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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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张九龄没有忘记这位极有诗才的“孟夫子”。他被免去了丞相职务，贬为荆州长史后，还聘请孟浩然为幕府。幕府相当于从事现在秘书之类的文案工作。

　　孟浩然后来壮年病故，却是因为吃错东西的缘故。当时盛唐最负盛名的诗人王昌龄来到襄阳，听说孟浩然欲仕而遭黜后，立即前来拜访，有惺惺相惜之意。王昌龄当时被誉为七绝圣手，名满天下。他有名作《出塞》：〖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意境高远，气势雄浑，格调高昂，被推为唐人七绝的压卷之作。有一谚语“活剥王昌龄”（《大唐新语》），专门用来讽刺那些偷窃名士文章的俗人，可见当时王昌龄七绝之盛名。

　　两位名诗人一见如故。孟浩然不顾大病初愈，与王昌龄浪情宴谑，多吃了些生猛鲜腥之物，竟然因此引发旧病而亡，时年五十二岁。

　　王昌龄，字少伯。开元十五年（727年），以进士擢第，授秘书监校书郎，历江宁丞。因王昌龄为人不拘小节，故屡见贬斥，后被贬为龙标（今湖南黔阳县）尉。李白闻其遭贬，写过一首《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颇有同病之惜。诗曰：〖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

　　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

　　王昌龄的结局极为悲惨，也是间接死在了安史之乱的兵锋下。至德二年（757年），王昌龄为了避安史之乱的刀兵之祸，弃官回乡，不料被濠州（今安徽凤阳）刺史闾丘晓所杀，年约六十。

　　史载闾丘晓为人“素愎戾，驭下少恩，好独任己”。闾丘晓杀王昌龄，不知道是因为旧怨，还是因为忌才。这个闾丘晓后来不肯出兵救睢阳张巡，导致睢阳被安禄山叛军攻破，张巡等人壮烈殉城。河南节度使张镐一怒之下，杖杀了闾丘晓。闾丘晓临死前，以家中尚有亲人请求免去一死。张镐冷笑说：“王昌龄之亲，欲与谁养？”（《旧唐书·卷一百一十一·张镐传》）意思是说，你闾丘晓当初杀王昌龄时，怎么没想到王昌龄家中还有亲人呢，闾丘晓这才哑口无言，闭目受死。

　　重新回到王维的话题。王维受张九龄提拔后，意气风发，正准备大展宏图。这时候，却突然发生了一件大事，不但改变了王维的人生，整个唐朝的政局也因此而改变。监察御史周子谅不满李林甫专权，牛仙客阿私，便上书弹劾牛仙客，结果触怒了玄宗，“令于朝堂决杀之”（《旧唐书·卷九十九·张九龄传》）。张九龄也受到牵连，以“坐引非其人”的罪名被罢相位，左迁为荆州长史。

　　在中国的历史上，不乏周子谅这样的例子——敢于提出不同意见的人，往往身败名裂，家破人亡。这就使得一些人刻意将自己的真实面目隐藏起来，所以“古今中外，只有中国的脸谱多，令外国人叹为观止”。周子谅被杀和张九龄罢相事件对王维的影响相当大，他因为这件事也完全变了一幅脸谱。

　　王维非常尊重张九龄，对张九龄的风节佩服得五体投地。张九龄为荆州长史后，王维有《寄荆州张丞相》诗：“所思竟何在，怅望深荆门。举世无相识，终身思旧恩。方将与农圃，艺植老丘园。目断南飞雁，何由寄一言。”王维为张九龄所提拔，张九龄失势后，李林甫控制了朝政，王维自然受到了冷遇。

