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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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阎敬铭这样思来想去的时候，他的老妻已把晚饭做好了。于是，他把胡林翼这封信郑重交还给桑治平。然后，陪着桑治平喝了几杯红薯酿成的甜酒，欢欢畅畅地吃了一顿晋南农家饭菜。饭后，他又陪着桑治平在解州书院前前后后走了一圈，兴致浓厚地讲述书院的掌故人物。直到太阳西沉，山风渐冷时，他们才又回到那间简陋的书房喝茶叙话。
在太原时，张之洞和桑治平就阎敬铭的事商量了好久。桑治平认为，从种种迹象看来，阎敬铭此番若愿意入京，朝廷必加重用，职位将在侍郎之上。张之洞同意他的这种分析，说若能促成阎敬铭出山，则功莫大焉！桑治平说，是的，此举可一石三鸟！对太后来说，可谓不负圣命。朝廷多次征召而不能成的事，这次能办成，可获太后嘉许。此为一鸟。对你来说，经此番接触，阎敬铭心中将存感激，今后可望成为朝中的得力内助。此为二鸟。
对阎敬铭本人来说，平生大才可望得到充分展布，不至于老死于解州书院而抱恨终天。此为三鸟。张之洞笑着说，这话说得好。你这次去解州，相机行事，务必要请动他。就这样，桑治平衔命来到解州书院。
“我原以为桑先生是抚台衙门里的人员，读了香涛的信后，方知足下乃他的朋友。请问足下，是原本就住在太原，还是这次与香涛一道从北京来晋的呢?”
胡林翼的信拉近了阎敬铭和张之洞之间的距离。在他的意识中，似乎有一种把张之洞视为自己弟子的感觉，他不再用“张抚台”这样严肃而疏远的官衔，而改用“香涛”这样较为随便亲切的字号来称呼张之洞。桑治平听了后，也觉得他与眼前这位古怪老人的距离拉近了许多。
“丹老，”桑治平以一种晚辈兼学子的态度答道，“我原是香涛的堂兄子青制台的画友。这些年来子青制台致仕回南皮，我一直飘零江湖，承蒙香涛看得起，去年随他来山西，做点小事。”
“喔！足下原来是张子青先生的画友，失敬，失敬！”阎敬铭两眼射出喜悦的亮光来，与刚才昏花的眼神大不一样。桑治平暗暗吃惊，心想：这样的眼光大概才是前粮台总理的本色。“我那年在山东做巡抚时，他在清江浦做漕运总督，我们时常有联络。他公余常爱绘画，画得也很好。不想一晃就是二十年过去了，他比我大几岁，快七十岁了吧，身体还好吗?”
“今年整七十。年已古稀，身上有点毛病是自然的，不过还算硬朗。”桑治平心想，正好借张之万做文章，烧热阎敬铭冷却已久的心。“去年春上，子青制台蒙醇王之招来到京师，我特为由古北口赶到城里，与老制台见面。我们之间有多年没见面了，这次老制台跟我说了很多心里话。”
“是啊，故人相见，总是有很多话要说的，都说了些什么呢?”
阎敬铭边说着，边将身子挪过去了点，脸上显出安详的笑容，仿佛一个老农正在闲散地与邻里说年景、话桑麻。桑治平也将身子倾斜过去，做出一副随便谈心的神态。
“老制台说，醇王想请他出山再做点事。他说，归田六七来年了，且年纪一大把，还能做什么事。醇王说，国家还靠老成掌舵。近来与太后谈起这桩事，太后也深有同感，正寻思着起用一批文宗爷拔擢的中兴勋宿哩。老制台亲口对我说，醇王讲，太后在提到中兴勋宿时，掰着指头一个个地数，其中就数到了他，还有在衡阳老家养病的彭玉麟。彭玉麟之后，太后就数到您。太后说，在老家养病的还有一个阎敬铭，当年湘军东征，多亏了他办军需。”
其实，张之万根本就没有说过这番话，这纯粹是桑治平的临时编造。这几句编造，让阎敬铭听得心里热呼呼的。
“太后如此眷顾，老臣感恩不尽。只是年迈体弱，加之这些年来闲云野鹤似的懒散惯了，也不能为太后做点什么了。子青先生呢?他愿意出山吗?”
这话正问到点子上来了，桑治平忙说：“老制台说，从个人来讲，我实在是不想再出来做事了。说做官吧，我已做到总督，也不负平生志向，不辱祖宗了。要说做事吧，我这大把年纪，还能做得了什么呢?这些年来自由自在，舒服得很。何况官场经历得久了，内中的黑暗污浊太多，实在令我失望。何必还要再混进去背黑锅、受委屈呢?”
