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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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殉是上古时代一个极为恐怖的风俗，在西周和春秋战国时相当盛行。按照古人的观点，殉葬是为了“事死如事生”，被活埋的不仅有奴隶、仆佣，还有近臣。后来战国时代的墨子曾经说过：“天子杀殉，多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多者数十，寡者数人。”（《墨子·节葬》）

被作为殉葬的男子，身体可以伸展；女子则弯腰佝偻，要遵守在阳间就有的等级。

为秦穆公的殉葬人数，远远超过为秦武公殉葬的66人，确实令人震恐。

在为穆公殉葬的人中，有秦国着名的贤臣子车氏的三个儿子：奄息、仲行、鍼虎。这三人，在民间的口碑很好，被公认为是有才干的人。他们死了，秦人为之悲伤，有人写了《黄鸟》一诗，以抒幽愤：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

这意思是说：他们走近墓穴的时候，因濒死而战栗不止。苍天啊，为何要灭掉我们的大好人呢？如果能赎回这几位好人，我就是死一百次也不悔啊！

秦国的这个生殉制度很野蛮，但秦人的心地也很淳朴，发而为诗，竟是如此之真挚！

当时就有有识之士，对秦穆公临死前的这个决策颇有非议，并以此看出，秦国只要还是如此野蛮，就不可能再有力量去东征了。

但也有人说，事情不是这样。有一次秦穆公与近臣喝酒，酒酣耳热之际，穆公说：“我辈生同此乐，死亦共此哀吧！”奄息等人欣然从命。到穆公死时，他们都自愿跟着死，并非强迫。

总之，秦穆公是带着他的辉煌与阴影，永远地去了。

从他身后，到春秋末期，又经历了七代君主，是为康公、共公、桓公、景公、哀公、惠公和悼公，共有144年。

这144年中，秦国每况愈下，虽然也有君主参与中原争霸，但作为始终不大，国内更是君臣秩序混乱，“兵弱而主卑”。秦国，又重新沦为被山东各国鄙视的“夷狄之邦”。

据说，收入今本《诗经·国风·秦风》里的《晨风》一篇，就是后人怀念穆公，讽刺康公“弃其贤臣”的诗。

伟人既逝，这个国家注定了将要黯淡百年。

崤山的阴影，还没有完全散去。

“穆公霸业”成为百年梦魂

曾有大历史学家对秦穆公作评价，说：“秦人异日统一之基，实自穆公建之，此不可不知者也。”（马非百《秦史集（上）》）

这话说得对，穆公实是老秦人命运的关键人物。

在穆公之前，虽已有百年的酝酿，但秦国终究是西陲小国，而秦穆公之后，又有两百年的委靡不振，若非中间有秦穆公的一飞冲天，秦国的后人未见能以“穆公霸业”为蓝本再图崛起。

如此的话，可能从春秋至战国，秦国都只能是西陲小国。在我们今天的华夏，也就很难再找到关于它的影子了。

正因为有了秦穆公，我们华夏的文化构架，才永远有了“秦”这个底色。

在春秋末期的一百多年中，诸侯之间的兼并更为激烈，楚庄王继秦穆公之后成为新的霸主，之后就是我们都熟知的“吴越争霸”。

秦国在这期间，与楚国关系一直紧密，后来终于结成牢固联盟，以遏制晋，但仍不敌晋之强大。

后来，诸侯召开“弥兵大会”（也就是“和平大会”），公推楚、晋为盟主，齐、秦也与之实力相当。诸侯大国在总体上实现了均衡，但在细部上，因制度的交替、阶级的演变，各国间动荡更甚。

第八章“穆公霸业”成为百年梦魂（2）

“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在社会大变动的时代，有多少人沉沦，就有多少人跃起，人被不可知的力量所挟，在金戈铁马中杀出自己的路。

秦国也在找路，但在其后与晋国的争霸中，却屡屡不利。

秦桓公二十六年，秦桓公急欲向东发展，与狄人合力攻晋。晋厉公斥责秦国背约，纠合“八国联军”伐秦，连周王室也派了两名大夫参与其事。

联军与秦军大战于秦地麻隧，结果秦军大败，狼狈溃逃。联军乘胜西进，渡过泾水，进至秦地侯丽（今陕西礼泉东）后撤兵。

之后，秦景公又联合楚国，渡过黄河攻晋，晋暂时受挫。新即位的晋悼公大为愤慨，纠合十三国联军攻秦，秦军又一次败逃。联军再次深入秦国腹地，兵锋直逼雍城（今陕西凤翔），秦国上下震动。

