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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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户籍制度:宋代户籍有主户、客户之分。主户,又称税户,指有田产、税钱或家业钱的民户,根据地域、田产的不同,分为五等,使之在负担差役、杂税等方面有所区别。上户承担重难差役,中下户承担较轻的差役。客户,也称佃客,指没有土地、常居主人之家、为人佣耕的佃农。官府出于征发劳役的需要,将客户也登记在册。坊郭户和乡村户大约始于宋朝初年,其实就是城镇户口和乡村户口。两种人交的税不一样,城镇户口又有钱的,就要交更多税。不管是城镇户口还是乡村户口,都有主户和客户之分。主户是城市里的有房一族,客户则是租人家房子、店面的那些人。

一个政权掌握的户籍数据越详细,天下就越透明,统治也越稳定。

因此我们会看到,历代王朝肇造,皇帝要做的第一件事,永远是统计天下,修造版籍。这事搞不定,啥也干不了。

不过建户籍这事吧,说难不难,说容易也不容易。

户籍档案有一定的继承性。如果你前头赶上一个靠谱政权,规则设计完备,资料保存完整,能省不少事。比如刘邦,有现成的秦法可以参考,又有萧何保留下来的秦档,很快便能进入状态;司马炎运气更好,魏、蜀、吴三国皆袭用汉制,三分归晋之后,三家户档可以直接合并;大唐之前,有隋朝帮它“大索貌阅”,收拾流民和隐藏户口;大宋之前,后周已把基层建设得差不多了,赵匡胤黄袍加身,照单全收便是。

跟这些幸运儿相比,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可就没那么好的运气了。

因为他要面对的,是奇葩前任留下来的一个大烂摊子。

元代是一个非常奇葩的朝代,它的户籍体系叫作“诸色户计”,以繁复而著称。有按职业分的,如军户、民户、匠户、盐户、窑户、儒户、打捕户、乐户、织户、采珠等等;有按贡赋内容分的,如姜户、藤花户、葡萄户;有按照僧、道、也里可温、答失蛮等宗教信仰分的;还有为了服务于贵族而设立的投下户、怯怜口户;再往下细分,还能分成草原兀鲁思封户、五户丝食邑户、投下私属户、投下种田户等等;甚至还会细分到负责侍奉贵族老年生活的养老户,负责供养皇亲国戚的江南钞户,给公主和王妃当嫁妆的从嫁民户,隶属于寺院的永业户;等等。

顺便一说,同一类户籍下面,还按财产数量分为九个级别。

图四·2 某站户同时向不同部门交税示意图

再顺便一提,不同类别的户籍,归属不同的管理机构,没有统一的协调机制。比如探马赤军户归奥鲁官管理,匠户归户部管理,僧道户归宣政院管理,投下户则是不同的宗王贵戚私有之物,江南钞户名义上归户部管,税收却要上交诸王与驸马们。

在没发明电脑的年代,想把如此错综复杂的户籍体系理清楚,就是一百个耶律楚材也没办法!忽必烈在中统元年(1260年)曾经试着抢救了一下,立了十路宣抚司,定户籍科差条例。可这种种错综复杂的关系,让他这次“阅实天下”的目的没有实现,反而弄得更乱了。

跟繁复的户籍体系相对应的,元代的户籍管理也极其简单粗暴。

马可·波罗在游记第二卷里,讲过一段他在杭州的见闻:“每家的父亲或家长必须将全家人的名字,不论男女,都写好贴在门口,马匹的数目也一样要载明。如有人死亡或离开住所,就将他们的名字勾去,如遇添丁,就加在名单上。”

虽然他是以赞赏的口气来描述的,但让秦汉唐宋的户籍官吏看到这个场面,能吐出一口血:这管事的得多懒多糙,才会这么干啊!

