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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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618年，唐朝建立，随后统一了中原。突厥趁此时唐朝国力还不十分强大，连年进扰内地，掠夺人口和财富。东突厥颉利可汗曾亲率大军15万入攻并州，又曾率骑兵10余万大掠朔州、进袭太原，关中因此而震动，京都长安被迫戒严。唐高祖李渊派秦王李世民率兵前去抵抗。当时关中已下了许多天雨，粮道受阻，将士疲惫，武器受雨，朝廷上下及军队中都很忧虑。同年，突厥颉利和突利可汗进军豳州（今陕西彬县），唐军与突厥在豳州五陇阪遭遇，双方布阵，准备大战。李世民单骑来到突厥阵前，先责备颉利同意和亲而今又违约，又上前对突利说：“你过去与我结盟，言明有急相救，今乃引兵相向，何无手足之情！”借此来离间二位可汗的关系。当夜，李世民趁雨夜突厥军营，并派使臣再次前去劝说突利休战。李世民的分化起到了很好的效果，颉利欲与唐军决战，而突利坚决不同意。最后颉利不得不派突利与阿史那思摩来见李世民，请求和亲，李世民答应，并与突利结为兄弟。突厥在与唐结盟后撤兵。
公元626年，唐太宗李世民刚刚即位，东突厥颉利、突利二可汗率兵10余万人直逼长安。大军驻扎在城外渭水便桥之北，距长安城仅40里，京师大震，长安戒严。太宗被迫设疑兵之计，亲率高士廉、房玄龄等6骑至渭水边，隔渭水与颉利对话，指责颉利负约。不久后唐大军赶至太宗背后。颉利见唐军军容威严，又见太宗许以金帛财物，便请求结盟。于是双方在便桥上杀白马订立盟约。突厥领兵而退。这就是有名的“渭水之盟”。
这次事件对太宗震动很大，认为突厥反复无常，结盟也不足为信，促使太宗决定要彻底铲除突厥。渭水之盟后，太宗加紧了备战，甚至亲自垂范练兵，每日“引诸卫骑兵统将等习射于显德殿庭”，于是“士卒皆为精锐”。
贞观二年（628年）四月，东突厥突利可汗突然派人来唐，主动请求唐朝援助。原来当时突利可汗在幽州北部建立牙帐，统治东部地区，其治下奚、霄等数十部大多叛变突厥投降唐朝，其叔颉利可汗因此而责备突利可汗。当时薛延陀、回纥打败了欲谷设，颉利可汗派遣突利可汗前去讨伐，突利可汗战败，单骑逃回，颉利可汗大怒，将突利可汗囚禁了10多天，并处以鞭挞之刑，突利可汗因此而怀恨在心。不久，颉利可汗向突利可汗征兵，突利可汗不给，于是颉利可汗带兵攻打突利可汗，突利可汗便顺势倒向唐朝一边。突利可汗后入朝，太宗任命他为右卫大将军，赐爵北平郡王。
贞观三年（629年），关中丰熟，而漠北恰遇暴风雪，羊马死亡甚多，因而发生了饥荒，族人纷纷离散，国势大衰，正是进攻突厥的有利时机。这一年的冬天，太宗命李靖和李勣（即《隋唐演义》中的传奇人物徐茂公）率领10万大兵，兵分六路，北出雁门关。
李靖和李勣都是战功卓著的大唐开国名将。他们的敌人，则是称雄漠北的突厥人。“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名将李广雄风犹在，这一幕何曾相似！700多年前，汉代名将卫青和霍去病率汉军出塞，北逐匈奴，由此创下了不朽的军功。此情此景，怎能不令人感慨。
贞观四年（630年）正月，朔风凛冽，李靖亲自率领3000精锐骑兵，从马邑出发，趁颉利可汗不防备，连夜进军，逼近突厥营地定襄。颉利毫无防备，发现唐军突然出现，大惊失色。还没有等到唐军正式发起攻击，突厥兵先乱了起来。李靖又派间谍混进突厥内部活动，说服颉利一个心腹将领康苏密投降。颉利一看形势不妙，就偷偷逃跑了。这一战，李靖出奇制胜。太宗因此称赞说：“昔李陵提步卒五千，不免身降匈奴，尚得名书竹帛。卿以三千轻骑，深入虏庭，克复定襄，威振北狄，实古今未有。”（《旧唐书·卷六十七·李靖传》）