秦军被迫出雍城自卫，使出狠招，在泾水中投毒阻挡渡河联军，又后撤至棫林（今陕西咸阳）坚守，联军才撤回。

国土连连受到外军践踏，连都城都几乎不保。穆公时代，这可以想象吗？

秦势，衰了！

老秦人只有哀叹。

就在这一百多年的屈辱岁月中，中原诸国完成了中国历史上最惨烈的一次社会转型。各国的奴隶制逐渐崩溃，新兴的地主阶级控制了政权。秦国在这个转型潮流中，脚步是比较缓慢的。

正因它在政治、经济制度上的变革太缓慢，才渐渐沦为了弱国。

公元前403年，庞大的晋国解体了，韩、赵、魏三家分晋，权臣大夫上升为诸侯。公元前379年，齐国也发生政变，君主干脆换了姓。原先多如牛毛的小国，经过剧烈兼并，到后来只剩下齐、楚、燕、韩、赵、魏、秦七个大国。中国进入了“战国时代”。

从晋国脱胎出来的魏国，最先适应潮流，改革不合理的上层建筑，任用李悝实行变法，成为战国诸侯中第一个强盛起来的国家。

秦又摊上了一个危险的邻居！

除秦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在魏国的影响下，也相继变法。土地私有制代替了贵族井田制，官僚制代替了世袭领主制。政治与经济制度改革，释放出了巨大的国家能量，六国的实力几乎在同一时间有了质的飞跃。

像楚国这样一个春秋时代的大国，国号虽未变，君主也没换姓，但内里却是完全变为另一性质的国家了。

战国时代，是中国少有的自由竞争时代，群雄逐鹿，百家争鸣，时代在演绎着一场优胜劣汰的大戏。可是，秦国在这场大戏的一开始，却是一个相当边缘的小角色。

秦国原先之所以能虎虎有生气，是因为它实行的是中央集权的土地制度，内部并未实行分封。这样，国力就比较集中，行政与军事上也很有效率。它正是凭这一点，在相对较弱的前提下，也敢向实行分封制的晋国发起挑战。

到了地主阶级掌权后，山东诸国的生产力得到大解放——不用给贵族做牛马了，大家自己种自己的地，那还不高兴吗？而秦国的中央集权制度，就很难进行这种经济权力分散化的变革。此外在主观上，依附于秦国中央政权的贵族利益集团，也就是所谓的老世族，宁愿国家衰落，也不愿放弃利益。

秦国由此成了贵族文化的保留地。山东各国的变革完成后，失势的贵族彷徨无依，多有逃往秦国避难的。

秦的落后，直接后果就是国弱被人欺。秦简公时代，魏国的名将吴起训练了一支特种兵部队“武卒”，制定了专门针对秦军特点的战术。他认为秦军严赏罚，士兵皆有斗志，魏军不能与之硬拼。在他的指挥下，魏军一遇秦军，就撇下满地财宝遁走，等秦军士卒离开主帅去抢时，魏军伏兵再突然跃出，杀得秦兵狼狈逃窜。

秦简公六七年间，魏军就是用这个办法，两次攻入秦的河西之地，夺得临晋、元里、洛阴等重镇，就地大筑城堡，建起了河西郡。吴起担任了首任郡守，以此为据点南征北战，“辟土四面，拓地千里”。

秦的外患如此，内乱又不已。

秦国境内，又突然冒出了一个“农民起义首领”盗跖，率领9000人横行天下。

至于上层政治，就更是一片混乱，权臣竟能逼死君主、掌握废立。

战国时代的初期，秦国经历了厉共公、躁公、怀公、灵公、简公、惠公、出子几位君主。其中，只有惠公稍有作为，曾经伐蜀而取南郑（今陕西汉中），可惜天不假年，他执政13年后一病不起。老世族为了把持政权，竟然选了惠公一个4岁的儿子——出子坐上宝座。惠公的夫人（后世称之为“小主夫人”）抱着出子参加即位典礼时，小崽儿竟吓得哇哇大哭。