　　建功立业是中国文人们的最大心愿，而忠君报国不过是这个心愿的符合内在伦理观念和外在道德评价的代言形式，当文人们在仕途不能一帆风顺后，便只能在时代的边缘自怜自嗟，而边缘情绪的副产品往往便是诗文。这点在王维身上体现得格外明显，政治上失意后，他的诗歌内容和风格发生了重大变化，过去那类劲挺雄拔的诗句如“叠海遥翻瀚海波，鸣笳乱动天山月”（《燕支行》）等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自顾无长策，空知返旧林。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君问穷通理，渔歌入浦深。”（《酬张少府》）这类与世无争的山水诗。

　　为了躲避现实的政治斗争，王维还开始潜心向佛。他在京师时经常与名僧来往，经常捐赠钱粮给寺庙僧人，日日只“以玄谈为乐”。而他本人也过着苦行僧般的生活。他在京师的居第，只有茶铛（煮茶器皿）、药臼、经案、绳床，其他一应豪华物事一概没有，与他的名士身份极不匹配。每当退朝之后，则点起香，独自一个人静坐，以诵读经书为事。妻亡后也不再续娶，没有子女，一直是“孤居一室，屏绝尘累”（《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下·王维传》）。在这样的精神状态下，王维的人生可以说是波澜无惊了。他对国家和人民已经不抱有任何责任感，所以即使李林甫、杨国忠先后掌权，政治斗争你死我活，也没有再波及到他。他的一生，本来可以就此安逸地度过。然而，万事不关心的王维，还是逃脱不了时代动荡的冲击——安史之乱爆发了。

　　至德元年（756年）六月，安禄山叛军攻陷潼关，玄宗仓皇逃往蜀中。王维当时在京师为给事中，来不及逃出长安，为叛军所俘获。他故意服下泻药，假装喑哑。安禄山素知其才，把他迎置洛阳，拘留在普施寺中，强授伪给事中。

　　有一次，安禄山在洛阳凝碧池大宴，召玄宗的梨园弟子奏乐。时国破沦丧，梨园弟子歔欷泣下，无心奏乐。乐工雷海清更是不胜悲愤，扔下乐器，向西恸哭。安禄山恼怒，把他“缚于试马殿前，支解之”。王维听到此事后很悲恻，便写诗道：“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叶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表达了他对唐廷的眷念之意。这首诗后来传到肃宗的耳朵里，大为感慨，因此成为王维后来的救命稻草。

　　唐军收复了东都洛阳后，王维因为接受过伪官，有过“失节”的行为，被唐军囚禁在宣阳里杨国忠旧宅，等待处理。王维不免惊慌失措。宰相崔圆知道王维善画，召王维等三人于其私第作壁画。当时崔圆功勋很大，深受宠幸，王维指望崔圆解救，在皇帝面前替他说几句好话，所以作画时“运思精巧，颇绝其能”。

　　唐朝廷收复两京以后，肃宗返回长安，凡是出仕安禄山伪朝廷的官吏，或贬或杀。只因肃宗曾读过王维的《凝碧诗》，加上他弟弟王缙大力营救，王维未受任何处罚，仍授太子中允。其他陷“贼官”者，十八人被斩，七人赐自尽，余则杖刑。跟王维一起落入叛军之手的张璪便被贬为衡州司马、移忠州司马。但越是如此，越是突出了王维，王维惭愧得无地自容，终生引以为耻。

　　乾元中，王维迁任太子中庶子、中书舍人，不久再迁给事中，转尚书右丞。虽然如此，但王维经历乱离的局面之后，变得更加消极避世了。他名义上还是唐朝廷的官，实际上却过着隐居的生活。他曾得宋之问的蓝田别墅，位于辋川（在今陕西蓝田县境），绿树环绕房舍，为风景胜地，有华冈、欹湖、竹里馆、柳浪、茱萸沜、辛夷坞诸景点，与道友裴迪“浮舟往来，弹琴赋诗，啸咏终日”，寄情山水，遁入空门。又将诸友聚集在其田园所作的诗搜集成编，号《辋川集》，所作多为田园山水诗。王维后期的作品基调大多消极低沉，因为艺术性极高，反倒容易感染读者，尤其容易被那些失意的文人所欣赏。

