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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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仙芝跪地听宣后,和封常清一样,立刻被绑赴刑场。

到了刑场,看到封常清的尸身被随便裹了一张草席扔在那里,高仙芝顿时悲从中来,大声说:“我遇敌而退,死则宜矣。今上戴天,下履地,谓我盗减粮赐,则诬也!”(《资治通鉴》卷二一七)

我遇敌而退,固然应该以死谢罪。可今日上戴青天,下履黄土,说我克扣粮饷和朝廷赐物,则是赤裸裸的诬蔑!

当时,边令诚故意把将士们全部召集到刑场周围,让他们现场观刑,企图以此震慑三军。高仙芝面对将士们大喊:“我在京城招募了你们,虽然朝廷分发了一些物品,可事实上连起码的作战装备都不能凑足,本来打算与诸君一道破贼立功,博取朝廷高官重赏,不料敌人太过猖獗,只好引兵固守潼关。我如果真有克扣粮饷和赐物的行径,诸君就大胆揭发;可要是我没有这么做,诸君当替我喊冤!”

高仙芝话音刚落,将士们便不约而同地大呼冤枉,其声如雷,在整个潼关久久回荡。然而,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既然边令诚手中握着天子亲自颁发的斩决令,任凭三军将士喊破喉咙,也挽救不了高仙芝的性命。最后的时刻,高仙芝对着封常清的尸体说:“封二,子从微至著,我则引拔子为我判官,俄又代我为节度使,今日又与子同死于此,岂命也夫!”(《旧唐书·封常清传》)

说完这句话,刽子手的鬼头刀便已高高扬起。

而后,高仙芝双目圆睁的头颅便飞离身躯,滚落到了封常清早已冰凉的尸体旁。

其实,从安禄山悍然发动叛乱的那一刻起,像高仙芝和封常清这样的悲剧就已经注定了。因为,在盛世迷梦中浸淫日久的玄宗君臣和帝国军民,根本不具备丝毫的抗风险和抗挫折能力。所以,当盛世的美丽面纱被安禄山剥落殆尽,乍然露出苍白虚胖、萎靡孱弱的真实面目时,当歌舞升平、繁华富庶的太平图景被生灵涂炭、山河破碎的惨象彻底取代时,惊骇万分、恼羞成怒的唐玄宗就必然要抓几个人来背这口既难堪又沉重的历史黑锅。

换言之,总有人要为此付出代价,总有人要为帝国的不幸买单!

高仙芝和封常清确实是时运不济。因为他们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作出了一个在政治上极为错误的选择,所以注定要成为牺牲品。

然而,要为帝国买单的人绝不仅仅只是高仙芝和封常清。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曾经飞扬跋扈的杨国忠,曾经“三千宠爱在一身”的杨贵妃,都将作为这场历史性灾难的牺牲品,与盛世唐朝一同埋葬。同时被埋葬的,还有唐玄宗李隆基引以为豪的帝王伟业,以及刻骨铭心的绝世爱情。

当然,最先步高仙芝和封常清之后尘的人还不是他们,而是另一个帝国名将——哥舒翰。

自从天宝八年(公元749年)成功夺取石堡城后,哥舒翰就成了帝国最知名的将领之一,并日益受到玄宗的赏识和器重。战后,已担任陇右节度使的哥舒翰旋即加封为特进、鸿胪员外卿,加摄御史大夫,并赐一子五品官,赐绸缎千匹,田庄、豪宅各一所;天宝十一年(公元752年),又加封开府仪同三司;十二年(公元753年),进封凉国公,实封食邑三百户,并兼任河西节度使,不久又晋爵西平郡王;十三年(公元754年),加拜太子太保,又加食邑三百户,与前共计六百户。

毫无疑问,如果没有后来的安史之乱,哥舒翰必将躺在他那辉煌的功劳簿上,度过逍遥自在、荣华富贵的一生。

然而,命运之神有时候是很小心眼的。她如果给了一个人太多东西,就必然要从他那里夺走另外一些东西。

安史之乱爆发前,哥舒翰最先被夺走的东西是健康。

跟出身孤寒、刻苦自律的封常清恰好相反,哥舒翰从小就是个衣食无忧的纨绔子弟,由于父亲给他留下了一笔可观的财产,所以哥舒翰前半生从不为钱发愁。直到四十岁以后,老本全都吃光了,哥舒翰才在穷困潦倒、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愤然从军,没想到一不留神就成了名将。

功成名就之后,哥舒翰的纨绔习气又暴露无遗,“好饮酒,颇恣声色”(《旧唐书·哥舒翰传》),结果很快就把身体搞垮了。天宝十三年,哥舒翰突然中风,昏死了好久才苏醒过来。此后他便回到长安,一边寻医问药,一边安心静养,虽然头上挂着河西、陇右节度使的头衔,但实际上已经不再过问边务,而是“废疾于家”,在京师当起了寓公。

当寓公的日子虽然有些闷,但至少图个逍遥自在。可是,仅仅一年后,安史之乱就爆发了,所有人的命运都发生了巨大转折,哥舒翰当然也是在劫难逃。起初,哥舒翰根本没有料到命运会安排他走上前线——首先是因为身体状况不允许,其次是因为有高仙芝和封常清冲在前头,哥舒翰料想安禄山肯定蹦跶不了几天。

可他错了。

安禄山不仅一直在蹦跶,而且蹦跶得越来越凶!

得知东京陷落的消息后,哥舒翰就感到情况不妙了;紧接着,潼关又传来令他更为震惊的消息——高仙芝和封常清居然被玄宗双双砍掉了脑袋!

