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全面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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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道士”缪斌赴日与小矶国昭垮台。

  日本的全面求和工作,当小矶内阁成立不久,即已开始,关键人物是早就参与内阁情报工作的绪方竹虎。

  他是福冈县人,出身于早稻田大学;主修政治经济。毕业后加入《朝日新闻》工作;后来又留学欧美,学成回国仍回《朝日》,当到”专务总主笔”、副社长。由于他的家世、籍贯、经历,使得他在日本朝野的各方面具有广泛的关系。福冈在北九州,介乎长州、萨摩之间,与两派藩阀都拉得上关系;主和最力的杉山元大将,又正是他的福冈小同乡,话亦可以讲得通。

  他的父亲绪方通平是福冈农工银行界的领袖,以此渊源,获得财阀的支持,自不在话下。再由于留学欧美,自由主义的味道较浓,与一班因大东亚战争而被闲置的政治家如币原喜重郎、吉田茂等人都有往来。当然,最主要的是在《朝日新闻》服务30年,使得他能遍识日本各方面有影响的人士,还有各国的许多外交官。在日本社会中,可再也没有比绪方具有更多更广泛的人际关系;因此,在东条内阁,他受邀担任”情报部参与”;小矶内阁成立,更一跃而为国务大臣兼情报局总裁,表面上是主持宣传工作,实际上获得小矶的支持,军部的默许,从多方面去寻求结束战争的途径。

  他所恃的”触角”,便是朝日新闻社派在国内外各地的记者。日本新闻记者,往往负有政治任务;而日本的政治家亦每每与新闻机构结有深厚的关系,如同盟社之掩护近卫,担当过许多必须保持机密的任务。当多田骏与石原莞尔,决定排除杉山元,间接建议起用板垣征四郎时,作为第五师团长的板垣,正受困于台儿庄,与前线将领的任何联络,必须通过军部,而近卫不愿军部知道他的意图,结果便是由同盟社的战地记者古野伊之助携着近卫的亲笔信,在台儿庄阵地面交板垣,方能将他召回东京。

  绪方的探索和平工作,亦由《朝日新闻》记者秘密担任;最初是由朝日新闻社经理铃木文史郎与瑞典驻日公使伯桂接触,到了1945年3月间,铃木将这一层关系移交给了外相重光葵。与此同时,《朝日新闻》驻上海的记者田村真知,回东京时面告绪方竹虎,说汪政府的”立法院前院长”缪斌有意作为东京与重庆谈和的中间人;而且他也有资格作中间人。

  于是绪方便告诉小矶,有这样一条路子,值得一试。小矶认为可疑,因为缪斌是早就由于贪污而为中国政府所淘汰的人物;但以急于脱出陷入中国大陆的泥淖,不愿轻易舍弃这一机会,因而决定,派他在士官的同学、已列入预备役的陆军大佐山县初男到上海,了解缪斌的情况。

  山县的来意为军统所获知,戴笠便设计了一套愚弄日本政府的作业,迂回曲折地供给了山县许多有关的资料;这些资料都指出,缪斌与重庆方面有一种”特殊关系”;并且有重庆的要人”支持”;如果他出任中日谈和的”中间人”,一定能将日本方面的意见”转达”最高当局,并受到”重视”。

  接得山县的报告,小矶颇为兴奋,便在阁议中正式提出,透过缪斌直接向重庆谋和的建议。外相重光葵立即表示反对,他认为第一、对中国的和平工作,应取得”汪政府”的谅解,必须通过南京到达重庆。第二、缪斌是不足以信任的。当缪斌自江苏民政厅长任内因案免职时,重光正在上海当总领事,所以对缪斌的劣迹,相当了解;所提出的论据是很有力的。

  此外,陆相杉山元、海相米内光政、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则都表示,鉴于过去的工作事例,对这件事不必寄以太多的期望。不过态度虽不热心,亦未像重光那样极力反对。

  话虽如此,小矶相信他的同学,过于阁僚;只是外相既然不赞成,未便独断独行,所以改换一个名义,以听取情报为理由,派绪方安排缪斌作东京之行。

  缪斌出卖风云雷雨的手法,一向很高明,除了他所说的另有一名”中国政府”的特别代表,需要经过他先跟日本最高决策人士接触以后,才能决定是否可以展开直接谈判以外,另有一组工作人员,携带专用的电台,随同赴日。这也就是使小矶”入迷”的主要原因,所以特别叮嘱,这些工作人员及电台,一定要带来。

  哪知日本”派遣军”总司令部,亦竟信以为真,而冈村宁次正在进行老河口、芷江作战,妄想进攻重庆,正急电大本营要求增援,且四十七师团的一个步兵联队,亦正由青森县之西的弘前驻地,赶往中国战场,如果此时与重庆谈和,势必破坏他的军事行动,因而决定加以阻挠,禁止缪斌的随员及无线电器材上飞机。小矶接到报告,对于军方的行动颇为惊异,但亦无可奈何;因为他这个内阁总理大臣,地位远不及东条,对于军部毫无约束的力量。

  缪斌单身到了东京,在见小矶时,率直提出要求,晋见日皇。他的理由是,倘非日皇有所表示,蒋委员长是不会作任何考虑的。

  几经折冲,才决定由日本皇族代表日皇,先跟缪斌作初步接触。当然,所选的这个皇族,必须是中国政府所熟悉的人物。

  日本的皇族,人数不多;天皇的直系亲属,称为”皇族”;兄弟伯叔,便是”华族”,自是五等爵以上的王位,有封号并有称号,称号为”宫”,此是一家族的总称,当时皇族中,比较为中国所熟悉的是”东久迩宫稔彦王”。

