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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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八年（公元634年）五月，吐谷浑又一次故伎重演，一边“遣使入贡”，一边又“大掠鄯州而去”（《资治通鉴》卷一九四）。唐太宗李世民终于忍无可忍，遣使对慕容伏允大加责备，并命他亲自到长安朝见。

慕容伏允谎称有病，拒绝入朝；同时又为其子尊王请婚，要求迎娶唐朝公主。

吐谷浑的这种做法看上去好像颇为自相矛盾，不可理喻，其实也不难理解——他们这么做，无非是一方面想多劫掠一些财帛，捞一些实惠，一方面又不想与唐朝彻底决裂，怕唐朝大动干戈，所以才会屡屡玩这种既当强盗又抛媚眼的不入流把戏。

吐谷浑自以为高明，其实是在玩火。

而玩火者必自焚。

这是千古不易的真理。

李世民对吐谷浑的求婚做出了非常明确的答复——要娶唐朝公主可以，但是尊王必须亲自到长安迎娶。

慕容伏允再次当起了缩头乌龟，不但没有让他儿子入朝，而且再度纵兵入寇，甚至扣押了出使吐谷浑的唐朝使臣赵德楷。

这简直就是丧心病狂。

李世民一再容忍，连续派遣十批使者与吐谷浑交涉，但是毫无结果，慕容伏允置若罔闻。李世民又亲自对吐谷浑的使者“谕以祸福”，但冥顽不灵的慕容伏允“终无悛心”。（《资治通鉴》卷一九四）

李世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虽然天可汗这种国际政治体系的性质决定了李世民必须把忍耐的尺度放到最宽，必须尽量采用政治斡旋的手段解决国际争端，但是，忍耐绝不意味着纵容，政治斡旋更不意味着放弃武力征服。

就在李世民考虑对吐谷浑用兵的同时，鄯州刺史李玄运也上了一道奏疏：“吐谷浑有非常优良的马匹，这些马都放牧于青海湖一带，如果我们派出一支轻骑兵进行突袭，必能夺取他们的良马。”

吐谷浑的良马就是著名的青海骢。这是原产于波斯的良种马，极为健硕，耐力超常，据说可以日行千里。由于吐谷浑地处青藏高原，水草丰富，很适宜放养这种波斯马，因此吐谷浑大量引进，将其放牧于青海湖一带，并且迅速繁衍。吐谷浑骑兵就是凭借这种优良的青海骢，才得以快速出击，在对唐朝的侵掠和作战中占据了充分的速度优势，所以攻击河西走廊屡屡得手。如果唐朝能夺取这些马匹，不但是给吐谷浑一次严厉教训，而且具有十分突出的战略意义。

贞观八年六月，天可汗终于出手了。

李世民命左骁卫大将军段志玄，率唐朝边境守军及契苾、党项等外族军队，组成一支多国联军，对吐谷浑发动了一次闪电战。段志玄出征后，迅速击溃了吐谷浑的边境部队，并向纵深追击了八百余里。然而，深入吐谷浑的国境后，段志玄却担心粮草不继而下令撤兵。

唐军的第一次西征就这样无功而返。

此次出征的结果让李世民很不满意。

看来，要想彻底平定吐谷浑，段志玄并不是一个合适的人选。

那么，满朝文武中谁最合适呢？

答案只有一个——李靖。

在李世民看来，没有谁比他更有资格出任远征军的统帅。可问题在于，此时的李靖已经是一个六十四岁的老人，而且身患足疾，前不久刚刚因病辞去右仆射之职，李世民还特意赐给他一把灵寿杖。这么一个年过花甲、连行走都要借助拐杖的老人，愿意承担这项重任吗？

李靖得知天子有意让他出征后，当即找到房玄龄，让他向皇帝转告：“靖虽年老，固堪一行！”（《旧唐书·李靖传》）

李世民龙颜大悦。

不出所料，李靖这把宝刀果然未老。

贞观八年十二月，李世民命李靖为远征军最高统帅，李道宗与侯君集为副统帅，率契毖何力、执失思力、薛万均、薛万彻等人，下辖唐军和东突厥、铁勒、契苾等骑兵部队，组成六大兵团，以雷霆万钧之势，对桀骜不驯的吐谷浑发起了一场规模浩大的战争。

为了抵御唐朝的远征大军，吐谷浑积极施展外交手段，先后把南部的党项族人和洮州（今甘肃临潭县）的羌族人从唐朝阵营中拉拢了过去。党项人和羌人在这种时候背叛唐朝，无疑是在给吐谷浑当陪葬。