第八章“穆公霸业”成为百年梦魂（3）

当这位傀儡国君长到6岁时，秦国又发生了一场大政变。

这时，灵公的儿子公子连，正流亡在魏国所占领的河西之地。他早先是太子，曾作为人质长期居住在魏国，对魏国的改革耳濡目染。后来由于老士族作乱，灵公的继任者并不是公子连，而是灵公的叔叔简公。简公死后，传位给儿子惠公。

那么，现在的傀儡君主出子，就是公子连的堂弟。

公子连曾是一个有改革思想的青年，正因为这样，才被老世族废掉，如今已经40岁了。但20年的漂泊，并未磨灭他的雄心，他还在等待时机。

在雍城，小傀儡当政后，母亲“小主夫人”没有施政的能耐，也迫于老世族的咄咄逼人，就任用“阉人”所信任的官员，自成体系。其结果不用问，是“贤者不悦，百姓非上（发牢骚、非议国君）”。

公子连看准了机会，在国内同情者、一位庶长（相当于别国的卿）的接应下，从渭水边的一个要塞叩关而入，策反了前来抓捕他的军队，包围了雍城宫。

变乱中，“小主夫人”被迫自杀，可怜的出子也被乱兵杀死，两人尸体被抛入河里。

政变后登台的新君主，就是秦献公。

献公即位，为实现理想，也为凝聚人心，立即着手进行了改革。首先是废除了千夫所指的“人殉”。

生殉制度在秦延续300年，给秦国抹了不少黑，墨子曾痛骂过“秦之野人”，就是对此有感而发。

秦献公下令“止从死”，考虑的是要重塑大秦文明形象，以便将来重返大国俱乐部不至有太大障碍。尽管“从死”的现象后来在秦贵族中并未绝迹，甚至一直延续到战国末期，但《止从死令》在君主葬礼上是严格执行了的。

秦献公的另一项改革，是建立户籍制度，成立了城乡居民组，即“五家为一伍”。这也是解放生产力的一个举措。其实，在周朝初期早就有居民组，那时是“五户为邻，伍邻为里”，里长就是居民小组长。但周朝的户籍只涵盖贵族和自由民，不包括奴隶。周朝的上等人在城里，叫“国人”；下等人在城外，叫做“野人”。而现在，秦献公把他们统统拉平，不再搞二元化。

这样做，等于把奴隶从“贵族私属”的身份中解放了出来，成为国家公民，从而扩大了赋税来源和兵源，国家从中大大得利。

再一个重大举措，就是迁都。

秦国的首都，长期以来是在雍城，地理位置远离中原，不利于东进。秦献公将首都迁到栎阳（今陕西富平东南），平地筑城，是为新都。这个新首都，跑到关中平原的腹地来了，可以直控三晋。

