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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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太原和东受降城(今内蒙古托克托)飞报传来,详细报告了安禄山谋反的经过。残酷的事实无情地摆在大唐天子的面前,玄宗这才恍如大梦初醒,悔不当初。这便是白居易在《长恨歌》中所说的“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

  当时大唐帝国的精兵大多为安禄山所掌握,玄宗想到极为严重可怕的后果,不免惊慌失措,急召宰相杨国忠等人商议对策。杨国忠却无半点忧色,还很为他的“先见之明”而“洋洋有得色”,并大言说:“现在要反叛的只有安禄山一个人而已!三军将士和他左右的人都是不想反叛的,不过十天,三军将士一定会杀了安禄山前来归降朝廷。如果情况不是这样,陛下再派大军前去讨伐也不迟。依仗大义,诛除暴逆,一样可以兵不血刃而平定叛乱。”平庸的宰相并没有提到,如果不是他先前的咄咄逼人,一定要置对方于死地,安禄山也许并不会谋反。

  朝廷大臣们对杨国忠和安禄山长期以来的明争暗斗心了如镜,如今战火已经点燃,宰相却还在说这样不知天高地厚的话,不禁都相顾骇然。而玄宗却还没有完全醒悟,竟然相信了杨国忠的大话。

  皇帝确实已经老了,不仅在岁月的侵蚀下苍老了,还在酒色的浸泡中变得昏聩不堪。那个曾经器宇轩昂、处事果敢的天子到哪里去了?

  就在一年前(754年),玄宗最亲信的宦官高力士曾严肃地提醒皇帝说:“边将拥兵,祸发恐不可收拾。”然而,也就在这一年,唐朝户口达到了自建国以来的最高数字:户八百九十一万,丁口达五千二百九十一万。由于有相当多的逃户不在簿籍,所以政府统计的户口数比实际户口要低。据杜佑估计,天宝年间全国实际户数至少有一千三百万至一千四百万,按一户5口计算,唐朝全国约有六千万至七千万人口。玄宗依旧陶醉在开元盛世的辉煌成就下,根本就没留意高力士的话。

  同样就在一年多前,宰相杨国忠开始极力向玄宗进言,说安禄山将要谋反,但杨国忠是在没有任何证据、完全出于私心的情况下这样说的。前任宰相李林甫阴狠毒辣、老谋深算,每次会见安禄山,必定先派人打探安禄山的虚实,揣摩安的意图,所以,安禄山一见李林甫又是敬畏又是佩服。而杨国忠性情浮躁,才能平庸,完全是靠堂妹杨贵妃的裙带关系才能爬到宰相的位子,安禄山十分看不起他。有一次安禄山入朝时,杨国忠与杨贵妃姊妹都出外远迎,视其若贵宾。当时杨国忠任御史中丞,正开始承恩用事,便有意讨好安禄山,希望结为自己强大的外援。他见安禄山身体肥大,行动不便,每逢上下朝登殿阶时,都赶去亲自搀扶。但安禄山对庸碌无为的宰相杨国忠的态度却是“视之蔑如也”(《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六》),根本就不屑一顾,弄得杨国忠非常难堪,当众下不了台,“由是有隙”。

  杨国忠为人心胸狭隘,自然要伺机报复,于是,他与安禄山长期互相倾轧,在玄宗面前争宠,都想压倒对方,好抬高自己的地位。当时安禄山已经身兼三镇节度使,手握重兵,长年在边关,权重一方,实在没有比“谋反”更好的罪名了。杨国忠还极力奏请玄宗召安禄山入朝,这样可以寻找机会置其于死地。在宰相杨国忠之前,河西节度使王忠嗣已经上书密告安禄山谋反。玄宗并不相信,因为觉得对安禄山恩遇甚厚,宠爱过于他人,认为他不会背叛自己。此时,与杨国忠一向不和的太子李亨似乎也发现了安禄山的不臣之迹,上奏说安禄山欲反。玄宗仍然不大相信。不过,众口铄金,三人成虎,玄宗心中开始不那么踏实了:安禄山毕竟是三镇节度使,手握19万精兵,占当时边兵的将近一半,占大唐总兵力的三分之一,哪怕有一点意外,都将会酿成大祸。所以,这次玄宗总算听进了杨国忠的建议,试召安禄山入朝,以观其变。

