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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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历时三个月的战斗中，唯一帮朝廷取得战果的既不是主帅吐突承璀，也不是朝廷派遣的其他各道兵马，而是被谭忠说服的卢龙节度使刘济。
这一年正月，当其他各路兵马还在途中时，刘济便亲率七万大军率先攻下了成德的饶阳（今河北饶阳县）和束鹿（今河北辛集市）。在接下来的两个月中，刘济继续南下，围攻乐寿（今河北献县），无奈却久攻不下。而在此期间，其他各路讨伐军则碌碌无功。昭义的卢从史进入成德境内后，始终迁延观望，逗留不进；河东的范希朝与义武的张茂昭倒是推进到了新市镇（今河北正定东北），却突破不了成德军的防线，一直无法前进半步；至于魏博的田季安和平卢的李师道就更不用说了，他们私下都和王承宗通了气，所以各自“打”下一个县城便按兵不动，谁也别指望他们还能有什么动作。
让人觉得最可笑的是，各路兵马中打得最窝囊的不是别人，恰恰是主帅吐突承璀率领的神策军。自从进入战场后，这支装备最精良、待遇最优厚的中央禁军就没打过一场胜仗，不但在交战中频频失利，而且早早就损失了一员骁将郦定进。
郦定进是左神策大将军，历来勇冠三军，当初征讨西川时还曾亲手活捉刘辟。这位骁将一阵亡，原本消沉的士气就更加涣散了。
有道是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神策军之所以屡遭败绩，主要责任当然是在主帅吐突承璀身上。史载，“吐突承璀至行营，威令不振”，所以“与承宗战，屡败”。（《资治通鉴》卷二三八）
眼看河朔战事陷入胶着状态，淮西的吴少阳趁机屡屡上奏，要求朝廷给予正式任命。宪宗担心迟迟不承认吴少阳很可能会把他逼反，无奈之下，只好在这一年三月任命吴少阳为淮西留后。
吐突承璀指挥无方，各路兵马均无进展，这场仗再这么打下去，朝廷根本没有半点胜算，唯一的结果只能是丧师费财，劳而无功。朝中的大臣们都急眼了，赶紧让翰林学士白居易出面，上疏力劝皇帝罢兵。
白居易在奏疏中说：“河北本不该用兵，如今既已出师，吐突承璀未尝苦战，先失一员大将，作为主力的神策军与昭义军都未能向前推进，这不仅是他们存心拖延，更是因为他们无力进攻；至于其他各路兵马，战况也大多不佳。陛下观察这样的形势，又有几分成功的指望？以臣愚见，应立刻罢兵，若迟疑不决，必生四大弊害。”
白居易所说的四大弊害是：
一、与藩镇开战，如果有成功的把握，无论开支多少都不必计较，可要是明知不能取胜，就不应虚费钱财粮秣。既然拖延一天就多一天的费用，何不及早罢兵？如果再拖下去，除了耗费政府钱帛和百姓脂膏之外，还徒然养肥了参与讨伐的河北诸藩。
二、如今朝廷已经承认了淮西的吴少阳，河北诸藩一定会以此为由，要求朝廷一视同仁，昭雪王承宗的反叛罪名，到时候朝廷没有理由拒绝，只能同意诸藩的要求。如此一来，则授予和罢黜的权柄都操于藩镇之手，恩威刑赏皆不由朝廷做主，中央权威岂不是要尽归河北？
三、眼下天气转热，前线将士身心俱疲，疾病瘟疫转眼就会流行军中。何况神策士卒多出城市居民，难以耐苦，万一出现逃兵，很可能会一呼百应；一支部队如果溃散，其他部队必定动摇。倘若走到这一步，朝廷悔之何及？
四、吐蕃与回鹘都在唐朝安插了大量间谍，无论大小事情都可以获得情报。如今朝廷集结天下之兵讨伐一个王承宗，居然从去年冬天打到今年夏天，始终未建寸功。因此，对于唐军战斗力的强弱、所耗军费的多少，吐蕃与回鹘都已经大概知道。万一他们乘虚入寇，以今日之情势，朝廷必然首尾难顾，到时候兵连祸结，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倘若如此，社稷的安全必将受到严重威胁。
应该说，白居易这番苦口婆心的劝谏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它不仅是白居易一个人的想法，更是代表了大多数朝臣共同的不安和忧虑。
对此，宪宗到底作何感想呢？
此刻的宪宗当然比谁都郁闷。
整个局势的演变完全出乎他的意料，而且与李绛当初的那套战略构想也是南辕北辙——本来最难打的河北现在开打了，结果打得让人既揪心又窝火；而本来最容易打的、被列为首要打击目标的淮西，现在反而不能打，而且还要被迫承认它。
