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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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案队与丢枪的解放军某部取得联系,当年服役的军人目前大多已转业到地方工作,有退休的,也有过世的。所幸丢枪的连长耿连富还可以联络上,他就居住在楚原市复兴路莲花小区,去年才从民政局综合科长的位子上退下来。提起丢枪事件,头发已经灰白的耿连富心中犹有余恨,愤愤地说:“当年那群红卫兵,无法无天,进屋就砸,见东西就抢,战士们又不能当真和他们动手,上面也有命令,不能伤了他们,否则大帽子往你头上一扣,说你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恶意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制度,谁也承受不起,只好任由他们胡来。整个部队大院被他们砸得七零八落。我是气急了,骂了他们两句,就被一群人围着打,武装带、木棍都是他们的武器,在混乱中,我的头上被重重敲了一棍子,就晕了过去。醒来后,本来挎在腰上的佩枪不见了,一定是被那帮小兔崽子顺手牵羊给捞了去。为这事,我被部队勒令提前转业了。”

  沈恕说:“攻击你的红卫兵身上都佩戴有袖标吧,就看不出他们的来历?”

  耿连富摇摇头,说:“从袖标上看不出来,那时候物资匮乏,东西金贵,袖标都混着戴,有人干脆就戴一块红布。围攻我的有十几个人,男女都有,看年纪都二十出头,不像是中学生,倒像是大学生。事后有人说,认出其中的两名红卫兵是楚原大学的学生。那时候红卫兵们的帮派多,也没人认真去记那些乱七八糟的帮派名字。”

  “那是我给军区首长做警卫员时,首长送给我的纪念品,我当成心肝宝贝似的,却被人不明不白地抢走,现在居然还拿它去杀人,真是糟践了那把枪。”提到丢失的那把驳壳枪,耿连富仍心疼不已。

  虽然找到了耿连富,也坐实了驳壳枪的来历,但案情仍然一团混沌,并未因此得以推进。当年偷枪的红卫兵,算起来如今已经是年约五十的中年人,人海茫茫,无任何线索可循,又能到哪里去寻找?

  12.身陷绝境

  2001年8月25日。多云转晴。

  我把一个烫手的山芋丢给沈恕,自己的日子却并未因此更好过。

  陈广依然是一副不动声色、城府深沉的模样,每天照常上下班,做事一丝不苟,查案兢兢业业,看上去对我质疑徐剑鸣枪伤鉴定一事毫不知情,也未受到任何影响。又或者他真是无辜的?在阴沟里翻船的事并不少见,要允许任何人,包括权威人士,犯低级错误。枪案原本就很少遇到,陈广虽做了二十几年法医,相信他办过的枪杀案也屈指可数。何况他是从外科医生的岗位上转做法医,不比我是正统的学院派,他有些薄弱环节,也在情理中。

  我自己却像是做了亏心事一般,每天都惴惴不安,害怕见到陈广,更怕和他说话。可他是我师父,又是顶头上司,不可能避得开。好在他并不心存芥蒂,对我的态度一如既往,不特别热情,也不特别冷淡。外出办案时一般都会叫上我同去,指导时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他的平静使我有些恍惚,甚至有些内疚,开始对自己的做法产生疑问。也许我当初应该采取更折中的做法,不该轻易对他存有怀疑,我太年轻,经验不够丰富,做事不够冷静、成熟……

  沈恕按兵不动,我指望不上他,必须独自面对。这是我工作后遇到的第一个难题,也是我二十几年的人生中遇到的最大难题。我猜想陈广不可能不知道我质疑他的事,他在楚原市经营多年,根基很深,用心编织了一张庞大的关系网,从省公安厅到区县公安局,都有他的铁杆兄弟,有一点风吹草动他都会马上知道,何况这样大的事情,而且他还是整个事件的核心人物。他不动声色,有两种可能:一是他确实一片公心,光风霁月,做错了事就勇于担责,所以问心无愧;二是他确实像我怀疑的那样,有意做出错误的枪伤鉴定结果,误导重案队的侦破方向,隐瞒事实真相。如果是第二种可能,性质就非常严重了,他可能是凶手的同谋,也可能他本人就是凶手,任何最坏的可能都要预料到,他的平静也许是爆发的前奏。

