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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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想一下，哪一种更好猜？

自然是前一种，它好就好在表面空白一片，想像空间不受约束。而后一种，虽然你明知表面的意思是蒙人的，但你在扯揭幌子的过程中想像力或多或少、或这或那，总要受它已有的字面意向干扰和限制。而你父亲所做的努力，目的就是想达到前一种境界，做到面对五花八门的字面表意，能有意无意地摆脱它、甩掉它。这种无意识的程度越深，想像空间就越是能够自由拓宽，反之就要受限制。事实上，破译家优秀与否，首先是从这个无意和有意之间拉开距离的。诚然，要一个“有意”的正常人彻底做到“无意”是不可能的，可能的只是尽量接近它。而尽量接近又不是可以无穷尽的，因为接近到一定程度，你的“有意之弦”如游丝一般纤弱，随时都可能断裂，断裂了人也就完了，成了疯傻之人。所以说，破译家的职业是荒唐的，残酷的，它一边在要求你装疯卖傻，极力抵达疯傻人的境界；一边又要求你有科学家的精明，精确地把握好正常人与疯傻人之间的那条临界线，不能越过界线，过了界线一切都完蛋了，如同烧掉的钨丝。钨丝在烧掉之前总是最亮的。最好的破译家就是最亮的钨丝，随时都可能报销掉。

你父亲是众所公认的最好的破译大师，他以常人少见的执着，数十年如一日，一刻不停地让自己处在最佳的破译状态——钨丝的最亮状态，这本身就是一种疯子式的冒险。只有疯子才敢如此大胆无忌！这一方面使他赢得了最优秀破译家的荣誉，另一方面也使他落入了随时都可能“烧掉”的陷阱中，随时都可能变成一个真正的疯傻之人。说到这里，我想你应该明白为什么你父亲晚年会犯那种病——你认为古怪的病，那是他命运中必然要出现的东西，不奇怪的。在我看来，值得奇怪的是，他居然没被这命运彻底击倒，就像钨丝烧了几下，在微暗中又慢慢闪亮了。

这简直是个奇迹！

不过，对你父亲来说，他一生都是在奇迹中过来的，多一个奇迹也不足为怪。

至于你父亲的“围棋现象”，那就更没什么好奇怪的。从职业的角度说，从事破译工作的人，冥冥中和棋类游戏都有一种天然的联系，因为说到底密码技术和棋术都是一种算术的游戏，两者是近亲，是一条藤上的两只瓜。当一个破译家脱离工作，需要他在享乐中打发余生时，他几乎自然而然地会迷恋上棋术。这是他职业的另一种形式，也是他从择业之初就设计好的归宿。当然，跟深奥的密码相比，棋谱上的那丁点儿奥秘，那丁点儿机关是显得太简单太简单了。所以，你父亲的棋艺可以神奇地见棋就长，见人就高，就好比我们工作上使用的大型的专业计算机，拿去当家庭电脑用，那叫杀鸡用牛刀，没有杀不死的一说。

总之，正如你对我说的，你父亲晚年古怪的才也好，病也罢，都跟他在红墙里头秘密的破译工作是分不开的。换句话说，这些都是他从事这一特殊职业后而不可改变的命运的一部分。世上有很多很多的职业，但破译这行当无疑是最神秘又荒唐的，也最叫人辛酸，它一方面使用的都是人类的精英，另一方面又要这些人类精英干疯傻人之事，每一个白天和夜晚都沉浸在“你肯定不是你/我肯定不是我”的荒诞中，而他们挖空心思寻求的东西仿佛总在黑暗里，在一块玻璃的另一边，在遥远的别处，在生命的尽头……

致陈思兵

给思思的信同时也是给你的，因为我想，即使我不给你，思思收到信后也一定会给你看的。所以，给思思写信时，我特意用了两层复写纸，于是那封信出现了三份，其中一份是你的（另有一份是单位要存档的）。你可以先看我给你姐姐的信，那样你就明白——一开始就会明白，为什么你到今天（谁知道“今天”是何年何月）才收到我的信。因为，我在信中说的是你父亲的事，尚未解密的事。等待解密的过程，就同等待我们的命运一样，我们深信“这一天”一定会在未来中，但“这一天”何时出现，只有天知道。