“子青先生是个明理人，他说的是这么回事。”阎敬铭忍不住插了一句话。
“不过，老制台又说，若从朝廷方面来说，既然太后和醇王还看得起我这一匹老马，希望我再为国家负一点重，我也没有理由推辞。我能优游林泉，安度晚年，还不是朝廷的赏赐?从小读圣贤书，明的就是为君王分忧、为国家效力的大道理，到老来怎么能背弃呢?”
阎敬铭默默地听着，头不自觉地点了两下。
桑治平继续说：“我笑着对老制台说，太后、醇王请您出山，即使从个人来说也有必要。做官做到总督，当然是巍巍然高哉，但并没有到顶。自古说，人阁拜相才是人臣之极，现摆着可以做极品之官，为何不做?老制台也笑了，说，你凭什么说‘极品’的话。我说，老制台年过七十，又是从总督任上致仕的，若不是人阁拜相，您如何肯再出山呢?这一点，太后、醇王会想到的。老制台说，你说得也是。真让我入阁拜相，我当然是会出山的。不说为个人，也不说为国家，就是为了祖宗也要拼一下老命呀。我南皮张家真的出了一个宰相，这可是上光祖宗之德，下励子孙之志的大好事呀！说罢，我们都哈哈大笑起来。”
阎敬铭也禁不住笑起来。他觉得面前这个桑治平是个颇有情趣的人，初见面时的陌生感，随着他这一番富有感染力的谈话，已经消失殆尽，彼此之间仿佛是老相识似的。
“南皮张家的祖坟很好，出了个状元总督张子青，又出了个探花巡抚张香涛。今后再出一个宰相，那可真正不得了啦！拼一下老命，值！”
桑治平听出阎敬铭话里的弦外之音，忙笑着说：“是呀，我是没这个命。若有这个命，哪怕是一百岁，也要去做，做一天宰相也是宰相呀！”
“对！对！你这话说得很有意思。”阎敬铭乐呵呵地，又问，“张香涛来山西三个多月了吧，他在忙些什么哩?”
桑治平注意到，阎敬铭眼神中关注的色彩明显地增强了。这句话，显然不是泛泛之问。他敛容答道：“张抚台久蓄大志，但一直徘徊在翰苑学官之间，不得展布，他一直引以为憾。这次圣恩眷顾，得以外放山西巡抚，平生志向能有施展之地，他极为感激太后、皇上，立志要把山西治理好，报朝廷知遇之恩，伸自己久抑之怀。”
阎敬铭插话说：“张香涛志向很大，他是把山西作为初试牛刀之地，我读过他到山西后的谢恩折，内中两句话我还记得，道是：身为疆吏，固犹是瞻念九重之心；职限方隅，不敢忘经营八表之略。历来出任疆吏的人都不敢说这种话，只有他张香涛才说得出，今后怕要作为名言传下去了。”
桑治平听了这话，心里想：这老先生一直都在看邸报，看来不是那种彻底洗手不干的人，再次出山应是可能的事情。只是，他的邸报从哪里得来?桑治平说：“您真是巨眼识人。我愿意跟他从京师到太原，就是看中他这种胸怀海内的气概。张抚台来晋后，做了许多公私查访，目前把三晋情况基本摸清楚了。”
“山西复杂，是得多听听舆情。”阎敬铭望着桑治平问，“新官上任三把火。张香涛的三把火准备烧哪里呀?”
“张抚台第一要铲除罂粟。他说，这种毒卉与民争利，最是可恨。”
“他算是把山西这个弊病看到了。”阎敬铭插话，“愚民图眼前之利，没有长远打算。鸦片只能提一时之神，不能养生活命。前几年大旱，灾情虽说很严重，但也不至于到那种地步，饿死两百多万人，一个主要原因是没有粮食。农民不种田，拿着卖鸦片的钱去买粮食吃。天一旱，远近都无粮，你有钱上哪买去?许多地方一家家的饿死，柜子里却存着不少钱，这就是种鸦片的下场。不彻底铲除罂粟，三晋无治理之望。”
阎敬铭的这几句话干净利落，说到了实处。桑治平频频点头，心里想，当年做粮台总理的时候，说起话来一定是这种气势。
“张抚台说第二要整饬吏治。山西官场风气很坏，懒散不负责，正气不伸。这尚在其次，最坏的就是差徭繁重、盘剥百姓、贪污受贿、中饱渔利，整个官场就是一个寡廉鲜耻、人欲横流的渊薮，必须把这个风气扭转过来。”
“唉！”阎敬铭重重地叹了一口气，桑治平忙把话停住，瞪着双眼聆听他的下文。“我常对人说，山西官场迟早会烂掉。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此种腐败，由来已久，在山西做巡抚不是在京师做清流派，一道奏疏上去，或是几个名人集会发表一道宣言就可以起作用，此中盘根错节，牵一发而动全身。要整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您说得很对！”桑治平说，“张抚台也知道此中的复杂。他说官场的疲沓不振，可以说自古皆然，各省皆然，只是眼前山西更严重罢了。丹老，您或许对张抚台的为人尚不十分清楚。他虽然手无缚鸡之力，胆气却大得很，不怕得罪人，不怕担风险，他说山西官场非来个天崩地裂不足以震动。而眼下正有一件大事，只要敢碰，且一碰到底，就能天崩地裂。这件事就是清理积压三十年的库款。”
“三十年了，这要牵涉到多少个山西巡抚和藩司，他张香涛就不怕惹这个麻烦吗?”
