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6章
书农小说网友上传整理王觉仁作品血腥的盛唐全文在线阅读，希望您喜欢，记住本站加入收藏下次阅读。
举行典礼的日期刚一确定，一则流言便忽然在朝中传开了。流言说，宰相和度支已经跟天子商量好了，准备下诏削减禁军的衣料及粮草供应。而这个诏令，将在举行典礼的那天同时发布。
还能有什么借口，比这个消息更能激起士兵们的愤怒呢？
就在流言汹涌传播的那几天，仇士良逢人便说：“到时候，如果天子真的下了这样的诏命，那么六军将士必将集结在丹凤楼前示威请愿！”
很显然，这是仇士良在向禁军士兵发布行动指令，也是在对天子和宰相进行恫吓。
李德裕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立刻作出反应。四月二十一日，亦即大典举行前两天，李德裕紧急要求天子开延英殿，由他当廷申述，辟清谣言。
天子李瀍勃然大怒。
无论他和宰相们是否有过削减禁军军需的打算，仇士良抓住此事大做文章都是让李瀍无法容忍的。他当天便遣使向左、右神策军宣谕：“朕与宰相们只讨论过大赦令的内容，从未讨论要削减禁军军需。更何况，即便真有此意，那也是朕的意思，与宰相无关。有人肆意散布谣言，到底是何居心？”
天子亲自辟谣，而且姿态如此强硬，顿时让仇士良陷入了被动。
煽动禁军哗变的借口没了，仇士良自然也就没了兴风作浪的理由。
看来，一切都已非同往日了。仇士良无奈地意识到，眼下的李瀍已经不是当年的李昂，而李德裕更不是当年的李训和郑注了。和这样一群稳扎稳打、滴水不漏的对手过招，仇士良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最后，仇士良不得不服软，带着一副诚惶诚恐的表情去向天子低头谢罪。
这是自甘露之变后，原本不可一世的权宦首次在天子面前低头。武宗李瀍大为欣慰，从此对李德裕越发倚重。
通过与仇士良的两次较量，李德裕已经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宦官集团的嚣张气焰。接下来，他要全力对付的，自然就是跋扈藩镇了。
自从元和末年以来，大唐帝国历穆、敬、文三朝，在藩镇事务上一直采取妥协政策，对四方藩镇，尤其是河北三镇割据自专和官爵世袭的现象始终予以默认，包括对此起彼伏的兵变也一直抱着听之任之的态度。只要各地藩镇不公然起兵对抗中央，李唐朝廷就会把节度使的旌节斧钺拱手交给那些骄兵悍将。从前被朝廷视为大逆不道的事情，如今已然变成了一种司空见惯的社会现实。这么多年来，大唐帝国的臣民们似乎也已经麻木了。
然而，到了武宗一朝，这样的政治现状注定要被改写。
因为，武宗李瀍和宰相李德裕都不是那种得过且过、逆来顺受的人。一旦有机会，他们必将在藩镇事务上摆出强硬姿态，重塑李唐中央的权威。
会昌三年（公元843年）四月，一个改写现状的契机终于摆在了他们面前——昭义节度使刘从谏死了，其侄刘稹秘不发丧，以刘从谏病重为由，要求朝廷授予他留后之职。
给不给他这个继承权？
武宗和李德裕很快就做出了回答——不。
昭义镇位于河东，治所在潞州（今山西长治市）。本来，这个地方是李唐朝廷比较放心的一个藩镇，多年来很少出什么问题，甚至每当河北叛乱时，昭义的兵一直是朝廷的平叛主力。但是，最近这些年来，昭义与朝廷的关系却变得越来越差。究其原因，还要从八年前的甘露之变说起。
当年那场震惊朝野的流血事变发生之后，李训、郑注、王涯等朝中大臣全部遭到残忍的屠杀和族诛，昭义节度使刘从谏出于义愤，于开成元年二月给文宗上了道奏疏，说了些公道话，并且把矛头直指仇士良。