这还是在一线城市杭州,其他地方更不敢想象了。所以元代的户籍管理,其实算得上放养。

如此破烂粗放的一部机器,一直磕磕碰碰地运转了百年。元末战乱一起,它便彻底趴窝崩溃。用史书上的话说就是:“元季丧乱,版籍多亡,田赋无准。”

【注释】

元季丧乱,版籍多亡,田赋无准:据《明史·食货志》所载,元朝末年时局动荡,多死伤祸乱之事,官方的户籍和田亩账册多有亡佚,赋税征收没有根据。据《明实录》所载,直至洪武十四年十二月的最后一天,朝廷才统计出全国人口的数字。

蒙古人拍拍屁股,跑回北方草原放牧去了。前来接盘的朱元璋,可发了愁。他望着那一堆冒着狼烟的机器残骸,蹲在地上叹了口气:这饭啊,夹生了。

元代户籍实在太乱,大明根本不可能全盘继承;可彻底抛开另起炉灶,难度也极大。废弃不是,继承也不是,朱元璋面对这个复杂局面,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一步一步试探着来。

早在洪武元年(1368年),他在南直隶诸府和江西三府搞过一个叫作“均工夫”的试点制度。规则很简单,按田地数量征赋役:每一顷地,出一个壮丁,农闲至京城服三十天徭役。如果田不够一顷,可以几家合出一丁;如果田多人少,也可以出钱雇佃农去服役。

这是一个无奈的折中做法。因为那时老百姓跑得到处都是,没有户籍来制约。官府干脆不按人头征税,而是把赋税折到田里。你人可以跑掉,但土地总跑不了吧?

除此之外,朱元璋在洪武元年还发布诏书说:“户口版籍应用典故文字,已令总兵官收拾,其或迷失散在军民之间者,许令官司送纳。”这是在向民间征集散落的元代户籍残本。紧接着,第二年,朱元璋又宣布:“许各以原报抄籍为定,不许妄行变乱。”

【注释】

户口版籍应用典故文字,已令总兵官收拾,其或迷失散在军民之间者,许令官司送纳:户籍账册还是有根有据为好,朕已下令总兵官注意征收元时户籍残本,或者它们已经失散于军、民之间,如果能找到的话,允许地方官府送交上来。

许各以原报抄籍为定,不许妄行变乱:每个人的户籍必须以原先的户籍为准,不得擅自改变。万历年间,《大明会典》重申,所有军人、农民、驿站工作人员、盐场工人、医生、天文星象观察者、工匠、乐工,都不可以擅自转行。如果偷偷改变户籍记载的职业,想换轻松工作的,抓住你就要打八十杖。

你在元代是什么户籍,现在还是什么户籍,别自己乱改。在新户籍建起来之前,权且用旧户籍管着,先把人拢住了再说。

无论是“均工夫”还是“原报抄籍”,都只能临时救个急。真正想让大明长治久安,还得尽快把新的户籍体系建起来才行。朱元璋手下有一位大臣叫叶伯巨,他把这个道理说得特别直白:“夫有户口而后田野辟,田野辟而后赋税增。”

为此朱元璋辗转反侧,到处开会调研,最后还真让他寻到一个办法。

宁国府有个叫陈灌的知府,在当地搞了一个户帖法,成效斐然。朱元璋深入研究了一下,觉得这个建户籍的法子特别好,又是经过实践检验的,完全可以作为样本在全国推行。他决定拿来先用用看。

时间很快推移到了洪武三年。

洪武三年对大明来说是个特别重要的年份。在这一年,朝廷相继出台了各种政策,重修了官员殿陛礼法,制定了王府官制、五等勋爵,明确了明代科举的框架。一个新生政权,正缓缓走上正轨。

在这一年的十一月二十六日,朱元璋颁布了一道圣旨,郑重宣布户帖制在全国推广上线。

“户帖”这个词不是明代原创的,它最早见于南齐,在南北朝至唐宋的史料里时常可见,是一种催税到户的术语。不过在明代,这个“户帖”的内涵却变得很不一样。

不光内涵不一样,连口气都变了。

朱元璋的这道圣旨,在中国的皇家文件里极有特色。要知道,一般的圣旨正文,在皇帝形成意见之后,都会交给专家润色一番,使之骈四俪六、辞藻雅驯,看起来高端大气上档次。而朱元璋的这份“户帖谕”,却是一篇原汁原味的“口谕”。

圣旨是这么说的:

说与户部官知道,如今天下太平了也,止(只)是户口不明白俚(哩)。教中书省置下天下户口的勘合文簿户帖,你每(们)户部家出榜去,教那有司官将他所管的应有百姓,都教入官附名字,写着他家人口多少,写得真着,与那百姓一个户帖,上用半印勘合,都取勘来了。我这大军如今不出征了,都教去各州县里下着,绕地里去点户比勘合,比着的便是好百姓,比不着的,便拿来做(作)军。比到其间,有司官吏隐瞒了的,将那有司官吏处斩。百姓每(们)自躲避了的,依律要了罪过,拿来做(作)军。钦此。

真不愧是平民出身的皇帝,圣旨写得近乎纯大白话,读起来特别寒碜。

这个文风,其实不是朱元璋首创,乃是脱胎于元代。元代皇帝都是蒙古人,发布命令多用蒙语,会有专门的译员逐字逐句直翻成汉文,再交给文学之士进行文言修饰。有时候事起仓促,省略最后一道程序,便形成一种特别生硬的口语话文牍——硬译公文。比如泰定帝即位的时候,诏书就是这种风格:“(我)从着众人的心,九月初四日,于成吉思皇帝的大斡耳朵里,大位次里坐了也。交众百姓每心安的上头,赦书行有。”

有兴趣的人可以看看《正统临戎录》,里面用硬译体记录了大量蒙古人的对话,特别有趣。

说回正题。

朱元璋为啥要用这么奇怪的白话文?不是因为朝中无人,而是因为他受够了那些文绉绉的套话空话。

有一位刑部主事茹太素给朱元璋上奏疏,前后一万七千字。朱元璋让人念,一直念到六千多字,还没进入正题。朱元璋大怒,把茹太素叫过来痛骂一顿。这位皇帝态度倒真认真,骂完了大臣,晚上叫人接着念,念到一万六千五百字,才听见干货。

茹太素用最后五百字说了五件事,件件见解都很精到。朱元璋感慨说:“今朕厌听繁文而驳问忠臣,是朕之过。有臣如此,可谓之忠矣。呜呼!为臣之不易,至斯而见。”

后来朱元璋为了防止忠臣被误伤,特意把公文要求写在《大明律》里:“陈言事理并要直言简易,每事各开前件,不许虚饰繁文。”

在国家级的政策文件上使用大白话,也算朱元璋身体力行做的一个表率。

回过头来继续看朱元璋这份圣旨,抛开文风不说,它的内容相当务实。里面没任何虚头巴脑的废话,条分缕析,每一句都是干货,把户帖制的核心思想表述得很清楚。

那么,户帖制到底是干什么的?怎么运作?咱们不妨把整个执行流程走上一遍,就明白了。

图四·3 “户帖制”执行流程示意图

第一步,当然是皇帝下发一道大白话圣旨到户部,给政策定下基调。

第二步,户部根据文件精神,设计出标准户籍格式尺寸,叫作户帖式。户部规定:“户帖”的用纸长一尺三寸,宽一尺二寸,边缘还缀有一圈花卉装饰。

这个尺寸,可不是随便定的。

早在晋代,朝廷制作户籍时已有规定,要求用一尺三寸札。因为当时没有线装书,而是卷轴装。纸与纸之间左右相连,形成一条长幅,因此宽度不限,只需要规定长度即可。

到了明代,装帧方式已和现代无异,页页相叠,因此需要把长、宽都规定出来。将长度定为“一尺三寸”,也算是一种从古。

看完尺寸,咱们再来看正文格式部分。

正文分成左、中、右三块。在最右边,印制洪武皇帝刚才那段白话圣旨,前面添加一句“户部洪武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钦奉圣旨”字样。一来申明此乃皇命;二来警告百姓要如实申报,否则要充军;三来提醒经手官员,如果他们违法徇私,也要处斩。