也许，你看我给思思的信，已经发现，那封信我是在半年前就写好的，为什么给你的信要到今天才来写？其实，虽然我很知道，你是那么希望我告诉你“那件事”——你父亲在遗书中提到的“那件事”，但同时我也很知道，我是绝不可能满足你的。所以，我一直以为我是不会给你写这封信的，想不到，事情现在出现了我始料不及的变化。正是这个变化，让你一下拥有了“那件事”的知情权。

事情是这样的。前两天，总部王局长来我们这里视察工作，他会见了我，并跟我说了很多关于你父亲的我不知道的事，其中就谈到“那件事”。当时我一下愣了，因为你知道，“那件事”完全是我和你父亲的秘密，老王局长他怎么会知道呢？原来你父亲头一天给我留了遗书，到第二天，就在他死之前，他又用生命的最后一点气力把“那件事”如实向组织上“坦白”了。因为事情关系到破译局的秘密，说之前无一外人在场，所以这事你们是不知道的。当时在场的只有王局长一人，听他说你父亲说完“那件事”后，像是终于了了人世间的一切，说走就走了，以至你们都差点没时间跟他告别。

啊，师傅啊师傅，千不该万不该啊，你何苦说它呢？你为什么不相信我？哦，师傅，听我说，你想的和说的都不是事实，说了只会叫我难过的。我现在真的很难过……现在我反倒很想跟你说说“那件事”，因为我想既然你父亲自己已经把事情说了，给我的遗书也成了废纸一张，何况他说的不是事实，我有必要对它进行更正。

阿兵，看了我给你姐姐的信，想必你已经知道，你父亲是专门破译密码的，这桩神秘又阴暗的勾当，把人类众多的精英都折磨得死去活来的。相比之下，你父亲是幸运了又幸运的，在他与密码之间，被折磨死掉的不是他本人，而是密码。他一生共破掉7部中级密码、3部高级或准高级密码，这在破译界是罕见的。我想，如果诺贝尔设有破译奖，你父亲将是当然的得主，甚至可以连得两届。

我是1983年夏天到701的，当时你父亲已经破译了一部准高级密码，6部中级密码，因而身上披挂着等级荣誉，但破译“沙漠1号”密码的新任务又似乎把他压迫得像个囚徒，每天足不出户的。“沙漠1号”密码简称火密，是苏联70年代末在三军高层间启用的一部世界顶尖的高级密码，启用之初国际上众多军事观察家预言，20年之内世界上将无人能破译此密：破译不了是正常的，破译了反倒是不正常的。从你父亲破解3年蛛迹未获的迹象看，这决非危言耸听。我至今记得，你父亲第一次跟我谈话，说他在破译一部魔鬼密码，我要是害怕跟魔鬼打交道就别跟他干。10年后，我有点后悔当时没有听信你父亲的话，因为在这10年里我们付出的努力是双倍的，我们甚至把做梦的时间都用来猜想火密深藏的秘密，但秘密总在秘密中，在山岭的那一边。有时候我想，毕竟我和你父亲是不一样的，他囊中已揣着足够他一辈子分享的光荣，即使这一搏输了他毕生还是赢的，而我一个无名小卒，刚上场就花十来年时间来搏一场豪赌，确实显得有点草率和狂妄。很显然，如若这一赌输了，我输的将是一辈子。但在10年之后再来思索这些问题无疑是迟了，以你父亲的话说，这不是聪明之举，而是愚蠢的把柄了。在你父亲鼓励下，我对自己命运的担忧变成了某种发狠和野心，有一天，我默默地把铺盖卷带到了破译室。你父亲看见了，丢给我他寝室的钥匙，要我把他的铺盖也卷过来。就是说，我们准备做垂死挣扎。以后我们就这样同吃同住，形影不离。你父亲一直迷信人在半夜里是半人半鬼的，既有人的神气又有鬼的精灵，是最容易出灵感的，所以长期养成早睡早起的习惯，一般晚上8点钟就开始睡，到半夜一两点钟起床，先是散一会儿步，然后就开始工作。这样我们的作息时间基本上是岔开的，因此我很快发现了你父亲一个秘密：睡觉时经常说梦话。

