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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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双峰对峙万骨枯（苏联大清洗，苏德战争）

我们所建成的，与我们为之奋斗的完全两样。

——题记

01.斯大林的崛起

四处打家劫舍

20世纪是集权主义风行的世纪，这方面涌现出了很多代表人物，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绕不开一个人——斯大林。当然，至今有些国家对他仍褒贬不一，所谓“誉满天下，谤满天下”，正是指此类人。

斯大林是沙皇俄国统治下的少数民族格鲁吉亚人，父亲是皮鞋匠，算是小资产者。所以，他后来才能上富家子弟进的正教中学，这学校相当于中国的团校。他毕业后是以神甫为职业的，欧洲封建时代基督教会掌管意识形态，神甫的地位与共产党国家的基层党委书记差不多。虽然后来斯大林没当一天神甫，但他学的专业知识并没有白费。他采取偷天换日的手法，将“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转换成宗教般的教义。斯大林的父亲脾气暴躁，喝醉酒后经常打他，这可能与后来斯大林暴戾性格的形成有关。

斯大林读神学中等学校时就加入了社会民主工党，后来追随了党内左派，即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派。斯大林入党后主要从事“剥夺”行动，打土豪分财产，四处打家劫舍，抢银行、劫火车，筹集党的活动经费。当然，他掌权后御用学者从来不提他这段“辉煌历史”，以免给党抹黑。

为了在党内往上爬，斯大林拼命地讨好列宁。他文化程度不高，但还是竭力读了不少书，有一定的理论修养，写了不少著作。十月革命前他反对过列宁武装起义的主张，后来他隐瞒了这段历史，把自己说成是列宁的忠实信徒。

粗暴无礼惹反感

十月革命后，列宁担任人民委员会一把手，斯大林担任民族事务人民委员（相当于部长）。他主张推行大俄罗斯主义，受到了列宁的严厉批评，说他“比俄罗斯人更俄罗斯”。列宁领导的社会民主工党多数派（后来改名共产党）一直实行党内民主制，党内没有最高职位，党的领导集体由民主选举产生，重大决策集体讨论，最后以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投票决定。斯大林一直担任秘书长职务，后来中国将这个职位翻译成总书记。在俄文及英文中，秘书与书记是同一单词，这个职位相当于一般单位的办公室主任。

斯大林在担任总书记时，掌握有一定的权力，但他刚愎自用、粗暴无礼的个人品质也暴露了出来，甚至对列宁夫人也敢辱骂。这引起了列宁的极大反感，在遗嘱中列宁建议解除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

列宁去世后，在接替他的人选里，托洛茨基54呼声很高。当时党内无最高职位，这是一种新型的无产阶级民主政治形式。列宁的领导地位不是靠制造个人迷信、排除异己建立的，而是靠他的民主作风、团结包容各种不同意见同志的高贵品格，在革命实践中自然而然形成的。托洛茨基是列宁最为欣赏、信任的人物。十月革命前列宁被临时政府通缉逃亡国外，起义工作实际上是由担任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托洛茨基领导的。后来，在保卫苏维埃政权的国内战争中，也是托洛茨基组建了红军，被称为“红军之父”。如果他有一点个人野心，列宁去世后，他窃取党政军大权，简直不费吹灰之力。

高层们的私心

如果列宁去世后，苏共中央委员会遵照列宁的遗嘱，解除斯大林总书记的职务，那么后来就不会发生“斯大林攫取党政军大权，建立个人独裁统治，并将所谓的斯大林主义，推行到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最终断送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乃至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体系”的事情。

列宁去世后，在苏维埃代表大会及政府部门担任高级职务的一些领导人，却不希望托洛茨基成为党和国家的新领袖，其原因就是嫉妒，这也是民主选举领导人与个人任命接班人不同之处。托洛茨基出身上流社会，受过良好的教育，风度翩翩，才华横溢，又能说又能写；在革命斗争经历中，功勋卓著，在人民群众中威信极高。而斯大林恰恰相反：一米六三的矮个儿，说一口乡音浓厚的俄语，完全端不上台面。