他说：“王涯等人不过是儒生，荷国厚恩，岂肯轻易谋反？李训、郑注事实上也是为了除掉乱政的宦官，却被诬陷为谋反，说到底其实也没有罪。退一步讲，就算宰相们真有异谋，也应交付司法审判，岂能让宦官肆意屠杀？而且还连累了那么多无辜的朝臣和百姓。臣本想亲赴朝廷，向陛下面陈是非善恶，又担心遭人陷害，祸及子孙。虽然臣不能亲往，但一定会克尽封疆之责，抓紧操练军队，希望在内为陛下之腹心，在外为陛下之藩篱。倘若奸臣仍旧横行，臣会誓死入朝，以清君侧！”
一看到奏疏，仇士良顿时暴跳如雷，叫嚣说刘从谏有窥伺朝廷的野心。当时，文宗李昂已完全落入仇士良的掌控之中，只能象征性地给刘从谏加了个“检校司徒”的荣誉官职，以示勉励。但是，刘从谏却断然拒绝，并且对文宗的懦弱表现颇有微词。
从此，昭义与朝廷便产生了隔阂。
武宗李瀍即位后，刘从谏为了改善与朝廷的关系，赶紧给新天子献上了一匹举世无双的宝马。可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李瀍没有接受。刘从谏越发觉得朝廷不信任他，一怒之下杀了那匹宝马，随后便开始积极扩展军备，明里暗里与中央较劲。相邻诸道见状，顿时大为恐慌，连忙跟着打造兵器、招募士兵，跟他搞起了军备竞赛。
会昌三年春，刘从谏患了重病，自知不久于人世，便对妻子裴氏说：“我以忠直事奉朝廷，可朝廷却不明白我的心意，相邻诸道又与我们极不和睦。我死之后，别人来主持军政，我们家恐怕就没有烟火了。”
随后，刘从谏便效仿河北三镇，任命他的侄子刘稹为都知兵马使、族侄刘匡周为中军兵马使，同时把所有的亲信全部安插在军队的要害部门，以确保在他死后，家族子弟能承袭节度使的职位。
四月，刘从谏死，刘稹秘不发丧，强迫监军宦官崔士康上奏朝廷，称刘从谏病重，请立刘稹为昭义留后。刘稹坚信，只要严密控制监军宦官，重金贿赂朝廷使臣，暗中加强戒备，不出三个月，朝廷肯定会乖乖送上节度使的旌节斧钺。
然而，刘稹万万没料到，他这回运气不佳，碰上了两个注定要拿他开刀的人。
首先，武宗李瀍就不会上他的当。李瀍料定刘从谏已死，立刻命使臣前往宣旨，说：“若从谏的病尚未痊愈，就先到东都洛阳静养，等到病体稍愈，另有任用；此外，希望刘稹能来京朝见，朝廷定会重加官爵。”
随后，武宗就此事征求宰相和百官的意见。其他宰相、谏官和大多数朝臣都认为，应该仿效河朔诸镇，授予刘稹留后之职，唯独李德裕一人坚决反对。
李德裕的理由是，昭义的情况与河朔三镇截然不同。河朔割据已久，人心难以挽回，所以历朝以来都把他们置于度外。而昭义却近在中央腹心，军队又一向效忠朝廷，只因为当年的敬宗皇帝荒疏朝政，宰相又缺乏远见和谋略，才在刘悟死后把官位授予刘从谏。而今朝廷倘若一意因循，姑息纵容，试问天下藩镇谁不想效法昭义？从今往后，又有谁愿意服从中央权威与天子号令？
武宗随即问李德裕：“有什么办法可以对付昭义？”
李德裕胸有成竹地说：“刘稹心目中的榜样和靠山就是河朔三镇，只要能让他们不与昭义结盟，刘稹必将无所作为。所以，应派遣大臣前去宣谕成德的王元逵和魏博的何弘敬，告诉他们，历任天子都已经承认他们世代相袭的惯例，但是昭义的情况与他们不同，如今朝廷要对昭义用兵，如果他们不希望看到朝廷的军队进入河北，就应该配合朝廷出兵，攻打隶属于昭义的邢州（今河北邢台市）、洺州（今河北永年县东南）、磁州（今河北磁县），并向所有将士承诺，平叛之后，朝廷一定会厚加赏赐。如果这两镇服从命令，不阻挠中央的军事行动，刘稹必定可以手到擒来！”
邢、洺、磁三州是昭义的财赋重镇，但却远离其治所潞州，是位于太行山以东的一块飞地，而成德与魏博则一北一南把它夹在中间，如果王元逵与何弘敬能奉命拿下这块飞地，朝廷基本上就稳操胜券了。
武宗闻言大喜，立刻按照李德裕的计划行事。
以往，每当河朔诸镇有节度使死亡，后人或部将企图自立，朝廷必定先派出吊祭使前往吊唁，其次再派册赠使、宣慰使前去刺探和斡旋。如果不准备承认其自立，也会先封他一个官爵，直到出现军队抗命的情况，朝廷才会出兵。这么一套繁文缛节下来，往往一拖就是半年，等到战事拉开，藩镇早已做好了充分的战争准备。而这次，武宗李瀍把所有装模作样的太极推手全部取消了，直接向河阳、河东、成德、魏博、河中五镇下达了命令。
