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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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不巧，他被贬潮州的下一年宪宗就死了，韩愈对自己未来的悲壮预言一件也没有成真。他很快被召回长安，在崇拜者敬畏的目光里，又找到了新的咒骂对象。

李德裕并不喜欢韩愈。实际上，李德裕不喜欢所有出身贫寒靠考试得官的第一代。他有一个曾经做过宰相的父亲，他宁愿给父亲做秘书也不肯与这些家里没有背景的人一起参加进士考试。

但是，在限制佛教，尤其是限制皇家继续赞助佛寺与僧团的扩张这点上，韩愈说到了武宗皇帝的心里：一切不是源出中国的宗教，都应该禁绝。而这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正可以成为从寺院里掏出钱来的最佳突破口。

武宗自以为有超越前代的勇气，别人不敢触碰的寺院佛像，他敢——比起佛教，武宗更相信道教。他十分信任太清宫道士赵归真。赵归真在皇帝面前谈论起佛教与道教的不同：佛教的涅槃还是死，但道教叫人服食仙丹而后羽化成仙，是长生。成仙，是广列神府，利益无疆。有尊严，有财富，有武宗和他的哥哥文宗在人间应该得到却不能得到的一切。

在他毁灭佛寺与僧尼之前，先要解决左街功德使，向来喜欢做寺院僧侣保护伞的仇士良。

六

李德裕被调入长安做宰相的这个秋天，曾经困在他治下的扬州久久等待一张通行公验的日本僧人圆仁终于在长安城里迎来了自己的好运气。左街功德使仇士良不仅是热情的佛教徒，还身兼数职，是长安城里最有权势的人。理所应当地，左街功德巡院大方地准许了圆仁的居留申请，并把他安排在资圣寺。资圣寺靠近东市与皇城，在长安的中心地带，去哪里都方便。

圆仁因为这忽然到来的好运惊喜异常。向长安七大寺的高僧大德们学习研讨的未来就这样轻易地展现在他面前。得到居留许可的那个夜里，心情难平的圆仁向毗沙门 求告，乞求他能够保佑他在长安城里求法的旅途。

左街功德巡院对圆仁的请求几乎有求必应。圆仁得到准许在长安城里自由行动，拜访寺院，到晚上回到资圣寺住宿即可。日常吃青菜和粥的圆仁在长安吃到了饺子、水果，甚至皇帝御赐的胡饼。

开成六年（841年）正月，唐武宗改元。这年正月，皇帝命左右街共七间寺院开俗讲，圆仁参加了《法华经》的俗讲。稍晚，在长安的四颗佛牙舍利也在过年期间由供奉的寺院展出。圆仁也随着瞻仰佛牙舍利的人群登上荐福寺院内小雁塔，塔下有源源不断的供养人献上百种药食、珍妙花果、精贵香料，绕塔巡行，供奉佛牙。

他在大慈恩寺接受了师父最澄和尚一心想要学会的密教仪式：传法灌顶。接受过灌顶的圆仁心情开朗，登上大慈恩寺有名的大雁塔，槐树与杨树高大枝干间佛塔金顶熠熠发光。他在大慈恩寺以及其他著名的寺院搜集抄写到几千卷最新翻译的经文，临摹了无数珍贵的壁画与曼荼罗。

会昌元年（841年）四月九日，抄经归来的圆仁碰见了迎接仇士良的德政碑进城的马队。石碑上镌刻着仇士良的功名德政、丰功伟绩，由左神策军出动军马护卫从大安国寺抬进大明宫望仙门。仪式热闹而隆重。圆仁站在街边，看着佛教热情的赞助人仇士良受到皇家如此礼遇，对未来更充满无限光明的设想。

圆仁特别在日记里写下，唐武宗也出席了仪式。皇帝站在望仙门神策军修葺好的城楼上望着簇拥仇士良丰功伟绩的军马热热闹闹从楼下行过。皇帝脸上平静如水。只有后代的史官明白，皇帝此时正极力忍耐着内心混杂着的恐惧、厌恶和仇恨，他在耐心等待一个万无一失的时机，彻底扳倒仇士良。

