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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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朱子表章周子、二程子、张子，以为上接孔孟之传。后世君相师儒，笃守其说，莫之或易。乾隆中，闳儒辈起，训诂博辨，度越昔贤；别立徽志，号曰汉学。摈有宋五子之术，以谓不得独尊。而笃信五子者，亦屏弃汉学，以为破碎害道，龂龂焉而未有已。吾观五子立言，其大者多合于洙泗，何可议也？其训释诸经，小有不当，固当取近世经说以辅翼之，又可屏弃群言以自隘乎？斯二者亦俱讥焉。
西汉文章，如子云、相如之雄伟，此天地遒劲之气，得于阳与刚之美者也。此天地之义气也。刘向、匡衡之渊懿，此天地温厚之气，得于明与柔之美者也。此天地之仁气也。东汉以还，淹雅无惭于古，而风骨少隤矣。韩、柳有作，尽取扬、马之雄奇万变，而内之于薄物小篇之中，岂不诡哉！欧阳氏、曾氏皆法韩公，而体质于匡、刘为近。文章之变，莫可穷诘。要之，不出此二途，虽百世可知也。
余钞古今诗，自魏晋至国朝，得十九家，盖诗之为道广矣。嗜好趋向，各视其性之所近，犹庶羞百味，罗列鼎俎，但取适吾口者，哜之得饱而已。必穷尽天下之佳肴辩尝而后供一馔，是大惑也；必强天下之舌，尽效吾之所嗜，是大愚也。庄子有言：“大惑者，终身不解；大愚者，终身不灵。”余于十九家中，又笃守夫四人者焉。唐之李、杜，宋之苏、黄，好之者十而七八，非之者亦且二三。余惧蹈庄子不解不灵之讥，则取足于是终身焉已耳。
司马子长，网罗旧闻，贯串三古而八书，颇病其略；班氏《志》较详矣，而断代为书，无以观其会通；欲周览经世之大法，必自杜氏《通典》始矣。马端临《通考》，杜氏伯仲之间，郑《志》非其伦也。百年以来，学者讲求形声、故训，专治《说文》，多宗许、郑，少谈杜、马。吾以许、郑考先王制作之源，杜、马辨后世因革之要，其于实事求是一也。
先王之道，所谓修已治人、经纬万汇者，何归乎？亦曰礼而已矣。秦灭书籍，汉代诸儒之所掇拾，郑康成之所以卓绝，皆以礼也。杜君卿《通典》，言礼者十居其六，其识已跨越八代矣！有宋张子、朱子之所讨论，马贵与、王伯厚之所纂辑，莫不以礼为兢兢。我朝学者，以顾亭林为宗。国史《儒林传》褎然冠首。吾读其书，言及礼俗教化，则毅然有守先待后，舍我其谁之志，何其壮也！厥后张蒿庵作《中庸论》，及江慎修、戴东原辈，尤以礼为先务。而秦尚书惠田，遂纂《五礼通考》，举天下古今幽明万事，而一经之以礼，可谓体大而思精矣。吾图画国朝先正遗像，首顾先生，次秦文恭公，亦岂无微旨哉！桐城姚鼐姬传，高邮王念孙怀祖，其学皆不纯于礼。然姚先生持论闳通，国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也。王氏父子，集小学训诂之大成，夐乎不可几已。故以殿焉。
姚姬传氏，言学问之途有三：曰义理，曰词章，曰考据。戴东原氏亦以为言。如文、周、孔、孟之圣，左、庄、马、班之才，诚不可以一方体论矣。至若葛、陆、范、马，在圣门则以德行而兼政事也。周、程、张、朱，在圣门则德行之科也，皆义理也。韩、柳、欧、曾、李、杜、苏、黄，在圣门则言语之科也，所谓词章者也。许、郑、杜、马、顾、秦、姚、王，在圣门则文学之科也。顾、秦于杜、马为近，姚、王于许、郑为近、皆考据也。此三十二子者，师其一人，读其一书，终身用之，有不能尽。若又有陋于此，而求益于外，譬若掘井九仞而不及泉，则以一井为隘，而必广掘数十百井，身老力疲，而卒无见泉之一日。其庸有当乎？
自浮屠氏言因果祸福，而为善获报之说，深中于人心，牢固而不可破。土方其占毕咿唔，则期报于科第禄仕；或少读古书，窥著作之林，则责报于遐迩之誉，后世之名；纂述未及终编，辄冀得一二有力之口，腾播人人之耳，以偿吾劳也。朝耕而暮获，一施而十报，譬若沽酒市脯，暄聒以责之贷者，又取倍称之息焉。禄利之不遂，则徼幸于没世不可知之名。甚者至谓孔子生不得位，没而俎豆之报，隆于尧舜。郁郁者以相证慰，何其陋欤！今夫三家之市，利析锱铢，或百钱逋负，怨及孙子；若通阛贸易，瑰货山积，动逾千金；则百钱之有无，有不暇计较者矣。商富大贾，黄金百万，公私流衍，则数十百缗之费，有不暇计较者矣。均是人也，所操者大，犹有不暇计其小者；况天之所操尤大，而于世人毫末之善，口耳分寸之学，而一一谋所以报之，不亦劳哉！商之货殖同、时同，而或赢或绌；射策者之所业同，而或中或罢；为学著书之深浅同，而或传或否，或名或不名，亦皆有命焉，非可强而几也。古之君子，盖无日不忧，无日不乐。道之不明，己之不免为乡人，一息之或懈，忧也；居易以俟命，下学而上达，仰不愧而俯不怍，乐也。自文王、周、孔三圣人以下，至于王氏，莫不忧以终身，乐以终身，无所于祈，何所为报？己则自晦，何有于名？惟庄周、司马迁、柳宗元三人者，伤悼不遇，怨排形于简册，其于圣贤自得之乐，稍违异矣。然彼自惜不世之才，非夫无实而汲汲时名者比也。苟汲汲于名，则去三十二子也远矣。将适燕晋而南其辕，其于术不益疏哉？
文周孔孟，班马左庄，葛陆范马，周程朱张，韩柳欧曾，李社苏黄，许郑杜马，顾秦姚王。三十二人，俎豆馨香。临之在上，质之在旁。
【译文】