这个命令就一个字——打！
会昌三年五月初，讨伐昭义的战争迅速拉开了序幕。
就在这场看得见的战争刚刚打响之际，另一场没有烽烟的战争就先行奏凯了。
这就是天子（宰相）与宦官的战争。
战争是以仇士良的缴械投降而告终的。
这一年五月，仇士良自知斗不过如今的天子和宰相，遂屡屡以老病为由请求调任闲职。武宗正中下怀，随即卸掉他的禁军兵权，改任其为左卫上将军兼内侍监。六月十六日，武宗又下诏，让仇士良以上述职位致仕。
至此，这个曾经一手遮天的权宦，终于自觉主动地匆匆谢幕了。
朝野上下都感到有些出乎意料。事实上，包括武宗李瀍和宰相李德裕在内，对此也都有些始料未及。
不过，这正是仇士良的高明之处。
因为，他是一个善于急流勇退的人。比起那些到死也不愿放弃权力的人，仇士良当然要高明许多。自从安史之乱以后，李辅国、鱼朝恩、陈弘志、王守澄等跋扈宦官大多死于非命，很少能得善终。而对于仇士良来说，这一生能在帝国政坛上呼风唤雨，手握生杀废立之大权，前后共杀二王一妃四宰相，并且除掉了无数政敌，他确实应该满足了。
最后，他期望的东西只有一个。
那就是——寿终正寝。
仇士良知道，属于自己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所以他告诉自己，只要曾经拥有，无须天长地久。
职是之故，仇士良向世人谢幕的姿态显得相当的优雅和从容。他致仕的那一天，徒子徒孙们给他开了个隆重的欢送会，随后又把他从宫中一直送到了家里。感慨万千的仇士良忍不住发表了一番告别演说。
这番演说是他宦海一生、跋扈弄权的精髓。
现在，他要把它无私地奉献给自己的党徒们。
仇士良说：“你们要记住，千万不可让天子闲暇！应该使他时时刻刻沉醉于奢侈糜烂的生活里，以声色之娱灌满他的耳目，而且还要时时花样翻新，力求日新月异，让天子无暇旁顾。然后，我等就可以得志了。无论如何，不能让天子读书，也不可让他接近读书人，因为他一旦发现前代的兴亡之迹，就会心生惕厉，到那时，我等就会被疏斥了。切记，切记！”
闻此金玉良言，徒子徒孙们顿生醍醐灌顶、茅塞顿开之感，止不住千恩万谢，频频叩首。
这一刻，仇士良苍白无须的脸上绽放出了一个心满意足的笑容。
我虽然走了，但是我并没有输。
因为，我的精神将在一代又一代宦官的身上传承，并且不断地发扬光大。
李唐的天子和文臣们，你们可要小心了！虽然我仇士良跟你们的较量结束了，但是我敢断言，在未来的朝堂上，我的徒子徒孙们跟你们之间的战争，将永远没有结束的时候…
【李德裕的人生巅峰】
按照李德裕的计划，朝廷此次讨伐昭义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河北的态度。如果成德与魏博愿意奉诏，这场仗还没开打，朝廷就已经赢了一半；可万一他们拒不奉诏，并且跟昭义抱成一团，那么朝廷就有陷入全面战争的危险了。
耐人寻味的是，面对朝廷的诏令，成德与魏博的反应截然不同。
成德节度使王元逵一接到诏令，就亲率大军南下赵州，并很快就攻克了邢州外围的一座堡垒。可是，直到他的前锋攻入邢州境内月余，魏博的何弘敬却依然按兵不动。
王元逵频频向朝廷呈上密奏，称何弘敬首鼠两端，不可不防。接到密奏后，李德裕当即对武宗说：“给何弘敬下一道诏书，称朝廷准备派遣王宰（讨伐昭义的主帅）率军借道魏博，直取磁州。如此一来，何弘敬必然担心朝廷打他的主意，不出兵也得出。”
武宗依计而行，随即命王宰率部直趋魏博。
果然不出李德裕所料，何弘敬得到消息后大为震惊，再也不敢耽搁，赶紧集结部队匆匆北上，兵指磁州。
从会昌三年七月到次年年初，昭义军在朝廷军的强大攻势下节节败退，刘稹惶恐，不得不两次上书请降，但均被李德裕断然拒绝。
