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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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法椿来说，搞定一个推官相对容易，如今主审突然换成了同知，贿赂的成本和难度直线上升。无形之中，罗显把法椿的主场优势给打消了一大半。

嘉靖十年（1531年）正月，此案正式在徽州府开庭。

开审的流程千篇一律，无非是原告被告各自陈述案情，各自提交物证、人证。可就在法椿准备叫那九个排年里长出庭做证时，罗显突然亮出了杀招。

罗显当场指控，说佛熙和尚收买了这九个人，而且说出了准确的时间、地点、人物以及受贿金额：嘉靖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容岭，三两一钱黄金和三十两白银，受贿人为李廷纲等九人。

佛熙宴请之事，做得十分隐秘，罗显是怎么知道的？

原来这九个排年之中，有一个叫胡通进的人，他此前欠了别人的债，拿到佛熙的贿赂之后立刻去还钱。而罗显靠着族里的力量，早已在呈坎张开了一张监视大网，盯着这些和案子密切相关的排年。上次法椿就是靠贿赂人证，差点让罗显祖坟不保。再笨的人，这次也该长记性了。

胡通进一还钱，罗显这边立刻觉察，带人打上门去，三下五除二全问出来了。

罗显在公堂上当众喝破这件事，李廷纲、王琳、范琼隆几个人吓得面如土色。他们不过是些升斗小民，哪儿吃得住如此惊吓，纷纷捧出受贿金银，一五一十全交代了。

法椿万万没想到，罗显看着老实巴交，却把自己的几个杀招全给拆解掉了。

到了这份上，同知李邦觉得不用再继续审了，可以直接宣判。罗显趁热打铁，把一个人扶上公堂——死者郑来保的儿子郑文，正宗的苦主，上堂是要控告法椿等人密谋打死自己父亲。

这种直接告来徽州府的案子，就不需要同知亲自出马了。李邦把徽州府推官曹世盛叫来，让他继续审理。

曹世盛一升堂，即下令拘拿法椿等人，并要求召来当晚行凶时的两个重要证人：杨干院的行童——就是寺院里做杂活的小和尚——汪仁坚，以及杨干院的火头吴塔监。

眼看罗显即将大获全胜，可徽州府派去找证人的皂吏回报，说汪仁坚、吴塔监两人突然病故，已经下葬。

案子到这里，突然一下卡壳了。

曹世盛忽然发现，他们没理由继续拘拿法椿。因为法椿起诉的是罗良玺殴毙僧人案，他贿赂证人，是为此案做伪证。而罗显起诉的是杨干院僧人殴毙郑来保案，如今证人绝灭，无法证明法椿跟这件案子有什么关系。总不能他在甲案里犯了错，就判他在乙案里是凶手吧？

只好暂时把他放了。

要说法椿，可真是意志坚韧之辈。明明处境极为不利，他居然还没放弃，恢复自由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到佛熙，按授机宜。

佛熙得了师侄的提点，再赴巡抚毛斯义处上诉。这次上诉不为胜负，只为拖延时间。巡抚接了这案子，一定会转发徽州府，徽州府再回复巡抚都院，文书来回，怎么也得几天时间。

接下来，佛熙马不停蹄地找到吴永升、汪宁、罗槚、罗延壁、胡通进几个人，对他们说：“你侮受我金银事已发觉，今就首官，难免本罪，莫若诬称罗显情亏，妄将金银诈称是僧买求，再告一词，替我遮饰，得赢官司重谢。”

这不是笔者的原创，而是供状文献里的原话。看到这里时，真是服了法椿了，亏他能从绝路中挖出这么一条缝来。

反正那九个排年已承认收受贿赂，干脆让他们改一下口供，诬称这些钱是罗显给的，也是罗显教他们说是佛熙贿赂。为什么罗显这么做？因为他心虚啊。

这套说辞并不求逻辑严密，只求把水搅得足够浑。

吴永升、汪宁等人得了佛熙保证，立刻向徽州府告了一记刁状，诈称那笔金银是罗显给的。

罗显一听这几个人居然还要攀咬自己，也不示弱，让自己的侄子罗兴去了巡抚都院，找毛斯义毛老爷申诉。你不是要闹大吗？那我就再闹大一点。

此前他一直走的是巡按这条诉讼线，这次走一回巡抚衙门，把两院补齐，声势搞得大大的。

巡抚都院接到案子，照例转给徽州府。徽州府一看麻烦又来了，推官曹世盛连忙请到同知李邦，按程序这事还得您来审啊……

李同知打开案卷一瞧，好家伙，一桩案子变成了四桩案子：罗显、郑文诉杨干院僧人殴死郑来保兼诬告罗良玺、罗伟案，法椿诉罗良玺、罗伟殴死杨干院僧人谋夺风水案，九排年诉罗显贿赂排年伪证案，罗显诉九排年诬告案。