国藩以治学为志向的时间不是很早，中年在朝中做官，私下读了许多前人的著述，稍微涉猎到先代圣贤大儒长者的学业；因为才质愚钝，身体多病，所以一无所成。后来南征北战，学业更加荒废。丧乱还没有平复，我的年纪将要五十岁了。从前我读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和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经籍考》，发现他所列的书目繁杂众多，作者的姓名多到数不清；有的像日月一样的光明，有的却湮没无闻。及至做了文渊阁直阁校理，每年两个月侍从宣宗皇帝入阁，得以看到《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收录书籍之多，远远超过前代的收藏；而且仅存书目的书籍几十万卷，还不在其中。天啊！怎么会这么多呀！即使有生而知之的资质，连续几代也不能读完那些书，何况资质低下的人呢？由此可知书籍之多，作者之众，像江海一样，不是一个人的肚子所能喝得完的。最要紧的在于慎加选择。我既然自知能力不够，就选择了古今圣哲三十余人，教儿子纪泽画下他们的遗像，合为一卷，藏于自家学馆。后人有志读书，读这些人的著作就够了，不必广求博览，而学业相传没有超过这些的了。从前在汉代，像武梁祠、鲁灵光殿，都图画伟人的事迹，而且《列女传》也有图像。后人受到感染，情趣激发，学业大兴，形成很长的历史。熟悉了圣哲们的仪容，进而探求他们的精神，会通他们的微旨，契合他们的灵魂，只要诚心攻读，仁道岂能很远？国藩记。
尧、舜、禹、汤，都没有著作，只有史官记载他们的言论而已。及至文王被囚禁，才撰写文章，演绎《周易》。周公、孔子，相继兴起，六经彰明，师道也就完备了。秦、汉以来，孟子大抵与庄子、荀子并称。到了唐代，韩愈独尊孟子。而宋代的贤哲，更认为可把孟子升高至仅次于孔子的地位，尊崇他的书，同《论语》相提并论。以后论学的人，没人能改变这种看法。所以我把他置于周文王、周公、孔子三位圣人的后面。
左丘明作传解释《春秋》，多记述东西二周的典章礼制；又好援引离奇怪诞的事情，辞采华丽，超出了本来事实。太史公称庄子的著作都是寓言，我看他自己所写的《史记》，寓言也占六七成。班固在才识与抱负方面，比司马迁相差很远；但是对于治世的典章，六经的主旨，文字的源流，无形与有形的情状，叙述得非常清晰详尽。这岂是那些才识短浅，在先生面前互争得失，自我感觉良好的人所能比的？
诸葛亮生于乱世，服膺儒术，立身行事能从容合道。陆敬舆事奉多疑的君主，驾御难以驯顺的将官；他用光明照亮君主的心胸，用诚恳统领将官。譬如驾劣马登陡坡，虽有险阻，却仍能纵横驰骋，这是何等的神奇！范仲淹、司马光，遭遇的时代稍为好些，然而在坚贞卓绝真诚信实方面，各有独特的造诣；他们坚守正道，带动社会蔚然成风，气度也算是很远大的了！从前刘向称董仲舒有王佐之才，伊尹、吕尚只能同他旗鼓相当，至于管仲、晏婴之辈，几乎不能同他相比了。而刘歆则认为董子所受师友的熏陶，简直比子游、子夏都要逊色。以我看管仲、晏婴、子游、子夏这四位贤者，虽然比不上伊尹和吕尚，必定比董仲舒强。只可惜我不能如刘向父子一样来论定他们的优劣而已。
自从朱子表彰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以为他们的学说是上承孔、孟的道统，后代的君、相、师、儒，忠诚地守卫他们的学说，没有人能够改变。乾隆年间，大儒辈出，训释经籍，考辨详博，超过了前贤，别立标帜，号称“汉学”。这派人排斥宋代周、程、张、朱五子的理学，认为他们不应该独享尊崇。而笃信五子学说的人，也摒弃汉学，认为汉学支离破碎，有害于道，争辩个没完没了。我看五子立说，大的地方，多和孔子之道相合，有什么可以非议的呢？而汉学一派，虽训释经书，稍有不妥，应该拿近代对经书的解说加以辅助，又怎么可以排斥众说而自限呢？这两派人，也同样可笑。
西汉的文章，像扬雄、司马相如的雄伟，本为天地间的强劲之气，获得了阳刚之美的，这是天地间的义气。像刘向、匡衡的渊深美好，这是天地间的温厚之气，获得了阴柔之美的，这是天地间的仁气。东汉以后，在博雅方面，并不比古时逊色，但是风骨稍为衰弱了。等到韩愈、柳宗元相继而起，把扬雄、司马相如的雄奇万变，完全用在记述小事物的短篇之中，堪称不同凡响！欧阳修、曾巩，皆取法韩愈，但是文章的体质，和匡衡、刘向相近。由此看来，文章的变化，没有人能研究透彻。总而言之，不会超出阳刚与阴柔这两个途径，即使再经百代，也是可以预知的。
我抄录古今诗，从魏晋到国朝，共选了十九家。一般说来，诗的途径是很广泛的，各人的嗜好趋向，要看他的性情接近于那方面而定。譬如百味佳肴，摆在桌上，只要选取适合自己口味儿的，吃饱而已。如果一定要穷尽天下的佳肴，遍尝以后才能供给一餐的需要，那是大惑；一定要强勉天下人的口舌，都来效法我的嗜好，那是大愚。庄子曾经说过：“大惑的人终生不能颖悟，大愚的人终生不会聪明。”我在这十九家中，又笃守其中的四家：唐朝的李白、杜甫，宋朝的苏轼、黄庭坚，喜好他们的人有十分之七八，不喜欢他们的人也将近十分之二三。我怕遭受庄子终生不悟、不聪明的讥讽，所以就选取这些人的作品，终生学习。
司马迁网罗了以前的传闻，贯通了三古而作成的《史记》中的八《书》，却颇嫌简略。班固《汉书》中的十《志》，比较详备了，然而只写一代，不能会通历史。要想遍览治世大法，必须从杜佑的《通典》开始。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和杜佑的《通典》不相上下，郑樵的《通志》，则比不上它。近百年来，学者讲求形声训诂的学问，专门研究说文解字，大多数的人都推崇许慎、郑玄，很少人谈及杜佑、马端临。我以为许慎、郑玄考证先王制作的本源，杜佑、马端临辨析后代因革的大要，就实事求是而言，二者殊途同归。