  命运开了一个蹊跷的玩笑,我工作后遇到的第一位上司、导师,竟然成为被我怀疑的对象,我进退维谷,无所适从。

  一件小事迫使我从消极防守转为主动进攻。那天上午,到陈广的办公室送一份材料,从始至终都赔着笑脸,却不敢多说一句话、多耽误一分钟,放下材料后就急匆匆地往门外走。陈广忽然在我身后问:“淑心,你来市局报到以前,斬有没有参与过枪案的鉴定工作?”他的声调很平和,却像凭空响起的炸雷一样,震得我心旌摇曳。我愣愣地慢慢转过身面对他,见他还在低头看材料,根本没留意我的反应,似乎那只是一句没有什么特殊含意的随口问话。

  我故作镇静,感觉喉咙火辣辣的,说:“没……没有啊,您怎么想起问这个来的?”声音不争气地有些嘶哑,一听就知道心里发虚。

  陈广却没有察觉出异样,仍头也不抬地说:“没事,随便问问,你出去吧。”

  我坐回到自己的办公桌前,心脏还在狂跳不已。陈广问我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他在这敏感时机没头没脑地这样说,绝不是随便问问。他是在表达不满、提醒、警告、挑衅、打压?

  这是怎么了?明明有问题的是他,就算他是清白的,就凭他混淆军用枪和民用枪的创口,就不配坐在这个位置上,给他个处分是轻的。我心虚什么?

  我不能继续静观事态发展,这只会使我处于更不利的地位。我必须反击。当年丢枪的解放军连长耿连富不是肯定说嫌疑人是一名红卫兵吗?那红卫兵到现在50岁上下,刚好和陈广的年龄吻合。而且重案队给连环凶杀案的凶手的画像,如有从军或从警经历、接受过搏击训练、经济地位良好、有至少一台可靠的交通工具,都与陈广非常相像。陈广虽然是文职警察,却一向喜欢舞枪弄棒,时不时地就会去警察训练基地开几枪,或活动活动拳脚,身体素质非常好。只是年龄上和描画的凶手有些差距,但这并不能排除他的嫌疑,也许重案队的画像有所偏差,也是难免的。

  说不定两名被害人正是陈广偷枪事件的知情者,才惨遭横祸。想到这里,我不禁身上一阵阵发冷。让悄无声息的沈恕见鬼去吧,我要自己查明真相。

  我偷偷从电脑中调出陈广的简历。目前各级政府实施政务公开,所有中层以上干部的简历都张贴在内部网站上供员工浏览。陈广是工农兵大学生,毕业于楚原医学院病理系,学生党员。耿连富丢枪那天是1975年4月30日,而当时陈广还在大学读书,只要找到了解他的老师和同学,相信一定会发现些蛛丝马迹。

  所幸我在楚原市土生土长,东拉西扯的有不少社会关系。在求亲告友地折腾了两天后,联系上一位楚原医学院的退休教授,据说当年曾给陈广代过课,也愿意和我聊一聊陈广在读书期间的为人处世。我未向他坦白身份,编造说我是市公安局党组成员,因有人对陈广的提拔问题表示异议,所以需要深入了解他在入党初期的表现。这个借口很拙劣,但对于这位经历过那个什么都要讲政治、讲出身的荒唐年代的退休教授来说,已经足够了。

  教授姓钱,名学礼,精瘦,满头银发,穿衣干净利索,只是跛了一条腿,走路有些不方便。提起陈广,钱学礼教授连连摇头,脸上流露出惋惜的表情,说:“这个学生很聪明,又肯下苦功夫钻研,是成大器的材料。”

  我顺着他的话说:“是啊,他现在是市里的法医界权威,在专业领域很有建树。”

  钱学礼摇头说:“你听我把话说完。人生在世,道德人品第一,事业才华第二。如果道德有亏,这人的才能对社会不仅无补,反而有害。陈广这辈子,被他自己的小聪明害了,投机取巧,玩弄权术,现在看上去貌似他的社会地位不低,其实从长远来看,他的损失远远大于所获取的。”

