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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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知就在拜折续假的当儿,天津起了轩然大波,五月二十五日深夜递到一件廷寄,曾国藩起床听人念道:

  “崇厚奏:津郡民人与天主教起衅,现在没法弹压,请派大员来津查办一折,曾国藩病尚未痊,本日已再行赏假一月,惟此案关系紧要,曾国藩精神如可支持,着前赴天津与崇厚会商办理。匪徒迷拐人口挖眼剖心,实属罪无可逭。既据供称:牵连教堂之人,如查有实据,自应与洋人指证明确,将匪犯按律惩办,以除地方之害。至百姓聚众,将该领事殴死,并焚毁教堂,拆毁慈仁堂等处,此风亦不可长,着将为首滋事之人,查拿惩办,俾昭公允。地方官如有办理未协之处,亦应一并查明,毋稍回护。曾国藩务当体察情形,迅速持平办理,以顺舆情,而维大局。原折着抄给阅看。钦此!”

  念了崇厚的原折,恰好天津道周家勋亦专程来禀报此事,才知道事起于天津知县刘杰,抓住了两名拐子,同时天津的团练也抓住了两个,名叫武兰珍、安三。安三是个教民,而武兰珍虽非教民,口供中却说他的“迷药”是从天主堂一个司事王三那里领来的。也就在这时候,慈仁堂的孤儿,因为瘟疫死了好几个,掩埋得不够深,让野狗拖了出来,“胸腹皆烂,腑肠外露”。天津的百姓认为这就是洋人挖眼剖心的明证,所以天主堂外,聚集了许多人,其势汹汹,眼看有冲突发生。

  于是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向法国驻天津的领事丰大业提出交涉,要勘查慈仁堂,提讯王三。慈仁堂里,固然看不出什么挖眼剖心的迹象,王三跟武兰珍对质的结果,亦证明了武兰珍只是胡说。但百姓不信,总以为崇厚袒护洋人,因而仍旧聚集在教堂附近,辱骂骚扰。天主堂跟三口通商大臣衙门相距不远,崇厚正要派官兵去弹压,法国领事丰大业兴师问罪来了。

  丰大业十分卤莽,挂两把手枪,一进客厅就破口大骂,接着不分青红皂白开一枪,吓得崇厚赶紧躲入签押房,丰大业就在客厅摔茶碗、拍桌子,咆哮不止。

  这时取名“水火会”的天津民团,已聚集了数千人,群情鼓噪,大骂教士、洋人,崇厚怕激出事故,重新又出来劝丰大业,有话好讲,不必如此。又告诉他,外面情势不妙,最好躲一躲,不要出去,否则怕有危险。

  通事把话传译了过去,丰大业怒气冲冲地答道:“我不怕中国百姓!”说完,带了他的秘书西蒙,掉头就走。

  崇厚不放心,派了马弁护送。衙门外面的百姓,都是怒目而视,已有一触即发之势,偏偏冤家路窄,遇着天津县知县刘杰,正从天主堂弹压回来,预备去见崇厚回话。丰大业一见,不问青红皂白,拔枪就放,这一枪没有打中刘杰,打伤了他的一名家人。

  “打!”不知道谁厉声一喊,于是人潮汹涌,淹没了丰大业和西蒙,等散开来时,只见地上躺着两具尸首。

  动乱不过刚刚开头,水火会鸣锣聚众,号召了上万的人,先到通商衙门东面的天主堂,杀了两名教士,放火烧房子,再往东面就是法国领事馆,杀了丰大业的另一名秘书汤玛生夫妇。最后出东门,打入慈仁堂,杀了十名“贞女”,把贞女教养的一百多孤儿放了出来,跟着又是一把火。

  于是崇厚和天津道、府、县,一面弹压,一面救火,但人多势众,无济于事,整个天津城象沸了的油锅,一直到天黑才慢慢静下来。事后调查,另外又杀了两个法国人,是在天津经商的一对夫妇,还有三个俄国人,被误认为法国人而遭了池鱼之殃。同样地,英国和美国的六座教堂,也因为老百姓分不清什么是基督教、天主教而被毁。至于教民死得更多,总在三十以上。

  曾国藩闭目静听,一言不发,他平日的修养,重在“不动心”,以为唯有如此才能保持湛然的神明,应付任何危疑震撼。但天津百姓闯了这么一场大祸,眼看咸丰十年,洋兵内犯的灾难,又有重演的可能,如何能不动心?所以口虽不言,神色已变,右眼下不断抽风,额上筋脉跃动,静卧多日,好了十分之七八的晕眩毛病,又已发作。可是,他硬撑着,只喊着他的第二个儿子说:“纪鸿,把灯移开些!”

  曾纪鸿赶紧将他面前的一盏洋灯挪开,同时劝他躺一躺,说有事明天再商量。

  “不要紧!”曾国藩慈爱地说,“我还得有几句话问。”他问周家勋:“法国水师的提督,就驻扎在大沽口,可曾上岸?

  是何态度?”

  “自然上岸了。”周家勋答道:“态度当然也很坏,不过不曾派兵上岸。”

  “别国的洋人呢,有何表示?各国领事,可曾有什么话?”

  “在天津的洋人,自然都害怕。听说,英国的李领事,要组团自保。”

  曾国藩不作声。好半天才说:“你回去告诉崇侍郎,我料理料理就到天津来。只要可以为国家免祸,一己荣辱,非所敢计。现在只有我跟他是局中人,祸福相共,我一定替他分谤,请他立定宗旨,沉着应付。”

  周家勋明白,言外之意,还是要委曲求全,不过曾国藩愿意分谤,崇厚是不是愿意受谤,却成疑问。当然,这只是他心里的想法,不便说也不必说,只把曾国藩的话,转达到就是了。

  等周家勋辞出督署,直隶按察使钱鼎铭已经得信赶到。此人籍隶江苏太仓,是个举人,咸丰年间办团练有名,李鸿章“用沪多吴”,就出于他的创议和奔走,处事干练明快,极得曾国藩的信任。这时,就不为他掌理刑名的职司,以私人的情分,也该为曾国藩分忧分劳、所以等不到第二天一早,就先要来报到,一则示关切,二则备顾问。

  曾国藩幕府中,也有洋务长才,一个是黎庶昌,字莼斋,贵州遵义人,再一个就是薜福成。当钱鼎铭来谒见曾国藩时,他们正在各陈所见,未有结论,等钱鼎铭一到,便得从头谈起。

  看完廷寄,钱鼎铭指着崇厚的折,愤愤说道:“崇地山一味媚洋,激出民变,明明是中外交涉事件,他请旨由直督查办,说是‘以靖地方’,轻描淡写地把责任往地方上一推,不太岂有此理吗?”

  “调甫!”曾国藩反倒劝他,“现在不是论追责任的时候,更不是生气的时候。刚才我跟莼斋和叔耘在谈,缉凶赔银,自然是免不了的,我跟崇地山要挨骂,也是免不了的。只是祸虽闯得这么大,恐怕民愤依然未平,要应付内外两方面,事情着实棘手,你看该怎么办?”

  “这件案子,是通商二十年来所未有。能够做到缉凶赔银,便算了结,已是上上大吉。至于内外之间,如何能够面面都有交代,要看案情而定,如果其曲在我,则办得严些,百姓亦无话说。倘或错在洋人,那个交涉自然就好办了。”

  “然则曲直是非,如何区别?”

  “在武兰珍口供的虚实。”钱鼎铭答道:“武兰珍究竟是否王三所指使,王三是否教堂所雇用,挖眼剖心之说,是谣传还是确有其事?照此层层严讯,悉心推求,则真相大白,曲直自明。”

  “一语破的!”曾国藩不断颔首,“我到天津查办,就从这个关键上着手。”

  “中堂,”黎庶昌比较了解洋人办事的规则,“这一案交涉的重心,还是在京里,象这样的大案,朝廷原该指示宗旨,是委曲求全,还是据理力争?这在查办的时候,出入关系甚大,廷寄只说‘体察情形,持平办理’,又要‘顺舆情’,又要‘维大局’,都是些活络门闩的话。且不说将来责任都落在中堂双肩,眼前没有一个定见,案子即无归趋。”

  “我亦有这样的看法。”薛福成接口也说,“设或中堂在天津持平办理,而总署对法使罗叔亚一味迁就,彼此分歧,这个交涉一定办不好。如今恭王在假,文尚书丁忧回旗穿孝,百日明满,又请病假两个月,人在奉天。总署中,听说是“董太师”一把抓,而军机变成宝中堂为首,所以才有这样不负责任的上谕。中堂顶石臼做戏,吃力不讨好,固无论矣,不过这出戏总要做得下来才好!”