哥舒翰预感到——自己的太平日子马上就要到头了。

果不其然,高、封二人被杀数日后,玄宗就紧急传召哥舒翰入宫,命他顶替高仙芝的兵马副元帅之职,领兵八万,即刻进驻潼关,准备征讨安禄山。

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将,此时的哥舒翰早已掂量出了安禄山的实力——连高仙芝和封常清都败得那么惨,足见仓促招募的官兵根本不是叛军的对手。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是哪个将领顶上去,结果都只能是凶多吉少,而且十有八九会步高、封二人之后尘!

因此,哥舒翰便以病重为由极力推辞。

但是,国难当头之际,玄宗岂能容他逃避退缩?!国家平常花那么多钱养着你们,不就是为了今天吗?如果连你哥舒翰这样的名将都当缩头乌龟,那还有谁能站出来挽救国家危亡?

所以,玄宗毫不客气地拒绝了哥舒翰的请求。

就这样,哥舒翰硬着头皮,拖着病体,领着玄宗为他东拼西凑搞来的将近二十万乌合之众,万般无奈地进入了潼关。

潼关——这座威震天下的雄关,将继高仙芝和封常清之后,成为又一个帝国名将逃不过的鬼门关。

命运之神已经夺走了哥舒翰的健康,现在又夺走了他的安宁;很快,又将夺走他的尊严;最终,还将夺走他的生命…

当然,此时的哥舒翰没有料到结果会这么糟。虽然他对此次出征并未抱有多大的幻想,可还是存着一丝侥幸心理。在他看来,潼关毕竟是一座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关,安禄山想打进来也没那么容易。尽管自己麾下的这二十万人是一群乌合之众,可凭借这道天险及其坚固的防御工事,哥舒翰相信自己还是能够顶得住的。

然而,哥舒翰完全没有想到的一层是——如果玄宗下一道命令,让他出关与叛军决战,导致他丧失天险的凭恃,他会落入怎样的境地呢?

事实上,后来的战局确实是朝这个最坏的方向发展的。

因为玄宗果真下了一道逼迫哥舒翰出关决战的命令。

玄宗之所以下这道命令,是因为又有人向他进了谗言。

这次不是宦官边令诚,而是宰相杨国忠。

如果不是杨国忠在最关键的时刻怂恿玄宗作出了极端错误的决定,哥舒翰就不一定会败,潼关也不一定失守,长安也不会沦陷,玄宗就更不用像一条丧家之犬那样,带着杨贵妃和一帮宠臣仓皇逃亡巴蜀。

因为,就在安禄山忙于称帝的这个间隙,河北、河东两线战场均已出现重大转机,只要潼关不丢、京师无虞,李唐朝廷完全有可能一改战争初期的被动局面,从消极防守转入战略反攻,直至最终转败为胜。

河北、河东两线战场的转机,是得益于四个人的努力。

自从安禄山的十五万铁骑滚滚南下的那一刻起,这四个人就始终站在第一线,组织并领导当地军民同叛军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战斗。

河北战场,领导者是颜杲卿和颜真卿。

河东战场,领导者是郭子仪和李光弼。

第六章 对峙:唐朝与伪燕

【星火燎原:河北的抵抗】

颜杲卿和颜真卿是一对堂兄弟,他们的五代祖就是北齐名臣颜之推,著有享誉后世、流传甚广的《颜氏家训》。在这本书中,颜之推列举了平生所见所闻的许多历史掌故,以及自己的一些人生经历,用平实而不乏睿智的语言,对后代子孙进行了谆谆教诲,阐述了修身齐家、治学养生、为人处世、宗教信仰等诸多方面的道理。该书虽被冠以《家训》之名,但由于其中蕴含着许多宝贵的人生智慧,所以一问世便迅速流传开来,被人们争相传诵,逐渐成为人格教育方面的范本和经典,影响了后来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

颜氏兄弟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长大,其学问、修养与人格境界自然皆非常人可比。当安禄山的叛军席卷大河南北,大多数唐朝官吏都望风而降的时候,他们之所以能够宁死不屈,以巨大的勇气同叛军进行艰苦卓绝的抗争,其内在动力未尝不是来自于他们的家学渊源。

二颜入仕的时间差不多,都是在开元中期。其中,颜杲卿以父荫入仕,史称其“性刚直,有吏干”,最初在魏州担任录事参军,就干出了显著的政绩,“振举纲目,政称第一”(《旧唐书·颜杲卿传》)。其后屡获升迁,于天宝十四年出任常山(今河北正定县)太守。

与精明干练的堂兄颜杲卿相比,颜真卿属于比较纯粹的读书人。史称他“少勤学业,有词藻,尤工书”(《旧唐书·颜真卿传》)。所谓“尤工书”,就是善于书法。众所周知,颜真卿是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书法大师之一,他将纂书、隶书等笔法揉进楷书,独创了别具一格的“颜体”书法,后世把他和初唐的欧阳询、晚唐的柳公权、元人赵孟頫并誉为“楷书四大家”;其中,颜真卿和柳公权还被并称为“颜筋柳骨”。

开元中期,颜真卿以甲科的优异成绩进士及第,此后正式入仕,担任监察御史,期间数度出巡河西、陇右、河东、朔方等地,监察地方的屯田、军备等事宜,执法以公正严明著称。当时,五原郡(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北)发生了一起大案,其中颇有冤情,当地官吏久拖未决,颜真卿以朝廷特使的身份前往,很快就查明了这桩冤案。巧合的是,自从冤案发生后,当地便久旱不雨,可颜真卿刚把案子解决掉,老天爷立刻降下甘霖。当地百姓惊喜万分,都把这场雨叫做“御史雨”。

此后的几年,颜真卿不断升迁,历任侍御史、东京畿采访判官、武部员外郎等职,但由于为人正直耿介,从不拍杨国忠的马屁,所以不久就被排挤出朝,外放为平原(今山东陵县)太守。