先王的大道，所谓修养自己、治理人民，织构万类的归宿是什么呢？也不过是礼而已。秦朝焚灭书籍，汉代学者们所搜求的，郑康成所以能够超越常人，都是因为礼。杜君卿的通典，谈论礼的地方有十分之六，他的见识已超过八代了。宋代张载、朱熹所讨论的，马贵与、王伯厚所纂辑的，无不谨慎地把礼作为对象。我们清朝的学者，以顾炎武为大师，国史《儒林传》，赫然列为第一。我读他的书，谈到礼俗教化的地方，就毅然有守先待后舍我其谁的气概，是何等的雄壮！后来张蒿庵作《中庸论》，以及江慎修、戴东原等人，特别把礼视为优先的事情。而秦尚书蕙田，因而纂修《五礼通考》，凡是天下古今人神间所有的事情，都用礼来贯综它，可以说是规模宏大，思虑精严了。我画国朝先贤的遗像，首先是顾先生，其次是秦文恭公，岂能没有深意？桐城的姚鼐、高邮的王念孙，他们的学术都不纯于礼。可是姚先生的文章持论闳博通达，国藩能够粗略地懂得文章，是由姚先生启发的。王氏父子集小学训诂之大成，高深的造诣，是不可企及的，所以把他们放在后面压阵。
姚姬传先生说学术的途径有三方面：就是义理、词章、考据。戴东原先生也是这样说。像文王、周公、孔子、孟子的圣德，左丘明、庄周、司马迁、班固的才华，的确不能局限在某一个方面对他们进行讨论。至于像诸葛亮、陆贽、范仲淹、司马光，在孔门中是以德行而兼政事的。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在孔门中是德行科，都是属于义理方面的。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在孔门中是言语科的，就是所说的词章方面的。许慎、郑玄、杜佑、马端临，顾炎武、秦蕙田、姚鼐、王氏父子，在孔门中是文学科的，顾、秦跟杜、马较为接近，姚、王跟许、郑较为接近，都是属于考据方面的。这三十二位圣哲，效法其中的一人，诵读他们的一部书，终生使用起来，都不会有穷尽的时候。假如又有人嫌这些人简陋，想要另外有所增益，这就好比掘井掘到九仞深，还没有见到泉水，就认为一个井太狭窄，而必须广泛地挖掘数十甚或一百个井，身体衰老了，力气疲怠了，却始终没有看见泉水的一天，这怎么会是恰当的呢？
自从佛教徒讲因果祸福的道理以后，行善应得报偿的说法，深植于人们的心中，坚固而不能破除。士子刚开始读书，就期望能考取功名，获得高官厚禄的报偿。有的人稍微读了些古书，窥探了古人浩如烟海的著作，就想得到远近的赞誉，后世的美名，以作为报偿。有的人编一本书还未完成，就希望得到一二个有影响力的人，将他宣扬给每一个人，以补偿自己的辛劳。早晨耕种，晚上就想收获；用了一分力量，就希望得到十分的报偿。譬如买酒买肉，吵吵闹闹地讲价钱，可是卖酒肉的人又从中取得两倍的利润。利禄达不到的时候，就希望在死后能得到不可知的美名。甚至有的人说孔子在世的时候，得不到官位，死后所获得祭飨的报偿，比尧舜还要隆盛。一般郁郁不得志的人，就拿来作为证明和安慰，这是多么鄙陋啊！现在一个只有三户人家的小买卖，在财利上斤斤计较。有人欠了一百个钱，就怨恨到他的子孙。假如买卖做到整个都市，珍贵的货物堆积如山，交易量动辄超过千金，那么一百个钱的有无，有时就无暇去计较了。至若富商大贾，操持百万黄金，公私流转繁衍，那么数十或一百缗的费用，有时就无暇计较了。同样是人，所操持的财货大了，尚且有无暇计较小数目的时候，何况上天所操持的特别大，而对于世人丝毫的善行，浅薄的学问，却要一一设法报偿，不是太劳苦了吗？商人的货殖相同，经营的时间也相同，但是有的赚钱，有的亏本；应对策问的人所答的题目相同，但是有的中式，有的不中式；为学著书的功力深浅相同，但是有的留传后世，有的未能留传，有的人出名，有的人不出名，这也都有命数在，不是可以勉强做得到的。古时的君子，大概没有一天不忧虑，没有一天不快乐的。道术不能通晓，自己不免还是个鄙野的人，或者有顷刻的懈怠，这都是值得忧虑的事；自处平易，以等待天命，下学人事，上达天理，仰不愧于天，俯不惭于人，这都是值得快乐的事。从文王、周公、孔子三位圣人以下，直至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无不是终生在忧虑，终生在快乐。他们本来没有什么祈求，又要什么报偿呢？自己力求隐藏，又要什么名声呢？只有庄周、司马迁、柳宗元三个人，伤痛生不逢时，怨恨的情绪，表现在书本上，这和圣贤自得其乐的生活意趣，稍微有些违背和不同。但那是他们在痛惜自己非凡的才学，绝不是那些无真才实学又想尽快获得俗名的人所能比的。如果急于想获得名声，那就和三十二位圣哲相差太远了。将要到河北、山西一带去，却把车辕朝向南方，这在路径上不是差得太远了吗？
周文王、周公、孔子、孟子，班固、司马迁、左丘明、庄子，诸葛亮、陆贽、范仲淹、司马光，周敦颐、程颢与程颐、朱熹、张载，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许慎、郑玄、杜佑、马端临，顾炎武、秦蕙田，姚鼐、王念孙与王引之。这三十二位圣哲，陈设祭礼，焚香奉祀。好像在我们上面，监临我们；又好像在我们身旁，供我们请教。
十四、王船山遗书序
【题解】
这篇文章是曾国藩于同治五年（1866年）为《王船山遗书》所写的序文。
王夫之，字而农，因晚年居住在衡阳的石船山，世称“船山先生”，与黄宗羲、顾炎武并称为明末清初的三大思想家。王夫之一生著述甚丰，其中以《读通鉴论》、《宋论》为他的代表作。
王船山及其著作进入曾国藩的视野，也许始于唐鉴先生的影响，因为曾国藩初入翰林院，曾师事唐鉴，唐鉴十分服膺王夫之的学识，在他的《国朝学识小案》中专设《船山学案》，而《国朝学识小案》一书经由曾国藩校对与刻印，并写下《书学识小案后》一文。其后也许与湘军核心人物之一郭嵩焘有关，郭氏早在元丰初年就开始认真研读王船山的著作。而曾国藩与郭嵩焘交往密切，他之所以能够奉旨帮办湖南团练，有赖于郭氏的力劝，由此走上创办湘军，平定叛乱之路，最终成就平灭太平军的赫赫事功。