梦话毕竟是梦话，叽叽咕咕的，像个婴儿在呀呀学语，很难听得懂意思。但偶尔也有听得懂的时候，只要能听懂的，我发现说的多半是跟火密有关的。这说明他在梦中依然在思索破译火密的事。有时候他梦话说得非常清楚，甚至比白天说的还要清楚，而道出的一些奇思异想则是极为珍贵的。比如有一天，我听他在梦中喊我，然后断断续续地对我说了一个关于火密的很怪诞的念头，说得有模有样，有理有据，像给我做了一番演讲。讲完了，我感觉他说的这念头简直离奇透顶，却又有一种奇特的诱人之处。打个比方说，现在我们把火密的谜底假设是藏在某个遥远地方的某一件宝贝，我们去找这个地方首先要做出选择：是走陆路还是水路，或者其他途径。当时我们面临的情况是这样的，眼前只有乱石一片，一望无际的，看不到任何水面，所以走水路完全给排除了。走陆路，我们试了几个方向走，结果都陷入绝境，不知出处在哪里。正是在这种水路看不见、陆路走不通的情况下，你父亲在梦中告诉我说：乱石的地表下隐藏着一条地下河流，我们应该走水路试试看。我觉得这说法非常奇特又有价值，尝试一下，哪怕是错误的，也会长我几分在你父亲心中的形象。所以，第二天，当我证实你父亲对夜里的梦话毫无印象时，我便把他的梦话占为己有，当作自己的观点提出来，一下子得到了你父亲的高度认可。

请记住，这是以后一系列神奇和复杂的事情的开始，前提是我“剽窃”了你父亲的思想。

然后，你想不到——谁也想不到，当我们这样去尝试时，简直不敢相信，我们立足的乱石荒滩底下果然暗藏着一条河流，可以带我们上路去寻觅想像中的那个地方。于是，我们整装出发了。啊，真是不可思议啊，一个我们用十多年辛劳都无法企及的东西，最后居然如此阴差阳错地降临！

这是破译火密最关键的一步，有了这一步，事情等于成功了一半。接下来，还有二道重要的关卡是不能避免的：一是选择哪里上岸的问题，二是上岸后是选择在室外找还是室内找的问题。当然，我现在说的这些都是打比方说的。所有的比方都是不真切的、蹩脚的，但除了这样说，我又能怎么说呢？老实说，如果不打比方，如实道来，不但你看来不知所云，而且你将永远无缘一睹。我是说，如果我把我们破译火密的具体过程如实说了，这封信恐怕难以在你的有生之年内解密。

话说回来，如果上面说的“两个问题”一旦解决掉了，那么我们无疑可以极大地加快破译进程，也许转眼间就会破译。可如何来解决那两个问题呢？我又寄望于你父亲的梦话，很荒唐是不？荒唐也只有任其荒唐了，因为我想不出还有什么更好的渠道。于是，从那以后我一直很注意收集你父亲的梦呓，凡是听得懂的，不管跟火密有关无关，都做了笔记，反复推敲，仔细琢磨其中可能有的灵感。但说真的，我从内心里已不相信还会发生这种事，因为事情太神奇，出现一次已经奢侈得令人匪夷所思，哪还敢再三求之？连幻想都不敢了，就是这样的。但事情似乎下定决心要对我神奇到底，每次到需要我们作关键抉择的时刻，你父亲总是适时以梦呓的形式恰到好处地指点我，给我思路，给我灵感，给我以出奇制胜的力量和法宝，让我神奇又神奇地逼近火密的终极。冥冥中，我感觉自己正在一点点变成你父亲，话语少了，感情怪了，有时候一只从食堂里跟回来的苍蝇，在我面前飞舞着，忽然会让我觉得无比亲切，嗡嗡的声音似乎也在跟我诉说着天外的秘密。就这样，两年后的一天，我们终于如梦如幻地破开了火密，在人类破译史上创下了惊世骇俗的一页。我现在想，如果一开始就让我与你父亲同居一室，随时倾听他的梦话，那我们也许会更早地破译火密；如果能让我听懂你父亲的所有梦呓，那么破译的时间无疑还要提前。我甚至想，虽然破译火密是世上最难的事，但如果谁能破译你父亲的梦呓，这也许又会变得很容易。干我们这行的都知道，世上的密码都不是在正常情况下破译的，而是在人们有心无意间，在冥冥的阴差阳错间，莫名其妙地破译的。破译家的悲哀在于此，破译家的神奇也在于此。但是，像我们这样鬼使神差破译火密的，恐怕在神秘的破译界又是创了神秘的纪录的。

