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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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充和大臣们一直在兴致勃勃地谈论着什么，小皇帝一个字也没听见。他的脸色异常苍白，仿佛是从下了整整一个春天的雨水中刚刚打捞出来的一样。
许久，大殿中突然爆发出一阵刺耳的笑声，把杨侗从遥远的地方拉了回来。他仓皇地抬起头，正好看见王世充脸上那个狰狞的笑容，还有一对鹰隼一样的眼睛。
小皇帝打了一个寒噤。
虽然时节已近暮春，初夏转眼就要来临，可杨侗还是觉得冷。
他知道，这是来自他体内的一种冷，一种与生俱来不可祛除的宿命的冷。
【王世充逼杨侗“禅位”】
夏天说来就来了。
四月初的一个早晨，薄雾刚刚散尽，坐在乾阳殿上的小皇帝杨侗就看见段达与十几个朝臣一起匆匆上殿，带着一种眉飞色舞的表情径直走到了他的面前。
他们带来了王世充的最后通牒。
几天前王世充就已下令，让他的心腹韦节、杨续以及太常博士孔颖达等人着手筹备禅让仪式。
现在，仪式八成是已经准备就绪了。杨侗听见段达用一种毋庸置疑的口吻说：“天命不常，郑王功德兼隆，愿陛下遵循唐尧、虞舜之迹，即日举行禅让大典，顺应天意人心！”
尽管早有心理准备，可乍一听见“禅让”这两个字，御榻上的杨侗还是如遭电击。他猛然坐直了身子，双手死死按在身前的几案上，似乎要用力抓牢什么。段达看见小皇帝原本苍白如纸的面容忽然间涨得通红，然后冲着他声色俱厉地说：“天下，是高祖之天下！若隋祚未亡，此言不应出口；若天命已改，何必再言‘禅让’！公等皆为先帝旧臣，官尊爵显，既有斯言，朕复何望！”
那一瞬间，段达和身后的一帮大臣顿时汗流浃背、张口结舌。
这是他们生平第一次发现杨侗用这样的表情和声音跟他们说话。
当天的朝会就这样不欢而散。
下殿后，小皇帝神色恍惚地来到后宫，面见自己的母后。那一刻杨侗止不住潸然泪下。面对即将来临的灾难，这对孤儿寡母唯一能做的只有以泪洗面。
说到底，杨侗其实还是个孩子。
这一年他刚满十六岁。
第二天，王世充最后一次派人入宫对小皇帝杨侗说：“今海内未宁，须立长君，等到天下太平时，我就会把政权归还给您，绝不背弃当初的誓言。”
四月初五，王世充以杨侗的名义宣布——将皇位禅让给郑王。
在整个禅让仪式举行的过程中，按照事先的安排，王世充三次上疏辞让，而杨侗则三次下诏敦劝。可事实上，杨侗对此一无所知。当王世充和一帮党羽在乾阳殿自导自演地玩禅让游戏的时候，杨侗正被囚禁在皇宫角落的含凉殿里。
四月初七，王世充乘坐天子法驾、陈列天子仪仗，大摇大摆地进入皇宫，正式登基称帝，次日改元开明。
至此，在隋炀帝杨广被弑之后又苟延残喘了一年多的这个影子朝廷终于宣告覆亡。
随着东都朝廷的覆灭，仍然忠于隋朝的最后一批将帅和残余郡县纷纷向李渊投降，其中就包括那个收葬杨广的江都通守陈稜；李渊随即将江都郡改为扬州，任命陈稜为扬州总管。与此同时，最先燃起反隋烽火的变民首领王薄等人也在此刻归降了唐朝，随后被任命为齐州（今山东济南市）总管。
王世充虽然如愿以偿地成了皇帝，一夜之间登上万众之巅，但他的执政能力却没有随着他的地位而急剧提升。尽管他也表现出一副励精图治的模样，一心想要当一个澄清宇内的新朝天子，可他的所作所为最终只能成为人们的笑柄。
为了表现自己的勤政爱民，王世充特意命人在宫城的各个城楼和玄武门等处设置了很多御座，随时进行现场办公，亲自接受各类上表和奏章。此外他还时常轻装简从，在街市上按辔徐行，既不戒严也不清道，而且笑容可掬地对两侧的百姓说：“过去的天子都是居于九重深宫之中，民间的情况一无所闻，而今世充并非贪图天位，只是为了拯救时局艰危，就好像一州的刺史那样，亲揽庶务，与士庶共议朝政。并且我担心诸位受门禁阻拦，所以特意在各个门楼现场办公，希望能尽量听取群众的声音。”随后王世充又下令，在西朝堂接受冤案诉状，在东朝堂接受朝政谏言。
王世充的“勤政爱民”措施很快产生了令他意想不到的结果。因为每天都有数百个群众响应他的号召，拥挤在宫门前上疏献策。王世充刚开始还硬着头皮勉强应付，可短短几天后，一摞摞的卷宗和文书就堆成了一座小山。王世充傻眼了，连忙一头躲进“九重深宫之中”，再也不敢“亲揽庶务，与士庶共议朝政”了。
别出心裁的“现场办公”成了一场有始无终的笑话，那么例行的“朝会办公”又如何呢？