会昌四年（公元844年）闰七月，刘稹的心腹将领高文端向朝廷投诚，并提供了许多至关重要的军事情报。朝廷军利用这些情报，又打了好几次胜仗，逐渐对潞州形成合围之势。八月，在王元逵与何弘敬的威逼下，作为昭义财赋重镇的邢、洺、磁三州又相继归降。至此，刘稹的败亡已成定局。
眼见昭义大势已去，刘稹身边的两个人就开始寻找退路了。
他们是刘稹的亲信大将郭谊、王协。
当初唆使刘稹拥兵自立时，这两个家伙最卖力，可眼下刘稹马上就要完蛋了，他们当然不想给他当陪葬。
郭、王二人决定杀了刘稹投降朝廷，用他的人头换取富贵。
在郭谊和王协看来，刘稹年少懦弱，要除掉他易如反掌，可问题在于，刘稹身边还有一个厉害角色——他的族兄刘匡周。
刘从谏临死前，有意安排刘匡周担任中军兵马使，目的就是让他辅佐刘稹。所以，要想除掉刘稹，就必须先摆平刘匡周。
为此，郭谊找了一个机会对刘稹说：“十三郎（刘匡周排行十三）坐镇帅府，向来刚愎自用，所以诸将都不敢向您进言献计，怕被他猜忌而获罪。山东三州之所以丢失，其根源就在这里。依在下所见，只有请十三郎离开，众将才有可能开诚布公，也才敢向您提出转败为胜的策略。”
少不更事的刘稹信以为真，随即叫刘匡周以生病为由主动辞职。
刘匡周大怒：“我身在帅府，诸将才不敢心怀异图，我要是走了，我们刘氏必遭灭门！”
刘稹认为刘匡周是危言耸听，坚持让他走人。刘匡周万般无奈，只好交出中军兵马使的兵权，黯然离开了节度使府。
他一走，刘稹的灭顶之灾就降临了。
郭谊和王协随即设计杀了刘稹，同时将刘氏宗族的男女老少全部捕杀——上至刘匡周、下至襁褓中的婴儿，无一幸免。随后，郭谊和王协又把刘从谏原来的亲信故旧全部灭门。
八月十六日，昭义平定的消息传到长安，宰相入朝称贺。武宗问李德裕：“应该如何处置郭谊？”李德裕说：“刘稹不过是一个无知小儿，之所以对抗朝廷，都是郭谊等人指使，可到了刘稹势穷力孤的时候，他们又卖主求荣，这种人要是不杀，何以惩恶！”
武宗点点头：“朕也是这么想的。”
几天后，刘稹的首级被传送京师。
郭谊、王协等人眼巴巴地等着朝廷的封赏，可他们万万没想到，最后等到的，居然是朝廷的一纸逮捕令。
与刘稹被杀时隔不过半个多月，郭谊、王协等参与谋杀刘稹的昭义旧将，便悉数被绑送长安，然后全部斩首。
昭义之战，朝廷既收回了对昭义的直接管辖权，又极大地震慑了河朔三镇与天下诸藩，可以说是一场不折不扣的胜利。
自“元和中兴”以来，历穆、敬、文三朝，李唐中央与跋扈藩镇的较量无一不以失败告终，只有这一次赢得这么漂亮，忠于李唐的万千臣民无不为之欢欣鼓舞、扬眉吐气。
毫无疑问，此次收复昭义的首功之人非李德裕莫属。
如果没有他的运筹帷幄，李唐朝廷不可能获此完胜。
早在战事刚刚拉开的时候，李德裕就向武宗提了一个问题：数十年来，朝廷频频对藩镇用兵，为何屡屡失利？
这个问题的答案，当然也是武宗李瀍想知道的。
李德裕说，这是因为朝廷的用兵之策一直存在三大弊端。
其一，天子（包括他身边的近臣）直接指挥前线作战，往往一天之内就发出了三四道诏令，甚至连宰相都不知道，如此必然脱离战场实际，无异于纸上谈兵。
其二，前线的监军宦官也各凭己意发号施令，导致前线将帅进退无据，无所适从。
其三，监军宦官们往往将各自军中最骁勇的数百名士兵挑选出来，充当自己的卫队，却将老弱残兵投入战斗。而且每次会战，监军宦官都会带着令旗在高岗上观战，一看形势稍微不利，便率先拔旗而逃，致使全军随之崩溃。
指出这三大弊端之后，李德裕立即与枢密使杨钦义磋商，一起制订了一套对治之策，然后交由天子颁令实施。
这套对治的办法包括，一、禁止各路监军宦官再干预军政，同时规定每个监军只能挑选十名士兵作为卫队；二、除非宰相与中书省建议，否则天子不再直接下诏指挥作战。
在与昭义作战的整个过程中，从中央到前线都严格执行李德裕提出的主张。如此一来，朝廷下达给前线的命令就变得既符合实际又简明扼要了，使得前方将帅有了很大的决策权和自由施展的空间，因而才能在战场上屡屡获胜。