  于是黎庶昌和钱鼎铭也劝曾国藩,说他病体未痊,尚在假中,廷寄中也有“精神如可支持”的话,可见并不勉强,既然如此,大可撒手不管。即使要管,只管地方,不管对外交涉。钱鼎铭自告奋勇,愿意到天津去揭开“迷拐幼孩”的底蕴。至于这一案涉外的教案,或者奏请另简大员办理,或者请旨责成崇厚,自己设法了结。这才是于公于私,两有裨益的事。

  曾国藩与僚友谈文论事,总是要让人尽量发挥意见,到了言无不尽之后,他才肯说话,所以那三人在苦口婆心劝他明哲保身时,他只是手捋花白胡须,闭目静听,到声音静了下来,他才张目开口。

  “诸公爱我太切,未免言不由衷。如果我能撒手不管,于私,自有裨益,于公,则未必尽然。要教崇地山自己去了结此事,更是缘木求鱼,他如能善了,也就不致于激出这一场变故来了。”

  三个人听他这一说,虽感失望,并不觉得意外,如果他能袖手,也就不成其为曾国藩了!因而面面相觑,不知还能有什么话说?

  于是,侍立在曾国藩身边的老二纪鸿说话了:“三位老世叔,剖析利害得失,已经十分明白,如果总署的意见跟爹相左,则治丝愈棼,倒不如不管的好!”

  “我已经答应周家勋,不日到津,何能不管?”曾国藩答道,“至于总署的意见,可以想象得之,无非息事宁人而已。我当然也要申明交涉的宗旨,奏请朝廷准许,或者告诉总署,那就表里一致了。”

  “然则请教中堂,”钱鼎铭问道:“中堂心里是怎么个宗旨?”

  “我总立意不跟他开衅。”

  “法国人要开衅呢?”

  问到这话,曾国藩不断点头,慢吞吞地答道:“一个字:

  挺!”

  “中堂的挺经有十八条,”钱鼎铭带些调侃的语气说:“这一次不知道要用那一条?”

  虽有些玩笑的意味,其实是极严重的事。曾国藩遇到疑难之际,一身硬挺是出了名的,现在要如何挺法?首先曾纪鸿就关心万分,因而与黎庶昌和薛福成,口虽不言,却都直着眼看他,是作何话说?

  “这一条么?”曾国藩的声音显得很苍凉,“是顶顶管用的一条。我此刻不说,将来你们就知道了。”

  别人开衅,会在兵船上用“后膛螺丝开花”炮,朝岸上轰,这一身硬挺是怎么个挺法?还说“顶顶管用”,实在有些莫测高深!因而他的幕友和儿子,你一言、我一语,旁敲侧击地一定要逼他说。

  “那我就说了吧!”曾国藩终于慢条斯理地答道,“这一条叫做:我死则国生。又叫:置之死地而后生。这件案子,曲直是非,现在还不甚分明,但法国人死了好几个,教堂烧了好几座,他没道理也变做有道理了。缉凶、赔银、赔不是,能依的我件件都依。如是还要开衅,就只好我来挺,法国人要开炮,我就站在他炮口对准的地方。我想法国人也是讲道理的、难道真的开炮打死我?果真如此,各国一定不直法国所为,得道多助,我们的交涉也就好办了!”

  曾国藩的神态和心情,都跟从容就义的志士一样。但六十老翁,衰病侵寻,说出这样的话来,做儿子的第一个就忍不住,眼圈一红,赶紧悄悄背过身去,拭去眼角的泪水。

  他的僚友们则更有深一层的想法,勋业彪炳,封侯拜相的朝廷柱石,如今为了洋人霸道,委屈求全到情愿挨打不还手,不惜一身相殉,务求达成和议,想想也真可悲!上上下下如果再不奋发自强,替国家争口气,那就太对不起曾国藩的苦心了。

  “那么请示中堂,”钱鼎铭不再劝曾国藩卸责,问他起程的日期:“那天动身,应该作何准备?不知道中堂定了主意没有?”

  “那倒不必太急,谋定后动,庶乎无悔。我还要料理料理,总在月初才能动身。调甫,”曾国藩又说:“你看看候补道当中,可有脑筋清楚,言词便给的人,挑这么两员,用我的名义发札子,委他们到天津,会同府道,先办理缉凶事宜。”

  “是!”钱鼎铭看着黎庶昌和薛福成问:“还有奏稿,由我这里办,还是署里办?”

  “我这里办。”曾国藩接口回答,“今天也晚了,明天再说。我想,明天总还有上谕,把朝廷的意向弄清楚了再动手,也还不迟。”

  果然,第二天又奉到上谕,崇厚自请治罪,并建议将地方官分别严议革职,而朝命先将崇厚和天津道、府、县周家勋、张光藻、刘杰等人,“先行交部,分别议处。”等曾国藩到了天津,“确切查明,严参具奏。”

  督署之幕僚们,对这道上谕都觉得很满意,认为朝廷不允崇厚所请,将天津地方官革职,而必留待曾国藩查明了“严参”,是倚重授权的表示。照这样看,曾国藩将来可以放手办事,不必忧虑掣肘。

  曾国籍的看法也相同,但觉得朝廷的委任既专,自己的责任愈重。于是亲自口授,写呈第一通复奏,除了指出挖眼剖心一说的真假,为本案关键所在,决定由此着手,“悉心研鞫,力求平允”以外,又说:“谕旨饬臣前往,仍询臣病。臣之目疾,系根本之病,将来必须开缺调理,不敢以病躯久居要职,至眩晕新得之病,现已十愈其八,臣不敢推诿,稍可支持,即当前往。”

  这个奏折到京,宝鋆才算放心,他一直在担心他这位老同年,怕他病体难支,力不从心,不肯出任艰巨。但是曾国藩到了天津,只能保得当地可以无事,法国的“兵头”在他安抚之下,不致操切鲁莽,另生枝节,而整个交涉,还得总署跟法国公使罗叔亚来办。

  这个交涉是移樽就教的时候多。罗叔亚的脾气很暴躁,平常遇到各省发生教案,总是其势汹汹,有一番很严厉的指责,这一次反倒不大着急,每次都说,案情重大,一定要等他国内的指示,目前不敢干预。这显得事有不测,宝鋆深为担心。请罗叔亚请不动,把他的翻译官德威利亚请到总署,奉为上宾,向他探询法国方面的态度。德威利亚倒不摆架子,把罗叔亚的看法都告诉了宝鋆。

  罗叔亚认为这一案非同小可,最严重的是撕毁法国的国旗,其次是杀了丰大业和他的秘书,再次是杀了他的侨民多人,最后才是焚毁教堂。所以他不敢作主,一面向法皇请示,一面要看中国如何办理?

  “那么,”宝鋆问道,“请问贵翻译官,敝国应该如何办理,贵国始可满意?”

  “不能答复。”德威利亚很快地说,接着便起身要走,怎么样也留他不住。

  宝鋆和董恂、沈桂芬面面相觑,都在心里把德威利亚的话想了又想,总觉得凶多吉少,看来不免要动武。

  “曾涤生说,抱定宗旨,不跟他开衅,我看难免开仗。”宝鋆说道,“经不经得起打,且不说,光是军费就不得了。‘西饷’还是胡光墉替左季高借的洋债,现在就算有什么税课作担保,跟洋人开仗,就借不到洋债。马上大婚还要多少银子来花。真正是,唉!”他顿足长叹,“把人急得想上吊!”

