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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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骥愣了半晌，竟无力反驳源西河示威性的言语，只颓然跌坐在交椅中。等到堂中无人的时候，泪水终于潸然滑落。

这一日，有客来武清侯石亨府上拜访神算仝寅。仝寅迎出来一看，竟是锦衣卫指挥朱骥，一时颇为惊异。

朱骥道：“怎么，仝先生算不到我要来吗？”仝寅笑道：“我又不是神仙，怎么什么都能算到？不过我倒是大致能猜到朱指挥的来意。恕我不能透露惜儿的下落，这是我答应过她的事。”

朱骥摇头道：“不，我不是为惜儿而来。”踌躇许久，才讪讪道：“这听起来可能有些荒唐，我知道杨埙已经死了，但一日不找到他的尸首，我就不能安心，总觉得他有可能还活着。”

仝寅道：“这一点，我可以直接告诉朱指挥，我也为杨埙掐算过，他应该没有死。”

朱骥大喜过望，忙问道：“当真？”仝寅道：“信则有，不信则无。”

朱骥道：“那杨埙人去了哪里？”仝寅道：“这个嘛，我也不知道。朱指挥如此关心朋友下落，何不去问这件事的始作俑者？”

朱骥摇头道：“源西河不肯说。而且因为他的身份特殊，皇帝已下诏释放他回国，不究前罪，他应该已经离开京师了。”

仝寅道：“你二人命运相系，一定会再见面的。”

朱骥一怔，问道：“仝先生说的是说我和杨埙，还是指源西河？”

仝寅却恍若未闻，起身往内堂去了。

朱骥怅然许久，始终不见仝寅再出来，只得怏怏离开。他翻身上马后，既没有回家，也没有去官署，只信步走着，竟不知不觉来到城外蒋琼琼墓地处。尤其令人惊讶的是，新坟茔前跪伏着一人，正是源西河。

朱骥先是一惊，随即满腔怒火，赶过去质问道：“你竟然还有脸来这里？”

源西河勉力抬起头来，招呼道：“朱指挥，你也来看琼琼了。”

朱骥一眼瞥见几丝黑血正从源氏嘴角、鼻孔、眼角沁出，大为骇异，忙上前扶住，问道：“你是中了毒吗？是谁下的手？”

源西河摇头道：“没人对我下毒，是我自己想留下来，跟琼琼在一起。”昔日白皙俊朗的脸庞虽因痛楚而扭曲得变了形，却仍然流露出凄凉的悲意来。又叹道：“我生在中国，长在山东，如果我不姓源，如果我不是日本人，只是衍圣公的弟子，该有多好。”

朱骥见他气息渐弱，慢慢软倒，忙问道：“你告诉我，杨埙人在哪里？你到底把他怎么了？”

源西河断断续续地道：“这里……这里就是终点……”

朱骥见他命在旦夕，忙从怀里掏出扇子递过去，道：“这是之前在你身上搜出的琼娘的扇子，我现下还给你。我只要你告诉我，杨埙是不是还活着？”

源西河不答，只展开扇子，道：“一心心待君……为君高韵，风流清俊……可惜……”头一歪，就此死去。

朱骥慢慢站起身来，凝视着源西河狰狞扭曲的面孔，心绪万端，滋味复杂。

满地残阳，乱碧萋萋。伤怀念远，黯然情绪。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明景帝朱祁钰对外只求息事宁人，未追究日本人图谋郑和宝图一事。甚至连源西河真正身份也未告知山东孔氏，称其因伤感恩师身故而骤逝，仍将他以衍圣公弟子身份下葬，以掩人耳目。

第五十八代衍圣公孔彦缙过世后，因其独生爱子孔承庆早逝，便由孔承庆之子孔宏绪继袭衍圣公之位。孔宏绪年纪虽小，天资秀异，聪明异常，于凡书典，过目成诵，所作诗文清新可观，字画端楷。

后来明英宗朱祁镇复辟，十岁的孔宏绪以第六十代衍圣公[11]身份入朝道贺。朱祁镇爱其进止有仪、应对得体，“握其手，置膝上，语良久”，君臣极为欢悦。又因衍圣公府曾发生命案，便借口更换大第，专门为孔宏绪在皇城西太仆寺街造了一座新衍圣公府，规模更胜旧第。

