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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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节：狸猫换太子(15)
这时候，一个被刘后压制多年的人站了出来，他就是赵元俨。关于赵元俨，应该说刘后忌讳他的传闻肯定不假，反过来，他也一定嫉恨刘娥专权。刘娥活着的时候，他无力与其争锋，但刘后一死，他立即迫不及待地跑去告诉宋仁宗其生母真相。
当时，刘娥留有遗命，要求宋仁宗善待杨太妃（杨淑妃），尊奉杨太妃为皇太后，与皇帝共同商议军国大事，意思就是让杨太妃继续垂帘听政。刘娥留下这样的遗诏，完全不合情理，唯一的解释只能是她确实与杨太妃姐妹情深。
还在刘娥垂帘听政时，上书要求将朝政还给宋仁宗的大臣就大有人在，甚至许多大臣都因此而遭贬，范仲淹就是其中之一。现在刘娥人死了不说，竟然还指定了垂帘听政的继承人，这无疑遭到了大臣们更为强烈的反对。御史中丞蔡齐说：“皇帝已长大成人，了解天下的情况，懂得治国的道理。现在应该独自掌管朝政，怎么可以让女后继续掌权呢？”蔡齐的话还是比较委婉的，殿中侍御史庞籍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关上大门，放一把火将刘娥垂帘听政那一套摆设给烧掉了。
宋仁宗当然想独立主政，于是就坡下驴，只准备加封杨太妃为杨太后，不再提垂帘听政一事。刚好八大王（宋朝对皇子的称呼）赵元俨这时候时到了京师，当众反对说：“太后是皇帝母亲的名号，刘太后已是勉强，难道还要立杨太后吗？”
此言一出，满座皆惊，宰相吕夷简等人都面面相觑。众人都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只是惊诧赵元俨竟然当众揭发了出来。唯独宋仁宗还不明所以，听得一头雾水。
赵元俨继续说：“治天下莫如孝，陛下临御十余年，却连自己的亲生母亲是谁都还不知道。不过，这也是我们这些当臣子的没有尽职的过错。”宋仁宗大吃一惊，连忙追问原委。赵元俨说：“陛下是李宸妃所生，刘、杨二后，不过代育而已。”宋仁宗大惊失色，说：“叔父何不早言？”
赵元俨道：“先帝在日，刘后已经用事，至陛下登基，四凶当道，内蒙外蔽，刘后又讳莫如深，不准宫廷泄漏此事。臣早思举发，只恐一经出口，谴臣尚不足惜，且恐有碍皇躬，并及宸妃。臣十年以来，杜门养晦，不预朝谒，正欲为今日一明此事，谅举朝大臣，亦与臣同一观念。可怜宸妃诞生陛下，终身莫诉。就是当日身死，也有人说是刘后暗中谋害，死得极为可疑。”赵元俨这话前半段都是事实，后半段却大有捕风捉影之嫌疑，且暗藏杀机。由此可见他被刘后压抑多年，胸中早就憋着一口恶气。
宋仁宗如遭五雷轰顶，半信半疑中向宰相吕夷简求证，得到证实后，立即号嚎大哭，悲痛不已，随即下诏自责，派人召来舅舅李用和，由他亲自去查验李氏的棺木。因为赵元俨暗示李氏是被刘娥谋害，宋仁宗还派兵包围了刘氏外家的住宅，准备一旦证据确凿，就重重处罚刘氏家族。
当宋仁宗亲自乘坐牛车赶赴安放李氏灵柩的洪福院时，棺木已经打开，只见被水银保护起来的李氏穿戴着皇后的服饰，安详地躺在棺木中，容色栩栩如生。宋仁宗亲眼所见，这才叹息道：“人言岂可尽信。”随后下令撤除了包围刘宅的兵士，并在刘娥的遗像前焚香祷告，说：“从此大娘娘平生分明矣。”言外之意就是说之前的流言不足为信，刘太后是清白无辜的。
可以说，刘氏家族得以保全，完全是宰相吕夷简有先见之明。倘若当日刘娥一意孤行，坚持按宫人礼仪安葬李氏，她的身后之事及刘氏家族的命运真是不堪设想。
尽管知道了刘娥并非生母，但多年的养育之恩仍然让宋仁宗对其怀有深厚的感情。值得强调的是，刘娥听政十二年，宋仁宗不能主政，一直生活在刘娥的阴影下，但宋仁宗之后对刘娥并无任何报复之心，刘娥在世时所实施的政策，也未有大的更改。相比于后来的宋哲宗对待垂帘听政的祖母高太后，宋仁宗实在是个难得的心地仁慈的皇帝。