  天宝十三年(754年)正月初三,安禄山入朝,在玄宗的行在觐见,此举大出所有人的意料。后人认为这是安禄山极为高明的一招,他认为玄宗不会怀疑他,于是应召驾车来见,这样,玄宗就会更加相信安禄山的忠心,不再相信杨国忠的话。

  安禄山一见到玄宗,就痛哭流涕说:“臣本是个胡人,目不识丁,承蒙陛下不弃,格外宠爱信任,所以就引起了杨国忠的嫉妒。杨国忠忌恨我,定置臣于死地。”玄宗见状颇为怜悯,立即大加抚慰:“有朕亲自给你作主,你不必担心。”并立即给安禄山加官尚书左仆射,赐实封通前一千户,又封其一子为三品官,另一子为五品官,奴婢十房,住宅各一所。(事见《安禄山事迹》)

  安禄山见玄宗对自己的恩宠依然如故,趁机上奏说部下讨伐奚、契丹等建立了功勋,请“不拘常格,超资加赏”。玄宗制书:“可。”安禄山部将因此被超资破格任用为将军的有500余人,为中郎将的有3000余人。这些将军的任命书都是书写好后交给了安禄山,由安禄山授予,为他极大地笼络了军心。

  玄宗还打算给安禄山任命新官职,本想让他当同平章事(宰相),并命太常卿、翰林学士张垍起草制书。杨国忠闻讯立即进谏说:“安禄山虽有军功,但目不识丁,怎么可以为宰相呢!制书如下,恐四夷有轻我大唐之心。”玄宗一想有理,这才取消了这一任命。

  『注:唐初制度,诏敕制书都由中书省和门下省有文才者草写。乾封(666年~668年)以后,召文士元万顷,范履冰等草之。因为这些文士经常在北门候进止,时人称之为“北门学士”。唐中宗在位时,著名才女上官婉儿专门负责草写诏敕制书。唐玄宗即位后,设置翰林院,在禁中延引文章之士,下至僧人、道士,及书、画、琴、棋、数术之士皆置之翰林院,被称为“翰林待诏”。刑部尚书张均及弟张垍当时皆供奉于翰林院。』

  安禄山逗留在京城两月,玄宗恩宠无比,杨国忠始终找不到机会下手。安禄山将回范阳的时候,玄宗在望春亭为他饯行,亲自斟酒三杯,赐给安禄山。安禄山每饮一杯,必举杯环视四周,然后痛饮,以示荣宠,饮罢三杯,就叩头谢恩。玄宗此时还对安禄山有极高的期望,说:“西北二虏,都委托你镇驭啦!你,休负朕望!”安禄山得意地说:“臣蒙皇上厚恩,怎敢怠慢!只要有我安禄山一日,外敌就决不能入侵一步。”玄宗听了十分高兴,便脱下自己的衣服,亲自披到安禄山身上,这是无上的恩宠。玄宗还对众臣说:“你们这些官员,如果都能像安禄山一样为朕效忠,朕就高枕无忧了。”

  安禄山心中却是相当警惕,生怕杨国忠奏请玄宗把他留在京师,赶紧谢恩拜辞。他一走下望春楼,便立即上马,疾驰出关。玄宗远远看见,不但不怀疑,还认为这是安禄山为人憨厚,受宠则惊。为了抚慰“憨厚”的安禄山,玄宗又命高力士赶去长安城东的长乐坡,再次为安禄山饯行。玄宗不曾想到的是,这,是他与安禄山在人世间的最后一面。此后不久,他们就由温情脉脉的君臣变成了不共戴天的生死仇敌。

  高力士送行回来后,玄宗特意问他:“安禄山高兴吗?”高力士回答说:“看上去好像有些不高兴,他大概是愤恨没有当上宰相。”预备任命安禄山为相一事当时没有外人知道。杨国忠在一旁阴险地说:“这肯定是预备起草制书的张垍泄露了消息。”玄宗大怒,贬黜张均为建安(今福建建瓯)太守,张垍为卢溪(今湖南泸溪)司马,张垍弟给事中张俶为宜春(今江西宜春)司马。