京师接连发生蒙古、日本图谋不轨的重大事件，明景帝朱祁钰不知内幕，或许根本不关心真相到底如何，只终日沉溺于后宫嫔妃的温柔乡中。在李惜儿被赶出皇宫后，明景帝又纳妃唐氏，十分宠爱。而皇帝求子心切最直接的结果是纵欲过度导致了他的健康状况急转直下。而老天爷始终不肯再赏给朱祁钰一个儿子。景泰七年（1456年）二月，皇后杭氏也得病而死。朱祁钰连受打击，加上酒色太过伤身，他的身子很快垮了下去，连行路都困难了。

到了这时候，朱祁钰不得不开始考虑立太子的问题，以作后备。前太子沂王朱见深肯定是不在考虑之列的，朱见深是明英宗朱祁镇之子，如果重新当上太子，朱祁镇的势力势必重燃。而朱祁钰是如何对待兄长的，他心里再清楚不过，他还能指望兄长的儿子善待他身后之事吗？反复思虑之下，襄王朱瞻墡进入了明景帝的眼帘。

对于襄王朱瞻墡而言，这已经是他第三次被考虑立为皇嗣。明景帝考虑襄王朱瞻墡，自然是因为襄王朱瞻墡为外藩，如果继位，势必感激他，起码身后事是有保障了。然而，这其中却有一个难处。召襄王入京的金牌一直在孙太后手中，孙太后怎么可能放着孙子沂王朱见深不立，而去立襄王朱瞻墡呢？

种种顾虑中，事情便拖下来了。明景帝总觉得自己还年轻，子嗣不是什么大问题。这位处理政事极为幼稚的皇帝，丝毫没有料到一场惊天阴谋将要来临。

转眼到了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十二日，明景帝仍然在病中，好几日不能临朝。群臣到左顺门问安。宦官兴安走出来，愤而指责道：“公等皆朝廷股肱，不能为社稷计，徒日日问安，有何益处？”群臣哑口无言，只得退了出去。

在朝房中，众臣聚在一起悄悄商议，认为兴安之语大有意味，可能是在暗示大臣们商议立储之事。御史萧维祯等人提议重新立沂王朱见深为太子。大学士萧镃认为沂王既退，不便再立，应该另选贤良。群臣意见不一，鉴于御史钟同的前车之鉴，没有人敢轻易上奏提重立沂王为储，于是拟定以“早建元良”请。

正月十四，群臣将奏疏递了上去，明景帝没有同意。且下发谕令道：“朕偶有寒疾，十七日当早朝，所请不允。”表示皇帝将于正月十七临朝。

按照明朝惯例，正月十五，皇帝要在南郊主持典礼，大祀天地。群臣都认为这是明景帝身体好转的标志，于是各自退去，等待正月十七再议。

然而，深宫中的明景帝已经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他原本计划正月十五亲自祭祀天地，正月十六回宫，正月十七临朝，哪知道刚刚站起身，就头昏眼花，摇摇欲坠。朱祁钰叹息了半天，最终决定放弃计划，选派一位可靠的大臣，秘密代替他去南郊祭祀。

按理来说，代为祭祀的大臣应该是德高望重的老臣，应该从内阁或者六部中选取，但明景帝生怕自己的病情动摇人心，便决定选一位武将。于是，这重任就意外落在了武清侯石亨身上。

历史就因为这一意外而改写，不日，便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夺门之变。

夺门之变即南宫复辟，实际上是因为明景帝病重，某些投机分子临时起意，事先并未有周密谋划。参加这一政变的人，主要有武清侯石亨、大宦官曹吉祥、靖远伯王骥、京营都督张軏、礼部左侍郎杨善，以及都御史徐有贞。其中，徐有贞是主谋首脑人物。

石亨，渭南[12]人。出身军人世家，袭父职为宽河卫指挥佥事，善骑射。正统中，累官至都督同知，充参将，辅佐朱冕守大同。也先进犯大同时，明军兵败，石亨单骑奔还，被关进监狱等待处分。后来北京保卫战时，兵书尚书于谦认为石亨熟知兵事，力荐他掌管五军大营。石亨不负所望，立下大功，被封为武清侯。

由一个戴罪的败军之将，瞬间加官进爵，石亨难免受宠若惊。在他内心深处，相当感激于谦的知遇之恩。为了表达感谢，石亨特意上书，请求明景帝加封于谦之子于冕官职。

石亨当然知道于谦当初大胆起用他，仅仅是因为他熟悉军情，在公不在私，但他仍然不大了解于谦为人。于谦听说石亨举荐于冕后，一点也不领情，大声道：“国家多事的时候，臣子在道义上不应该顾及个人的恩德。而且石亨身为大将，没有听说他举荐一位隐士，提拔一个兵卒，以补益军队国家，而只是推荐了我的儿子，这能得到公众的认可吗？我对于军功，极力杜绝侥幸，绝对不敢用儿子来滥领功劳。”