　　王维兄弟均奉事佛道，平时只吃蔬菜素食，很少吃荤腥，不穿文彩锦绣衣服。

　　上元二年（761年），王维病卒，时年六十一岁。在临终之时，王维忽然有感，向左右索求笔墨，写信给时在凤翔的弟弟王缙诀别，还写了数张诀别书信给生平亲故好友，其中内容“多敦励朋友奉佛修心之旨”，丝毫不提及政事、家事，写完后郑重搁笔而死。此时他的心中，应该是平静如水吧，六十年的苍茫岁月，他梦想过，追求过，抗争过，放弃过，最终一切都如云烟一般飘逝了。

　　『注：王维有个经常唱和的好友丘为。丘为的诗风和王维、孟浩然相似，因而深得王维赞许。他长年为官，一直作到太子右庶子。告老还乡后，一直闲居养老。每次县令来访，他都要恭恭敬敬到门口迎候，以表示对朝廷礼法的尊敬。丘为性格宽厚，平静恬淡，他也因此而长寿，一直活到九十六岁。』

　　王维死后不久，当政的代宗爱好文学，对已经当上宰相的王缙说：“卿之伯氏，天宝中诗名冠代，朕尝于诸王座闻其乐章。今有多少文集，卿可进来。”王缙上奏说：“臣兄开元中诗百千余篇，天宝事后，十不存一。比于中外亲故间相与编缀，都得四百余篇。”（《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下·王维传》）于是将王维诗篇上奏。代宗对王维的诗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他是“天下文宗”。

　　王维是盛唐诗人的代表，他长年在京师做官，多与亲王贵主交结往来，文名盛极一时，被公认为开元、天宝时期的文宗，有诗佛之称。他擅写五言诗，因为精通音律，所作五言诗容易合乐，所以传播既广，声名亦高。到了唐朝末年，梨园弟子仍相沿唱王维绝句，足见其影响之深。他写的风景诗多是情景并胜。殷璠评价他的诗说：“维诗辞秀调雅，意新理惬，在泉为珠，着壁成绘，一字一句，皆出常境。”

　　王维多才多艺，精通音乐，又工草隶书法，尤其以诗画著称。中国画的最高境界，表现为“山水”，而“山水”则是由王维开创了新生命。王维首先采用“破墨”新技法，以水墨的浓淡渲染山水，打破了青绿重色和线条勾勒的束缚，大大发展了山水画的笔墨新意境，初步奠定了中国水墨山水画的基础。“破墨”是指一种用浓淡墨色相破、渗透掩映，以达到滋润鲜活效果的用墨技法，此法所作山水，叫做“破墨山水”，最早见于南朝萧绎《山水石松格》。王维的水墨画风几乎影响着中唐以后的中国山水画发展的全部历史，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占据中国古代山水画主流的文人画都受到了王维的巨大影响。宋朝大学者苏轼盛赞王维是有“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明代董其昌推之为南宗山水画的开创者。

　　【二 红尘中的谪仙人】

　　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的时候，大诗人李白正在漫游各地，游山玩水。山水虽好，这时候的李白，心情却不大好，已经没有了他诗中经常可以见到的豪放的气概和热烈的感情。因为他并不是真心想过目前这样自由自在的游乐生活，而是想要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只是，他两次入长安，都是无功而返，这叫他如何不郁闷呢？

　　李白，字太白，号青莲居士，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先代于隋末流徙西域，李白即生于中亚碎叶城（今吉尔吉斯斯坦境，当时属于唐王朝所建置的安西都护府）。五岁时，随父亲迁居蜀中绵州昌隆（今四川江油）。因为家境富裕，李白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按他自己的说法是：“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

