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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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容激烈的言辞和章炳麟的序，触怒了清朝当局。经过几个月的紧张努力，清廷好不容易找到二人活动的地方。当巡捕在某地正欲逮捕他们之时，章炳麟挺身而出：“余人俱不在，要拿章炳麟，就是我！”邹容趁乱从后门逃走。章炳麟一生坎坷，是坚定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也是“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的豪杰。章炳麟被判了三年监禁，邹容后来自请入狱，被判两年，牺牲在狱中。

靠山已经靠不住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仍然坚持君主立宪的改良道路，章炳麟针锋相对，驳斥康有为的论调。他指出，革命是除旧布新的良药，实现民主共和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辛亥革命爆发的根源还是中国的民族危机，特别是1904年的日俄战争。日本打败了俄国，侵略势力扩张到了我国东北，这是日、俄帝国主义间的战争，可战场却在中国。中国人的民族心理和民族感情已经无法承受这样的情形，对于清廷的不满已经如箭在弦。

戊戌变法时，很多人对朝廷还抱有希望，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相对弱小，对皇帝有所依赖。清朝政府采用一些小修小补的办法，将国内的不满引向帝国主义，并在形式上通过一些内政改革，缓解矛盾。在列强对华投资的刺激下，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有了发展。列强侵略中国的程度加深，必然会造成中国的自然经济进一步解体，中国的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进一步扩大。

然而，发展会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限制和阻碍。民族资产阶级革命派，为开辟民族资本主义独立发展的道路，提出了推翻清政府的要求。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首先要拯救千疮百孔的中国。革命派深感朝廷的无力，中国大地处处水深火热，需要一次摧枯拉朽式的推倒重建。

第2节 起义频现英雄凋

学习日本最直接

一直以来，屈辱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灵魂深处，对于保持“中学”和传统文化的步调是一致的，顶多在学习西方什么问题上产生分歧。没有多少人产生推翻清政府的想法。学习西方的目的是为了保卫中国文化，这种观念纯朴且根深蒂固，所有的分歧都可以在这里得到统一，这是中国士大夫们的终极追求。

奇书《革命军》

19世纪晚期，中国留学生人数增多，足以引起政府的注意，足以在一切中国革命者中间构成人数最多、呼声最高和行动最活跃的一支力量。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先行者，发出了革命的呼喊。孙中山建立起一个组织，以推翻清廷、建立民国为己任。这在腐朽的中国打开了一个缺口。

1905年，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成员在日本东京成立了中国同盟会。

中国同盟会简称同盟会，是由孙中山领导和组织的以海外中国人为主的一个全国性的革命政党。

中国人在甲午战争之后，对日本不是恨而是敬佩，尤其是当时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同盟会就成立在日本东京。孙中山很早就羡慕西方和日本，羡慕它们政府的力量和效率、它们的科技水平和经济发展以及洋溢在它们社会之中的干劲和活动意识。20世纪初中国在海外的留学生有8000多人，三分之二在日本，一来是道近，生活费比较便宜，生活习惯相似；二来，认识到学欧美不如学日本直截了当，我们跟欧美国情不同，但与日本国情相似，遭遇处境也差不多，日本一下子就能成功，所以咱学它。

当时，国内有相当数量的有志青年去日本探索救国之道。中日两国完全撕破脸皮，血海深仇的局面是从“二十一条”日本要灭亡中国开始。中国一看，同种同文的日本人比大鼻子蓝眼睛还要狠，这才跟它正式闹掰。日本欲置中国于死地的种种做法是其政治家的短视。

同盟会横空出世

在日本成立的中国同盟会，也就是今天在台湾的中国国民党的直系祖先。同盟会成立后，推举孙中山为总理，总理不是政府的职务，而是国民党的最高领袖。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为了表示对他的尊重，最高领袖改称总裁，等蒋介石去世后，为了表示对他的尊重，最高领袖改称主席。所以国民党一说先总理肯定就是孙中山，先总裁肯定就是蒋介石。主席就多了，从蒋经国到李登辉、连战、吴伯雄、马英九。

同盟会以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政治纲领。《民报》为机关刊物。这标志着中国成立了第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孙中山把同盟会的政治纲领阐发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简称“三民主义”。这个顺序不能颠倒。国民政府时期中国的国歌头几句就是“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就是民族主义。鞑虏指的是清朝，就是要推翻清朝统治，虽然没有明确反帝，但推翻清朝的统治，自然也就打击了帝国主义。“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最早是朱元璋提出来的，朱元璋在北伐的布告里说：“驱除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也是16个字。孙中山把前八个字基本照搬，后两句给改了，水平就高了。