很遗憾，王世充同样遭遇了尴尬。每天主持朝会的时候，王世充都会以一副英明领袖的姿态发表长篇累牍的讲话，但是却一再重复，毫无重点，啰啰唆唆，千头万绪，把奏事的有关官员搞得一头雾水，让满朝的文武百官听得两眼发直，连侍卫人员也受不了他的疲劳轰炸，个个痛苦不堪。只有王世充一个人浑然不觉，乐此不疲。最后，御史大夫苏良实在是忍不住，只好直言不讳地说：“陛下说话太多，却不得要领，其实只要作出结论就可以了，何必说那么多不相干的话！”
王世充默然良久。他没想到自己那些语重心长的讲话和高瞻远瞩的指示在百官心目中居然都是毫无意义的废话！
对许多朝臣来说，王世充最让人难以忍受的毛病倒还不是废话连篇和词不达意，而是他的心胸狭隘和刻薄猜忌。称帝不久，王世充就开始猜忌一个颇有威望的前朝老臣了。
他就是时任礼部尚书的裴仁基。
王世充时常想，此人既是隋朝旧臣，又是李密旧部，是在战败的情况下迫不得已投降的，他会老老实实地当自己的臣子吗？况且他儿子裴行俨此刻又在朝中担任左辅大将军，手中握有重兵。这样一对身经百战、历事多主的父子，能死心塌地帮我王世充打江山吗？
王世充对此感到强烈的怀疑。与此同时，裴仁基父子也强烈地感受到了王世充的怀疑，都说王世充为人刻薄猜忌，此言果然不虚啊！
裴仁基父子不想坐以待毙，于是秘密联络了尚书左丞宇文儒童和散骑常侍崔德本等人，准备发动政变，诛杀王世充，拥立杨侗复位。
但是王世充早已在裴仁基父子身边安插了耳目，所以他们的政变计划刚刚开始酝酿，王世充就获知了消息，立即将裴仁基父子和参与密谋的朝臣全部捕杀，同时屠灭了他们的三族。随后，王世充的兄长、时封齐王的王世恽对他说：“裴仁基这帮人之所以谋反，是因为杨侗还在人世，不如趁早把他除掉。”王世充深以为然，随即命他的侄子王仁则和家奴梁百年去毒杀杨侗。
这是唐武德二年，也是郑开明元年的五月末，洛阳皇宫的含凉殿里，隋朝的最后一任废帝杨侗看见一杯毒酒赫然摆在他的眼前。
盛夏的阳光下，杨侗忽然打了一个哆嗦。他再次感到了弥漫在他灵魂深处那种无尽的寒冷。
“请再向太尉请示，依他当初的誓言，当不至于如此。”杨侗的声音虽然有些颤抖，可在场的人都听见了，他仍然称王世充为“太尉”，而不是称他“陛下”。
此时此刻，就连王世充的家奴梁百年都不得不感到诧异和敬佩。因为这个看上去年轻而孱弱的废帝身上似乎具有一种不可动摇的凛然气节。梁百年的心中泛起一丝恻隐，于是向王世恽和王仁则建议再请示一下王世充。
可他的提议马上被王世恽否决了。绝望的杨侗请求去和自己的母后辞别，却还是遭到了王世恽的拒绝。
杨侗沉默了。他转身走进佛堂，最后一次在佛前焚香跪拜。刺目的午后阳光从雕花的紫檀木窗射了进来。杨侗在一起一伏的叩拜中，看见一些簌簌颤抖的灰尘在阳光下惊惶不安地飞舞，有一些沾在佛前的鲜花上，有一些则落在自己的脚边。
这就是命运吗？
杨侗想，这就是命运。
可是，谁又能说，落在鲜花上的尘埃就一定比别的尘埃更为尊贵，落在地上的尘埃就一定比别的尘埃更为卑贱呢？杨侗想，自己何尝不是一颗落在帝王家的尘埃，自己又何尝比落在百姓家的尘埃更幸运呢？
外面已经传来了王世恽急不可耐的催促声。杨侗知道自己该上路了。他最后在佛前一拜，说：“愿自今已往，不复生帝王家！”（《资治通鉴》卷一八七）
杨侗随后平静地喝下了毒酒，可他却没有顺利地上路。
不知道是毒酒的毒性不够，还是杨侗的体质太好，总之，喝完毒酒的杨侗尽管七窍流血、痛苦难当，却始终没有咽气。
最后王世恽命人用绢巾勒住了杨侗的脖子，才帮他踏上了黄泉路。
对废帝杨侗而言，不管有没有来生，死亡都绝对是一种解脱。
【从天而降的馅饼：平定河西】
武德二年的夏天，正当王世充在东都称帝的时候，唐王朝也在西北战场取得了一场重大胜利——平定了河西李轨。
这场胜利得来全不费工夫。
准确地说，它就像一块天上掉下来的馅饼。
李轨于大业十三年在武威起兵后，自称河西大凉王，雄踞一方，成为隋末的一支主要割据势力，并与西秦的薛举共同成为李唐王朝在西北的主要威胁。武德元年八月，李渊遣使联络李轨，下诏称他为“从弟”，与他结盟共同对付薛举。当年冬天，薛举父子败亡，李轨趁机称帝，并出兵攻陷了张掖、敦煌、西平（今青海乐都县）、枹罕（今甘肃临夏市），尽据河西五郡之地。
面对李轨势力的迅速壮大，李渊决定采取册封的手段对他进行招抚，遂于武德二年二月任命李轨为凉州总管、封凉王。但在是否接受李唐朝廷册封的问题上，西凉朝廷却产生了分歧。李轨本人的看法是：“唐天子，吾之从兄，今已正位京邑，一姓不可自争天下，吾欲去帝号，受其封爵。”可李轨的心腹、时任左仆射的曹珍却表示反对，他说：“隋失其鹿，天下共逐之，称王称帝者何止一人！李唐称帝于关中，西凉称帝于河右，互不相碍；既已立为天子，奈何复自贬黜！”