而且他在窃取大权前，见人都是一脸谦卑的神情。高层们觉得让这样的人暂时代替列宁位置，自己以后有机会可以取而代之，如果让托洛茨基上台，所有人都将黯然失色。

02.阴谋在慢慢地酝酿

“伟大”领袖过生日

20世纪30年代初期，斯大林战胜反对派之后，已掌握大权，踌躇满志。托洛茨基已被驱逐出境，已被彻底打翻在地，永世不得翻身，直到1940年被斯大林的特务暗杀。斯大林作为党的总书记，通过伏罗希洛夫指挥红军，通过雅戈达指挥安全机构，通过宣传机器把任何功绩都与斯大林联系起来。于是，布尔什维克党内和苏联国内，出现了近乎迷信的个人崇拜现象，斯大林俨然已成为了人民心目中的神明，一切成绩的取得都归功于斯大林，因为他是党和国家的象征。

1929年12月，苏联为斯大林50寿辰举办了盛大的庆祝活动，报刊上出现了对“伟大”甚至“天才”领袖和导师斯大林的祝贺。原来被击败的反对派，也参加了对斯大林歌功颂德的大合唱，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以及其他领导人一个接一个地发表文章，在承认自己错误的同时，大谈“全世界人民的伟大领袖”斯大林同志是如何正确。

消灭新的敌人

与此同时，另一种倾向也是存在的，并形成一股潜流。斯大林所推行的政策，越来越依靠由他挑选、提拔的年轻干部。老一代布尔什维克，绝不会有青年一代对斯大林的热情、忠诚、崇拜。因此，斯大林对老一代布尔什维克的轻蔑态度，逐渐转变为仇恨。他坚信必须把那些不同意或怀疑自己政策的人，赶下历史舞台。这些人对他所设计的“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是有害的，起妨碍作用。

另外，1934年1月，苏共在十七大形成了共产党中央书记组成的秘密联盟。据猜测，这次大会刚开始或大会前夕，一批党的工作者和风头正劲的政治局委员，同中央委员会书记基洛夫谈过话，提出必要时撤换斯大林。从后来参加谈话的人在肃反运动中的命运来看，斯大林通过秘密渠道，知道了这些谈话内容。

对斯大林个人来讲，1934年是他一生中重要的一年。正如他在前几年击败反对派一样，他要消灭、清洗新的一批敌人，包括基洛夫在内的曾帮他战胜过反对派的这些人，但现在这些人已对他的统治构成了威胁。从政治经验来讲，他知道历史给每个人一次机会。假若没有战胜对手，对手就要利用这个机会打倒自己。

闻到了“阴谋”的气味

在苏共十七大上，斯大林的“亲密战友”基洛夫在发言时22次提到斯大林，他为斯大林创造了好几个新的专有名词，譬如“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掌舵人”等，他甚至提出“把斯大林同志总结报告中的所有论点和结论，当作党的法律来贯彻执行”。

基洛夫的这些话，每次都被热烈的掌声打断，但斯大林没有被假象所欺骗，他知道在掌声和动听的颂词后面，一场针对他的前所未有的阴谋正在酝酿。

他闻出了聚集到十七大的“阴谋”气味。按规定，党的总书记，也就是斯大林，出现在主席台时，掌声应该是10分钟，政治局委员则应控制在2分钟。可基洛夫上台时，暴风雨般的掌声，远远超过了规定时间。

在这次的中央委员会选举中，基洛夫得到的反对票最少，只有3票；而斯大林得到的最多，292票。政治局委员卡冈诺维奇下令将选票销毁，宣布斯大林和基洛夫并列得到3张反对票。斯大林得以继任总书记，而基洛夫任政治局委员、党中央书记、中央组织局成员。斯大林曾建议基洛夫到莫斯科工作，基洛夫没有同意，仍担任列宁格勒州委书记。十七大以后，斯大林感到，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政治局势。

03.基洛夫被刺杀

迷雾重重的刺杀案

1934年12月1日，是基洛夫的一个正常工作日，也是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天，这也是即将席卷全国的镇压狂潮掀开序幕的一天。这一天傍晚，当基洛夫走进列宁格勒州委机关所在地斯莫尔尼宫，向州委第二书记办公室走去，当他在走廊里停下脚步开门时，一颗子弹射中他的脖子。他摇晃一下，转了半个身子，就一头栽倒在镶木地板上，鲜血从伤口里向外冒。

凶手尼古拉耶夫是内务部的工作人员，而且有证据表明，在这次谋杀之前，他曾几次企图暗杀基洛夫，企图靠近基洛夫时曾被其警卫人员逮捕。可奇怪的是，不久之后刺客就被内务部释放了。这引起了基洛夫警卫人员的警惕，但内务部告诉他们，这事用不着他们去管，并以收缴个别警卫人员的党证相威胁。最后刺客带着武器再次潜入斯莫尔尼宫，惨案就此发生。诡异的是，在基洛夫遇刺时，平时戒备森严的列宁格勒州委大楼空无一人，不见一个警卫；基洛夫遇刺倒地后，大楼警卫人员就像从地底下冒出来一样突然出现，将凶手按倒在地。