　　这其中有个著名的传说，据说李白最初读书并不专心，他父亲把他送到眉州象耳山读书，他经常逃学。有一次他逃学下山，经过一条溪流，看见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妪在溪边的石头上磨舂米的铁杵，心中颇感奇怪，便问老妪磨铁杵干什么，老妪回答说：“磨成绣花针。”李白听了备受感动，从此回到山中刻苦读书。

　　李白十五岁时，开始醉心于学习剑术。据说他“少任侠，手刃数人”，由此可以推断，李白的剑术应当相当不错。他第一次去成都的时候，就因为好打抱不平，与一群当地的无赖动起武来，伤了几人，还因此被地方官打了一顿。

　　李白二十岁前后，在家乡的匡山读书，跟随友人学习纵横术。他勤奋好学，博览群书，“常横经籍书，制作不倦”。在二十岁以后，李白游历了蜀中不少名胜古迹。蜀中雄伟壮丽的山川，培育了李白豪放的性格。

　　开元八年（720年），礼部尚书苏颋出任益州（今四川成都）大都督府长史。李白得知，便带着自己的诗文在半路上拜谒，请苏颋予以指教。苏颋当时文名盖世，与张说并称为两大手笔，李白以弱冠之年，敢以自己的诗文求教，可见他已十分自信。苏颋读后，果然大加称赞：“此子天才英丽，下笔不休。虽风力未成，且见专车之骨，若广之以学，可以相如比肩也。”给予了李白极高的评价，李白由此而信心百倍。

　　致仕建功立业是历代文人的最大心愿，中国传统认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最后的目标是“一朝闻名天下知”，飞黄腾达，封妻荫子。李白受到纵横家和儒家思想的影响，也有着极强的名利心，希望能够轰轰烈烈地干一番大事业。他少年时正赶上“开元之治”的盛世，当时的玄宗励精图治，国家强盛，百姓安居乐业，整个国家充满了勃勃生机。朝廷重视人才，广开人才之路，这更让少负才名的李白激奋不已。他在《别匡山》里这样写道：“莫怪无心恋清境，已将书剑许明时。”这便是少怀大志的李白，一心渴望实现经世治国、辅弼天子的宏伟理想。

　　不过，李白又受道家思想的影响，热切地向往着求仙学道，希望能做超脱尘俗的隐士神仙，这种思想在李白的许多诗歌中都能得到体现。出世与入世的矛盾，在李白身上最后形成二者兼顾的愿望，即所谓“功成，名遂，身退”。可惜的是，“功成”的命运始终没有降落到李白头上。

　　开元十四年（726年），李白怀抱“四方之志”，离开蜀中，外出漫游。年轻的李白携带巨金，腰悬长剑，慷慨自负，傲岸不俗。在途中，他写了著名的《峨眉山月歌》：“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他先是顺江而下，东游金陵和扬州。

　　当时正是开元盛世，国家呈现一派欣欣向荣景象，李白也希望能大展宏图，成为国家的栋梁。但是李白豪放不羁，又抱负很大，自视甚高，不愿走普通科举道路，所以选择了终南捷径。为此，李白在江陵拜访了著名道士司马承祯，并写了一篇《大鹏赋》，用寓言形式记叙这次会晤。年轻气盛的李白在赋中以大鹏自诩，抒写了他远大的抱负。

　　李白在求仙访道的同时，很注意结交“豪雄”，即那些能够抗暴扶弱、仗义舍身的游侠人物。李白自己就“少任侠”，“轻财好施”。他在东游吴越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挥霍完所携带的巨金。

　　开元十六年（728年）早春，李白来到湖北安陆。在这里，他和曾在唐高宗时期做过宰相的许圉师的孙女结婚，开始了“酒隐安陆，蹉跎十年”的生活。他曾隐居安陆境内的寿山和白兆山桃花岩，后又与道士元丹丘一道隐居嵩山。这其间，李白广事交游，同时也从事干谒活动，希望通过引荐步入仕途。