  张垍娶玄宗女宁亲公主,为玄宗女婿,之前一直亲贵无比。玄宗因为杨国忠一句挑拨的话便如此不近人情,对安禄山的宠信由此可见一斑。张垍为此怀恨在心。他后来投降安禄山,与玄宗轻率地处理这件事有很大关系。

  安禄山这次来京,实际上冒了很大的风险,如果杨国忠奏请将他留在京师,他可能会遭杀身之祸。因此一旦离京,便急急如漏网之鱼,骑马飞奔出了潼关。出关后,早有心腹接应,然后到淇门乘船沿黄河顺流而下。他还嫌船太慢,命船夫拿着绳板立于岸边拉纤,十五里一换班,“昼夜兼行,日数百里,过郡县不下船”(《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七》)。由此可见他内心深处的惊惧。

  平安返回范阳后,安禄山仍然心有余悸,忧虑不自安。唐德宗时的宰相杜佑(著名诗人杜牧的祖父)在《通典·卷一百四十八》中指出:“禄山称兵内侮,未必素蓄凶谋,是故地逼则势凝,力侔则乱起,事理不得不然也。”这种说法是很有道理的。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安禄山才开始下决心起兵叛乱,进攻唐朝。在很大程度上来说,他其实是被杨国忠逼着走到了这一步。

  而长安的玄宗却没有丝毫怀疑,因为杨贵妃喜欢这个安禄山胡儿(大杨贵妃许多岁的安禄山称杨贵妃为母),甚至杨国忠告“安禄山欲反”时,杨贵妃还为安禄山辩解。公平地说,杨贵妃并不像之前的武则天和太平公主那样有勃勃的政治野心,她自始至终没有干涉过朝政,然而,玄宗对她无以伦比的宠爱,无疑极大地影响了大唐的政治走向,以致她成为历史上的又一个著名的“红颜祸水”。

  天宝十四年(755年)二月,安禄山突然派心腹副将何千年到长安上奏,要求以蕃将32人代替汉将。实际上,这是安禄山的试探,想借机观察唐朝廷是否还对他照旧信任。玄宗倒是没有丝毫怀疑,一口同意,命中书按安禄山的请求办理。吏部侍郎韦见素却起了疑心,但他担心玄宗听不进去他的劝谏,就先去对杨国忠说:“安禄山久有异志,现在又请以蕃将代汉将,其反意已明。明天我要进谏极言,陛下如不听允,请你继续谏说。”杨国忠一心要铲除安禄山而后快,自然满口答应下来。

  第二天,杨国忠与韦见素一同去见玄宗,二人还没有说话,玄宗便已经知道来意,先问道:“你们是怀疑安禄山有反心吗?”于是韦见素极力说安禄山反迹已明,不能让其以蕃将代汉将。玄宗当场黑了脸,很不高兴。杨国忠见此状况,竟然不顾韦见素的一再暗示,不敢再说。于是,安禄山以蕃将代替汉将的要求得以实施。

  之后,杨国忠时不时地找机会大谈安禄山有心谋反。这样的话听多了,玄宗也开始半信半疑起来,于是派宦官辅璆琳以送柑子为名,到范阳去观察安禄山的动静。安禄山对辅璆琳大行贿赂之事。辅璆琳回京后,对玄宗盛言安禄山是如何的竭忠奉国,绝对没有二心。于是玄宗对杨国忠等人说:“我推心置腹地对待安禄山,他必无异志。东北的奚与契丹势力强大,非靠安禄山镇遏不可。我会认真处理,你们不要担心。”

  杨国忠、韦见素为了削弱安禄山的兵权,又建议将集中在安禄山一人身上的三镇节度使改由三人分担,玄宗也未采纳。

  当杨国忠正在想方设法除掉安禄山时,安禄山也针锋相对,紧锣密鼓地调兵遣将,预谋叛变。杨国忠为了搜集安禄山的罪状,指使京兆尹李岘(不久便被杨国忠排斥出朝)包围了安禄山在京的住宅,四处搜求反状,并逮捕了安禄山的门客李超,送御史台缢杀。当时杨国忠杀李超并没有真凭实据,他只是打算用这样极端的方式来激怒安禄山,期望对方赶紧造反,以表明自己有先见之明,好取信于玄宗。而玄宗对此竟然毫不知情。