更令人奇怪的是，基洛夫的警卫队长被提去接受审讯，他是被用有篷的大卡车接走的，里面还有几个手持铁棒的契卡（“肃清反革命及怠工特设委员会”俄文缩写的音译）人员，一人坐在司机身旁。不久，基洛夫的警卫队长死了。当时医生做了“鉴定”，指出他是因车祸而死。他们当中有些人活到苏共二十大时才说，鉴定书是被迫做出来的，警卫队长是被很粗的铁棒打死的。

借谋杀案树权威

从基洛夫被刺案的发生，以及整个侦查过程可以看到，有一只有力的手，在指挥着整个事件的进行，这绝非尼古拉耶夫的个人行为。因此，无论斯大林是否指使过这次谋杀，他都会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件事消灭他的对手。

当时，基洛夫由于自己的才华，在全国的影响力不断增长，到1934年时成为党内仅次于斯大林的人物，享有很高的声望。而且他独立性强，才能出众，善于团结工人，坚持自己的观点，不会附和斯大林的意见，并且有时能赢得多数票。斯大林的猜疑与嫉妒就此爆发。而共产党一些领导人对日益严重的个人崇拜及经济建设中的问题感到不安，于是在第十七次党代会上，酝酿着选举基洛夫来取代斯大林，担任党的总书记职务。斯大林对此感到十分震惊。

所以，1934年的斯大林，已将“基洛夫被刺事件”变成他树立党内绝对权威以及建立完全独裁统治的一个最重要步骤。因此他需要制造舆论，把手中的剑挥向他的敌人——一大批党内优秀干部，以及大批无辜的人。而在以后，他又把执行他命令的这些凶残的刽子手处决，以平息一些人的仇恨。斯大林的阴险罪恶由此可见一斑。虽然目前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斯大林是这一谋杀行动的主谋，但他却充分利用此事件，使基洛夫被谋杀成为大清洗的导火线，成为20世纪30年代苏联肃反运动的开端。

“特别程序”危害大

1934年12月1日晚，根据斯大林的建议，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通过《关于修改各加盟共和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典的决议》，规定对各个加盟共和国现行《刑事法法典》在“侦查和审理恐怖组织，和对苏维埃政权工作人员进行恐怖活动有关事宜”进行如下修改：凡属恐怖组织和对苏维埃政权工作人员进行恐怖活动的案件，侦查工作不能超过十天；控告结论在正式开庭审判前一昼夜交给被告；原告、被告双方都不参加审判；不接受判决上诉书和豁免请求书；极刑判决被宣布后立即执行。

当时，很多干部没有意识到他们在接受这个严酷与专横决议的同时，也为自己挖掘了坟墓。这是斯大林战胜敌方、清洗大批党内干部最有力的武器，因为这些人已经没有什么能保护自己了。斯大林再指挥内务部时就可以为所欲为、肆无忌惮，任何人都可以被说成是人民的敌人，是阴谋集团成员。

这个后来被称作“特别程序”的规定，为政治清洗中采用非法手段罗织罪名、迫害异己打开了方便之门，成为斯大林随心所欲清洗政治对手的工具。此后，肃反运动被逐步推向高潮。

当时，斯大林的一名亲信——苏联总检察长维辛斯基叫检察官们放心，不要有任何顾虑。他在1937年3月份一次检察工作会议上宣称：“大家应该记住斯大林同志的话，在社会生活中，在我们自己的一生中，总有这样的时刻——法律成为过时的东西，而应该被撇到一边。”他又从学术上论证了一个前提：“即在国家的罪行中，被告的口供是最重要的和决定性的证据。正因为如此，内务部才不惜以一切手段逼取口供。”

1934年12月22日，苏联政府发表侦查基洛夫案的通报，首次提到有一个名为“列宁格勒总部”的恐怖组织，说尼古拉耶夫就是这个组织的成员，该组织主要由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反对派成员组成。12月27日，苏联政府公开关于“列宁格勒总部”的控告结论，确认基洛夫被杀是该组织指使所为，并说谋害基洛夫是该组织谋害斯大林和党的其他领导人的长远计划的一部分。在立即处死尼古拉耶夫后，1935年1月15日对“总部”主要成员进行了审判，季诺维也夫等人坚决否认自己与基洛夫案有任何牵连，尽管拿不出证据，法庭仍判处季诺维也夫有期徒刑10年，加米涅夫有期徒刑5年。