『注：李靖，字药师，京兆三原人，是中国历史上大大有名的人物。无论是官方五史，还是稗史小说，都有他色彩丰富的一笔。野史小说把他与红拂女、虬髯公并称为风尘三侠。而历史上真实的他却是一个功绩不亚于卫青霍去病的名将。史家称李靖“临机果，料敌明”，是战绩与理论俱丰的军事家。著有《李靖六军镜》等兵书多部。后人辑有《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卫公兵法》等兵书。《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在北宋神宗时被定为《武经七书》之一，为中国古代兵学宝典。』
在李靖胜利进军的同时，李勣也率军从云中（今山西大同）出发，刚好与突厥军在白道（今内蒙呼和浩特北）遭遇。唐军奋力冲杀，降东突厥部众5万余人。颉利一败再败，损失惨重，遂退守铁山，收集残兵败将，只剩下几万人马了。
颉利可汗此时已经处于山穷水尽的境地，他不得不派执失思力入唐朝请罪，请求内附。其实，颉利可汗内心尚犹豫未决，不过是想借此来拖延时间，以等待草青马肥之时，逃到大漠以北，以卷土重来。
太宗派遣鸿胪卿唐俭等前去安抚，又诏命李靖率兵迎颉利入朝。李靖率兵抵达白道，与李勣谋议说：“颉利虽败，其众犹盛，若走度碛北，保依九姓，道路且远，追之难及。今诏使在彼，虏必自宽，若选精骑一万，赍二十日粮往袭之，不战可擒矣。”（《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三》）商议已定，遂率军连夜出发，李勣继后而进。
李靖率军进至阴山，遇到突厥斥候千余帐，一战而全部俘获，命与唐军同行。这时，颉利见到唐使臣，放松了戒备。李靖前锋苏定方率领的两百余骑又乘着大雾，悄然疾行，直到距牙帐7里远的地方才被发觉。如同惊弓之鸟的颉利可汗慌忙骑马逃走，突厥军也四散而逃。李靖大军随之赶到，杀敌一万余人，俘虏十几万，缴获牛羊数十万只，并杀死隋义成公主。颉利可汗率万余人西逃吐谷浑，途中被俘。
『注：义成公主为隋朝宗室女，公元599年嫁给突厥启民可汗。启民可汗死后，义成公主又先后改嫁他的儿子：始毕、处罗、颉利三位可汗。始毕可汗与隋朝翻脸，曾围隋炀帝于燕门，还与北方各地反隋势力结交，一点也不顾及义成公主的情面。唐朝立国后，义成公主数请颉利可汗出兵攻唐，以为隋朝报仇，是以唐朝视她为大敌。』
东突厥就此被太宗从地图上抹去，大唐军功盛极一时，国威远播四方。慑于大唐天威，“西北诸蕃，咸请上（指唐太宗）尊号为天可汗”（《旧唐书·卷三·太宗本纪》）。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天可汗”称号的来历。
自隋朝以来，突厥一直是西北的强国。李靖等人灭了东突厥，不仅解除了唐朝西北边境的祸患，而且也洗刷了高祖与太宗曾经向突厥屈尊的耻辱。因此，太宗颇有感慨地说：“朕闻主忧臣辱，主辱臣死。往来国家草创，突厥强梁，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称臣于颉利，朕未尝不痛心疾首，志灭匈奴，坐不安席，食不甘味。今者暂动偏师，无往不捷，单于稽颡，耻其雪乎！”（《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三》）太上皇李渊也欣喜万分，特地在凌烟阁设宴庆祝。李渊一时兴起，还亲自弹起了琵琶，太宗也闻乐起舞。欢宴一直持续到深夜。