  安禄山最喜欢的长子安庆宗当时官封太仆卿,娶宗室女荣义郡主,住在京师长安。玄宗一直不相信安禄山要造反,安庆宗在京城为官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安庆宗见杨国忠日夜催逼,便秘密派人将京师的种种情况报告了安禄山。安禄山得知后心中大为恐惧,总觉得杨国忠很快就要对自己下手,便加快了造反的步伐。

  因为杨国忠反复制造“安禄山将要造反”的舆论,于是玄宗在六月、七月两次手诏安禄山赴京,但安禄山不再上当,均置之不理。

  七月,安禄山突然上表献马3000匹,每匹牵马夫2人,以蕃将22人护送,车300辆,每辆车夫3人。河南尹达奚珣(后投降安禄山)怀疑其中必有阴谋,立即上奏提醒玄宗,建议推迟到冬天再献马不迟,并由官府统一配给马夫,不能用安禄山的马夫。经达奚珣提醒后,玄宗才稍稍醒悟,“始有疑禄山之意”(《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七》)。就在这个时候,辅璆琳受安禄山贿赂一事败露,玄宗也不敢张扬,生怕由此激怒安禄山,只是借其它小错将辅璆琳处死,但对安禄山竟没有采取丝毫戒备的措施。

  即使铁一般的事实摆在眼前,玄宗还是几乎无法相信安禄山起兵谋反的事实。他是何等信任安禄山呀!许多人都说过安禄山将要谋反,可玄宗是怎么做的呢?凡是上言安禄山谋反的人,玄宗皆命执送于安禄山,任其处理。“由是人皆知其将反,无敢言者”(《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七》)。而如今,血的事实就摆在眼前,安禄山果真反了!

  渔阳烽火汹汹,九重城阙将要升起更大的烟尘。水深火热中的人们期待重新看到那个曾经一举诛杀韦后和太平公主,稳定大唐动荡政局的李隆基,那个开创了大唐盛世的英明天子,期待他能在紧急关头再次力挽狂澜。然而,当了近50年的太平天子后,昔日威风的李隆基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二 是耶非耶武则天】

  唐朝的历史就是一部宫廷政治斗争的历史。从唐太宗李世民发动玄武门兵变,以“大义灭亲”的政变方式将唐朝开国皇帝李渊逼下台,到唐朝最后一个皇帝哀帝被杀,血腥的宫廷斗争和政治阴谋不断。因此也有人说,唐朝是“家事”最多的一个朝代。

  “家事”从唐朝立国就开始上演,骨肉相残的悲剧发生在开国皇帝唐高祖李渊的几个儿子身上。唐朝能够建立,李渊次子李世民功不可没,因此李渊称帝后,封其为天策上将,位在诸王公之上。李世民由此建立天策府,并自己设置官属,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李世民内兄)、虞世南、张亮、阎立本、高士廉(李世民舅)、张公谨、侯君集、尉迟恭、秦琼、程知节(原名程咬金)、段志玄等名重一时的文臣武将均是李世民的幕僚。

  李世民有如此声势,自然引起了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的忌恨,尤其是太子李建成,感受到深重的危机和威胁。于是,李建成和李元吉勾结起来,联合唐高祖李渊宠爱的妃子张婕妤、尹德妃等人,在高祖面前大进谗言。李世民确实有功高盖主之嫌,高祖自此开始猜忌李世民。李世民的至交好友刘文静时任兵部尚书,最先成为牺牲品,以谋反罪被杀,李世民本人也时时身处险境。有一次,太子李建成夜宴李世民,暗中在酒中下了毒。李世民喝酒后,突然心痛如绞,吐了很多血。他自知中了暗算,急忙回到秦王府,幸好解救及时,才不致毒发身亡。