“不怕！”桑治平坚定地回答，“张抚台说，决不是这三十年内所有的巡抚和藩司都有问题，牵涉到哪个人的头上就是哪个人，决不含糊。”
阎敬铭望着桑治平那种不容置疑的神态，头轻轻地点了两下。山西的情况他是很清楚的，这几年吏治腐败的根源之所在，他早就心里有数。作为一个正派廉洁的前大吏，阎敬铭对山西官场这种卑污贪婪的局面，是恨之入骨的。无奈这些年来历届巡抚，都不是除贪拒贿的人：鲍源深本人就是见钱眼开，曾国荃居功卖老不管事，卫荣光胆小畏缩又体弱。现在来了个张之洞，年富力强，又新擢巡抚，应该有一股英锐之气。但张之洞长年为词臣学官，不谙政事，其名声靠的是清议文章。从来清流都是书呆子气十足，或眼高手低，或闭门造车，或只唱高调而不懂转圜，大都不是办事的料子。他要测试一下张之洞的深浅，也要看这位桑先生——张之洞的高参的办事能力。
“听桑先生刚才所说，的确可见张香涛的勇气志量，这两把火都烧到要害了。不过，我倒要请教一下，不知张香涛和足下谈过没有。”阎敬铭稍停一下，说，“晋人废庄稼种罂粟已久，骤然铲除，一则损害他们眼前之利，二则补种庄稼的种籽从何来?”
桑治平立即答道：“张抚台已经虑及到了。先对农人晓以大义，劝其自行铲除。若再三劝告不听，则采取强硬手段，务必铲除而后止。这是硬的一面。另外，凡改种庄稼的农户，州县发给种籽和部分农具。秋收只收半税，以弥补亏损。”
“喔！”阎敬铭摸着干瘪的下巴，沉吟片刻又问，“官场贪污受贿，固然是官吏利欲之心重的缘故，不知香涛想过没有，官吏们尤其是府州县中的吏员，俸禄低薄，且多年来形成了许多陋规。如过年过节，下属必须向上司贡献年礼节礼，平素也有各种名目的礼要送，这些也都是促使他们贪污受贿的原因。此弊不除，官风何以正?”
犹如审问似的，阎敬铭以严厉的口气说完这一段话后，便两眼紧紧地盯着桑治平。
这一问，问得很尖锐，而且张之洞还没有具体来筹办这件大事，并没有和桑治平商讨过。但官场这个弊病，桑治平以自己的阅历也看到了。不但地方上，京师官场这个毛病也很严重，各个部衙门的小官吏们，如果单靠衙门的俸禄过日子，那日子其实是相当清苦的。不要说在百姓面前抖不起威风，就连比一问杂货店的小老板都不如。现在别人叫你办事，只要你开口，银子就到
了手里。这样的口，为何不开?还有许多人情愿送钱送礼到家里。这样的财货，为何要拒绝?即使自己想清廉，家人也不答应呀！桑治平常常想，要根绝官场的贪污受贿，光靠道德约束和律令儆戒是不够的。提高薪俸，让小官小吏们的日子过得比老百姓优裕，对大部分人的贪心是可以起着消弭作用的。其实，“厚俸养廉”这句老话，古已行之。可惜，当今庙堂之士们都忘记了这条古训。桑治平年轻时就想过，有朝一日自己有了一番实权的话，一定要在所辖之地将“厚俸养廉”这一古法恢复。眼见得今生无望手握实权了，不如劝说张之洞，假他之手来恢复。这其实也是对他整饬山西吏治的一个很好的赞画。
想到这里，桑治平以很高兴的口气答道：“张抚台也想到这一层了，并已定了新的规矩。新规矩一方面全面禁止官场各种馈送上司水礼之风，他自己带头持身节俭，拒收一切名目的礼物。新规矩的另外一面，酌情提高各级官吏衙门的养廉费，让他们能凭自己的俸禄过上体面日子。”
“免一半的税收，发放种籽，提高养廉费，收入减少而支出增加。张香涛想没想过，山西是穷省，这笔银子从哪里出?”