颜氏兄弟出任地方太守之时,正值安史之乱前夕。此时的他们当然不会想到,命运即将把他们一举推上时代的风口浪尖。

颜杲卿的常山郡位于范阳的西南方,属安禄山的管辖范围;颜真卿的平原郡位于正南方,虽不属范阳管辖,但和常山一样,距离范阳都只有十来天路程。也就是说,安禄山的叛军一旦南下,他们所在的郡就是首当其冲的最前线。

天宝十四年十一月九日,安史之乱爆发,叛军于次日大举南下。九天后,安禄山亲率大军进抵藁城(今河北藁城市)。此地是常山下辖的一个县,与常山郡城近在咫尺,颜杲卿知道自己兵力薄弱,如果强行抵抗,其结果只能是城破人亡。好汉不吃眼前亏,为人精明的颜杲卿决定采用权宜之计——暂时以诈降的方式麻痹安禄山。

随后,颜杲卿带着长史袁履谦前往藁城晋见安禄山。安禄山觉得颜杲卿还算识时务,就赏给了他三品紫袍和金鱼袋。可与此同时,安禄山也多留了一个心眼,把颜杲卿的一些子弟留在军中作为人质,然后命他仍旧镇守常山。此外,安禄山又派部将李钦凑率数千人马进驻井陉口(太行八陉之五,位于今河北鹿泉市西),一方面防备河东与朔方的官军,一方面监视颜杲卿。

在返回常山的路上,颜杲卿指着身上的紫袍和金鱼袋,苦笑着对袁履谦说:“穿这玩意儿干什么?”

袁履谦心领神会。回到常山后,颜杲卿立刻与袁履谦暗中募兵,并加固城防工事,随时准备起兵反抗安禄山。

和猝不及防的颜杲卿比起来,颜真卿似乎要更敏锐一些。

因为他很早就嗅出了叛乱的气息。

安禄山起兵前夕,平原郡连日暴雨,颜真卿遂以城墙老旧、担心垮塌为由,积极组织人员整修城墙、挖深壕沟,同时囤积粮草,并整理完善了全郡预备役人员的相关资料,以备随时扩充兵力。在做这一切的同时,颜真卿表面上却装出一副无所事事的样子,天天招呼一帮文人学士泛舟河池,饮酒赋诗,希望以此消除安禄山的疑心。

然而,颜真卿的异动并没有瞒过安禄山的眼睛,马上就有耳目一五一十向他作了奏报。可在安禄山看来,颜真卿只是不懂军事的一介书生,就算他早有防备,也绝对翻不了什么大浪,所以安禄山并没有放在心上。

安禄山起兵后,第一时间向颜真卿发出了一道公函,命他率平原、博平(今山东聊城市)两郡士兵七千人,即刻进驻黄河渡口,为南下的叛军打前锋。

安禄山这一招实在是损。如果颜真卿按兵不动,那就等于不打自招,承认自己和安禄山不是一条心;如果他服从命令,那也等于是当了安禄山的炮灰。总之,不管颜真卿作何反应,其结果都很被动。

不过,颜真卿是不会被安禄山牵着鼻子走的。既然安禄山都敢于和朝廷反目成仇,他颜真卿又何惜与安禄山撕破脸面?

所以,在接到安禄山牒文的那一刻,颜真卿没有丝毫犹豫,立即派遣部将李平抄小道飞驰入京,向玄宗禀报河北的战况,同时表明自己誓死捍卫家园的决心。

李平到达长安时,河北郡县几乎已经全部投降了安禄山,玄宗每天接到的,都是令他极度失望和痛心的消息。这位心力交瘁的老皇帝曾经面对满朝文武发出哀叹:“二十四郡,曾无一人义士邪?!”(《资治通鉴》卷二一七)直到李平入朝,玄宗才像在茫茫黑夜里看见了一丝光明,又惊又喜地对大臣们说:“朕连颜真卿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没想到他竟能做出如此义举!”

在与朝廷取得联系后,颜真卿公然揭起了反抗安禄山的大旗。由于备战充分,旬日之间,颜真卿就招募了一万多名勇士。随后,他又派人至常山,与堂兄颜杲卿相约共举义兵,以掎角之势遥相呼应,“断贼归路,以纾西寇之势”。(《旧唐书·颜杲卿传》)

安禄山万万没想到,正当他在前方高歌猛进、一路势如破竹的同时,颜氏兄弟已经在他后院燃起了一把熊熊烈火…

东京陷落后,以河南尹达奚珣为首的大部分官吏都投降了安禄山,唯独东京留守李憕、御史中丞卢奕(开元宰相卢怀慎之子)、采访判官蒋清等少数几人宁死不屈,同日被安禄山诛杀。

为了炫耀武功并杀一儆百,安禄山命部下段子光带上李憕等三人的首级,到河北各郡作巡回展览。十二月十七日,段子光得意洋洋地来到平原郡,可迎接他的并不是畏惧的眼神和谄媚的笑脸,而是颜真卿义愤填膺的一声怒喝:“来呀,把这家伙给我拿下!”

段子光还没回过神来,就被五花大绑推了出去,并一刀砍成了两段。颜真卿随即厚葬了李憕等三人,并召集全体将士祭奠凭吊。

颜真卿在平原郡的首倡义举很快得到了周边各郡的响应。随后,景城(今河北沧州市东南)、饶阳(今河北深州市)、河间(今河北河间市)、济南(今山东济南市)等地的唐朝官吏纷纷诛杀安禄山任命的官员,然后各自拉起队伍,少则数千人,多则上万人,共同推举颜真卿为盟主,一致反抗安禄山。

随后,玄宗又下诏擢升颜真卿为户部侍郎,仍兼平原太守。

昔日不被安禄山放在眼里的一介书生,此刻已然成为河北抵抗运动的领导人。

与此同时,颜杲卿在常山也迅速展开了行动。

他的首要目标是拔掉安禄山安插在他身边的那颗钉子——李钦凑。

颜杲卿假造了一份安禄山的军令,命李钦凑率部来常山接受犒赏。十二月二十二日傍晚,李钦凑兴冲冲地赶到常山,颜杲卿让袁履谦等人准备了丰盛的酒宴,席间还有歌伎舞女作陪助兴。李钦凑和他的部下立刻开怀畅饮,很快就酩酊大醉,横七竖八地躺倒在宴会厅上。