于谦不但义正辞严地拒绝了石亨的好意，还当众指责他徇私。石亨十分难堪，又愧又恨。原先的一腔感恩戴德之心，立即化作了怨恨，发誓有朝一日要报复。

明景帝倒是十分信任石亨，恩宠有加，恩遇甚至超过了于谦。可笑的是，明景帝病重时，为挑选大臣代行祭祀大礼而费尽心机。皇帝反复权衡后，没有选择于谦，而是选择了石亨。而刚好是这个石亨，看见明景帝病重难起后起了异心，密谋拥立明英宗复辟，以立不世功勋。

大宦官曹吉祥是参与夺门之变的另一个重要人物。他是永平滦州[13]人。早年曾依附于权倾当朝的大宦官王振，颇得明英宗宠信，参加过麓川之役、征兀良哈、讨邓茂七和叶宗留等，立有军功。明景帝即位后，王振同党马顺、毛贵等人均被杀死。曹吉祥却因长年在外监军而逃过了一劫，并很快调回京师，掌管禁军与内廷侍卫，成为新皇帝的新宠。后虽一度因出身于老太监阮浪门下而间接卷入金刀案，但他却棋高一着，抢先贿赂了司礼监大宦官兴安，又通过武清侯石亨居中向明景帝说项，由此未多受牵连，仅到锦衣卫官署转了一圈儿便被释放，且恩宠不衰。

王骥靠战功起家，封靖远伯，在明英宗一朝战功显赫，在明景帝一朝亦备受信任，负责看守囚禁太上皇的南内。

张軏是英国公张辅的幼弟，征苗时因不守律令，被于谦弹劾，心中深恨于谦。明景帝时任前府右都督，总京营兵，是京师中握有兵权的实力派人物。

杨善，即完全靠自己的家当、口才迎回太上皇的礼部左侍郎。他自认为立有不世之功，却为明景帝所压抑，而今景帝病危，又无子嗣，理所当然想要将全部赌注下在南宫的明英宗身上。

徐有贞，即在瓦剌军队进逼京师之时，率先提出“南迁”主张而遭到于谦等人严正驳斥的徐珵。之后，徐珵名声大坏，屡为内外朝所讥笑，多年未得晋升。徐珵多次托门生杨宜出面，请于谦举荐，希望谋取国子监祭酒一职。

因杨宜是于谦内姻，于谦碍于情面，便在明景帝面前提及此事。只是明景帝一听说是徐珵，便鄙夷地道：“徐珵虽有词华，然其存心奸邪，岂堪为祭酒？若从汝用之，将使后生秀才皆被他教坏了心术。”于谦无以应对，事情遂不了了之。

未能如愿的徐珵非常懊恼，非但不感激于谦，反而认为是对方从中作梗，影响了自己的前程，因而对于谦恨之入骨。懊丧之余，徐珵转而奉承内阁大学士陈循。在陈循的建议下，他将名字改为徐有贞，之后果然顺利多了。

景泰三年（1452年），徐有贞任左佥部御史，到张秋治理黄河。当时，黄河在沙湾一段决口已有七年，难以治理。明英宗即位后，黄河屡次北决，威胁沙湾运道。正统十三年（1448年），黄河在河南新乡八柳树决口，往东北方向狂泻，直冲山东张秋，毁坏堤岸，淤塞运道。自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大运河便成为大明的枢纽干线，钱粮均通过河道运往北京，不容有丝毫闪失。黄河决口后，明廷紧张万分，先后派王永和、洪英、王暹、石璞等人前去治理，但旋治旋决，均不见根本成效。

景泰三年（1452年）六月，黄河又冲决沙湾运道北岸，挟运河水东奔入海。景泰四年（1453年）五月，再次决开沙湾北岸，“掣运河水入盐河，漕舟尽阻”。

徐有贞到任后，即对河情水势进行实地勘查，“逾济、汶，沿卫、沁，循大河，道濮、范”，提出了置水闸、开支流、疏通运河三条措施，并积极组织大量民工，亲自督率工程建设，从景泰四年（1453年）底兴工，至景泰六年（1455年）七月竣工，“凡费木铁竹石累万数，夫五万八千有奇，工五百五寸余日”，终将沙湾决口堵截，消除了水患。