之前被刘娥贬谪的官员大多被召回还朝，众人纷纷向宋仁宗控诉刘娥当年的失当举措。只有范仲淹一人对宋仁宗说：“太后受先帝托付，协助陛下十余年，现在应该掩盖她的微小过失，以保全她的大德。”宋仁宗回答说：“我也不忍心听人讲大娘娘的坏话。”于是发下诏书申诫整饰朝廷内外，不得谈论刘娥垂帘听政时的事情。
第32节：女中尧舜(1)
刘娥死后，刘氏家族依旧受到宋仁宗尊崇。刘美的幼子刘从广十七岁便担任滁州防御使，宋仁宗还为他作主迎娶了赵元俨的女儿为妻。不知道一向痛恨刘娥的赵元俨本人是什么感受。想来他一定不会情愿，然而，皇帝做媒，却也无可奈何。又或者这本身就是赵元俨的意愿，他看见宋仁宗宠信刘氏家族如故，不如结成姻亲以求固宠。无论如何，这位八大王的真实形象，实在与戏曲中刚直正义的“八贤王”相去甚远。
第三章
女中尧舜
元丰八年（1085年），变革不成的宋神宗带着壮志未酬的遗憾病逝，皇子赵煦即位，是为宋哲宗，年仅八岁，由祖母太皇太后高滔滔（宣仁太后）垂帘听政。高太后垂帘听政后，立即起用王安石变法的反对者，任用司马光为宰相，保守派代表文彦博、吕公著等人也相继上台，掌握了朝政。当时宋哲宗年龄尚幼，根本不能处理朝政，大权完全在高太后的掌握之中。司马光在高太后的大力支持下，全部废除了王安石的新法，任用刘挚、王岩叟等人为谏官，竭力打击变法派人物和奉行新法的各级官员，如吕惠卿、章惇、蔡确、吕嘉问等人，这些变法派人物有的被贬，有的被判刑，有的被逐出朝中，不一而足。吕大防、梁涛、刘安世等人还把支持变法的八九十名大臣划入王安石、吕惠卿、蔡确等人名下，认为他们结成死党。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元祐更化”。元祐期间的一切措施都是在高太后的操纵下进行的。直到元祐八年（1093年），高太后去世，年轻的宋哲宗才亲自处理朝政，改元“绍圣”（绍述宋神宗之政）。
西夏当权的梁太后和兄长梁乙埋也死在这一年。梁太后为夏惠宗李秉常生母，夏惠宗皇后为梁乙埋之女，因此梁氏一家二后，连续操纵两朝政事。梁乙埋多次派兵侵扰宋朝边境，宋鄜延路经略使赵卨曾写信质问梁乙埋，问他为什么要与宋朝结仇。梁太后临终前留下遗书，说西夏世世代代接受宋朝的封爵，宋朝对西夏可谓有大恩大德，但目前宋夏双方战争不息，因此，她决定将遗留的物品上交给宋朝，表示自己并未曾忘记宋朝的恩情。梁太后去世后，夏惠宗将母亲骑过的马匹、白骆驼等物献给宋朝，宋朝派遣刑部郎中杜纮出使西夏，祭奠梁太后。然而，宋与西夏的战事并未就此息止，就在同一年，西夏驸马拽厥嵬名与宋军交战，被宋将赵卨设计擒获。特别要提到的是，“元祐更化”时，司马光力主将宋神宗时宋军用生命夺取的米脂、安疆、浮图、葭芦等四寨，无偿地送还给了西夏。
这一年六月，北宋理学家程颢溘然长逝。程颢，字伯淳，人称明道先生，河南（今洛阳）人。嘉祐年间举进士后，担任了一些地方上的小官，如鄠县及上元县主簿、晋城令等，颇有治绩，后来官至太子中允、监察御史里行。程颢任越州佥判（管理公文的收发）时，蔡卞（蔡京之弟）为元帅，待程颢颇为优厚。当时有个叫张怀素的道士，名气很大。蔡卞也很推崇张怀素，告诉程颢说：张怀素的道术神通广大，即使是飞禽走兽，也能呼唤差遣到面前。张怀素自称不是凡人，已经活过千岁，早在孔子杀少正卯时，他就曾劝孔子杀得太早了；汉高祖和项羽之兵在成皋相持不下时，他屡次登楼观战。程颢听了蔡卞的话后，暗中偷笑不已。后来程颢要去四明山（浙江余姚附近）时，张怀素刚好要去会稽，便想与程颢同行，但他有事没有办完，便派人让程颢稍候。程颢叹息说：“孔子不谈怪力乱神之事，因为不适合教诲弟子，张怀素所为也接近神怪的迹象，州牧（州的长官）既器重他，士大夫又逢迎他，老百姓也盲目附和。真有道术的人是不愿如此的。更何况，不认识他也未必是件不幸的事。”因此没有等张怀素而自行离开。二十年后，张怀素谋反东窗事发，为了脱罪，供出一些与他有关系的名人。有人想借机牵连程颢，却找不到任何程颢与张怀素交往的证据，不得不作罢。程颢曾参与王安石变法，后来又反对新法，因而被排挤出京师。程颢回到洛阳后，与先后被贬至洛阳的文彦博、吕公著、司马光等人过从甚密。宋哲宗即位后，司马光执政，举荐程颢为宗正寺丞，但尚未到任便病逝。程颢死后，无论与他有过交往而认识他，或是毫无往来关系的官僚士大夫莫不扼腕叹息，悲痛不已。文彦博采纳众多士大夫的建议，在程颢的墓碑上题上“明道先生”四个字。嘉定十三年（1220年），赐谥纯公。淳祐元年（1241年）封河南伯，从祀孔子庙庭。程颢早年受父程珦之命，与弟程颐和周敦颐问学，由此立志于孔孟之道，又泛览诸家。因为他和程颐长期在洛阳讲学，故他们的学说亦被称为“洛学”。