贞观九年（公元635年）三月，高甑生部率先对洮州羌发起进攻，很快就将其击溃。闰四月八日，李道宗部进抵库山（今青海湟源县南），大败吐谷浑的前锋部队，首战告捷。

面对来势汹汹的唐朝大军，慕容伏允感到了一阵莫大的恐惧。这个在位时间长达三十九年的可汗意识到——自己面临的将是一生中最危险的一场战争。

慕容伏允很清楚，以吐谷浑的国力和兵力，绝对不可能与强大的唐军抗衡，如果硬着头皮与其正面对决，无疑只有死路一条。

所以，唯一的办法只有一个字——拖。

具体的战略就是：首先，大幅度向吐谷浑西部的山区和沙碛地带后撤，保存实力，避敌锋芒；其次，利用吐谷浑国境的广袤和纵深拖长唐军的战线，让唐军在寻找对手主力的过程中疲于奔命，使其行军作战和后勤补给同时陷入困境；最后，凭借高原地区恶劣的自然环境挫尽唐军的锐气，再利用各种复杂地形进行阻击，并从各个方向出动小股部队进行袭扰，不断消耗其有生力量，最终拖垮唐军。

打不赢你，难道我还拖不死你？

李靖的主力部队刚刚抵达鄯州（今青海乐都县），慕容伏允就丢弃了他的王庭伏俟城，带着军队一撤两千里，轻装进入了沙碛地带（今青海柴达木盆地）。

临走之前，慕容伏允下了一道命令，把青海湖沿岸的广袤草场全部焚毁，给唐军留下了千里赤地和一片焦土。

这是一记狠招。

他想把唐军的战马活活饿死。

要想进行远距离作战，马匹没有草料是万万不行的。李靖得到这个不利消息后，立即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对策。以副统帅李道宗为首的多数将领认为：“马无草，疲瘦，未可深入。”（《资治通鉴》卷一九四）

侯君集立即反驳。他说：“吐谷浑才打了一场败仗就鼠逃鸟散，连侦察哨也消失得无影无踪，可见他们士气低落，无心恋战。眼下他们君臣离心，收拾他们易如反掌。若不把握战机，必然后悔不及！”

侯君集的看法与李靖不谋而合。

李靖知道，慕容伏允之所以弃城而逃，就是因为他非常了解李靖的打法，担心李靖又给他来一招长途奔袭，擒贼先擒王，使他重蹈东突厥颉利可汗的覆辙，所以才第一时间远避沙碛，企图一方面自我保全，一方面又拉长唐军的战线，最后伺机将唐军各个击破。

对于慕容伏允这种自作聪明的打法，李靖不禁冷笑。

针对敌方的图谋，李靖制订了一个“兵分两路、迂回包抄、大举扫荡”的宏大战略——北路由他亲自指挥，率领李大亮的部队和薛万均、薛万彻的部队，沿青海湖南岸由北向南作战，扫荡盘踞在大非川（今青海共和县西南切吉平原）一带的吐谷浑主力；南路由侯君集、李道宗两路部队组成，直插吐谷浑的大后方，进攻黄河源头的吐谷浑各部落据点，最后在大非川与李靖的部队会师，完成南北夹击、包抄合围之势，全歼吐谷浑军队的所有主力。

伏允啊伏允，你以为我李靖纵横天下数十载，靠的就是一招直捣王庭、猛虎掏心吗？

笑话，真是笑话！

你想拉长我的战线，把我一步步拖垮，再把我一块块吃掉是吧？

行，我成全你！

就让你伏允好好瞧一瞧，看看我李靖除了打擒贼先擒王的奇袭战之外，怎么打一场硬碰硬的歼灭战！

这是一场名副其实、艰苦卓绝的远征。

按照李靖的战略部署，唐朝的两路大军必须在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地区——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深入吐谷浑国境数千里，克服种种恶劣的自然条件，穿越复杂而陌生的地形，在缺乏粮草、补给和后援的情况下，进行远距离作战和大尺度迂回，追踪吐谷浑的主力并与其决战，其艰难和危险的程度可想而知。

这对于所有出征的将士——上至六十四岁的统帅李靖，下至每一个普通士兵来说，都是一场勇气、耐力和意志力的考验。

他们能经受住这样的考验吗？

由李靖率领的北线兵团，首先在曼头山（今青海湖南岸日月山）打响了第一战。

闰四月二十三日，李靖的部将薛孤儿带着一支轻骑兵，在曼头山与吐谷浑的军队遭遇。由于唐军是主动求战，而吐谷浑军是被动应战，所以双方的士气根本不可同日而语。唐军骑兵发起冲锋后，很快就将吐谷浑军击溃，不但斩杀了这支军队的首领——吐谷浑的一个亲王，而且缴获了大量的牛羊。