桑治平毫不迟疑地回答：“正因为如此，张抚台要清理库款。另外，他还风闻前两年，有一笔为数不小的赈灾银子被人侵吞挪用，要借此机会追回来。”
“主持赈灾的是藩司葆庚和冀宁道王定安，他们都是山西的大员，碰到他们的头上是会出大麻烦的。”阎敬铭半眯着眼睛，端起桌上的粗泥茶碗。
“张抚台说，不管是两司还是道府，都照查不回避，该赔的赔，该参的参！”
阎敬铭一边吹着碗中的茶叶片，一边慢条斯理地说：“葆庚可是黄带子，朝中之人多着哩！王定安是曾九帅的红人，曾九帅那人的脾气最是不好。”
桑治平不假思索地说：“张抚台已做好了准备，一清到底。只要葆庚、王定安真的侵吞挪用善后局的赈灾款，不怕他们的后台有多硬，照参不误，大不了丢掉一顶乌纱帽而已！”
“好！有风骨！”阎敬铭刷地站起身来，将粗泥茶碗往茶几上重重一放，目光直射桑治平。“对这些贪官污吏就要这样，要使出强硬的手段来。我对你说句实话，在山西只要参倒了葆庚、王定安，整饬吏治就算做到了实处。张香涛敢参葆庚、王定安，就不是书呆子。文忠公有眼力，收了这样一个好弟子。当年文忠公在武昌节署签押房里悬挂着一副他手拟并亲笔书写的对联，湖北官吏们人见人赞。我今天把它写出来，转交给张香涛吧！”
桑治平见阎敬铭的情绪这样好，甚是高兴：“那太好了，我代张抚台谢谢您！”
阎敬铭走到书桌边，拿起两长条现成的宣纸来，桑治平忙着给他磨墨。阎敬铭饱蘸浓墨，挺直腰杆，悬起右臂，端神运气。然后，一挥而就写出两行字来：以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
“好！”桑治平不觉失声叫起来。
阎敬铭没有停笔，在上联右上角写了一行小字：胡文忠公旧联，录之以赠香涛贤契。又在下联左下角写着：阎敬铭壬午仲春书于解州书院。
桑治平说：“丹老，您这份礼物太重了。张抚台必定会将它悬挂于抚署签押房，激励自己并告诫各衙门的官吏们。”
“你回去告诉张香涛，胡文忠公是个有真正大学问大本事的人，要他好好研读乃师留下的文字。同治年间，曾国荃、郑敦谨主持编辑胡文忠公遗集。胡家刷印了三百部分发给亲朋友好，不知香涛手里有没有这部书。若没有，我这里有一部，送给他。”
桑治平说：“丹老的忠告，我一定会告诉张抚台的。张抚台
说您是理财高手，山西贫瘠，银两匮乏，如何开发财源，他想请您为他赞画赞画。”
“山西这个地方，说穷它穷，说富它也富，就看当家的有没有本事造福。我没有理由不支持他。你回去告诉他，天气暖和时，我到太原去住段日子，帮他谋画谋画。”
“那就这样说定了。”桑治平望着这位已绝迹政坛多年的中兴之臣，心中充满着喜悦。既然愿意去太原帮助张之洞，那么在张之洞的劝说下接受朝廷的征召，也将是有可能的。此次解州之行的目的算是达到了。“丹老，初夏时分，我专程来解州书院接您。”
“行！行！”
晤谈了大半天，桑治平这才看到阎敬铭的脸上流露出欢愉的笑容来。
第四章 晋祠知音
一 为了五万两银子，张之洞不得不违心替票号老板办事
桑治平回到太原后，将此次解州之行的详情向张之洞作了禀告。阎敬铭用世之心既未消亡，复出的可能性就存在着。这些年来之所以诏命数下而不应，除开先前的过节没有化除之外，关键之处乃在于他不知道太后将会如何安置他，会给他一个什么职位。张之洞觉得自己有责任向太后挑明这一点，告诉太后：阎敬铭是个咸丰朝就做过藩司，同治朝就做过巡抚、侍郎的有功老臣，此番既然再次请他出山，宜拜协办大学士，至少应给一个尚书；否则，就不能表明朝廷敬老尊贤的诚意。
但如此重大的人事建议，是不能随便向太后提出来的，张之洞深知此中干系。今日朝中可以向太后进这种言的，只有恭王、醇王等几个很亲近的王公大臣。是否可以通过醇王来向太后转达这个意思呢?冷静地掂量掂量自己与醇王的关系，张之洞只得放弃了这个想法。要么，将此意思告诉子青老哥，再请老哥寄信给醇王呢?绕一个这大的圈子，也似乎过分了点。
反复斟酌后，张之洞决定不提这个敏感的事，而是以山西巡抚的身分，重提光绪三年阎敬铭在山西的业绩，以至于三晋父老至今仍不忘朝廷的恩德。又细细地说明阎敬铭前些年之所以未应诏复出，实因右臂麻痹、左腿痛风之故，并非出于别的原因。此次派人前去解州，亲眼看到阎敬铭腿臂风痹之疾已近痊愈，精力弥满，足可为国再担大任，且本人亦愿意为朝廷效力。
他将亲拟的这份奏折交人誊正后，郑重其事地放炮拜发，然后开始部署必须立即着手的几桩大事。
首先要做的是铲除罂粟，恢复庄稼。张之洞将它列为治理山西的头等大事。他把藩司葆庚请来，要葆庚主持这件事。
葆庚装了一肚子劝张之洞不要清查库款的理由，但张之洞就是不提清库这桩事。葆庚也就不便说。他以一副极为诚恳的态度对巡抚说，铲除罂粟，复种豆麦是件很好的事，但这里面困难很大，农人也不是不知道豆麦的重要，但罂粟的收入要强过豆麦十倍，利益驱使他们弃道义于不顾，现在要他们丢掉这桩大宗收人，他们会有抵触。何况山西农人已多年不种庄稼了，许多农家的耕牛卖了宰了，种籽也没有了，现在一时半刻叫他们从哪里去找耕牛种籽?