李轨接受了曹珍的意见，随后派遣尚书左丞邓晓出使长安，向李渊递交国书，上面自称“皇从弟大凉皇帝臣轨”，同时表示不接受李渊的册封。
李渊勃然大怒，当即扣留邓晓。当时的李渊已经决定以武力平定西凉，可问题是新生的唐王朝仍然要面对许多劲敌：北有刘武周、梁师都，东有王世充、窦建德，南有萧铣、林士弘、沈法兴…在此情况下，李渊根本腾不出手来收拾李轨。
唯一的办法只能是暂时忍耐。
此刻的李渊万万没有想到，短短三个月后一场胜利就从天而降——兵精粮足的李轨在一夜之间就被平定了。
一切都要从五月初李渊收到的一道奏疏说起。
这道奏疏是一个叫安兴贵的朝臣递上来的，大意是说他的弟弟安修仁在西凉担任户部尚书，颇为李轨所器重，他愿意利用这层关系前去游说李轨，对他晓以利害，劝他归降唐朝。
看完奏疏，李渊不禁哑然失笑。他一度想将其弃置一旁，只是后来转念一想，不管这个安兴贵的设想有多么不现实，可毕竟是一片忠心。大唐刚刚开国，天下尚未平定，对于臣子们这种急于报效朝廷的热忱当然是只宜鼓励、不宜打击的。就算不采纳他的建议，起码也要接见一下，适当鼓励两句。所以李渊随后召见了安兴贵，对他说：“李轨拥有强大兵力，又据守险要，南连吐谷浑，北连东突厥，我出动大军恐怕都不能攻克，就靠你几句空话，他岂能接受？”
可安兴贵却以一种胸有成竹的口吻说：“我的家族世居凉州（今甘肃中西部），几代人都享有声望，得到汉人和夷人的敬畏。我的弟弟安修仁也深受李轨信任，安家子弟在凉朝身居要职者不下十人。我前去游说，李轨能听从最好，就算他不接受，我在他身边下手也比较容易。”
听他这么一说，李渊的想法立刻发生了转变。
他感觉这个安兴贵不像是一个夸夸其谈的人。既然他如此自信，又无须动用朝廷一兵一卒，那自己何乐而不为呢？
数日后，安兴贵以个人名义回到了家乡武威（今甘肃武威市），李轨以为他叛唐归来，大喜过望，当即任命他为左右卫大将军。
可李轨断然没有想到，这个安兴贵转眼就将成为他的掘墓人。
安兴贵取得李轨的信任后，找了个左右无人的时机对他发出了试探。安兴贵说：“凉国的面积不过千里，土地贫瘠，百姓穷困。而今唐朝起于太原，夺取函秦（陕西中部），遏制中原，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此乃天命，非人力所能为！陛下不如以河西之地归唐，则东汉窦融之功，必当再现于今日！”
李轨忽然用一种若有所思的目光盯着他，说：“我据有坚固的山河，他们虽然强大，能奈我何？你此前在唐朝为官，莫非是为了报答李唐的知遇之恩，替他们当诱降的说客来了？”
安兴贵慌忙伏地谢罪，说：“臣听说：‘富贵不回故乡，有如锦衣夜行！’而今臣合家子弟皆蒙陛下信任，满门荣庆，岂敢更怀异志！只是想为陛下献上一点愚者之虑而已，如何裁决，全在陛下。”
安兴贵出宫之后，意识到劝降已经失败，接下来只有发动兵变了。
当天安兴贵就和弟弟安修仁悄悄溜出了武威城。
安兴贵的确没有跟李渊吹牛，他们安氏家族和他们兄弟俩在凉州的确是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短短几天他们就拉起了一支胡汉混杂、人数可观的军队，开始攻击武威。李轨大怒，亲自率兵出战，却被安氏兄弟打得大败，只好退回城中坚守。安兴贵率部将武威城团团围困，并绕城呼喊：“大唐朝廷派遣我来诛杀李轨，胆敢助之者，屠灭三族！”
安兴贵的猛烈攻势加上心理战，很快就摧毁了西凉军队的斗志。城中军民争相逃出城外，投奔安兴贵。李轨没想到他的军队如此不堪一击，眼见大势已去，再也无力挽回，只好带着妻儿登上不久前兴建的美轮美奂的玉女台，置酒对饮，从此诀别。
这一年五月十三日，安兴贵攻入武威，生擒李轨，河西宣告平定。
安兴贵之所以能如此轻而易举地扫平李轨，是因为西凉的人心早就散了。
有三个原因导致了西凉的人心离散和李轨的迅速败亡。
其一：诛杀功臣。
被杀的人名叫梁硕，本是李轨起兵时的主要策划者之一，时任西凉的吏部尚书，因颇富智略，且深受李轨重用，所以遭到众人的嫉妒和排挤，尤其是户部尚书安修仁与他历来不睦。在其后双方展开的明争暗斗中，安修仁设计诬陷梁硕谋反，致使李轨将梁硕鸩杀于家中。从此，李轨的亲信旧部个个惶惶不安，唯恐被李轨兔死狗烹，恐怖气氛弥漫整个西凉朝廷。
其二：修建劳民伤财的玉女台。
去年冬天，有个巫师告诉李轨：“上帝当遣玉女从天而降！”意思是如果能迎来玉女，必能得到上天的赐福。李轨随即调动军队，耗尽国库修建了一座富丽堂皇的玉女台，虔诚地期待玉女的降临。可结果玉女不见踪影，西凉却是一片民怨沸腾。
其三：错误决策，无视民间灾情。