“创立民国”，即民权主义。就是要推翻帝制，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民权主义是三民主义的核心。推翻了清朝之后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共和国！绝不能让帝制在中国大地上再次出现，这个共和国叫“中华民国”。

“平均地权”是民生主义。中国最多的老百姓是农民，民生问题首先就要解决农民生计问题，让他们有土地可种。所以三民主义主张核定地价，涨价归公。给地主的土地定价，比如1亩地10块大洋，100亩地就是1000块大洋。随着经济发展的需要，房地产增值，土地值钱了，1亩地涨到了100块大洋，你卖100亩地应该是10000块大洋，但是自己只能得1000块，9000块归国家。国家拿了钱买地，然后分给农民。孙中山认为这个办法很好，国家不用花钱，地主能够保本，农民能够分到土地，是三全其美的事。

可地价是市场说了算，凭什么1亩地能卖100块我落10块？这个地我可以不卖，或者是我可以通过各种手段给你搅黄了。比如我想卖房，我的房是单位的房改房，当初花了2万块钱买的，70平方米，现在是1平方米1万，我应该卖70万，但是单位说了，我有优先权，我给你50万，你不能卖给别人。那我出租，一个月2000块，多租几年不就回来了？只要以私有的形式存在，农民的土地问题就解决不了。

孙中山的思想是中国文化的产物，他接受了科学的训练，以欧美学说来充实自己的理论，使它系统化、具体化。孙中山在《同盟会宣言》中说明实行三民主义的步骤分为军政、训政、宪政（军法、约法、宪法）三个时期。军政是破坏时期，注重民族革命；训政是过渡时期，建设自治，促进民权，注重政治革命；宪政建设之首在民生，注重社会革命，三种革命代替欧美社会演进的三种过程。

孙中山认为，欧美社会演进分为三种，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社会革命，三者代表欧美社会的三种演进过程。

刘郎死去霸图空

跟资产阶级改良派一个劲给皇帝上书，要求变法不同，革命党人直接武装反抗。康有为说的那些东西在今天一看似乎都很有道理，当时的中国为什么不能搞民主？康有为认为当时中国人文化程度低，如果照搬西方民主那一套就打起来了。可印度文盲比中国多多了，从1947年独立到现在12次全国大选，没有一次乱套。民主与文化程度的关系并非如康有为说的那般简单对应。革命的理念已经在很多人心里生根，特别是在留学生中。各地大小起事不断。

建立同盟会

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的学生革命家吴禄贞，回国后在湖北的新军中服役。利用职务之便，他在陆军中安插了几位同志，在士兵中搞宣传鼓动工作。他和几位向往革命的朋友在湖北省各地方的学校里举行集会，宣传革命，并散发激进的刊物和传单。他们组建了一个欣欣向荣的组织，取名为科学补习所，冒充学术团体。他们收到消息，黄兴计划在1904年秋发动起义，于是他们就在湖北作了安排以配合黄兴在湖南的行动。这是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同时在湖南的六个城市起事，还希望能在湖北、四川、江西、南京和上海得到响应。起义的时间定在慈禧太后的70岁生日，即1904年11月16日。但清廷的耳目侦破了这一密谋，迅即予以扑灭。

新军全称“新建陆军”，是清朝政府于甲午战争之后编练的新式陆军。这支军队的特色是完全使用西式的军制、训练以及装备，是清朝最后一支有战斗力的正规军。

1906年12月，同盟会会员刘道一发动了萍浏醴起义。刘道一，字炳生，号锄非。湖南衡山人，1884年出生，早年曾就读于湘潭美国教会学校，通晓英语，后随兄刘揆一参加革命。1904年加入华兴会，联络会党，准备起事。起事失败，流亡日本，与秋瑾等在东京组织十人团。次年加入同盟会，任书记、干事。1906年，刘道一领导发动萍浏醴起义，义军的主要活动范围在江西省的萍乡、湖南省的浏阳、醴陵等地区。此次起义一度达到上万人的规模，但还是被清军镇压了下去。1906年12月，起义失败，刘道一在长沙被捕。审讯的时候，刘怒斥说：“士可杀而不可辱，死则死尔。”12月31日，被清政府杀害于长沙浏阳门外，年仅22岁。刘道一所领导的萍浏醴起义，是同盟会成立后的第一次大规模起义。它的影响力虽然不能与武昌起义相比，但是，正是十数次反清起义的星星之火，形成了后来的燎原全国之势！当时的同盟会主要领导人孙中山和黄兴都很重视这次起义，对刘道一的英勇就义，感到惋惜和悲痛！纷纷写挽诗悼念刘道一。孙中山写的七律云：