  这个理由光明正大,而且正因为提出了这样的理由,见得缪斌的来头不小;所以小矶欣然乐从,派绪方去见木户幸一,提出缪斌的要求,希望日皇能予接见。

  但木户认为缪斌晋见日皇的时机未到,婉言拒绝;而缪斌坚持立场,仿佛在报复当年近卫的声明,”不以中国政府为谈判的对手”;所以如今亦不愿与日本政府谈和,只有日皇有所表示,他才能负起”中间人”的任务。

  照日本的”皇室典范令”,皇室、皇族必须学习军事;东久迩宫稔彦是陆军出身,而且军旅的经验很丰富,位至中将,做过师团长。七七事变初期,他的师团派至华北,并参加过进攻汉口的战役。回国以后,久任参谋总长;当然,那多少是一种”荣誉职”。

  日本的皇族共14家,除了昭和的3个胞弟,秩父宫、高松宫、三笠宫称为”御直宫”以外,其余11家,都是孝明天皇之后。日本皇室、皇族,有近亲结婚的传统,因此,昭和皇后良子,实际是昭和天皇裕仁同曾祖的堂妹,而东久迩宫稔彦王与昭和的关系,就更为复杂了。

  东久迩宫稔彦的父亲,是明治天皇的兄弟、朝彦亲王,所以他是昭和嫡堂的叔父;但同时也是姑丈,因为他的妻子是明治天皇的九皇女,例封内亲王,称号为”泰宫”的聪子。朝颜亲王的儿子很多,所以这一支在皇族中的势力最大;除”御直宫”以外,其余11家中占了3家,梨本宫守正王,是朝彦亲王的第四子,一直是”元帅府”的首席,现在是”伊势神宫”的”斋主”、朝香宫鸠彦王,是朝彦亲王的第八子,为现役陆军中将;东久迩行九,与朝香宫同岁。由于他又是他的胞伯明治天皇的女婿,所以特见重用。

  东久迩稔彦接见缪斌,是在3月18那天;东久迩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第一个也是日本朝野最关心的是:“在重庆的国民政府,是否承认日本天皇?”

  “当然。蒋委员长及中国政府,只对日本军阀有反感。”

  “国民政府为什么想跟日本谋求和平?”

  “中国不希望日本灭亡,为了中国的防卫起见,需要日本的存在。中国希望日本在灭亡之前,与美国谋和。”

  缪斌将日本比作中国的”防波堤”,当然是为了防止赤色浪潮,他说:“现在如果实现中日和平的话,可以防止苏联势力的扩张。”

  “你是小矶首相邀请来的,为什么先想谒见天皇呢?”

  “在日本谁都不可靠。”缪斌发挥了他一向善作惊人之论的特长,”可以信赖的,只有天皇。既然本人不能直接拜见天皇陛下,希望殿下转达我所陈述的意见。”

  东久迩宫稔彦当即表示,接受缪斌的要求,据情转陈日皇;当然也还要表明态度,却是十足空洞的外交词令;他说:“希望实现此种中日和平工作,而以此和平工作为基础,来结束世界大战。”

  “实现此种中日和平工作”的具体条件,缪斌向小矶及绪方提出一个所谓”中日全面和平”方案,要点一共4项:第一,停止敌对行为,自中国撤退所有日本军队;第二,取消南京政府,承认蒋委员长对全中国的统治权;第三,满洲问题,另行交涉;第四,恢复日本与英美间的和平。

  于是在3月20日召开的”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中,小矶报告了缪斌来日以后的活动,然后提出请求:以缪斌所提方案为前提,讨论日本与中国政府的和平交涉问题。

  “本人很怀疑,此种工作会有什么效果?”陆相杉山元一马当先,兜头浇了冷水,”缪斌是中国政府抛弃的人物;如果中国政府真的有和平的诚意,不应该让这样的人物来居间。”

  这确是一针见血之论;海相米内光政便说:“请外相表示意见。”

  “关于这个问题,首相与本人并没有认真讨论过,更没有达成任何协议,所以本人不能负责。”外相重光葵接着又说:“据本人所知,缪斌并非汪政权的忠实分子;中国政府的领导阶层,亦早已将他排除在外。”

  “这是表面的看法。”小矶的信心毫未动摇,”我有好些确实的证据,能够证明缪斌的工作是重庆所许可的。”

  “过去有过好几次类似的工作,结果都证明是重庆情报机关所弄的玄虚。”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说,”对于一向与中国政府隔绝的缪斌来谈和,本人始终觉得是件不可思议的事。”

  “我想,我们不必再讨论这个问题了。”米内光政问道:“各位以为如何?”

  出席人都以沉默表示附议;小矶与绪方知道,在这个会议上任何争论,都是徒费唇舌,所以亦未开口。缪斌的”方案”就此胎死腹中了。

  但小矶还不死心,特意在梅津身上下工夫;因为参谋总长在理论上是日皇的幕僚长,可以单独”帷幄上奏”,同时参谋总长主管军令,对于停战问题处在有力的发言地位。可是梅津没有被小矶所说服。

  情势很明显了,内阁总理大臣亲自主持一项工作,竟至于连讨论都不讨论,即为他的阁僚所否决;这不就等于全体阁员投了他的”不信任票”?交缪斌找了来会出现这样的恶劣的副作用,真是做梦都没有想到的事。

  这对小矶自是一大打击。经过多方考虑,他认为日本为要想求得和平,只剩下一个机会,就是在本土决战时,对登陆的敌人迎头痛击;让敌人知道,虽已踏上日本的本土,但有如日军在中国大陆那样,陷入泥淖,难以自拔的危险,不如讲和为妙。

  这个机会要从胜利中取得;尤其重要的是,当机会来临时,要能及时捕捉。因此,小矶旧事重提,要求积极参预。

  经过深切的考虑,小矶决定打最后一张牌:直接诉之日皇。

  小矶是在4月2日单独晋见日皇,要求对缪斌路线赐予支持。昭和不是明治,无法作此重大的决定,他仍旧要召见陆、海、外三相后,才能答复。这一来,结果便可想而知了;当天便由木户内相转告,日本认为时机尚未成熟。据说:陆、海、外三相一致反对小矶的计划的理由,倒不是因为缪斌不够资格;而是认为中国与英美有坚强的同盟关系,若非事前与英美充分磋商,绝难单独与日本进入和平关系。日皇深以为然,所以这样答复小矶。