这四桩案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牵连，有来有回。本来挺简单一事，现在硬是被法椿搅得错综复杂。

好在徽州同知李邦也不是吃素的。徽州这个地方以“健讼”著称，民间特别爱打官司。能在这个地方当父母官的，都是久经考验之辈。他展卷一捋，从千头万绪中一下子抓到了关键所在。

根源就在嘉靖八年的罗氏祖坟案。

那桩案子虽然审结，后续余波却涟漪不断。要了结眼下的四桩案子，非得把那一件根源弄清楚不可。

可是，徽州府并没有关于此案的资料。

当时罗氏祖坟案一审是在歙县，二审涉官，由巡按刘乾亨安排，转去宁国府异地审问。结案后的执行，也是由宁国府太平县负责。此案所有的相关档案，都存在那边，徽州府没有经手，自然也没记录。

李邦想要了解罗氏祖坟案的情况，还得去宁国府找。于是他便派遣一个叫作潘元的快手，跑去宁国府调阅档案。

法椿觑到这个机会，又出手了，还是盘外着数。

他找到潘元，送了一笔钱。潘元心领神会，假装生病在家，把徽州府申请调阅卷宗的文书和自家身份凭证，给了杨干院一个叫能儒的和尚。这个能儒和尚没有剃度，拿着潘元的凭证，大摇大摆去了宁国府。

那时候身份证没照片，宁国府哪里知道潘元被人冒名顶替，一看文书勘验无误，便把档案找出来，交给了能儒。

能儒拿到档案之后，直接把它给了佛熙。佛熙偷偷打开，发现里面分成两卷。一卷是歙县知县高琦判案的文件，对杨干院有利；一卷是宁国府推官郭凤仪判案的文件，对罗显有利。当年宁国府二审之时，曾把歙县一审卷宗调过来对照，因此并在了一处。

佛熙把宁国府卷宗偷偷抽出来，只留下歙县卷宗在里面，仍由能儒送到徽州府，指望能借此瞒天过海。

可惜李邦并不糊涂。他看了看卷宗，发现只有歙县高琦的手笔，便多留了个心眼，召来罗显询问。罗显一听就急了，怀疑卷宗被人偷换，他大叫大嚷，要求彻查。

可这怎么彻查？潘元或能儒若一口咬定中途丢失，谁也没辙。明代这种手段很流行，本来案情清楚，结果被人故意湮灭档案，最终不了了之。法椿干司法工作的，见过太多了，所以才敢放胆如此施为。

可法椿没料到，罗显这一嚷嚷，自己的同伙佛熙倒先心虚了。毕竟这是窃取官府文书，算是重罪。佛熙把宁国府卷宗藏在身上，偷偷躲在徽州府公堂附近，俟退堂混乱之时，过去把卷宗扔到桌案上，掉头就走。

有一个叫程宽的推厅小吏，他收拾公堂时看到有本卷宗扔在桌上，打开一看有宁国府字样，遂送到清军厅。

清军厅是徽州府同知的办公室，李邦一看卷宗莫名其妙地被送回来了，又把罗显唤来。罗显仔细检查了一下，发现还缺少一份重要文件——甘结。

前面说了，甘结是结案后双方签署的文件，表示服从判决。这份文件若是丢了，法椿很有可能不承认判决结果，又把案子拿出来重审。

李邦没有寻找遗失文书的义务，他只能依照现存文件做判断。罗显没办法，只能自力更生。

这件事倒是不难查，罗显略做询问，很快便发现是快手潘元找人顶替的缘故。他再一次跑到巡按察院，要告潘元和能儒偷换文书湮灭证据的罪过。

巡按照例转发徽州府，李邦一看，好嘛，现在成了五桩案子了。

不，不止五桩。

嘉靖十年六月二十九日，在宁国府卷宗遗失案发生的同时，杨干院又出事了。

杨干院有个小和尚叫仁膏，气不过罗氏作为，提了两桶大粪泼到罗氏祖坟和祠堂，搞得污秽不堪。恰好这一幕被罗显的族弟罗时看到了，跟仁膏两个人厮打起来，闹到歙县公堂。知县责令一个叫姚升保的歇家——一种做婚姻诉讼生意等中介的职业，类似于牙人——去调解。不料姚升保一眼没看住，让仁膏跑掉了。