  “佩翁!”沈桂芬倒还沉着,“急事幸可缓办,罗使不是说要向他国内请示吗?一来一往,最快也得个把月的工夫,尽有从容应付的余地。”

  想想不错,宝鋆不再那么想上吊了,“走!走!”他把大帽子抓在手里,“上翔凤胡同去。”

  到了大翔凤胡同鉴园,恭王在病榻前接见。商量了好半天,还只有用“以夷制夷”的老套,不过这个“制”不是制服,是节制,想劝出各国公使来约束法国,不叫他动武。当然,这有一套说法,主要的是发挥这么一层意思:倘或决裂,必于各国通商,大有关碍。换句话说,要想跟中国做生意,就不能让法国跟中国打仗。

  于是“董太师”尽敛威风,低声下气地向各国公使去游说,经过两天的奔走,总算有了结果。宝鋆在每日养心殿照例晋见时,面奏请召见董恂,听取交涉经过。

  “各国使臣的意思都差不多,他们也晓得如果法国开仗,对各国商情都有关碍。不过中国倘无妥善办法,似乎要居间调停,也很难措词。罗叔亚的性情很暴躁,法国的那个水师提督,脾气更坏,万一失和,各国亦难阻止。所以说来说去,还是要中国先尽道理。”

  “什么叫先尽道理?”慈禧太后有些不耐烦,“你们爽爽快快地说吧!”

  “各国使臣的意思,最好请特简大员,亲赍国书,到巴黎觐见法国皇帝,先尽中国友好的道理。”

  “这也没有什么不可以。”慈禧太后问道:“不过,国书上说些什么呢?”

  国书上自然应该表示道歉。这话董恂却不敢说,只拿眼望着宝鋆。“自然是敦睦邦交这些话。”宝鋆又说,“圣意可行,就请旨派人吧!”

  “你们看呢?”

  “臣等与恭亲王商量,觉得不如就叫崇厚去,倒也合适。”

  慈禧太后心里明白,这是他们帮崇厚的忙,让他跳出天津这个火坑,叫曾国藩去受罪。想想有些不公平。不过崇厚办了多年洋务,礼节娴熟,认识的洋人也多,而且正在壮年,远涉重洋,也还不在乎,确是个很适当的人选。

  “那就让他去吧!”慈禧太后又问,“崇厚留下来的那个缺呢?”

  “奴才几个公议,想请旨派大理寺正卿成林署理。”

  “成林?”慈禧太后诧异,“不是说病得快死了吗?”

  “病已经好了。”宝鋆答道,“好在眼前有曾国藩在那里,等这个教案了结,成林再到任,也不要紧。”

  慈禧太后有些迟疑,她也知道,“三口通商大臣”管理海关,是个肥缺,宝鋆要安插私人,但此刻不能到任,便帮不了曾国藩的忙,似乎不妥。

  她把她的意思说了出来,宝鋆不慌不忙地答道:“天津教案,责成曾国藩一个人办理,反倒易于收功。人多口杂,意见分歧,最容易坏事。以奴才想,就是成林到了任,也不能教他插手教案,他只管他的三口通商事宜好了。”

  说得象有道理,慈禧太后很勉强地点了头。接着又问起恭王和文祥的病况,文祥是身子虚弱,恭王是痧症为庸医所误,错服了大凉剂,汗闭不出,几乎一命呜呼。不过眼前总算已转危为安,仅须调养而已。

  “唉!偏偏就都病了。”慈禧太后自己也是从安德海死后,一直闹病,这时抬手在太阳穴上揉了两下,转脸问慈安太后说:“你有什么话要问?”

  慈安太后只有一句话吩咐:“天津的老百姓,也是看洋人蛮不讲理,胡乱开枪,才动了公愤。说起来也是义民,得饶人处且饶人!”

  宝鋆心里在想,慈安太后对外面的情形,一点都不明白,就算缉凶抵命,法国人也未见得肯善罢甘休,还说“得饶人处且饶人!”跟她没有什么好说的,只有敷衍,“是!”他这样回答,“奴才等仰体圣心,尽力去办。”

  等退出养心殿,立即拟旨,派崇厚充“出使大法国钦差大臣”,同时也发布了成林的任命。一面又发廷寄,奖许曾国藩奏称的“案中最要关键等语,可谓切中事理,要言不烦”,催促他早早启程到天津。

  谕旨到时,曾国藩已定了六月初六动身,这几天他一直在料理他自己的“后事”。他已经反复考虑过,认为丰大业能够对崇厚和刘杰开枪,现在事情闹得这么不堪设想,而法国的水师提督,又是出了名的脾气坏,那就更可能拔枪相向,果真有此决裂的场面,他不肯象崇厚那样避走,决定挺胸承当。或者洋人的交涉倒办妥了,天津的老百姓却又要闹事,他也决定挺身而出,先为洋人当灾,免得又起风波。

  为此他要留下一篇遗嘱,瞒着亲人,独自在灯下写道:“字谕纪泽、纪鸿两儿:余即日前赴天津,查办殴毙洋人,焚毁教堂一案。外人性情凶悍,津民习气浮嚣,俱难和叶。将来构怨兴兵,恐致激成大变,余此行反复筹思,殊无良策。余自咸丰三年募勇以来,即自誓效命疆场,今老年病躯,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自负其初心。恐邂逅及难,而尔等诸事无所秉承,兹略示一二。”

  以下第一条就写他自己的“灵柩”,由水路运回湖南,“沿途谢绝一切,概不收礼。”

  接下来说他历年的奏折和文稿,不可“发刻送人”,因为奏折“可存者绝少”,而古文则“志亢而才不足以副之”。处理了这些事务,便是长篇大论的“遗训”,教子孙不忮不求,克勤克俭,自道交卸两江总督时,想不到存下两万银子的“养廉”,又颇自慰于“初带兵之时,立志不取军营之钱,以自肥其私,今日差幸不负始愿。”最后教子孙以孝友,他是这样写的:

  “孝友为家庭之祥瑞,凡所称因果报应,他事或不尽验,独孝友则立获吉庆,反之则立获殃祸,无不验者。吾早岁久宦京师,于孝养之道多疏,后来辗转兵间,多获诸弟之助,而吾毫无裨益于诸弟。余兄弟姊妹各家,均有田宅之安,大抵皆九弟扶助之力。我身殁之后,尔等事两叔如父,事叔母如母,视堂兄弟如手足。凡事皆从省啬,独待诸叔之家,则处处从厚,待堂兄弟以德业相劝,过失相规,期于彼此有成,为第一要义。”

  写完一看,意有未尽,但一时又那里说得完?只觉得不忮不求的意思,必须说得再透彻些,于是做了两首五言诗,附在一起,自觉身后家事可以放下了。

  放不下的是公事。独坐沉吟,果真以身相殉,直隶总督出了缺,一面要办洋人的交涉,一面要安抚地方,细细想去,还真只有一个李鸿章,可以接替。当然,那时候是不是来得及具“遗折”保荐,大成疑问。但估量情势,朝廷亦必出之于调李鸿章继任直督这一途,师弟多年,祸福相共,此时不可不明告心迹,让他心里先有个数。

  于是他找出李鸿章的来信,作了复函,表示“临难不苟免”,在自誓以外,亦有期望李鸿章不可退缩的言外之意。写好加封,交驿递专送正带领郭松林的人马,进驻潼关的李鸿章。

  等到六月初六从保定动身,八抬大轿,缓缓行去,走了四天才到天津。天津百姓对他如大旱之望云霓,在西门以外,远远就有父老跪香,夹道欢迎,这些景象,使得曾国藩的心情,益为沉重。天津的情势,他了解得很透彻,崇厚媚洋过分,大家都认为他“护教”。此刻天津人对他的期望,就是一反崇厚的作风,由“护教”而“护民”,因而才有这样的爱戴之忱。

  然则,将来对天津百姓如何交代呢?曾国藩心想,生死可置度外,荣辱之际要能无动于中,却是一件难事。此来不但对内对外,都不易安排,而且先要克制自己,就是件很吃力的事。

  接到三口通商大臣衙门驻节,天津的大小官员,都具手本接见。曾国藩一概挡驾,唯一的例外是崇厚。

  “地翁!”曾国藩一见便说:“你我有祸同当,有谤同分。”

  “是!全要仰仗中堂的德望。”崇厚很快地就激动了,“这都是地方官平日不能预事防范,养成这样的祸患!”接下来便滔滔不绝地痛责天津知府张光藻和知县刘杰,对天津道周家勋自然亦无好感。

  崇厚唾沫横飞地数尽了天津府县的不是,接着便要求撤换张光藻和刘杰,曾国藩一口拒绝。“是非尚未分清,府县究竟失职到如何程度,亦待考查。”他说,“而且张光藻素有循声,是个好官。”

  “就是张光藻顽固不化,平日办理民教纠纷,偏见甚深,以致仇教之事,层出不穷。”

  “既如此更不宜轻言撤换,否则天津百姓的反感,岂不更深?”