  李世民为人深谋远虑,为了防备不测,打算先派人占有洛阳,以作为基地。武德九年(626)六月,李世民派工部尚书温大雅、秦王府车骑将军张亮率领一千多人前去镇守洛阳,并命他们广散金帛财物,结交各路豪杰,罗致亲信。李元吉大为恐慌,上书告发张亮图谋不轨,张亮因此被逮捕下狱,但审讯时张亮一言不发,未牵连出任何人,李元吉也无可奈何。因为没有真凭实据,张亮不得不被释放,重新回到洛阳。

  高祖对李世民兄弟之间的明争暗斗有所察觉后,深为苦恼,最后决定让李世民出居洛阳,将陕州以东划给他统辖,想以此来调解李世民兄弟的猜忌。李建成与李元吉担心李世民到洛阳后,独霸一方,“有土地甲兵,不可复制”,便暗中唆使近臣向高祖陈说利害,高祖昏庸不堪,于是改变主意,不让李世民前往洛阳。

  李建成和李元吉为了铲除李世民的左膀右臂,还大肆拉拢秦王府的骁将。李建成先派人赠给尉迟恭一车金银器具,尉迟恭没有接受,还将这件事告诉了李世民。李元吉便派杀手前来刺杀尉迟恭。尉迟恭事先得知消息,便故意将家门大开,自己安卧在床上不动。杀手多次来到庭院,却始终不敢走进寝室。李元吉见行刺不行,又在高祖的面前谮毁尉迟恭。高祖下诏擒拿尉迟恭,准备处死,李世民坚决请求,尉迟恭才保住了性命。李建成和李元吉又用同样的手段对付程知节和段志玄,并设法将房玄龄、杜如晦逐出京师。

  太子与秦王积怨益深,势同水火,秦王府僚们人人自危。房玄龄与长孙无忌力劝李世民铲除太子一党,但李世民迟迟不能下决心,先后问计于名将李靖、李勣(即《隋唐演义》中的传奇人物徐茂公,本姓徐,因功赐姓李),二人均表示愿意效力。

  武德九年(626)夏,朝廷突然盛传突厥将要入侵,太子李建成推荐由李元吉领兵出征。李元吉趁机请求让尉迟恭、程知节、秦琼、段志玄随行,并挑选李世民手下的精兵充实军队,想借机夺去李世民属下的兵将。李建成和李元吉还密谋,等到饯行之日,便在昆明池设宴,乘机刺杀李世民。不料太子宫中的率更丞王晊将这一计划泄漏给李世民。李世民知道事情紧急,立即入朝将太子的阴谋告诉了高祖。高祖一时愕然,难以相信,只说:“明天上朝时我要问问他们。”叫李世民次日早朝时再说。然而,此时的李世民已经下定了决心要杀掉李建成、李元吉。

  第二天一早,李世民先下手为强,在入朝的必经之地玄武门设下伏兵,太子李建成和李元吉正要入朝时,伏兵四起,二人没有防备,均被当场杀死。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玄武门之变”。

  这时,高祖正在太极宫中的海池里泛舟嬉戏,根本不知道外面正在发生兄弟手足相残的人间惨剧。突然,李世民的亲信尉迟恭全副武装地入见(按照惯例,这已经是杀头的大罪)。高祖见尉迟恭手握兵器,来势汹汹,大惊问道:“今日乱者谁耶?卿来此何为?”尉迟恭说:“秦王以太子、齐王作乱,举兵诛之,恐惊动陛下,遣臣宿卫。”当时裴寂、陈叔达等人均在场。高祖十分惶恐,便问裴寂等人:“不图今日乃见此事,当如之何?”萧瑀、陈叔达说:“建成、元吉本不预义谋,又无功于天下,疾秦王功高望重,共为奸谋。今秦王已讨而诛之,秦王功高宇宙,率土归心,陛下若处以元良,委之国事,无复事矣!”(《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一》)高祖见一旁的尉迟恭手按剑柄,咄咄逼人,大有一言不合便要动手的架势,只得勉强表示同意,并下达“诸军并受秦王处分”的手令,才算平息了这场事变。