张之洞说，罂粟获利再多，也不能种下去。农人愚昧，只图眼前，不图将来，只顾自己，不顾国家。这就需要我们来强行拨乱反正。本部院将向朝廷禀报此事，请来圣命，不管有多大的阻力，都不能动摇；至于缺少耕牛种籽，可以向邻省去买。葆庚忙说，买牛籽要大批银子，现在藩库紧绌，哪来这笔银子！
此事张之洞早已思虑良久。的确，眼下藩库的账簿上是拿不出这笔银子来，那银子又从何处出?山西积贫，简直找不到筹措这笔开支的任何法子。思来想去，还只有把希望寄托在清理库款上。凭着多年官场的经验，张之洞知道藩库里必有油水可捞。不仅仅是为着整饬吏治的长久目标，即便为解决眼前的燃眉之急，也必须清查藩库，而且还必须从中清出一笔银子来。否则，这个山西巡抚怎么做得下去！
为清库这事，葆庚已费尽心机。他比谁都明白，此事真正非同小可，一旦查出自己的问题来，必被革职查办，说不定还会抄家坐班房，自己的一生毁了不说，还要累及妻妾子女。一定要制止这个爱出风头的名士巡抚的沽名钓誉之举。王定安的计策不妨拿来试试。
“中丞，听说您要清查藩库账目?”犹豫片刻，葆庚还是提出了清库的话题。
“是的。”张之洞坦诚地回答。“山西藩库三十年来未清理过，真是咄咄怪事。普天之下，怕找不出第二个来了。我身为山西巡抚，怎么能容忍这种怪事继续存在?”
张之洞的答复如此斩钉截铁，葆庚一时语塞，迟疑片刻后说：“三十年来没有清查过，账目混乱，许多旧账已无从查起，如何着手?何况一旦认起真来，便要牵涉到好些个前任巡抚，岂不更麻烦?”
“葆翁放心。”张之洞胸有成竹地说，“清查起来困难很多，这是一定的，但事在人为，只要下定决心去做，没有办不成的事。至于对历届前任的牵涉，我想自然免不了，将来要具体对待。凡不是存心贪污中饱，我看都可以不再追究，把账目理清楚就行了。如果有人在里面混水摸鱼，把朝廷的银子和山西父老的血汗据为己有的话，张某人将对他不客气。”
说到这里，张之洞想起了曾国荃。他知道葆庚与曾国荃的关系非同寻常。为了让这位布政使明了自己的坚定态度，他特意强调：“不管他是谁，也不管他过去有多大功劳，如今有多高地位，我张某人都不会畏惧。只要真凭实据在手，我都敢参劾。”
葆庚的心震动了一下。张之洞的这番话，与他先前的那些奏折上的文字如出一辙，果然是一个名不虚传的强硬汉子。看来要制止他不清库款是做不到的了，只有拿出王定安的中策来，若能接受，至少这把火不会烧到自己头上来。
葆庚立即换了一副完全赞同完全拥护的态度，笑着说：“中丞，您的胆识和正派令我钦佩不已。我在山西做了五年藩司，藩库不清，我是负有责任的。五年前我从甘肃来到山西时，就看出这个问题，也想向沅甫宫保提出。但中丞知道，那时山西旱灾严重，赈灾之事尚且办不赢，哪有空闲来忙这搭子事。后来沅甫宫保调赴前线，静澜中丞来太原。我又想跟他提出此事。中丞，不是我背后说静澜中丞的坏话，他是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人。相处一段时期后，我就看出他这个性格，这事也便不能提了。现在中丞有这个决心，我就有了靠山。这本是我的分内事。干脆，您就把它交给我吧，我一定会把三十年旧账料理得一清二楚。至于铲罂粟发种籽那些事，不如交给方臬台去办。”
由藩司来清理藩库，本是件顺理成章的事，何况他又主动请缨。通常情况下，此事是可以交给此人来办的。但张之洞这段时期来已风闻葆庚为官不廉。阎敬铭更是明白地指出葆庚该参劾。这种主动请缨不能接受。
张之洞微微一笑，说：“葆翁愿意来清查库款，当然很好。但此事既然是藩司的事，你还是以不插手为宜，可使办事人顾虑少些。从山西的长治久安来说，铲除罂粟复种庄稼，是关系到千秋万代的大事，更显得重要，你去督办此事最好。”