秦献公十八年，栎阳建好了，秦正式迁都于此。有占卜者说，当年在营建栎阳城时，“上天雨金”，又有献公下令“止从死”，这都是“上天降吉兆，秦兴旺之象”。

迁都之后，经济日渐繁荣，秦献公就开始发力，接连向“三晋”发起主动出击，要扭转战国以来多年的颓势。

国家强盛，信心也很重要，秦国有了复兴的大志，机遇也就跟着来了。

两年后，机会成熟了，东边两大邻国魏、韩的国君在宅阳（今河南荥阳东南）举行会议，秦国就在此时向魏、韩大举进攻，大败两国联军于洛阳。

秦献公二十一年，秦军挺进河东，又在石门大败魏军，斩首6万，获得百年未有之大捷。周显王闻讯，也派了使者为秦献公送来礼服，以示祝贺。

再过两年，秦军又趁魏与韩、赵两国激战，突袭魏国，在少梁（今陕西韩城南）大败魏军，拿下了庞城（今陕西韩城东南），还俘虏了魏军大将公孙痤。

连战皆捷，秦国士气大盛，震慑三晋。可惜就在少梁大捷的当年，暮年的秦献公身体撑不住了，抱憾而终。

不过，献公打下的这个底子，给后来者以极大的信心。

他在临终前，叮嘱将继承大业的儿子嬴渠梁说：未能收复河西，是为父之耻，你一定要完成我的未竟之业。

这位嬴渠梁，就是当今电视剧《大秦帝国》里威名赫赫的秦孝公。他登基时，年仅21岁。

自古英雄出少年。

秦孝公，是彻底扭转秦国颓势、使秦走向康庄大道的关键人物。

他的胸襟、他的气度，使华夏在他身后迅速形成大一统的走向，其影响直至今天。

“天下定于一”，就是他的报负。

然而，他登基之后，情势并不乐观。僻远之地的秦国，面对的是强盛的关东六国（此外在淮泗之间还有十几个小国，皆微不足道）。

六国中掌权的强势大夫，先后驱逐君主或与君主达成一致，完成了各国的中央集权化，将原先的贵族阶层压制了下去。各国的新统治阶层为了巩固新秩序，纷纷起用法家人物，以新法令来约束贵族、鼓励平民。

楚用了吴起、魏用了李悝、韩用了申不害，变法成为浩荡无阻的历史潮流。

法家思想，风靡天下。

而秦国，虽然早就有了中央集权制，但这个中央集权制是依赖贵族阶层而建立的，如何使这个中央集权甩掉老世族，重新焕发活力，是迁延了百年也未能解决的问题。

这就是秦国落后的症结。

落后不仅要挨打，还要遭人鄙视。六国对秦的鄙视，一如既往。

就在秦孝公执政三年后，魏惠王派大将龙贾率军队在魏国西部边境筑长城。魏国这条长城，从郑向北，沿洛水而建。几年后又进一步扩建，把秦向东方扩张的出路完全堵死。

诸侯在中原频频会盟，却对秦以“夷狄遇之”，冷落在一旁。

青年嬴渠梁站在栎阳城头，浮想联翩。他比父亲想得更远：自“穆公霸业”以来，已是259年过去，其间有16个君主。漫漫长路中，秦之内乱，多于和平；秦之败绩，多于扬威。

祖宗基业，难道就这样永久地颓败下去了吗？

259年的岁月，蹉跎得实在太久了。

国何以堪？

人何以堪？

情何以堪！

第九章震烁古今的《求贤令》（1）

嬴渠梁，秦孝公，这位相当于我们今天90后年纪的君主，他最深层的困惑在哪里？

就在秦国的体制上。

春秋战国时代，是一个真正的革命时代。所谓革命，就是经济体制和政治框架的彻底更新。春秋末期以来的动荡史，其实是一场地主和自耕农阶级的大革命。平民的参政欲望、平民在经济上自主的要求，与强势大夫家族对政权的追求形成了合谋。

相对于贵族阶级的腐败保守，新兴的阶级在取得了政权之后，经济发达，战力大增，国家也就强盛起来。

因此，改革是一个国家的内在要求，尽管很多国家是被大势所迫。

秦国的改革，却不那么容易。六国的改革派君主可以依托平民，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击破松散的贵族政治联合体，而秦国有现成的强大中央集权，却是“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把儿”。因为组成这个中央集权的主体，就是贵族本身！

嬴渠梁想必是为此惶惑了许久，到他即位的那一天，如何破局早已成竹在胸。他采取的办法，在意识形态上是“祭起先祖”，在切入点上是“引进新的官僚血液”。

他要给整个中央集权换血。

他实际上是一个被大时代推出的英雄。

他的改革，既然是违背老世族利益的，那就要另有依托。主要依靠的群体有两个，一是民众，二是军人。所以他一上台，首先做的是广布恩惠、救助孤寡、招募战士，确定因功受奖条例，这样就形成了改革的群众基础。

有了民众支持，他马上就发出《求贤令》，以呼唤“穆公霸业”为意识形态大帽子，行官僚队伍大换血之实。

这个改变了华夏命运的《求贤令》，现全文照录如下：昔我缪公（即穆公）自岐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会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徙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缪公之故地，修缪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见《史记·秦本纪》）

这条命令，把招贤的对象确定在“宾客群臣”范围内。所谓“宾客”，就是山东士子，地位排在群臣之前，可见秦孝公的用心。

《求贤令》一出，果然山东士子闻风而动。这就引出了一个比秦孝公还要伟大的人物——商鞅。

商鞅原是卫国人，是卫君小老婆的后代（雅称“庶孽公子”），本名公孙鞅，也叫卫鞅。他后来被秦孝公重用后，受封为商君，因而后世称他为商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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