尽管徐有贞一生荣辱沉浮、功过掺杂，然他在山东治黄成功，在中国治水史上占有一席之地[14]。景泰七年（1456年），山东大水，“河堤多坏，惟有贞所筑如故”。张秋地区有歌谣唱道：“昔也，沙弯如地之狱；今也，沙弯如天之堂。”后徐有贞又奉命巡视漕河济宁等十三州县，督促修复河堤，因治河有功，进为左副都御史。

明景帝选中石亨为代祭大臣后，将他召到病榻前，亲自殷殷嘱咐。石亨当面满口允诺，但他亲眼看见明景帝的恹恹病态，知道天不假年，皇帝挺不了多久，内心开始打起了自己的小算盘。

石亨出宫后，立即返回家中，请神算仝寅占卜储君之事。仝寅称明英宗必将复位。石亨立即派心腹找来与自己交好的前府右都督张軏和大宦官曹吉祥，告诉二人说明景帝已经不行了，得商议个法子，好为自己谋取后路。

此时，京师正有流言，称大学士王文正力劝明景帝立襄王朱瞻墡的长子为皇储，如果是这样，王文将是定鼎之臣，立有首功。即便重新立沂王朱见深为太子，谋议也是文臣之事，功劳也轮不到石亨、张軏等武将身上。石亨道：“皇帝病已沉重，如有不测，又无太子，不若乘势请太上皇复位，倒是不世之功。”

张軏、曹吉祥也表示赞同。于是，这三个野心勃勃的投机分子，决定将赌注压在太上皇身上，拥立朱祁镇复位，这样，三人就是大功臣，能够飞黄腾达。

三人当场做了分工，大宦官曹吉祥利用职务之便，入宫拜见孙太后，密告复辟一事，以取得孙太后的支持。石亨和张軏自认智谋有限，一道去找太常寺正卿许彬商议。

许彬曾代表明廷迎太上皇于宣府，其人心机极为深远。听说石、张二人来意后，当即以手加额，道：“这是不世之功！不过，我老了，不中用了。徐有贞多计谋，你们可以去找他商议。”

石亨和张軏相信许彬的推荐，又连夜去找徐有贞。徐有贞大为兴奋，当即夜观天象，见紫微有变，忙道：“帝星已见移位，咱们要干这件事，须得赶快下手。”

几人经过详细谋划，决定在正月十六晚上动手。

正月十六白天，吏部尚书王直、礼部尚书胡濙、兵部尚书于谦会同群臣商议，决定一起上奏请复立沂王朱见深为太子。众人推举内阁大学士商辂主草奏疏。疏成时，已是日暮西山，来不及奏上朝廷。于是，群臣决定在次日清晨明景帝临朝时，再将奏疏递上去。

但所有人都没有料到，就在这天晚上，爆发了夺门之变。随之而来的便是诸多大臣被杀被贬，这其中也包括国之重臣于谦。倘若复立沂王的奏疏早一天递上，或许于谦等人就不会遭到杀身之祸。短短几个时辰，不但改变了大明的历史，也改变了许多人的一生。

正月十六晚，徐有贞换上朝服，怀着紧张而忐忑的心情离开了家。临行前对妻女交代道：“我要去办一件大事，办成了是国家之福，办不成我徐家就是灭顶之灾。你们要有心理准备。”

出门后，徐有贞又顺路邀请了杨善和王骥作为同党。杨善和王骥二人都表示要以死报答太上皇。王骥当时已经七十多岁，不但自己亲自披甲上马，还将儿子和孙子都带在了身边。三方人马会齐石亨叔侄、曹吉祥叔侄后，又等到了张軏率领的大队京营兵，这才一齐向皇城进发。

张軏调兵进城的借口是瓦剌骚扰边境，要保护京城安全。而石亨是最高武官，掌管皇城钥匙，所以能够通行无阻。

四鼓时分，大队人马从长安门直接进入皇城。进入紫禁城后，徐有贞重新将大门锁上，防止外面有援兵进来，并将钥匙投入水窦中。皇城内的守军见这伙人行踪诡秘怪异，不明所以，但由于领头的石亨、曹吉祥等人俱是本朝显贵，也不敢上前盘问究竟。

这时候，天气忽变，乌云密布，伸手不见五指。众人怀疑此番作为有逆天意，会遭到天谴，都非常惶恐。精通天象的徐有贞挺身而出，劝大家不要退缩，说大事必济。众人料想事已至此，后退也来不及了，于是继续前进，顺利到达南宫。