  我故意引他的话,说:“怎么局里的人对他的印象恰好相反呢?我们收集上来的民意调查结果,普遍认为陈广作风朴实、待人真诚、工作认真负责。”

  钱学礼说:“这就是他的高明之处,你们都被蒙蔽了。陈广这个人善于伪装,不到关键时刻,看不出他的人品好坏。当年他读书的时候,又何尝不是道德学业双优的好学生呢?可是运动一来,他立刻就完全变了个人,六亲不认,打起人来无比凶狠,我的这条腿就是被他打瘸的。”

  钱学礼伸出他稍短一截的右腿,说:“当年陈广是我的得意门生,谁知道他会亲手把我掀翻在地,用木棒在我的小腿上连续击打十几下,造成胫骨粉碎性骨折。”钱学礼忆起过往那惨无人道的场面,脸上的肌肉不断抽搐。

  我的心里一颤,想象着深沉阴郁的陈广出手打人的凶狠模样,对他就是连环杀人案凶手的怀疑又加深了几分。我说:“可是,陈广打人总需要一些理由吧?”

  钱学礼苦笑着说:“在那个荒唐的年代,还有什么道理可讲,我是‘臭老九’,他是造反派,他打我天经地义,就这么简单。当时学校里的红卫兵派系很多,什么天派、地派,什么红旗战斗队、井冈山战斗队,陈广好像是红旗战斗队的副队长,更多的我也说不上来。当时我对他们的造反行为很反感,对那些乱七八糟的荒唐名头半点也不关心。”

  我追问说:“钱伯伯,你再回忆一下,1975年4月,有一批红卫兵冲击了解放军驻楚原部队,陈广有没有参与在其中?”

  钱学礼微蹙眉头,想了一会儿,说:“那段时间我关在牛棚里,腿也断了,几乎与世隔绝,对外界的动静什么也不清楚。”

  我不甘心,又问:“那么,您认不认识当年和陈广关系密切的人,我再去找找看。”

  “不认识,陈广这人没有朋友,你看他表面上和谁关系都不错,但是细追究起来,他一个好朋友也没有,谁也猜不透他。”

  我有些失望,老人家只提供了些泛泛的信息,没有可供深入追查的线索。眼看再聊下去他也说不出更多的东西,我只好胡乱说几句感谢的话,向他告辞。老人腿脚不便,没有向外送。当我快走到门口时,他却忽然说:“你不是公安局党组的,你是查案的,陈广是不是摊上事了?”

  “您,您……这是怎么说呢?”我一怔,尴尬地转过身面向他。

  “小姑娘,你当我老了,不中用了,就随便哄我。你老实说,陈广到底摊上什么事了?”钱学礼的嘴角上扬,透出一丝笑意。

  我的脑海里在继续圆谎和如实交代之间斗争了几秒钟,就走过去,坐在钱学礼对面,把连环凶杀案、徐剑鸣遭遇枪击、陈广的误导鉴定以及我的真实来意一五一十地向他和盘托出。

  听罢这惊心动魄的案情,老人的一双看透世情的眼里竟泪花闪闪,长叹一声说:“竟然死了这么多人,闹出这么大的事情来。唉,世界上的事,果然是因果循环,报应不爽。”

  我诚恳地对老人说:“事情过去这么久,当年的知情人已很难找到,重案队在没有确实证据的情况下又无法对陈广展开调查,所以我恳求钱伯伯,如果您还知道什么情况,请一定要告诉我,让凶手不再逍遥法外。”

  真是无巧不成书,就在老人开口前,我的电话响了,竟然是陈广打来的。我的心猛地一下揪紧,这些天陈广打给我的电话明显比以前多,他究竟在干什么?监视我?我向钱学礼递了个眼色,示意他别出声,才将电话接起来。

  “在哪里?小王庄有一起伤人案,赶快回局里,和我去现场。”陈广的声音还是不咸不淡的。

  挂断电话,我无奈地向钱学礼摊摊手,表示我要走了。钱学礼的右手一扬,亮出一枚又长又宽的古铜色钥匙,说:“拿去吧,也许这里有你需要的答案。”

  我不解地接过钥匙,说:“这是什么?”