颉利可汗被押到长安献俘后，太宗并未加害，反而优待有加。颉利可汗住不惯房屋，经常住在自己设置的帐篷中，心情也非常不舒畅，常与家人相对哭泣。太宗为了安抚他，以虢州（今河南灵宝）糜鹿很多，可以射猎，便委任颉利为虢州刺史，颉利没有接受，太宗又以他为右卫大将军，赐给很多良田。贞观八年（634年）正月，颉利可汗病死长安，追赠归义王，谥曰“荒”，太宗命突厥人按照突厥风俗将尸体焚烧后下葬。
东突厥灭亡后，唐朝将大量突厥降众安置在内地，保持了他们的部落和习俗，又在颉利故地设都督府和都护府。一直陷在突厥军中的隋炀帝皇后萧氏和幼孙杨道政被李靖接回长安，太宗经常将萧氏召入后宫，让她谈一些隋朝的故事。
唐初，西突厥势力极盛，“北并铁勒，西拒波斯，南接罽宾……控弦数十万，霸有西域”，对唐朝形成严重威胁，并阻碍着中西商业交通。从太宗起，唐朝就开始了打通西域的斗争。贞观年间，降吐谷浑、平高昌、讨焉耆、征龟兹，西域震骇，中西商路复通。
此时西突厥首领为阿史那贺鲁，当年突厥内讧失败后归附了唐朝，受封左骁卫将军，参与征龟兹之战。太宗死后，突厥开始复兴，阿史那贺鲁听说新皇帝高宗懦弱，远不及太宗英武，立即起了异心，数次骚扰掠夺西域，与唐为敌，并自号为“沙钵罗可汗”。唐军力战多年，终于逐个击破西突厥的联盟或附属各部，形成孤立之势。高宗显庆二年（657年），唐将苏定方统军出征，兵分南北两路，合击阿史那贺鲁。经过激烈的战斗，西突厥军大败。此时，天气骤变，开始飘降鹅毛大雪。片刻，雪深达二尺。唐军士气高昂，踏雪追击。阿史那贺鲁慌乱中跳入伊犁河，逃往石国（今塔什干）。后被当地人擒获，送与唐军。西突厥自此灭亡。
平定西域及西突厥后，唐朝设置了“安西四镇”，下辖龟兹、于阗、疏勒、碎叶。又设安西、北庭两个都护府，以天山为界，分别向西统辖西突厥故地及西域各部、各城邦。至此，突厥再也不可能深入中原腹地，唐朝的致命威胁消除了。
太宗虽然对突厥用兵，但却很注意民族关系，不轻易用兵，采取了“偃武修文，中国即安，四夷自服”的政策。他派遣文成公主和亲吐蕃松赞干布，为汉藏两族间的友好交往开了先河。
松赞干布统一吐蕃后，自任吐蕃赞普（国王）后，以逻娑（拉萨）为中心，建立了一个强大的新政权。吐蕃国势蒸蒸日上，称雄雪域高原，威慑着周围的小国，泥波罗（今尼泊尔）国鸯输伐摩国王甚至将自己最心爱的女儿尺尊公主嫁给了松赞干布，以此来换取和平。吐蕃与唐朝的关系并不是一帆风顺，和好的同时也伴以矛盾、冲突，甚至兵戎相见，也发生过大的军事冲突。不过，松赞干布仰慕中原文明，贞观八年（634年），他主动遣使入贡。当时唐朝正准备出兵征讨吐谷浑，希望与吐蕃建立友好关系，太宗非常高兴，特意派冯德遐为使者，带着国书和礼物到吐蕃抚慰。
当时不少边疆少数民族首领都向唐朝请求通婚，唐朝公主下嫁是非凡的荣耀，太宗曾将皇妹衡阳公主许配给突厥都布可汗阿史那社尔，将弘化公主下嫁给吐谷浑可汗诺曷钵。松赞干布也希望与唐朝结亲，他派使者跟随冯德遐入朝，“多赍金宝，以奉表求婚”。太宗经过慎重考虑，没有同意。
吐蕃使者没有完成求婚的使命，回去后又不敢说是唐朝不许婚，怕伤了松赞干布的自尊。恰好吐蕃出使唐朝时，吐谷浑可汗诺曷钵也到长安朝见，吐蕃使者便编造谎言，把罪责推到诺曷钵可汗的头上，说他刚到唐朝时，唐朝待他甚厚，而且许婚，只是由于吐谷浑可汗到后，从中离间破坏，婚姻才未成。松赞干布大怒，立即发兵进攻吐谷浑。诺曷钵可汗莫名其妙地遭到一场兵灾，无力抵挡，逃到青海湖以北，其子民和牲口多为吐蕃所掠。松赞干布又乘胜攻破党项、白兰（今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