当然最终起决定作用的还是急迫的现实需求。从曾国藩的日记中可知，曾国藩研读王船山的《读通鉴论》始于同治元年十月，这时正值同太平军的战争趋向高潮之际，从地理位置上，与王船山所论三国时刘备、诸葛亮、鲁肃等都是处于长江东南沿线，曾国藩正是借助王船山精辟的史论，来映照眼下的现实，以寻求恰切对策。及至同治三年七月攻克太平军总部金陵后，于次年五月又很快转赴山东剿灭捻军的战场，曾国藩除了继续研读《通鉴论》外，又进一步研读《宋论》，从王船山对历代农民战争中的游击战术的总结中，学习应对捻军之策。
不过曾国藩绝非一位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者，有着深厚的国学功底及内圣外王宏大抱负的曾国藩，从更高更深的层次读懂了王船山的价值，诚如他文中所说：从孔子到孟子都是“仁礼并称，这是因为圣王所用来平息天下为私欲而肆意进行的争斗，从内在而言没有比讲求仁爱更重要的，从外在而言没有比实行礼制更急迫的了。”而王船山恰是在深深隐遁的日子里，于“荒山之中，破床之上，常年努力不懈，以研求所谓哺育万物的仁心与经邦济世的礼仪。”
此外还有一点原因，那便是曾国藩亲手打造的湘军，无疑有着极强的地域性，王船山作为湘籍前贤，很容易进入湖南人的视野，从唐鉴、郭嵩焘到曾国藩都是湖南人，于是，王船山便顺理成章地成为一面旗帜在湘军中被高高扬起。而其间最有力最切实的工作，便是《王船山遗书》的刊刻，这不能不归功于曾国藩与九弟曾国荃以及刘毓松父子的巨大付出。曾氏兄弟在湘军幕府中专设编书局，聘请家学渊源的刘氏父子主持，其间曾国藩本人则于百忙之中做了大量的校阅、订正的工作，并写下了这篇序文。
王船山先生遗书，同治四年十月刻竣，凡三百二十二卷。国藩校阅者，《礼记章句》四十九卷，《张子正蒙注》九卷，《读通鉴论》三十卷，《宋论》十五卷，《四书》、《易》、《诗》、《春秋》诸经稗疏考异十四卷，订正讹脱百七十馀事。军中鲜暇，不克细紬全编，乃为序曰：
昔仲尼好语求仁，而雅言执礼。孟氏亦仁礼并称，盖圣王所以平物我之情，而息天下之争，内之莫大于仁，外之莫急于礼。自孔孟在时，老庄已鄙弃礼教。杨墨之指不同，而同于贼仁。厥后众流歧出，载籍焚烧，微言中绝，人纪紊焉。汉儒掇拾遗经，小戴氏乃作记，以存礼于什一。又千余年，宋儒远承坠绪，横渠张氏乃作《正蒙》，以讨论为仁之方。船山先生注《正蒙》数万言，注《礼记》数十万言，幽以究民物之同原，显以纲维万事，弭世乱于未形。其于古昔明体达用，盈科后进之旨，往往近之。
先生名夫之，字而农，以崇祯十五年举于乡。目睹是时朝政，刻核无亲，而士大夫又驰鹜声气，东林、复社之徒，树党伐仇，颓俗日蔽。故其书中黜申韩之术，嫉朋党之风，长言三叹而未有已。既一仕桂藩，为行人司。知事终不可为，乃匿迹永、郴、衡、邵之间，终老于湘西之石船山。
圣清大定，访求隐逸。鸿博之士，次第登进。虽顾亭林、李二曲辈之艰贞，征聘尚不绝于庐。独先生深閟固藏，邈焉无与。平生痛诋党人标谤之习，不欲身隐而文著，来反唇之讪笑。用是，其身长遁，其名寂寂，其学亦竟不显于世。荒山敝榻，终岁孳孳，以求所谓育物之仁，经邦之礼。穷探极论，千变而不离其宗；旷百世不见知，而无所于悔。先生没后，巨儒迭兴，或攻良知捷获之说，或辨易图之凿，或详考名物，训诂、音韵，正《诗集传》之疏，或修补三礼时享之仪，号为卓绝。先生皆已发之于前，与后贤若合符契。虽其著述大繁，醇驳互见，然固可谓博文约礼，命世独立之君子已。
道光十九年，先生裔孙世全始刊刻百五十卷。新化邓显鹤湘皋实主其事。湘潭欧阳兆熊晓晴赞成之。咸丰四年，寇犯湘潭，板毁于火。同治初元，吾弟国荃乃谋重刻，而增益百七十二卷，仍以欧阳君董其役。南汇张文虎啸山、仪征刘毓嵩伯山等，分任校雠。庀局于安庆，蒇事于金陵。先生之书，于是粗备。后之学者，有能秉心敬恕，综贯本末，将亦不释乎此也。
【译文】
王船山先生的遗书，于同治四年十月刻印完毕，共三百二十二卷。国藩校阅的部分是：《礼记章句）四十九卷|；《张子正蒙注》九卷；《读通鉴论》三十卷；《宋论》十五卷；《四书》、《易》、《诗》、《春秋》各种经籍、轶闻、注疏的考异十四卷，共订正错误、遗漏的地方一百七十多处。军中很少闲暇时间，不能细加总理全编，特作如下这篇序文：
从前，孔子用美好的语言阐发仁的内涵，用通用的语言执守礼制。孟子同样仁礼并称，这是因为圣王所用来平息天下为私欲而肆意进行的争斗，从内在而言没有比讲求仁爱更重要的，从外在而言没有比实行礼制更急迫的了。自孔孟在世的时候，老子和庄子就已经鄙弃礼教。杨朱的“为我”和墨子的“兼爱”尽管涵义不同，但共同之处都在于毁弃仁爱。其后各种观点纷然涌现，著书立说，竞相传播，最终落得个被一把火烧掉的下场，从此精微深刻的论述中途断绝，人间的纲纪也就乱了。汉代的儒者搜集遗留下来的经籍，小戴戴圣作了《礼记》，保存了礼的十分之一的篇目。又经历一千多年，宋代的儒者远承已经很不景气的余脉，陕西横渠的张载作了《正蒙》，来讨论实行仁的途径。船山先生为《正蒙》作了几万字的注，为《礼记》作了几十万字的注，将隐含在民间同源而异彩的各种风物风情，同显明的纲常礼法联系起来，以期将祸乱消泯在未形成之时。其对于古人明体达用、扎实进步的主张，往往十分接近。
先生名夫之，字而农，于崇祯十五年乡试中举。目睹当时的朝政，考核苛刻而没有亲情，而士大夫又以讥议朝政而邀名，东林、复社之辈，各自结党而互相攻伐，此种衰颓的习俗日益遮蔽了朝野。故此，先生在书中贬斥以申韩为代表的法家的主张，嫉恨朋党的恶劣风气，抨击之词往往长篇大论，却又忍不住再三叹息，这样的情形一直持续下去。曾入桂王府任行人司的官员。知道抗清事业最终不会成功，便隐匿于永、郴、衡、邵一带，最后于湘西的石船山辞别人世。