张之洞这人，居然一点面子都不给，葆庚心里又气又怕，脸上涩涩的，很不是味道，好半天才皮笑肉不笑地说：“也好，也好，还是中丞考虑得周到。”
他生怕张之洞打发他到远离太原的边鄙之地去受苦，忙又说：“阳曲一带罂粟种植面广，我先到那里去查访查访，离太原近，衙门里的事也好照应。”
张之洞并没有想到要把葆庚支出太原，听他这样说，想想目前让他离开一阵子也好，于是说：“实地查访，的确是应该的。不过，你也年岁不轻，就在阳曲附近看看吧，不要太辛苦了。呆个十天半月就回来，我还有许多事要向你请教哩！”
“不敢，不敢！”葆庚赶紧起身。“请教二字不敢当。都是为朝廷办事，辛苦一点也是应该的。”
送走葆庚后，张之洞开始细细地思索着：清理库款一事，究竟应该如何来办理?
首先得成立一个办事之处，给它取个什么名字呢?张之洞想了想，给它取名为清查局。清查局由谁来负责呢?让桑治平来领头固然好，但他毕竟不是朝廷命官，做这种出头露脸的事不太适宜。卫荣光推荐的人才中第一个是大同府同知马丕瑶。张之洞与马丕瑶谈过两次话。马丕瑶三十八岁，五官周正，举止稳重，从言辞畅达的谈话中可见其人思维清楚。张之洞对他印象不错。马丕瑶进士出身，在山西做过五年知县，又做过同知，为政经验较为丰富。据说大同府这几年还算安宁，相对其他府州而言，大同府的罂粟算是最少的了。张之洞对这一点特别欣赏。清查局的督办就由此人来做吧！
接着，张之洞又将卫荣光所荐举的，自己也见过面谈过话印象好的太原知县薛元钊、汾阳知县方龙光调到清查局来任协办和会办。
张之洞熟悉当年湘军发达的历史，很佩服曾国藩设局建所用书生而不用官吏的作法。世道混乱，纲纪不张，官场中人大多不正，倒是那些书院中的学子，日诵孔孟之书，夜讲性理之学。未受世俗污染，还保留着几分古道热肠忠义血性，起用他们来办事，较之那些在污泥浊水中浸泡已久的圆滑吏目来要放心得多。
张之洞请晋阳书院老山长石立人推荐三五个操守好精于账目的学子。过几天，晋阳书院来了五个英气勃发的年轻人。张之洞跟他们分别谈了几句话后，立即任命他们为清查局的委员。
就这样，由一名督办、一名协办、一名会办、五名委员组成的清查局，便在太原城里挂牌办事了。
马丕瑶不愧为经验丰富的干员。他上任的第一天，便封查了藩库里的所有账本和一切单据，盖上清查局的大印。并宣布：没有他的同意，任何人不得借阅开启，更不容许转移。同时又作出一条硬性规定：所有局员一律住在局子里，有关清查内容，无论大小，一律不得外泄，清查局也不接待任何非请之人。
张之洞对马丕瑶这种实心办事的态度十分赞赏，遂放下心来，将清查库款这件事全权交给他。这时，杨锐已应召来到太原，在衙门文案房做事。张之洞叫杨锐就此事拟一道折子上奏朝廷。
这期间，关于禁种罂粟的奏章已奉朱批返回。奏章尾部添上了皇皇圣谕：“民间栽种罂粟有妨嘉谷，屡经严谕申禁，仍着该抚随时查察，有犯必惩，以挽颓俗。”
张之洞奉到这道朱批后如获至宝，命工匠雕板刷印五千份，发往各府州县厅，贴遍各地大街小巷集市码头，务必让人人知晓，个个明白，凡种植罂粟的农户均应恪遵圣旨，在两个月内铲平罂粟，种上庄稼，若有违抗，严惩不贷。
这时，恰好娘子关送上洋药人关税银四万两。张之洞正为购买耕牛种籽无钱而犯愁，这笔银子来得恰是时候。但四万两毕竟少了些。他将太原府知府李同新召进府来商议，请李知府从太原城的税收中暂借四万两银子来，他以私人名义出具借据，保证在一年内归还。
五十岁的李同新做了二十多年的官了，还从来没有遇到以个人名义借钱办公事的上司。他既钦佩新巡抚赤心为公的血性，又为这种不脱书生气的名士作派而好笑。官场中哪有此等办事的方式！太原城商贾贸易并不繁荣，一年到头，李同新还收不到四万银子，除去开支，年终结算后剩不了几千两。当然，李同新可以从别处腾挪一些来借给巡抚，但太原府自己还要不要办点事?