　　李白三十岁的时候，第一次来到长安，又因为打抱不平和一群市井无赖动起武来，幸好有朋友相助，才没有出什么乱子。之后，他隐居在终南山，广为交游，希望得到王公贵族的引荐。当时玉真公主（玄宗之妹）的别馆就设在终南山，经常有文人雅士前去作客，其中包括王维、储光羲等著名诗人。李白也曾经去拜访过玉真公主。他原来以为来到京师，靠近大唐的政治权力中心，应该能有机会实现自己的理想，谁知却到处碰壁，未能如愿以偿。于是李白怏怏离开长安，至河南游历。此后，一直过着漫游的生活。

　　『注：金仙公主和玉真公主均为唐玄宗亲妹妹，地位尊贵，却虔诚地信奉道教，二位公主都在二十出头的风华正茂时请求出家为女道士。此时当政的唐睿宗不但同意，还下旨为两位公主在长安西北部建造两座豪华的道观。这两项工程需要拆毁大量民屋，耗资甚巨。当时散骑常侍魏知古和中书侍郎李乂对此事提出异议。李乂字尚真，唐睿宗时任吏部侍郎，在选拔、录用、任免官吏时，任人唯贤，评判公正，调用恰当，且不任人唯亲，不吃请受贿，时人谓“李下无蹊径”（意思是说没有后门可走）。尽管大臣们都反对建道观的计划，但唐睿宗依旧我行我素，坚持完成了这两项工程，并分别取名为金仙观和玉真观。金仙公主和玉真公主的入道，大概是性情上的“性安虚白，神融皎昧”，颇似《红楼梦》里的惜春，“堪破三春景不长”。据说玉真公主后来对名道士张果（即民间传说八仙之一的张果老）产生过感情。张果听说玄宗想将妹妹嫁给他，立即说：“俗语有言，娶妇得公主，平地升公府，人以为可喜，我以为可畏呢。”然后倒骑着他那头著名的毛驴，一溜烟地跑去恒山躲了起来，从此不知所终。

　　李白潇洒不羁的才气、倜傥风流的性格无疑是极有魅力的。有野史记载说，本已出家当了道士的玉真公主也由此对李白产生了感情。玉真公主晚年在安徽敬亭山修炼。李白也住在安徽，他曾经七上敬亭山，写下了“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的诗。超脱和淡泊跃然纸上。宝应元年（762年），玉真公主死于敬亭山，终年七十一岁。同一年，李白在敬亭山下的安徽当涂县病逝，终年六十二岁。』

　　开元二十四年（736年），李白夫人许氏病逝，李白带领全家搬到东鲁任城（今山东济宁），自己则继续往来各地，广泛结交，希望能寻找到新的政治出路。

　　在此期间，李白结识了比他大十二岁的孟浩然。二人一见如故。当时孟浩然正在当隐士，李白很欣赏孟浩然不愿做官的人生态度，专门写了《赠孟浩然》：“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称赞孟浩然品格像高山一样，仰望不到。当他们临别分手时，李白写了著名的七言绝句《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全诗中除了叙事便是写景，没有一字书写离情别绪，然而全诗之中，却透露出真切的依依不舍。

　　其实，孟浩然归隐，是一种无奈，并不是不想做官。他自上次到长安谋官失败后，心灵上受到巨大的打击，感到掉了隐士的身价，失了诗人的脸面，自此心灰意冷，开始有点自暴自弃、不求上进的意味了。李白也经历过一次入长安不仕的打击，但与孟浩然的人生态度不同，他依旧是满腔热情，坚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对前途充满了信心。李白一生都怀有远大的抱负，他也毫不掩饰地表达对功名事业的向往。他这种乐观向上的精神一直保持至死。

　　诗文有时能成为扬名致仕的手段，尤其到了唐朝，诗文被真正提升到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高度。天宝元年（742年）秋，李白诗名远播，震动朝野，最后连天子也被惊动了。经道士吴筠推荐，玄宗连续三次下诏，征召李白入京。半生夙愿得以实现，李白欣喜若狂，“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踌躇满志地来到长安。这一年，李白四十二岁。