圣明的清朝大局稳定以后，便四处访求隐逸的人才。学问渊博的人士，依次被荐举选拔上来。尽管像顾亭林、李二曲等人那样的坚贞不仕，但朝廷的征聘还是络绎不绝地来到他们的住所。惟独先生深深隐藏自己的行止，令朝廷找不到他的踪影。平生无情地揭露党人所竞相标谤的恶习：说自己不想通过隐逸而博取文名，还要反过来予以嘲笑。正是基于这一原因，他才长期隐遁，致使他名字在世上寂寂无闻，他的学说也终身不显于世。荒山之中，破床之上，常年努力不懈，以研求所谓哺育万物的仁心与经邦济世的礼仪。所研究的范围，穷尽了世间万事万物，却于千变万化之中最终寻求到它们的本原；而对于这种研究心得，即便历百世都不为人知，自己也不感到遗憾。先生谢世以后，巨儒更迭兴起，有的攻击良知可通过捷径获取的学说，有的论辨河图、洛书等关于易的各种图形的确凿，有的详细考证名物，研求文字音韵，订正关于《诗集传》的注解文字，有的修补有关“三礼”中现时所用的仪礼，都号称卓绝。然而这些，先生都早在他们的前头就已经涉猎，与后贤们的研究十分契合。尽管他的著述特别繁多，难免精纯与驳杂纠结在一起，但是却完全称得上是广求学问而恪守礼法、独立不羁却承担道义的君子。
道光十九年，先生的后世子孙王世全开始刊刻先生文集一百五十卷。实际刊刻事宜是由湖南新化的邓显鹤（湘皋）先生主持，并得到湘潭欧阳兆熊晓晴先生的赞成。咸丰四年，贼寇侵犯湘潭，印版毁于战火。同治初年，我九弟曾国荃又谋划重新刊刻，又增加了一百七十二卷，刊刻过程仍请欧阳兆熊先生监管。南汇的张文虎（啸山）、仪征的刘毓嵩（伯山）等诸位先生，分别负责校勘。在安庆开始筹备，最终在金陵完成。先生书籍，因而大抵具备。后世的学者，如果有谁怀着一颗恭敬的心，想要理清王学体系的根本与全貌，也将离不开这一文集的帮助。
第12章 做人篇（1）
一、精神愈用而愈出，智慧愈苦而愈明
【题解】
本篇选取自咸丰七年十月至咸丰八年五月曾国藩写给九弟曾国荃的十四封信中的部分内容。
考察曾国藩有关做人的思想与观念，几乎清一色的低调，惟独在这一段时间内则表现出罕见的高昂进取之态。
这是基于一个特殊的背景，即曾国藩请求终制获准，在家守孝，而九弟曾国荃则在军中效命。
从读书部分可知，曾氏对自己有一个很高的期许，即内圣外王。内圣取决于自己，但外王则有赖于朝廷，因为帝制之下，一切政治资源都被朝廷垄断，离开朝廷的任用，将寸功难立。曾国藩于咸丰二年年底母丧居家期间接到帮办湖南团练的圣旨，由此走上自创湘军平灭太平军的道路。由于受到咸丰皇帝的猜忌，不授给他实权，只能以在籍虚衔的身份，艰难行事，诸如招兵、选将、购置武器，特别是筹集军饷，同地方实权派势力发生了尖锐的冲突，曾国藩被搞得焦头烂额，活像一头被困在笼中的躁兽。正在这时，他父亲的去世救了他，他立刻上疏请求回家守孝，而且不等皇帝回复，便扔下军队，迳回湖南老家。皇帝当然不准，催他返军，他便趁机向皇帝倾倒苦水，以期得到皇帝的体谅，授予他实权。没想到，皇帝见太平军内部出现分裂，以为没有曾国藩也照样平乱，便批准了曾国藩的请求。曾国藩一下子被晾在那里，他千辛万苦创建了湘军，重创了了太平军，最后胜利的桃子却被别人轻松摘走，曾国藩越想越不是滋味，特别是这等千载难逢的建立事功、实现外王理想的机会就这样与自己失之交臂，曾国藩实在是不甘心。但是君命如山，臣只能忍受，不止无力回天，更被抛进巨大的尴尬与遗憾之中。
幸好还有九弟，九弟曾国荃还在军中，曾国藩将自己不能实现的理想便全部寄托在九弟的身上。他重新打起精神，他要将九弟塑造成另一个自己。塑造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曾国藩调动起全部生命能量，通过来往书信，对九弟实施培育与雕琢。
他首先将九弟推上一个道义与责任的制高点上：完成自己未竟的事业，无论是对兄长还是对父亲、对家族都是责无旁贷。他一改过去对弟弟的严厉和苛责，采用正面鼓励、夸赞的方式，譬如借用别人对九弟的赞美，甚至不惜贬低自己的才德，反省自己的教训，以此激发九弟的精神，启迪九弟的智慧。他对九弟说：精神愈用而愈出，智慧愈苦而愈明。
如果说精神主要靠激励，那么智慧则更需要扎扎实实地引导与教诲。这方面显示出曾国藩执着、坚韧与耐心的优点，也昭示出曾国藩的真才实学。从这些信中，我们可看到，他是从如何做将领、如何做人，如何同地方政要以及乡绅相处等各个方面，苦口婆心地加以提醒、劝诫。尤其是如何做将领，可谓周到、细腻，细微到具体依赖哪个营垒作为骨干、城外扎营与城之间的距离、侦察敌情与哨探地理等。
规模远大与综理密微缺一不可
沅甫九弟左右：
吉字中营尚易整顿否？古之成大事者，规模远大与综理密微，二者缺一不可。弟之综理密微，精力较胜于我。军中器械其略精者，宜另立一簿，亲自记注，择人而授之。古人以铠仗鲜明为威敌之要务，恒以取胜。刘峙衡于火器亦勤于修整，刀矛则全不讲究。余曾派褚景昌赴河南采买白蜡杆子，又办腰刀分赏各将弁，人颇爱重。弟试留心此事，亦综理之一端也。至规模宜大，弟亦讲求及之，但讲阔大者，最易混入散漫一路，遇事颟顸，毫无条理，虽大亦奚足贵？等差不紊，行之可久，斯则器局宏大，无有流弊者耳。顷胡润之中丞来书赞弟，有曰“才大器大”四字，余甚爱之。才根于器，良为知言。
（咸丰七年十月初四日与九弟国荃书 公元1857年11月19日）
【译文】
沅甫九弟左右：
吉字中营还容易整顿吧？自古以来成就大事业的人，规模远大和综理密微两方面缺一不可。弟弟的综理密微，精力超过了我。军中器械，稍精良的，要另外建立一个账簿，亲自记录注明，选择适当的人授给使用。古人打仗，以铠仗鲜明威慑敌人，常常容易取胜。刘峙衡对于火器勤于修整，对刀矛却完全不讲究。我曾经派褚景昌去河南采买白蜡杆子，又办腰刀，分赏各将兵，他们都很爱重。弟弟也可试一试，留心这件事，也是综理的一方面。至于说到规模宜大，弟弟也应讲求。但说到场面大，最容易流向散漫一路，遇到事情漫不经心，毫无条理，那么虽说大又有什么用呢？事情繁多却有条不紊，规矩明确行之可久，那么即使局面宏大，也没有流弊产生。胡润之中丞来信称赞你，信中有“才大器大”四字，我感到很高兴。才能的根本是器量，这真是了解你的话啊！
