，我心里却一直惦记着德里，因此在战后便带你母亲回到这里，然后有了你。现在我们住的地方离一九三〇年黑点酒吧所在的位置不到五公里。先生，我想你的上床时间到了。”
“我想听火灾的事！”我大叫，“告诉我嘛，爸爸！”
他皱起眉头看着我，那种表情总能让我乖乖闭嘴…或许因为他很少露出那样的表情。他通常都笑嘻嘻的。“那种事不是小孩听的，”他说，“下回再说吧，小迈克，等我们都再长个几年。”
结果，我等了四年才得知黑点酒吧那一晚究竟出了什么事。那时我父亲的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他在医院病床上向我娓娓道来，麻醉药让他时而清醒，时而昏沉，癌细胞则聚集在肠道内，忙着吞噬他的生命。
一九八五年二月二十六日
我重读上回写的内容，看到我父亲那一段时竟然哭了出来。父亲已经过世二十三年了，我还记得自己很伤心，难过了将近两年。一九六五年，我从高中毕业，母亲看着我说：“你父亲一定会为你感到骄傲！”我们拥抱哭泣，我以为就这样结束了，我们终于为他流下了最后的眼泪，将他埋藏在记忆中。但谁晓得悲伤会延续多久？一个人是否有可能在自己的孩子或兄弟姊妹死去三十或四十年之后，某一天在半梦半醒之间想起对方，心中依然充满失去亲人的空洞感，有一块地方永远填不满…就算死后也无法填满？
我父亲一九三七年领取残障抚恤金从军中退役。当时他所在的部队已经很有准备出征的架势，他对我说，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枪械很快就要派上用场了。他当时升到了中士，结果一名新兵拔掉插销之后吓得屁滚尿流，手榴弹没被扔出去，而是直接落在地上，几乎炸掉我父亲整只左脚。他说，那手榴弹滚到他脚边爆炸，发出夜半咳嗽一般的声响。
当年士兵训练用的火炮不是有故障，就是在库房放太久，完全用不了。子弹无法击发，步枪经常膛炸。海军鱼雷往往无法击中目标，就算命中也不会爆炸。陆军航空队和海军航空队有一些飞机只要着陆太用力，机翼就会掉落。我听说过一个故事，一九三九年，一名补给官在彭萨科拉发现整队的政府卡车没法跑，因为蟑螂把塑料管线和风扇带都咬烂了。
于是，靠着瑕疵军火和官僚滥发补助，我父亲幸运地脱身了——当然还包括后来变成小弟我迈克·汉伦的那部分。手榴弹没完全爆炸，我父亲也没有失去下半身，只丢了一只脚。
有了残障抚恤金，他比预期早了一年迎娶我母亲。他们没有立刻来德里，而是先搬到休斯敦，从事战时工作直到一九四五年。我父亲在一家制造炸弹外壳的工厂担任工头，母亲则是一名铆钉女工。不过，就像父亲在我十一岁那年告诉我的，他心里始终惦记着德里。写下这些的此刻，我忍不住好奇上天是不是早有安排，将他带回德里，好让我在那年八月的傍晚和死党在荒原围成一圈。假如真有命运之轮，那福祸必然相倚。只是福气也可能让人难以消受。
我爸妈攒下不少钱。父亲订了德里《新闻报》，每天留意售地广告，最后总算相中一块不错的土地…起码账面上不错。他们两人搭着崔尔威巴士从得州到德里看地，当天就买了下来。佩诺布斯克第一商业银行给了我父亲十年贷款，于是他和我母亲便回到德里落地生根。
“我们起初有点辛苦，”有一回父亲这么告诉我，“邻居有人不希望黑鬼住在附近。我们事前就知道会这样，我可没忘了黑点酒吧的事，因此便保持低调，耐心等待。小孩经过我们家会丢石头或啤酒罐，我头一年就换了二十块玻璃，而且不只小孩对我们这样。有一天，我们起床发现鸡舍的墙上被人漆了纳粹标志，所有鸡都死了。有人在饲料里下毒。我之后再也没养过鸡。
“但郡警长（德里当时规模不够，还没有自己的警长）必须处理这些事，而他非常认真。小迈克，这就是我要讲的，这里有坏人也有好人。对苏利文那家伙来说，我肤色是棕是白、头发是卷是直一点关系都没有。他来了这里五六趟，到处打听，终于问出了凶手。你猜是谁？我让你猜三次，头两次不算！”
“我不知道。”我说。
父亲哈哈大笑，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条白色大手帕，擦了擦眼睛。“结果咧，凶手是巴奇·鲍尔斯，就是他！就是你说的学校里最会欺负人的小孩他老爸，真是上梁不正下梁歪！”