李同新苦笑着对张之洞说：“买耕牛种籽的确是件积功德的大好事，张大人您亲自写借据来借，卑职我哪有不借的道理，只是我实在拿不出这么多呀！”
太原府里究竟存着多少可以活动的银子，张之洞心里其实并没有底，看着知府这副为难的样子，他也不好硬逼，只得缓下口气问：“你能拿出多少?”
李同新一边搔头，一边说：“卑职顶多只能拿出一万，就这还要四处挤压凑合。”
“一万。”张之洞颇为失望地站起身来，慢慢地来回踱步，自言自语，“一万太少了，还能从哪里再弄出点银子吗?”
“大人罢去卑职的官吧，卑职实在是想不出办法了！”李同新哭丧着脸，无可奈何地说。
张之洞摆了摆手说：“谁要罢你的官啦，你回你的衙门去吧！”
李同新刚走，桑治平进来了，笑着对张之洞说：“有一万两银子摆在那里等你去拿，你为什么不把它拿过来用?”
张之洞一愣：“你是在开玩笑吧，一万两银子摆在哪里?”
“我说的是正经话。”桑治平走近张之洞。“你还记得泰裕票号的孔老板吗?去年离京前夕，他要送你一万两程仪，你要他先留着，到太原后再说。”，张之洞拍着脑门笑了笑：“我真的记不得了，幸亏你提醒，不
过，这一万两是算不得数的。孔老板原是想贿赂我本人，然后从我这里得好处，现在要他捐出来，他会同意吗?”
“我去找他说，试试看。”桑治平颇有信心地说，“商人重利，能以小利换大利的事他兴许会干，看他怎么换法。还有一些大商人，银子已够多了，他不再看重实利，而看重名和位，愿意以银子换名位。孔老板可算是后一种人，我也可以和他商量下，拿名位来换银子。”
张之洞严肃地说：“惟名与器，不可假人，拿名位与他换银子合适吗?”
桑治平心里笑道；做了地方官还说这等迂腐话，真是个清流名士！口里说：“也不是什么都不合适，看他要换什么名器。”
张之洞还是不放心，再次叮嘱：“你去找他谈谈可以，千万不要随便松口答应。”
晚上，桑治平一脚踏进衙门后院，张之洞便急着问：“与孔老板谈得怎样。”
桑治平笑着说：“谈得很好，他愿捐五万。”
“五万?”张之洞有点吃惊。“他的条件呢?”
桑治平坐下来慢慢说：“他有两个条件，一是请你为他题几个字，他要做块匾挂在大门口。”
“这个容易。”张之洞马上接言，“我给他写几个字好了。”
“他要你写这样几个字：天下第一诚信票号。”
“这几个字我不能写。”张之洞立即否定，“连泰裕票号诚信不诚信我都不知，我还能说它是天下第一诚信吗?”
桑治平心想：书生气又来了。脸上依然笑着说：“你不写可以，五万银子他就不捐了。”
没有这五万银子，就没有五六千户人家的种籽耕牛，他们地上长的罂粟就不会被铲除，禁烟在这些地方就成了空话。唉，银子呀，银子，你是多么实实在在的东西！
银子对于张之洞，似乎有生以来从没有这样重要过，他狠了狠心说：“我给他题上朱熹的‘不诚无物’四个字吧，也算是对他票号的褒奖了。”
桑治平说：“我看你不如就按孔老板说的题，仅去掉票号两个字：天下第一诚信。这六个字意味天下第一等重要的是在诚信二字，并不是说他们泰裕票号就是天下第一的诚信，其实与‘不诚无物’是一个意思，但这样写，我则好和孔老板商议，相信他也会接受的。”
“行，行，你的主意好！”张之洞高兴地说，“就题‘天下第一诚信’六个字，两层意思都说得过去！他的第二个要求呢?”