玉女台竣工不久，西凉出现了严重的灾荒，民间普遍出现人吃人的惨剧，而其时国库已空，李轨不得不倾尽个人资财予以救济，但是杯水车薪，于事无补。李轨只好召开廷议，讨论是否要开仓赈粮。以李轨旧部、左仆射曹珍为首的大臣都认为：“国以民为本，本既不立，国将倾危，应即刻开仓，不能坐视百姓相食而不管。”然而以太仆卿谢统师为首的另一批大臣却表示反对。这些人原本都是镇守武威的隋朝旧吏，是被李轨兴兵逮捕后迫于情势才投降的，人心并未真正归顺，因此都想趁此机会激起民怨、搞垮西凉，于是纷纷表示：“太仓作为国家的战略储备资源，只能等到危急关头才能启用，岂能为了几个小民而开仓？曹珍的建议显然是为了收买人心，并非真正从国家大计出发。”李轨内心的天平最终倾向了谢统师，拒绝开仓。从此“士庶怨愤，多欲叛之”（《旧唐书·李轨传》）。
而发生在西凉的这一切，无疑都通过安修仁的渠道传到了安兴贵的耳中。所以安兴贵才会认定李轨的灭亡已成定局，于是胸有成竹地向李渊呈上了平凉之策。
李轨被俘后，很快就和他的几个弟弟、儿子一起被押解到长安，于闹市中斩首。
面对这场从天而降的胜利，李渊真是惊喜万分，随即任命安兴贵为右武侯大将军、上柱国，封凉国公，赏赐绸缎一万匹，任命安修仁为左武侯大将军，封申国公。
听到李轨灭亡的消息后，不久前被扣留在长安的西凉使臣邓晓马上要求觐见李渊。
虽然主灭国亡了，可他一点都不悲伤。相反，邓晓还感到了一丝庆幸。因为李轨不亡，他就永无出头之日。而现在他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投靠新主子了。
这就叫识时务者为俊杰。
在第二天的朝会上，当邓晓手舞足蹈地向新主子表示他最衷心的祝贺时，李渊一直面无表情地看着他，一言不发。直到邓晓尴尬地停下自己的舞蹈动作，才听见李渊冷冷地说：“汝为人使臣，闻国亡，不戚而喜，以求媚于朕。不忠于李轨，肯为朕用乎？”（《资治通鉴》卷一八七）
从这一天起，邓晓终生没有得到李唐朝廷的录用。
也许在此后落寞无为、穷困潦倒的余生中，邓晓始终会被这样一个问题困扰——为何自己如此机灵地拍马屁，竟然也会拍出这么倒霉的结果？为何当一个聪明的识时务者，下场居然也会如此不堪？
武德二年对李渊和整个大唐王朝来讲，实在是充满意外的一年。
因为有许多事情从天而降。
然而从天而降的不一定总是馅饼，有时候也会有霹雳。
武德二年九月，李渊和他的大臣们全都被一声晴天霹雳震得目瞪口呆——太原丢了！
是谁这么该死，把大唐王朝的龙兴之地都给弄丢了？
是齐王李元吉！
【李元吉丢掉了太原】
李渊太原起兵的时候，李元吉年仅十六岁。李渊率大军南下之后，命他为太原郡守，封姑臧郡公；后又进封齐国公，授镇北大将军，掌管太原及周围十五郡的军政大权。大唐开国后，李元吉晋爵齐王，改太原郡为并州，授并州总管。也就是说，从大业十三年五月起，这个少不更事的李家四公子就成了太原地面上说一不二的土皇帝。
当他的父兄们在创建大唐王朝的道路上浴血奋战、开疆拓土的时候，这个年轻的土皇帝在太原都干了些什么呢？
他只干了三件事。
第一是玩。
第二是疯玩。
第三是没日没夜地疯玩。
他最爱玩的游戏是“打仗”。可他的打仗游戏却与众不同。首先是要求真刀真枪，其次是要求见血和死人。这与其说是游戏，还不如说是角斗。是的，李元吉要的就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角斗。他喜欢把他的奴仆、宾客，甚至姬妾都召集起来，发给他（她）们兵器和铠甲，然后让他（她）们不分对象地混战死拼，每次不玩死和玩残一批人，他绝不罢休。一旦来了兴致，李元吉还会亲自披挂上阵，参与角斗。虽然没人敢杀他，但是刀枪不长眼，李元吉也经常挂彩。不过他不以为意，一直乐此不疲。李元吉的奶娘陈善意实在看不下去，就苦苦规劝他别再玩这种死亡游戏，可李元吉非但不听，还借一次醉酒的机会耍酒疯，命手下人把陈善意活活打死。
除此之外，李元吉还喜欢打猎。他经常说：“我宁可三天不吃饭，也不能一天不打猎。”李元吉的打猎技术非常专业，每次出猎，光是狩猎工具就会满满当当装上三十车。狩猎队所过之处，农民的庄稼地往往被践踏得面目全非，左右侍从还经常趁机劫夺百姓财物。因此李元吉每打一次猎，并州近郊的老百姓就像遭遇了一场浩劫。除了射动物，李元吉还喜欢在闹市中射人。每当看到人群惊慌失措、抱头鼠窜的样子，他就会开怀大笑，觉得特别过瘾。
尽管齐王府中妻妾成群，李元吉还是不满足。所以，在玩杀人游戏的同时，李元吉还喜欢半夜大开府门，领着一帮人出去强奸民女。
总而言之，寻常的游戏对并州的这位土皇帝来说都是缺乏吸引力的。不管他玩什么，都要玩新鲜的、刺激的、出格的。并州的百姓们就这样被这个新王朝的四皇子玩得苦不堪言，却又求告无门。面对李元吉无法无天、为所欲为的恶劣行径，难道除了一个奶娘陈善意，就没人敢劝了吗？