  由于日本宪法上的缺点,统帅与国务是脱节的:东条英机之能独断独行,是由于人事上的手段,弥补制度上的缺点,由特旨先兼陆相,再兼参谋总长。小矶组阁本是预备役的大将,自无法援东条之例,因而要求总理大臣得列席大本营会议,为陆军所拒绝。到得缪斌来日之前,这一点终于争取到了;但虽得列席,每周召开两次的大本营会议,既无发言权,又无表决权,论地位还不如军部的一名课长;不过一个高级的旁听者而已。

  因此,小矶在晋见日皇的第二天,亲访杉山元;他本来是陆相,由于与畑俊六分任本土防卫的第一、二总军司令官、晋衔元帅,并交卸陆相;推荐阿南惟几继任,尚未到职。小矶的要求是,由他兼任陆相,以便强力参与大本营的决策;同时可以事先估计,谈和的时机将会在何时来临,以便准备。

  军部断然拒绝了!仍旧是现役与预备役的理由。

  小矶无路可走了;4月4日上午进宫、捧呈辞表;并且上奏,后继内阁必须是”大本营内阁”。

  对缪斌的东京之行,周佛海明知道不会有何结果;始终存着一个”说不定会有奇迹”出现的万一之想,因为果真东京与重庆能够直接谈和,他的肩头就会轻松得多。

  缪斌毕竟铩羽而归了。尽管他吹得天花乱坠,说日本天皇曾经亲自接见;又派东久迩宫代表赐宴,日本很可能派皇室出面来谈和,但周佛海由日本方面接到情报,证实缪斌是白去了一趟。

  及至小矶内阁垮台,退役海军铃木贯太郎组阁,汪政府中人都不知道日本对”本土作战”正在积极部署,认为铃木内阁是”投降内阁”。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汪政府当然亦要解体,个人的出处,已到非作安排不可的地步了。

  于是有的打算建功赎罪;有的准备隐姓埋名;当然也有人持着听天由命的想法,但个人的安危生死能看得破,却不可连累亲友,金雄白就是这样,早在汪精卫刚死时,他就在悄悄收束他的事业了。

  有一天,有个新闻界的朋友胡东雅去看他,说第三战区派来一个姓张的高参,托他引见周佛海。这些事金雄白不知做过多少次,当即打电话跟周佛海联络好,将张高参带到周家,达成了引见的任务,随即就走了。

  过了几天,胡东雅又来看他;一见面就喜孜孜地说:“雄白,恭喜你,有个极好的消息,张高参向周先生提出要求,希望派一个比较熟悉他的情形的人,常驻三战区,作为联络官。三战区属意老兄;张高参请你马上向周先生去请示,什么时候跟张高参一起走。”

  金雄白既惊且喜,便即问说:“怎么会看中了我?是不是你的推荐?”

  “不是。听说是顾将军自己决定的。”

  金雄白回忆往事,想起曾经替三战区的司令长官顾将军出过一回力,那时他是江苏省政府主席,曾枪毙了一个新闻记者刘煜生,引起轩然大波;尤其是上海的新闻界,大张挞伐,更为愤激。后来是由杜月笙调停,方得无事;不过期间金雄白亦曾由顾将军透过周佛海的关系,托金雄白从中斡旋,也许是因为这层渊源,顾将军才会想其他。

  不论如何,反正这是个出深渊而登青云的大好机遇;金雄白不敢怠慢,当天便去看周佛海,说明来意。

  “我向张高参表示,同意你去,完全是敷衍他的话。”

  兜得一盆冷水,将金雄白浇得背脊都发凉了。

  “我想过,你去了不能回来;不能回来你就不能去。”

  “何以不能回来?”金雄白问。

  “日本人对你注意已久,你去了浙东回来,一定会有麻烦。平常有麻烦不怕,这时候有麻烦,我没有能解决的把握。”周佛海加以解释,”因为,现在的日本军人,尤其是以胜利者姿态出现在中国战场的日本军人,心情之复杂、之不可理喻,你总想象得到。”

  金雄白不能不承认周佛海的话,是经过考虑,出自衷心,只好无奈地点点头。

  “如果你去了不回来,好些只有你才能办,或者一向是你经手,别人茫无所知的事,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这也是实话。金雄白经手的”关系”,大部分固然可以交出去,但也有极少数的部分,是无法交出去,而这极少数的部分,正是非常重要的部分,譬如周佛海跟蒋委员长的代表蒋伯诚的关系,就非金雄白作桥梁不可。

  “再说,我也少不了你。既然是共患难,当然以朝夕不离为最宜。”

  前面的分析,由于理智,最后的一个留他的理由,出于知友深情,更令人感动。金雄白到这时候,连怅然若失的感觉都消失了。

  “好!这件事,我们不谈了。”

  “那就谈最要紧的一件事,照你看我当前最要紧的一件事是什么?”

  金雄白毫不迟疑地答说:“自然是如何接应盟军在东南沿海登陆。”

  “不错。日本在中国的部队有300万;一旦本土决战,当然要调一部分回去。这调回去的一部分,必然是精锐,留下来的即或不是战斗力怎么强的部队,不过数量很大,仍不可轻敌。”周佛海又说:“不过政府也有60万人,虽然战斗力不高,仍旧可以发生牵制作用;我当前的课题是不知如何将这个牵制作用发挥到最高度;以及如何在国军所希望的地区,发生牵制作用?”

  “既能发生牵制作用,何不将这个作用,索性化成战斗?”

  “你的意思是,直接对日军攻击?”