获得这些战利品后，唐军的士气更为高昂，而且更重要的是军粮也有了保障。

这就叫以战养战。

对于任何一支深入敌境、补给匮乏的军队而言，这四个字都是克敌制胜的不二法门。

曼头山战役后，李靖率部继续向纵深挺进，又在牛心堆（今青海湖南岸）打了一场胜仗。

闰四月二十八日，大军迅速推进到赤水原（曼头山西）。

在这里，唐军遭遇了自出征吐谷浑以来最危险的一场战斗。

因为连连败北，吐谷浑军队不甘心失败，于是在这里集结了一支重兵，给唐军设下了一个伏击圈。

唐军前锋薛万均、薛万彻部一进入赤水原，吐谷浑军队立即发起异常猛烈的进攻。薛氏兄弟率领麾下骑兵左冲右突，可漫山遍野都是敌军，根本无法杀出重围。一番鏖战后，兄弟二人身中多处枪伤，坐骑也被砍倒，只好下马作战。敌军的包围圈越缩越小，唐军伤亡惨重，战死者超过了三分之二，眼看就将全军覆没。

就在这万分危急的关头，左领军将军契毖何力奉李靖之命率援军赶到。他亲率数百骑突入重围，竭力反击。兵锋所过之处，敌军望风披靡，战场形势迅速逆转。最后唐军反败为胜，大破吐谷浑军队，俘虏其南昌王慕容秀俊，并再次缴获各种牲畜数万头。

其后，李靖的北线部队长驱直入，连战连捷：李大亮部在蜀浑山（今青海天峻县西部山区）击败吐谷浑军，俘虏了二十个亲王，获杂畜五万头；薛万均、薛万彻部在赤海（今青海茶卡盐湖）大破吐谷浑宰相天柱王率领的主力部队，缴获各种牲畜二十万头；稍后，执失思力又在居茹川（茶卡盐湖附近山川）击退了吐谷浑军队的反击。

北线部队在李靖的指挥下，以所向披靡之势横扫青海湖南岸，只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把盘踞在这一带的吐谷浑主力全部歼灭。

李靖不愧为千古名将。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南线的战况。

在南路，侯君集和李道宗部队遭遇了比北路更大的困难。因为南面都是高海拔地区，平均海拔起码要比青海湖沿岸高出1000米以上。将士们不但要克服严重的高原反应，而且所经之地荒无人烟，粮草和补给都供应不上，甚至连“以战养战”都不太可能。

南线部队面临的第一道障碍，名叫“汉哭山”（今青海鄂拉山）。

这座山为什么叫这个奇怪的名字，史书无载。但是依常理判断，这个相当不吉利的名字不可能是汉人自己取的，很可能是从前的汉人经过这座山时，经常会出现剧烈的高原反应，所以吐谷浑人才会以此命名，说这是一座让汉人哭泣的大山。

但是跟后面要遭遇的困难比起来，汉哭山根本算不上什么。

当唐军翻过此山，穿越破逻真谷（鄂拉山口）后，更为严峻的考验就来了。

南线部队此次远征的目标是分布在黄河源头的吐谷浑各部落，而从鄂拉山口到目的地之间，是绵延数千里的不毛之地和雪域冰川。唐军经过这里的时候，已经是阴历五月，在汉地早已是骄阳似火、热浪逼人，可这里却依然是一片白茫茫的冰雪世界。侯君集和李道宗部队整整跋涉了两千里，不但一头牛羊都找不到，而且连人马的饮用水也无从寻觅。将士们只好“人吃冰、马啖雪”（《资治通鉴》卷一九四），克服了种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