有。
其实李渊也知道这小子不是盏省油的灯，而且年纪太轻，毫无处理政事的经验，所以很早就派了两个人去辅佐他。一个是外戚兼驸马、时任殿内监的窦诞（窦皇后的侄子，娶李渊女儿襄阳公主），另一个是右卫将军宇文歆。
不过这个驸马爷窦诞也是位顽主，李元吉玩的那些事情他没少掺和。所以敢直言进谏的人就只有宇文歆了，但是李元吉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不管宇文歆说什么，一律当成耳旁风。宇文歆忍无可忍，最后只好上疏向李渊报告，一一指出齐王的劣行，最后说：“百姓怨毒，各怀愤叹，以此守城，安能自保？”
武德二年闰二月二十二日，李渊接到奏疏，顿时火冒三丈，当天就下诏解除了李元吉的并州总管之职。可是，被罢官的李元吉并没有从此痛改前非，而是天天在盘算对策。
他很快就想了一个官复原职的办法。你们不是说老百姓都怨声载道吗？那我就让你们听听老百姓的心声。
三月初，长安的宫门前忽然聚集了一大群来自并州的士绅父老。他们是来集体请愿的——请求皇帝让李元吉继续当他们的父母官。
李渊大喜。看来宇文歆打的小报告都是危言耸听之词，元吉还是颇得民心的嘛，不然这并州的老百姓怎么会千里迢迢地为他入朝请命？
三月十五日，李渊下诏恢复了李元吉的官职。
接到诏书的那一刻，李元吉无声地笑了。
民意是这个世界上最容易操纵的东西。别说发动几个父老去长安请愿，就算在并州搞一个全民公投，估计李元吉也能弄出一个100％的民众支持率。
民意固然容易操纵，可有一件事情李元吉无论如何也操纵不了。
那就是战局。
从武德二年三月下旬起，刘武周就开始了对并州的进攻。四月初一，刘武周亲率五千突厥骑兵进抵黄蛇岭（今山西榆次市北），兵锋甚锐，来势汹汹。李元吉命车骑将军张达率部对刘武周发动试探性攻击。可张达兵力薄弱，一再向李元吉表示无法作战。李元吉不听，强令他发动进攻。
结果可想而知，一接战，张达所部转眼之间就全军覆没。张达愤而投降刘武周，并亲自充当向导，于四月初二引刘武周攻陷了榆次。
随后刘武周迅速向纵深推进，于四月十八日兵临并州城下，李元吉率众出战，击退了刘武周的第一次进攻。四月二十日，李渊急命太常卿李仲文率军增援并州。五月十九日，刘武周转而攻陷了并州南面的平遥。六月十日，刘武周麾下猛将宋金刚率三万人攻陷了介休（今山西介休市）。随后，唐朝援军李仲文、姜宝谊部与刘武周部将黄子英在雀鼠谷（今山西灵石县西南汾水河谷）展开会战，唐军大败，李仲文与姜宝谊被俘。
刘武周节节胜利，李渊深感忧虑。右仆射裴寂自告奋勇，愿意出战。六月二十六日，李渊命裴寂为晋州道行军总管出兵御敌，同时让他全权指挥前线战事。
九月，裴寂率军进抵宋金刚占据的介休，于度索原（今山西灵石县东）驻扎。宋金刚派人切断了唐军的水源，唐兵饥渴难耐，裴寂只好下令拔营，打算重新寻找有水源的地方。可唐军刚刚开始拔营，宋金刚立刻挥师进攻，唐军顿时崩溃，或死或逃，几近全军覆没。裴寂仓皇逃奔晋州（今山西临汾市）。
至此，唐朝在并州以南、晋州以北的城池全部沦陷，仅余西河（浩州州府，即今山西汾阳市）一座孤城。
九月中旬，刘武周再次进围并州。李元吉对司马刘德威说：“你和老弱残兵留下来守城，我率领精锐部队出战。”十六日夜，李元吉率兵出城，同行的还有他的一大群妻妾。
出战还带妻妾？
还没等守城的刘德威回过神来，李元吉已经马不停蹄地向南疾驰，直奔长安而去了。
李元吉前脚刚刚出城，刘武周后脚就已兵临城下。晋阳（并州州府所在地）土豪薛深迫不及待地打开城门，迎接刘武周进城。刘德威只能领着剩下的那些老弱残兵乖乖地缴械投降，并州就此陷落。
李元吉带着一副劫后余生的表情逃回长安，满朝文武大为震惊。
这是李渊集团自起兵以来遭遇的最惨重的一次失败。
而且还是不战而败！
李渊感到了一种锥心般的疼痛。
整个李唐天下无论丢了哪块地方都不会像并州这样让他心痛不已。
必须有人来为这次惨败承担罪责。
要让谁来承担呢？李元吉吗？不行，他毕竟是齐王，堂堂大唐王朝的四皇子，治他的罪就是在扇李渊自己的耳光，也无异于是在承认自己用人不当。
窦诞呢？也不行，他是外戚兼驸马，拿他治罪势必引发许多皇室成员的反抗情绪，而且政治影响也不好，副作用太大。
既然他们都不行，那就只剩下一个人了。
宇文歆。
李渊对他的心腹大臣、礼部尚书李纲说：“元吉幼弱（这一年虚岁十七），缺乏治理政事的经验，所以才派窦诞和宇文歆去辅佐他。没想到晋阳这个强兵数万、食支十年的龙兴之地竟然被他们一朝舍弃！听说是宇文歆出的主意，我准备把他斩了！”