半壁东南三楚雄，刘郎死去霸图空。

尚余遗业艰难甚，谁与斯人慷慨同。

塞上秋风悲战马，神州落日泣哀鸿。

几时痛饮黄龙酒，横揽江流一奠公。

看来，革命领袖孙中山除了极具政治韬略外，文采也是极佳的。这首诗算得上是孙中山诗作之中的上品，可惜流传不广，也许因为这只是一首挽诗的缘故。诗的一开头就气势不凡：“半壁东南三楚雄，刘郎死去霸图空。”有一种气吞山河之势，英雄壮志未酬之憾。紧接着的两句：“尚余遗业艰难甚，谁与斯人慷慨同。”对于革命事业的坚定，对于顿失战友的惋惜之情，跃然纸上。最为点睛的是五六句：“塞上秋风悲战马，神州落日泣哀鸿。”把挽诗的特点发挥到了极致！对仗之工整，寓意之深远，堪称挽诗中的绝句！最后两句更是写得异军突起，壮志凌云：“几时痛饮黄龙酒，横揽江流一奠公。”以岳武穆的豪情自勉，“直捣黄龙，与诸君痛饮耳”。孙中山誓要推翻腐朽的清朝，实现烈士的遗愿！

鉴湖女侠慷慨志

刘道一之后，各地起义风起云涌，如秋瑾、徐锡麟领导的浙皖起义，孙中山、黄兴的镇南关起义和广州黄花岗起义。秋瑾乃一代巾帼，30多岁东渡日本留学，参加革命。她手里随时拿着把肋差，就是日本武士剖腹用的短刀，时时提醒自己以死明志。留日学生的革命活动，让清政府惊恐不安。清政府请求日本政府，限制爱国学生的活动。秋瑾带领留日学生罢课，并组织敢死队去公使馆交涉。秋瑾回国前发表演说，有人散布妥协论调时，秋瑾就从靴筒里拔出短刀，插在台上，以手指刀：如有人回到祖国投降清廷，吃我一刀。

秋瑾的诗满是大丈夫之气：“不惜千金买宝刀，貂裘换酒也堪豪”，“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秋瑾其人也是充满豪情，起义失败后，秋瑾明知自己要被捕，仍然拒绝离开绍兴，遣散众人留守学堂，后被清军包围。被捕后，坚贞不屈，临行之前写下“秋风秋雨愁煞人”七个大字，慷慨殉节。1912年12月9日，孙中山致祭秋瑾墓，撰挽联：“江户矢丹忱，重君首赞同盟会；轩亭洒碧血，愧我今招侠女魂”。

秋瑾自称“鉴湖女侠”，人说虎父无犬子，秋瑾的闺女跟她妈一样牛，牛到什么程度呢？秋瑾的闺女长大之后就找杀她妈的凶手，要把那人给干掉。那个人是浙江绍兴知府贵福，满人。秋瑾的女儿在民国建立后，一直找贵福算账。贵福隐姓埋名，躲了20多年，最后到了东北，东北当时已经是伪满洲国了，但秋瑾的闺女还是到东北手刃仇人，给母亲报了仇。

一介书生徐锡麟，开枪刺杀安徽巡抚恩铭。如此举动让清朝官员十分费解，巡抚与他私交不错，待他很好。徐锡麟说他跟我好是私谊，我报的是国仇，最后徐锡麟被剖腹挖心而死。

在革命敢死队零星尝试和幸免一死后，革命领袖四散逃命。这时，黄兴等人考虑另图良策来实现中国革命。革命党人发动的起义，前十次都失败了。他们属于典型的精英革命，流的是精英的血，起义参加者太少，多数是留学生、华侨和会党。华侨捐钱，提供财力支持。会党就是黑社会，港台黑社会历史悠久，多是天地会的分支。孙中山认为毕竟这帮人标榜反清复明，而且跟朝廷不和，讲义气，所以孙中山重用会党。他本人都加入过红帮，蒋介石加入过青帮。这些起义有点类似于今天的“斩首战”。直接进攻对方的军政首脑机关，干掉对方的军政首脑，是很时髦的战法。问题是今天的“斩首战”，或者用导弹，或者派特种兵。而孙中山手下这帮人既没有导弹，也不是特种兵。他们凭借的是一腔气血，满腔热情，但缺乏缜密的筹划和必要的军事训练，这就注定了起义的失败。革命并非取几颗首级就能成功。