宪宗固然知道白居易的谏言不无道理，他也知道这场战争获胜的希望已经微乎其微，甚至也一度动了罢兵的念头，可他还是不甘心就此放弃。换言之，宪宗现在是骑虎难下了。当初，几乎所有人都反对他任用吐突承璀，可他却力排众议，一意孤行，如今吐突承璀打得这么烂，当然只能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他李纯有眼无珠、所用非人。
宪宗实在丢不起这个脸。
所以，不管吐突承璀打得多烂，也不管河北战局多么让人郁闷和纠结，他也只能怀着一丝侥幸熬下去，看看能不能熬出奇迹。
不幸的是，到了这一年夏天，宪宗非但没有等来奇迹，反而等来了一个更让他心烦意乱的消息。
消息是昭义节度使卢从史派人送来的。他在给宪宗的奏疏中，拼命指控诸道军队与成德暗中勾结，劝朝廷不要再命令军队往前推进；同时，卢从史还在奏疏中频频暗示，要求宪宗把他的中央官职擢升为宰相。当时很多节度使都遥领中央官职，如“太尉”“中书令”“同平章事”等等，虽无实权，却足以抬高身份和地位。
接到卢从史的奏疏后，宪宗的头一下就大了。
他想来想去，觉得这个卢从史的表现实在是有些反常。当初要征讨成德时，他是满朝文武中第一个（吐突承璀除外）跳出来高举双手支持的，可战事一开，他却始终迁延观望，现在他又指控其他将帅和王承宗勾结…朝廷到底该不该相信他？
为了查明真相，宪宗就命宰相裴垍去跟入朝呈递奏疏的昭义部将王翊元接触，看能不能从他那儿捞出点什么。裴垍随即召见王翊元，对他做了一番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当然也在某种程度上进行施压，终于迫使他说出了真相。
真相是什么？
真相是卢从史贼喊捉贼。
原来，跟王承宗勾结的不是别人，正是卢从史自己。
自从开战以来，卢从史就一直与王承宗暗通款曲，并且命部众暗藏成德旗号，以便在战场上制造混乱；此外，他还抬高并虚报粮食和草料的价格，骗取中央财政的军费支出。种种迹象表明，卢从史是在养寇自重，并利用各方的矛盾坐收渔翁之利。
当王翊元把卢从史的这些猫腻全部抖落出来时，宪宗惊愕不已。
他万万没想到自己重用的竟然是这般货色。
裴垍对宪宗说：“卢从史既阴险又骄横，迟早必定作乱。根据王翊元的交代，卢从史和吐突承璀的大营对望，而且卢从史把吐突承璀当成了三岁小孩，往来出入毫无防备，陛下应该利用这个机会制伏卢从史，解除他的兵权，以免他日后坐大，朝廷还要出动大军讨伐。”
临阵换将乃兵家之大忌。但是，像卢从史这种吃里爬外两面三刀的家伙，要是不拿掉肯定为患更大。宪宗考虑再三，最后还是同意了裴垍的建议。随后，裴垍命王翊元回到前线，暗中策反了卢从史的心腹大将乌重胤。
确定了行动的内应后，宪宗随即给吐突承璀发了一道密诏，命他设计逮捕卢从史。
四月初，吐突承璀接获天子密诏，立即着手制订行动计划。
吐突承璀打仗不行，但玩一玩“请君入瓮”的把戏，还不失为一把好手。
他知道卢从史性贪，于是就天天把自己收藏的奇珍异宝拿出来晒，然后邀请卢从史前来赏玩，当然每次都“忍痛割舍”了某件宝贝，从不让卢从史空手而回。
卢从史乐得屁颠屁颠的，从此把吐突承璀视为知己。
四月十五日这天，吐突承璀事先命兵马使李听在大帐后面埋伏了一队刀斧手，然后邀请卢从史过来赌一两手，顺便赏玩一些新近淘来的宝贝。卢从史一听有得玩又有得拿，欣然赴约。可他刚刚迈进吐突承璀的大帐，伏兵就突然冲出，把他捆了个严严实实，然后扔进早已准备好的囚车，飞快驶离大营。
等到卢从史带来的侍卫们惊觉，关押卢从史的囚车早已往长安方向疾驰而去。侍卫们企图追赶，却被吐突承璀的手下一连砍倒数十人，剩下的只好束手就擒。
卢从史被捕的消息传回他的军营后，部众们马上拿起武器，准备去找吐突承璀算账。可他们还没冲出军营大门，就被一个人挡住了去路。
这个人就是乌重胤。
乌重胤横刀立马，厉声呵斥：“天子有诏，逮捕卢从史，服从者赏，违令者斩！”
士兵们面面相觑，没人敢动，最后只好放下武器，灰溜溜地回到各自的营房中。
顺利摆平卢从史后，吐突承璀当即替乌重胤请功，推荐他担任昭义留后。宪宗也认为乌重胤立了大功，未加细想就打算颁布任命状。可李绛却认为万万不可。他向宪宗郑重提出，应将乌重胤调离昭义，改任河阳节度使，再把原河阳节度使孟元阳调到昭义。
宪宗愕然。