松赞干布觉得唐朝廷不肯下嫁公主，是因为不重视自己，为了炫耀武力，又发兵攻打松州（今四川松潘），还派人威胁唐朝说：“如果不把公主嫁给我，我就带兵打到长安。”结果被唐军所败。
松赞干布退兵后，派相国禄东赞为使者，入唐谢罪。禄东赞带着嵌有朱砂宝石的金甲作为礼物献给太宗，再次表示求婚的诚意。太宗考虑到吐蕃是西陲的强国，为了确保边境的安宁，没有计较松赞干布之前的侵犯，并答应考虑通婚的请求。
贞观十四年（640年）十月，松赞干布再次派遣相国禄东赞到长安，向太宗献黄金5000两，以及数百件珍宝做聘礼，请尚公主。太宗终于答应以宗室女子文成公主（一说是江夏王李道宗亲女）出嫁吐蕃。
禄东赞逗留在长安期间，多次受到太宗召见。太宗见他聪明机智，很是喜欢，想将琅玡公主外孙女段氏许配给他为妻。不料禄东赞上奏说：“国中已有妻室，不可遗弃，况且这次是为赞普迎亲，赞普还未会见公主，自己怎能先娶？”禄东赞的深明礼义反而赢得了太宗更大的信任。
次年（641年）初，文成公主在唐送亲使江夏王李道宗和吐蕃迎亲专使禄东赞伴随下，出长安前往吐蕃。松赞干布多年的夙愿得以实现，十分高兴，亲自带人马来到柏海（今青海鄂陵湖和札陵湖）迎接，文成公主娴静文雅的仪表和学识风度令他大为倾倒。松赞干布以婿礼见李道宗，欢天喜地地说：“我祖父未有通婚大国者，我今得尚大唐公主，当筑一城，以夸示后世。”然后与文成公主同返逻娑。
松赞干布后来果然守诺，特地按照唐朝的样式，为文成公主建筑了城郭和宫室，这就是著名的布达拉宫。布达拉宫建成之时，共有1000间宫室，富丽壮观。曾毁于雷电、战火，后来经过两次修建，才形成现在的规模。布达拉宫主楼13层，高117米，占地面积36万余平方米，气势磅礴。布达拉宫中保存有大量内容丰富的壁画，如有唐太宗五难吐蕃婚使禄东赞的故事，文成公主进藏一路遇到的艰难险阻，以及抵达逻娑时受到热烈欢迎的场面等。这些壁画构图精巧，人物栩栩如生，色彩鲜艳。
当时，唐朝佛教盛行，而藏地无佛。文成公主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她携带了佛塔、经书和佛像入蕃，决意建寺弘佛。她让山羊背土填卧塘，建成了大昭寺。大昭寺建成后，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亲自到庙门外栽插柳树，成为后世著名的“唐柳”。著名的“甥舅同盟碑”，也称“长庆会盟碑”就立在唐柳旁。现在大昭寺大殿正中供奉着的一尊释迦牟尼塑像，是文成公主当年从长安请来的。大殿两侧的配殿内，有松赞干布、文成公主的塑像，十分精美生动。
后来，文成公主又修建了小昭寺。从此，佛教慢慢开始在西藏流传。文成公主还对逻娑四周的山分别以妙莲、宝伞、右施海螺、金刚、胜利幢、宝瓶、金鱼等八宝命名，这些山名一直沿用至今。
松赞干布非常喜欢唐装，他脱掉毡裘，改穿绢绮，并且下令禁止吐蕃用赭涂脸的习惯，并派吐蕃贵族子弟到长安国学读书。文成公主入藏时，带去了唐朝的先进文化和生产技术，使得藏族的经济文化有了很大的发展。自此，唐与吐番一直保持了较长时间的友好关系。最难得的是，公元650年松赞干布去世后，文成公主并未要求回到唐朝，而是继续留在吐蕃生活，直至去世。她在吐蕃生活了近40年，一直备受礼遇，深得吐蕃人民的爱戴。她逝世时，吐蕃举行了隆重的葬礼仪式，并记载在吐蕃史书中。