袁履谦朝手下使了个眼色,还在梦乡中的李钦凑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掉了脑袋,而他的一帮亲信也全都被俘。次日,颜杲卿将这些俘虏全部斩首,然后命人驱散了仍然驻留在井陉的小部分叛军,控制了井陉口。

数日后,安禄山派部将高邈、何千年回幽州征兵,二人经过常山时,颜杲卿又派人用相同手法把他们双双擒获。当时,叛军将领张献诚(张守珪之子)正奉安禄山之命围攻饶阳。何千年为了保命,就向颜杲卿献计说:“在下有一计,既能确保常山不失,又能立解饶阳之围。”他的计策是:派人四处散布消息,声称李光弼已率领一万精锐自河东出井陉口,准备先解饶阳之围,再北上直捣范阳,听到这个消息,不仅南下的叛军会军心动摇,张献诚也必然会解围而遁。

颜杲卿大喜,当即依计而行,张献诚果然连夜遁逃。颜杲卿随即派人进入饶阳慰劳将士,同时命人分赴周边各郡,说:“朝廷大军已自井陉口东进,随时会到,届时必将扫平河北诸郡的叛乱。在此之前,若主动回归朝廷的,必定重重有赏;倘若执迷不悟,顽抗到底,必定会被诛杀!”

河北诸郡本来就不是真心投降安禄山,如今听说官军马上要打回来了,于是一个个相继反正,前后总共有十七个郡宣布脱离安禄山,仍旧遵奉朝廷号令。“其附禄山者,惟范阳、卢龙、密云、渔阳、汲、邺六郡而已”。(《资治通鉴》卷二一七)

星星之火就这样形成了燎原之势。

随后,颜杲卿乘胜而进,又派了一个叫马燧的手下前往范阳,游说安禄山任命的留守长官贾循,让他归降朝廷。马燧说:“安禄山负恩悖逆,虽然暂时得到了洛阳,但终究会灭亡。公若能揭起义旗,诛杀几个拒不从命的将领,以范阳归国,颠覆安禄山的根基,此乃千载难逢的不世之功啊!”

贾循动心了。可是,慑于安禄山的淫威,贾循还是有些心悸,所以一直犹豫不决。

贾循的优柔寡断不仅让他与“不世之功”擦肩而过,并且为他召来了杀身之祸。

因为隔墙有耳。

安禄山的一个部将不知从哪里得到了消息,立刻派人飞报安禄山。

此时,安禄山已经亲率大军出了洛阳,正打算进攻潼关,西取长安。不料,河北接连传来十七郡先后反正的消息,紧接着又得到了贾循企图反叛的密报,刚刚走到新安(今河南新安县)的安禄山不禁惊出了一身冷汗,旋即掉转马头,返回洛阳,并命人火速赶回范阳解决贾循。

数日后,安禄山特使抵达范阳,秘密绞死了贾循,而且屠杀了他的所有族人。马燧风闻贾循被杀,慌忙逃出范阳,躲进了西山,被一个隐士收留,就此逃过一劫。

这个大难不死的马燧,后来成了德宗一朝的著名将领,在捍卫李唐社稷、平定藩镇之乱的战场上立下了赫赫功勋。

安禄山诛杀贾循后,命部将牛廷玠执掌范阳军务,同时又接连下了两道命令,一道给了驻留河北的骁将史思明,一道给了驻守河内(今河南沁阳市)的大将蔡希德,命前者率步骑万人南下,命后者率精兵万人北上,目标是同一个——围攻常山。

安禄山之所以如此气急败坏,一下子打出史思明和蔡希德这两张王牌,显然是因为颜杲卿和颜真卿在他后院点燃的这把火确实烧痛了他。

不赶紧将这把火扑灭,安禄山唯恐自己的老巢随时有被焚毁的危险。霸业新举,宏图初展,范阳怎么能在这个时候出问题呢?尤其是在安禄山正准备登基称帝的这一刻,范阳更不能出任何问题!

【临危受命:郭子仪和李光弼】

公元756年阴历正月初一,安禄山在东京洛阳举行了登基大典,自称大燕皇帝,建元圣武,以达奚珣为侍中,张通儒为中书令,高尚、严庄为中书侍郎,同时任命了文武百官,正式与李唐王朝分庭抗礼。

就在安禄山黄袍加身的这个时候,史思明和蔡希德也已经完成了对常山的合围。

小小的常山,能挡得住两万燕军铁骑的进攻吗?

此时,距颜杲卿诱杀燕将李钦凑、起兵反抗安禄山才只有八天,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颜杲卿根本来不及对常山的防御工事进行加固。也就是说,在燕军的日夜猛攻之下,常山城危在旦夕,随时可能被攻陷。

颜杲卿一边率众登城拒战,一边派人突围而出,自井陉口奔赴太原,向兵精粮足的太原尹王承业送去了十万火急的求救信。

从太原到常山大约只有四百里路,如果派出一支轻骑兵昼夜急进,不出三天便可抵达常山,就算不能马上解除常山之围,至少也能削弱燕军的进攻力度,为后续援军的到达赢得时间。

然而,让颜杲卿万万没有料到的是——王承业居然按兵不动,自始至终没有派出一兵一卒!