既然同样是让乌重胤当节度使，为什么要调来调去这么麻烦呢？
在李绛看来，这不叫麻烦，而是必需的。
因为这里头的奥妙大了去了。
首先，昭义的战略位置至关重要，非其他藩镇可以比拟。昭义总部虽然设在潞州（今山西长治市），但它下辖的邢州（今河北邢台市）、洺州（今河北永年县东南）、磁州（今河北磁县）却位于太行山以东，深深楔入河北腹地，与成德、魏博犬牙交错，相互牵制，是李唐朝廷在这个叛乱重灾区中唯一可以有效控制的力量，其战略价值非同小可。所以，对昭义节度使的任命自然要慎之又慎。
其次，原昭义节度使卢从史早就是靠边站的过气人物，他能够重掌昭义兵权，无非是投靠了权宦吐突承璀，并不是直接获得宪宗的赏识，因此他对朝廷并不感激。他复任后之所以对朝廷阳奉阴违，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这里。如今，朝廷好不容易把他拿掉，却又让宦官吐突承璀再度推荐继任者，这显然又是让恩威刑赏的权柄落入吐突承璀个人手中。乌重胤继任后，自然只会记住吐突承璀的人情而不会感恩于朝廷，因而很可能重蹈卢从史之覆辙。要想避免这样的结果，就必须否决吐突承璀的提议，不给他树立私恩的机会，同时委派乌重胤到别镇赴任，这样才能让他领受朝廷的恩典，使他不对朝廷心生轻慢。
最后，乌重胤既然是昭义部将，那么在昭义镇内，与他平级甚至级高的军官肯定很多，如今乌重胤略施小计就爬到了他们头上，叫他们作何感想？会不会有人不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倘若如此，昭义必将不得安宁。因此，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把乌重胤调往他镇。
当李绛向宪宗仔细分析了上述的得失利弊之后，宪宗终于恍然大悟，赶紧收回成命，于四月下旬改任乌重胤为河阳节度使，调任孟元阳为昭义节度使。
朝廷虽然解决了吃里爬外的卢从史，但河北战局还是不见起色。
到了元和五年六月，亦即开战整整半年之后，战事仍无大的进展。除了河东的范希朝与义武的张茂昭曾于四月份打了一场胜仗，以及卢龙的刘济在五月份攻克了一座安平县之外，其他各部均无斩获。
翰林学士白居易忍无可忍，再度上疏宪宗，说：“臣屡屡奏请罢兵，结果却石沉大海，请看今日之局势，比当初更加糟糕，不知陛下还在等什么？”
这个白居易说话真是越来越过分了。
宪宗的心情本来就不好，偏偏这位大诗人又老是在他耳边嘤嘤嗡嗡，而且说话的口气总是那么冲。有一回宪宗与他当面议事，白居易说到激动处，竟脱口而出：“陛下错了！”搞得宪宗脸上一阵红一阵白，最后愤愤然拂袖而去。
自从宪宗即位以来，每有军国大事必与翰林学士商议。从某种程度上说，此时翰林院的职能较之玄、肃年间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其地位和作用更是获得了极大的提升。过去的翰林学士只不过是皇帝的文学或艺术侍从，很少有机会参与朝廷的重大决策，但是随着宪宗即位后对翰林学士的重用，如今的翰林院几乎已经具有了内阁的性质，翰林学士们基本上也都成了无冕宰相；尤其是后来升任翰林承旨（相当于翰林院院长、首席学士）的李绛，更是宪宗最为倚重的高级智囊，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朝廷决策和帝国的各项大政方针，甚至发挥了比宰相（比如裴垍）更大的作用和影响力。
然而，自打河北战事陷入泥潭后，宪宗就有意无意地冷落了这帮翰林学士，曾经有一个多月不跟他们见一次面。学士们当然意见很大，此时已升任翰林承旨的李绛更是直言不讳地对宪宗说：“臣等饱食终日，一言不发，自然乐得清闲，可陛下怎么办呢？陛下往日开诚布公，虚怀纳谏，实在是天下之幸，又岂止是臣等之幸！”
宪宗一听，自觉理亏，赶紧宣布次日在麟德殿召见诸学士。
其实，宪宗不是不想见他们，而是不敢见他们。尤其是那个大诗人白居易，宪宗更是怕了他了，所以宪宗虽然答应跟学士们见面，却跟李绛提了一个条件：“那个白居易，官不大，口气倒不小，每每出言不逊，朕打算让他离开翰林院。”
李绛一点也不同情宪宗，说：“陛下有容纳直言的气度，群臣才敢竭尽忠诚，直言无隐，白居易说话固然欠考虑，但他也是一片赤心。陛下今日怪罪他，臣担心朝野上下人人钳口，陛下又如何能做到耳聪目明、圣德常保呢？”