  “正是。”金雄白点点头。

  与其牵制,不如进攻;联络游击队,组织沦陷区民众,而遥引国军正规部队为后援,以待麦克阿瑟的艨艟巨舰,起事着实可为。金雄白所建议的这一策,当时为周佛海笑为书生之见;其实却是针对日本大本营战略上的弱点而加以痛击的上上之策。

  因为情况是很明显的,日本为了本土决战,以及防备盟军在中国东南沿海登陆,否定冈村宁次往西南深入冒险,严令将部队集中到海口,以便增援本土。既然如此,就不必作静态的牵制;大可放手攻击——战略家、政论家一直在鼓吹、在强调的是,日本派遣大量部队侵华,是自陷泥淖,来得去不得;现在不正就是日军归心如箭,急于从沼泽中拔出泥腿,溜之大吉;而中国应该拖住它的时候吗?

  赞成金雄白的主张的人,甚至还作了这样的一个譬喻,例如有流氓自道急人之急,侵入良善人家,软哄硬骗,盘踞不去;哪知多行不义必自毙,此流氓之家遭人袭击,已经失火了;流氓急于脱身回家救火,那末与他暗中有不共戴天之仇的人,岂不应该乘机反抗?这个流氓为了根本有失,无心恋战,一定是采取只求摆脱的守势;那时就岂不容他脱身,让他眼睁睁看老巢沦为一片瓦烁,岂不也是绝大的胜利?

  但周佛海不听。虽说书生之见,纸上谈兵,毕竟也有其可取之处;而所以连考虑都不考虑的最大原因是,不管军统也好,三战区也好,都只能由他配合对方的要求作必要的因应行动;而不能由他作主来采取任何战术;更不用谈战略了。

  到了民国34年6月初,任何公共场所都在公开谈论日本人在哪里惨败,怎么样惨败;以及蒋委员长最近发表了什么令人兴奋的谈话?常挂在一般人口头上的一句话是”天快亮了!”而且大庭广众之间,公然有人指出”中央储备银行”钞票的花纹中,分散隐藏的”中央马上来”五字——看清楚了的人的那种惊喜之情,是谁都会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的。

  金雄白既兴奋又苦闷,与周佛海的接触当然亦更密切;一天傍晚,周佛海跟他说:“有件事要请你赶快办。中央要我办一个规模比较好的印刷厂,作为反攻开始以后,敌后宣传之用。这件事要快;请你负责筹备。经费不成问题,向我要。”

  “钱是小事。”金雄白踌躇着说:“印刷器材都仰给于国外;海运中断,来源缺乏,只有去找存货。这时间上就很难说了。”

  “一定要想办法!”周佛海近乎不讲理地说:“没有办法也要有办法。”

  金雄白灵机一动,顿有无比轻松之感;原来他早想结束《平报》,却以种种顾虑,下不了决心。现在他为他自己找到了一个绝好的理由;迟疑犹豫,一扫而空,所以觉得轻松。

  “没有办法中想办法,倒逼出一个很好的办法。我把《平报》停刊;不必另起炉灶,留用原有的员工设备,留待他日之用,如何?”

  “很好!就这样,请你马上进行。”

  于是金雄白找了个清静地方,一个人先盘算停当;然后在半夜里,坐车到报馆,等总编辑王治明看过”大样”,邀他一起到亚尔培路2号去消夜。

  关起门来,樽边密谈;金雄白将决定停刊的缘故,告诉了王治明,问他的意见。

  “这是为了国家的需要,我完全赞成。不过这是机密,不便向同仁公开;总要有个合理的说法才好。”

  “是的,我想过。反正大局如何,大家都很清楚,只说办报没有前途,决定改为印刷所。”金雄白又说:“这话也不必太早宣布;目前请经理部先准备,该收的广告费、报费尽量收回。订户奉送报费一个月,预收的要退回。”

  王治明点点头问:“定在什么时候停刊?”

  “6月底。”

  “有20天的工夫,够了。”王治明又问:“向读者报告停刊的原因是什么?”

  “我现在所想到的是,以战时节约物资为理由。这篇停刊词我自己来写。”

  “当然非如椽大笔不可。”王治明很仔细地想了一会,”有两个问题,现在要考虑,第一是留用人员的薪水——。”

  “那不成问题,《海报》只谈风花雪月,照常出版;《海报》逐月的盈余,可以维持《平报》同仁的薪水,虽然还差一点,仍旧还可望自给自足。因为《平报》一停,广告客户转到《海报》,收入还会增加。”

  “嗯、嗯!”王治明接下来说:“第二个问题,实在是我的建议;现在白报纸缺货,得要想法子弄一批存起来,一旦要用时,才不至于措手不及。”

  “一点不错!你有什么好办法?”

  “很简单,我们多报配额,少印报。一天积余20吨,10天就是200吨。”

  “好极,好极!此法甚妙,准定照这样做。”

  于是从第二天开始,便少印了好些报;但对”宣传部”却以时局紧张,报份增加,要求提高配额。不过,问题是多报少印,一进一出所积余的大量白报纸,需要善作处理;如果存在仓库,到有紧急用途时,只怕无法提取;摆在报馆,未免惹眼,万一有人检举,真赃俱在,很难解释。

  想来想去,只有凭一道空心的夹墙,作为贮存白报纸之用。以原定的一天20吨为目标,到停刊那天,预定可以容纳400吨左右的夹墙中,也差不多堆满了。

  《停刊辞》见报那天,自然引起社会普遍的注目。以”战时节约物资”为由,并不足取信于读者;因为大家都知道,无论汪政府或者日本方面,都希望宣传鼓吹的工具越多越好,物资再节约也不会节约到报纸上。除非大局已到了宣传鼓吹亦无用的程度,才会停刊。

  当然,有许多事业上的,交情上的亲友来打听他停办《平报》的真正目的是什么?金雄白只说:“就是《停刊辞》上的那些话。”