『注：文成公主之后，入藏和亲的还有金城公主。与文成公主家世不详不同，金城公主是真正的宗室之女、金枝玉叶，为唐宗室雍王李守礼之女，她的祖父是武则天掌权的第二个儿子李贤。李贤文武双全，是武则天4个儿子中天赋最高的一个。公元675年，李贤被立为太子。然而，李贤的才干和在朝臣中的威望成为武则天的极大威胁，她不能容忍任何人与自己争权，哪怕是自己的亲生儿子。李贤当了5年太子后，武则天以谋反的罪名废李贤太子位，幽禁在巴州。这是很奇怪的罪名，李贤身为太子，天下早晚是他的，他为什么要谋反？又有个厉害无比的母亲，他敢谋反么？武则天这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心狠手辣真是不亚于杀兄杀弟的唐太宗李世民。李贤被废3年后，唐高宗去世，武则天的第三个儿子李显只当了两个月皇帝就被废除。第四子李旦即位，也是傀儡，实权依旧掌握在武则天的手中。为免除后患，武则天派人赐死了年仅31岁的李贤。李贤的3个儿子也被幽禁在宫中，并被太监按时杖打。李守礼的哥哥和弟弟都在杖打下死去，只有李守礼幸运地活了下来。唐中宗李显复位后，有感于哥哥李贤的悲惨命运，特意收养了李守礼的一个女儿在宫中。这个女儿就是金城公主。神龙三年（707年），吐蕃赞普赤德祖赞的祖母派遣大臣悉薰热来唐朝献方物，为其孙请求通婚，当时赞普年仅14岁。唐中宗许嫁金城公主。景龙四年（710年）春，吐蕃遣使迎娶金城公主。唐中宗开始派侍中纪处讷为使者，护送金城公主前往吐蕃后，纪处讷推辞不就。唐中宗又命中书侍郎赵彦昭护送金城公主，赵彦昭也坚决推辞。最后还是左骁卫大将军杨矩勉强充任了使者，杨矩因此而升任鄯州（今青海省西宁乐都一带）都督。唐中宗本人亲自送金城公主到始平县（今陕西兴平），悲泣歔欷良久，才命身边的大臣赋诗饯别。始平县也由此沾光，赦始平县死刑以下，百姓免赋一年，改始平县为金城县（当时金城即今兰州，距吐蕃境甚近，故以始平拟之）。金城公主及唐蕃使臣沿当年文成公主入蕃路线西行，吐蕃派专人为金城公主凿石通车，修筑“迎公主之道”。金城公主抵达吐蕃后，赞普赤德祖赞与其举行了盛大的完婚典礼。开元二十七年（739年），金城公主病死于逻娑（拉萨）。唐玄宗听到消息后，特意在长安光顺门外为公主举哀，辍朝三日。不过，唐朝外嫁的公主很少能真正起到和亲的作用，金城公主入蕃30年，此间唐蕃之间进行了多次战争，甚至有的唐朝公主还因为两国开战而有生命危险。天宝四年（745年），奚王与契丹王反叛，就分别杀掉了各自所娶的唐朝固安公主和永安公主。唐朝公主出塞和亲对历史影响深远，用“和亲”用作两国间王室通婚的专词，也自唐代始。唐人陈陶在《陇西行》中说：“自从贵主和亲后，一半胡风似汉家。”』
难得的是，太宗并未因贞观之治的重大成就忘乎所以。他常常提醒自己：创业难，守成也难，“然创业之难，既已往矣，守成之难，方当与诸公慎之”。连年丰收，他认为是一喜，边境平安，是二喜，但是“治安则骄侈易生，骄侈则危亡立至，此一惧也”。太宗想不到的是，他的后世子孙玄宗李隆基取得了开元之治的盛世局面，但却没有保持住居安思危的精神，在功成名就后日益腐化，结果引来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的大动荡，形势急转直下，盛唐由此而衰，此时，距离太宗的贞观之治不过106年。
唐太宗开创的贞观之治的施政样板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激励了后世如元朝忽必烈、满清乾隆皇帝，甚至包括日本的德川家康等各种各样的统治者。贞观之治由此成为中国历史有力的政治象征，其政绩一直为后世传颂。时至今日，中国人仍自称为“唐人”，世界各地华人集中的地方称“唐人街”，便是来源于此。
【二 开元盛世】
从开元到天宝，大唐政治舞台上最最主要的人物自然是玄宗。历史人物往往既是剧作者又是剧中人，玄宗一生大起大落的悲喜剧，从一开始就轰轰烈烈地上演了。