宪宗想了想，旋即转怒为喜，从此对白居易一如往常，再也不提罢黜之事。尽管心里不太好受，但李绛的话他还是听进去了。
很显然，宪宗是一个有胸怀的皇帝。
要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做大事的料，一个最简单的标准，就是看他对待批评的态度。被人说一句就蹦一下、骂两句就跳两脚的人，是属跳蚤的，注定难成大器；而那种对批评甘之如饴的人，其前程必定不可限量。因为他知道批评有利于他的成长，并且善于从批评中汲取建设性的东西。所以说，要判断一个皇帝能不能成就一番伟业，同样要看他是否具备虚怀纳谏的雅量。一个愿意接受臣下批评的皇帝，就算不能成为明君，至少已经远离了昏庸；而一个动不动就对谏言暴跳如雷的皇帝，其气度和为人已不堪问，要成就什么大业更是免谈。
虽然此时的宪宗正被胶着的河北战事困扰，不敢奢望什么帝王伟业，但是，仅凭他面对谏言的态度，我们就有理由认为——这个皇帝不一般，至少比他的祖父德宗靠谱。
同时，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当年德宗李适拼尽全力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最终很可能要由这个宪宗李纯来完成。
当然，宪宗要想见到他生命中的彩虹，还得先熬过此刻的风雨。
革命尚未成功，李纯仍需努力。
元和五年七月，让人万分纠结的河北战事终于有了一个结果。王承宗派遣使节入朝为自己辩护，称所作所为都是被卢从史挑拨离间的结果，并表示愿意把征收赋税和任免官吏的权力还给中央，请求朝廷准许他改过自新。
王承宗的奏疏呈上后，一筹莫展的宪宗终于等到了一个就坡下驴的机会，于是忙不迭地下诏“昭雪”了王承宗，不仅恢复了他的所有官爵，还把德、棣二州还给了他。
值得注意的是，宪宗朝廷在这道诏书中用的词是“昭雪”，而不是一般常用的“赦免”。这两个词有什么不一样吗？
当然不一样。“赦免”是对犯罪的人用的，而“昭雪”则是对蒙冤的人用的，一词之差，意思截然相反。换句话说，朝廷用“昭雪”这个词，就等于主动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同时说明人家王承宗并没有任何罪过，从头到尾都是被冤枉的。
尽管这个结果令人很不愉快，但好歹总算是个了结。
一场轰轰烈烈的讨伐战争就这样偃旗息鼓了。李唐朝廷耗时半年多，发兵二十余万，所费七百多万缗，到头来除了换掉一个昭义节度使卢从史外，别无所获。
宪宗李纯觉得自己窝囊透了。
四年前平定三藩时建立起来的自信在这一刻灰飞烟灭，四年来李唐朝廷拼命维系的表面权威也在这一刻土崩瓦解。
元和五年的夏天，大明宫的上空暴雨如注。
三十三岁的宪宗李纯久久凝望着铅灰色的天空，目光黯淡，神情迷惘。都说彩虹总在风雨后，可毕竟没有人能够预知未来。所以，即便“元和中兴”的彩虹终将在十年后的帝国苍穹中熠熠生辉，此刻的宪宗李纯也只能在元和五年的风雨中默默咀嚼失败的况味…
第三章 元和中兴
【宦官与文臣的博弈】
在宪宗朝廷讨伐王承宗的这场战争中，最吃力不讨好的人，当属卢龙节度使刘济。他不惜撕破脸面跟成德大动干戈，而且辛辛苦苦帮朝廷打下了好几座城池，结果人家王承宗一转身就跟朝廷握手言和了，朝廷也欣然“昭雪”了王承宗，无疑把刘济置于无比尴尬的境地。
老子拼死拼活，到头来居然两面不是人，这叫什么事儿？
刘济的愤怒无从发泄，只能憋在心里，于是憋着憋着就憋坏了。就在朝廷罢兵当月，怒火攻心的刘济就病倒了。
刘济一倒，卢龙的内乱就爆发了。
刘济有两个儿子，长子刘绲，次子刘总。刘济率军讨伐王承宗的时候，以长子刘绲为节度副使，留守幽州；以次子刘总为行营都知兵马使，驻守饶阳（今河北饶阳县）；刘济自己则率部驻扎瀛洲（今河北河间市）。
战争刚一结束，刘济就突患重病，只好暂时留在瀛洲。有一天，突然有人自称是从长安来的，向刘济透露了一个消息：“朝廷认为大帅逗留不进，未建尺寸之功，已经擢升副使刘绲为节度使，任命状和旌节马上就到了。”
刘济一听，气更是不打一处来。
还没等他把气喘匀了，第二天又有人来报，说颁授旌节的朝廷特使已经过了太原。
几天后，又有人飞奔来报，说特使已过代州（今山西代县）。
节度使人还没死，朝廷就搞这么多小动作，军营中顿时人心惶惶。
刘济在病榻上翻来覆去，思来想去，最后终于想明白了一个问题——这件事不可能是朝廷干的。