罗时把这事告诉罗显，罗显大怒。祖坟被泼秽物，这谁能忍？他大张旗鼓去到巡抚都院那里，又一次提告。佛熙听说这件事之后，跟法椿一商量，不能示弱，遂捏造了一个仁膏被罗时寻仇打死的假案，去了巡按察院提告。

等到巡抚、巡按分别把状书转至徽州府时，同知李邦手里刚好凑够七桩案子，可以召唤神龙了……

李邦没有召唤神龙的能耐，只好召唤休宁县知县高简、黟县知县赖暹两个人，让他们合议并案审理。

上级移交下级司法机构审案，是明代一种常见的做法。尤其是这一大堆乱七八糟的案子里牵连着歙县知县，为了确保顺畅，最好是让邻县来审。

这案子本身，真没什么好审的。两位知县调取了过往卷宗，又到杨干院现场勘查一番，很快得出结论：祖坟归属无误，维持原判。至于那几桩殴毙人命的官司，能霓、佛圆、郑来保、汪仁坚、吴塔监五人算是病故，仁膏根本没被人打死，而是逃亡在外，并无谋杀情节。

从这份判决中可以看出来，两县得了徽州府的暗示，要快刀斩乱麻尽快结案，不要深究细枝末节。所以判决大原则上对罗家有利，但像郑来保、汪仁坚、吴塔监三人的死因——尤其是郑来保的——居然报成了病故，显然是不愿深究。

总体来说，这次判决维护了好人利益，但也没让坏人受罚。

法椿的搅乱之计，终究还是发挥了作用。

他深悉官场心态，知道官员最怕的就是混乱。一旦发现混乱开始趋向失控，官员们便会下意识地去弥缝、抹平，把事情尽快了结，哪怕中间有些许不公正也无所谓。秉持着这个认知，法椿硬是把一场败仗，搅成了一场乱仗。

当然，官府对罗氏一族，也不是没有愧疚之心。两个知县特意委托当地德高望重的乡绅，将杨干院内的坟祠范围重新测量了一下：“东入深二丈五尺；西入深二丈二尺；南北横阔六丈五尺，坟右空地一丈六尺，坟前以沟，坟后以街沿各为界，听从罗秋隐子孙永远摽祀，不许浸损。”

这算是把罗氏坟祠的归属彻底坐实，与杨干院划出了明确界限，办成一桩铁案。

两县的判决还没完。

罗显和法椿，都判了个“奏事不实”，李廷纲等九个排年收取贿赂，以上十一人各杖八十，徒二年；行贿、窃换文书的佛熙杖六十，徒一年，强制还俗（上一次未得执行）；其他诸如罗兴、罗时、义珍、能儒等次一级的参与者，也俱各受罚。

你们这么折腾官府，多少也得付出点代价吧？

当然，这个判决，还是留有余地的。罗显和法椿年纪都不小了，真挨上一顿板子只怕会当场死掉，两县准许他们用缴纳米粮的方式来赎刑。九个排年里的胡通进、吴永升家里阔绰，也采用同样的方式抵扣刑罚。义珍和尚没钱，就用劳动的方式来抵扣——叫作“折纳工价”。

接下来，徽州府给两院各自行了一道文，在他们那儿把案子销掉，先后得到巡按御史刘乾亨、巡抚都御史陈轼的批准（毛斯义已调任），同意李同知的判决。这件事从程序上算彻底完结。

可这时有一个人，仍旧不甘心。

还是法椿。

他居然还没放弃。

法椿注意到一个事实。那九个受罚的排年里，李廷纲最先自首，得到了免罚的待遇；胡通进、吴永升纳了米，也抵扣了刑期。但其他六个人，只能乖乖挨打。

这里头，仍有可乘之机。

法椿找到那六个倒霉蛋，又撒出银钱去，联络了其他里的十四个排年，凑足了二十人联名具表，去告罗显。

告罗显什么呢？

告他为了隐瞒实情，贿赂了那九个排年，给了每人50两银子，一共450两。

这个数目，对普通百姓来说可以说是天价了。那么有证据吗？

有啊。

当初李廷纲自首的时候，掏出了佛熙给的3两银子作为证据，我们也有。然后汪宁等六人分别掏出了50两白花花的纹银，上缴官府。

不用问，他们拿出来的这300两是法椿给的。

法椿也真是大手笔，一抬手就扔进300两银子打水漂，再加上额外送他们六人的酬劳以及收买其他排年的，成本不低。

但这些银子花得相当值。

汪宁等六人家境一般，不可能自己出50两白银，这些钱肯定是别人给的。别人怎么会无缘无故给你钱？一定是要换你在官司上的合作。那么在官司上，谁最后得利了？自然是罗显嘛。按这个思路想下去，简直不要太合情合理。