王骥本是南宫守备，不费吹灰之力，便斥退守卫。然而，南宫宫门早已被明景帝锁闭封死，且大锁坚固异常，怎么弄也打不开。石亨既是武将，便将军事中攻城之术派上用场，命人用巨木悬于绳上，数十人一齐举木撞门。宫门没有撞开，门右边的墙反倒先被震坍了一个大洞。众人便从墙的破洞中一拥而入。

太上皇朱祁镇还没有就寝，正秉烛读书，突然看见一大堆人闯了进来，还以为是弟弟明景帝派人来杀自己，不禁有些惊慌失措。谁料众人一齐俯伏称万岁。朱祁镇心神略定，这才问道：“莫非你们要请我复位吗？这事须要审慎。”

此时乌云突然散尽，月明星稀。众人士气空前高涨，簇拥着朱祁镇直奔大内。路上，朱祁镇挨个儿问清诸人姓名，表示不忘功臣之意。

一行人来到东华门，守门卫士上前拦住盘问。朱祁镇主动站了出来，表明自己太上皇的身份。卫士顿时傻了眼，不知该如何是好，更不敢强行阻拦。

于是，众人兵不血刃地进入了皇宫，朝专门举行朝会的奉天门而去，并迅速将明英宗朱祁镇扶上了奉天殿宝座。殿上武士见变故忽起，挥舞金瓜，要打徐有贞等人，被朱祁镇厉声呵止。他到底做过十几年皇帝，威仪俱在，一声令下，武士便闻声退开。徐有贞等人一起叩拜，高呼“万岁”。石亨亲自敲响朝会钟鼓，召集群臣到来。

彼时天色已然微微发亮，众臣因为明景帝事先说明今天要临朝，都已经早早等在午门外，准备朝见。听到钟鼓齐鸣后，众人按顺序走入奉天门。但眼前的一切令人目瞪口呆，宝座上的皇帝已经不是明景帝朱祁钰，而是八年前的英宗皇帝朱祁镇。

群臣面面相觑，一时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正在众人犹豫之际，徐有贞站出来大喊道：“太上皇复位了！”

明英宗朱祁镇便对百官宣布道：“景泰皇帝病重，群臣迎朕复位，你们各人仍担任原来的官职。”

众朝臣见事已至此，只好跪倒参拜。明英宗朱祁镇就这样又重新取得了皇位，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夺门之变”，又称“南宫复辟”。

明英宗朱祁镇重新坐上皇位时，明景帝朱祁钰已勉强起身，正在乾清宫西暖阁梳洗，准备临朝。突然听到前面撞钟擂鼓，立即问左右道：“莫非是于谦不成？”意思是，是不是兵部尚书于谦谋反篡位了。明景帝猜忌于谦之心已久，在这场可悲的政变中展露无遗。

左右惊愕万分，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明景帝的发问确实出人意料。于谦于社稷立有不世之功。尤其在辅佐明景帝登位、迅速安定局面上，于氏所起到的作用无人能及。可以说，没有于谦，明景帝的皇位不可能坐得安稳。而之后，明景帝也对于谦表现出异乎寻常的信任。虽然皇帝一直没有让于谦进内阁，但恩宠有加，无出其右。谁也想不到，原来在明景帝的内心深处，竟然如此提防他表面所信重之人。帝王的薄情寡恩，亦由此可见一斑。

片刻后，大宦官兴安回奏是太上皇复位。明景帝连声道：“好，好，好。”然后喘了几口气，重新回到床上，面朝墙壁睡下。

表面镇定无事，心中却是唏嘘感叹，有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失望之情。他已经清醒地意识到，一切都已经完了，他所加在兄长身上的一切毒辣手段，都要被加倍回返到自己身上。

在中国历史上，报复和仇恨往往是新政体的主要动机。悲痛总是无法完全忘却，伤害总是不可弥补，明英宗朱祁镇重新登上皇位后，清算旧账便成为与巩固政权头等重要的大事。

“夺门之变”成功后，明英宗先在奉天殿登位，随即到文华殿，命徐有贞以本官兼翰林院学士入直内阁参预机务。不久，明英宗再登奉天殿，行即位典礼，此时刚好是正月十七日正午。

仪式完毕后，殿上传下圣旨，兵部尚书于谦、内阁大学士王文当庭被锦衣卫逮捕。内阁大学士陈循、萧镃、商辂，刑部尚书俞士悦，工部尚书江渊，都督范广，以及景帝亲信宦官王诚、舒良、王勤、张永等人都相继被逮捕下狱。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宦官兴安为景帝亲信，独幸免于难。据说主要是孙太后为他讲话，有功于社稷，加上兴安好佛，不贪财，更是难得。