道理很简单，讨伐成德时，他刘济是所有藩镇中最卖力的，就算最后朝廷打了败仗，可他刘济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断然不至于被朝廷罢黜。所以，这件事的幕后主使不可能是别人，百分百就是留守幽州的长子、时任节度副使的刘绲。
刘济怒不可遏。
老子人还没死，你小子就迫不及待地要抢班夺权了？
因为认定是刘绲搞的鬼，所以刘济愤而砍杀了帐下数十个平时与刘绲交好的大将，随后命人去幽州把刘绲带来见他。
得知父亲病重，次子刘总赶紧从饶阳赶来伺候。七月十七日，由于悲愤交加，急怒攻心，刘济病势转剧，整个上午水米未进。到了中午，刘济顿觉饥渴难当。此时，次子刘总亲手为父亲端上了一碗水。
喝下这碗水后，刘济突然七窍流血，当场暴毙。
同日，心急如焚的刘绲刚刚赶到涿州，就被一帮人拦住了去路。他们以刘济的名义宣布了刘绲的罪状，旋即把他乱棍打死。
刘济和刘绲死后，有个人无声地笑了。
这个人就是刘总。
没错，所有事情都是他一手策划的。从散布副使继任的谣言，到亲自在水中下毒，再到假传命令打死兄长，都在他的计划之内。
做完这一切，刘总顺理成章地接管了卢龙的军政大权。
可怜的是刘济，直到死前还在恨自己的长子刘绲。
更可怜的是刘绲，直到死也不知道自己是为什么死的。
对于卢龙的这场内乱，朝廷的态度是装聋作哑。刘总是否造他老爹的反，朝廷并不关心。只要刘总不造朝廷的反，此时的宪宗朝廷就可以当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讨伐王承宗之战无果而终，不仅让李唐朝廷丢尽了脸面，也让朝中那些本来就反对开战的大臣们感到痛心疾首。更让朝臣们义愤填膺的是，九月初二，吃了败仗的吐突承璀返回京师后，却仍被宪宗任命为左卫上将军、代理左军中尉。
宰相裴垍当即进谏：“承璀第一个倡议朝廷用兵，结果疲弊天下，却没取得半点功劳，陛下纵然念在旧情不加杀戮，岂能不将其贬黜以谢天下呢？”
言官们也纷纷提议，应该将吐突承璀斩首。
李绛亦奏：“陛下今日不责罚吐突承璀，他日复有败军之将，陛下将如何处置？如果诛杀，则是同罪而异罚，被杀之人绝对不服；如果赦免，那么人人只顾保命，谁还愿意在战场上奋死拼杀？愿陛下舍不忍加罪之心，行不可改易之典，使天下将帅有所惩劝！”
宪宗无奈，只好在两天后把吐突承璀贬为军器使（兵器总监）。朝野上下人心大快。
然而，吐突承璀表面上的职务虽然降了，可宪宗对他的宠幸依旧，他在朝中的实际影响力也丝毫未减。自德宗以来，当权宦官往往能暗中左右藩镇节度使的人选，所以凡是军队将领企图当上封疆大吏的，通常都会向权宦行贿，最后也总能达到目的。
作为宪宗最为宠幸的宦官，吐突承璀自然也不例外。
李绛对这种宦官弄权的现象极为不满，所以经常在宪宗面前揭露吐突承璀的种种专横不法之举。宪宗有一次听烦了，忽然变色：“你说得太过分了！”
李绛当即泣下，至为恳切地说：“陛下视臣为心腹股肱，如果臣畏惧权贵，明哲保身，知而不言，是臣辜负陛下；但若是臣据实而言，陛下却不愿意听，那就是陛下辜负了臣！”
在宪宗不算太长的一生中，最大的缺点之一就是重用宦官，在这一点上他比德宗好不了多少；但是，宪宗和德宗最大的区别，也是他身上最难能可贵的优点之一，就是听得进逆耳忠言。
此刻，当宪宗意识到李绛的良苦用心后，马上压下了心头的怒火，也用一种诚恳的态度说：“贤卿所言，都是别人不愿说、不敢说的，所以，朕才能听见原本听不到的。贤卿不愧为忠臣，以后有什么话尽管说，就像今天一样。”
李绛看吐突承璀不顺眼，吐突承璀当然也不会让李绛的日子好过。
元和六年（公元811年）正月，李绛忽然接到了一纸调令。准确地说，这是一纸升迁令——把他调离了翰林院，擢升为户部侍郎。
李绛苦笑。
他知道，这肯定是吐突承璀在背后对宪宗施加了影响。之所以把他调离翰林院，就是不让他整天跟皇帝待在一起；而之所以把他升为户部侍郎，则是有意把他放在火炉子上烤。
为什么说户部侍郎是火炉？
因为户部主管财政，而宪宗朝廷经过去年的战事之后元气大伤，亟须大量输血；尤其是宪宗本人，更是视财政增收为第一要务。所以，这个户部侍郎就必须生财有道，更要有替朝廷和宪宗大肆聚敛的本领。
李绛有这种本领吗？
没有。所以他惨了。
果然，李绛刚上任没多久，宪宗就找他谈话了，说：“按照惯例，户部侍郎除了打理国库，更要想办法向宫中的内库进奉‘羡余’（财政收入的盈余部分），可你上任以来从不进奉，这是为何？”