　　第二次到长安，李白文章风采，名动一时，由此结识了任太子宾客的老诗人贺知章。贺知章对李白的《蜀道难》十分赞赏，“读未竟，称叹者数四”，认为只有神仙才能写出这样的诗句，因而称李白为“天上谪仙人”。据说贺知章与李白相见恨晚，当即邀李白对酒共饮。但事不凑巧，贺知章刚好当天身上没带钱，便毫不犹豫地解下佩带的金龟（当时大臣的佩饰物），用金龟换酒，与李白开怀畅饮，一醉方休，从而留下了“金龟换酒”的佳话。事见唐人孟棨《本事诗》。

　　贺知章，字季真，会稽永兴人。年轻的时候就以文词知名，书法也很好，擅长草书和隶书。武则天证圣元年（695年）进士及第后，一直在京城任职，历官礼部侍郎、集贤学士、太子右庶子兼皇太子侍读、检校工部侍郎和秘书监等职。贺知章性格爽直，豁达而健谈，自号“四明狂客”，生活放诞不羁，往往因饮酒作乐而歌哭无常，当时被列为“饮中八仙”之一（太子宾客贺知章、汝阳王李进、左丞相李适之、侍御史崔宗之、吏部侍郎苏晋、书法家张旭、诗人李白、布衣焦遂等嗜酒成癖，被时人戏称为“饮中八仙”）。贺知章后来告老还乡时，还有一则趣事。玄宗问他还有什么要求，他便要求玄宗给他的儿子起个名字，以“幸陛下赐之归乡里之荣”。玄宗道：“为道之要莫若信。孚者，信也。履信思乎顺，卿之子必信顺人也，宜名之曰：孚。”便以“孚”字为他儿子的名字。这本来是出于好意，贺知章却怀疑玄宗讥刺他的儿子是爪子，说：“皇上为什么戏弄我呢？我是吴地人，家乡的人都说‘孚’是‘爪下子’，这不是叫我儿为‘爪子’么？”（事见唐人高择《群居解颐》）

　　由于玉真公主和贺知章的一再推荐，李白受到玄宗的隆重接见。据说玄宗“降辇步迎，如见绮皓；以七宝床赐食，御手调羹以饭之”（唐·李阳冰《草堂集序》），意思是说，玄宗见李白潇洒地朝金銮殿走来，远远望去一副飘然若仙的风采，一时心仪不已，竟然忘记了皇帝的尊威，不自觉地从御座上走下来迎接，并请李白在御座旁边的七宝床上坐下，亲手调了一碗羹汤，赏给李白喝。随后，李白以翰林供奉的身份被安置在翰林院。翰林供奉的主要职责是为皇帝草拟文诰诏令之类的文件，同时也迎合皇帝的兴趣，随时写些应景诗文。其实是个闲差，但玄宗表面的礼遇使李白没有认识到自己的实际地位，他以为皇帝对自己恩宠有加，自己的地位就在王公大臣之上。

　　李白代表了中国历史上的一类文人。这类文人都有着非凡的文学才华，并试图将文学才华转化成政治资本，在朝廷中取得要位。诚然，有些文人确实集文学家与政治家于一身，有着了不起的政治才干，比如名相张九龄。然而，对于大多数的文人来说，他们政治才干相当欠缺。但这些人却往往因为文学上取得的巨大名声而自视甚高。李白便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尤其是玄宗对他的隆重礼遇，更让李白误以为这表面的浮华便是他的政治舞台。能够得到天子的赞赏当然是一种荣誉，但得到赞赏并不意味着就会得到官职。