先天二年（713年）三月，玄宗即位后半年多后，晋陵县（今江苏常州）一个从九品的县尉杨相如上疏言时政，提出：“隋氏纵欲而亡，太宗抑欲而昌，愿陛下详择之。”（《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这主要是针对当时大唐达官贵戚竞相浮华、奢靡成风的现象提出的。
韦后乱政时，安乐公主奢侈惊人，命人织成百鸟毛裙两件，自己一件，韦后一件，计价百万。这两件毛裙，正看为一色，旁看为一色，日下为一色，影中为一色，仿佛百鸟并见裙中。自安乐公主作成此裙，百官之家多仿效，致使“江岭奇禽异兽毛羽，采之殆尽”。太平公主则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太平公主为武则天唯一的女儿，自小倍受宠爱，除遍占京畿“膏腴”田园外，“绮疏宝帐，音乐舆乘，同于宫掖。侍儿披罗绮，常数百人，苍头监妪，必盈千数。外州供狗马玩好滋味，不可纪极”。事见《旧唐书·卷一百八十三·太平公主传》。安乐公主和太平公主虽然先后伏诛，但奢靡之风仍在，“互相夸尚，浸成风俗”。
玄宗看了杨相如的奏疏后，“览而善之”，针对“风俗奢靡”的社会流弊，断然采取了措施：规定三品以下的大臣，以及内宫后妃以下者，不得配戴金玉制作的饰物，并且遣散宫女，以节省开支。他又下令全国各地均不得开采珠玉及制造锦绣，一改武则天以来后宫形成的奢靡之风。玄宗在行动上遵循曾祖父“太宗抑欲而昌”的做法，抑情损欲，刻厉节俭，屡禁奢靡，以求“返朴还淳，家给人足”。
玄宗深知“文质之风，自上而始”的道理，首先从自己做起。前面提过王皇后之父王仁皎病死后，玄宗特别优待，想按自己外祖父窦孝湛死时的丧葬规格，筑高坟大塚。宋璟、苏颋二相进言制止，玄宗急忙改过，对宋璟等表示：“朕每事常欲正身以成纲纪，至于妻子，情岂有私？”（《旧唐书·卷九十六·宋璟传》）司马光认为玄宗这一“抑欲而昌”的举措对后来实现“大治”非常重要，称赞说：“明皇之始欲为治，能自刻厉节俭如此。”（《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一》）至于玄宗晚年奢侈糜烂，“晚节犹以奢败”，则是后话了。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开元年间的大多数宰相都以“清俭”著称。开元初，玄宗用姚崇为相。姚崇身为宰相，却没有自己的专门宅第，全家人住在离朝很远的地方。他上朝处理政务后，常常因天晚不能及时回家，就住在一个叫罔极寺的寺院里。有次，姚崇患了疟疾，由上常令源乾曜处理政务，每有大事，就到寺里请教姚崇。源乾曜与姚崇接触较多，十分敬佩姚崇严于律己、廉洁勤俭的生活作风，他奏请玄宗让姚崇搬进四方馆（属中书省）居住，玄宗当即批准。但姚崇认为四方馆太豪华，又藏有公文，不便住进去，遂坚决谢绝。姚崇临终前留下遗嘱，告诫子孙“各守其分”，还特别“属以薄葬”。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认为：“唯开元之世，以清贞位宰相者三：宋璟清而劲，卢怀慎清而慎，张九龄清而和，远声色，绝货利，卓然立于有唐三百余年之中，而朝廷乃知有廉耻，天下乃藉以乂安。”（《读通鉴论·卷二十二》）宋璟、张九龄等人，都是历史上的名相，政治上均有所建树。
正因为开元君臣严于律己，自上而始，使得大唐的奢靡风俗得到了有效的抑制，逐渐形成“返朴还淳”的气象。可以说，“开元之治”的实现，实际上是以“返朴还淳”为起点的。