不过，令人欣慰的是，辛苦总是有回报的。

南线部队进抵乌海（今苦海，位于鄂拉山口西南）时，终于发现了一支吐谷浑的大股部队，其首领是吐谷浑的亲王梁屈葱。

好些日子没打过仗的唐军将士顿时大为兴奋，于是人人奋勇争先。经过一番激烈厮杀，吐谷浑军大败，梁屈葱被唐军俘虏。

不言而喻，南线部队同时也缴获了大量牲畜。

获得充分的补给之后，唐军开始长驱直入，从星宿川（今黄河源头的星宿海）一路打到柏海（今青海鄂陵湖和扎陵湖），连战连捷，彻底摧毁了吐谷浑在黄河源头一带的军事力量。

最后，南线部队胜利班师，与李靖部队会师于大非川。

此次远征，两路大军历尽千难万险，奔袭数千里，大小几十战，终于将吐谷浑军队的有生力量歼灭殆尽，完全实现了李靖预期的战略目标。

就算放在几千年的中国战争史上，这战都堪称难得一见的大手笔。

然而，慕容伏允仍然在逃。

没有把他彻底摆平，这场战争就谈不上完美。

此时，慕容伏允已经穿过柴达木盆地的戈壁荒漠，越过阿尔金山脉，一口气逃到了塔克拉玛干沙漠东南部的且末城（今新疆且末县）。

这里是吐谷浑国境的最西端。经过一个多月连续作战的唐军将士，还有没有勇气和力量进行数千里的追击？

有。稍事休整之后，李靖就发出了一道新的命令——追！

慕容伏允万万没有料到：唐军说来就来了。

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撒丫子跑吧！

于是伏允就跑，埋着脑袋继续跑，沿着突伦川（又称图伦碛，今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一直向西跑。

只是在跑路的过程中慕容伏允百思不得其解——唐军难道是铁打的？为什么如此辽阔的高原冰川非但拖不死他们，反倒被他们轻而易举地征服了？

慕容伏允逃进突伦川后，想想自己的国家好像也没有哪个地方是安全的了，要保住老命只有一条路可以走——投奔于阗。

留得这把老骨头在，或许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就像当年从隋帝国手中夺回失去的江山一样，慕容伏允想。

遗憾的是，这一次，伏允他老人家再也没机会了。

唐军前锋将领契毖何力一听说慕容伏允逃进了突伦川，马上要领兵再追。薛万均担心像上次那样遭遇伏击，坚决不同意。契毖何力瞪着眼说：“那老家伙现在没有城郭了，只能随水草迁徙，如果不趁他们聚居在此地时发兵袭取，一旦四散逃去，就没机会端他们的老巢了。”

话一说完，契毖何力也不管薛万均同不同意，自己挑了一千精锐骑兵，鞭子一甩就直奔突伦川而去。薛万均无奈，只好随后跟进。

时值盛夏，沙漠地带又严重缺水，被热辣辣的太阳暴晒几个时辰后，唐军将士个个嘴唇干裂，头晕目眩。最后没办法，只能杀了心爱的战马，生饮其血。

就是靠着这种坚毅顽强的精神，这群不怕死的硬汉终于进入了突伦川。

唐军再一次从天而降，慕容伏允的残余部众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们也没心思打仗了，个个抱头鼠窜，争相逃命。唐军轻而易举地砍下了数千颗首级，同时俘获牲畜二十余万头，并生擒了伏允的妻子和儿子。

慕容伏允跑得快，没被唐军逮着。可是在沙漠里跑了十来天，最后的一千多名骑兵几乎都跑光了。剩下的几个亲兵蓦然发现，再跟着这个国破家亡的老头混下去实在是没前途，索性一刀把他砍了，提着脑袋投降了唐军。

吐谷浑之战至此取得圆满胜利。

贞观九年五月十八日，李靖向朝廷呈上了捷报。

慕容伏允败亡后，唐朝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处置吐谷浑这个国家。

选择有两个：第一，把它从这个世界上抹掉，在其地建立羁縻州府；第二，扶植一个亲唐政权，让它在唐帝国的西大门站岗，防范并制约西域诸国。

很显然，后者比前者更节约成本，更高明，并且在道义上显得更为堂皇。

好在吐谷浑国内也不全是鹰派，有一个重要人物就是比较典型的亲唐派。

他就是慕容伏允的长子慕容顺。

此人久居汉地，对中原王朝有亲近之感；而且由于从小就出国当人质，太子之位被弟弟夺去，所以“意常怏怏”（《资治通鉴》卷一九四），回国后自然就成了一个“持不同政见者”。而自古以来，这种前朝政坛的“非主流”往往最适合充当新政权的领导人。

就在吐谷浑军队连连败北之际，慕容顺就意识到自己咸鱼翻身的机会来了，于是“顺因众心”，把一直独揽朝政的宰相天柱王斩了，顺势夺回了政权。慕容伏允一死，慕容顺便自然而然地“举国请降”，归附了唐朝。

贞观九年五月二十一日，李世民下诏，特准吐谷浑复国，册封慕容顺为吐谷浑第十八任可汗，兼大唐的平西郡王。此外，李世民还命凉州都督李大亮率部留驻吐谷浑，以防慕容顺镇不住人心。