李纲很清楚，皇帝是想抓宇文歆当替罪羊，可这么做必将寒了满朝文武和天下人的心，实在不是高明的做法。李纲遂据理力争：“齐王年少骄逸，可窦诞不但从未规劝，而且替他遮盖掩饰，导致士民怨愤，今日之败，罪在窦诞。宇文歆屡屡劝谏，齐王概不接受，这些事都有奏疏在案，宇文歆是一个忠臣，岂能杀他？”
李渊很无奈。
看来这三个人谁也动不得。
既然不能动，那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吧。第二天的朝会上，李渊亲切地把李纲叫到身边来坐，说：“多亏有您，我才不至于滥用刑罚。元吉自己不学好，不是两个辅臣所能管教的。”随即赦免了宇文歆和窦诞的罪责。
李渊可以不问并州之败的罪责，可他却不能无视并州陷落的后果。
武德二年九月下旬，刘武周占领太原后，即命悍将宋金刚乘胜南下，迅速攻克了晋州，俘虏了唐右骁卫大将军刘弘基。随后，宋金刚又进逼绛州（今山西新绛县），攻陷了龙门（今山西河津市）。
战报传至长安，李渊和满朝文武再次震恐。
整个河东丢了大半，长安的门户已经豁然洞开。接下来，宋金刚只要一步跨过黄河，兵锋就可直指长安。
李渊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忧虑和恐慌。
【刘文静之死：裂痕与伏笔】
武德二年的秋天注定是李唐王朝的多事之秋，因为在并州陷落之前，长安朝廷内部就已经发生了一件让李渊极不愉快的事。
有个人要谋反，并且因此掉了脑袋。在这个变幻无常的世界上，掉脑袋的事情原本是很寻常的，但是这回却不太寻常。
因为这颗脑袋是从一个朝廷重臣的身上掉下来的。
准确地说，这个人是大唐的民部尚书、开国元勋，也是晋阳首义的功臣。他就是刘文静。
刘文静居然会谋反？这可能吗？
是的，这件事听起来实在让人难以置信。可李渊和朝廷确实是以这个罪名把刘文静斩首的。
一个堂堂的开国元勋、首义功臣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刘文静之死对新生的大唐王朝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
一切都要话说从头。
刘文静和裴寂都是晋阳起兵的主要策划者，两个人从一开始就是李渊的左膀右臂，对大唐开国所作的贡献可以说难分伯仲。但是从私交上来说，李渊和裴寂是好友，而刘文静则与李世民关系较为亲密。因此在李渊的心目中，裴寂的重要性自然要比刘文静略胜一筹，所以裴寂的地位也自然要比刘文静高出一头。李渊开设大将军府时，裴寂任长史，刘文静任司马；李渊入关成为大丞相时，裴寂转任大丞相府长史，刘文静也转任大丞相府司马；李渊称帝后，裴寂官拜尚书右仆射，刘文静官拜纳言…基本上可以说，在李渊的政治军事集团中，除了李建成和李世民外，裴寂始终是第一号人物，而刘文静则始终屈居第二。
刘文静会服气吗？
他不服。
他当然不服！他一直认为自己的才干和胆略都在裴寂之上，而且所立的军功又比裴寂多，凭什么裴寂就老是压过他一头？正所谓不平则鸣，刘文静当然也要鸣！武德元年，李渊登基之初，经常与裴寂同坐共食。刘文静马上抓住机会上奏李渊说：“陛下君临亿兆，率土莫非臣。昔日晋元帝诏王导升御座共坐，王导推辞说：‘若太阳俯同万物，使群生何以仰照！’而今贵贱失位，臣以为非长久之道。”
李渊一下就听出了刘文静话里的酸味。他笑了笑，你刘文静既然学会了含沙射影，跟我大掉书袋，那我也不妨跟你掉一回。他笑着对刘文静说：“昔日光武帝刘秀与旧友严子陵共寝，子陵把脚都压到了皇帝的肚子上，光武帝还不是一笑置之。而今诸公德高望重，并且都是朕的旧交好友，往昔的欢聚之情，无论如何不能忘记！公切勿介怀。”
天子李渊处处护着裴寂，对刘文静的谏言根本不予理睬，甚至还有点反唇相讥的味道，刘文静怎么可能不介怀？随后的日子，刘文静开始在朝堂上公开与裴寂唱对台戏。凡是裴寂赞成的他必然反对，凡是裴寂反对的他必然赞成。二人从此公然决裂，并且反目成仇。
浅水原兵败后，刘文静作为主要责任人被免职，虽然后来他又随李世民扫平了薛仁果，因功擢任民部尚书，但是地位大不如前。从前担任纳言时好歹也是个宰相，而今与裴寂相比身份已然悬殊。刘文静越想越气，经常与他的弟弟、时任通直散骑常侍的刘文起一起借酒浇愁。有一次喝醉后，刘文静居然拔刀猛砍柱子，怒骂道：“总有一天要砍了裴寂的脑袋！”
可是，还没等刘文静砍掉别人的脑袋，自己的脑袋就先掉了。