于谦和王文被逮捕后，关在锦衣卫镇抚司，由新上任的锦衣卫长官门达审理。早在英宗一朝，门达便已经坐到了锦衣卫指挥同知的高位，曾扈从明英宗出征，“土木堡之变”后单骑逃回京师，被降为千户。其人后依附石亨，在锦衣卫长官卢忠罢职后再度升任指挥同知。明英宗即位后，听从石亨建议，罢免了明景帝亲信锦衣卫指挥毕旺及朱骥，改由门达担任锦衣卫长官。

门达性格机警沉鸷，名声却不坏。他手下有小吏名谢通，精通刑律，一直协助门达处理司事。谢通主张用法仁恕，平反了不少冤案，以致朝廷上上下下都夸奖门达能干。正因为如此，门达特别信任谢通，对其言听计从。

谢通料想于谦这次在劫难逃，明英宗一定会要他的命，但于少保不是普通人，如果死在锦衣卫镇抚司手中，门达身为长官，势必被天下人怨恨。于是，他出了个主意，以案情重大为名，将案子推了出去，交给三法司会审。门达虽然也想奉迎重新登位的明英宗，但仍然害怕在历史上留下骂名，于是听从了谢通的建议。

三法司会审应该由刑部主审，但刑部尚书俞士悦一向与于谦交好，且已被逮捕下狱，案子辗转到了都察院都御史萧维祯手中。法司给于谦、王文二人定的罪名是“意欲”迎立外藩——欲立襄王朱瞻墡长子为帝——意图谋逆。虽无实迹，其意则有，同样可定罪，于谦、王文因此备受酷刑。

于谦冷静而从容，似乎早预料到一切。王文则不胜其愤，极力辩解道：“按照祖宗成法，迎立外藩必须有内府的金牌和符信；派遣使者，必须用兵部发的马牌。这些事只要到内府兵部一查便可明白，岂能平白无故地诬陷？”

兵部主管马牌的是车驾司主事沈敬。沈敬却是个硬汉子，不肯作伪证，当场指出兵部从未发出马牌。而内府所存召取襄王的金牌符信早就被孙太后拿去，一直在后宫中。大家心中有数，如果真的查验，反而应验了王文的话。

王文见占了上风，更加据理力争。堂上堂下吵得不可开交时，于谦却笑道：“石亨等罗织锻炼，辩之何益？”

萧维祯看见于谦是个明白人，终于忍不住说了实话：“于公可谓明白，事出朝廷，承也是死，不承也是死。”

因为没有任何证据，三法司只好加上“意欲”二字，给于谦和王文定的罪名为“意欲迎立藩王”，“坐以谋逆，处极刑”。所谓“极刑”，便是千刀万剐之刑，按例要割三千三百五十七刀。沈敬被无辜牵扯进来，也跟着倒霉，被认为是于谦和王文的同谋，不过罪减一等，免死罪，充军铁岭。

当案子的审理结果递到明英宗朱祁镇手中时，皇帝见给于谦的定刑是一个“死”字，不禁犹豫起来，迟疑着道：“于谦实有功。”

在朱祁镇的心中，对于谦的恨意极重，于谦主张“社稷为重，君为轻”，对他个人造成了深深的伤害。在当俘虏的北狩期间，他甚至有必杀于谦而后快的念头。但如今的朱祁镇，已经不是八年前的那个年轻皇帝了。经历了一系列的苦难后，他逐渐明白，倘若当初不是于谦坚决抵抗瓦剌并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非但他本人永远回不到京师，就连大明朝廷恐怕也早是风雨飘摇。所以，这一句“于谦实有功”很好地表达了他内心深处对于谦态度的转变。

徐有贞见明英宗迟疑，马上攘臂直前，大声道：“若不杀于谦等，夺门之变则无名，无以昭告天下。”

于是，明英宗下定决心，诏令将于谦和王文弃市，即公开斩首示众。这已经是一些正直大臣极力营救的结果，其中新入阁的阁臣薛瑄更是据理力争。按三法司的定罪，于谦应该被凌迟处死，改为弃市，已经是罪减一等。

正月二十二日，于谦、王文同日被杀。临刑前，于谦口占《辞世诗》[15]云：村庄居士老多磨，成就人间好事多。

天顺已颁新日月，人臣应谢旧山河。

心同吕望扶周室，功迈张良散楚歌。

顾我今朝归去也，白云堆里笑呵呵。

诗中无一冤字，只历数一生行状，旷达潇洒，笑对生死祸福，表达了以江山社稷为重的磊落胸怀，令人深为震撼。

此时的于谦，豪情与悲凉在心中反复交织回荡。自明景帝私心日益显露以来，他便感觉一只无形却密不透风的大网缠绕住了他，且愈匝愈紧。人们赞许他扭转了大明的命运，他却连自己的命运都操纵不了。