凯旋也是落难。刚刚摆脱火密的纠缠，一种新的纠缠又缠上了我和你父亲，这就是：美丽的皇冠该戴在谁的头上？这个事情说起来并不比火密简单，首先制造复杂的是我和你父亲的诚实和良心，我们彼此都向组织上强调是对方立了头功，真诚地替对方邀功请赏。这就是说在我和你父亲之间，我们谁也没有抢功劳，没有损人利己，没有做违心缺德的事。这我绝对相信你父亲，我也相信自己。我说过，当你父亲第一次托梦给我灵感时，我没有如实向他道明事实，是出于一种虚荣心，但后来几次不仅仅是这样，后来我还有这样的忧虑：我怕如实一说，会影响你父亲一如既往地托梦给我。这完全是可能的，他本来是“无心插柳”，可一旦被我道破，“无心”就会变成“有心”，“无意”就会“刻意”。有些事情是不能苛求的，苛求了反而会变卦。正是这种担心，我一直不敢跟你父亲道破他梦呓的秘密。不过我早想过，如果有一天我们破译了火密，我是一定要告诉他真相的。所以，火密被破译后，当你父亲热烈地向我祝贺时，我一五一十全都跟他如实说了。我这么说，目的就是为了让你父亲幸福地来接受这一胜利果实，这也足以证明我刚才说的话——当初不说，不是我想抢功。

然而，你父亲根本不相信我说的，包括我拿记录托梦的笔记给他看，他也不相信，说这并不能证明什么。总之，不论我怎么解释他都不相信，总以为我这是在安慰他，是我对他尊敬的谦让。当然，这事情说来确实难以相信，它真得比假的还要假，若以常理看没人会相信的。在后来的日子里，我一直后悔当初没有把他的梦话录下音，有了录音，就什么都不用说了。录个音本是举手之劳的事，而你父亲恰恰就是这样想的，认为如果真有那种情况，我一定会做录音的。可我就是没有。事情都是此一时彼一时的，当时谁知道有一天我们还要为荣誉你推我让的？不过你推我让，总比你抢我夺要好，你说是不？

不，事情远不这么简单。

事情到了机关，到了领导那里，到了上报的材料上面，就变得越来越复杂了。第一次审阅上报材料，你父亲看关键之处没我的名字，当即作了修改，把自己名字圈掉了，同时加上我的名字。然后轮到我看，我又划了你父亲画的圈圈，同时把自己的名字涂掉了。第二次审稿，你父亲把材料上我俩名字的顺序做了个调整，把自己的大名挂在了我之后，我看了毫不犹豫地划掉了自己的名字。也许上面的同志正是从我这个坚决的举动中，更加坚信你父亲所以这么抬举我，纯属是出于友情和对徒弟的关爱。换句话说，虽然我和你父亲同样在为对方请功，但上面的同志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我的“请”是真的，而你父亲是假的，是在设法施恩于我。可崇高而光辉的荣誉岂能徇私？徇了私，“上面的同志”岂不要怀疑有人在玩忽职守？所以，材料虽经几番改动，但最后又回到原样：关键之处没有我的名字。这是组织纪律的需要，也是合情合理的。确实，我一个无名小辈哪有能耐上天揽月？顶多是替师傅打了个不错的下手而已，即便有些功劳一并记在师傅荣誉薄上也属理所当然，岂能与师傅平分秋色？这大抵就是当时上面同志的心理，基本上也是我的态度。说真的，事情最后这么落场，我绝无不平不满之念，更无冤屈之言。我觉得事情本该如此，心里由衷地替你父亲高兴。