  崇厚语塞。停了停问道:“然则中堂此来,总已定下宗旨。

  可能见示?”

  “当然,当然!”曾国藩屈着手指,说道:“第一,挖眼剖心之说,一定要求个水落石出,才能破惑,不但此案的是非曲直,由此而判,于各省办理教案,亦有关系;第二,误伤俄国人,误毁英、美教堂,要设法分开来办。在法国人,自然要联络俄、英、美诸国,壮其声势,我们对症发药,就是要孤他的势。”

  “高明之至!”崇厚趁机讨个轻松差使,“俄、英、美的交涉,请中堂的示,是不是我马上去办?”

  “甚好,偏劳了!”曾国藩拱拱手说,“明天我就‘放告’。”

  意思是暗示他,地方上的事,不必过问。

  但不用放告,已有无数禀状,递到行辕,另外还有许多在籍官员,以缙绅的身分,送来条陈说帖。曾国藩不敢轻忽,请幕友们一件一件念给他听,有的建议凭借天津百姓的义愤,尽驱洋人出大沽口;有的认为应该联络俄、英、美三国,专攻法国;有的痛斥崇厚,请曾国藩上奏严劾,以伸民意;还有的大声疾呼,速调兵勇入卫,以为应敌之师。总而言之一句话:都要跟洋人开仗。

  “民气如此,着实可虑。”曾国藩忧心忡忡地说,“我看要出张布告。”

  幕友们都不肯轻易发言,因为都觉得这张布告很难措词,既不能奖其忠义,又不能责以不是,颇难有两全之计,倒不如不出为妙。

  “中堂!”钱鼎铭提醒他说,“醇王六月初一上了个折子,陈奏‘思患豫防,培植邦本’四条,第一条一开头就说:‘津民宜加拊循,勿加诛戮,以鼓其奋发之志’,我连日也接到京里的信,指肇事的人,‘捍卫官长,堪称义民’,清议如此,中堂不可不顾。”

  “我宁可得罪于清议,不敢贻忧于君父!”曾国藩的语声平静,意志却显得极坚决,“如今是山雨欲来的局势!洋人只讲利益,不讲是非,兵力愈多,挟制愈甚。今天他在大沽口,只有两条兵船,凡事还好说话,如果他从别处再调来几条,有恃无恐,则已有的成议,一定借故推翻,别生枝节。所以交涉愈早了结愈妙,要想早了结,就不能不自己先压一压,才能息事宁人。我这番苦心,亦不求人谅,但求能为国家免祸。

  只是,唉!”他摇一摇头,不肯再说下去了。

  “我看这样,”钱鼎铭提出一个折衷的建议,“请中堂再派定几位承审委员,尽三两日之力,务必先把迷拐幼孩,挖眼剖心的真相弄清楚,再谈其他。”

  大家也都认为先问案情,后出布告,措词的轻重分寸之间,比较有把握,力劝曾国藩接纳钱鼎铭的建议,他也就答应了。

  在钱鼎铭主持之下,派出候补州县官当承审委员,事实真相,很快地明了了。挖眼剖心之说,纯粹是因为不了解教堂内部的情形而起的误会。譬如教堂里面有堆放杂物的地窖,天津人不知道洋式房屋本有此规制,只拿《水浒》上描写黑店的情形来比附,以为那就是开膛破肚的地方。至于被“义民”所释放的一百五十多小孩,传讯他们的亲属,亦都供称自愿送堂收养,并非迷拐。

  倒是慈仁堂的司事王三和教民安三,确有可疑,但供词反复莫衷一是。曾国藩为了怕法国人疑心中国官府锻炼成狱,决定先押起来再说,同时亲自拟一张布告,刻印了几十份,以“钦派太子太保双眼花翎武英殿大学士直隶总督世袭一等毅勇侯曾”的衔头,盖上紫泥关防,实贴城厢内外,通衢闹区。

  布告中宣布朝廷怀柔外国,息事安民的本意,对天津“义民”,不但没有一句嘉奖的话,而且看来官腔打得十足:“严戒滋事!”

  这一下天津的绅士百姓,大失所望。他们本就不相信没有挖眼剖心及迷拐小孩的事,并对王三和安三的被押监候讯,认为是袒护法国人的表示,再看了这张布告,越发愤懑惊诧,都说想不到曾侯跟崇厚没有什么分别!

  消息传到京中,自不为清议所容,纷纷上疏,都以“民心向背”作立论根本,比较平正通达的一派,亦有“和局固宜保全,民心未可稍失”的话,认为应该部署海防,免得万一决裂无所措手。

  这时法、英、美、俄、比、西和普鲁士七国驻华公使,已经联名向总理衙门提出抗议的照会,同时法国与英国的兵船,纷纷集中天津大沽口和山东烟台两地,形势极为紧张。而总理衙门夹在洋人与清议之间,左右不敢得罪,唯有采取敷衍的办法。罗叔亚看着不是路数,亲自跑到天津来跟曾国藩直接交涉。京里的空气不利和谈,到了天津更不利,办叔亚触目所及,都是仇视的眼光。相反地,亦有媚外的教民,到他那里去密控哭诉,这一下,罗叔亚的态度便更加不同了。

  他去看曾国藩,提出四个要求:赔修教堂、埋葬丰大业、查办地方官、惩办凶手。前两个条件,曾国藩一口答应,惩办凶手,亦可同意,至于查办地方官,先要查明地方官是否失职才谈得到。

  等罗叔亚辞出不久,崇厚急急忙忙赶了来,一见曾国藩的面,便气急败坏地说:“坏了,坏了!洋人要大起波澜了!”

  曾国藩和他的幕友们,无不诧异,及至崇厚转述了罗叔亚的话,更觉诧异。罗叔亚认为这一次的教案,是出于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和路过天津的记名提督陈国瑞所主使,因此要求以这三个人抵命。“这成什么话?”一向喜怒不现于形色的曾国藩,使劲摆头,“万万不可!”

  崇厚也知道罗叔亚的要求,过分无礼,是再也办不到的事,但他也决不能因为曾国藩的峻拒,便偃旗息鼓。好在他原是打了主意来的,只是本来想用个“晴天霹雳”把曾国藩吓倒,然后迂回曲折,水到渠成地引出最后的一句话,此刻看看吓不倒曾国藩,就唯有开门见山,直抉本题了。

  “崇大人!”在座的钱鼎铭,有意要让他心烦,“你可别忘了,陈国瑞现在神机营当差,是醇王的爱将,无凭无据的事,得罪醇王犯不着!”

  “我又何尝愿意得罪亲贵。实在是事出有因。”

  事出有因是不错的,大家都听说当丰大业毙命时,路过天津的陈国瑞,不无煽动的情事。民间又纷纷谣言,说法国人迷拐小孩挖下来的眼睛有一坛之多,已经让陈国瑞带进京去了。照罗叔亚的调查,这就是陈国瑞自己传播的谣言,以诬陷为煽惑,所以要他抵命。

  “抵命的话,罗叔亚不是说说的,真有那么个想法。中堂,我看,我们得先站稳脚步,好封他的嘴。”

  “喔!”曾国藩说:“站稳脚步这话我要听。我们的脚步是如何站法,他的嘴是如何封法?”

  “不必等他提出正式照会,我们自己先办。地方酿成如此巨案,到底是因为地方官不能化导于平时,防患于未然。拿道、府、县先撤任,听候查办,亦是情真罪当的事。”

  曾国藩不断摇头:“我虽不惜得罪清议,这样的事也还不敢做。”

  “中堂……。”

  “地翁!”曾国藩打断他的话说,“这件事难商量。”

  口风中水都泼不进去,崇厚不得要领而去。到了第二天,罗叔亚又来见曾国藩,叽哩呱啦说了一大套,通事怕他生气,于病体不宜,当场不敢照译。但罗叔亚词气神色的凶悍,却是有目共睹的。而且走后不久,接着就送来一件正式照会,另附中文译本,居然真的就提出要张光藻、刘杰和陈国瑞抵命,以及严拿凶犯,立即正法的要求。

  “战机一触即发。”黎庶昌压低了声音对薛福成说,“我们先想个保护中堂的办法出来,再把照会送上去。”

  “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把铭军飞调到津再说。”

  铭军大部驻扎在山东与直隶交界的张秋一带,另有三千人由刘铭传的部将,记名臬司丁寿昌统带,驻扎保定,要调就只有调这三千人。

  等商量停当,才把照会拿了上去,曾国藩有些沉不住气了!对于黎、薛所建议的调丁寿昌所部,移驻天津附近的静海,他亦认为有此必要。不过他不是为他自己着想,主要的是拱卫京师,免得洋人长驱直入。挡不挡得住是另一回事,挡总得要挡,不然对任何一方面都无法交代了。

  “你们让我静下来想一想。”等幕友退出,曾国藩一个人绕室徬徨,通前彻后考虑大计,口中不断在自问:“拿什么来打?”