李绛回答得很坦率：“陛下身为天子，不应该以聚敛钱财为务。”
宪宗大感冤枉：“如今河南河北数十州，皆国家政令所不及；河、湟地区（今甘肃及青海东部）数千里，长期沦陷于吐蕃之手。朕日夜都想洗雪祖宗的耻辱，可财力不足，不得不尽力储蓄。倘若不是为了这个，朕宫中的用度极为节俭，存那么多钱干什么？”
宪宗说得没错，他确实不是一个铺张浪费的皇帝，他存钱的目的也是为了国家，不是为了个人享受。李绛想了想，觉得自己有点错怪天子了，连忙正色道：“一般的地方官员，向百姓横征暴敛，以此换取朝廷的恩宠，尚且为天下人所不齿，何况臣掌管户部，更应该以身作则。户部所管理的，都是陛下的财物，无论收入还是支出，一律登记在册，怎么可能有盈余？如果只是把国库里的东西移到内库就算是盈余，那这跟挖东墙补西墙有什么差别？这种欺君之事，臣不敢做。”
宪宗闻言，对李绛的正直很是欣赏，从此对他更加器重。
吐突承璀处心积虑要李绛的好看，结果却弄巧成拙，反而给李绛提供了更多的表现机会，这实在是让吐突承璀懊恼不已。
当然，他不会就此罢休的。
随后的日子，吐突承璀一直在耐心地寻找机会，无论如何都要整垮李绛。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元和六年十一月，吐突承璀还没来得及整垮李绛，自己就东窗事发了。
吐突承璀有一个手下叫刘希光，时任弓箭库使。此人暗中收受一个羽林大将军的贿款二万缗，企图为其谋求藩镇节度使的职位，不料被人告发，经有关部门查实后，宪宗立刻将刘希光赐死。
刘希光虽然死了，但这个案子没完，因为还有很大的疑点——一个小小的弓箭库使，有什么能耐替人谋求节度使的职位？
案情明摆着——刘希光背后肯定有人。
谁？
傻瓜也知道，躲在幕后大搞腐败的那只黑手就是吐突承璀。
有关部门经过调查，很快就挖出主犯吐突承璀，然后就把这起案件的完整卷宗送到了宪宗手上。
看着这份证据确凿的结案报告，宪宗无语了。几天后，宪宗断然下诏，把他最宠幸的宦官吐突承璀逐出了朝廷，贬为淮南监军。
宪宗为自己的“大义灭亲”很是自豪了一把，随即对李绛说：“朕把吐突承璀赶走了，这件事办得怎么样？”
还用问吗？这事办得太漂亮了！李绛大有神清气爽之感，赶紧说：“朝臣们都没想到陛下会如此果断！”
宪宗毫不掩饰他的自得之色，说：“这小子不过是个家奴罢了，以前因为他当差的时间久，所以对他特别包容；但是一旦犯法，朕拿掉他，就跟拿掉一根羽毛一样！”
宦官吐突承璀与文臣李绛的这场博弈，最终以吐突承璀的出局而告一段落。
尽管这个吐突承璀并未就此落败，短短三年后就将重返帝国的政治舞台，但此刻的李绛毕竟少了一个实力强劲的对手。换句话说，没有了吐突承璀的掣肘和排挤，李绛的生存空间就显得敞亮多了，其仕途发展自然也要比过去顺畅。
元和六年十二月末，吐突承璀被贬一个月后，长期参与决策却无宰相之名的李绛终于被宪宗擢升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成了实至名归的帝国宰相。
在此之前，裴垍已因中风离开相位，目前与李绛同朝为相的人有两个，一个是原太常卿权德舆，去年九月以礼部尚书衔入相；另一个是原淮南节度使李吉甫，今年年初以中书侍郎衔入相。
权德舆是个老好人，凡事模棱两可，没什么鲜明的政治立场，更谈不上什么政治能量。相形之下，李吉甫就要比他强势得多。所以李绛拜相之前，朝堂政务基本上是李吉甫一个人说了算。但是，随着李绛的入相，李吉甫的日子就不好过了。
因为李绛不是权德舆。说白了，李绛本来就不是那种随时俯仰的人，他连皇帝都敢顶撞，又怎么可能去迎合李吉甫呢？
自从李绛拜相后，他和李吉甫就经常当着宪宗的面死磕。
每当二人同时上殿奏事，精明的李吉甫总是“逢迎上意”，顺着宪宗的口气说话，而耿直的李绛则是该反对的反对，该驳斥的驳斥，不止一次把李吉甫搞得面红耳赤、下不来台，“由是二人有隙”。（《资治通鉴》卷二三八）
元和六年的这个冬天，宦官与文臣的博弈刚刚落下帷幕，宰相之间的激烈比拼就开场了…
【两个宰相的斗法】
元和七年（公元812年）春，李吉甫和李绛的矛盾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
李吉甫不久前刚刚提拔了一个叫元义方的人担任京兆尹，可新年还没过，李绛就把元义方贬出了京师，外放为鄜坊（今属陕西）观察使。