然而，你父亲却由此背上了沉重的心理负担，总觉得是窃取了我的功劳，对我不起。开始，他还努力想改变局面，连找几位领导说，要求重新颁发嘉奖令，与我分享荣誉。但这又谈何容易？说句不好听的话，即使上面同志认定嘉奖令有错，至此也只能将错就错，何况他们从不认为有错。我不出怨言，就是嘉奖令无错的最好证明。这种思路无疑是正确的。正确的事情就该执行，就该宣传，就该发扬光大。就这样，各种荣誉就像潮水一样，一浪盖过一浪地朝你父亲扑来，英雄的名声像狂风一样在上下席卷，并且远播到每一个可以播到的角落。殊不知，越是这样，你父亲心里越是惶惶不安。可以这样说，开始他的不安更多是出于对我的同情，所以他极力想为我鸣不平，但后来的不安似乎已有质的变化，变得沉重，变得有难言之隐，好像他有什么不光彩的把柄捏在我手上，惟恐我心里不平衡，把事情的原委捅出去。不用说，我真要向他发难，他和众多上面同志岂不要贻笑天下？事情到后来确实弄巧成拙，弄得你父亲两头做不成人，对我他总觉得亏欠了我，对上面他总担心有天事发，弄得大家狼狈不堪。尽管我做了很多努力，包括把记录着他托梦给我的笔记本都当他面烧了（这无疑是我要向他发难的最有力武器），但我的努力似乎很难彻底治愈他的不安。当然，从理论上讲，烧掉原件并不排除还有复印件秘密存在的可能，而我一口口声声的保证又能保证什么呢？这不是说你父亲有多么不信任我，而是你父亲认定这事情欺人太甚！既是欺人太甚，我的感情就可能发生裂变，甚至跟他反目成仇，来个鱼死网破什么的。所以，后来他一边用各种方式对我进行各种可能的补偿的同时，一边又念念不忘地宽慰我，提醒我，甚至恳求我咽下“那件事”，让它永远烂在我肚子里，包括在临死前还在这样忠告我。

啊，还有什么好说的？是我们朴实的良心在起坏作用。在我们各自良心的作用下，一切都开始变得复杂，变得乱套了。我真后悔起初没把他的梦话录下音，再退一步说，如果早知这样，当初在荣誉面前我又何必推来让去的？但我说过，事情是此一时彼一时的，当时我那样做完全是出于对事实的尊重，也是出于对你父亲的敬和爱。我又何尝不想要荣誉？只因为我太敬爱他，觉得去抢他的荣誉，我于心不忍，谁想得到事情最后会弄成那样，那同样令我于心不忍！然而，这一切，所有的一切，我要说，不是我和你父亲自己制造的，而是上面的那些被世俗弄坏了心机的人造成的。有时候，我觉得对你父亲来说密码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密码之外的东西，就如走出红墙他无法正常又健康地生活一样，让他走出破译室去破译外面的世界，破译外面人思的、想的、做的，那对他才是折磨，是困难，是不安，而至于真正的密码，我看没有哪部会叫他犯难而不安的。你知道，你父亲后来又返回红墙了，其实是又去破译密码了。这次他破的是一部叫“沙漠2号”的密码，又称炎密，是火密的备用密码。