吐谷浑平定后，丝绸之路上的驼铃声又像往常一样热闹起来了。

然而，表面的繁荣之下却隐藏着新的危机和隐患。

在吐谷浑西边，有一块地方始终令李世民放心不下。

那就是西域。

【日月照霜雪：征服高昌】

西域是一个统称，泛指今天的青海、新疆以及中亚的东部地区，涵盖的范围十分广阔。在西域之内，分布着大大小小数十个国家和部族，诸如西突厥、吐谷浑、党项、高昌、焉耆、龟兹、疏勒、于阗、罽宾、康国等，其中势力最为强大，唯一能与唐帝国抗衡的国家，无疑就是西突厥。

突厥是南北朝晚叶继匈奴和柔然之后崛起的一个游牧民族，隋文帝开皇三年（公元583年），突厥分裂为东、西两部。此后东突厥日益强盛，而西突厥则日渐衰弱。到了隋大业年间，也就是射匮可汗执政时代，西突厥的国力逐渐恢复，开始攻城略地，开疆拓土。唐武德初年，射匮可汗卒，其弟统叶护可汗继位。

统叶护是一代雄主，史称其“勇而有谋，善攻战”。他上台之后，进一步加大了对外扩张的力度，“北并铁勒，西拒波斯，南接罽宾，悉归之。控弦数十万，霸有西域！”（《旧唐书·突厥传》）

到唐太宗李世民即位的时候，整个西域的控制权已经牢牢掌握在西突厥手中。

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年底，西突厥突然爆发政变，统叶护可汗被其伯父莫贺咄所杀，莫贺咄随后自立为可汗。统叶护可汗的旧部不服从莫贺咄，遂拥立统叶护之子为可汗，称为肆叶护可汗。于是双方开打，西突厥陷入内战，对西域的控制开始削弱。

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唐帝国一举平定了曾经如日中天的东突厥，这对西域诸国无疑是一个极大的震撼。同年九月，伊吾（今新疆哈密市）国王率先摆脱西突厥的控制，亲自入朝，以其国七城归附唐朝，李世民在其地置西伊州。十二月，西域的一个重要国家高昌也向唐朝伸出了橄榄枝，国王麹文泰亲自到长安朝见。李世民隆重接待了他，不仅赏赐甚厚，而且赐其妻宇文氏姓李，封为常乐公主。

伊吾的归附和高昌的入朝让李世民大喜过望。

因为唐朝如果要经营西域，要从西突厥手中夺取对西域的控制权，就必须首先控制伊吾和高昌。

尤其是高昌——它的地理位置实在是太重要了。

从河西走廊出玉门关后，第一站是伊吾，第二站就是高昌。而伊吾面积狭小，与高昌不可同日而语，所以高昌的战略地位就显得十分突出。

高昌（今新疆吐鲁番市东）在汉代称为车师国，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两汉时期，汉朝与匈奴就曾经为了争夺此地而爆发多次战争。

要从西域诸国进入河西走廊，本来有两条通道：一条是南道，也就是穿过白龙堆沙漠，途经楼兰国，抵达玉门关；另一条是北道，就是穿过高昌国境，经伊吾到玉门关。

但是自从楼兰古国神秘消失后，南道就被废弃了，于是高昌自然就成为丝绸之路上独一无二的黄金通道，其重要性没有第二个国家可以取代。当初玄奘西行求法时就曾经在此滞留数月，差一点被麹文泰挽留而无法成行。

由于其地理位置的特殊性，高昌因此几乎垄断了西域与中原之间所有的过境贸易，从中获取了源源不断的巨额利润。

高昌的得天独厚令人羡慕，自然也就令人垂涎。

位于高昌西南面的焉耆就对此垂涎不已。

但是光垂涎是没有用的，心动不如行动。

焉耆人很快就行动了，他们卷起袖子喊出了一句令高昌人振聋发聩的口号——要想富，先修路！

是的，焉耆要修路，要把当初废弃不用的那条碛路——楼兰古道重新修起来。

贞观六年（公元632年），焉耆国王龙突骑支遣使到长安朝贡，“顺便”向唐太宗提出了请求——“开大碛路，以便行李”（《旧唐书·焉耆传》）。

李世民觉得这是个不错的主意。

反正多修一条路，对唐朝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更何况是地方政府自筹资金，又不要中央政府拨款，何乐而不为呢。于是李世民当即表示同意，并对焉耆善于搞活经济的思路和做法给予了高度肯定。