奇女子秋瑾

革命党人的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影响深远，震动全国。黄兴将军在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后流亡香港，异常悲愤，给七十二烈士题写挽联：七十二健儿酣战春云湛碧血，四百兆国子愁看秋雨湿黄花。黄花岗起义，七十二健儿唤醒四百兆国子。孙中山在《黄花岗烈士事略序》中说：“吾党菁华付之一炬，其损失可谓大矣！然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革命以成。则斯役之价值，直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半年后，武昌起义成功。

广州起义实际牺牲者不止72人，该人数是指收尸后葬在黄花岗烈士墓的人数。

第3节 风雨飘摇中的清廷

亡羊始补牢

由于清王朝在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几乎垮台，慈禧太后和光绪帝仓皇逃离北京。清廷的腐朽到了积重难返的地步，逃出京城的慈禧一行，睡土炕，吃粗粮。有时候一日三餐都无法保证，要向老百姓乞求玉米充饥，咀嚼秸秆解渴。这群人一旦逃离出去，到了太原，就忘记伤痛，享用祖宗当年的行宫，令各省解送钱粮供其挥霍。到西安之后，更加铺张。第二年返回北京，大修道路、宫殿、驿站，搜刮私财，各省孝敬慈禧的奇珍异宝数不胜数。

为了继续维持自己的统治，慈禧太后在逃亡西安期间，不得不做些反省的样子，光绪发布“罪己诏”和改革谕旨，要求官员们就改革之事限期奏报。对于清政府的若干新政措施，没人抱有希望。1901年4月，清政府成立督办政务处，作为规划新政的机构，逐步推出各项新政。内容涵盖政治、军事、文教、经济和社会等几个领域。

在政治上，清政府撤销总理衙门，改设外务部，位列六部之首。新设商部（后与工部合并，改为农工商部）、练兵处（后与兵部合并，改为陆军部），1905年增设巡警部（后改为民政部）、学部。裁撤冗衙，裁汰胥吏差役。

1895年中国的战败，使清朝清醒地认识到非常需要训练有素和具有西方装备的军队。继李鸿章之后统率北洋军队的袁世凯在华北着手组织一支“新建陆军”，张之洞也在长江地区组织了他的“自强军”。两支军队都是西洋式的。清政府在军事上的改革是停止武举，命各省筹建武备学堂，其毕业生可任命为新军军官。裁汰绿营，编练新军。

学制上的改革，即停止科举。清政府下令从1906年起停止一切科举考试，并在当年12月设立学部，设学堂。早在1902年，清政府将各省、府、州、县的书院改设为大、中、小学堂，颁布《钦定学堂章程》。1904年重订学堂章程，以日本教育为模式，奖励游学。选派学生出国留学，毕业后分别赏给进士、举人出身，自费留学生也一样。科举这一持续了约有1300年之久的制度完全被废除，确实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此后，新式学堂的毕业生在政府中占有重要的职位，代替了传统的有功名的人，而且在国外高等学校水平以上学校毕业的学生也有资格取得进士或举人的功名。清政府颁布了第一个系统完备并付诸实施的法定学制，教育从横向分，包括普通教育、师范教育和实业教育；从纵向看，把整个学制分为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三个阶段。西学课程有文学、算术、历史、地理、物理、化学、图画、体操、外语、法制，中学有《四书》、《五经》，学制改革还是有积极作用的。

清政府鼓励工商业发展，制定和完善经济方面的法律。商部成立后，陆续公布了《商律》、《公司注册试办章程》、《商会简明章程》、《奖励公司章程》、《矿物章程》、《试办银行章程》等法律法规，奖励实业。

新政还包括废陋习，禁缠足、禁鸦片、废酷刑、允许满汉通婚。

新政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资产阶级力量进一步壮大。西方思想得到进一步传播，近代化教育得到很大发展，是一场缺乏民族资产阶级领导和积极参加的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自上而下的改革运动。但增加了人民的负担，使中国劳苦大众生活更加贫困，社会矛盾更加尖锐。为了实行新政，清政府必须想方设法筹集经费，不得不向下摊派，这是清末新政经费的最主要来源。