中间部分,是户帖主要内容,要写明该户的乡贯、男子丁口、女子口、名岁、与户主关系、户种、事产、住址等信息。

最左边,是留给官员签字之用。朱元璋对这次推行极为重视,要求每一级都要有经手官员的签押,以便追溯责任。所以每一份户帖的签字,都是从户部尚书邓德开始签起,接着是副手左侍郎程进诚——当然,这两位的签押都是提前印制好的,否则他们也甭干别的事了;随着户帖一级级下发,会有侍郎某、郎中某、员外郎某、主事某依次签在后头。

这是中央部门签发部分。在户帖背后沿边还留有空白,以便地方执行官员签下花押:从知县、县丞、司吏、典吏到书手、里保,一个都不能少。

调阅任何一份户帖,都能查到从中枢到执行小吏这一整条文件流转的路线。哪一环节出问题了,抓起责任人来十分方便。

每一份户帖,都要一式两联。首一联叫作籍联,次一联叫作户联。前者交给官府留底,后者给百姓家里留底。在籍、户二联之间的骑缝处,要印有字号以作为堪合之用,还要盖上一个户部骑缝章,每联恰好各留半个印。这样一来,官、民各有一份,最大程度防止伪造。

从一份户帖式上的设计可以看出,大明朝廷着实下了一番苦心。逐级签字,骑缝用印、编号堪合,籍户二联,尽可能堵上可能存在的疏漏。仅此一点,就比前朝不知要高到哪里去了。

第三步,户部把设计好的户帖式下发给官办印坊,依照样本批量印制,然后分发到各地州县,并规定了缴还时间。

第四步,各地州县接到空白户帖之后,必须由正印官员担任提调官——这个提调,是临时差遣头衔,和后来负责教育的行政职务不一样。他的工作是张贴文告,晓谕百姓,让他们早做准备,还要对属下官吏进行培训。

接下来,提调官成立工作小组,亲自坐镇监督,下级官吏带着空白户帖,分赴各地基层去执行落地。

第五步,衙门小吏和当地里正逐家去敲门送帖。百姓大多不识字,需要口头申报,小吏当场填写资料,并由熟悉内情的里正审核、作保。三方确认无误,小吏会撕下其中的籍联部分,带回衙门,与其他籍联汇总;剩下的户联部分,交还百姓自家留底,叫作户帖。

这个制度之所以叫户帖制,就是从户联这儿来的。

第六步,所有填好的籍联,在衙门汇总统计,要算明户口、人口、丁口、田产几项数字的总额,连同原始资料一起递交给上级,自己复制一份留底。这么一层一层磨算,逐级汇总到户部。户部呈递到朱元璋手里的,就是一份全国总户口、总人口、总适龄壮丁以及总耕种田亩数的概算报告。

有了这个东西,天下在朱元璋面前,便不存任何秘密了,透明可见。他可以随时看到一个地区的总数据,如果愿意,也可以深入查到任何一户的情况。

但你们以为这就完了吗?

老朱对官僚一向不大放心,总怕有人从中舞弊徇私。他对老百姓更不放心,民间隐瞒人口和田地的事太普遍了,如果放任不管,等于白干。

因此他特意设计了一个制约舞弊的手段。

第七步,朱元璋动员了一大批军队系统的文书人员,分散到各地去审核抽查,术语叫作“驳查”。用圣旨里的话说就是:“我这大军如今不出征了,都教去各州县里下着,绕地里去点户比勘合。”

这些大头兵和地方不是一个系统,相互包庇的概率不高。如果军队驳查出户帖数字与实情不符,哪一级出了问题,就要哪一级官员的脑袋。如果查出百姓自己隐瞒,那就发配去充军。

第八步,军队驳查完毕,也提交一份报告给皇帝,和户部报告并读。大功告成。

说了这么多,那么这个户帖到底什么样子?