听到焉耆喊出修路的口号后，麹文泰本来就憋了一肚子气，如今听说他们居然还跑步进京，把唐朝政府的“红头文件”都搞到手了，顿时暴跳如雷。

这还了得！奶奶的，这不明摆着跟老子抢饭吃吗？

还有，这李世民也忒不靠谱了，对于这种抢人饭碗、恶性竞争的卑鄙行径不但不进行批评教育，反而还公开支持，鼓励纵容，这当的是哪门子天可汗！

麹文泰当即决定出兵，给龙突骑支一点厉害尝尝。

你小子想虎口夺食，老子就打得你满地找牙！

随后麹文泰便纵兵攻打焉耆国，并尽情地洗劫了一番，然后满载而归。

高昌估计是把焉耆打算修路的资金都抢走了，要不就是把他们搞活经济的勇气给吓没了，所以修路之事后来就莫名其妙地没了下文。

修路事件虽然不了了之，但高昌与焉耆却因此结下了梁子，而唐朝与高昌的关系也从此蒙上了一层阴影。

随后的几年里，高昌对唐朝越来越不客气，不但自己不来朝贡，而且屡屡拦截西域各国的入朝使者和过往商旅，摆出了“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蛮横架势。

这已经不叫垄断经营了，而是活脱脱一个车匪路霸。

麹文泰之所以敢如此嚣张，背后的原因跟西突厥有关。

西突厥在贞观初年爆发内战，后来肆叶护可汗击败莫贺咄，重新统一了西突厥。但是到了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西突厥就再度分裂为东、西二部，以伊犁水为界，西部由乙毗咄陆可汗统辖，东部由咥利失可汗统辖。两个可汗一方面大打内战，一方面又积极寻找外部盟友。东部的咥利失与唐朝通好，成了亲唐政权；西部的乙毗咄陆则与高昌结盟，成了麹文泰的后台老板。

正是有了这支西突厥势力的撑腰，麹文泰才会有恃无恐，屡屡与唐朝作对。

为了加强自己的垄断地位，麹文泰又于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与西突厥联兵进攻伊吾（西伊州），大有将其吞并并彻底封锁河西走廊之势。

李世民勃然大怒。

这一次要是再不出面干预，不但天可汗的脸面无存，大唐帝国的安全和利益也要受到赤裸裸的威胁和侵犯。李世民下诏怒斥麹文泰，点名要高昌的执政大臣阿史那矩入朝，当面做出解释。

可是，麹文泰却拒绝派遣阿史那矩，只派了长史麹雍来到长安，装模作样地向唐太宗谢罪。

李世民叫麹雍回去告诉麹文泰：要谢罪可以，但是要拿出点诚意和实际行动来。当初东突厥败亡时，很多流亡当地的汉人转而投奔了高昌，你们马上把这些汉人都送回来。

麹雍带着李世民的诏命回去后，麹文泰依旧装聋作哑，毫无行动。

非但如此，他还变本加厉，又联合西突厥大举进攻他的死对头焉耆，连破焉耆三座城池，大掠其男女而去。满腹冤屈的焉耆国王龙突骑支连忙遣使向天可汗告状。

李世民再次遣使诘问高昌。麹文泰却冷笑着说：“苍鹰在高天上飞翔，野鸡在荒草中躲藏，猫在堂间悠游嬉戏，鼠在洞里偷吃东西；各得其所，难道就不能各有各的活法、各有各的天地么？”（《资治通鉴》卷一九五：“鹰飞于天，雉伏于蒿，猫游于堂，鼠噍于穴；各得其所，岂不能自生邪？”）

明摆着，麹文泰根本就没把天可汗放在眼里。他甚至还遣使对薛延陀的真珠可汗进行挑拨，说：“既为可汗，则与天子匹敌，何必对唐朝卑躬屈膝，顶礼膜拜呢？”

李世民随即遣使对麹文泰发出了严厉警告：“为恶不诛，善何以劝！明年当发兵击汝！”

面对唐朝的战争威胁，麹文泰毫不示弱，开始高筑城墙，深挖壕沟，积极备战。

又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开始玩火了。

薛延陀的真珠可汗可不想引火烧身，他赶紧遣使向李世民大表忠心：“我受大唐厚恩，常思报答，请允许我发兵作为前锋进击高昌。”

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十一月，李世民对麹文泰发出了最后通牒，下诏“示以祸福，征之入朝”，希望他能悬崖勒马，悔过自新。然而，麹文泰却依旧置若罔闻，“称疾不至”。（《资治通鉴》卷一九五）