官场上的人都懂得，李绛这么做，当然是冲着李吉甫去的。不过，说李绛此举纯粹是为了打击政敌，倒也未必尽然。
因为，这个被贬的元义方确实不是什么好鸟。
此人很早就依附了宦官吐突承璀，深得吐突承璀的欢心，这些年凭着巴结谄媚的功夫在政坛上步步高升。李吉甫知道吐突承璀在宪宗心目中的分量，就把元义方擢升为京兆尹，借此向吐突承璀献媚示好。
李绛对这帮结党营私的政客深恶痛绝，所以去年十二月底刚刚拜相，今年正月十一就拿元义方开刀了。
元义方突然遭贬，当然是愤愤不平，于是就趁入宫向宪宗辞行的机会，狠狠地告了李绛一状，说：“李绛以权谋私，把他的同年（同榜进士）许季同提拔为京兆少尹，却把臣驱逐到了鄜坊。由此可见，李绛此人专擅威福，臣深恐陛下被他蒙蔽。”
宪宗瞥了元义方一眼，淡淡地说：“朕了解李绛，他不是这样的人。不过你既然如此怀疑，朕明日不妨问问他。”
元义方的指控当场被天子驳回，不免有些惭悚，只好灰溜溜地告辞出宫。不过，他还是心存一丝侥幸——既然天子说要问一问，那就证明天子对李绛的信任并不纯粹；既然不纯粹，那就证明自己还有机会。
次日，宪宗召见李绛，用一种若无其事的口吻问：“人对同年都有情谊么？”
李绛一听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于是不慌不忙地答道：“所谓‘同年’，只不过是九州四海的人偶然同登科第，或者登第后才相识，哪里谈得上什么情谊！陛下不以臣愚昧，让臣备位宰相，而宰相的职责就在于量才录用，如果真有才干，就算是兄弟子侄也要大胆起用，何况‘同年’！倘若为了避嫌而舍弃人才，那是明哲保身，不是出于公益。”
宪宗深以为然，说：“很好，朕就知道你不是那样的人。”于是当天就催促元义方离京赴任。
元义方被贬是一个信号，表明在两个宰相的斗法中，李吉甫已经渐落下风了。
李吉甫充满了危机感，随后越发想要讨好宪宗，可遗憾的是这么做只能适得其反。
三月的一天，宪宗在延英殿与宰相讨论政事，李吉甫赶紧粉饰了一番太平，然后不失时机地说：“如今天下已经太平，陛下应该及时享受帝王之乐。”
李绛当场发出几声冷笑，说：“眼下，河南河北五十余州，都是国家政令推行不到的地方；吐蕃人的势力已经逼近泾（今甘肃泾川县）、陇（今陕西陇县）一线，烽火从未平息。还有，各地的水旱灾害不断发生，国家仓廪空虚。所有这一切无不表明，这正是陛下应该宵衣旰食的时候，岂能说天下太平，还敢说什么及时行乐？”
宪宗当即首肯：“贤卿所言，正合朕意。”
李吉甫被呛得满脸通红，却又不能发作，只好闷头不语。
片刻后，宪宗又问他们，德宗贞元年间政事治理得不好的原因是什么。李吉甫自认对这个问题相当有把握，连忙抢着说：“德宗自以为圣智，不信任宰相，导致奸臣有机可乘，因而作威作福，其政治之所以败坏，原因在此。”
李吉甫说完，用一种得意的目光挑衅似的扫了李绛一眼，觉得自己这回绝对可以扳回一分了。
没想到他话音刚落，宪宗马上摇头说：“这也未必全是德宗的过错。朕年幼时曾在德宗左右，发现政治上有重大缺失时，当时的宰相也并未再三劝谏，都是恋栈禄位、苟且偷安，今天怎么能把过失都归于德宗？你们应以此为鉴，朕但凡有错，就应当坚持你们的意见，提出警告，不要担心触怒朕而不敢说话。”
李吉甫大感委屈，说：“人臣不该勉强君王接受自己的意见，尽量做到君悦臣安不是更好吗？”
李绛立刻把他顶了回去：“身为人臣，应该犯颜直谏，指出君王执政的得失。倘若闭口不言，使君王蒙受恶名，岂能算是忠臣！”
宪宗一听，再次频频点头：“李绛的话对。”
一番君臣问对下来，李吉甫已经连丢两分，把他急得满头是汗。
为了扳回败局，李吉甫不等宪宗提问了，而是主动出击，转移话题，说：“自古以来，赏与罚是天子手中的两大权柄，不可偏废。自从陛下即位以来，对臣民的恩德已经非常深厚，但是缺少严刑峻法，以致朝廷内外的官员松懈怠惰，希望陛下采取严厉的措施，使他们重新振作！”
宪宗闻言，未置可否，转而问李绛：“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李绛说：“王者之政，崇尚的是道德教育，不是严刑峻法，为何不效法汉之文、景，而追随秦始皇父子呢？”
宪宗再次报以赞赏的眼色，就说了一个字：“然。”
李吉甫顿时一阵眩晕，心里连连叫苦。
三个回合，李绛连得三分，而李吉甫却三场皆败，得了个鸭蛋。