  《停刊辞》上的话,有几句的弦外余音,耐人寻味,而终于为宪兵队识破机关;金雄白亲自执笔的这篇文章中说:“国家如果需要我们,我们将随时期而效劳。”这句话便是指改办印刷所而言;日本宪兵队认为语意暧昧,大动疑心。最不巧的是,杜月笙恰好在《平报》停刊之前,到达浙东淳安;此地是戴雨农所领导的忠义救国军总部所在地,所以杜月笙此来极可能是为了策划东南地区,特别是上海方面如何接应国军反攻,而《平报》迟不停,早不停,恰于此时停刊,其中定有关联,已决定采取行动,要求金雄白解释——解释得不够圆满,座上客立刻就会变成阶下囚。

  得到这个消息,金雄白又惊又喜;但亦不无疑惑,杜月笙的健康状况极差,溽暑之际,长途跋涉,来到这个生活起居及医疗条件,远不及重庆的浙东小城,有必要吗?如说指挥策应,仅有电台可用;而且在重庆有副完整的班底,应比在淳安方便得多。于是,金雄白首先就找唐世昌去打听;证实了杜月笙已到淳安,一行7人,除了两名佣人以外,其余是顾嘉棠、叶焯山及一个胡秘书、一个名片而为名医的庞医师,都是金雄白的熟人。

  谈到杜月笙何以不坐镇重庆,遥为指挥,而须亲临并不能发生太大作用的浙东;果然有段内幕。

  民国34年夏天,财政部决定调整”黄金储蓄券”的价格。原定的办法是,存入法币两万元,期满取黄金一两;调整的幅度是百分之五十,每两三万元,一日之隔,升值一半,自是暴利。

  这当然是绝对机密的决定,但有极少数的人,或者消息灵通;或者脑筋灵活,仍旧大发利市。有个省银行的经理姓潘,接到财政部长从重庆来电话,垂询一事;谈完了,部长问道:“黄金储蓄券销得怎么样?”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潘经理随口回答。

  “你查一查,没有销出去的都把它收回来好了。”

  “是、是!”

  挂断电话,这潘经理心想,抗战以来政府销各类公债;销”美金储蓄券”,唯恐销行不尽;何以对”黄金储蓄券”竟似不愿多销?看起来此券身价看涨。法币日益贬值,倒不知收买”黄金储蓄券”保值为妙。

  这样一盘算,立即调动了一笔头寸,将分销各处的”黄金储蓄券”都由他一个人包了;而且发了一个电报出去:“本行承销黄金储蓄券悉数售出,特行报备。”没有几天,财政部正式公告,调整黄金储券价格。这个潘经理一念之间,发了一笔大财。

  消息灵通的人之中,有一个是专为国家银行印钞票的大业公司总经理李祖永;这天周末中午餐会,无意之中听得有关金储券的一言半语,判断下星期一就会调高售价。他自己不敢捡这个便宜,将这个情分送了给杜月笙,仆人密语,坚劝杜月笙以一千万法币购进500两,转眼之间,可净赚黄金170两。

  170两黄金,自不在杜月笙眼中;但以李祖永如此热心,不忍在他头上泼冷水,便开了一张通商银行一千万元的支票交了给李祖永。

  到得第三天财政部的公告一发布;那就像赌场里开了一宝大冷门一样,顿时轰动;而且很快地谣诼纷传,说事先消息走漏,有某人某人藉此大获暴利。佐证是:一向销路不太好的黄金储蓄券,在上星期六,销数突然到达一个高峰。这一下惊动了监察委员,立即展开调查;杜月笙所开的那张一千万元支票,亦在被查之列。

  不久,监察院公布了纠举书,指摘财政部此次办理黄金储蓄券每两加价一万元,事先泄漏机密,以致加价之前的星期六一天中,黄金储蓄券销数,突然大增;个中必有弊窦,显而易见。同时列举加价之前一二日内,大量购券人的九名商号,”杜镛”二字,赫然在列。

  这自然是报纸的头条新闻;而由于有杜月笙的姓名在内,更惹人注目,一时茶余酒后的闲谈,莫不以此为话题。杜月笙是名誉心极重的人,身经这种尴尬而又窝囊的丑闻,真如佛头着粪,万般无奈;精神上的抑郁沮丧,为”八一三”以来所未有。

  当然,监察院既有表示,司法方面不能不问;重庆地方法院检察处,着手侦查此案。杜月笙既然”榜上有名”,将来起诉,势必亦在被告之列。他心里在想,到那时消息传开来,上海滩上传一句:“杜先生吃官司哉!”三千年道行,打得精光;胜利以后,还有什么脸回上海?因而忧心如焚,形神憔悴;最苦的是,这件事不能托人情,一托人情便见得自己情虚;同时也不能向友好解释,一解释揭穿真相,便等于出卖了李祖永,而人家是一片好意;这种江湖上视为”半吊子”的事,打死杜月笙也不肯做的。

  结果是,他自己绝口不提;至亲好友亦讳莫如深,形成了一种奇异的僵局,而就在传闻侦查终结,即将提起公诉,杜月笙自忖黄鳝修行,化到龙身,而终恐不免又堕泥涂之际,突然出现了柳暗花明的局面。

  那时正是小矶内阁垮台以后不久。军事委员会侍从室来通知杜月笙,委员长召见。如其晋见回来,杜月笙的神平安静了;但对蒋委员长跟他说了些什么,一字不提。不过,不到一星期的功夫,国民政府总务局长陈希曾亲自送来一本密码;这表示杜月笙将有远行,而此行的任务,是可以用这本密码直接报告蒋委员长的。

  那么是到哪里去呢?有人问他,杜月笙摇头不答。但根据各种迹象,大致可以推断他是作东南之行;而任务是在策应盟军在东南沿海登陆。

  为什么推断是策应盟军呢?因为一年以前,在麦帅总部情报部门工作的昆丁-罗斯福少校——美国老罗斯福总统的孙子,在美国曾通过”钨沙大王”李国钦的关系,请杜月笙的一个在美留学的儿子杜维新,出信介绍昆丁-罗斯福给他父亲。