  其实这已经考虑过不止一次,早已拿定主意,无论如何不与法国人开衅。但事到如今,有难以控制之势,他不能不重新估量后果。

  很自然地,曾国藩想到了十年前的英法联军,那时有僧王和胜保当前敌,恭王和桂良主持抚局,文祥办理军需供应以及京师城防,犹不免一败涂地。如今只得丁寿昌三千人马,挡一挡也不过为两宫太后和皇帝腾出一两天工夫,便于再一次“逃难”而已。

  若是打到京城,还是要和。英法联军入京,一把火烧掉了圆明园,先帝虽为此急怒攻心,病势加重而“弃天下”,但圆明园毕竟是离宫别苑,英法联军不曾毁伤宗庙社稷,还可以和得下来。而这一次果然让法国兵打到京里,为了报复起见,在大内放起一把火,连太庙一起烧掉,那时再要说谈和的话,无异辱及先人而默然忍受,不但为清议所不容,而且对后世亦难交代。这样和不下来,就只有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一直打下去,打到天下大乱,盗贼蜂起,内忧外患,交相煎迫,终于亡国为止。

  转念到此,曾国藩眩晕的毛病又发作了,只觉得天旋地转,头重脚轻,赶紧扶着桌子,摸索到床上躺下。

  于是多少年来的感触,又梗塞在他心头了,一切不如人,说什么都是空话,唯有忍辱负重,奋发图强。接着便想起洪杨平定以来的诸般新政,沈葆桢所经理的福建船政,规模庞大的上海制造局,京师的同文馆等等,总算是可以安慰的一些成就。

  就因为有这些成就,曾国藩越觉得非和不可,此时忍辱,将来才有报仇雪耻的机会,否则刚创下的一点基础,浪掷在战火之中,不知何年何月,才得重起炉灶?于此可知,自己立意不与法国开衅的宗旨,真正是万不可移。如今只要挺得下来,任何牺牲,在所不惜。

  因此,当第二天崇厚又来谈天津道、府、县一概撤任,听候查办这件事,他居然同意了。决定委记名臬司丁寿昌署理天津道,府、县两缺,由崇厚保举一个姓马、一个姓萧的署理,据说这两个人对天津地方,极其熟悉,办理缉凶,非此两人不可,曾国藩也同意了。

  他和崇厚会衔的奏折尚未到京,总理衙门已经接到法国公使提出强硬照会,以及罗叔亚在天津与他们的水师提督频频会商的消息,看样子战端随时可起。宝鋆急得食不下咽,只怨自己运气不好,偏偏恭王和文祥都在病假的当儿,出现了这么棘手的局势,而且军机上三个人还不能协力同心。李鸿藻力主“民心不可失”之说,他后面有醇王和清议的支持,发言颇有力量。看来抚局难成,战火要起,这副千斤重担,怎么挑得下来?

  “我也知道,这副担子你挑不下来。”慈禧太后听得宝鋆的陈奏,断然作了处置:“现在只有一面催文祥赶快销假,一面让恭王进宫来看折子,国家到了这个地步,他不能不力疾从公。”

  以私人的交谊,宝鋆不忍把这副重担放在病骨支离的恭王肩上,但情势所迫,无可奈何,只得遵旨传谕。

  “闹教案不想闹成这个样子!”慈禧太后神色抑郁地说:“这一阵子,我们姊妹愁得都睡不着觉,打是不能打,民心也要紧,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总得有人切切实实出个主意才好。不知道各省是什么个意思?”

  “丁日昌给奴才来信说,总宜保全和局为是。”

  宝鋆的话一完,李鸿藻接口便说:“丁宝桢也给臣来信,其中有两句话,臣请上达圣听。”接着,他用极清朗的读书的调子念道:“倘或其曲在彼,衅非我开,则用兵亦意中之事。”

  这江苏、山东的两丁,是巡抚中顶尖儿的人物,宝鋆和李鸿藻针锋相对,各引以为重,于是第三者的沈桂芬说话了。

  “现在就是先要辨个是非曲直。曾国藩的头一个折子,已经说得很明白。以臣愚见,局中人见闻较切,这一案既已责成曾国藩查办,不能不多听听他的意见。”

  这番话看来平淡无奇,其实是放了李鸿藻一枝冷箭。李鸿藻也跟倭仁一样,虽受命在总理衙门行走,却从未视过事,“局中人见闻较切”就是指他身在局外,不足与言洋务。总理衙门的大臣都跟李鸿藻格格不入,只是沈桂芬秉性以阴柔出名,不似董恂那样近乎粗鄙,所以他跟李鸿藻的暗斗,不为人所注意。

  三个军机大臣,宝鋆、沈桂芬站在一边,自然占了上风。同时李鸿藻也不是不了解局势的人,他并不主战,只是觉得有责任为“义民”说话而已,话说过了,责任就尽过了,所以明知沈桂芬话中有刺,隐忍不言。

  只要不抬杠,两宫太后都乐意他们多说话,于是慈禧太后便又问起朝中和民间对此事的看法,大致慷慨激昂的居多,敢替洋人说话的甚少。这对两宫太后来说,多少是一种安慰。

  但等曾国藩和崇厚会衔的奏折一到京,这份安慰便变成极沉重的负担了。奏折中为洋人雪冤,指出“教民挖眼剖心,戕害生民之说,多属虚诬”,列陈所以“致疑”的原因五点,奏请“布告天下,咸使闻知,一以雪洋人之冤,一以解士民之惑”,这已经是要从长计议的事,又要将天津道、府、县三员撤任查办,以及派兵弹压,并俟“民气稍定,即行缉凶”,那就决不能轻许了。

  不许怎么样?宝鋆和董恂不知说过多少遍了,不依洋人,就会开仗。是和是战,两宫太后无法作任何决定,慈禧太后还觉得这事也不能只听少数人的意见,于是召见病起第一天进宫看折的恭王和军机大臣,面谕召集御前会议。

  ※※※

  养心殿地方太小,太后又不能出临外朝,决定在乾清宫西暖阁集会。奉召的一共十九个人,区分为四个部分,第一是亲贵,惇王和孚王。第二是重臣,官文、瑞常、朱凤标、倭仁四相,以及恭王为首的军机四大臣。第三是近臣,御前大臣醇王、景寿、伯彦讷谟诂,弘德殿行走的将相,翁同龢、桂清、广寿。第四是掌管洋务的总理大臣,董恂、毛昶熙。除了孚王以外,其余十八个人都在近午时分到了乾清宫,由惇王带班,进殿行礼。军机大臣和总理大臣跪在东边,其余的跪在西边。

  乾清宫是天子的正寝,在康熙以前,皇帝临轩听政,岁时受贺赐宴,以及日常召见臣工,都在这里,是内廷中规制最宏伟的一座宫殿,广九楹、深五楹,象征“九五之尊”。中间三楹设宝座,楣间有块顺治御笔的匾:“正大光明”。自从康熙末年闹出“夺嫡”纠纷以后,从雍正开始,废除了立储的制度,皇位的继承,由皇帝御笔书名,锦盒密封,这个锦盒就藏在“宫中最高之处”的“正大光明”匾额后面。

  左面三楹为东暖阁,原名“抑斋”,自从高宗因为得了绝世奇珍王羲之父子的三通帖,珍藏在此,所以又题名为“三希堂”,右面三楹就是西暖阁,题名“温室”,高悬高宗御制的一篇“乾清宫铭”。其时正当全盛,高宗又享大年,所以铭中最后一段是这样六句话:“五福敷锡,万国咸宁,敢恃崇居,惴惴矜矜,益慎体乾,惟皇永清。”现在,两宫太后及十五岁的皇帝,就是坐在这篇铭文之下,为了“一国不宁”,召见“惴惴矜”的亲贵重臣。

  分班行了礼,所有的太监都奉命退出殿外,这时慈禧太后才用低沉的声音说道:“天津的教案,没有想到闹得这么厉害!现在法国人蛮得很。曾国藩的折子,想来你们都在军机处看过了,要办地方官,要拿杀洋人的百姓,这件事该怎么办?我们姊妹俩想不出主意,所以找大家来商量,有话,你们尽管说!”