  高祖又召见李世民安抚。李世民跪在地上,吮吸高祖趾头,恸哭许久,虽有做作的一面,但也显示他心中着实难安。高祖顺水推舟,立李世民为皇太子,并且下诏:“自今军国庶事,无大小悉委太子处决,然后闻奏。”到了八月,便很识相地正式传位于太子,以太上皇的身份徙居大安宫,不再预闻国事。其实,李世民早就掌握了兵权,高祖禅位犹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让不让位恐怕由不得他了。高祖在历史上并没有留下太好的名声,只给人平庸的印象。实际上,这是因为他夹在历史上最著名的两个皇帝之间的缘故,他之前有大名鼎鼎的隋炀帝,他后面则有鼎鼎大名的唐太宗。

  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进行了一场大清洗,杀尽李建成、李元吉的子女,其他同党同谋一概不予问罪。太子洗马魏徵、太子中允王珪常劝李建成早些除灭李世民,李世民召见他们,问道:“你们为什么离间我们兄弟?”魏徵说:“先太子早听我的话,就不会有今天!”李世民素来重视人才,立即改容道歉,于是本来属于敌方阵营的魏徵、王珪也成为李世民的亲信重臣。由此可见李世民在封建帝王中,确实有出类拔萃的广阔胸襟和用人气度。

  值得注意的是,高祖李渊退位后不久,便从太极宫迁到大安宫(当时大明宫尚未建成)。史书上虽然没有表明高祖此举是被迫的,但一定也是并非情愿。太宗李世民一上台,就罢免了高祖最重要的朝臣裴寂,还为被高祖杀掉的兵书尚书刘文静平反。历史上很少有后一任儿子皇帝推翻前任老子皇帝处理案件结果的事,太宗这样做,自然是有所意味。之后,高祖感觉不妙,主动提出迁居。

  自古以来,皇帝宝座都是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坐上去诚然不易,而下来也非常之难,要么死于龙榻,要么被另一个想当皇帝的人武力赶下台。活着让出皇帝宝座的——哪怕是让给自己的儿子,也非常少见。而唐朝则更具有代表性,开国之君便做了太上皇的,这在历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纵览整个唐朝,在李渊的后世子孙中,做太上皇的还不在少数,玄宗便是其中一个。

  跟太宗一样,玄宗李隆基也是踏着鲜血才登上了皇位。要讲述玄宗的一生,就不得不提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女皇帝武则天。传说中的武则天美貌诱人。这个极富传奇色彩的女人,在高宗李治在位的34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以及高宗之后的几十年都留下了深深的历史痕迹。可以说,在唐王朝289年的历史中,有将近半个世纪是由武则天所主导。对玄宗而言,如果不是武则天大肆诛杀李姓皇子,包括她自己的亲生儿子,他本来是没有多大机会当上皇帝的。从这点上说,玄宗应该好好谢谢他这位手段果敢毒辣的祖母。

  如果仔细比较的话,就不难发现,这祖孙二人其实有许多相似的地方:果敢,武断,无情;都是经过权力的斗争,踏着鲜血脱颖而出的皇帝;都一样地崇拜权力,但晚年却都溺爱内宠,有着相同的昏聩。若非崇拜权力,武则天怎会大肆屠戮李氏皇室,不当太后非要当女皇帝?若非崇拜权力,李隆基怎么会杀婶婶、诛姑妈,甚至变着法子逼迫父亲退位为太上皇?若非昏聩,武则天怎么会在没有安排好继承人的情况下被逼退位?从而直接导致了唐朝血腥而动荡的局势。若非昏聩,李隆基怎么会为边将所轻,导致了安史之乱?唐朝甚至中国的文明从此向衰。

  武德七年(624年)十一月的某一天,距离公元755年整整131年,神秘人物袁天罡来到利州都督武士彟家。袁天罡是当时有名的星相家,极善看相,曾做过隋朝资官令和唐初火井令,后隐居民间。也就是在这一天,袁天罡看到了尚在强褓中的男孩衣束的武曌,当即大吃一惊说:“这孩子龙眼凤颈,是贵人中的最贵之相。如果是女孩,不可窥测,会成为女皇。”