那天退出延英殿，回到中书省后，李吉甫失魂落魄，瘫软在床，不停地长吁短叹，一副大难将至的模样。（《资治通鉴》卷二三八：“吉甫至中书，卧不视事，长吁而已。”）
接下来的日子，宪宗日渐冷落李吉甫，越发信任李绛。要是李绛时隔多日没有进谏，宪宗就会神色紧张地问他：“是朕不能容纳直言呢，还是最近无事可谏了？”
从宪宗对待李吉甫和李绛的不同态度，我们不难看出，单纯从虚心纳谏、择善而从这个角度来看，宪宗李纯可以说是个清醒而有自制力的皇帝。至少在中晚唐的十来个皇帝里面，他应该称得上是鹤立鸡群、出类拔萃的。
也许正因为此，宪宗李纯才能在元和五年那次短暂的挫折之后，迅速调整策略，不断地付出努力，从而在几年后成功平定两河诸藩，缔造出一个令人瞩目的“元和中兴”。也唯其如此，大唐帝国才会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黑暗后，终于在九世纪初绽放出一抹令人欣慰的亮色。
元和五年的短暂失败并未让宪宗变得一蹶不振，也没有把他变成第二个德宗。
在暂时沉寂的两年中，他其实一直在积蓄力量，等待新的机会。
元和七年七月，魏博节度使田季安精神失常，任意杀戮，导致军政废乱，其妻元氏召集诸将废掉了田季安，立年仅十一岁的儿子田怀谏为副使，接管军政；随后又任命深得人心的大将田兴为都知兵马使，辅佐田怀谏。
八月十二日，田季安病死的消息传到长安，宪宗意识到新的机会出现了，立刻命左龙武大将军薛平为郑滑（治所滑州，今河南滑县）节度使，准备借此控制魏博，同时召集宰相讨论魏博问题。
李吉甫料定宪宗意在用兵，遂力主兴兵讨伐。
李绛却认为魏博不必讨伐，会自动归顺朝廷。
李吉甫随即陈述了一大堆不能不用兵的理由。宪宗听完，终于很罕见地赞同李吉甫，说：“朕的意思也是这样。”
李吉甫大为庆幸。可他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李绛提出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方案。事后来看，就是因为宪宗实施了这个方案，才渐次拉开了“元和中兴”的历史大幕。
李绛说：“臣观察两河藩镇，其驭将之策历来是分散兵权，使诸将势均力敌，相互制约；再加上一边有丰厚的赏赐，一边有严苛的刑罚，所以诸将互相猜忌，谁也不敢轻举妄动。然而，这个策略要想发挥作用，必须有一个执法严明、手腕强硬的主帅，局面方可控制，而如今，田怀谏只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儿，军府大权必定人人觊觎，诸将权力不均，必起内讧。其往日分兵之策，恰成今日祸乱之源。田氏若非遭人屠戮，亦必为人所囚，何须朝廷出兵？再者，部将弑主自代，最为诸藩所恶，自代之将若不依附朝廷以求存，必为相邻诸藩碾为齑粉。故臣以为不必用兵，可坐待魏博自归。陛下只需严令诸道秣马厉兵，同时以爵禄厚赏自代之将，两河藩镇闻之，定恐其麾下之将争相效法，因此唯有归顺朝廷一途。这才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上策。”
很显然，李绛是打算用离间计分化两河藩镇。
宪宗茅塞顿开，决定依计而行。
李吉甫又一次被李绛抢了风头，自然极度不甘，几天后又屡劝宪宗对魏博用兵，并声称开战所需的军费和粮草皆已齐备，就等皇帝一声令下了。
宪宗动心了，于是征求李绛的意见。李绛说：“几年前朝廷大张旗鼓地讨伐成德，结果却丧师费财，劳而无功，成了天下人的笑柄。如今元气未复，人人厌战，若再度出兵，恐怕不仅不会成功，反而可能生出新的祸乱。更何况，不必对魏博用兵的道理，臣已经剖析得很明白了，希望陛下不要再起疑虑。”
宪宗闻言，终于一脸兴奋地拍案而起：“朕决定了，不对魏博用兵！”
李绛说：“陛下虽然这么说，可臣担心还有人会蛊惑圣听。”
宪宗厉声道：“朕意已决，谁能蛊惑？”
李绛当即拜贺：“若能如此，诚乃社稷之福。”
后来的事实证明，李绛的计策非常成功——魏博果然爆发了内讧，并很快就归顺了朝廷。
这诚然是社稷之福。只可惜，这并非李绛之福。
因为，随着魏博的归顺，李绛的宰相生涯也就到头了。
【魏博归顺·李绛罢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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