第33节：女中尧舜(2)
宋朝在这一年的状况，基本上是延续因王安石变法而产生的内耗。随着宋神宗的死，变法派失去了最大的靠山，这一年也因而成为保守派全面反扑打击变法派的转折点。不过从这时候开始，变法派与保守派已经由最初的政见不同，演变成为意气之争，且愈演愈烈，进而演变成宋朝历史上最大的党争。
一 神宗与王安石的理想
宋神宗赵顼（音xu，同须）即位后，尊生母高皇后为皇太后，尊曹太后为太皇太后，立妃子向氏（已故宰相向敏中曾孙女）为皇后。这三个因为嫁给了皇帝而显贵的女人，先后在不同时期对北宋的政局发生了重要影响，尤其是向氏坚持立性格轻佻的赵佶为帝，更是直接导致了北宋的灭亡。
在宋神宗之前，宋仁宗、宋真宗都是著名的守成之君，基本上完全继承了宋初制定的政策——即宋太祖、宋太宗制定的“祖宗之法”。到宋神宗即位之时，宋朝开国已经将近百年，积弊日深，国内危机日益严重，边境还面临辽国和西夏的严重威胁。而宋神宗此时刚刚二十岁，年轻而富有朝气，对此内忧外患的局面十分焦虑，想缓解危机、富国强兵。年轻的宋神宗深信要改变现状，变法是唯一的办法。他还是太子时，就很喜欢读《韩非子》一类的书，有变法强国的愿望。即位之初，他曾经对宰相文彦博说：“天下弊事至多，不可不革。”由此可见，改革变法并非宋神宗一时心血来潮而采取的冲动之举。
变法是大事，必然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等方方面面。但宋神宗一朝的重臣都是宋仁宗一朝遗留下来的，这些重臣大多是大儒名士，文雅君子，崇尚孔孟之道和黄老清静无为的思想，与宋神宗变法的理想格格不入。所以，宋神宗几乎不可能从现任重臣中取得支持。在这样的情况下，王安石走进了宋神宗的视线。
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小字獾郎，抚州临川人，世称临川先生。王安石少好读书，记忆力特强，庆历二年（1042年）登杨镇榜进士第四名，先后任淮南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等地方官吏。王安石常年担任地方官吏期间，能够关心民生疾苦，“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多次上书建议兴利除弊，减轻人民负担。
王安石年轻时即以文学才华出名，与韩愈、柳宗元、苏轼等人并称“唐宋八大家”。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读过王安石的文章后，忍不住赞叹说：“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对王安石评价极高。
如此有名的人仅仅当一个小小的地方官，难免有埋没人才之嫌。奇怪的是，当时推荐王安石的人很多，王安石均托故不出。即便是像欧阳修、文彦博这样的朝廷重臣表示希望王安石到京任职，也被王安石拒绝。王安石的这种行为在常人看来，是相当难以理解的。或许王安石当时的心态，有些类似当年西汉时的王莽，想以退为进，以博取更大的声名。
嘉祐三年（1058年）十月，在多次推辞无效的情况下，王安石终于被调到京城，担任三司度支判官。两年后，王安石被任命为同修起居注。这一官职虽然清闲，却是要职，晋升的机会很大，但王安石多次推辞，就是不肯接受。宋朝廷无可奈何，最后只好派人把委任状直接送到王安石家里，王安石竟然躲进了厕所。迫于无奈之下，王安石才勉强接受了这一官职。