假立宪，真集权

为了应付国内严重的危机，清政府决定立宪。当时世界大国里实行专制的只有中国和俄国。1905年的日俄战争，日本大败俄国，给清朝统治集团中一些当权者打了一针强心剂。直隶总督袁世凯、湖广总督张之洞上书朝廷，立宪国一定能战胜专制国，所以必须立宪。朝廷就派五位大臣去欧美、日本考察，考察期长达一年，细致深入，连动物园都考察了。北京动物园明显是西洋式的建筑，就是当年考察后的产物。

那会儿真的是实打实的考察，五大臣回来以后跟朝廷说了搞立宪的三大好处：“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但是镇国公载泽很清楚慈禧太后的心思，他会挠太后痒痒肉。太后最看重的就是手里的权力，如果君主立宪以后太后没权了怎么办？

所以载泽说中国人傻，搞立宪不能马上搞，需要时间训练他们，多少年呢？20年，预备立宪20年，老太后一琢磨我今年70岁了，再活20年的可能性不大，乾隆爷也没有活过90岁，所以老太后欣然允诺可以搞立宪，但需要20年预备期。后来减到了15年，12年，9年，实际上这时候孙中山都起义了，你马上立宪来不来得及还两说呢，你还敢来一个预备立宪，还得过这么多年才能立宪，缓不济急了。

1908年，清廷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宪法一共23条，头14条是君上大权，后9条是臣民的义务。大纲由宪政编查馆参照1889年《日本帝国宪法》制定，删去了日本宪法中限制君权的有关条款，充分体现了“大权统于朝廷”的立法旨意。皇帝有权颁布法律，发交议案，召集及解散议会，设官制禄，黜陟百司，编订军制，统帅陆海军，宣战媾和及订立条约，宣告戒严，爵赏恩赦，总揽司法权及在紧急情况下发布代法律之诏令。并且“用人之权”、“国交之事”、“一切军事”，不付议院议决，皇帝皆可独专。另外，又以附则形式规定，臣民有纳税、当兵、遵守法律的义务。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享有言论、着作、出版、集会、结社、担任公职等权利和自由。《钦定宪法大纲》确认了君主立宪制的政治改革方向，但由于君权强大，议院立法权和监督权非常有限，臣民的自由权利微不足道并缺乏有效保障。宪法第一条就是“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第二条是“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将君权神授的东西写入宪法，连推翻都不能。立宪派一直盼着朝廷立宪，结果还是君权至上，因此他们对朝廷特别失望。

1908年，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归天，现在最新研究结论是被砒霜给毒死的，光绪之死曾是清宫四大疑案之一。这个问题拿脚指头都能想明白，皇上归天的时候38岁，太后73岁，哪那么巧啊，两人的死差了不到24小时。据说光绪自知不免，临终前他就见了慈禧一面，说我死了以后再立皇帝的话一定要立长君，挑近支王公里面岁数大的即位。结果他一死，太后下旨让两岁半的溥仪继承大统，由光绪的皇后垂帘听政。溥仪的父亲醇亲王载沣为摄政王。一个30多岁的妇道人家抱着一个两岁半的幼童治理堂堂4.5亿人口的浩大神州，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

光绪帝的皇后成为继慈禧之后的又一位皇太后，按照慈禧遗命，监国摄政王必须在太后面前称臣，遇到大事必须向她请示。但隆裕太后并不满意，同摄政王之间矛盾重重。

1911年，朝廷裁撤军机处，设立责任内阁。同年5月8日，清政府在立宪派国会请愿运动的压力下，颁布《新订内阁官制》，实行责任内阁制，成立由13名国务大臣组成的新内阁。以庆亲王奕匡（宗室）为总理大臣，那桐（满）、徐世昌（汉）为协理大臣，下设外务部、学部、民政部、度支部、陆军部、海军部、法部、农工商部、邮传部、理藩部十部，以梁敦彦（汉）、善耆（宗室）、载泽（宗室）、唐景崇（汉）、荫昌（满）、载洵（宗室）、绍昌（宗室）、溥伦（宗室）、盛宣怀（汉）、寿耆（宗室）分任各部大臣。13人中，满洲贵族9人，汉族官僚仅4人，而满洲贵族中皇族又占7人。这是一个以皇族为中心组成的内阁，人们称之为皇族内阁。清政府根本无意实行君主立宪，只是借立宪之名集权皇族，抵制革命。