进兵须由自己作主
沅浦九弟左右：
弟此刻到营，宜专意整顿营务，毋求近功速效。弟信中以各郡往事推度，尚有欲速之念。此时自治毫无把握，遽求成效，则气浮而乏，内心不可不察。进兵须由自己作主，不可因他人之言而受其牵制，非特进兵为然，即寻常出队开仗，亦不可受人牵制。应战时，虽他营不愿，而我营亦必接战；不应战时，虽他营催促，我亦且持重不进。若彼此皆牵率出队，视用兵为应酬之文，则不复能出奇制胜矣。五年吴城水师，六年抚州瑞州陆军，皆有牵率出队之弊，无一人肯坚持定见，余屡诫而不改。弟识解高出辈流，当知此事之关系最重也。
宝勇本属劲旅，普副将所统太多，于大事恐无主张，宜细察之。黄南坡太守有功于湖南，有功于水师，今被劾之后，继以疾病，弟宜维持保护，不可遽以饷事烦之。逸斋知人之明，特具只眼，豪侠之骨，莹澈之识，于弟必相契合，但军事以得之阅历者为贵，如其能来，亦不遽宜主战事。
各处写信自不可少，辞气须不亢不卑，平稳惬适。余生懒于写信，开罪于人，故愿弟稍稍变途辙。在长沙时，官场中待弟之意态，士绅中夺情之议论，下次信回，望略书一二，以备乡校之采。
（咸丰七年十月初十日与九弟国荃书 公元1857年1月25日）
【译文】
沅浦九弟左右：
弟在这时到军营中，应专心整顿营务，不要追求近功速效。弟信中根据各地以往经验，还有想求速效的念头。当自己营务的事还毫无把握，就立刻追求地方上的事有成效，那么就会心气浮躁而容易困乏，弟心中不可不明白这一点。进兵必须由自己做主，不可受他人言语牵制。应当作战时，即使别的营垒不愿意出战而我的营垒也一定要接战，不应该交战时，即便其他营垒催促，我营也要暂且持重而不进兵。如果相互都牵连出兵，将用兵看成是写应酬文章，那就再也不能出奇制胜了。五年吴城水师，六年抚州、瑞州陆军，都有牵连出兵的弊病，没有一个人肯坚持己见，我多次告诫他们还是不改。弟的见识见解高出一般人，应当知道这种事的关系非常重要。
宝勇本来属于劲旅，普副将所带领的人数太多，遇到大事恐怕没有主张，应该仔细观察他。黄南坡太守有功于湖南，对水师有功，现在被弹劾，之后又得了病，弟应当尽力维护他，不可以马上因为筹饷的事情麻烦他。逸斋有知人之明，慧眼独具，豪侠的骨气，透彻的见识，与弟肯定会互相投合。但军事是以有阅历经验的人为贵，如果他能来，也不应当立即让他主持战事。
给各处写信自是不可缺少的事，辞气必须不亢不卑，平稳适宜。我生平因懒于写信得罪过人，所以希望弟稍稍改变路数。在长沙时，官城中对待弟的态度，士绅中关于弟夺情的讥讽议论，下次回信，希望大略写上一二，用以准备乡校采纳。
宁可数月不开一仗，不可毫无安排算计
沅浦九弟左右：
前信言牵率出队之弊，关系至重。凡与贼相持日久，最戒浪战：兵勇以浪战而玩，玩则疲；贼匪以浪战而猾，猾则巧。以我之疲，敌贼之巧，终不免有受害之一日。故余昔在营中诫诸将曰：“宁可数月不开一仗，不可打仗而毫无安排算计。”此刻吉安营头太多，余故再三谆嘱。
（咸丰七年十月十五日与九弟国荃书 公元1857年11月30日）
【译文】
沅浦九弟左右：
前信说到牵连出兵的弊端，关系极为重大。凡是和贼相持日久，最要戒备的是浪战。兵勇因为浪战而不认真对待，不认真就会疲乏；贼匪因为浪战而变得狡猾，狡猾就会精巧。用我军的疲乏与敌人的精巧作战，最终免不了有受害的一天。所以过去我在营中告诫诸将说：“宁可数月不打一仗，不可打仗却一点也没有安排算计。”这时候吉安我军中营垒头领太多。因此我再三叮嘱。
扎营不宜离城太近
沅浦九弟左右：
在吉安扎营不宜离城太近，盖地太逼，则贼匪偷营难于防范，奸细混入难于查察；节太短，则我军出队难于取势，各营同战难于分段。一经扎近之后，再行退远，则少馁士气，不如先远之为愈也。
牵率出队之弊，所以难于变革者，盖此营出队之时，未经知会彼营，一遇贼匪接仗，或小有差挫，即用令箭飞请彼营前来接应，来则感其相援，不来则怨其不救。甚或并未差挫，并未接仗，亦以令箭报马预请他营速来接应，习惯为常，视为固然。既恐惹人之怨憾，又虑他日之报复，于是不敢不去，不忍不去。夫战阵呼吸之际，其几甚微，若尽听他营之令箭牵率出队，一遇大敌，必致误事。
弟思力革此弊，必须与各营委曲说明，三令五申。又必多发哨探，细侦贼情，耳目较各营为确，则人渐信从，而前弊可除矣。余俟续布。
（咸丰七年十月十六日与九弟国荃书 公元1857年12月1日）
【译文】
沅浦九弟左右：
在吉安扎营盘，不应离城池太近。因地太逼近，则贼匪偷袭营垒便难防范，奸细混进来也难于查出。节距太短，则我军出兵列队难以取得地势，各营一同作战也难以分段迎击。一旦扎营以后，再往远处退却，则会有损士气，不如先离远些为好。
牵连出兵作战的弊端，之所以难以改变，在于这一营出兵时并未通知好那一营，一遇到贼匪接仗，假如小有挫败，就用令箭快速请求另外的营兵前来接应。来了就感激他们前来救援，不来就怨恨他不来救援。甚至并未挫败，还没有接仗，也用令箭报马预先请其他营垒速来接应，并把这等事看做寻常，看成当然如此，既怕遭到别人怨恨，又顾虑以后受到报复，于是不敢不去，不忍心不去。而临阵作战，是在一瞬之间决定胜负，时机非常短暂，如果都听从其他营的令箭牵连出兵，一旦遇上大敌，肯定误事。
如想尽力革除这个弊端，必须与各营委婉说明道理，必须三令五申。又一定要多派哨探，仔细侦察敌情，耳目要比各营更准确，则他人才能逐渐信任你，从而可以革除这一弊端。
沅浦九弟左右：
弟所寄各件，代普将请饷，代黄太守上禀，均顾全大局，即使上官未必批准，亦不失缓急相顾之道。
请奖一禀，尚欠妥叶。湘后营一军，不知从何处筹饷？即宝营亦自难支持。弟辞总理之任，极是极是。带勇本系难事，弟但当约旨卑思，无好大，无欲速。管辖现有之二千人，宁可减少，不可加多。口粮业得一半，此外有可设法更好，即涓滴难求，亦自不至于脱巾溃散。但宜极力整顿，不必常以欠饷为虑也。