会昌元年（841年）的冬天，大雪下了一日一夜，树木摧折。

七

城里气氛的变化似乎有迹可循，但针对佛教与僧人，却从回纥的又一次入侵开始。回纥的国教是摩尼教。因为回纥人帮助平定安史之乱有功，安史之乱后长安城出现许多摩尼教寺院和僧侣。现在，武宗皇帝决定不再容忍。他要去除一切不是源出中国的宗教。会昌二年（842年）三月，回纥军兵入侵唐境，皇帝下敕杀死长安城里数百名回纥居民，在州府的回纥人比照处理。会昌三年（843年）四月，回纥灭国，武宗下诏废除了所有摩尼寺，寺院庄宅、钱物，全部没收充公。四月中旬，皇帝再次下敕，命令杀死天下摩尼僧。杀摩尼僧的方式却很诡异：剃发，套上袈裟，假装成佛教僧侣的样子杀掉。

对摩尼教开刀只是皇帝计划里消灭佛教的一个步骤。在杀死回纥人和摩尼教徒几乎同时，会昌二年（842年）的三月，李德裕向皇帝奏报，长安城里的外地客僧太多，应该让他们回到户籍地。皇帝立刻下敕，驱逐籍贯不在长安的客僧。圆仁也在此列。几乎同时，圆仁收到了押衙知巡的公文，城里保外客僧 一律遣发出寺。

圆仁有些不安，向仇士良求助。仇士良安慰了圆仁，再三表示这次驱逐跟他们没有关系，让他们依然住在资圣寺，一切照旧。仇士良的安慰没有太大效用。五月二十六日，圆仁再次收到查户口的要求，要他报告从哪国来，什么时候进城，在城里资圣寺住了几年，平时都做点什么。

到十月，更大规模的打击随着一道敕书下发：天下所有僧尼会巫术、练禁气、有文身，或者在寺院外养有妻小不戒修行的，全部勒令还俗。僧尼的财产田庄，一律收归国有。如果还俗，则财产田庄依然归私有，不过要按照两税法纳税，服徭役。管理僧尼的两街功德使向各寺庙发帖：命令长闭寺门，不准放出僧尼。这年晚一些皇帝又一次下敕，规定天下僧尼的数量配额，不准私自削发剃度。

会昌三年（843年）正月一日，百般不情愿的功德使在皇帝的压力下又向各寺发公文：督促去年十月敕下的僧尼还俗工作。会昌三年正月，左右街没有像往年一样挤满善男信女围观高台上和尚们绘声绘色的俗讲。正月里，左街被迫还俗僧尼一千二百三十二人，右街还俗僧尼二千二百五十九人。

作为一个外国客僧，圆仁惴惴不安。好像知道他的心思，月底仇士良召见了青龙寺南天竺僧人，兴善寺北天竺僧，各寺新罗、天竺僧人，狮子国（斯里兰卡）僧人，还有圆仁一行三人，请他们去左神策军军容衙院吃茶，又是一番安慰。

圆仁稍稍放下心来。会昌二年（842年），武宗加仇士良观军容使，知天下军事。仇士良位高权重，有他的庇佑，他们至少还是安全的。但时局的变化超过他的想象。会昌三年（843年）六月，仇士良辞官回家。他已经辞官两次，皇帝却没有允许。这一次，皇帝的允许像是他已经做好准备除去仇士良的信号：当日，仇士良曾经的职位立刻被人接替。六月二十三日，仇士良去世，皇帝敕送孝衣。两天之后，皇帝再次下敕，斩杀仇士良身边的亲信、家人甚至男女奴婢。

目睹了这场杀戮的圆仁对自己的命运产生了怀疑。

八

圆仁的预感很快得到了验证。宫里长生殿常年供奉佛像，惯例，每天抽调长安城左右街各寺僧侣轮流进宫念经，日夜不绝。很快，长生殿的佛像与供奉被拆毁焚烧。

惯例，每年皇帝的生日都会在麟德殿宴请僧人与道士。在宴会上，僧人讲经，道士讲道，不同宗教彼此切磋。皇帝会向进宫的道士与僧侣赐下表示尊重与地位的紫衣。会昌元年（841年）六月十一日，武宗生日，道士与僧人一道入大内辩论，只有道士得赐紫袍，僧人没有。会昌二年（842年）六月，武宗的生日，道士与僧人再次入大内辩论，依然只有道士得赐紫袍，僧人没有。