就是在这段在京的时间，王安石向宋仁宗上万言书，系统地提出了其变法主张，要求推行富国强兵政策，改变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但宋仁宗是坚定的守成之君，对王安石的上书并没有重视，王安石却因此而声名显赫。
嘉祐八年（1063年），王安石母亲去世，王安石离职。但他并没有闲下来，之后的四年，他在金陵兴办书院，开始收徒讲学，陆佃、龚原、李定、蔡卞（蔡京弟，王安石女婿）等人当时都是王安石的弟子。一时间，王安石名声大噪，天下人公论说：“金陵王安石不做执政大臣，是王安石的不幸，也是朝廷的不幸。”朝野上下也都议论纷纷，王安石因此而身价倍增，成为妇孺皆知的大名人。
第34节：女中尧舜(3)
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在宋神宗之前，众所公认的奸臣只有宋真宗一朝的丁谓；而宋神宗后，蔡确、章惇、吕惠卿、蔡京、蔡卞无不被视为北宋奸臣。可这些北宋奸臣却都是直接或者间接靠王安石举荐起家。之所以如此，变法是相当重要的契机。而王安石不善于识人用人由此也可见一斑了。
宋神宗在即位前就看过王安石给宋仁宗上的万言书，非常赞赏其中的见解。刚好韩维负责给宋神宗讲解史书，宋神宗经常称好。韩维也是王安石的拥护者，便趁机说：“陛下赞好的观点，其实不是我的见解，而是我的朋友王安石的。”因此，宋神宗也对王安石倾慕已久。
但也有不利于王安石的传闻。宋仁宗时，有一天皇帝在宫苑中宴会群臣，并决定由大臣们自己到池塘钓鱼，作为宴会的主菜。众人都兴致勃勃地钓鱼去了，唯独王安石心不在焉地坐着，竟然将面前盘子里的鱼饵都吃光了。宋仁宗由此认为王安石是一个奸诈之人，因为不经意地误食一粒鱼饵尚情有可原，但是能稀里糊涂地把整盘鱼饵都吃光，这实在是不合常理。还有人认为王安石面相“眼中多白”，这是奸臣之相。苏洵（苏轼父）甚至还专门写了一篇针对王安石的文章，题目就叫《辨奸论》。这篇文章的核心观点是：洗脸换衣是人之常情。只有大奸大恶之人，才会违背人之常情，整天不修边幅，吃着猪狗之食，邋遢地谈诗书礼乐，以此博取不流俗的名声。王安石当时以不修边幅出名，他很少换衣服，据说也不洗澡。
尽管如此，宋神宗即位后，还是决定召王安石到身边，先是任命王安石为知江宁府，不久又召为翰林学士兼侍讲。尽管以张方平、苏洵为首的大臣坚决反对宋神宗重用王安石，王安石还是在熙宁元年（1068年）四月受命入京。宋神宗听说王安石到达京师后，竟然如同一个孩子般兴奋，立即召王安石进宫。
在这次入对中，王安石力陈富国强兵之术，提出变法理财的主张，而这主张正与宋神宗的理想相同。于是君臣二人决定为了共同的理想实行变法，由此而诞生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政治事件：熙宁变法。
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宋神宗正式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副宰相），负责变法事宜。当时的五位执政大臣有所谓的“生老病死苦”之称。其中“生”是指王安石，因为他正生机勃勃，大刀阔斧地准备变法。“老”是指年岁已高的曾公亮。“病”是指富弼，他因为反对变法而称病不出，所以得此雅号。“死”则是指唐介，他坚决反对变法，并为此而日夜忧愤，结果变法刚一开始，他就因忧而背上长疮死去。“苦”是指赵抃，他不赞成变法，但却无力阻止，以致成天叫苦不迭。
为了表示变法的决心，宋神宗特意建立一个主持变法的新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任命知枢密院事陈升之和王安石同领其事，实际上都由王安石主持。变法推行新政不是一个人的事，王安石需要找一帮人做助手，而刚好也有一帮人要借新政来出头。在这样以利益为驱动的前提下，新政未来的结局可想而知。王安石任用了一批新人，主要有吕惠卿、章惇、曾布、韩绛、吕嘉问、沈括等人。