出任海军大臣的载洵是皇上的亲叔叔，当时只有25岁，清末内阁领导干部真是年轻化。这么一来，汉官离心，大清王朝可谓大势已去，就如同一间摇摇晃晃的破屋子，只要人在门框上踹一脚就塌了。其时，摄政王早已精疲力竭，多次向隆裕太后请辞，不再干预政事。这时候清王朝其实谁都得罪不起，却把能得罪的全得罪了。你搞新政人民不干了，你搞预备立宪，立宪派不干，你来皇族内阁，汉族官僚离心了，也不跟你玩儿了。剩下的那些满蒙贵族，整天提笼架鸟、票戏捧角，别的什么也干不了。所以武昌革命爆发，一不小心就成功了，随后迅速席卷全国。

一不小心革命成功了

武汉三镇是武昌、汉口、汉阳。起义为什么能在这里爆发？首先，武汉三镇很早沦为通商口岸，资本主义经济发达，资产阶级力量强大。其次，武汉有着很好的群众基础，而且有文学社、共进会这两个革命团体，深入湖北新军，宣传组织。新军完全按照西式的训练方法进行训练，教科书都是外文直接翻译过来的，所以新军招兵的时候不要文盲，没文化不行，得具备初小以上文化水平。军官大部分都是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学回来的，年纪轻轻二十五六岁就能当上旅长。

日本是同盟会的大本营，这帮人一到了日本，除了满蒙贵族以外，汉人一去，基本上都给同化了，他们回来出任新军的各级官员。朝廷练了这么一支军队，是要给自己保驾护航，没想到却给自己挖坟刨坑了。特别是湖北的新军第八镇，镇就是师，一镇就1万多人，三分之一是革命党。打响起义第一枪的新军第八镇的工程营400多人，300多号革命党，起义前的工程营基本上已经被革命党控制，前10次起义都不成功，参加者是人数不多的留学生、华侨、会党。这一次起义是谁干的啊？军队干的，在清廷军队内部，如此一来，等于清军哗变。

1911年10月10日，革命党人竟然在无人领导的状态下自行起义。按原定计划，革命党人打算13日给清廷致命一击，结果开完会回去做炸弹，做着做着炸药爆炸，惊动了当局。革命党人四散奔逃，但把名单留在了爆炸现场，所有革命党人都榜上有名，清廷照着名单逮人，没有逮到的都跑了。起义时间被泄露，起义眼看着即将流产。

于是新军自行起义，领导人是熊秉坤和金兆龙。熊秉坤是正目，相当于今天军队里的班长。新军的编制是镇、协、标、营、队、排、棚，镇就是师，协就是旅，标就是团，营就是营，队是连，排是排，棚就是班，一个棚正目1人，副目1人，正兵4人，副兵6人，一共12个。熊秉坤是一个班长，金兆龙是一个正兵，一个班长和一个一等兵就领着起义了，一不留神就成功了。而且起义的这帮领导人里面最大的是一个队官，就是连长了。所以成功之后他们傻了，这事怎么整的呢，还没有想到。

起义成功后湖北军政府成立，黎元洪任都督，国号“中华民国”。黎元洪是新军第21混成协协统，相当于旅长，混成协就是微型师，他的部队不够编成一个师，就编成一个混成协，步兵、炮兵、骑兵全都有了。

黎元洪本来不赞成革命，不赞成你也得赞成！因为我们这帮人最大的是连长，我们贴布告没人认得。黎元洪是湖北人，大家都认得，连黎协统都参加革命，证明这个革命有号召力。革命党人非常不自信，把血拼来的权力让给了黎元洪。

临时决定的武昌起义，极具戏剧性，革命军占领楚望台后，势如破竹，很快就拿下武昌、汉口、汉阳三镇，没想到起义成功了。更没有想到的是影响还这么大，武昌起义后各省响应，清朝统治土崩瓦解，怎么这么快朝廷就完蛋了呢？因为各省立宪派和旧官僚投机革命，控制了大部分地方政权。看着好像是15个省独立，好多都是立宪派和旧官僚投机革命，汉族官僚已经对朝廷彻底失望，我折腾半天最后你们还是想满蒙贵族集权，我汉族凭什么跟你玩儿啊，再说你已经玩儿不下去了。墙倒众人推，破鼓万人捶，所以这帮人摇身一变由巡抚改都督，就变成了民国的官，在大清当官，在民国还当官。十几个省都摆脱清朝统治宣布独立，“中华民国”的建立，提上了议事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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