会昌三年（843年）皇帝的生日，迟钝的太子詹事韦宗卿按照惯例进献了自己为佛经作的注疏《涅槃经疏》和《大圆伊字镜略》，获得了皇帝一顿大骂：韦宗卿一个朝廷大臣，本该好好学习儒家经典，却沉溺邪说，到处传播妖风。皇帝在斥责韦宗卿的敕书里几乎引用了韩愈二十四年前一样的逻辑：佛本西戎之人，教张不生之说。孔子是中土圣人，经闻利益之言。韦宗卿是儒生，衣冠望族，不能宣扬孔教，反而沉溺浮屠，妄撰胡书。现在聚集妖惑，胡言乱语，位列朝班，应该自愧。皇帝甚至还让中书门下官员去韦宗卿家里把他的草稿和原本追索焚烧，不得传播。

皇帝的生日宴是一颗投向湖面的石子，皇帝对佛教的仇视如涟漪漫开，最先波及的就是京城的寺院。刚开始不允许僧人午后出寺院，后来不允许僧人在别寺借宿，不允许僧人犯钟声。限制寺院和僧人的命令如同一张大网，铺天盖地而来。不久，皇帝再次下敕：不许供养佛牙。五台山、终南山五台寺、凤翔法门寺等供养着佛指舍利的寺院，不许制供，不许巡礼。有人送钱，打二十板，寺院里敢收一枚铜钱，同样打二十板。如果有敢就此劝谏的朝臣，诛身灭族。

依然滞留长安城的圆仁成了一个囚徒：他现在不能回国，也不能出资圣寺。形同囚禁的日常并不能阻止他时刻关注着长安城里瞬息万变的风向，作为一个无权无势的外国僧人，他以记下民间广泛流传的“都市传说”，来表达对皇帝的不满：会昌四年（844年）八月，唐宪宗皇后郭太后莫名去世。这位老太太在圆仁眼里信佛法，有道心。每当皇帝要对僧尼下手都会力谏。长安城里流传着一条关于郭太后死因的小道消息，圆仁深信不疑地记了下来：文宗的生母、穆宗的皇后萧氏美貌，武宗继位之后觊觎这位庶母的美貌，想要纳她为妃。郭太后不许。于是武宗拿起不知从哪里出现的弓，一箭射杀郭太后。

会昌五年（845年）四月初，武宗与李德裕的计划进行到了关键步骤：逼迫宦官交出神策军军权。下敕向左右军中尉索要神策军军印。左右军拒绝交印。皇帝再三下敕，最后说，这是把军印放在中书门下，由宰相监管，有需要用时由宰相与诸将协商。左军中尉这才交印，但右军中尉依然摁住不交。流言在京城流传，禁闭中的圆仁也听说了这件事情：右军中尉上奏说：当年我们迎接军印，是带着兵迎接的，现在要交，我们也要带着兵交。京城里的好事者眉飞色舞地传播着这条小道消息，并心领神会地加以解释：右军中尉的意思是：如果您真的要夺回军印，我们就只好兵戎相见了！神策军中有不少忠诚的佛教徒，圆仁在“囚禁”中听到这则小道消息，爽快地把武宗的失败写进日记：“人君怕，且纵不索。”——由着右军中尉去了。

苦中作乐的小道消息并不能缓解圆仁的困境。一道又一道严苛的敕令不断下发，为了离开长安城回国，圆仁终于积极奔走起来。

九

会昌五年（845年）五月，圆仁担心已久的敕令下发：要求外国僧人还俗。不遵从还俗敕令的，当即决杀。为了离开长安，圆仁同意还俗。一向对僧尼佛寺十分照顾的左神策军押衙李元佐暗中帮圆仁搞到一张离开长安的通关文牒。五月十四日，圆仁将要离开这座他生活了五年的都市。头发已经长出了一些，他戴上一顶毡帽，穿着平民的褐衫，这让他看上去就像是一个普通的旅客。

圆仁心情忐忑，时刻担心着身后牵着的三头驴。驴背上的箱笼里有他在唐土七年所有珍贵的收藏：四笼经文与画像。从开成三年（838年）到达扬州起，圆仁把日本朝廷与唐土朋友们接济的金钱全部用在了购买和抄写经书、描绘大师像与曼荼罗上。除此之外，还有白居易与杜甫的诗篇。但城里剿灭佛教的禁令严厉，圆仁时刻担心一路上收集的经文与在佛寺临写的画像能否在重重关卡的检查下安然离开长安。

在这样风声鹤唳的时候，依然有一些朋友前来相送。大理寺卿杨敬之为他写了几封信，托他在洛阳的朋友照顾圆仁。左神策军押衙李元佐为他置办了毡帽，绫布，檀香，一双软鞋，一些钱和一卷银字《金刚经》等许多礼物。临行，李元佐请求他留下袈裟，他将每日烧香供奉。