　　李白利用与玄宗接近的机会，多次向玄宗申述过自己对国家大事的看法和主张。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李白甚至一改傲岸的常态，阿谀奉承玄宗。本以为如此，他的旷世功业将要建立，辅明君、安社稷。然而，此时玄宗正沉溺在盛世明君的自我陶醉中，痴迷于声色犬马的奢侈生活，尤其是他新得杨贵妃不久，正是如胶似漆之时，嫌国事繁琐，将所有的政事都交给宠信的李林甫。玄宗看重李白，看重的是他的才华。当玄宗发现李白好言政事时，颇为反感。最重要的是，玄宗认为李白终非“庙堂器”。在玄宗心目中，李白始终只是一个诗人，一个相当优秀的诗人。就是这样一个毫无政治经验的人，却成天在天子面前指手画脚，着实令玄宗反感，便逐渐疏远了李白。

　　政治家有可能是出色的诗人，但诗人并不一定能成为一个优秀的政治家。李白性格直率天真，与朝廷中司空见惯的争权夺利、阴谋诡计格格不入。加上他一身傲骨，难以与现实世界妥协，也不能忍受“摧眉折腰事权贵”的生活。于是，他对官场的政治生活产生了厌倦，孤独与寂寞无法掩饰。

　　天宝三年春，李白知道自己留在长安已不能再有所作为，于是上疏，“恳求归山”。玄宗不是不爱才，但这时候他耽于声色，不想听到有人在他耳边成天谈论国家大事。他没有挽留李白，而是“赐金放还”。此次李白到长安，待诏翰林，前后不到两年时间。但这两年却对李白以后的人生影响很大，玄宗对他政治主张的冷淡，几乎打碎了李白一生济世的理想。但此时的李白仍然相当自负，将自己政治上的不得志归咎于朝廷中的小人，常有“浮云蔽日”的感叹。在他的身上，很好地应验了那句话：自古以来，中国人只崇拜权力，不崇拜才华。

　　离开长安后，李白重新开始了浪迹江湖的生涯。他先是来到梁、宋（今河南开封、商丘）一带，刚好此时比他小十一岁的诗人杜甫因祖母范阳太君卒于陈留（今河南开封），从洛阳赶来奔丧，二人由此结识。杜甫“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抱负远大，与李白意气相投。二人一见如故，相互推崇，结为知交好友，“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并同游今河南、山东的一些地方，携手探胜，把酒论文，亲密无间，结下了真诚的友谊。次年，两人才恋恋不舍地分手，此后再未会面，但彼此都写下了感情深挚的怀念诗篇，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文人相重”的千古佳话。

　　和杜甫分别后，李白因夫人许氏早已去世，又在梁国（今河南开封）与相门之女宗氏结婚，并常住于此。之后，李白以梁园为中心，又开始了漫游的生活，“浪迹天下，以诗酒自适”（刘全白《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但他始终没有放弃建立伟业、成为非凡人物的理想。在旅行的过程中，努力寻求为国效力的机会。但此时朝政大权为权相李林甫所把持，国事日非，李白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他心中总是有所失落，并通过反复空吟壮志来抒发这种失落的情绪。无论就其才能、还是机遇来说，他都不可能成为功臣名将，而这正好促成了他成为一位伟大的诗人。

　　据说有一次，李白喝醉了酒。乘醉骑驴入华阴县，县令呵止之。李白要了纸笔，写道：“曾使龙巾拭唾，御手调羹，力士脱靴，贵妃捧砚。天子殿前尚容走马，华阴县里不许骑驴？”（明·蒋一葵《尧山堂外纪》）县令大惊谢罪。可见李白对长安的那段生活是相当留恋的，对天子曾经的礼遇也一直沾沾自喜。

　　其间，李白还曾到长江南岸漫游，登武昌黄鹤楼，览江山胜迹，本欲赋诗，忽然见到崔颢题诗《黄鹤楼》：“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此诗写得意境开阔，气魄宏大，令人叹为观止。李白竟然也为之敛手，慨叹道：“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表达了珠玉在前、难以超越的满腔遗憾。事见《唐才子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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