  这武曌就是日后的武则天。后世流传有《李淳风袁天罡推背图》。其中,关于武则天的图谶如下:“日月当空,照临天下。扑朔迷离,不文亦武。参遍空王色相空,一朝重入帝王宫。遗枝拔尽根犹在,喔喔晨鸡孰是谁?”谶中暗示武则天不善诗文,却以武幸,为天下之主后,铲除李氏子孙,但是李氏皇族还会复生。后来事情的发展果然如此。

  袁天罡知识渊博,号称能预知未来,在当时声震朝野,被誉为神人。后来,他在九成宫拜见太宗李世民时,替许多大臣看相,无一不验证。太宗的宠臣高士廉(太宗长孙皇后的舅舅)当堂问他想做何官。袁天罡说,他不能做官,他的命当在当年四月将尽。百官听了无不惊骇。果然,袁天罡于当年四月故世。

  贞观十年(636年),长孙皇后去世。太宗李世民颁诏:内职空缺,选良家有才行的女子充实。十一年(637年),太宗听说武士彟的女儿美貌出众,便召入后宫。太宗得知她叫武曌,觉得名字不好,便赐名武媚,宫人们都叫她媚娘。这时的武媚才只有13岁。

  入宫前,母亲杨氏恸哭悲泣,与武媚相别。武媚却从容自如,说道:“见天子庸知非福?何儿女悲夫?”(《新唐书·卷七十六·则天武皇后传》)意思是见到天子谁知道不会有福,何必儿女情长,悲悲切切。杨氏为女儿的话惊诧不已。武媚的冷静性格和不凡见识由此可见一斑。

  入宫以后,武媚的心机与胆识在“三物降烈马”一事中表露无遗,她也因此闻名宫中。当年太宗有一匹烈马“狮子骢”,又肥又大,无人能够驾驭。武媚进言说:“妾能驭之,然需三物,一铁鞭,二铁锤,三匕首。铁鞭击之不服,则以铁锤锤其首;又不服,则以匕首断其喉。马供人骑,若不能驯服要它何用。”武媚非凡的胆识引起了太宗的注意,随即召幸,封为才人。

  才人是级别很低的嫔妃,是后宫中三夫人、九嫔以下二十七世妇中品级最低的一类。由于武媚性格刚硬倔强,不善于施展女人的温柔手段,而太宗却喜欢风雅、文弱的女子,喜欢温情似水、柔婉娇媚的那类,两人并不合拍,所以自那以后,太宗没再理会武媚。武媚进宫12年,封号始终只是最低的才人,也没有为太宗生育过一男半女,由此可以看出太宗对她的冷落。

  不过,“三物降服烈马”一事,却引起了另一个人的注意,他便是太子李治。李治是在前太子李承乾谋反被废以后立为太子的,性格文弱,因而对风格强硬的武媚印象深刻,甚至开始由惊讶到佩服到着迷。有一些野史说武媚用美色有意勾引太子,按武媚当时的性格,这似乎不大合理。后宫佳丽无数,武媚也绝非倾国倾城,否则好色的太宗为何仅仅召幸她一次?以李治软弱的性格,吸引他的仍然是武媚的性格,这是致命的吸引力,比美色之类更容易让人印象深刻,所以才有了后来感业寺的那一幕。但无论如何,武媚与李治二人在太宗生前便已经暗通款曲必然是事实。

  贞观二十三年(649年)五月,太宗去世,时年51岁。太宗是历史上有名的英主,也是历史上唯一一个打天下和治理天下取得双重成功的帝王,他的雄才大略、文治武功,时人和后世无不称道有加。然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再英武的帝王,也有自己的难处,太宗在位期间,久久陷于废立太子的烦恼中。

  太宗皇后长孙氏生有三子:长子李承乾,8岁时被立为太子;四子李泰,封魏王;九子李治,封晋王。太子李承乾长大后,放荡不羁,经常做些荒唐无耻的事。侍从官于志宁、张玄素等经常规谏,但李承乾不但毫不悔改,还派遣亲信纥干承基去刺杀于志宁。幸好纥干承基一时良心发现,不忍下手,于志宁才逃过一难。而四子魏王李泰多才多艺,深得太宗喜爱,两个儿子一比照,高低立分,太宗便起了废立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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