更狠的是，汪宁提告的，是罗显贿赂了九个排年。他们六个现在已经把赃款交了，那么剩下的三个人——李廷纲、胡通进、吴永升，也会被官府催缴赃款，可他们哪儿有啊，这不等于平白多了50两债务吗？

活该，谁让你们逃过一劫，我们却要挨板子。

搞定了排年，法椿又以佛熙的名义，派仁膏——就是先前跟罗时打架的小和尚——去了巡按察院告状，声称找到新的证据，能霓、佛圆并非如两县判决时说的那样病故，而是被罗显指使的族人打死的。凶手叫罗禄，杨干院已经掌握了他“围捉吓骗银两、卷掳家财”的证据。

证人不可靠，又冒出一个凶手，法椿如此安排，等于是要彻底否定两县的判决。只要这桩七合一的案子翻转过来，连带着罗氏祖坟祠堂也就能铲除了。

此时已是嘉靖十一年（1532年）二月，巡按察院里换了新主人。新来的巡按叫作詹宽，福建人。他不清楚之前的一系列纷争，只看到法椿、佛熙要翻案。

大明法律允许翻案，而且要求这种性质的案子必须去异地审结。既然此前休宁、黟县两县判决是来自徽州府同知的委托，那么这个案子不能留在徽州。詹宽想了想，决定把此案移交到池州府。

池州府隶属于南直隶，范围与现在的池州、铜陵二市相当，紧邻徽州府的西侧。

詹宽为什么选择池州府，而不是宁国府，这个史无明载。但从种种迹象推测，法椿应该是暗中使了力气。

贿赂巡按是件高难度的事，但也得看贿赂巡按做什么。法椿没让詹宽枉法，只是让巡按大人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做出一个法椿想要的选择罢了。这对詹宽来说，毫无成本与风险。

池州府对这个案子很重视，由知府侯缄亲自提吊人、卷，着一个姓杨的推官负责具体审理。

法椿在侯缄或者杨推官这里，也使了大钱。这一次法椿想明白了，光靠规则内的小聪明，是扳不回局面的，还得花钱。毕竟在大明，银钱最能通神，这一点连远在北京修道的嘉靖皇帝都明白。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没有人知道。

因为原本丢失了……

是这样的，这一系列案子的档案文书，收录在一本叫《杨干院归结始末》的书里。而这本书留存至今的版本，缺失了第十四页。所以池州府到底怎么审这个案子的，已经没法知道了。

我们只能翻到第十五页，看看池州府审问的结果如何。

这里有罗显留下的一篇自述：“不意奸僧串通积年打点衙门铺户唐文魁，贿嘱官吏。至九月十五日，计延傍晚到所，不审邻佑，不详原案，不取服辨，非法夹打。”

可以想象，罗显面临着多么绝望的局面。

首先，这个开庭时间定在傍晚就很蹊跷。因为明代的府城是有夜禁的，一更三点敲响暮鼓，禁止出行；五更三点敲响晨钟后才开禁通行。一更三点就是现在八点左右，等你傍晚开庭时，老百姓早跑回家去了——没人围观，才好方便做事。

然后上头这位主审官，也不问证人，也不查卷宗，也不听辩解，直接掷下一个结论，你不画押就打。

这都是些什么结论？

要罗显承认行贿，给了李廷纲等人每人50两白银来做伪证；还要罗显承认，罗氏祖坟是伪造的，与杨干院无关。

罗显自然打死不从，要看供状。没想到杨推官直接买通了几个书手小吏，每人一两银子，直接把卷宗里邻居的证词给改了。所有“有坟”字样均改为“无坟”，真正做到滴水不漏。

要说这位杨推官，绝对是个老于案牍的刀笔吏，他写了一篇长长的判词，极为精彩，好似推理小说一般。这段文字近乎白话，笔者就不翻译了，特抄录如下。

对于罗氏祖坟真伪问题，他如此分析道：

“吊查新安新旧志书，俱载杨干院在歙县孝女乡漳端里，唐咸通二年建。而今寺不曾收入。志额及洪武丈量籍册与本寺奠基文簿备载今寺见产，并不曾开有罗秋隐墓。又查《新安文献志》，载有程丞相行状，明开女适罗鼐，亦不曾开有建寺守坟缘由。止有罗显宗谱并伊执出《程丞相碑记》开有罗秋隐葬在通德乡杨干寺后……备查各执书丹文簿，众执罗秋隐并无坟墓实迹。”