  钱学礼的目光黯淡下来,脸上出现古稀老人才有的疲惫和厌倦的神情,缓缓说出一段令人唏嘘的往事:“我曾经有个名叫古若诚的学生,比陈广高一届,‘文革’时是红旗战斗队的队长,和陈广算是亲密战友了,也曾参与过对我的批斗。‘文革’结束后,他分配到市社科院工作,研究方向是本省和本市的历史。他思想成熟后,痛定思痛,对‘文革’期间的所作所为有许多忏悔和深刻反思,写了满满四大本日记,不过受形势所限,这些日记从没有公开发表过。戰他在七年前因病去世,临死前把这些日记交给我保存,说我们师生之间的恩义和仇怨,以及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里的风风雨雨,都在这几本日记里了。我并没有翻阅过那本日记,因为我始终认为,一个民族的悲剧不该由哪个具体的人来承担罪责。古若诚淹没在革命造反的洪流里,并不全是他的错。那些日记都留在我家空置的老房子里,如果不是你来找我,我几乎已经忘了。”

  钱学礼交给我的,是老房子的钥匙,日记就藏在老房子的储物间里。

  这时,陈广的电话又打了进来,催问我到了什么地方。我连声说:“快到了,快到了。”给钱学礼鞠了个躬,退出门外,叫了一辆出租车,一溜烟地向市公安局赶去。

  在小王庄办完案子,已经是下午六点来钟。我惦记着那几本日记,看看天色还亮,饭也顾不上吃,就急匆匆地按照钱学礼给我的地址寻到他家的老房子去。

  这是坐落在市郊的一套老式平房,房前有一座四方的小小院落。红砖青瓦,门窗都刷有嫩绿色的漆,如果放在以前,也许还算雅致,现在由于荒置已久,院子里杂草丛生,墙面和门窗上斑斑驳驳,布满风雨侵蚀的痕迹。这时已届黄昏,院落四周芳草萋萋,人迹罕至,我心里不禁油然生出孤独、苍凉的感觉。

  推开虚掩的院门,拨开没到小腿的杂草,有一条弯曲的鹅卵石小路。我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向房门,头顶有离群的大雁在咿啊而鸣,微凉的风掠过面颊,把我的头发吹得一绺绺地向后飞扬。我壮起胆子,快步走向房门,见硕大的铁锁已锈迹斑斑,显然许久不曾动过,不知这把钥匙还能否打开。

  我把钥匙插进锁孔,左右转动两下,那锁居然“咔嗒”一声弹开来。我心中一阵狂喜,取下锁,轻轻向里推动房门,滞涩的门轴发出咯吱咯吱的刺耳声,一股陈腐的味道扑鼻而来。房内久无人居,早已断了电,我拧亮事先准备好的照明灯,打量下室内的环境,稍犹豫了一下,揭开真相的决心战胜了怯意,我义无反顾地向钱学礼指示的方位走过去。

  储物间位于平房的西北角,只有五平米大小,一道窄窄的门已破旧不堪,歪歪扭扭地勉强站立。我的手才搭在上面,门就迎面向我倒下来,呛人的灰尘四散飞扬。我忙向后退两步,门身平展展地拍在地上。除去照明灯的光线覆盖的范围,四周漆黑一团,门板发出的响声震得心脏中狂跳不已。我手抚胸口,平息自己惊慌不安的情绪。这时,静寂中忽然响起嗒的一声,像是两个物体撞击的声音,虽然轻微,却清晰可闻。我吓出一身冷汗,忙用照明灯向声音来处照去,静悄悄的并没有异样。我努力说服自己不要疑神疑鬼,深吸一口气,借助照明灯的光亮打量储物间里的陈列。

  狭小的储物间里堆放得杂乱不堪,纸箱、包裹、旧家具,把空间塞得满满的,钱学礼描述的那个印花纸箱被压在一大包旧衣服下面。我屏住呼吸,不顾浓重的灰尘,一手持灯,一手把一团团的旧衣服挪开。这时身后又响起窸窸窣窣的声音,像是什么人不均匀的呼吸。我吓得全身的汗毛都直立起来,转过头大喝一声:“谁?”声音被恐惧扭曲得尖锐刺耳,对面却悄无声息。