说起来也是事出偶然，而且只能说刘文静走了霉运。就在他满腹牢骚、郁郁寡欢的时候，他家里又平白无故地发生了一些稀奇古怪的事。刘文静怀疑是妖魅作祟，就让刘文起帮他找了一个巫师作法祛妖。请人祛妖本来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可偏偏这个巫师又喜欢装神弄鬼，一连几日都是大半夜在半明半暗的星光下做法，而且披头散发、口衔利刃，看上去十分恐怖，说是祛妖，其实他本人更像妖。巫师喜欢装神弄鬼本来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可偏偏又有一个家人告发了刘文静，对他请巫师祛妖的事情做了一番添油加醋的描绘和别有用心的解释。所有描绘和解释最终指向的目标就是——谋反。
事态陡然变得严重起来。本来裴寂还愁抓不到刘文静的小辫子，这回倒好，是他自己的家人把他卖了，刘文静还能怨得了谁？
告密者是刘文静的一个小妾，因为与其他姬妾争风吃醋而失宠，索性诬告刘文静谋反，要把他往死里整。所有对刘文静最为不利的偶然因素似乎突然间都凑到了一块。所以我们只能说，刘文静这回是倒了八辈子血霉了——不死都不可能！
李渊即刻将刘文静逮捕，命裴寂和萧瑀担任主审官。明明知道裴寂与刘文静不共戴天，还让裴寂去审案，李渊的用意不言自明。
审讯中，刘文静做出了这样的供词：“首义之初，臣任司马，与长史裴寂的地位和威望都差不多。而今裴寂贵为仆射，拥有豪宅；而臣的官位和赏赐却与常人无异。臣东征西讨的时候，老母亲和家人留在京师，臣都没有时间照顾。所以臣确实是心存不满，加上醉酒，才会发出怨言。”
李渊拿着刘文静的供词在朝会上对群臣说：“观文静此言，很明显就是想造反了。”
其实满朝文武全都心知肚明，刘文静落到这步田地绝不是因为他想造反，而是因为他得罪了天子跟前的大红人、当朝宰执裴寂裴大人，因此他也就得罪了天子。换句话说，他纯粹是权力斗争中的失败者。既然如此，谁还敢替他说话呢？所以绝大多数人都保持沉默，只有萧瑀和李纲替刘文静说了公道话。他们都坚持认为：刘文静绝无谋反之意。
最后李世民站了出来，一再替刘文静辩护。
李世民说：“当初在晋阳时，是刘文静最早提出了举义之策，后来才告诉了裴寂。等到攻克京师，他们所得到的信任和待遇却相差太大，刘文静的失望或许是有的，但绝不敢谋反！”
李世民为什么要替刘文静辩护？
表面原因当然是李世民出于公心、仗义执言，可深层的原因则是——刘文静现在已经是秦王帐下的头号辅臣，是李世民在政治上最为得力的助手。早在晋阳起兵前夕，刘文静和李世民就已惺惺相惜，关系非同一般；到了武德元年七月，李世民任元帅西征薛举时，刘文静则是元帅府的长史；同年十二月，李世民官拜太尉、兼陕东道行台尚书令时，刘文静再次担任陕东道行台左仆射。说白了，刘文静现在不只是天子李渊的民部尚书，更是秦王李世民的死党。
对此，李渊不可能没有意识到，当然更不可能无动于衷。
因此，对裴寂的宠信和重用以及对刘文静的疏远和贬抑，在李渊这里绝不仅仅是出于旧交情的深浅厚薄那么简单，最重要的原因是——李渊必须防止出现一个与朝廷权力平行的小集团，即便这个小集团的领袖是他的亲儿子李世民也不行；进而言之，李渊也绝不允许他的任何一个臣子把本该献给他的忠心转移到其他地方去，即便这个臣子是开国元勋刘文静也不行！
基于上述原因，李渊就绝不会放过刘文静。
所以，李世民出面替刘文静辩护，不但不可能挽救刘文静，反而会强化李渊对这些事情的判断以及他杀鸡儆猴的决心。
为了帮助李渊下定最后的决心，裴寂私下里一再对李渊说：“刘文静的才干和智略确实是超过常人，但他性情轻躁凶险，且悖逆之言行业已昭然，何况当今天下未定，外有劲敌，今若赦之，必贻后患！”
尽管李渊心里早已作出了决定，可诛杀刘文静的诏令还是在他手里压了好多天。判断一个开国功臣应不应该杀，不仅是在考验天子李渊的智慧，更是在考验他的情商。
因为天子也是人，要诛杀一个功臣，他的内心深处不免会有诸多的不忍。
但是不管有多少不忍，那一道让刘文静人头落地的诏书最后还是从李渊的手里发了下去。
武德二年九月初六，刘文静与刘文起一同被斩首，家产抄没。
临刑之前，刘文静仰天长叹：“高鸟逝，良弓藏，故不虚也！”
其实刘文静的这句临终遗言只不过是一种负气的感叹而已。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置他于死地的原因绝非如此简单。真相是——刘文静的存在严重威胁了李唐王朝最有权势的两个人的政治利益。
首先是天子李渊，当他意识到已经有一个小集团的羽翼正在他的眼皮底下逐渐丰满的时候，他当然不能坐视不理。
其次是首席宰相裴寂，面对刘文静这种才干和功勋都不在他之下的政敌，他当然不会无所作为。