玄宗即位时，李姓王朝已经经历了几十年的篡位和血腥的苦难。为了稳定政局，玄宗采取果断地将武氏、韦氏及太平公主的余党都加以杀戮或贬斥。为了提高行政效率，将武后以及中宗和睿宗时大量委派的斜封官（非正式任命），试、摄、判、知官（非正职的冗官）予以裁撤精简，将宰相的人数由睿宗时的十余人减少到两三人。对于自己的同胞兄弟，玄宗恩礼优待，却不给他们以实职，从根本上削弱了皇室内部发动政变的政治基础。而对那些自恃对玄宗有功而邀求权位的功臣，比如刘幽求、钟绍京、王琚等人，则坚决予以贬斥。这样，通过一系列有力的措施，本来已经衰落的皇权，在坚强果敢的玄宗手中又重新达到了顶峰。
要强调的是，玄宗初期的得力大臣都是武则天遗留下来的人才，武则天在位时大力推行科举制度有效地选拔了一批有才能的精英为朝廷效力。而玄宗即位初期所进行的一系列重大改革就是通过这些精英人才进行的。
这个时候的玄宗，意气风发，雄心勃勃，一心要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开元四年（716年）正月，王皇后的妹夫、尚衣奉御长孙昕因与御史大夫李杰有过节，约同妹夫杨仙玉在里巷伺机殴打李杰。李杰气愤之极，也不管对方是不是皇亲国戚，上表陈诉说：“大臣被打，实为辱国。”李杰这帽子扣得很大，而且相当高明。玄宗大怒，下令处斩长孙昕、杨仙玉等参与者。散骑常侍马怀素认为正月不宜行刑。于是玄宗改判斩刑为杖毙于朝堂，以谢百官，并表示：“为令者自近而及远，行罚者先亲而后疏。”（《旧唐书·卷一百·李杰传》）同时下敕书慰问李杰。处置长孙昕等人后，“由是贵戚束手”。
玄宗此时不过30岁出头，掌权不过几年时间，还没有忘记他登上政治舞台的艰辛，所以，这件事的处理，应该出于玄宗的本意，而并非所谓的帝王权术。玄宗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向天下人表明了“励精求治”的决心。
人们习惯将一个美好的时代称为“黄金”时代，这种黄金时代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几次，玄宗所开创的“开元盛世”是最为人们称道的盛世典范之一。这的确是一个闪耀着黄金般光辉的时代，一个政绩彪炳、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国力富强的时代，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光芒万丈的时代，无论是内政、外交、军事，还是文化、艺术，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开元时期，土地开辟，许多“高山绝壑，耒耜亦满”。由于开源节流，国家财政日益丰裕，全国的粮仓充实，致使物价十分廉宜。据杜佑《通典》所记：“至（开元）十三年封泰山，米斗至十三文，青齐谷斗至五文。自后天下无贵物，两京米斗不至二十文，面三十二文，绢一匹二百一十文。”可见当时粮食布帛产量丰富，物价低廉，商业繁茂。有杜甫诗为佐证：“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尤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洲四道无豺虎，远行不劳求吉日。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中国的丝绸沿着丝绸之路到了西方，马上就成为罗马贵族们手里比黄金还要珍贵的奢侈品。