  我警觉地一步步向声音来处走过去,用照明灯画着圈,以扩大视野范围。寂寞的老屋里,灰扑扑的墙壁、乌涂涂的地面、乱糟糟的陈设,除去我,并没有第二个活物。也许是老鼠,我这样安慰自己。

  又折回去,打开印花纸箱,取出装在牛皮纸袋里的四个绒面日记本,翻开已微微泛黄的扉页,赫然写着“古若诚日记”五个正楷字。我长舒一口气,终于拿到了,也许苦苦寻找的真相就尘封在这里。我把日记本塞回牛皮纸袋,夹在腋下,准备离开。这时,身后忽然响起急促的脚步声,我还没来得及转过头去,脖颈右下方有沉重的压迫感突兀袭来,我脑海里一阵晕眩,失去了知觉。

  也不知过了多久,迷迷糊糊地醒来,眼前漆黑一团,四周鸦雀无声,有约一分钟时间,竟不知自己身在何方。待回忆起昏迷前的遭遇,我心里掠过强烈的恐惧——我被人拘禁了。想挣扎着站起来,才发现双手、双腿都被捆绑得结结实实。我在哪里?是谁绑住了我?他要干什么?我张开嘴大喊大叫,才发现声音已经嘶哑得连自己都分辨不出,嗡嗡的回声在耳郭里回响,扑簌簌的灰尘飞进嘴里。完了,我被丢弃在黑暗的空间里,一动不能动,凶手不必亲自动手杀我,只要置我于不顾,不出三天,我就会不为人知地死去。

  不知是害怕还是后悔,两行咸涩的泪水滑落脸颊。我能感受到那冰凉的温度,浑身不由自主地颤若筛糠。

  很长时间后,我渐渐平静下来,头脑开始恢复思考的能力,眼睛也适应了黑暗。我原来半倚半靠地坐在一个墙角里,身前堆着几个纸箱,把我严严实实地遮挡住。其中有一只纸箱上印着我熟悉的花纹。原来我就被囚禁在钱学礼家的储物间里。在这废弃的房屋里,会有人发现我吗?我还能生还吗?

  我又想起昏迷前听到的那粗重的呼吸和急促的脚步声,以及脖子上遭受的那重重一击,原来一直都有人在跟踪我。他是谁?他还在房间里吗?想到黑暗中可能有另一个人在监视我,随时可以对我下毒手,我就不寒而栗。对了,日记,那四本日记,我费力地用被捆绑的双手在身边摸索,昏迷前就握在手中的那个牛皮纸袋早已不见踪影,我上衣口袋里的手机也不在了。那人一定是为了那四本日记来的,他会不会就是陈广?以他的冷酷残忍的个性,为了掩盖罪证,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如果是陈广做的,我生还的可能性就几乎等于零。不过,他为什么不索性杀了我?他杀过那么多人,也不在乎多我一个。我忽然想起苏南和林美娟惨死的模样,心就像跌落万丈悬崖的石头,向深渊里直坠下去。难道他想千刀万剐地处死我?可是,他对我哪来的深仇大恨?他杀害苏南和林美娟之前,是否也曾把他们拘禁,等到雨夜时才动手加害?许多人都有凡事往最坏处想的弱点,我也是这样,于是越想越心惊胆寒,在无边的黑暗中,我瑟缩成一团。

  饥饿、干渴、恐惧、悲凉、绝望……我在这样复杂的情绪里饱受煎熬,每一分钟都漫长得像是一年。我甚至开始责怪凶手为什么不索性趁我昏迷时把我杀死,一死百了,胜过这种无边的折磨,在绝望中等待死亡来临。

  13.死亡等待

  2001年8月25日。多云转晴。

  钱家老宅。

  就在我东奔西走试图查清陈广底细的同时,重案队又接到一个匿名电话,又是指名道姓要和沈恕对话。虽然来电号码显示与上次不同,但沈恕凭其说话语气和用词,断定他与上次打匿名电话的是同一人。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