炎密作为火密的备用密码，在火密已经被使用快20年后，它基本上可以说是被彻底废弃了，哪怕对方知道我们已经破译火密也不会启用。这是因为，当时对方已经即将研制出“阳光111”密码，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即使知道我们已破译火密，决定更换新密码，也不会换用炎密，因为炎密和火密是同代密码，既然老大都已被破译，又怎能指望老二幸免于难？这就是说，当时对方启用炎密的可能性几乎已经不存在，所以破译它的价值几乎也等于零。可又为什么还叫你父亲去破呢？用王局长的话说，就是想给他找个事做。当时你父亲的情况你是知道的，如果长此下去，病情势必愈演愈烈，结果必将有一发不可收拾之时。老王局长告诉我，他正是担心你父亲出现这种病发不愈的情况，所以才出此下策，安排他去破译炎密，目的就是想让他沉浸在密码中而不被病魔击垮。换句话说，组织上是想用密码把他养着，把他病发的可能性掐掉，让他无恙地安度晚年。可是人算不如天算，谁想得到破译炎密的巨大喜悦居然引发了他的心脏病，可恶地夺走了他的生命。从重新走进红墙，到破译炎密，你父亲仅用了一百多天时间，这一方面当然是得益于破译火密已有的经验，另一方面也足以说明你父亲确实是个破译高手！

啊，为密码而生，为密码而死，这对你父亲来说也许是最贴切不过的，贴切得近乎完美，美中不足的是，他至死也未能破译自己的密码：“那件事”的密码。这密码的密底其实就是我说的，可他总不相信。所以，此时此刻，我是多么希望你父亲在天有灵，看到我给你写的这封信，那样他也许就会相信我说的，那样，他在天之灵也许就不会再被无中生有的愧疚纠缠。但是，无论如何，你不能让思思看到这封信，因为那样的话，她就会看见你父亲的“又一个悲哀”，从而给她造成更多的悲伤……

　·4·

下部：捕风者——韦夫的灵魂说

二号山谷分东院和西院，走进西院，一看就像个单位，有办公楼、宿舍房、运动场所和人影声响等等。这里曾是老王的天下，即培训中心。走进西院，却怎么看都不像个单位，几栋零散的小屋，隐没于葱郁的树林间，人影了无，寂静无声。但寂静中透出的决不是闲适，而是森严。我初次涉足这里，看它寂静落寞的样，怎么也想不到它竟是行动局的办公地，以为是701接待上面首长的地方。

没有人怎么行动？我问。

答：如果人都坐在家里又怎么叫行动局？

可谓一语道破。

答话的人就是我那位搞谍报工作的乡党，人称“老地瓜”的老吕。

老吕不善言辞，也许是长期搞地下工作的缘故。老吕不抽烟，据说七十年代“抗美援越”期间，他在越南“行动”，搞谍报，有一次，他在某酒店大厅里接了一支某女士递给他的烟抽，不久便昏迷过去，差点丢了性命，从此再不沾烟酒。出门在外，老吕总是穿戴整齐，脖子上挂着相机，腕上箍着手表和手链，头上戴着四季分明的帽子，胸前插着两支钢笔，像一个偶尔出门的游客。这些玩艺是不是武器或谍报工具，我不得而知。问过老吕，说是没有，可我又怎能相信他说的？他是个老牌间谍，老地瓜，所有的真实都眼睛里，不在嘴巴上。

老吕有本相册，很有意思，首先是很老派，封皮是手纺的粗布，相页是黄不拉几的土纸，装订是麻线，整个土得丢渣；其次是很古怪，说是相册，却有大半不是相片，而是各式各样的纸条和报纸剪贴。其中扉页就是半张香烟纸，上面有手迹，是这样写的：

清晨醒来看自己还活着是多么幸福。我们采取的每一个行动都可能是最后一个。我们所从事的职业是世上最神秘也最残酷的，哪怕一道不合时宜的喷嚏都可能让我们人头落地。死亡并不可怕，因为我们早把生命置之度外。你好。我好。

老吕告诉我，这是他刚做地下工作时，他的“上线”（是一位诗人）首次与他接头时，在人力车上顺便写下的，算是一个老地瓜对小地瓜的“经验之谈”，也是他职业生涯中的第一个“纪念品”。那是1947年秋天，当时他是南京中央大学西语系三年级学生，从那以后，类似的纪念品时常“不约而至”。老吕说，从解放前到解放后，从国内到国外，从大的到小的，从有名的到无名的，几乎他参与的每起地下工作都留有一定的“证据”，相册里收藏的就是这类东西，具体有28张照片，11片纸条，7张报纸剪贴和5幅图片，以及一些稀奇古怪的实物，诸如一枚穿孔的钢币、一只异国信封、几张票据和名片等。多数东西下方都有简单的文字注解。