  这样的场合,第一个说话的应该是惇王,他是早就预备好了的,片刻沉默以后,开始发言:“曾国藩不是不讲理,不体恤下属的人,他这个折子,也是大不得已。不过民为邦本,民心一失则天下解体。所以这件事要慎重。”

  这几句话说了等于没有说。在他肩下的醇王就不同了,一开口就显得很激动,“民心宜顺!”他大声说道,“天津的地方官也没有罪,张光藻跟刘杰,平时的官声很不错,他们当然不能偏袒教民,讨洋人的好。事情闹开来,全怪那个丰大业太野蛮,拿枪就打,这还成话吗?如果说中国的使臣,在他们法国也是这样子蛮不讲理,枪击职官,不也一样要犯众怒吗?至于陈国瑞路过天津,说了几句嘉许义民的话,正见得他忠勇性成。在法国看,他们有罪,在中国看,何罪之有?他们的罪,是总理衙门给安上的,咱们自己还在查办,总理衙门倒先替天津的义民认了罪的。给法国公使的照会,说什么天津的‘举事者’,等于我‘大清仇人’,这种措词太失体了!还有人说,天津的百姓,无缘无故杀法国人,不过借此抢劫掳掠。诬责义民,于心何安?”

  那段话是宝鋆说的,他不能不申辩:“启奏两位太后跟皇上,七爷的责备,奴才不能受!烧教堂的时候,有人大抢特抢,是有案可稽的。”

  “趁火打劫,总是有的。”慈禧太后为他们排解,“这一层,现在不必再提了。”

  “臣有申辩。”董恂接口高喊。

  “好!你说吧!”慈禧太后告诫:“就事论事,别闹意气。”

  “是!”董恂用含冤负屈的声音答道:“臣等奉旨与洋人交涉,事事以宗社为重。洋人脾气多很坏,臣等受气也不是受了一天,局外人不谅,嬉笑怒骂的也很多,臣等总想着受辱负重四个字,能够为朝廷‘求全’,自己‘委屈’一点儿,算不了什么。这一次教案,原是相激而成,如果地方官实心为国,知道现在还不是可以跟洋人开衅的时候,平日多加化导,就不致于教民相仇。老百姓也应该体谅国家,平长毛、灭捻匪,现在陕甘还在用兵,国力凋敝。明明惹不起洋人而偏要惹他,惹出这样一个局面,不就等于跟大清为仇?”

  董恂一口气说下来,上了年纪,不免气喘,所以得停一停,而醇王不容他往下再说,接口便驳:“说百姓与朝廷为仇,是断断不会有的事!这话在自己都不能说,何况说给洋人,形诸文字?试问,洋人误信百姓与我大清为仇,不更以为朝廷孤立无援,越发得寸进尺,没有个完结?求和反不得和,不但失体,而且失策!”

  “原是说委屈求全。”董恂的再度辩解,就显得有些软弱了,“措词当然要不同些。”

  “怎么个不同?”

  看醇王咄咄逼人的神态,慈禧太后心想,倘或引出主战的论调来,今日一会,便难收场了,得要想个办法,先教大家死了不惜一战的那条心,专就“抚局”上去研究,如何能够议和而不太吃亏才是正办。因此,她摇一摇手:“不必在这些细故上争执。”接着,摆出不胜悲愤的神情说道:“道光、咸丰两朝,咱们中国都吃了大亏,洋人是咱们的世仇,你们如果能想一条计策,把洋人灭掉,我们姊妹俩就死也甘心!”

  这番话说得群臣动容,都觉得语气严重,不敢轻易奏对。

  慈禧太后细看西面那一班从领头的惇王,到末尾的翁同龢的脸色,知道自己这两句话把他们“镇”住了,于是又用缓和的声音说:“皇帝还没有成年,诸事要从长计议,你们都是国家的重臣、近臣,休戚相关,跟外头不一样,总得要搁下成见,多替国家着想。”

  醇王是主战的一方,既无彻底灭洋人的长策,就不敢再多说。军机和总理衙门,除了李鸿藻以外,是主和的一方,听出慈禧太后暗中支持的意思,便不必再多说。彼此沉默之下,作为清议领袖的倭仁,就不能不发言了。

  “臣愚昧,”他说,“张光藻、刘杰两员,既然官声甚好,不宜加罪。”

  “是的,不宜加罪。”瑞常和朱凤标同声附和。

  因为这三个人的位高望重,宝鋆等人不便说话,只有恭王起而相驳,但他病后虚弱,无力多言,只说得一句:“不依曾国藩所请,此案不能善了。”

  于是又出现了僵持不下的沉默,翁同龢觉得这是个给自己讲话的机会,便提高了声音说道:“臣有愚见。曾国藩所请两事,皆天下人心所系,亦是国法是非所系。请再申问曾国藩,洋人此后如无别项要求,尚可曲从,倘无把握,则宜从缓。似乎不必在仓促间定议。”

  这是折中的论调,也合乎慈禧太后“从长计议”的指示。在主战的一方,认为不得已而求其次,至少该这么办,而主和的一方,觉得以此作为让步的表示,亦未始不可。只有一个董恂,听得翁同龢的话,心里就冒火。

  董恂久为清议所指摘,而他亦对朝士抱着极深的反感,最使他痛恨的是替他安上一个“董太师”的外号,臣子拟于董卓,如在雍正、乾隆朝,凭这个外号,就可断送一辈子的功名富贵。因此,他总认为那些以讲学问务声气的名流,徒尚空言,不负责任,所发的议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如眼前的翁同龢就是。曾国藩的折子,或准或不准,可否之间只凭慈禧太后一句话就可裁决,反对的人虽多,但上有慈禧、下有恭王,仍可如愿以偿,不想翁同龢节外生枝,要搞乱了垂成之局,岂不可恨?

  于是,他抬脸冲着翁同龢说道:“这时候天津不知道是什么局面?那里容得你往来问答?”这句冲口而出的话,成了危言耸听,两宫太后首先就悚然心惊。董恂的意思中是表示,即在这庙堂筹议大计之时,也许大沽口的外国兵船,就已经在开炮了。战端既然随时可启,往来问答,稽延时日,以致误了大事。这一下原来以为翁同龢有道理的,便觉得他的话亦不免迂腐了。

  于是慈安太后微喟着说:“有僧王在,他的马队,还可以把洋人挡一挡。现在,也还得要调一支兵进京保护才好。”

  “是!”恭王答道,“臣等商议,预备再调驻张秋的铭军九千人入京。等商议好了,请旨办理。”

  “李鸿章呢?”慈安太后又问,“他此刻在什么地方,这件案子,他怎么个说法?”

  “李鸿章此刻在潼关。他给臣写信,也说‘断乎不可用兵’,只能跟洋人‘一味软磨’。”

  惇王听得这一说,算一算督抚中预备开仗的,只有一个丁宝桢,但“东军”全靠一个总兵王心安,那两三千人要拿曹州一带的土匪,根本就不能调进京。看样子已非得依从曾国藩的意思不可,那就只有在“讨价还价”上打主意,因而接着恭王的话说:“曾国藩所请办地方官、缉凶这两件事,既不得不从,那么,中国人迷拐孩子,也不能不严办。”此又是董恂出的主意,认为严拿拐子,刺激洋人,应该从宽,所以惇王这么说。

  这一说勾起了醇王的牢骚,发了好大一篇议论,说素日无备,而临事则以“无可如何”四字塞责,从咸丰十年以来,试问“所备何事”?这是指责当国十年的恭王。说到最后,他亦是“无可如何”,只好在文字上要求了,“此次纶音,如果仍有措词失体之处,”他很起劲地说:“臣等仍当纠正。”

  慈禧太后点点头,看着恭王说道:“那种‘大清仇人’什么的,是有点儿不象话!”