在所有的政治手段都宣告无效后，天可汗终于忍无可忍，只能开动战争机器。

是年十二月，李世民任命侯君集为交河行军大总管、薛万均为副总管，率赵元楷、阿史那·社尔等将领，大举发兵远征高昌。

听说唐朝真的出兵了，高昌朝野顿时人心惶惶，可麹文泰还是一脸镇定自若的表情。

他胸有成竹地对群臣说：“长安距我们七千里，其中沙漠戈壁就有两千里，地无水草，寒风如刀，热风如烧，大军岂能通过？以前我去长安，亲眼看见秦陇北部地区一片荒凉，城邑萧条，和隋朝根本没得比。如今他们伐我，发兵多则粮草运送不及，发兵若少于三万人，我们完全有力量将其制伏。现在我们最好的办法就是以逸待劳，坐收其弊。唐军若屯兵城下，最多二十天，粮食吃光，必定撤走。到时候我们就追，必能将其俘虏，根本用不着担心！”

大臣们听了，都觉得很有道理，满腔忧虑一扫而光，并且对国王麹文泰这种临危不惧的王者风范、这种蔑视一切帝国主义纸老虎的大无畏精神佩服得五体投地。

国王就是国王，心理素质就是比一般人强啊！

可是，让高昌人万万没有料到的是，短短几天后他们对麹文泰的信仰就彻底崩溃了。

因为麹文泰死了。

准确地说，他是被吓死的——“及闻王师临碛口，惶骇计无所出，发病而死！”（《旧唐书·焉耆传》）

高昌的臣民们目瞪口呆——几天前的豪言壮语犹然在耳，他怎么就死了呢？大敌当前、生死存亡之际，让他们无比景仰、无比信赖的这位国王怎么能抛下他的万千子民，说死就死了呢？

直到此刻，高昌人才蓦然发现，麹文泰的心理素质要远比他们想象的低得多。

可他已经两手一甩，双腿一蹬，撂挑子了。现在再去研究他的心理素质已经毫无意义。如丧考妣的高昌人赶紧把麹文泰的儿子麹智盛拥上王位，希望这位新国王能继承乃父遗志，带领他们抗击入侵之敌。

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五月，唐朝远征军抵达高昌边境的柳谷（今新疆哈密市东），此时侦察兵来报：“麹文泰的葬礼即将举行，达官显要都将云集于都城。”众将闻讯，纷纷建议直接对高昌都城发动突袭。侯君集却说：“不可，天子以高昌无礼，命我讨伐它，如今在人家的葬礼上发动袭击，不是吊民伐罪的正义之师。”于是命大军向高昌城东南的田城（今新疆鄯善县西南）进发，于次日拂晓兵抵田城城下。唐军命守军投降，守军不从，唐军随即发起强攻，只用了半天时间就将其攻克，俘虏了七千余人。

高昌国丧结束后，侯君集立刻命中郎将辛獠儿为前锋，向高昌城发起进攻。高昌军出城迎战，辛獠儿迅速将其击溃。随后，唐军主力全部进抵高昌城下。

麹智盛慌忙给侯君集写了一封信，说：“先王麹文泰得罪唐朝天子，已遭天惩，身已亡故。我继位时间尚短，恳请阁下怜悯体察。”侯君集回信说：“若真心悔过，当自缚双手到军营前投降。”

自缚投降？麹智盛当然不干。他老爸生前早把高昌城修筑得沟深城坚，何况西突厥的援军此时就驻扎在北边不远的可汗浮图城（今新疆吉木萨尔县）。既然手上还有这些筹码，麹智盛岂能不战而降？

高昌不降，唐军只好开打。

侯君集一声令下，士兵们迅速填平了护城壕沟，随即把云梯、撞车、抛石机、巢车等大型攻城器械全部推上战场，一股脑儿往高昌城上招呼。

一时间，箭矢飞石犹如暴雨倾盆而下，高昌城内顿时血肉横飞，一片哀号。守军一个个抱头鼠窜，纷纷躲进房屋里面，压根就不敢露头。

值得一提的是，唐军此役动用的这些攻城器械都是经过特殊改进的，不但打击力度超强，而且精确程度非常高，属于当时世界上技术含量最高的尖端武器。比如巢车，就是高昌人以前闻所未闻的东西。它的高度足有十丈，士兵躲在巢车中，足以“俯瞰城中”，“有行人及飞石所中，皆唱言之”。（《资治通鉴》卷一九五）