颜杲卿当然不会想到,王承业正眼巴巴地盼着他早点死…

早在常山被围之前,颜杲卿就派儿子颜泉明和部下张通幽等人,携李钦凑首级(同时押解何千年、高邈)入朝奏功,途经太原时,张通幽打算投靠位高权重的王承业,就向他献计,让他暂时扣留颜泉明,再写一道奏表,把诱杀李钦凑,俘获何千年、高邈的功劳据为己有,然后另行遣使入朝,向天子邀功请赏。

王承业深以为然,当即依计而行。玄宗得到献俘后,大喜过望,旋即“拜承业羽林大将军,麾下受官爵者以百数”。(《资治通鉴》卷二一七)

王承业偷了颜杲卿的功劳,难免做贼心虚。所以,当他听到常山被围的消息后,非但不可能出手相救,反而只会盼着颜杲卿赶紧城破身死。道理很简单,颜杲卿要是不死,迟早有一天会揭发王承业的“窃功”之罪,如今燕军恰好跑来帮他杀人灭口,王承业当然乐得作壁上观了,又怎么可能去救颜杲卿呢?

常山的命运就此注定。

在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的情况下,颜杲卿仍旧率众浴血奋战,一直坚持到正月初八,终于城破被俘。史思明和蔡希德入城后,纵兵屠杀常山军民,前后共杀了一万多人,随后将颜杲卿和袁履谦押往洛阳。

就在常山陷落的几天前,玄宗意外得知了“献俘”的真相(窃功邀赏、见死不救的王承业半年后就被玄宗派人诛杀了),赶紧擢升颜杲卿为卫尉卿兼御史大夫,擢升袁履谦为常山太守。然而,诏命未及下达,常山就已经落入燕军之手了。

颜杲卿和袁履谦被押到洛阳后,安禄山指着颜杲卿的鼻子狠狠数落,说:“你本来不过是个小小的范阳户曹,是我保举你为判官,没过几年,又让你升到太守之位,我哪里对不起你了,你要造我的反?”

颜杲卿怒目圆睁,破口大骂:“你本来不过是营州牧羊的一个羯奴,天子一直把你提到了三镇节度使,恩幸无比,哪里对不起你了,你要造他的反?我颜氏世代皆为唐臣,禄位皆为朝廷所有,虽受你保荐,岂能跟你一同造反?我为国讨贼,恨不得亲手杀了你,岂能说是‘反’?!臊羯狗,废话少说,赶紧杀了我!”

安禄山气得七窍生烟,立刻命人对颜杲卿和袁履谦施以凌迟之刑。

凌迟,又叫剐刑,俗称“千刀万剐”,是中国古代最残酷的刑罚之一。受刑者身上的肉被一片一片地剐下来,但不会马上咽气,而是能清醒地感受到受刑过程中每一丝每一毫的痛苦,可谓惨烈至极,绝非一般人所能承受。

然而,颜杲卿和袁履谦不愧是铁打的汉子,在整个行刑过程中,他们始终骂不绝口。直到咽气的那一刻,他们的詈骂声才戛然而止。与颜杲卿同日被杀的,还有当初被安禄山扣为人质的多个子侄,以及在常山被俘的许多家眷和族人。据《资治通鉴》称,颜氏一门死于燕军刀斧之下的,前后共有三十余人。

随着常山的陷落和颜杲卿的壮烈殉国,轰轰烈烈的河北抵抗运迅速陷入低潮。史思明和蔡希德挟新胜之威,“引兵击诸郡之不从者,所过残灭;于是邺、广平、巨鹿、赵、上谷、博陵、文安、魏、信都等郡复为贼守”(《资治通鉴》卷二一七)。只有饶阳、河间、景城、平原、清河等少数几个郡仍然在坚持抵抗。

随后,史思明等人又率部猛攻饶阳,河间和景城的唐军先后出兵解救,却被史思明一一击溃。

面对燕军骁将史思明的疯狂扫荡,河北官军已无抵御之力,完全有可能被逐一击破。

河北全线告急,玄宗顿时心急如焚。

危难之际,玄宗自然把目光转向了长安的北面——朔方与河东。

除了河北、河南的第一战场外,那里是官军与叛军交锋的第二战场。此刻,有一个英勇矫健的身影正活跃在这个战场上。

他就是时任朔方节度使的郭子仪。

玄宗知道,眼下除了驻守潼关的病恹恹的哥舒翰,能够临危受命、力挽狂澜的人,就只有这个郭子仪了。

郭子仪,华州(今陕西华县)人,生于武周神功元年(公元697年),官宦人家出身,其父郭敬之曾历任绥、渭、桂、寿、泗五州刺史。史称郭子仪“长六尺余,体貌秀杰”(《旧唐书·郭子仪传》),也就是长得高大威猛、相貌堂堂,几乎天生就是一块军人的料。所以,年轻时代的郭子仪就进京参加了武举考试,结果力拔头筹,以“高等”的成绩登第,旋即被授予左卫长史之职,从此进入帝国军界。

郭子仪入仕后,曾在边疆诸镇辗转担任边关将领,经过长期历练,积累了极为丰富的军事经验。天宝八年(公元749年),郭子仪被擢升为左卫大将军,出任横塞军使。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横塞军改名天德军,郭子仪仍旧担任军使,同时兼任九原太守、朔方节度右兵马使。从郭子仪的履历不难看出,他其实是一个大器晚成的人。

安史之乱爆发的前一年,他已经五十八岁、年近花甲了,论年龄和资历,他绝对可以称得上是一个老将,可他的职务却只是区区的朔方节度右兵马使。也就是说,当高仙芝、封常清、哥舒翰等人早已名震朝野、一个个成为手握重兵的封疆大吏的时候,郭子仪在帝国军界仍然是一个排不上号的人物。

如果没有安史之乱,郭子仪有没有资格在史书中被单独列传恐怕都是一个问题,更不用说要作为一个“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的一代名将而永垂史册了。

安史之乱改写了很多人的命运,比如高仙芝、封常清,还比如稍后的哥舒翰、杨国忠、杨贵妃,以及玄宗李隆基等等…然而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被改得一塌糊涂、惨不忍睹;而由原本的默默无闻、普普通通被最终改得名扬天下、光芒万丈的人物,恐怕就非郭子仪莫属了。也许,这就是所谓的时势造英雄。