  “是!”恭王病后体力不支,急于完事,便敷衍着醇王说:“军机拟旨如有不妥之处,醇王等人尽管纠弹,臣等虚心接受。”

  恭王这样给面子,醇王不便再发牢骚,于是御前会议到此结束。时间太长,无不汗透重衣,上了年纪的倭仁等人,甚至因为跪得太久,站不起来,得要太监来搀扶。

  虽然如此,却还不能回家,都在朝房里等着看军机处所拟的旨稿,如有与廷议不符之处,象醇王所说的,“倘有措词失体之处”,便可当时“纠正”。

  军机章京的笔下都快,但这天拟旨,要把群臣所发,面奉裁可的意见,都包括进去,而遣词用字的多寡轻重,与发言者的名位又有关连,因此斟酌损益,费了三个钟头,才把两道明发、两道廷寄的稿子拟好,邀请大家去看。

  两道明发,是摘叙曾国藩的原折,为洋人辩解“教民挖眼剖心、戕害生民之说,多属虚妄”,以及遣责天津地方官办事不力,革职查办。两道廷寄,一道分寄沿海各省督抚,严密戒备;一道专寄曾国藩,指示大计,自然最关紧要,所以大都争着先看这一件,只见写的是:

  “曾国藩、崇厚查明天津滋事大概情形一折;另片奏请将天津府县革职治罪等语,已均照所请明降谕旨宣示矣。曾国藩等此次陈奏各节,固为消弭衅端,委屈求全起见;惟洋人诡谲性成,得步进步,若事事遂其所求,将来何所底止?是欲弭衅而仍不免启衅也。该督等现给该使照会,于缉凶、修堂等事,均已力为应允,想该使自不至再生异词。此后如洋人仍有要挟恫吓之语,曾国藩务当力持正论,据理驳斥,庶可以折敌焰而张国维。至豫备不虞,尤为目前至急之务。曾国藩已委记名臬司丁寿昌署理天津道篆,其驻扎张秋之兵,自应调扎附近要隘,以壮声威。李鸿章已于五月十六日驰抵潼关,所部郭松林等军亦已先后抵陕,此时窜陕乱民,屡经官军剿败,其焰渐衰,若移缓就急,调赴畿疆,似较得力。着曾国藩斟酌情形,赶紧复奏,再降谕旨。日来办理情形若何?能否迅就了结,并着随时驰奏。总之和局固宜保全,民心尤不可失!曾国藩总当体察人情向背,全局通筹,使民心允服,始能中外相安。沿江沿海各督抚,本日已有寄谕令其严行戒备。陈国瑞当时是否在场?到津后即可质明虚实,已令神机营饬令该提督赴津听候曾国藩查问矣。将此由五百里各密谕知之。钦此。”

  这道廷寄,实际上照曾国藩及总理衙门的意思办理,而表面上对主战一方重视民心的议论,亦已完全采纳,所以大家都没有什么话说。

  再看那两道明发上谕,摘引曾国藩的原奏,文气不顺,近乎支离。翁同龢心里在想,如果照此明发,一定会引起指摘,还得重新斟酌。但看看窗外日色,已经偏西,还要清稿,还要“请起”,面奉两宫太后认可,时间局促,决无再细作推敲的工夫,因而也就一忍了事。

  等恭王入见,又费了三刻工夫,才算妥帖,廷寄即刻飞递,明发由倭仁带回内阁去处理。出宫时刻,已快下钥,却有一骑快马,飞奔而来,天津的折差,递来崇厚的一个折子,说是曾国藩病重,请另简大臣赴津主持。

  ※※※

  曾国藩的病是又重了些,但神明不衰,未到卧床不起,无法治公的地步。就是病势增重,也是受崇厚所逼,而间接是受英国公使威妥玛所逼。

  当教堂被焚之初,英国驻天津的领事李蔚海,就联络各国领事,组织了一支“自卫队”,名为保侨,其实是有意要反衬出中国官府不能维持地方。及至罗叔亚到天津,老奸巨猾的威妥玛自告奋勇,陪着他同行,在幕后全力煽动。起先是提出拿天津府县及陈国瑞抵命的要求,以后又透露口风,赔偿损失最少得数百万银子,杀人放火的凶手,至少要正法三、四百名。上海来的《申报》又载着英国人的议论,说是必须用武,儆戒中国官民。同时崇厚打听到,罗叔亚不仅每天与法国水师提督会商,而且已有两千洋兵开到,大沽口和烟台的外国兵船,亦日有增加。

  这些消息把崇厚吓得胆战心惊,万一开仗,朝廷主战的一派得行其志,那时追究责任,第一个就会把他杀掉,至少也是充军的罪名。这是不可避免的,兵败议和,则杀主战的大臣,和议决裂,不惜一战,则必杀主和最力的人来激励士气民心。为此,他一天几次去见曾国藩,反复申说,必须答应罗叔亚在照会中所提出的要求,否则大祸就在眼前。

  曾国藩撤张光藻、刘杰的职,奏请治罪,已觉内疚神明,痛悔不止,如何再肯听崇厚的话?最后被逼不过,他半真半假地表示了态度。

  “洋人亦须适可而止。”曾国藩依然保持着他那平静舒缓的语声,“莫以为我立意不开衅,便是怕事不设防!我已密调各路军队到津,军械由上海制造局航海赶运,军粮呢,福建采办的两万石米,可以奏请截留。真的逼得人不得过,也就只好跟他周旋了。”

  崇厚惊愕莫名,“中堂,”他嗫嚅着说,“我竟不知有这些部署!”

  “现在你知道了。”曾国藩闭眼捋须,接着又说:“我自募勇剿贼以来,此身早已许国。幸赖圣祚绵长,将士用命,荡平巨寇,百战名将,如今凋零虽多,也还有李少荃、左季高、彭雪琴、杨厚庵,那个不是念切时艰,心存君国?就算我衰病交侵,不久人世,继起亦复有人,不见得跟洋人打都不能打!”

  这番话一说,崇厚无法再谈得下去,而且心里惊疑不止,他无法判断曾国藩的话,是真是假?他也知道,曾国藩处事一向慎密,又有一班极能干的幕友,暗中调兵遣将,非无可能。看这样子,说不定曾国藩眼前的一意主和只是缓兵之计,等军队开到,又是一样说法,那就非把大局搞决裂了不可!

  这样一想,他觉得曾国藩在天津,有害无益,苦于无法把他请走。谁知事有凑巧,曾国藩因为崇厚一味媚敌,逼人太甚,心境大为不快,眩晕的毛病越发严重,以致当客呕吐,卧倒在床。崇厚灵机一动,趁此机会,飞奏曾国藩病重,不能任事。这是非常不礼貌的举动,但照崇厚的想法,这一来不但是救他自己,也是救了曾国藩,让他能把一副千斤重担卸下来,回保定安心养病。

  在同一个奏折中,崇厚又说,法国公使已提出职官抵命的最后限期,如果在拜折第二天下午四点钟,还未有确实答复,法国兵船就要派兵上岸,杀向京城,而大沽口的各国兵船,就在这一两天内开到了九艘之多。

  这个折子递到京城,正就是崇厚拜折第二天的下午四点钟。如果说已经决裂,则事已无及,而期限过于迫促,亦反令人有不近情理,纯为空言恫吓的感想。因此,奉旨进宫看折的恭王,对这一层倒不怎么摆在心上。

  然而曾国藩的病倒在床,却不能不重视。恭王和总理大臣们都知道,崇厚对外则资望不足,为敌所轻,对内则与情不洽,动辄获谤,已经无法再在天津立足,所请“简派重臣”,实在有此必要。为难的是这个能办洋务的“重臣”到那里去找?

  “这是个火坑,派谁谁倒霉!”宝鋆苦笑着说,“和议成不成是另一回事,先就得让那班‘清流’骂个够!”