然后杨推官又质问道：

“杨干寺自唐迄宋已经三迁，罗秋隐死于唐末，纵葬杨干，未必在迁处所。且罗氏前朝代有显宦，传至近世，丁力富盛，既系远祖葬地，缘不递年摽祀？岂无故老相传？查自洪武至弘治，节次修盖法堂，与前殿相去不满四步，中果有坟，当必侵压，本家何无言论？”

他还去现场亲自勘查了一圈：

“况既系古坟，必有显迹，今泥砖乱砌，内实黄土，长止三尺，高广尺余，中不容一人之臂。若砖内加以板木、衣裘，止可容一人之掌，岂类廓形？傍铺细碎石子，审是本寺阶路。且歙本山乡，纵使薄葬，焉无斗灰、片石粘砌？”

杨推官从文献、行为逻辑和坟墓形制三个角度，完全否定了罗秋隐墓的存在。

那么现在那座祖坟是怎么来的？杨推官脑洞大开，给了这么一段故事：

“罗显见寺有风水，要得吞谋，捏伊始祖罗秋隐葬在本寺，令罗昝、罗文殊强搬瓦砾，修理砌坟。差委赵典史修坟建祠，罗显等暗造墓志一块，带领弟侄，假以修坟，乘机于观音堂前挖去泥土混赖，置酒邀请李廷纲、范琼隆、王琳、李文浩吃。罗显对说：‘每人且将金三钱一分、银三两送你，出官之时，只说佛熙买求你赃，汪宁等俱有。比李廷纲等听从接受，罗显又将银两、衣帛等物约共一百二十两作为谢礼，与李廷纲、范琼隆、王琳，各分五十两入己。’”

不知道法椿使了多少钱来贿赂杨推官，但这钱绝对值。这篇判词推理层层推进，有凭有据，合情合理。杨推官这一支如椽大笔，生生将一桩铁案给翻过来了。

不过他建构的整个理论，还有一个致命的破绽，那就是罗秋隐墓。

杨推官的理论基础是，罗秋隐墓系罗显伪造而成，一切推理都是基于这一点发挥。反过来说，如果罗秋隐墓是真的，这篇精彩的判词不攻自破。

此前纠纷，杨干院毁掉的只是墓顶土堆，并未往下深入。罗显如果豁出去，要求官府开墓验棺，挖出祖先尸骸，这场官司就赢定了。

而杨推官心思缜密，不会不补上这个疏漏。他暗中提醒法椿，法椿找了当地豪强三百多人，在杨干院里夤夜举火，打着勘查的旗号将坟当顶掘挖，居然真在里面挖出了砖墎、墓志，可是并没有找到棺椁尸骸之类。

【注释】

砖墎：用砖块砌成的墙。

这个结果，有点模棱两可，怎么解释都合理。

不过到了第二天，情况又变了。那一干豪众次日清晨早早过来，使锹用铲，转瞬间就将罗秋隐墓的痕迹彻底抹除，只留下一片平地。

最后一个漏洞，也补上了。

很快杨推官得意扬扬地扔出了结论：“（罗显）反行污首，捏僧截卷，致仍旧断。装捏众词，平占风水。”

罗显怎么也没想到，池州府的这次审判如此不加遮掩，让局势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急转。自己满满的优势，瞬间化为乌有。

怎么办？

情急之下，他想到了宁国府。

当年这个案子，正是在宁国府异地审讯，才让罗氏获胜。现在池州府做出的判决，是在打宁国府的脸，如果他们能参与进来，案情一定会有转机。

可惜宁国府显然不打算蹚这场浑水。罗显的诉状告过去，负责人直接转回了徽州府。徽州府呢，因为此案已由巡按詹大人转委池州府审理，不好驳巡按察院的面子，也照样转到池州府审理。

转了一圈，回到原地了。

此时已经是嘉靖十二年（1533年）一月份，将近两年时间过去。罗显别无选择，又踏进了巡按察院的大门，去找巡按詹宽詹大人主持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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