他又想起早已死去数年的前御史钟同来。他这几年的人生，有许多苍白无力之处，没能拯救许多他在意的人。而死去的人一直在他意识深处纠缠着他，他想要逃避，却始终避不开。他早已萌生退意，想要摆脱世俗杂务，辞官归返故乡，隐居于江南的青山绿水中。然到了他的地位，又怎能轻易摒弃一切，一走了之？

当日他到锦衣卫大狱与逆贼首领郭信会面。郭信称他功劳太大，功高震主，将来必会被皇帝所杀。他问郭信为什么要说这些废话。郭信道：“这可不是废话。于公你是大明栋梁，全靠你支撑大局。我虽大事不成，却也要设法剪除大明羽翼，令它气数早尽。我请见于公，只是为了害你，别无其他。”

他很是不解，问道：“你刑具缠身，动一下都难，要如何害我？”

郭信笑道：“用皇帝的疑心害你。疑心是把刀子，也能杀人。”又进一步解释道：“因为我是逆贼，图谋改朝篡位。于公独自来见我，却不能将我一番话传出去。日后皇帝询问于公，你只能不答。但我既指名见于公，怎么会什么话都不说呢？如此，皇帝必然猜疑你。疑心这东西，一旦发芽出来，便会一直滋生下去。”

当时他以为郭信只是无稽之谈。明景帝倒是真问了郭信说了什么，他当然不能如实上奏，只好回答说对方什么都没说。后来人们纷传明景帝不让他带职入阁为大学士，已有猜忌他之心，他也未放在心上。但当他听说英宗皇帝复辟后，景帝第一句话竟是“莫非是于谦不成”，陡然又想到郭信当年在牢房中的那番话来。原来在皇帝心目中，疑忌已如此之深，竟将他当作了郭信一类的逆贼。他忠君爱国，殚精竭虑，仅此一句“莫非是于谦不成”，便成为他人生中最大的打击。

正郁郁满怀时，忽听到一声炮响，有人高叫道：“时辰到！”

于谦自知大限已到，遂慨然赴死，正色就刑，时年六十岁。

人们看不到英雄心底深处的悲怆与纠结，只看到他走向刑场的镇定。当他矗立的身影倒下时，大地深沉，阴霾翳天，京郊妇孺，无不洒泣。

岳飞的罪名是“莫须有”，被人称为三字狱。而于谦的罪名是“意欲”，时人称为二字狱。千古英雄共一心，却有着相同的悲剧命运。

自土木堡之变后，于谦独力支持危局，名满天下，成为全国所敬仰的民族英雄，朝野上下都享有极高的声誉，所以听闻他被杀的消息后，“行路嗟叹，天下冤之”。都人见者闻者，老幼无不垂泪。有举家号哭者，有合门私祭者，有暗地披麻戴孝者。边关军士闻之，莫不涕泣。

大宦官曹吉祥麾下有一指挥朵耳，一向很感激于谦。土木堡之变以后，北京军民对于城内的少数蒙古人很不放心，有人主张全部杀掉，有人主张收监，以防止他们作乱，与瓦剌军里应外合。于谦却力排众议，不同意这么做，还下令道：北京城里的蒙古人只要安分守己，一律保护；愿意从军立功的，与汉人同样受奖；敢于通敌内应的，杀无赦。北京城内的蒙古人都很感激于谦的深明大义。朵耳听说于谦被杀后，提着酒浆纸钱到刑场恸哭祭奠。曹吉祥得知后大怒，命人鞭打朵耳，以儆效尤。然而到了第二天，朵耳照旧前去哭祭。

有个姓裴的太监为于谦的莫名被杀而愤愤不平，秘密将于谦的孙子于广救出，抛弃到手的荣华富贵，只带着于广，逃往河南，隐居起来。

北京城内还出现了怀念于谦的童谣：“京都老米贵，那里得饭广；鹭鸶水上走，何处觅鱼嗛。”“饭广”即指与于谦一同遇害的副总兵范广，是于谦爱将。“鱼嗛”则是指于谦。就连孙太后听说于谦被杀后，也嗟悼累日，“英宗亦悔之”。