李瀍登基不过短短数年，为患帝国多年的“宦官乱政”和“藩镇割据”就得到了极大程度的遏制，实属难能可贵。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武宗一朝，三大政治顽症只被控制了两个，剩下那个“朋党之争”不但未见消隐，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这其实也不奇怪，因为当朝宰相李德裕本身就是朋党领袖，更是党争的始作俑者。
昭义的成功收复为李德裕获取了空前的政治资本，也把他一举推上了一生仕途的巅峰。刚刚平定昭义不久，武宗便加封李德裕为太尉、赵国公。他虽然表面上再三推辞，但最后还是笑纳了。
此时此刻，功成名就、位极人臣的李德裕最想做的一件事，当然就是找那两个老对手算算总账了。
事实上，早在昭义之战刚刚打响时，李德裕就已经预见到了自己的胜利，所以，他也早就为日后想要做的事情打下伏笔了。
当时，李宗闵正担任太子宾客，在东都洛阳坐冷板凳，李德裕觉得这老小子过得太逍遥，就给他扣上了一个“交通刘从谏”的帽子，把他逐出了东都，贬为湖州（今属浙江）刺史。
李宗闵压根想不起自己啥时候跟刘从谏有过交情，可如今人家李德裕正仕途得意，说你有你就有，没有也有。李宗闵只能自叹命苦，乖乖打起铺盖卷到湖州去了。他唯一能自我安慰的是，湖州这地方总还算山清水秀，日子也不至于太难过。
可是，李宗闵并不知道，他的灾难只是刚刚开始。
只要李德裕当权一天，就绝不会让他的日子好过。
会昌四年九月，亦即昭义刚刚平定一个月后，李德裕就开始算总账了。他对武宗说：“刘从谏盘踞昭义十年，太和年间入朝时，牛僧孺和李宗闵当权执政，却不但没有把他扣留，还加授其‘同平章事’的中央官职，终于酿成大患，竭尽天下之力才将其平定。说到底，牛僧孺和李宗闵就是罪魁祸首！”
武宗其实也知道这番话是扯淡——当时刘从谏一不叛乱二不谋反，哪个宰相有理由把他扣留？
不过，即便明知道李德裕是在扯淡，李瀍也会帮他扯。因为李瀍本人对牛党向来就没有好感，何况李德裕对朝廷贡献这么大，帮他发泄一下旧怨也是应该的。
罪名有了，第二步就是搜罗罪证。
潞州克复后，李德裕随即派人前去搜查刘从谏生前的书信，希望能找出一两封与牛僧孺和李宗闵的来往信件。
可是，结果却一无所获。
李德裕并不气馁。
在这个世界上，最容易制造的东西就是整人的把柄。
他随即胁迫刘从谏的军务秘书（孔目官）郑庆出面作证，声称：“刘从谏每次接到牛僧孺和李宗闵的来信，阅后当即焚毁，所以现在找不到。”
人证有了，接下来就是物证。
李德裕又授意河南少尹吕述给他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刘稹败亡的时候，我亲耳听见牛僧孺发出了叹息和悲愤的声音。”
牛僧孺时任太子太傅、东都留守，跟吕述是同事，所以由吕述来揭发，可信度很高。
最后，李德裕把郑庆的供词和吕述的书信一起呈给了天子。
毫无疑问，天子李瀍立刻作出勃然大怒之状，当即把牛僧孺贬为太子少保，几天后又贬为汀州（今福建长汀县）刺史，一个月后再贬为循州（今广东惠州市）长史；而李宗闵则先是被贬为漳州（今属福建）刺史，继而贬为漳州长史，最后又流放封州（今广东封开县）。
会昌四年冬天，当罪臣牛僧孺和李宗闵满面风霜地奔走在一站比一站更远的流放路上时，位极人臣、志得意满的李德裕正在他温暖如春的宰相府中赋诗饮酒，并欣赏着窗外美丽的雪景。
李德裕无限感慨——跟这两个老对手斗了这么多年，自己总算笑到了最后。
如今，一切都已尘埃落定。从今往后，自己终于可以安安心心地做一个太平宰相了。至于这两个老对手，就让他们在那瘴气弥漫的蛮荒之地了却残生吧。
生，他们回不了长安。
死，他们也别指望葬在长安。
就让他们的肉体在痛苦和绝望中悄悄腐烂，让他们的灵魂在天涯海角无尽地漂泊吧！