所以，当李唐王朝这两个最有权势的人决意要让一个人三更死的时候，他就绝对活不过五更！
刘文静之死是大唐开国以来第一次诛杀功臣的事件。这个事件无疑给丽日当空的大唐王朝抹上了一层不祥的阴影。同时，这个事件也在李渊统治集团内部——更准确地说，是在李渊和李世民父子之间——刻下了一道深深的裂痕。
这道政治裂痕一旦出现，便再也难以抹平。随着李唐王朝扫灭群雄、统一天下的进程逐渐深入，这道裂痕也在不断扩大；等到李渊父子肃清外敌、巩固政权的事业完成，这道无形的裂痕也就演变成了一个可怕的深渊，最终使得李渊父子的亲情彻底断裂。从这个意义上说，武德二年的刘文静之死，实际上已经给武德九年的“玄武门之变”埋下了一个幽微而深远的伏笔。
【大唐王朝全线告急】
武德二年，李唐王朝在西北战场上不战而胜，在北面战场上不战而败，而在东面战场上则是——屡战屡败。
从这一年春天开始，窦建德就对驻守河北的唐军发起了猛烈进攻，致使唐军节节败退，毫无还手之力。闰二月，刚刚消灭宇文化及的窦建德就迅速攻陷了邢州（今河北邢台市），生擒唐邢州总管陈君宾。六月三日，攻陷沧州（今河北盐山县西南）。八月初，窦建德亲率十几万大军进逼洺州（今河北永年县东南），唐淮安王李神通退守相州（今河南安阳市）。八月十一日，窦建德攻克洺州，唐洺州总管袁子幹投降。八月十九日，窦建德挥师直指相州，李神通再次逃往黎阳（今河南浚县），投奔李世勣。九月四日，窦建德攻破相州，斩杀唐相州刺史吕珉。九月二十五日，窦建德攻陷赵州（今河北柏乡县），生擒唐赵州总管张志昂和慰抚使张道源。
至此，唐朝在河北的城邑几乎全部落入窦建德的手中。
十月，窦建德率领大军继续向南挺进，逼近卫州（今河南淇县东）。在距黎阳三十里的地方，窦建德亲自率领的前锋部队与李世勣部将丘孝刚的三百名前哨骑兵遭遇。丘孝刚一向骁勇善战，首先发动攻击。窦建德败退，幸亏大军随后赶到，窦建德才转危为安。丘孝刚寡不敌众，被夏军斩杀，所部无一生还。
遭遇突袭的窦建德一怒之下转而命令大军围攻黎阳，很快将其攻克。淮安王李神通、秘书丞魏徵、李世勣的父亲李盖（徐盖）、唐同安公主（李渊的妹妹）全部被俘。只有李世勣带着数百名骑兵突围而出，渡黄河南下。
但是李世勣一越过黄河就勒住了缰绳。
因为父亲在窦建德的手中，这让他无论如何放心不下。经过几天的矛盾和挣扎，李世勣最终还是掉转马头，回到黎阳投降了窦建德。
窦建德大喜过望，随即任命李世勣为左骁卫将军，仍镇守黎阳，却把李盖留在身边充当人质。同时，魏徵也被窦建德任命为起居舍人。
听说黎阳已经陷落，唐卫州守将也随之投降了窦建德。数日后，唐滑州刺史王轨的家奴刺杀王轨，携带首级献给了窦建德。窦建德说：“家奴害死主人，实属大逆不道！我窦建德怎么可能接受你这种人？”随即命人将那个家奴斩首，连同王轨的首级一同送回了滑州。滑州军民顿时大为感激，无不钦佩窦建德的为人，当天就相约向窦建德的使臣请求投降。随后，相邻的州县以及当时盘踞在兖州（今山东兖州市）的变民首领徐圆朗等，全部望风而降。
十月二十四日，大获全胜的窦建德班师凯旋，返回洺州（今河北永年县东南），开始兴筑万春宫，随后将夏朝都城从北部的乐寿迁到靠近河南的洺州，以利于进一步经略中原。
当窦建德在河北攻城略地、所向披靡的时候，刘武周和宋金刚也正在横扫河东，如入无人之境。
此时的大唐王朝可谓全线告急。令人遗憾的是，在河东战场上，身为唐晋州道行军总管的裴寂却消极怯战、毫无将帅之略，根本无力抵挡宋金刚的兵锋，只能一味退缩。他不断下令催促虞州（今山西运城市东北）和泰州（今山西万荣县西南）等少数几座未被占领的城池，烧毁城邑外围的所有村落、粮草和物资，然后把百姓驱赶入城。
裴寂的做法很快引起了河东百姓的惊恐和怨恨，一时间民间骚然，人人欲反。这一年十月，夏县（今山西夏县）人吕崇茂聚众起兵，自称魏王，响应刘武周。裴寂出兵攻击，反而被吕崇茂打败。
河东的形势岌岌可危。李渊只好再命永安王李孝基、工部尚书独孤怀恩、陕州总管于筠、内史侍郎唐俭汇集大军援救河东。
当时，原河东郡治所蒲坂（今山西永济市）的守将尧君素被杀后，其部将王行本重新据城抗拒，唐军多次派遣各路将领轮番进攻蒲坂城，始终不能攻下。如今王行本眼见刘武周大兵南下，而唐军力不能支，顿时喜出望外，立刻派人联络刘武周，与宋金刚部遥相呼应。唐军的形势更为险恶，关中人心惶惶。李渊不得不下诏告谕河东各军，说：“贼势如此，难与争锋，不如暂时放弃河东，坚守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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