当然,前提是你必须有成为英雄的潜质,否则时代的汹涌大潮一扑过来,非但不能造就你,反而有可能一口吞噬你。

其实,每当巨变的时代大潮来临,被吞噬的苍生千千万万,而被造就的英雄往往只有一个两个。能成为英雄的人,首先要看上苍是否点选了你,其次要看你是否已经作好了充分的准备。闽南语歌曲中有一句经典歌词,叫做“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其实在我看来,“天定”和“打拼”应该五五开,无论哪一方面弱一些,都有可能导致一个英雄的夭折。

而在郭子仪身上,运气和能力似乎被分配得极为均衡、恰到好处,所以他才能在危急存亡之秋脱颖而出,成长为一个千古流芳的英雄人物,并且还能在日后不被当权者兔死狗烹,把令人艳羡的权力、地位、名望、富贵保持了整整一生,甚至还能泽被后人,惠及子孙。

放眼古今,这样的成功实属绝无仅有。

因此,后世有人把郭子仪称为“福禄寿考,千古一人”,实非过誉之词。

天宝十四年十一月,就在安史之乱拉开帷幕的时候,郭子仪的辉煌人生也随之同步开场了。由于当时的朔方节度使安思顺是安禄山的堂兄弟,玄宗自然是极不放心,所以第一时间就把安思顺召回了朝廷,转任户部尚书,同时擢升右兵马使郭子仪为朔方节度使,兼卫尉卿、灵武(今宁夏灵武市)太守,命他率部进入河东战场。

这一年,郭子仪已经五十九岁。

安禄山亲率大军南下的同时,命他的党羽、大同军使高秀岩自驻地(今山西朔州市东)出兵,攻击振武军(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以此开辟第二战场,一方面牵制朔方与河东的唐军,一方面自北而南威胁关中。可是,高秀岩刚一出兵就遭到了郭子仪的迎头痛击,不得不缩回老巢,另派部将薛忠义进攻静边军(今山西右玉县)。郭子仪闻报,立刻命左兵马使李光弼、部将仆固怀恩等人率部截击,大破薛忠义军,斩杀叛军骑兵七千人。随后,朔方军又乘胜进围云中(今山西大同市)、克复马邑(今山西朔州市),并打通了一度被叛军控制的战略要地东陉关(今山西代县东)。

朔方军在河东连战连捷,重挫叛军兵锋,使郭子仪一跃而为朝野上下最为瞩目的将帅。玄宗立刻论功行赏,加封郭子仪为御史大夫。

就在河东战场捷报频传的时候,常山被史思明攻陷,河北告急,玄宗不得不命郭子仪解除云中之围,主力暂返朔方休整、补充兵员,准备南下克复东京,同时让他推荐一名优秀将领,并拨出一部分兵力,令其从井陉关东进,火速驰援饶阳,挽回河北局势。

郭子仪向玄宗推荐的这个人选,就是日后平定安史之乱的二号功臣——李光弼。

李光弼,契丹人,生于中宗景龙二年(公元708年),祖辈是契丹酋长,祖籍营州柳城(今辽宁朝阳市),算起来和安禄山、史思明还是老乡。李光弼的父亲是李楷洛,官至朔方节度副使,封蓟国公,以骁勇果敢闻名军中。

都说虎父无犬子,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之下,李光弼从小就“善骑射,能读班氏《汉书》”,年纪轻轻就进入了军界,而且起点颇高,“少从戎,严毅有大略,起家左卫郎”。(《旧唐书·李光弼传》)

天宝初年,三十出头的李光弼已经官至朔方都虞候。天宝五年(公元746年),河西节度使王忠嗣对李光弼非常赏识,遂将其纳入麾下,拔擢为河西兵马使。当时,王忠嗣逢人便说:“李光弼这个年轻人,将来必能坐上我的职位。”由于王忠嗣的青睐,加上李光弼本人确实有才,所以他很快就在河西军中声名鹊起,“边上称为名将”。

天宝八年(公元749年),李光弼又升任河西节度副使,封蓟郡公。成为河西二把手的这一年,李光弼才刚刚四十出头,而大他十余岁的郭子仪此时还只是一个不为人知的横塞军使。换言之,截至天宝中期,李光弼的官职、爵位、名望,其实都已经远在郭子仪之上。如果说郭子仪是大器晚成的典型,那么李光弼则无疑是少年得志的代表。

然而,谁也没有料到,就是这个被所有人都非常看好的后起之秀,几年后却突然辞官归隐,一下子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以至让李光弼亲手毁掉了自己的大好前程呢?

原因说起来很简单,但又很令人费解。

那是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朔方节度使安思顺爱李光弼之才,遂奏请朝廷,任他为朔方节度副使、知留后事。安思顺这么做,显然是把李光弼当成了自己的接班人。如果不出什么意外,几年后李光弼就能顺理成章地继任节度使,成为帝国的封疆大吏。

可意外还是出现了。因为安思顺太欣赏李光弼,所以在提拔他的同时还附带了一个条件,就是想招他做女婿。按理说这本来是好事,当时安禄山还是玄宗的头号宠臣,安思顺自然也跟着沾光,所以,能成为安思顺的乘龙快婿,这对李光弼日后的仕途发展绝对是有好处的。

但是,李光弼却一口拒绝了。

他不但一口拒绝,而且干脆把安思顺给他的官也一块辞了。

史书没有解释李光弼作出如此反常举动的原因,可我们不妨作一些推测。当时,李光弼肯定早有妻室,而安思顺则肯定不希望自己的女儿嫁过去做小,所以,他很可能是希望李光弼把原配夫人休掉,再让女儿嫁过去当正室。