王安石所搞的新法，基本上就是汉武帝时桑弘羊的翻版。当年桑弘羊强行推行“算缗令”。这是向商人征收财产税的一种法律，规定商人们都要向官府申报自己的财产数，然后根据财产征税，每二千钱征收一算，即一百二十钱。但商人们为了少交税或者不交税，通常对自己的财产隐瞒不报或者少报。所以，不久后，汉朝廷又开始推行“告缗令”，即鼓励老百姓告发那些不遵守“算缗”的商人。被告发的商人罚戍边一年，资产没收。而告发的人可以得到被告发商人财产的一半作为奖励。“告缗令”一下，全国的商人遭受到沉重打击，中等以上的商人基本上都破产了。汉武帝听从桑弘羊的建议，将有盐、铁、酒等商品的专卖权收归中央朝廷。这些商品有关百姓生活和国家稳定，有着巨大的利益。之后，这些商品从煮制、冶炼、酿造直到销售，都由国家来负责经营，并制定了法令，严格限制私人的经营。桑弘羊没有利用商业组织及商人资本去增进政府的功能，也没有利用政府权威去扶助商业之发展，“算缗令”极大地抑制了商业的发展。
第35节：女中尧舜(4)
王安石变法的核心思想其实也是以国家垄断经营的方式，来与民间争利，这与西汉桑弘羊的思路如出一辙。如此这般，朝中保守的大儒们自然要极力反对。御史吕诲上书弹劾王安石，宋神宗不听，出吕诲知邓州；青苗法刚一颁布，宰相富弼即称病辞职；出判毫州翰林学士司马光公开出来反对青苗法，与吕惠卿在宋神宗面前辩论；开封府推官苏轼上七千余言的长篇奏疏，激烈反对变法；翰林学士范镇，右正言李常、孙觉等也上书指责青苗法；元老重臣韩琦出判大名府，上书全面攻击青苗法，曾公亮、陈升之等人也都附和。
面对这些压力，宋神宗有些动摇，就询问王安石：“现在人们到处议论变法，批评变法不怕天变，不听舆论，不守祖宗的规矩，如何是好？”王安石早就预料到变法的这些阻力了，于是坦然答道：“陛下认真处理政事，怎会发生天变？陛下经常征询意见，怎么能说没有照顾舆论呢？至于祖宗规矩，本来就是应当顺应新情况加以改变的。”宋神宗受到王安石的鼓舞，决定继续推行新法。
［讨论熙宁变法利弊的文章可以说是汗牛充栋，这里谈几句作者个人的看法。王安石与宋神宗一样，都有伟大而美好的理想——那就是要富国强兵。理想是好的，实现起来并不简单，因为治理好一个庞大的帝国不是靠一个皇帝和一个宰相就能实现的。就王安石本人来说，他是一个政治家，更精确地说，他是一个理想的政治学家。如果是一个政治家，没有强有力的执行班子，他一定会等待更好的时机。政治学家则更在意实验他的理想，无论班子得不得力。这是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区别。不幸的是，王安石凑巧就是站在理想主义的一边。按照我们现代人的眼光看来，王安石“不加赋而国用足”的经济理论无疑已经远远超过了他的时代，具有相当的前瞻性。可惜的是，正因为他超出他的时代太多，新法才显得不切实际。加上他识人眼光不准，用人度量不够，不切实际的新法从一开始就走进了怪圈。而最为关键的是，新法的影响还不止于此。在新法推行的过程中，变法派与保守派由最初的政见不同，逐渐演变成意气之争，且愈演愈烈，从而演变成宋朝历史上最大的党争。］
传奇的是，王安石在个人生活方面一直极为朴素。即使是王安石政治上最坚决的反对派，也挑不出他品质上的毛病。即使他当上了宰相后，却连自己多少俸禄都不清楚，总是一包拿回家后，交给家人随便花销，从来不清点数目。如此一来，更显得王安石实行变法，既不是为了升官发财，也不是为了满足个人野心，而是出于忠君爱国之心。这无疑让宋神宗分外感动。所以，在新法开始推行后，尽管朝野上下反对的声音一浪接一浪，诋毁王安石的人前仆后继，宋神宗也一度动摇，但最后依然坚定地站在王安石一边，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出于对王安石个人品质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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