【宣宗登基】
然而，李德裕笑得太早了。
他原以为，刚刚三十出头的天子李瀍必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统治这个帝国，而自己的权力和地位也必将在未来的岁月里不可动摇地保持下去。
可他错了。
因为，年轻的天子即将不久于人世。
从会昌五年（公元845年）开始，年轻的李瀍就鬼使神差地走上了和他祖父宪宗、父亲穆宗一模一样的老路——服食丹药，希求长生。
没有人知道，这些帝王为什么不能从前人的覆辙中吸取教训。
看见李唐的历代天子就在这种让人无语的历史轮回中不断重复着相同的悲剧，我们不禁想起黑格尔说过的那句话：人类唯一能从历史中吸取的教训就是——人类从来都不会从历史中吸取教训。
这是个悖论，也是一条无奈的真理。
犹如飞蛾扑火般前仆后继奔向死亡的李唐天子们，就是这条真理的最好注脚。
会昌五年正月初一，文武百官为天子李瀍进献尊号，称“仁圣文武章天成功神德明道大孝皇帝”。
尊号总共十六个字，读起来实在费劲。不知道百官在称尊大典上齐声颂扬该名号的时候，中间是否要偷偷换气？
其实，群臣进献的尊号本来要稍微短点儿，只有十五个字。可天子觉得不太满意，就下令加了一个字——道。
对李瀍来说，这个“道”字绝不是可有可无的。
因为，它是“道教”的“道”。
道教是本朝国教，武宗李瀍一直很崇信，自然希望把这个神圣而高贵的“道”字加进自己的尊号里。这些日子，武宗极为宠幸一个叫赵归真的道士，他服食的长生丹药，都是这个赵归真炼制的。
天子既崇信道教，自然对佛教没什么好感。而赵归真为了进一步抬高道教的政治地位，当然也要处心积虑地打击佛教，于是天天在武宗耳旁说佛教的坏话。很快，武宗对佛教的反感便与日俱增，认为佛教“耗蠹天下”，对国家和百姓都没什么益处。这一年七月，武宗终于颁发了一道诏书，对佛教实施了一次毁灭性的打击。
在有唐一代臻于极盛的中国佛教，就此遭遇了一场灭顶之灾。
唐武宗一声令下，全国共拆毁正规寺院四千六百座，民间小型寺院如招提、兰若、精舍、斋堂等四万余所；勒令僧尼还俗二十六万零五百人，强迫外国游学僧侣二千余人一并还俗；没收良田数千万顷，奴婢十五万人；凡寺院所属一切财产、器物全部收归国有，寺院的建材用于修葺政府的公署和驿站，而铜像、钟磬等物则全部熔毁，用于铸造铜钱…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武宗灭佛”，佛教史上称之为“会昌法难”。
佛教遭遇这场灾难，首先当然是出于武宗李瀍的个人意志，同时还有来自道教的竞争和排挤，但是从客观上讲，这场浩劫其实是在所难免的。因为，当时的佛教与其说是一种与世无争的宗教，还不如说是一个“与国争利”的超级产业。
唐朝自安史之乱以来，整个国家的现状是内战不断，经济凋敝，同时国库空虚，百姓徭役日重，而佛教则与之形成了鲜明对照——随着均田制的破坏，各地寺院不但逐渐占据大量田产，纷纷扩充庄园，驱使奴婢，而且，数量庞大的佛教僧尼又与贵族势力相互攀结，采取各种手段逃避国家赋税，此外，更有不少寺院通过高利贷活动多方牟利…
如此种种，必然在经济上与国家利益产生尖锐的矛盾。所以，唐武宗断然采取“灭佛”之举，绝非一时心血来潮，而是有其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原因的。
从“武宗灭佛”的历史事件中，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结论：当佛教作为一种终极关怀作用于世道人心的时候，它就是这个污浊尘世中茕然独立、不可或缺的一朵莲花；可当佛教忘却自身的精神使命，与芸芸众生一起在万丈红尘中追逐物质欲望的时候，它必将异化成一颗吞噬社会健康肌体的恶性肿瘤。