让我们拿一份保存至今的户帖实物,看看都填写了什么吧。

从图上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在最右侧,是朱元璋的大白话圣旨,占了将近一半的纸幅。在圣旨结尾还有一行字:“除钦遵外,今给半印堪合户帖付本户收执者。”

这是在宣读户主的权利和义务,提醒他有权收到一份户籍副本,上面还有一半官印可以验证真伪。

图四·4 户帖实物图(出自崇祯《嘉兴县志》)

圣旨之后进入正文:

一户,林荣一。

嘉兴府嘉兴县零宿乡二十三都宿字圩民户。

计家五口。

男子二口:成丁一口,本身年三十九岁;不成丁一口,男阿寿,年五岁。

妇女三口:妻章一娘,年四十岁;女阿换,年十二岁;次女阿周,年八岁。

事产:屋,一间一披;田,自巳民田地,六亩三分五毫。

从这些信息可以看出,这是个典型的小自耕农家庭,一家五口,一间房子几亩田地,勉强糊口度日,家庭地址在嘉兴府下辖的某一个乡村里。

再往左边看,是两行字:“右户帖付民户林荣一收执,准此。洪武四年 月 日”。说明这份文件是户联,给户主留底。

在“洪武四年”的左边,有一排残字,只余左半边:“加字壹佰玖拾号”。这个是骑缝字号,另外一半字在籍联上面,已被扯去交官。万一起了纠纷,官府就会调来籍联和户联对比,骑缝字号能对齐,说明是真的。

而在年月日的斜下方,还有负责官员的花押,一共有六个。不过具体是哪些官员的手笔,非得穿越回去才能知道了……

在左上角,还能看到一个“部”字。另外一个字是“户”,留在了籍联上。具体操作手法是,把第一联卷起来,让“户”字和下一联的“部”字恰好平齐,盖上骑缝大印。如此操作,两联各留一半钤记,功能和字号一样,还兼具认证功能。

这样一来,官府和民众各执一份。不光官府可以用它来管理,民众若碰到家产纠纷,也可以以此为证据,去调官府的原始记录,最大限度地杜绝了伪造、篡改的情况。

这份户帖,可以说设计得相当周详了。

不过细心的朋友可能会觉察到,这个户帖里有两个不太容易发现但事关政策成败的小问题。

大家不妨停在这里,想上五分钟,再继续读下去。

户籍最重要的功能之一是什么?是征收赋税。而中国古代的赋税依据除了人丁之外,还要看田地的多寡。

不,这个说法还不够准确。

税赋依据,不只要看田地多寡,还要看田地质量。

河边的田地和山坡上的盐碱地,即使面积相同,土地肥瘠程度肯定不一样,产出大不相同;麦田和桑田,即使面积相同,收税种类也要有区别。如果不加区别,只以面积来收税,小则造成纷扰,大则激起民变。

早在春秋时代,楚国令尹子木整顿田制时,就注意到要考虑田地肥瘠不同,要“量入修赋”。王安石变法时,有一项方田均税法,将土地按肥沃程度分成五等,每等税负各不相同,多占良田者多缴,少占贫田者少缴。

将田地分级,是土地管理实践中的重要一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证税赋公平,减轻贫民负担。

可在刚才那份户帖里我们可以看到,林荣一家里那六亩三分五毫的田地,只是简单地登记成“自巳民田地”。这块土地种的什么作物、肥沃程度如何,户帖里一概没写,甚至连所在位置和形状都没提。

这让朝廷以后怎么收税?

也许会有人指出:土地资料都是单独编成鱼鳞图册,你在户帖里当然看不到。

图四·5 《明万历九年歙县十五都八图丈量鱼鳞清册》(藏于徽州税文化博物馆)

鱼鳞图册是一种土地登记簿,里面会将所有者的田、地、山、塘一一标明,绘成图形。一片一片的地图状如鱼鳞,故而得名。它始见于宋代婺州,在元代开始流行于两浙经济发达地区,是国家厘定税赋的重要参考。

但问题是,朝廷开始大规模修造鱼鳞图册,是洪武十四年之后的事。在洪武三年、洪武四年推广户帖的过程中,看不到官方有任何清查田地的意图。

这太奇怪了,元末的状况明明是“版籍多亡,田赋无准”,说明户籍和田籍都散失了。朱元璋既然已经搞了全国人口大普查,为什么不搂草打兔子,顺便把田地也捋一捋呢?干吗拖到洪武十四年之后才做?