  在重庆见面以后,昆丁-罗斯福坦率地提出要求,希望杜月笙接受美国政府的委任,负责在上海地区策应盟军反攻的工作。杜月笙很委婉地谢绝了,但答应以盟友的立场,提供情报上的相互便利。当然,这番说法,是征得戴雨农同意的。因为有此一段往事,衡诸当前局势的发展,所以大家对杜月笙东南之行的任务,有这样一种猜测。

  这个猜测是正确的;有些人不说,此为出于戴雨农的策动,这个猜测也是正确的,但却很少有人知道,戴雨农请示蒋委员长召见杜月笙,别有深意。

  原来戴雨农与杜月笙缔交以后,在为国宣劳方面,始终合作无间;但在私交上却曾有过波折。为了高宗武事件,杜月笙未让戴雨农经手,彼此耿耿于怀,戴雨农觉得杜月笙不够朋友;而杜月笙也觉得不管怎么说,这件事不让戴雨农经手,总是伤了朋友的面子,他是宁可天下人负我,不可我负天下人的度量,一直在想,总要为戴雨农好好帮个忙,朋友交情上才有交代。

  偏偏要帮戴雨农的忙就不容易。他的工作,若说要帮忙,个个要帮,那怕穷乡僻壤,不知天下之大的一个村妇,说不定对他的一桩重要任务,会发生决定性的影响;如果不要人帮忙,谁也帮不上忙。但终于有一次,杜月笙帮了他一个大忙。

  事起于一个有”财神”之号的显要,与戴雨农发生了严重的误会,有解职听勘的可能;杜月笙得知其事,神思默运,看准了”财神”是忠厚长者,事虽凶险,却不难化解;于是一方面安慰戴雨农,表示要在他身上”掼沙蟹”,一方面悄然奔走,运用灵活的手腕,以及他的具有特殊逻辑的说服力,从中斡旋,结果不但使得误会涣然冰释,而且为戴雨农挣得一个十足的面子。

  这一来便轮到戴雨农觉得欠杜月笙的这个情,非报不可。这一回出了这么一件窝囊事,戴雨农将心比心,最了解杜月笙的心情;今日之情,不是法律问题,不是是非问题,也还不是面子问题,而是要怎么样才能使得杜月笙心里不觉得委屈的问题。

  于是找到一个机会,在领袖面前,从容进言:大局到了紧要关头,盟军一旦在东南登陆,国军反攻,不能缺少上海社会上多方面的配合;而上海方面的动员,又不能缺少杜月笙的号召。不过最近他有无妄之灾,心情不好,加以天气又热,他的健康状况又差,即使肯去,只怕鼓不起劲来;如果委员长能召见,当面慰勉,杜月笙感恩图报,卖命都肯的。

  杜月笙深知人生在世,没有人一生处顺境;但也没有人一生都在逆境。安身立命的良方,是懂得加减乘除的道理,行有余力,多加多乘;遇到该减当除之际,自会有所弥补。若说”杜月笙吃官司”这句话是奇耻大辱,那么”委员长召见”就是无上光荣;最要紧的是”委员长召见”,正当知道”杜月笙吃官司”将成定局时,这就表示蒋委员长知道他是冤枉的,召见而赋予为国效劳的任务,便等于为他作了洗刷;司法如何处置,无足介怀了。

  他又在想:以戴雨农相知之深,自然了解,照他在抗战以来的表现,不要说是到东南去策应敌后;哪怕让他假”落水”,真”卧底”,回上海去做”汉奸”,只要戴雨农说一句话:“月笙哥,这件事对国家的关系很大,非你不可。”他也会答一句:“好!雨农兄,格末侬说哪能就哪能。”既然如此,又何用惊动蒋委员长,特地召见?

  这一自问,自会恍然,戴雨农是将他的心境体会到至深至微之处,才苦心以这样的安排。当然,这件事只有心照不宣;事前事后,戴雨农都不能说的。这就是所谓”人之相知,贵相知心”;也就是他一向深认不疑的加减乘除的道理。

  为了保密起见,杜月笙是带着4名随员、两名片从,单独从重庆出发,循川黔公路经綦江、桐梓、遵义而到达贵阳,与戴雨农相会合。

  在一起的还有”中美合作所”的美方负责人,海军准将梅乐斯。

  前一年”财神”与戴雨农发生严重误会,别有因果;但使得戴雨农几乎栽跟头的一事由,却是为了梅乐斯与他的部属。请了人家来,自然要有地方给人家住,但供给的住处,总不能让洋人上露天茅坑,起码要有简陋的卫生设备;事机紧迫,又为了保防上的严格要求,无法正式备公事,请预算、公款公用,为盖中美合作所宿舍挪动了一个短时间,不道为”赵玄坛”座下的”黑老虎”抓住了”小辫子”。板起脸来公事公办,这话自然就难说了。

  有此一段渊源,加以梅乐斯久知杜月笙的名声,所以相处极欢。”三人同心,其利断金”,有戴、杜、梅同心合力到东南去部署,盟军登陆、国军反攻,可说胜算在握。因此,当杜月笙换上中山装,登上军用机时,步履轻快,豪情万丈,似乎年轻了好几岁。

  第一站是贵州东行的要冲芷江;逗留3天,续飞福建长汀,循陆路经连城、永安而抵南平;复由建甄、崇安入江西转道入浙,安抵淳安。

  “那么,”金雄白问道:“你们恒社总有人去见杜先生吧?”

  “杜先生从重庆动身,我们就派人到半路上去接了。在长汀见的面。”唐世昌又说:“到了淳安,有熟人回上海;杜先生托他带了信来,说就要回来了。”

  “怎么回来法?打回来?”