如果我们的推测成立,那么这桩婚事对李光弼来讲就不是什么让人愉快的事情了。也就是说,他必须作出选择——要么舍弃结发妻子,拥抱大好前程;要么舍弃高官厚禄的诱惑,坚守自己的道德底线。

李光弼最终选择了后者。

这似乎可以说明,在李光弼心目中,道德伦常的分量要比功名利禄重得多。《旧唐书·李光弼传》中有一个容易被人忽略的细节,或许可以为我们的上述推测作一个旁证。该传有一句话说:“(光弼)丁父忧,终丧不入妻室。”也就是说,李光弼在为父亲守丧期间,严格遵守当时的礼制约束和道德规范,始终没有和自己的妻子同房。

在今天的人看来,这似乎不值一哂;可对古代人来说,这却是一个人具有高尚节操的标志。从这件事,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结论——李光弼这个人具有很强的道德观念,为了维护这个最根本的东西,他可以舍弃很多其他东西。

也许,这就是李光弼拒绝婚事并愤然辞官的深层原因。

可是,真正有才的人是不会被长期埋没的。就算李光弼辞了安思顺的官,还是有很多爱才的人会抢着要他。

所以,安史之乱一爆发,郭子仪立刻把李光弼招至麾下。如今,玄宗要郭子仪推荐一位优秀将领去平定河北,郭子仪就毫不犹豫地保举了李光弼。

天宝十五年(公元756年)正月初九,玄宗正式任命李光弼为河东节度使、摄御史大夫,稍后又加河北道采访使,让郭子仪从朔方军中拨给他一万精锐,命他即刻奔赴河北战场。

就在李光弼率部开赴河北的同时,史思明的燕军正围着饶阳城日夜猛攻。

虽然这座城池的抵抗力度远远出乎史思明的意料,此外还有情报显示河东援军正向河北快速挺进,但史思明似乎并不担心。

自从开战以来,他就根本没把任何一支唐军放在眼里。他不相信有能打胜仗的唐军,更不相信有能战胜他史思明的唐军。所以,尽管已经围着饶阳打了好些日子,燕军将士也为此付出了相当的伤亡,可史思明还是一副指挥若定、信心满满的样子。

此时的史思明并不知道,即将进入河北的这个叫李光弼的人,将和他所见过的任何一个唐军将领都不一样。

准确地说,这是一个能打胜仗的唐将,而且是一个能把他史思明打得满地找牙的唐将!

天地万物总是相生相克的,人与人当然也不例外。

从这个角度来说,李光弼就是史思明命中注定的天敌,也是他生命中最大的梦魇。

【史思明的梦魇】

史思明,本名窣干,跟安禄山一样,都生于营州,都是“杂种胡人”,而且巧合的是,两个人的生日只隔一天——史思明早一天生,安禄山晚一天生。从小,两个人就是一对死党,经常联手跟人打架,而且都很凶悍,所以在乡里“俱以骁勇闻”。

据说,史思明长得“姿瘦,少须发,鸢肩伛背,倾目侧鼻”(《旧唐书·史思明传》)。简单说就是一副痨病鬼的模样。在古时候的戏台上,这副尊容上去演奸臣绝对是不用化妆的。和史思明恰好相反,安禄山从小就生得白白胖胖,虎背熊腰,好像史思明身上的肉都长到他身上去了。可以想象,当这一胖一瘦俩兄弟肩并着肩招摇过市的时候,整条街上的人肯定都会向他们行注目礼。如果那时候有相声、小品什么的,这哥俩往那一站,就是一对天造地设的绝佳拍档。

成年以后,史思明和安禄山就很少在街上跟人打架了,而是专心致志地学起了外语(蕃语)。估计俩人没少互相勉励、互相督促什么的,所以安禄山很快就掌握了六门外语,而史思明不多不少,恰好也学会了六门。

掌握多门外语后,他们就学以致用,一起跑到边境集贸市场上当了贸易中介(互市牙郎)。可惜他们财运不佳,干了好些年也没发财,于是安禄山就又找了一个副业——偷羊。晚上偷羊,白天卖羊。为了早一天出人头地,安禄山一直在夜以继日地勤奋工作。史书没有记载史思明是否参与了安禄山的偷羊活动,但根据这哥俩的关系推测,不参与几乎是不可能的。

而且,他们哥俩干活时肯定也有明确分工。安禄山脑子好使,可身子太胖行动不便,所以事前的踩点、下手时的望风、事后的销赃等工作,估计都由他负责;而史思明身轻如燕、反应敏捷,最适合干那些飞檐走壁、翻墙扒门的具体工作。总之,哥俩有羊一起偷,有钱一块挣,配合得相当默契。

但是,常在河边走,总有湿鞋的时候。有一回,他们就失手了。安禄山当即被人绑赴幽州节度使公堂问罪,史思明可能是身子轻跑得快,没被逮着。

不过,史思明肯定也吓得半死。他一定以为,这一生再也见不着与他情同兄弟的安胖子了。

可让史思明做梦也没想到的是,第二天一大早,安胖子居然毫发无损地回来了。

不仅毫发无损,而且身上还多出了一样东西——军装。

一身威风凛凛、帅呆酷毙了的军装。

安禄山凭着临死前一声绝望的怒吼,显示出了异于常人的胆色,因此博得了幽州节度使张守珪的赏识,从而大难不死、转祸为福,成了张守珪麾下的一员捉生将。而一直与他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史思明也随之进入了军队。

从此,这对难兄难弟终于找到了一个能够让他们施展拳脚、尽情挥洒的舞台。

在这个全新的人生平台上,史思明和安禄山再次并肩战斗,随后频立战功,屡获升迁。到了天宝初年,安禄山已官至平卢节度使,摄御史中丞;史思明也位居将军;“知平卢军事”,相当于安禄山麾下的头号武将。