还有一首专门写给他的诗，来自他的一个朋友，诗僧栖白和尚：

家山临晚日，海路信归桡（ráo）。

树灭浑无岸，风生只有潮。

岁穷程未尽，天末国仍遥。

已入闽王梦，香花境外邀。

——《送圆仁三藏归本国》

归心似箭的圆仁走水路，经过洛阳、郑州、汴州、泗州，回到扬州。会昌六年（846年）四月，武宗皇帝驾崩的消息传到扬州。不久，新皇帝登基，严厉的灭佛政策随着皇帝的去世一起松动，被禁锢的佛教活动又昌盛起来。圆仁终于可以重新公开他和尚的身份。

圆仁沿着海岸线一路北上，经过楚州、海州，最后回到登州赤山，他巡礼中国的旅程真正开始的地方。唐宣宗大中元年（847年）九月，圆仁登船回到日本博多。返国这年，圆仁五十四岁，后十七年，圆仁在日本国传法，成为日本天台宗的“慈觉大师”。

武宗在位七年，他的年号“会昌”因为发生在这六年中的残酷的对僧尼寺院的迫害而成为后世最屡屡提起的名字。武宗的死因与他的爷爷宪宗一样成谜：服食丹药，喜怒失常，甚至神志不清，口不能言。死前连宰相李德裕想见他，也被宦官拦在门外。他并没有比自己的前辈们更加坚强。

会昌年间，天下拆寺院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零五百人，按两税法交税。“会昌毁佛”之后，国家的户口增加了一倍多，成为日后收税的税基。寺院和僧侣中有武艺、有医术、有建筑机械手艺的僧侣多半被派上了会昌三年至四年间征讨回纥与藩镇叛乱的战场。从寺院缴获的铜像与钟锣被命令用来铸钱，但是铸造成本极高，每铸造一千文钱所耗费的人力物料与运输成本就有七百五十文左右。

从佛教寺院挤压出的土地、财富与人口并没有能够改变李唐王朝沉没的轨迹。武宗之后继位的宣宗晚年落入了与他的前辈们一样的怪圈：求神炼丹，中毒而死。唐昭宗光化三年（900年），侍中崔胤借宣武军节度使朱全忠之力把宦官手上的左右神策军、监军和参与枢密政治的权力一切罢停，杀死宦官数百人。朝官与宦官的“南衙北司”之争终于以朝官的胜利告终。但惨胜如败，胜利的代价是南方一次又一次的兵变与民变。

昭宗解决了宦官，却让藩镇渔翁得利，朱全忠从此再也不受控制，伸出了终结李唐王朝的那只手，不久，自立为帝，改国号为“大梁”。

时间是公元907年，唐哀帝天祐四年。

后记

向确知走得足够远，未知才显现她的身影

作为一个通俗历史的写作者，“有趣”如同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一不小心就会陷入“卖不动”的可怕陷阱，被市场淘汰出局。在我的同行们纷纷铆足了劲儿“讲段子”与“说书”逗读者们开心时，我深深抱歉于自己欠奉的搞笑能力。我一边十分刻苦然而并无成效地满足市场的需求，一边总想起钱穆在《国史大纲》里写下的那句广为流传的名言：“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以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所谓对其本国以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我想并不是任何时候，搞笑都是合适的表情。司马迁写作《史记》时必然未曾把“搞笑”作为目的，但幽默、嘲讽、怜悯与可读性，无一不缺地出现在《史记》的文本里。

所以我想，如果读者的情感没有被麻痹到只剩下接收“搞笑”的刺激，那么在阅读过往历史时，作者应该可以向他们呈现更复杂的人格与情感，而不是不同名字的“笑星”。通俗历史的叙事要有可读性也并不只有“逗乐”这一条窄道。所以我决定在这本书里做出一次尝试。这本书里的每一篇文章都有一万多字，有些甚至两万，比起读者们习惯的三五千字讲完一个故事的“公众号”篇幅，它更具体、更完整，也包含更多的线索与角度。在编排上，开头与结尾一篇讲“时代”，中间六篇讲诗人的心灵旅程。当我开始创作这一系列文章时，自认为没有任何难度——从识字开始，他们就是一再出现的、最显赫的名字。但真正开始写作，我才发现，我不了解这个时代，也并不了解他们中任何一个人的人生。感谢一年半的写作“强制”我补上这一课，也希望我的读者们受惠于此。