  他的话一半是牢骚,一半也是实情。沈桂芬则比较沉着冷静,心想宝鋆的话一传出,更难找人,于是紧接着说道:“话虽如此,事情也得两面看,这时候谁要肯挺身而出,把曾爵相都未能办成的抚局办成,必享大名。再说,为国家建了大功,朝廷亦必不薄待。”

  “对了!”恭王许了愿心,“谁要是把这副担子挑了下来,我一定保他,或是换顶戴,或是调剂差使,两宫太后不能不依。”

  有此一句话,立即便有人自告奋勇,那就是以兵部尚书奉派在总理衙门行走的毛昶熙。他是河南人,也是咸丰初年投笔从戎的翰林之一,一向在他家乡办团练,比起曾国藩、李鸿章戡平大乱的勋业来,自有天渊之别。但正如俗语所说的,“没有功劳有苦劳”,在慈禧太后和恭王眼中,是个肯为朝廷出力的人。毛昶熙本人则在京朝大僚中,以知兵自名,把那些以翰苑起家,循资升为尚书、侍郎的大臣,都看作书生。这时因为法国公使以兵船胁迫,他认为以兵部尚书,总理大臣的双重资格,该去看一看虚实,因而毅然请命,打算着能够化干戈为玉帛,是一件名利双收的好事。

  有他肯不避艰险,且又是总理衙门的人,深知朝廷的意向和全案的首尾,恭王自然接纳。但与宝鋆、沈桂芬密商的结果,认为办洋务的长才,第一推丁日昌,如果真的和议决裂,则拱卫京畿,又非李鸿章不可。此外托词卧疾,遥领直隶提督衔名的刘铭传,亦该征召。商定了这些办法,立刻进宫请旨定夺。

  那几天因为承恩公惠澂的夫人病殁,作为亲生长女的慈禧太后,哀痛不已,养心殿的常朝暂免。这时,只有恭王一个人“递牌子”,两宫太后在御花园钦安殿召见,自是一奏就准,当天就下了谕旨。名义上仍旧尊重曾国藩,让他主持天津的交涉,但以“该督抱恙甚剧,恐照料或有未周,谕令丁日昌迅速赴津,帮同办理。又以丁日昌航海前来,须在旬日以外,先派毛昶熙前赴天津会办。”同时“谕令李鸿章,带兵驰赴畿疆,候旨调派。”

  于是毛昶熙带着四名随员,由京师星夜赶到天津,预备与“洋官”会议。

  毛昶熙的四个随员是,翰林院侍讲吴元炳、刑部员外刘锡鸿、总理衙门章京陈钦、恽祖贻,算是京里一等一的洋务长才,其实只有一个陈钦是好手。他在总理衙门的章京中,称为“总办”,就好比军机章京的“达拉密”,内务府的“堂郎中”,是司官的首脑。曾国藩对毛昶熙知之甚深,并不重视,倒是对这四个人,一谈之下,赞叹不绝,许为“难得之才”。

  难得的也还只是一个陈钦。在与法国公使罗叔亚、英国公使威妥玛的会议席上,他据理力争,侃侃而谈,引证各国通行的公法,指出丰大业应负激发冲突的责任,同时表示修堂、赔银以外,天津府县撤职交刑部查办,缉凶事宜正由新任天津地方官办理,安三、王三两名祸首已经照罗叔亚的要求释放,中国所应该做到的,不但已经做到,而且已经过分,不能再有所让步。

  罗叔亚被驳得无话可说,一味坚持职官抵命的要求,变成无理可喻,威妥玛自然也就挑拨不起来。等会议不欢而散,罗叔亚与威妥玛大概觉得还是总理衙门比较好对付,随即便离津进京。

  崇厚一看这情形,正是脱身之时。一则交卸了三口通商大臣的职司,便解除了天津交涉的责任,再则怕罗叔亚在天津未能讨得便宜,会跟总理衙门去找麻烦,他得从中去说好话,以排解见功。所以拿“奉使法国请入都陛辞”的理由,拜折即行,跟在罗叔亚后面,匆匆赶进京去。

  崇厚一味媚外,凡事看不清楚,曾国藩却是神明未衰,自己知道,这桩交涉,坏在误听崇厚的先入之言,一上来失之于太软弱,让法国人步步进逼,搞得枪法有些乱了。静下来细想一想,觉得罗叔亚的态度奇怪,如照起初那样的强硬,则会议决裂,接着便是法兵登岸,何以一无表示,悄然进京?

  这个疑团,很快地就被打破了。从英国通到印度孟加拉省首邑加尔各答的“电报”,传来消息,说是普鲁士跟法国开了仗,起因于西班牙发生革命,女王被废,预备迎立普鲁士王的一个亲族为西班牙王,法国的皇帝,老拿破仑的侄子,称为“拿破仑第三”的,表示反对。于是普鲁士王遣大将毛奇,领兵进攻法国。在大沽口的法国水师提督,就因为国内正有战事,必须待命行动,所以拒绝了罗叔亚的要求,怎么样也不肯开衅。

  “天佑吾华!”曾国藩大大地松了口气,知道仗是打不起来了,至少限度可以说,要法国国内再派援兵,是不会有的事。

  “中堂!”薛福成说,“法国既有内顾之忧,我们这里何妨乘机利用?”

  “不然,不然!”曾国藩大为摇头,“你莫想到《战国策》上的话!普、法两国的国情形势,几乎一无所知,而想利用重洋万里以外的战局,如何可以!这个论调发不得,一发助长了主战诸公的虚骄之气。为今之计,正宜把握良机,奏请慈圣,执持定见,促成和议。请你去拟个奏稿来,普法开仗的事,只字不可提!”

  “是的!”薛福成心诚悦服,“中堂这才是老成谋国!”

  这个奏折由曾国藩和毛昶熙会衔拜发,主旨是“请中外一体,坚持定见”,决不用兵,但兵可不用,不可不备。本打算着“投荒万里之行”,有几年苦头可吃的李鸿章,忽然得此际遇,精神抖擞地星夜带兵入卫,一路行军,一路不断上奏,同时行文军行所经各地督抚,要求供应军需。曾国藩是替他办惯了粮台的,将福建船政局购办的“京米”,截留了两万石,存放在天津,专等李鸿章和刘铭传来领。

  除了李鸿章,丁日昌亦已奉旨北上,他也是来“跳火坑”的。启行之前,先上个奏折,说“自古以来,局外之议论,不谅局中之艰难,然一唱百和,亦足以荧听闻而挠大计,卒之事势决裂,国家受无穷之累,而局外不与其祸,反得力持清议之名”,自道“臣每读书至此,不禁痛哭流涕”,因而提出看法“现在事机紧急,守备则万不可缺,至于或战或和,应由宸衷独断,不可为众论所摇”。这番话的意思,与曾国藩一样,都是请两宫太后“谋划必须决断”,抱定主旨,决无更改。言外之意,都指醇王、李鸿藻、倭仁那些人的话,万不可听。

  因为如此,没有人再发主战的议论,但一口怨气不出,都发泄在曾国藩头上。有的公然指责,有的写信质问,大致以前骂崇厚的话,现在都用来骂他,态度最激烈的则是他的同乡,甚至要把他悬在湖广会馆的那块“道光戊戌科会试中式第三十八名进士、殿试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的匾额撤除。

  以曾国藩的德高望重,尚且被骂得如此不亦乐乎,总理衙门和涉及到这件教案的部院,自然深具戒心。曾国藩挨骂最厉害的一件事,就是官声甚好的张光藻、刘杰撤任,解交刑部治罪,如果刑部真的治了罪,必然又受清议攻击,变成替人受过。刑部尚书郑敦谨,当然不会这么傻,所以当直隶臬司钱鼎铭将此两人解送刑部时,主管的直隶司郎中,拒绝收领。接着,军机承旨,发了一道上谕:“罗叔亚无理要挟,所请府县抵偿一节,万无允准之理。传谕钱鼎铭将张光藻等解赴天津,并令曾国藩等,取具该府县等亲供,以期迅速了结。”既不说治罪,亦不说免议,不知“如何迅速了结”?使得钱鼎铭深感为难。

  在曾国藩,明知刑部有意推卸责任,不但没有什么不快,反觉欣然,认为补过的机会到了,听张光藻和刘杰要请病假,一口答应。于是张、刘二人,当天离开天津,躲到外县去“避风头”。

  缉凶的事,他一样也不起劲。毛昶熙看看情势不妙,曾国藩口说“不惜得罪清议”,又说“眼前事大,千秋事小”,其实既畏清议,亦惜千秋之名。他新补了崇厚的遗缺,兼署“三口通商大臣”,会办交涉职责所在,不得不天天催曾国藩“拿办凶手”。

  一拿拿了三十多名,都是“水火会”中人,由新任天津知县萧世本审问,因为听审的百姓极多,萧世本不敢不慎重,这样便又拖延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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