  唐世昌笑笑答说:“这就不知道了。这些都是采丞经手;你最好跟他详细谈一谈。”

  “过几天再去看他,这两天我遇到点麻烦,先要把他摆平了再说。”

  “是,”唐世昌关切地问:“为了《平报》停刊的事?”

  “是的。”金雄白问:“你听到什么没有?”

  当陈群出任”江苏省长”时,发展谢葆生为”警务处长”;此人当年是杜门”八股党”之一,此时在上海开一家”仙乐斯舞厅”。他之”荣任警务处长”,在观感上不仅比褚民谊当”海军部长”还要滑稽;而且还会使人将瓦冈寨上,头插两根野鸡毛的程咬金,与汪精卫联想在一起。陈彬龢便毫不容情地斥之为”流氓政治”。汪政府的”高官”自是人人愤怒,但却无可奈何。

  由此可知,陈彬龢仆人,里外皆红。里红是赤化,外红是日本国旗上的太阳;当然,很少人识得透他的外红是掩护里红。不过,在里外两层红之间,总还裹着薄薄的一层白;如与金难白的友谊便是。

  金雄白跟他本无深交,只为周佛海对这个”既不能令,又不受命”的陈彬龢颇为头痛,特地关照金雄白去接近拉拢;周佛海给他一个原则:凡是陈彬龢参加的社团,金雄白也要参加。这样,如果不能影响陈彬龢的态度,不得已而求其次,还可掣他的肘。

  因此,金雄白的名字便常与陈彬龢连在一起,看起来焦不离孟、孟不离焦;实际上有如法警与犯人用一副手铐铐在一起,形影相随,而立场相反。

  他们一起参加了好些社团,最重要的一个是”上海市市政咨询委员会”。这个组织仿佛市参议会,但实际权力很大;比较重要的市政设施,在决策之前,先须这个委员会认可。”咨询委员”一共19人,包括政坛耆宿颜惠庆、李思浩;”海上三老”;银行家周作民、唐寿民;实业家吴蕴斋、项康元、郭顺等等知名之士。报界被延揽的,就只有陈彬龢与金雄白。

  有一次市政咨询委员会召开临时紧急会议,因为粮源不继,配给的”户口米”将告中断。

  太湖区域,本来是中国的谷仓之一,但是日本军队将产米的苏州、松江、青溥一带划为军米区;新谷登场由日军全部收购为军粮,以致上海的民食问题,一直形成市政上的重大压力。在珍珠港事变以前,可购洋米补充;此时海运中断,唯有从内地军米区去设法,这就不能不与虎谋皮了;当场推定陈彬龢与金雄白负责解决这个问题——19名委员中只有他们两个人跟各式各样的日本人,打过各式各样的交道。

  日军军米区的管辖者,是在日军中颇有势力的苏州特务机关长金子,恰好他到上海,住在江西路都城饭店。陈、金二人联袂往访,直道来意,希望金子能在日军军米中拨出多少吨,维持上海”户口米”的配给。

  金子考虑了一会说:“米不成问题,不过要有交换条件。”

  “请你开出来。”陈彬龢说。

  金子开的条件是:第一、米价须以现款交易;第二、负责疏散上海部分工厂,迁往内地;第三、供给民夫两万人,为日军构筑防御工事。

  这3个条件都是难题。首先,现钞——”中储券”由于印钞票的原料不继,异常缺乏;市面交易数字稍大,都用各银行同业往来的支付凭证,诨名”八卦丹”的”拨款单”代表,要筹大量现钞,自然煞费周章,但并非不能解决。

  无法办到的是另外的两个条件;金雄白正准备与金子交涉时,不想陈彬龢已一口应承,”可以!”他说:“我们接受条件。”

  “那么做一个书面纪录。”

  金子找来一张白纸,潦潦草草地写成一个备忘录。陈彬龢稍为看了一下,很快地签了字;接着将笔递了给金雄白。

  在这种情况下,立场应该是一致的;金雄白万般无奈,举笔如扛鼎似地也签了字。金子收下备忘录,表示满意。

  “我们已经接受了条件。”陈彬龢说:“中国人说:民以食为天,希望贵方能够尽快交来。”

  “可以!不过,你们应该先履行第一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就是缴纳米价的全部现款。”银货两起”是交易惯例,不能说金子苛求;陈彬龢便说:“3天以内缴款。”

  “我也在3天之内缴米。”

  谈判看起来很顺利;金子还开了一瓶日本清酒款客。小饮数杯、双双告辞;一到了汽车上,金雄白便埋怨陈彬龢。

  “这样的条件,你怎么可以答应?我们没有理由强迫工厂内迁;也不能征集那么多民夫去替日本人做防御工事。完全是办不到的事!”

  “我根本也没有打算办到。上海几百万人要断炊了,我们先把米骗到手再说。”

  “你倒说得轻松!日本人肯放过你吗?”金雄白说:“我不知道怎么才能应付得过去?”

  “只有拖在那里再说。到拖不过去了,我跟你两个人共同负责;你怕日本人杀你,是不是?”

  金雄白默然,冷静地想一想,舍此以外,没有第二个办法,可让日本人乖乖地运米到上海来。

  当然,全部米价现钞,以周佛海的地位,是不会太困难的。其余的两个条件,陈彬龢只在游民习艺所调用了一百多好吃懒做的所民,说是”第一批,先送备用”以外,就再也不理日本人的催促了。

  由于这一次共事的经验,金雄白对陈彬龢有了深一层的认识;陈彬龢也觉得金雄白是有担当的人,大可结交。因此,仅管在公的方面,常有争执;私交却是很不坏的。

  这时由于唐世昌的提醒,金雄白便直接去找陈彬龢,说明来意。果然,陈彬龢话不多说,起身取了帽子,只说得一个字:“走!”