这本书里提及的人物与事件不论是在他们所处的时代，还是在之后，都足够有名。它本应该像苹果树上掉下来的就是苹果一样，具有足够的确定性。事实正相反，哪怕在这些声名显赫的人物这里，检索过的材料越多，不确定也越多：不确定李白究竟去过几次长安，不确定马嵬驿上太子究竟是不是秘密策划了针对老皇帝的兵变。至于这些诗人们的生平大事年月，更是聚讼纷纷，成了许多文学史专家一辈子的课题。在这本书里，我们不断出入《资治通鉴》《新唐书》《旧唐书》及相关笔记小说对于同一个场景相关材料出发自不同立场的不同解释，仿佛在这个时间点，空间展开成不同的平行宇宙。

过往优秀的历史学家们在考据之后，给出了他们的选择。“拾人牙慧”的我并不打算判断他们选择的对错，但是我希望借由他们的不同选择提出这个问题：我们究竟应该怎样认识“历史”？从希罗多德落笔《历史》时的“传说”，到左丘明在《左传》里一再提到的梦境与占卜，历史学家们在严肃的思考之后呈现的并不总是我们想象里可以轻松证实或证伪的“事实”，甚至不是同一套事实。他们致力于阐述历史的规律与教训，而难以连贯解释甚至互相抵牾的事实的空隙，必须以想象和角度填满。

历史学自然将“真实”作为一种美德。但自从十九世纪历史成为一门学科，历史学家们慢慢发现，“历史”与科学语境里可以被反复证明的“事实”总有渐近而不能至的距离。

更晚近的历史学家们开始反思这种“渐近而不能至”。无法从叙述语气、角度和手段中剥离出的“事实”，同样事件多种叙事的并存是“缺陷”“错误”，还是历史作为一门有关人类思考与活动的学科的一种本质特征？更晚近些的历史学家（比如罗兰·巴特、海登·怀特）甚至认为，比起科学，历史更接近文学，脱胎于对语言的操弄的历史比起客观存在，更是一种叙事技术。

爬梳史料寻找史实是历史学家的手艺，但挑选甄别史实的标准，除去“手艺”之外，还有观念。在历史成为一门学科之后，历史学家们也开始反思检视自己达到历史事实的角度与心态。人类每一次观念的变革都伴随着对过去历史的重新认识。中世纪的历史学家强调神的意志，文艺复兴的历史学家将他们观察的视角挪向人的尊严、欲望与智慧。再后来，马克思主义者相信经济与生产关系的变革决定历史。更晚近些，历史学家的目光不断放低，他们的焦点由政治与文化精英转向平常人的日常生活。每一次观念的变化，都给同样一个历史事件带来新的角度与叙述。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历史的诗意所在。

在通俗历史的领域，对再现历史、戏说历史、趣说历史的努力从未停止，但更多的关注停留在“历史上发生了什么”，于是人人以“权威”“正史”“真正发生”作为吸引读者的“卖点”。而我希望这本书（以及在未来的书写中）能够呈现不同角度更多的可能性。一段对历史的叙述被评价为“小说”，对于我来讲并不是什么令人沮丧的事情。

作为今天图书市场的作者，我当然以伺候读者为最重要的任务。如果作为作者我还敢对读者提出一些要求，那么我希望读者们在读到“历史”时，比起坚定不移地相信某一种记录如同科学一样准确客观，更能够去思考谁记录下这段历史，它为什么被如此讲述。当发现对同一个事件截然不同的记述时，比起快速地判断真伪，更关心为什么。

歌德说过，怀疑随着知识的增长而增长。我并不指望我的读者们全然同意我对这一段历史的裁剪与重述，也不保证我还原的现场一定是实际存在过的那一个（谁能够保证呢），它更合适的定位也许是“几个故事”。假设读者在阅读完以上故事之后，想要知道这些事件的材料来源或者过往学者对于它们的研究，欢迎在后面附列的参考资料里按图索骥。假设你们依然对历史这一门学科本身感兴趣，我推荐伊格尔斯的《二十世纪历史学》，一本足够短，也足够提纲挈领的小书。

在这本书里，我当然想要避免任何的错误，但错误总是难免。甚至，我也采纳了一些少有人持有的观点，使得对有些事件的叙述与传统说法不尽相同。我不会为了安全而放弃我的角度，但是欢迎指正错误、发送意见与建议到我的个人公众号“北溟鱼”，或者电邮：yizhou2011@foxmail.com。谢谢你们看到这里。

2019年5月于密歇根湖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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