打仗之道，在围城之外，节太短，势太促，无埋伏，无变化，只有队伍整齐，站得坚稳而已。欲灵机应变，出奇制胜，必须离城甚远，乃可随时制宜。凡平原旷野开仗，与深山穷谷开仗，其道迥别。去吉城四十里，凡援贼可来之路，须令哨长、队长轮流前往该处看明地势，小径小溪，一丘一洼，细细看明，各令详述于弟之前，或令绘图呈上。万一有出队迎战之时，则各哨队皆已了然于心。古人忧“学之不讲”，又曰“明辨之”，余以为训练兵勇，亦须常讲常辨也。
（咸丰七年十一月廿五日与九弟国签书 公元1858年1月9日）
【译文】
沅浦九弟左右：
弟所寄各件：代普副将请饷银，代黄太守上禀，都是顾全大局的事。即使上司不一定批准，也不失为缓急时互相照顾的道理。
请求奖赏一禀，还欠妥当。湘后营一军，不知从哪里筹饷银？就是宝庆营也自难支撑。弟辞去总理之职务，极对极对。带兵勇本是难事，弟应节旨卑思，不好大，不求速效。管辖现有两千人，宁可减少，不可增多。口粮已得到一半，此外能设法弄到更好，即使是难以求得点滴，也自应不至于队伍溃散，只应极力整顿，不必常为欠饷而焦虑。
打仗的道理，在围城以外，假如节距太短，地势太狭促，没有埋伏，没有变化，那就只有队伍整齐、站得坚稳而已。想随机应变出奇制胜，必须离城远一点，才能随时因地制宜。在平原旷野展开战斗，与在深山穷谷中开仗，那方法是大相同的。离吉安城四十里外，凡是援贼能来的道路，一定命令哨长、队长轮流往该处查看地势，小路小溪，一丘一洼详细看明，各自让他们在弟面前详细陈述，或让他们绘制地图呈上。万一出兵迎战的时候，地区则各哨队都已了然在心。古人即以弄不清道理为虑，又说要明辨学问。我觉得训练兵勇，也需要常讲清道理辩明学问。
营垒虽多，但可依靠的只有一两个营
沅甫九弟左右：
吉安此时兵势颇盛。军营虽以人多为贵，而有时亦有人多为累。凡军气宜聚不宜散，宜忧危不宜悦豫。人多则悦豫，而气渐散矣。营虽多，而可恃者惟在一二营；人虽多，而可恃者惟在一二人。如木然，根好、株好而后枝叶有所托；如屋然，柱好、梁好而后椽瓦有所丽。今吉安各营，以余意揆之，自应以吉中营及老湘胡、朱等营为根株，为柱梁，此外如长和，如湘后，如三宝，虽素称劲旅，不能不侪之于枝叶、椽瓦之列。遇小敌时，则枝叶之茂，椽瓦之美，尽可了事，遇大敌时，全靠根株培得稳，柱梁立得固，断不可徒靠人数之多，气势之盛。倘使根株不稳，柱梁不固，则一枝折而众叶随之，一瓦落而众椽随之，败如山崩，溃如河决。人多而反以为累矣。
史册所载，战事以人多而为害者，不可胜数。近日如抚州万余人卒致败溃，次青本营不足以为根株，为梁柱也；瑞州万余人卒收成功，峙衡一营足以为根株梁柱也。弟对众营立论，虽不必过于轩轾，而心中不可无一定之权衡。
来书言弁目太少，此系极要关键。吾二十二日荐曾纪仁赴吉充什长，已收用否？兹冯十五往吉，若收置厨下，亦能耐辛苦。凡将才有四大端：一曰知人善任，二曰善觇敌情，三曰临阵胆识（峙有胆，迪、厚有胆识），四曰营务整齐。吾所见诸将，于三者略得梗概，至于善觇敌情，则绝无其人。古之觇敌者，不特知贼首之性情伎俩，而并知某贼与某贼不和，某贼与伪主不协，今则不见此等好手矣。贤弟当于此四大端下工夫，而即以此四大端察同僚及麾下之人才。第一、第二端，不可求之于弁目散勇中；第三、第四端，则末弁中亦未始无材也。
（咸丰七年十月廿七日与九弟国荃书 公元1857年12月12日）
【译文】
沅甫九弟左右：
吉安部队现在的气势很旺盛。军营虽然以人多为好，但有时也会因为人多而成为拖累。凡是军中士气，应该凝聚而不该离散，应该担心危机而不该贪图欢娱。人多了就会贪图欢娱，从而使士气渐渐离散。营垒虽多但可依靠的，只有一两个营；人数虽然众多但可依靠的也只有一两个人。就好像树木那样，树根好树干好而后枝叶能有所依托；就好像房屋那样，柱好梁好之后椽子瓦片才有所依附。现在吉安各营，以我的想法来推断，自然应该把吉安中营和湘军老兵胡、朱等营为根为干、为柱为梁。另外，例如长和营、湘后营、三宝营，虽然向来号称劲旅，也不得不放到枝叶椽瓦之类当中去。如果遇到弱小的敌人，凭着枝叶的茂盛、椽瓦的精美也完全可以解决问题；当遇到了强大的敌人，就得完全依靠根干培得稳定、枉梁立得坚固，绝不能只依靠人数的众多、气势的旺盛。如果根干不稳定，柱粱不坚固，那么一根树枝折断了，众多树叶就会随风飘落，一片瓦坠落了而众椽就会跟着散架。战败了就像山崩，溃退就像河堤决了口，人多了反而会成为负累。
史书上所记载的战争故事，由于人多而成为祸害的例子举不胜举。近段时间比如抚州一万多人最后导致战败，就是由于次青本营不能完全成为根干和柱梁。瑞州万人最后成功，是峙衡一营完全能成为根干和梁柱。弟面对众多将领谈论时虽然用不着分出高下，但是心中不能没有一定的权衡。
来信说到带兵的下级将领人数太少，这是极其重要的关键问题，我二十二日推荐纪仁到吉安当什长，弟收用了吗？现在冯十五前去吉安，如果留下安置在厨房，他也能够吃苦耐劳。将领都应具备四大才能：一是知人善任；二是善于揣测敌情；三是临阵时有胆有识（峙衡有胆量，迪庵、厚庵有胆有识）；四是营中军务治理整齐。我所见过的许多将领对三样只是稍稍能懂得大概，至于善于揣测敌情，则从来没有这种人。古代善于揣测敌情的人，不仅知道贼寇首领的性情、策略，而且也知道某个贼与某个贼不和、某贼和伪君主不和。现在却已经看不到这样的好将领了。贤弟应该在这四个方面下工夫，并且就从这四方面的能力来观察同僚和手下的人才。第一项、第二项不可以从下级军官和士兵中去寻找，第三项、第四项则是最低级的军官中也不一定没有这样的人才。
阳气愈提则愈盛
沅甫九弟左右：