“他要请你为他弄个候补道台的官衔！”
张之洞一听这个要求，又不高兴了，脸刷地沉下来。他向来讨厌捐班，认为捐班是一桩扰乱吏治的大坏事，自己厌恶的事，自己怎么能做！这个孔老板也太过分了，仗着有几个钱居然伸手要做道台！人家千千万万读书郎，二十年寒窗，三十年簿书，到死说不定还得不到正四品的顶子哩！
桑治平说：“依我看，这也算不了什么。一来，捐班行之已久，毫不奇怪，二来他依旧做的票号，又不等着去补缺，抢别人的位置，三来按朝廷规定，捐四万便可得候补道，他捐五万，已经超过，我看还是答应他算了，要不，他五万银子怎么肯出手！”
唉，自己不愿做的事，却又必须去做，这真正是无可奈何！张之洞突然想到：做负有牧民守土之责的地方官，其实是有许多难处的，怪不得李鸿章老是抱怨指责他的人是“看人挑担不费力”，看来，过去做清流时说的不少话是苛刻了些！
“好吧，答应他吧！”张之洞无奈地点了点头。“我明天为他题字拜折，他明天也要给我开出五万银票来！”
二 圣母殿里的灵签
一场铲除罂粟播种麦黍的壮举，在古老的三晋大地上大张旗鼓热火朝天地进行着。张之洞坐在抚台衙门里，天天都能看到从十八府州送上来的帖子。他从这些帖子中看到他的设想正在顺利实施中，心里很满意。这一天，张之洞收到汾州知府王纬报送来的禀帖。禀帖上说孝义县有一个村寨在寨主的操纵下，全寨抱成一团，死活不拔罂粟苗。县令请求知府向驻防当地的绿营求助。知府立即请绿营都司帮忙。第二天，这位都司亲自带了一百号兵丁下到孝义。不到三天，全县的罂粟苗拔得一根不留，全部点上麦黍种。
张之洞看到这份禀帖后非常高兴。原来汾州府知府是他来山西后亲自提拔的第一位官员。张之洞来山西半年问，先斩后奏做了两桩有关官吏异动的事。
’有一次，张之洞和学政王可庄聊天，说来太原这么久了，找不到几个谈学问的人，要王可庄推荐推荐。王可庄想到祁县县令吴子显，出身进士，是袁枚外甥的孙子，又是状元宰相潘世恩的女婿。这样的背景，一定才学满腹，足可以和巡抚谈学问。恰好吴子显这段时期在太原办事，便亲自陪着来到巡抚衙门。
张之洞很客气地接待吴子显。也不知这位吴县令是惧怕张抚台的名大位高，还是真的腹内空空，张之洞和他说了一个下午的话，说金石他不懂，说诗词他答不上几句。实在无法对话了，张之洞便和他说志怪，他也说不出个完整的故事来。张之洞终于忍耐不住了，当着王可庄的面训斥起来：“令岳丈把十万卷书赠送别人而不留给你，足见你不可造就。听说你还做过乡试同考官，你这种人怎么可以做同考官，岂不误了人家的前程?”又转过脸来对王可庄说：“王学台，明年乡闱决不能让他混了进来！”
当着学政的面受到如此奚落，吴子显如何不气，他愤怒地顶道：“我堂堂进士出身的县令，如何做不得同考官?”张之洞被他顶得光起火来，一时语塞，只得冷笑道：“好好，就让你做吧！”
等王可庄、吴子显走了后，张之洞越想越恨：一个腹中草莽的小县令居然敢跟抚台大人吵嘴，不惩罚他一下怎么行?他想起广灵县县丞长期出缺，县令年老久病已提出致仕的请求，于是提起笔来，亲自写了一道命令：准予广灵县县令谢宗琪开缺回家养病，迁原祁县县令吴子显任广灵县县丞。
广灵偏远贫瘠，谢宗琪任上积欠藩库四万两银子。想到这点，张之洞又狠狠地在命令上添了一句：广灵历年所欠藩库银两，着吴子显三个月内还清。
这道命令传出，不仅降级的吴子显大喊冤枉，连王可庄及不少官吏们也为吴抱不平，但谁都不敢向张之洞进言。
事隔不久，张之洞到汾阳书院视学，正遇上汾州府教授杨湄带着几个老学究住在书院，为山西通志作最后的修改润色。杨湄最喜欢收集碑帖，恰与张之洞同好。午饭时，张之洞特地叫杨湄同坐一条凳子，二人边吃饭边谈碑帖，兴致都很高。杨湄说他家里藏着唐代大书法家欧阳询的两本碑帖，两本帖子内容一样，所有的字也都相同，惟有一个字不同，一本作“公”，一本作“勾”。杨湄认为这两个字可能通假，但没有根据，便请教张之洞。张之洞放下筷子，想了半天，也想不出一个根据来。坐在对面的书院山长说：洪洞县丞王纬博学，我写封信给他，请他找出证据来。过些日子，王纬亲自来衙门拜见抚台。他告诉张之洞，《仪礼》郑玄的笺注上有“勾亦作公”这句话，这是两字通假的有力证据。张之洞翻开《仪礼》郑笺上一看，果然有这句话。他拍打着王纬的肩膀，亲热地说：“兄台大才，以兄台之才做洪洞县丞，真是委屈了。汾州知府出缺，你明天就到汾州去做知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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