当时大唐的百姓，不仅在家安居乐业，出外旅行也很舒适，道路畅通，行旅安全。《通典》记载：开元时东至洛阳、汴梁，西至关中歧州，夹路列店肆待客，酒肆丰溢，每个驿站都出赁驴马供客人骑乘。南诣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淳府，皆有驿站和店铺。杜甫也曾经在诗中描写：从秦州（今甘肃天水）通西域（今新疆及中亚一带）的驿舍有池、有沼；有林、有竹。当时甘肃到新疆的驿舍有池、有竹，可见气候和水源远比现在好得多。还有一个数据，很能说明社会的安定和太平，即：官民犯罪的人很少。开元十八年（730），全国犯罪的仅24人。
国力强盛是开元之治的另一重要标志。自唐高宗以后，吐蕃强大，成为唐朝西方的严重威胁。武后时期，后突厥复兴于漠北，契丹崛起于东北，造成唐朝北方形势的紧张。许多在贞观、永徽年间归属唐朝的地区重又脱离控制。玄宗即位后，加强邻接地区的军队，开立屯田，大大充实了防务，又从东北到西北和南方设立了平卢、范阳、河东、朔方、陇右、河西、安西四镇、伊西北庭、剑南等9个节度使和一个岭南五府经略使，以统一指挥战守军事。对外战争也取得了辉煌的战果。开元五年（717年），唐朝从契丹收复了辽西21州，重置营州都督府，漠北拔也古、同罗、回纥等都重新归顺唐朝。在西北，唐朝收复了碎叶城，并打败了强悍的吐蕃、小勃律，通往中亚的道路由此重新被打开，唐朝对西域的主权恢复，唐朝的声威远播西亚。日本、朝鲜半岛同唐朝的联系频繁，南亚各国同唐朝交往不断。各国的使者和商人来往不绝。关于打败吐蕃和玄宗的边防体系，后面在《哥舒夜带刀》一节中再详细讲述。
许多来华的胡人（唐人对各国人士一律统称为“胡人”，外国商贩称之为“胡商”、“胡贾”，外国僧人统称为“胡僧”，外国女子统称为“胡姬”）见识了唐朝举世无双的繁荣，乐不思蜀，以至不想回国，干脆就留在了中国。当时西域少数民族普遍向往东方乐土，都城长安更是众望所归的圣地，所以这里云集着数量惊人的西域胡人，有时可达20万之众。长安献艺的歌、舞、百戏、幻术（杂技）等高手，以及与他们相伴而来的是在长安开设饭铺酒肆、歌楼舞榭的胡商胡姬，他们很快就成为唐朝文化大视野中的一道新奇风景。
社会经济的繁荣必然推动文化的发展。盛唐在文学艺术方面取得的成就也是硕果累累，气象非凡，成就巨大。唐诗最为后世称道。唐诗大潮在开元时期达到了顶峰，一泻千里，蔚为壮观。大诗人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等均为空前绝后的超一流诗人，将整个盛唐诗坛装点得空前壮美，气象万千。而唐代中期的著名诗人（所谓大历十才子）也是这个时期培育出来的。大书法家张旭、颜真卿，大画家吴道子，大音乐家李龟年的艺术成果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其它舞蹈、雕刻、塑造等艺术，也无不取得辉煌而显著的成就。
在一个封建朝代，集中出现了如此多足以照耀千古的杰才俊士，是玄宗统治前期文治武功的最好写照。他的成就，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不但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皇帝，后来的帝王也再也没人能够超越他。开元，确实开出了一个崭新的新纪元，开出了中国封建史上最鼎盛、最辉煌的丰碑。
这是一个充满阳刚之气的时代，振奋人心，蓬勃向上。因为自信、开放、宽宏、博大、发达，大唐声威撒播四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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