当时,史思明曾奉安禄山之命入朝奏事,得到了玄宗的亲自接见。爱屋及乌的玄宗与史思明一番攀谈之后,对他这个人很感兴趣,就询问他的年龄。史思明用一种略带伤感的口吻答道:“已经四十岁了。”

接下来,玄宗作出了一个让史思明完全始料未及的举动。只见玄宗忽然走到他面前,郑重其事地拍了拍他的肩膀,说:“卿贵在后,勉之!”(《旧唐书·史思明传》)

毫无疑问,这是玄宗对史思明的一种许诺。

能够得到皇帝的亲口许诺,史思明顿时受宠若惊。

不久后,玄宗果然颁下了一道任命状,擢升史思明为大将军、北平太守。天宝十一年(公元752年),经过安禄山的奏请,玄宗又将史思明提拔为平卢都知兵马使。

然而,“平卢都知兵马使”绝不是史思明一生富贵的终点。

若干年后,当李唐朝廷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才铲除了安禄山父子的伪燕朝,这个“鸢肩伛背,钦目侧鼻”的史思明便又紧步安禄山之后尘,在范阳登基,“僭称大号”,成为又一个与唐朝分庭抗礼的伪燕皇帝。

卿贵在后…

果不其然!玄宗绝不会想到,他当年的一句无心之语,到最后竟然会一语成谶。

天宝十五年二月中旬,李光弼率朔方的蕃、汉步骑混合兵团一万余人,加上途经太原时征召的神射手三千余人自井陉关东出,进抵常山。

风闻河东援军已至,常山的抵抗力量立刻起兵响应,俘获了燕朝常山太守安思义,随后押着他出城迎接河东援军。

李光弼看着被五花大绑的安思义,说:“你知不知道你该杀?”

安思义闭目不语,一脸桀骜之色。

李光弼接着说:“你久经战阵,依你看来,我现在这支部队,是不是史思明的对手?假如你是我,你会怎么做?如果你有什么可取之策,我可以不杀你。”

安思义闻言,立刻睁开眼睛,略微沉吟,说:“大夫(李光弼任摄御史大夫)兵马远道而来,必然人困马乏,若仓猝与强敌交手,恐怕抵挡不住。而今之计,最好是率部入城,加强防御工事,等有了必胜的把握再出兵。胡骑的战斗力虽然很强,但他们缺乏攻城的重武器,必定难以持久,一旦不能获胜,军心就会离散,到时候便可出手反击。史思明目前在饶阳,距此不过二百里,昨夜我已向他发出紧急文书,其前锋明晨必至,而大军也会紧随其后,大夫不可不严加防备。”

李光弼深以为然,当场释放了安思义,然后命全军即刻进驻常山。

在战场上,要杀一个俘虏很容易,可要获取一条有价值的军事情报却很难。李光弼这么做,既显示了他的宽仁,又得到了有用的情报,实在是高明之举。

安思义的话里面,至少有两条信息,对刚刚进入河北战场的李光弼至关重要:一、燕军缺乏攻坚的重武器,这是他们的致命弱点;二、史思明马上会解除饶阳之围,转攻常山。

有了这两条信息,李光弼就知道该怎么对付史思明了。

次日凌晨,燕军前锋果然呼啸而至。紧接着,史思明也亲率两万余骑进抵常山城下。

此时的唐军早已严阵以待。李光弼派遣五千步兵出东门迎战,燕军根本没把这几千唐军放在眼里,两万多骑兵蜂拥而上,准备一口吃掉这支唐军,然后自东门攻入城中。

李光弼在城楼上望着黑压压的燕军,嘴角掠过一抹冷笑。他大手一挥,早已准备就绪的五百名神射手立刻冲上城头。刹那间,如蝗箭矢纷纷射入敌阵,冲在最前面的燕军骑兵随即倒下一大片。史思明见状,赶紧率部后撤。

然而,李光弼绝不会让他喘气。就在燕军退却的同时,李光弼已经把一千名弩手分成四个梯队,命他们出城攻击。之所以把弩手分成四队,是为了保证攻击的连续性。也就是说,前排弩手发射箭矢的时候,后排弩手可以利用这个时间装填箭矢,四个梯队循环交替,连续攻击,其作战方式类似于近代欧洲的火枪兵。

燕军虽然在兵力上占据了绝对优势,可面对唐军一阵紧接一阵的漫天箭雨,几乎没有还手之力,不得不再度退却,撤至官道北面。

李光弼派出五千手持长枪的步兵,命他们在道南结成长枪阵,然后将弓弩手置于方阵之中,继续向燕军发起进攻。

史思明打了这么多年的仗,却还是头一回吃这么大的亏。他这个人的脾气本来就急躁,现在一早上又被李光弼连续击退了两次,顿时恼羞成怒,于是下令不惜一切代价向唐军发起冲锋。

可是,史思明这么干等于是在找死。

因为,唐军与燕军之间不仅隔着一条官道,而且还隔着一条滹沱河,唐军的箭矢可以隔河射向燕军,可燕军的骑兵却必须涉过河流,才能冲到唐军面前。虽然流经常山的这个河段水流缓慢,泥沙淤积,骑兵可以涉河而过,但这个天然的阻隔还是极大地延缓了燕军的冲锋速度。

所以,当燕军骑兵疯狂冲向南岸的时候,唐军的箭雨已经把他们一半以上的人射倒在了滹沱河中。就算有少部分人冒死冲到了唐军的方阵前,可如林的长枪还是把他们一个个都挑落马下。

史思明不甘失败,一次又一次命令部队发起冲锋。可是,除了在滹沱河和唐军阵前扔下一片又一片的尸体之外,他什么便宜也没有捞着。

眼看自己的两万多骑兵已经死伤大半,史思明才不得不停止了这种自杀式冲锋,下令部队向北退却,找一个地方休息吃饭,同时等待正在南下的步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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