接着，苏共中央向全国党组织发出秘密信，要求各地动员所有力量深挖敌人，由此开始了遍及全国的大逮捕，制造了无数冤案。清洗名单是逮捕人的重要依据。保安机构要负责提出“可疑分子”的名单，并按照一定的标准把他们加以分类。根据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公布的材料，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名单斯大林都亲自过目，由他或他最亲密的同事，例如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或伏罗希洛夫，来决定名单上那些人的命运。

04.残酷的大清洗

含义模糊“两面派”

在1935年至1936年初，镇压与逮捕在国内与党内并没有遇到明显的反抗。虽然这些镇压引起了一些党员极大的不安，但没有发生任何有组织的抗议行动。这种情况，使得斯大林更加大胆地实行他的清洗计划。

随着恐怖大清洗的加剧，作为专政机关的内务人民委员会，便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部门。斯大林把它变成自己的权力工具，扩大了人员编制。斯大林在1937年二三月份的苏共中央全会上，为他的镇压清洗制定了一个理论依据。

在这次全会上，斯大林提出了一个论点，即随着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发展，阶级斗争日益激化。他宣称：党内仍有隐藏的日本、德国和托派奸细阴谋集团。在这次全会上，除已有的“破坏分子”“代理人”“叛徒”这些字眼之外，又多了一个新的含义模糊的词——“两面派”。从此，在处决党的干部时，就常常使用这个词。大规模的镇压与清洗，很快便降临到苏共与苏联人民头上。

多人被处以极刑

为了给“大清洗”披上“合法”外衣，1936年8月19日至24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举行了第一次公开审判，被告是所谓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总部”成员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米尔诺夫等16人。在审讯中，法庭没有出示任何证据，所有的指控都建立在被告的“交代”和“承认”上，在没有律师辩护的情况下，被告的“供词”被作为定罪的依据。

法庭最后宣布，季诺维也夫等人与已被驱逐出境的托洛茨基相勾结，主使谋杀基洛夫的罪名成立，判处16名被告死刑并立即执行，没收全部财产。判决后不到24小时，报纸即报道：“死刑已经执行。”这次审判，对所有被告都处以极刑的做法，导致了以后更大规模的镇压。

1937年1月，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对所谓的“托洛茨基反苏平行总部”进行了肃反运动中的第二次公开审判。被告中的著名人物有皮达可夫、拉狄克、索科尔尼科夫、谢列勃里亚利夫。这些人过去是布尔什维克和苏联出名的活动家，积极参加了十月革命和苏联国内战争，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是托洛茨基的积极拥护者，为此被开除党籍。

在20世纪30年代初，他们实际上和托洛茨基断绝了关系，恢复了党籍，并在各人民委员部出版机构及其他单位中任领导职务，但还是被指控“接受托洛茨基指示”，“背叛祖国，从事侦察和军事破坏工作，实行恐怖和暗害勾当”。与第一次公开审判的程序一样，17名被告中皮达可夫等13人被判死刑，拉狄克等4人被判处10年或8年监禁。

由于拉狄克在受审时交代他与布哈林、李可夫55等有“罪恶的联系”，1937年2月底，布哈林、李可夫在出席中央全会时被捕。3月初，苏共召开中央全会，斯大林在会上做了报告。他在报告中强调，托洛茨基主义已经“变成了一伙暗害分子、破坏分子、间谍和杀人凶手组成的寡廉鲜耻的无原则的匪帮，他们按照外国谍报机关的指示进行活动”。

受审者安慰审问者

1937年2月23日，苏共中央宣布把布哈林、李可夫开除出党。次年3月，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对所谓“右派-托洛茨基联盟”进行了肃反运动中第三次公开审判。布哈林等21名被告被以“谋害罪”和“叛国罪”起诉，其中包括布哈林、李可夫在内的19人被判处死刑。

布哈林在被捕前几天，给党的几位领导人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我就要离开人间了，我不是在无产阶级的斧钺下低下了我的头，无产阶级斧钺应该是无情的，但也应该是纯洁的。我在万恶的机器面前是无能为力的，这台机器居然使用了中世纪的方法，拥有无比强大的力量，大量地炮制有组织的造谣、诽谤。这些万能的机构能把任何中央委员、任何党员磨成粉末，把他变成叛徒、恐怖分子、暗害分子、间谍。如果斯大林对自己产生怀疑的话，那这个机构也会立即找到证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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