“学校有小孩说亨利的爸爸是疯子。”我告诉他。我想我那时上四年级，住得够远，让亨利·鲍尔斯可以一再作弄我，总之…现在回想起来，我从一年级到四年级在学校听过的骂人字眼，例如黑鬼或黑仔，最早都是从他嘴里蹦出来的。
“嗯，老实讲，”父亲说，“说巴奇·鲍尔斯是疯子可能不无道理，因为大家都说他从太平洋战区回来之后就不对劲了。他是海军。总之，警长羁押他时，巴奇还大声嚷嚷，说是别人陷害他的，那群人都被黑鬼迷住了。哦，他还说他要控告所有人。我猜那份名单应该可以从这里一路排到威奇汉街。我强烈怀疑他没那么多钱，但他说会告我，告苏利文警长，告德里镇和佩诺布斯克郡，天晓得他还想告谁。
“至于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呃，我不敢说真有其事，我是听杜威·康洛伊说的。杜威说，苏利文警长去班戈监狱探视巴奇，说：‘现在换你闭嘴听人讲话了，巴奇。那个黑人，他不想控告你。他不想送你进肖申克监狱，只想拿回买鸡的钱。他觉得两百美元应该就够了。’
“巴奇告诉警长说，他宁可把钱塞到地洞里。警长对巴奇说：‘肖申克有一个石灰窑，巴奇，那里的人跟我说只要在石灰窑工作两年左右，舌头就会和莱姆棒冰一样绿。你自己选吧，两年石灰窑或两百美元。你说呢？’
“巴奇说：‘缅因州没有法官会因为我杀了黑鬼的鸡而判我有罪的。’
“苏利文说：‘我知道。’
“‘那你还来鬼叫什么？’巴奇问他。
“‘你最好醒醒吧，巴奇。他们不会为了死鸡而判你有罪，但你杀鸡之后在门上漆了纳粹标志，他们就得把你关起来了。’
“嗯，杜威说，巴奇嘴角垮了下来，苏利文离开牢房，让他自己去想。过了大概三天左右，巴奇叫他弟弟（他这个弟弟两年后酒醉出门打猎，结果冻死了）卖了那辆新的水星轿车。那辆车是他用退伍金买的，可漂亮呢。于是，我拿到了两百美元，巴奇发誓要把我活活烧死，而且到处跟朋友说。后来，有一天下午我遇到了他。他那时开的是战前出厂的老福特，我开皮卡。我在威奇汉街的调车场附近拦住他，拿着我的温切斯特步枪下了车。
“‘老家伙，你要是敢放火，就等着尝尝黑鬼子弹的厉害吧。’我说。
“‘黑鬼，你没资格这样跟我说话。’他说，因为又气又怕声音变得很含糊，‘像你这种黑仔，没资格这样跟白人说话。’
“唉，小迈克，我真是受够了。我知道要是不吓死他，他肯定阴魂不散。当时四下无人，我一只手伸进福特车里抓住他的头发，枪托抵在我的皮带扣上，枪口正对着他的下巴，我说：‘你以后要是敢再叫我黑鬼或黑仔，我就打得你脑袋开花，脑浆从车顶滴下来。相信我，巴奇，你要是敢放火，我就一枪打死你，说不定连你老婆、小孩和白痴弟弟一起解决。我已经受够了。’
“结果他哭了，我这辈子没见过那么丑陋的一幕。他说：‘瞧瞧这是什么世界？光天化日之下，竟然有黑…黑…有人在路边拿枪指着一个老实人的脑袋。’
“我应和说：‘是啊，竟然有这种事，真是没天理。但已经无所谓了。重点是我们达成共识了没有？还是你想试试用额头呼吸的感觉？’
“他说他知道了。从此之后，巴奇·鲍尔斯再也没找过我麻烦，除了你的狗奇普先生死掉那次，但我没办法证明是他干的。奇普可能是自己吃到了有毒的东西。
“从那天起，就不太有人招惹我们了。事后回想，我没什么好后悔的。我们在这里过得很好，虽然我有时夜里会梦见大火，但话说回来，人生在世有谁不会做噩梦呢？”
一九八五年二月二十八日
我坐在桌前打算写下父亲当年告诉我的关于黑点大火的事，结果写了好几天还没写到。我想应该是《魔戒》吧，里头有个角色说过“路路相连到天边”，人能从自家门前走到人行道上，再走到…呃，任何地方。故事也是同样，一个接着一个，也许会朝你所希望的方向走，也许不会。也许到最后重要的并非故事，而是诉说故事的声音。
我记得的当然是他的声音，我爸爸的声音。我记得他声音低沉，吐字缓慢，记得他时而浅笑，时而大笑，停下来点烟斗、擤鼻子或从冰箱里拿一罐纳拉干（他都叫它垃圾干）啤酒。对我而言，他的声音代表了所有声音，所有岁月，是德里在向我说话——不在埃佛斯访谈里，不在那些差劲的德里历史书里…也不在我的录音带里。
我父亲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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