在众多东西中，有一张照片引发了我浓烈的好奇心，照片照的是一个死人，一只看不见人形的手正伸在胸前的口袋里，好像在收刮小伙子的遗物。老吕解释说，其实不是在“收刮”，而是在“给予”，是在给他“放一张银行的催款单”，而那只“恐怖之手”就是他的——他在向一个死人催款，听起来真叫人匪夷所思。在照片下方，有老吕的亲笔，写的是：我的名字叫韦夫，请你们别再喊我叫胡海洋。

老吕告诉我，这个现在老是被人喊作胡海洋的越南小伙子韦夫，生前与他素不相识，死后两人却一起“合作”，干了一件至今都令他居傲不已的“杰作”。八十年代末，一个叫R·克拉特的英国导演拍了一部电影：《活着的死尸》，讲的就是他和韦夫“合作”的故事。至于相关的纪实性文字，更是多如牛毛，我现在收集到手的起码也在十几万字之上。1998年，我随巴金文学院一行作家到越南旅游，还专门到韦夫生活过的洛山小镇去走了一趟，听到看到的东西记了也有近万字。总之，要讲述这个故事，资料对我来说已经足够，像时间、地点、背景、主要人物、次要人物、大故事、小故事等等，可以说“无不在我心中”。我疑虑的是，已经有那么多人，用那么多的方式讲过这个故事，如果我不能另辟蹊径，步人后尘地讲一个老套的故事，意义实在不大。就是说，我想寻求一种新和奇的方式来讲述这个故事，现在我决定借韦夫的灵魂来讲故事正是这种寻求的结果。老实说，这还是老吕先生落在韦夫遗体下方的那句话，给我提供的灵感。

灵魂之说，就是天外之音。请听，“天外之音”已经飘飘而来——

我的名字叫韦夫

我的名字叫韦夫。

让我再说一遍，我的名字叫韦夫。

我所以这么看重我的名字——叫韦夫，是因为你们总是喊我叫胡海洋。你们不知道，胡海洋既不是我的别名，也不是我的绰号或昵称，而是另外一个人的名字。这个人以前我听都没听说过（自然不可能有什么交道），我从没想到，我和他之间会有什么瓜葛。但是30年前，一个偶然的变故，我被人错误地当作了他。更要命的是，30年来，这个错误一直未能得到改正，因此我也就一直蒙受不白之冤，被人们当作“胡海洋”爱着，或者恨着。说真的，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不停地向人诉说这个错误，但听见我诉说的人恐怕没有一个。让一个声音从一个世界穿越到另一个世界，看来真是一件困难又困难的事情，比模造一个梦想或用水去点燃火还要困难！上帝给我设置这么大困难不知是在考验我的耐心，还是为了向我说明什么，我不知道。其实，要想弄懂上帝的意图同样是困难又困难的。上帝有时候似乎让我们明白了什么，但更多时候只是让我们变得更加迷茫。这是没有办法的。在我们这里，上帝同然常常让我们拿她“没办法”。

没必要太多的谈论上帝，还是来说说我吧。

我于1946年生于越南东北部的一个叫洛山的小镇，父亲是个裁缝。一间临街的小木屋，墙壁上挂满了各式各样的衣服，不尽的蒸汽弥漫着，雾蒙蒙的，感觉像个浴室的外堂，这便是我出生的地方，我的家。我最初的记忆似乎总是伴随着哧哧声，那是熨斗熨贴衣服时发出的声音。在我10岁那年，我们家从北街两间小木屋迁到了闹热的南大街的一幢闪烁着霓红灯的两层楼房里，长条形的石块使房子显得格外结实又庄重。我想这足以说明做裁缝让父亲得到了相当的实惠。但父亲还是不希望我们--我和姐姐韦娜--象他一样，在剪刀和尺子间度过一生。他不止一次地跟韦娜和我这样说：

“我把你们甚至你们子孙的衣服都做完了，你们应该去做点其它的事。”