其实,这不是疏漏,反而是大明朝廷的务实稳重之处。

朱元璋想搞土地清查吗?想!他做梦都想。

拜元末弊政所赐,明初的田地管理一摊烂账,基层瞒报土地的情况十分严重。像汤和、李善长这种级别的功臣,都曾因为族人藏匿土地之事受过申斥,可想而知当时的风气。

隐田藏匿得多,税赋就交得少。税赋交得少,新生的大明政权就要出问题。朱元璋当然希望尽快把天下的土地都清查一遍。早在洪武元年,他已动过清查土地的心思,要求户部“核实天下土田”。

但具体到执行层面,从皇帝到户部尚书都在发愁。

太缺人才了。

清点人口比较简单,执行人员懂得加减乘除就够了;清丈田地却是一个高难度的技术活,因为田地不可能全是规整的方形,经常会有圭、邪、箕、圆、宛、弧之类的田地形状,执行人员得精通方田之术,才能精确测量出面积。

何况它还是个情商活。地方上的势力盘根错节,互相包庇,执行人得足够精明,才能从狡黠的地方豪强嘴里挖出隐田来。

国初百废待兴,朱元璋手里暂时还没有那么多人才储备。

洪武初年的大明朝廷缺人缺到什么程度呢?有一次,朝廷决定要整顿浙西的土地,勉强凑了周铸等一百六十四人前往核田,这还是因为浙西是赋税重镇的缘故。至于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只能“分遣监生并秀才丈勘北方田地”,瞧瞧,连国子学的人都抽调出去了。至于其他地区,中央连使者都派不过去,只能发一纸圣旨,让各个地方自行“择邑从事之贤者”“新具图籍”。

上头的窘境,各地都看在眼里。好,你顾不过来,那我就慢慢拖呗。比如苏州府,洪武元年的核田任务,他们交齐全府鱼鳞图册的时间,是在洪武二十年(1387年)。

即使是派了督查员的浙西地区,朝廷的推行也是困难重重。

浙西乃是膏腴之地,那么多田地,利益关系牵涉极深。当年元廷屡次想在这里清丈土地,结果“缘以为厉民,至有窃弄兵戈子草间者,上下忧之,遂不克竟”,愣是被当地人给搅黄了。后来官府和当地豪强达成一个默契,你好好配合我建土地册籍,准不准另说,我不深究你隐报的土地,各自卖个面子,相安无事。

这么个复杂的地方,朝廷却只派了一百六十四人,撒下去连个水花都瞧不见。

史书上记载周铸他们事情办得还不错,说“父老咸喜其清明果决,竿尺有准,版帐(账)不欺”。还有凑趣文人写了首诗:“天子龙飞定两都,山川草木尽昭苏。三吴履亩难为籍,四海均田喜有图。”

【注释】

父老咸喜其清明果决,竿尺有准,版帐(账)不欺:语出名士杨维桢《送经理官成教授还京序》。成教授,即前济宁郡教授成彦明,此次与周铸同行,前往浙西核田。当地有名望的老年人都十分喜欢这些督查员,觉得他们办事清明、果断,丈量田地时很有规范,编绘的鱼鳞图册也十分准确,与实际田亩相符。

天子龙飞定两都,山川草木尽昭苏。三吴履亩难为籍,四海均田喜有图:此乃杨维桢采民谣整理成诗,名为《送经理官黄侯还京序》,黄侯,乃黄万里,也在此次前往浙西核田之列。杨维桢为元末明初之人,诗中洋溢着对新朝治土有方、编绘出鱼鳞图册的欣喜之情。大明天子龙飞九五之尊,定下南北两都,山川草木都恢复了生机;三吴本是难以实地考察、丈量之地,田亩难有籍册,如今,经过这次大规模测量,四海之田亩都能有图有据啦!

至于实际效果嘛,周铸有一个同行者叫成彦明,他留下了一段工作记录:他负责松江一府下的三十八都、二百一十五图。一个人要兼顾这么多地方,其核田清丈的成色,怎么可能靠谱。

可见“竿尺有准”云云,无非是跟当地达成某种默契罢了。你自己报上来,我给你写下来,大家都别深究。

这还是在大明统治的核心地带,至于外围各地,更是鞭长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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