于谦遇害，家属亦受到牵连：长子于冕充军山西龙门；于冕妻张氏发配山海关；义子于康、女婿朱骥发配辽东。所幸由于某些大臣力救，儿媳蒯玉珠及女儿于璚英没有按惯例配入军中为奴，否则所受凌辱难以想象。

当锦衣卫来抄家时，在于谦家中没有发现任何值钱的东西。只有正屋一间，大门紧闭，上面一把大锁牢牢锁着。锦衣卫大喜过望，急忙撞门进去。里面装的都是皇帝御赐物件，蟒袍、剑器、圣旨等，一件一件地摆着，并没有金钱宝物之类。见此情形，就连负责查抄的官吏也涕然泪下。

事情还不止于此，锦衣卫千户白琦上书请公告于谦之罪，“榜谦罪，镂板示天下”，“一时希旨取宠者，率以谦为口实”。倒是早先因赌博将朱家家产败光的朱骥舅舅杜平挺身而出，怒骂朝廷薄情寡义，杀害社稷功臣，还要令其身败名裂。明英宗心中多少有愧疚之意，下诏令勿要再论及于谦一案，这才阻止了这股虚浮的戾气。

在于谦一案中，锦衣卫千户白琦是关键证人，且在其后还有处处针对于谦、朱骥之举。他是带引朱骥入行的师傅，朱骥一直对他极为尊重，却想不到他在关键时刻从背后捅了人一刀，朱骥难免心中大惑不解。

这一日，朱骥将要被递解出京，远赴辽东戍边。出锦衣卫大狱时，正好遇到白琦，忍不住停下来，多问了一句：“我一直尊白大叔为师傅，为什么你要这么做？”

白琦道：“你想知道吗？”朱骥道：“如果是不相干的人，如何栽赃诬陷，倒也无所谓了。可白大叔你……”露出极为失望的神情来。

白琦挥手命校尉退开，上前一步，压低声音道：“实话告诉你，我倒也不是想讨好皇帝，可我杀了人，你是最有可能揭开真相的人，只有除掉你，我才能永保无事。”

朱骥大为惊讶，问道：“你杀了人？”微一凝思，便回味过来：“啊，是狱卒韩函和仵作伍汉。”

白琦道：“不错，是我杀了韩函。那日本是你在官署当值，偏偏你因私事外出，将钥匙和令牌交给了我。又偏偏那身份特殊的老僧杨行祥在这期间死去。狱卒韩函将实情告诉了我，他私放外人入狱，自是死罪，我作为当值官员，也要受到牵连。”

于是，白琦让韩函收买仵作伍汉，令他以自杀上报。事后，韩函因为太过害怕，再找白琦商议。白琦烦不胜烦，为绝后患，遂将对方诱出城外杀死，掩埋了尸体。

事情本就此了结，然后来风波再起，朱骥又被迫重新调查杨行祥一案。他在锦衣卫官署打听韩函住址时，正好被白琦听到。白氏立即起了警惕之心，料想朱骥对杨行祥案起了疑心，大概要重新调查，于是立即赶去仵作伍汉家中，将其杀死灭口。

之前仵作伍汉被买通以自杀上报，只有韩函出面，伍汉不知白琦也牵涉了进来。而一旦朱骥了解到杨行祥不是上吊自杀、而是他杀，仍能辗转查到白琦身上，所以伍汉也必须死。

不想伍汉没有立时毙命，想留下线索，试图写下白琦的名字，可惜只写了两笔便断了气。后来杨埙到场，留意到地上的笔划，认为是个“朱”字，因此而疑心是英宗皇帝要杀杨行祥，却绝未想到是个“白”字。

再后来郭信案发，朱骥一度以为是郭信杀了韩函、伍汉二人，却被郭氏当面否认，韩、伍之死由此成为无头悬案，想不到竟在今日由白琦亲口应承。

白琦又道：“塞外苦寒，寒风似刀。你这一去，怕是再也没命回来，所以我告诉你实话，让你死也死得安心。”

朱骥明白了究竟，心中有一股说不出的苦涩滋味，嘴唇动了两下，还待再说几句告别之语，白琦却挥手命校尉将他押走。他手足戴了重铐，无力反抗，被押送人员推着走了几步。勉力回过头来时，昔日谆谆教诲的师傅变得完全陌生起来，只看到了一张狞笑着的阴冷的脸。

翰林学士丘濬冒着巨大风险，赶来为朱骥、于康送别。又慨叹世事变幻无常，作《梁父吟》道：浩歌梁父吟，视古犹视今。

世态屡翻覆，人心益崎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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