  他陪着金雄白,到日本陆海军报道部、宪兵队、大使馆,费尽唇舌,多方解释;总算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让金雄白又逃避了一次难关。

  “雄白兄,”陈彬龢问道:“你几时有空,我想跟你好好谈一谈。”

  “今天就可以。”

  “今天不行!”陈彬龢说:“我们需要找一个从容的时间;很冷静地分析当前的局势。”

  “那么,明天晚上如何?”金雄白说:“地点由你挑。”

  “好!明天下午我打电话给你;那时再约地点。”

  第二天下午,陈彬龢打电话到《海报》,约他7点钟在旧法租界霞飞路一处公寓中见面。金雄白准时而往,只见那座公寓很大,但已相当陈旧;到得4楼找到3号,揿了门铃,应口的是一个着和服的少妇。

  金雄白从未听说过陈彬龢有日本籍的妻子或情妇,因而不敢冒昧;只用中国话问:“这里有位陈先生吗?”

  陈彬龢已经闻声出现;将他迎了进来说道:“我这里从没有朋友来过,你是第一位。”接着便问:“你是喝咖啡?还是喝酒?”

  “都可以。”

  “喝酒吧!人生几何?为欢几何?”

  等那日本女子端了啤酒和下酒的咸杏仁来,金雄白便问:“我应该怎么称呼?”

  “她叫清子。叫她的名字好了。”

  陈彬龢始终没有介绍她的身分,金雄白亦就无法作适当的称呼;惟有在她递烟斟酒时,道声:“谢谢!”同时也不免存着戒心。

  “她听不懂中国话。”陈彬龢看出他的心意,”你尽管放言高论,不必顾忌。”

  金雄白点点头;看着书架上、书桌上乱堆着的书籍、资料、稿纸,便即问道:“这里是你写作的地方?”

  “也可以这么说。”陈彬龢答道:“是我逃避现实的地方。你看,连电话都没有!一躲在这里,就像隐居一样,没有人找得到我;左右邻居只知道我姓陈,不知道我是什么人。”

  “许多人说你神秘。”金雄白笑道:“看起来是有一点。”陈彬龢不作声;点上烟斗,深深吸了两口,在青色的烟氛中发声:“你看局势怎么样?”

  “盟军积极反攻;日本人也不肯认输,我看总还有一年半载好打。”

  “不然!”陈彬龢说日本人说的,”不定很快就会投降!”

  “投降?”金雄白不同意这个看法,”日本的海军是垮了;空军出以自杀的下策,可是陆军的实力还在,肯轻易投降吗?”

  陈彬龢认为金雄白以数量来估量日本陆军的实力,是极肤浅的看法,”早在去年春天,征兵体检的内科医生,就奉到命令,要让百分之九十的被征者通过。防卫日本本土的部队,父子兵多得很。”

  他说,”老的太老,小的太小。有一次东久迩宫去视察防空部队,发现好些视线不良,腿有残疾的兵;对于大本营采取前线第一主义,将本土防卫,委诸老弱残兵,大感不安。所谓决号作战,贺阳宫对近卫说过一句话:陆军准备拼到最后一兵一卒,不过表面逞强而已。你我如果看不清楚这一点,一旦发现事不可为,已经身陷重围,要想全身而退,亦成梦想。”

  “全身而退”4字,对金雄白来说,十分动听,当即虚心讨教;但陈彬龢的目标,其实是周佛海,他作了强烈的暗示,周佛海本来是中共最原始的发仆人之一,中道分辙,是思想的演变、时势的推移;他认为周佛海唯有跟中共恢复关系,才有足够坚强的地位”跟重庆谈条件”。

  金雄白憬然有悟,陈彬龢在他面前的许多表现,间接是做给周佛海看的。对于陈彬龢希望他能劝周佛海往左面倒过去,他知道那是决不可能的一件事;因为周佛海跟陈公博希望将功赎罪最重要的手段,便是在沿海部署兵力,一面防日、一面防共;而防共更甚于防日,以期谅于重庆。既然如此,何能一反前辙、自毁立场?

  因此,他装作没有听懂;只在日本必败这一点上着眼,”有一点我不太明白,日本处于必败之地,你已经看得清清楚楚。那么,”他问:“何以看你替日本人卖力卖得更起劲了?”

  陈彬龢笑一笑说:“你们以为聪明,表面与日本周旋,暗中替重庆工作;日本人也并不笨,他们的情报来源是多方面的,间谍密布,耳目甚周,你们的一切,了如指掌。假如有一天,日军真要撤退了,一定大烧大杀,发他的兽性来泄愤,你们非但岂不了作用,而且首先要拿你们来开刀。你信不信?”

  金雄白如何不信?想到日军在南京大屠杀的惨无人道,不由得打了个寒噤。

  “那时,”陈彬龢接下来从容而又显得得意地说:“就用得到我了。我可以跟他们说,中国人并非都是抗日的;像我,哪个不骂陈彬龢是彻头彻尾的亲日派?我是你们真正的朋友。请你们听朋友的话,不要乱烧乱杀。我不敢说,可以让日本人放下屠刀;至少可以保障一方,救我的亲戚朋友。为了那时候我的话能够发生一点作用,所以在这最后关头,我要做得更积极,让他们更相信我。”

  这使得金雄白想到残唐五代许多诡言异行之士,他们的道德观念,感情状态,与常人不同,有人不惜自污,甚至以妻妾为军阀荐寝,为的是保障一方生灵。英雄制造乱世,圣贤开平盛世;而乱世之民连佛都救不得,只有像陈彬龢这种作风的人,竟能为苍生造福——可惜的是陈彬龢不全是清白之心;这就大大减损了他的苦心的价值了。

  “我很佩服你。”金雄白说了老实话,”不过,你所建议的一整套办法,在心理上,是无法接受的。”

  “人各有志,不能相强。我只是尽我的心而已。”陈彬龢说:“总有一天你觉得我应该是曲突徙薪的上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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