换言之，当寺院建筑的规模一座比一座庞大，当大雄宝殿的香火一天比一天鼎盛，当佛教的出家人一个比一个更加忙碌也更加富有的时候，我们似乎可以问一个问题——这是佛教兴旺发达的标志，还是它走向异化和堕落的开始？
也许，这个问题并不多余。
会昌五年秋天，武宗李瀍开始变得性情暴躁、喜怒无常，其症状与当年的宪宗皇帝一模一样，可他依然坚持每天服食丹药。
进入冬天，武宗身上的许多器官都出了毛病，可道士赵归真却告诉他，不用担心，这是换骨。
是的，换骨。为了长生不老，为了得道成仙，就必须忍受脱胎换骨的痛苦和考验。
李瀍相信，这是修道者的必经之路，所以他并没有被眼前的困难吓倒，而是咬紧牙关，继续吃药。
武宗向宰相和百官隐瞒了自己的病情。李德裕等人只知道天子最近性情有点异常，而且荒疏了朝政，至于天子的身体已经坏到了什么程度，他们根本一无所知。
直到会昌六年（公元846年）正月三日，武宗忽然不能上朝了，李德裕和满朝文武才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
李德裕立刻要求入宫晋见天子，但却遭到了拒绝。
拒绝他的人不是天子，而是天子身边的当权宦官。李德裕并不知道，此时的天子李瀍已经卧床不起，甚至不能说话了。
每当这种时刻，帝国的命运就会再次落入宦官的手中。
现任左军中尉马元贽和内侍宦官仇公武紧急磋商之后，秘密敲定了新天子的人选。
在此期间，禁中与外廷消息隔绝。李德裕和满朝文武虽然忧心忡忡，但是无计可施。
他们在惶惶不安中等到了三月二十日，终于接到禁中发布的一道“天子”诏书：因皇子年幼，储君必须另行物色德才兼备之人；可立光王李怡为皇太叔，改名李忱，即日起全权负责一切军国大事。
很显然，这道诏书出自宦官之手。
可当李德裕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一切都已经太晚了。
诏书发布的当天，皇太叔李忱就在宫中接见了文武百官。三天后，亦即会昌六年三月二十三日，唐武宗李炎（患病期间改名）驾崩，享年三十三岁。
三月二十六日，李忱即位，是为唐宣宗。
登基的这一年，李忱已经三十七岁。自代宗李豫之后，帝国已经将近一百年没有出现这种中年即位的天子了。
尽管李忱的登基让朝野上下都颇感意外，但对于大多数臣民来说，有一个年长的天子总算是一件幸事。因为，年长就意味着阅历和经验，意味着理智和成熟，意味着不会像穆、敬二宗那样把国事当儿戏，也不会像文宗那么孱弱和意志不坚。
然而，对于李德裕来讲，新君李忱的突然即位显然不是一件好事。
在新天子的登基大典上，当李德裕与天子的目光偶然碰撞的时候，两个人都不约而同地倒吸了一口冷气。
天子事后对左右说：“刚才我身边的那个人就是太尉吧？他每次看到我，都让我汗毛直竖。”（《资治通鉴》卷二四八：“适近我者非太尉邪？每顾我，使我毛发洒淅。”）
天子的感觉是汗毛直竖，而李德裕的感觉则是如遭电击。
因为，他看到了这位中年天子的心机和城府，更看到了一种乾纲独断的霸气。
四月初一，新天子李忱开始正式治理朝政。
四月初二，李德裕就被罢去了相职，外放为荆南（治所在今湖北江陵县）节度使。
作为一个大权独揽的强势宰相，李德裕知道自己不可能见容于新天子，但他断然没有料到，这一纸贬谪诏书居然会来得这么快。
不独李德裕自己感到意外，满朝文武也无不惊骇。虽说一朝天子一朝臣，可执政的第二天就把一个位高权重、功勋卓著的帝国元老扫地出门，这种雷霆手段实在是不多见。
随着李德裕的迅速垮台，满朝文武不约而同地预感到——帝国政坛新一轮的乾坤倒转开始了。
当年八月，宣宗李忱下了一道诏书，把武宗一朝被贬谪流放的五位宰相在一天之间全部内调。循州（今广东惠州市）司马牛僧孺调任衡州（今湖南衡阳市）长史，流放封州（今广东封开县）的李宗闵调任郴州（今属湖南）司马，潮州（今属广东）刺史杨嗣复调任江州（今江西九江市）刺史，昭州（今广西平乐县）刺史李珏调任郴州刺史，恩州（今广东恩平市）司马崔珙调任安州（今湖北安陆市）长史。