也就是说，巢车并不是攻击型武器，而是一种“精确制导”武器，犹如今天的卫星定位系统和电子制导仪器。在它的指挥下，唐军的抛石机指哪打哪，一打一个准。如果准确命中目标，车顶上的“观察员”就向下面汇报战况；假如没有命中，下面的投石手就根据观察员的提示，改变打击的角度和力度，直到命中为止。

在唐军的这种致命打击之下，高昌军根本没有还手之力。

眼看高昌城即将灭顶，麹智盛不住地向天祈祷，巴望着西突厥援军赶紧到来。

可是，西突厥的援军到底在哪里呢？

其实他们所在不远——就在唐军的军营里。

准确地说，是在唐军的俘虏营里。

尽管高昌很早就和西突厥乙毗咄陆可汗订立了攻守同盟，相约“有急相助”，然而，这种“相助”绝对是有条件的。如果是帮助高昌欺负伊吾、焉耆这些西域小国，顺便掳掠财帛子女，咄陆可汗的积极性当然很高，可要是碰上唐朝这样的巨无霸对手，咄陆可汗的态度马上就不一样了。

这一次，当侯君集的远征军刚刚抵达高昌国境，咄陆可汗就一溜烟跑了，“惧而西走千余里”（《资治通鉴》卷一九五），只留下一个亲王驻守可汗浮图城。没想到这个亲王比咄陆更怕死，咄陆前脚刚走，他后脚就开门投降了唐军。

事已至此，麹智盛还有什么指望呢？

这一年八月八日，彻底绝望的高昌国王麹智盛举城投降了唐军。侯君集随即兵分数路，把高昌境内的二十二座城池全部占领，俘获人口共计一万七千七百。

早在唐朝出兵之前，高昌国内就已经悄悄流传着一首民谣。

〖高昌兵马如霜雪，汉家兵马如日月。

日月照霜雪，回手自消灭！

（《旧唐书·焉耆传》）〗

这是一则末日预言。当时麹文泰怒不可遏，曾下令彻查初唱者，可后来却一无所获。麹智盛断然没有想到，他即位不过才几天，这则可怕的预言就应验了。

至此，曾经猖獗一时的高昌，终于像烈日下的霜雪一样化为乌有。

贞观十四年九月，唐太宗李世民在高昌故地设置西州，将可汗浮图城置为庭州，各置属县，同时在交河城（今新疆吐鲁番市）设置安西都护府，留兵镇守。

唐朝征服高昌后，“国威既震，西域大惧”！（《唐会要·高昌》）尤其是安西都护府的设立，既确保了丝绸之路上这条黄金通道的安全与畅通，又使得大唐帝国的疆域得到了极大的拓展，“唐地东极于海，西至焉耆，南尽林邑，北抵大漠，皆为州县，凡东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一万九百一十八里”（《资治通鉴》卷一九五）。

唐帝国在西域的强势介入令西突厥大为恼怒并且深感不安。

一山不容二虎。

西突厥一贯将西域诸国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他们自然不甘心就此放弃这个经营已久的“后花园”。

所以，围绕着西域诸国的控制权，一场激烈的较量在所难免。

【西域：激烈的较量】

西突厥自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分裂为东、西二部后，西部的乙毗咄陆可汗和东部的咥利失可汗一直处于混战状态，双方势均力敌。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底，咥利失可汗被叛乱的部下所杀，其麾下的另一个部落拥立其侄继位，是为沙钵罗叶护可汗。自此，咄陆的政权称为北汗庭，沙钵罗叶护的政权称为南汗庭。南汗庭继承了咥利失的外交政策，仍旧与唐朝通好，“累遣使朝贡”，唐太宗李世民则“降玺书慰勉”。（《旧唐书·突厥传》）

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七月，也就是唐朝征服高昌之后，李世民再次遣使前往南汗庭，赐以鼓纛，极力扶持这个亲唐政权。然而从这一年起，北汗庭的势力逐渐强大，“西域诸国多附之”，南汗庭的沙钵罗叶护可汗又在随后的一场战斗中被杀，北汗庭的咄陆可汗遂重新统一了西突厥。

这对唐朝来说实在是一个非常不利的消息。

因为南汗庭的败亡意味着唐朝几年来的外交努力付诸东流，而北汗庭的崛起则意味着西域的安全开始受到严重威胁。

果不其然，统一后的咄陆可汗“自恃强大，遂骄倨”，不但出兵攻灭了吐火罗，而且屡屡“拘留唐使者，侵暴西域”。（《资治通鉴》卷一九六）

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九月，西突厥突然发兵入侵伊州（伊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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