来书谓意趣不在此，则兴会索然，此却大不可。凡人作一事，便须全副精神注在此一事，首尾不懈。不可见异思迁，做这样想那样，坐这山望那山。人而无恒，终身一无所成。我生平坐犯无恒的弊病，实在受害不小。当翰林时，应留心诗字，则好涉猎它书，以纷其志。读性理书时，则杂以诗文各集，以歧其趋。在六部时，又不甚实力请求公事。在外带兵，又不能竭力专治军事。或读书写字以乱其志意。坐是垂老而百无一成。即水军一事，亦掘井九仞而不及泉。弟当以为鉴戒，现在带勇，即埋头尽力以求带勇之法，早夜孳孳，日所思，夜所梦，舍带勇以外则一概不管。不可又想读书，又想中举，又想作州县，纷纷扰扰，千头万绪，将来又蹈我之覆辙，百无一成，悔之晚矣。
带勇之法，以体察人才为第一，整顿营规、请求战守次之。《得胜歌》中各条，一一皆宜详求。至于口粮一事，不宜过于忧虑，不可时常发禀。弟营既得楚局每月六千，又得江局每月二三千，便是极好境遇。李希庵十二来家，言迪庵意，欲帮弟饷万金。又余有浙盐赢余万五千两在江省，昨盐局专丁前来来禀询，余嘱其解交藩库充饷。将来此款或可酌解弟营，但弟不宜指请耳。
饷项既不劳心，全副精神请求前者数事，行有余力则联络各营，款接绅士。身体强弱，却不宜过于爱惜。精神愈用则愈出，阳气愈提则愈盛。每日作事愈多，则夜间临睡愈快活。若存一爱惜精神的意思，将前将却，奄奄无气，决难成事。凡此皆因弟兴会索然之言而切戒之者也。弟宜以李迪庵为法，不慌不忙，盈科后进，到八九个月后，必有一番回甘滋味出来。余生平坐无恒流弊极大，今老矣，不能不教吾弟吾子。
下游镇江、瓜洲同日克复，金陵指日可克。厚庵放闽中提督，已赴金陵会剿，准其专折奏事。九江亦即日可复。大约军事在吉安、抚、建等府结局，贤弟勉之，吾为其始，弟善其终，实有厚望。若稍参以客气，将以殒志，则不能为我增气也。营中哨队诸人，气尚完固否？
（咸丰七年十二月十四日与九弟国荃书 公元1858年1月28日）
【译文】
沅甫九弟左右：
来信说你意趣不在这里，所以干起来索然寡兴，这是不行的。凡人做一件事，便须全副精神去做，全神贯注这件事，自始至终不松懈，不能见异思迁，做这件事，想那件事，坐这山，望那山。人没有恒心，一生都不会有成就。我生平因为犯没有恒心的毛病，受害实在不小。在做翰林时，应该专心于写诗练字，但却喜欢涉猎其他书籍，分散了读书的志向。学习理学书时，却夹杂着看诗文集，扰乱了专攻的方向。在六部任职时，又没有尽全力工作。在地方上率领军队，又不能竭尽全力处理军中的事情，有时又因为读书写字扰乱了意志。导致到老了还一无所成。就是水军这件事，也是半途而废，你应该以我为教训。目前你带兵，就应该埋头努力寻找带兵的方法，早晚努力不懈，白天想、晚上梦，除了带兵之事其余一概不管。不可以又是想读书、又是想中举、又是想在州县当官，三心二意，千头万绪，将来又犯与我相同的错误，等到一事无成时再后悔，已经迟了。
带兵的方法，以体察人才为第一；其次是整顿军纪和研究战术。《得胜歌》中的每一条，都要仔细研究。至于口粮的事，不必过于担心，不要常写信去催问。你的军队既然每月获得湖北方面六千两、江西方面两三千两，已经是很好的待遇了。李希庵十二日来我家，说迪庵想资助给你一万两银子的军饷。另外，我在浙江有盐款盈余的一万五千两银子还在江西省，昨天盐局派专人来汇报、询问，我嘱咐他们把盐款解交到藩库当做军饷。以后这一笔款项也可以考虑解送一部分给你营中，但弟不适合请求要这笔钱。
军饷的事情就不必操心，要用所有的精神办好前面讲的几件事情，如果有多余的精力就和其他军队加强联络，结交地方的绅士。人的身体虽然虚弱，却不可以过分爱惜，精神越用越有，阳气也是越提越多。每天处理的事情越多，晚上睡觉时就越高兴。如果有半点爱惜精神的想法，畏惧不前、懒懒散散、没有精神，绝对做不成事情。说这么多都是由于你说了毫无兴趣的话我方劝告你的。你要把李迪庵作为榜样，不慌不忙、踏实做事，坚持八九个月后，一定会有一番成果出来。我因为生平没有恒心的毛病非常大，现在老了，不能不教导、劝诫我的弟弟和我的儿子们。
镇江、瓜洲，在同一天克复，金陵指日可以攻下，厚庵放任闽中提督，已经去金陵会剿，准许他专折奏事，九江克复也指日可待。大约战事在吉安、抚、建等府结局。贤弟定要勉励：我开头，弟完成，实在寄予厚望。如果稍微掺杂半点客气，将会败坏志气，就不能为我争气了。营中哨队那些人，士气还稳定坚固吗？
凡兄所未了之事，弟能为我了之
沅甫九弟左右：
十九日亮一等归，接展来函，俱悉一切。临江克复，从此吉安当易为力，弟黾勉为之，大约明春可复吉郡，明夏可克抚、建。凡兄所未了之事，弟能为我了之，则余之愧憾可稍减矣。
余前在江西，所以郁郁不得意者：第一不能干预民事，有剥民之权，无泽民之位，满腹诚心，无处施展；第二不能接见官员，凡省中文武官僚，晋接有稽，语言有察；第三不能联络绅士，凡绅士与我营款惬，则或因吃醋而获咎（万篪轩是也）。坐是数者，方寸郁郁，无以自伸。然此只坐不应驻扎省垣，故生出许多烦恼耳。弟不驻省城，除接见官员一事无庸议外，至爱民、联绅二端，皆可实心求之。现饷项颇充，凡抽厘劝捐，决计停之。兵勇扰民，严行禁之，则吾夙昔爱民之诚心弟可为我宣达一二矣。
吾在江西，各绅士为我劝捐八九十万，未能为江西除贼安民。今年丁忧，奔太快，若恝然弃去，置绅士于不顾者，此余之所悔也（若少迟数日，与诸绅往复书问乃妥）。弟当为余弥缝此阙，每与绅士书札往还，或接见畅谈，具言江绅待家兄甚厚，家兄抱愧甚深等语。
就中如刘仰素、甘子大二人，余尤对之有愧。刘系余请之带水师，三年辛苦，战功日著，渠不负吾之知，而余不克始终与共患难。甘系余请之管管粮台，委曲成全劳怨兼任。而余以丁忧遽归，未能为渠料理前程。此二人皆余所惭对，弟为我救正而补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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