终于熬到头了。
这几个仕途多蹇的前朝宰相百感交集地打点行囊，迫不及待地踏上了北上的马车。
可是，李宗闵还没来得及踏上马车，便抱憾而终，病死在了贬所。就像李德裕所希望的那样，他的灵魂，从此只能在天涯海角漂泊了。
不过，李宗闵不必遗憾，也不必感到孤单。因为，短短三年之后，他的老对手李德裕就会被一贬再贬，一直贬到比他更远的地方，而且同样死在了贬所。
从会昌六年九月开始，李德裕的人生就只剩下“贬谪”两个字了。
他先是被贬为荆南节度使，不久调任东都留守，大中元年（公元847年）三月又调任太子少保；同年十二月，贬为潮州司马；大中二年（公元848年）九月，再贬为崖州（今海南琼山市）司户。
这最后一贬，把李德裕真正贬到了天涯海角。
大中三年（公元849年）十二月十日，李德裕在无尽的凄怆与苍凉中溘然长逝，终年六十三岁。临终之前，李德裕登上崖州城头，最后遥望了一眼北方的天空，留下了一首绝命诗《登崖州城作》：〖独上高楼望帝京，鸟飞犹是半年程。
青山似欲留人住，百匝千遭绕郡城。〗
李德裕和李宗闵一样，最终都没能回到帝京长安，没能回到他们魂牵梦绕的那一片故土。
人世间的一切功名利禄、是非恩怨，都已随着他们的肉体在荒凉的帝国边陲悄悄腐烂。
关山万重处，只剩下他们的灵魂在夜夜守望——
守望那永远归不去的长安。
【“傻子光叔”的帝王之路】
唐宣宗李忱曾经被视为智障人士。
在这个世界上，几乎所有认识他的人都这么认为。
从他出生的元和五年（公元810年）起，到他登基的会昌六年（公元846年），在整整三十七年的时间里，他一直被当成傻子。
李忱是宪宗李纯的十三子、穆宗李恒的弟弟，也是敬、文、武三朝天子的皇叔。如此尊贵的一个宗室亲王，怎么会在整个前半生都被当成傻子呢？
一切都要从头说起。
李忱虽然是宪宗的亲生儿子，但却是庶出。他母亲郑氏仅仅是一名身份卑微的宫女，而且入宫前还是镇海节度使李琦的小妾。说白了，她就是宪宗皇帝平定镇海时获取的一件战利品。入宫之后，她成了郭贵妃（穆宗生母）的一个侍女，因年轻貌美，被宪宗临幸，不久就生下光王李怡，也就是现在的宣宗李忱。
由于母亲地位卑微，光王出生以后，自然享受不到其他亲王那样的荣宠，只能在一个无人注目的角落里孤独地成长。所以，李忱从小就显得落落寡合、呆滞木讷，往往与其他亲王群居终日而不发一言。长大成人后，这种情况不但没有好转，反而愈发严重。人们纷纷猜测，这可能和他在穆宗年间遭遇的一次惊吓有关。
当时，光王入宫谒见穆宗生母懿安太后，不料刚好撞上宫人行刺，虽然这个突发事件没有造成任何人员伤亡，但从此以后，光王就显得更加沉默寡言。十六宅的皇族宗亲们于是认定——这个本来就呆头呆脑的家伙这回肯定是彻底吓傻了。
此后，无论大小场合，光王就成了人们取笑和捉弄的对象。有一次，文宗皇帝在十六宅宴请诸王，席间众人欢声笑语，唯独光王闷声不响。文宗就拿他开涮，说：“谁能让光叔开口说话，朕重重有赏！”诸王一哄而上，对他百般戏谑。可这个光叔始终像一根木头，愣是一句话也没有，甚至连嘴角都纹丝不动。见此情景，文宗不禁笑得前仰后合，众人也随之哄堂大笑。
然而，一个年轻的亲王却忽然间止住了笑容。
他就是后来的武宗李瀍。
虽然，性格活跃的李瀍刚才还是戏弄光王最起劲的一个，可现在他却死死盯着这个面无表情的光王，心里飞快地掠过一个念头——一个人能在任何时间、任何场合都不为一切外物所动，如果不是愚不可及，就是深不可测。
李瀍忽然有点不寒而栗。
他下意识地觉得，光王很可能属于后者。
如果觉得血腥的盛唐小说不错，请推荐给朋友欣赏。更多阅读推荐：王觉仁小说全集：血腥的盛唐， 兰亭序杀局3， 兰亭序杀局2， 兰亭序杀局， 点击左边的书名直接进入全文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