后来韦娜去了九龙湾工作，我上了河内大学。在我去河内之前，父亲送给我一本产自中国的精美笔记本——64开本，金丝绒的皮面上有一条四爪龙的针绣，扉页这样写道：

“当音乐和传说都已沉默时，城市的各种建筑物还在歌唱。”

这句话似乎注定我要做一个建筑大师。不幸的是，1967年，也就是我在大学最后一个学年的冬天，我回家度寒假，一场空如其来的可怕的肺炎，把我永远搁在了镇上。这个病在当时我们那边是要害死人的，我虽然没死，但也跟重新生了一回样，整整三年没过一天正常生活，每天进出在医院和家里，不停地吃药，不停地担心，让我为自己的命运生出了许多悲哀。毫无疑问，在我还没可能忘掉疾病时，我已把河内大学和建筑大师忘得干干净净了。事实上，当时我只要再去读一学期书，就可以获得河内大学建筑专业的学位。在后来我病似乎痊愈时，父亲曾劝我回去把几个月的学业修完，但我已毫无兴趣。肺部的疾病改变了我，使我对父亲“充满水蒸汽的工作”产生了不小的兴趣。再说，父亲渐老的年岁和满腹的经论，似乎也越来越适合站在一旁，给我指点迷津，而不是亲自劳作。我就这样渐渐变成了父亲，在不断淡忘疾病和水蒸汽不绝的劳作中，感到了人生的充实和快乐。直到天空中不时掠过美国飞机、镇上的青壮年纷纷被政府的鼓声和亲人的眼泪送去前线时，我才突然感到了另外一种东西的召唤。

应征

罗杰走了。

林国宾走了。

有一天，妈妈说32号家的老三也走了。

又一天，我们收到了韦娜从南部前线寄来的她一身戎装的照片。

就这样，从1971年夏天开始，我的朋友和许多熟悉的人都纷纷应征去了前线。

作为一个被恶病缠绕多年的人，我有理由不去应征，去应征了，军方也有理由不录用我。1972年春天，一支海军部队到我们镇上征兵，我去应征的结果就是这样，一位军官看我病史一栏中的记载后，友好地拍拍我肩膀说：

“下次吧，小伙子，战争才开始呢。”

说真的，当时我身体已恢复得非常好，我甚至都忘掉了曾经的痛苦经历。如果因为一场几年前、好几年前的病来决定我现在的命运，我觉得这多少有点不对头，何况这病已经好了。从我内心说，我极不乐意出现这种情况，因为这病已夺走我很多，我不想让它再夺走我什么。好在“战争才开始”，我似乎有的是机会。同年秋天，有三支部队一起到我们镇上来召兵，其中依然有春天我应征的那支海军部队，我毫不犹豫又去“老部队”应征。吸取上次的教训，这次我在“病史”一栏中没有如实登记。我以为这样他们就会录用我，但接待我的军官（不是上次那位）看我只做了七个府卧撑就累得气喘嘘嘘的样子，还是客气地拒绝了我。他告诉我说：

“我觉得你去陆军部队更合适，他们一定会要你的。”

没办法，我只好去找陆军。确实，他们没那么多要求，只跟我谈了几分钟话，就爽快地发给我一套没有领章的陆军军服。当然，未能穿上蓝色海军军装，对我是个不小的遗憾。但这是没办法的，肺病和轻巧的裁剪工作使我的身体很难强壮，而且由于长时间受水蒸汽熏润，我的脸色看起又白又嫩，显得软弱无力。我知道，要不是战争，像我这样的人也许永远走不进军营。我能走进军营，正如胡志明主席当时在广播上说的：战争让很多人有了意想不到的经历。

1972年9月26日，我和镇上其他八名青年一起搭乘军方卡车，离开了洛山镇。

车子缓缓地行驶在夹道欢送我们的人群中，我一点也没觉得，我这是去有可能让我永远回不来的前线。

这是你的幸运

在部队的情况我想尽量少说，这是因为一方面它本身就没什么好说的，另方面有些可以说的对我来说又都很没趣。我是说，我在部队的经历很不尽人意，遇到了许多令我不高兴、甚至痛苦的事。首先，我没有当上军官，而只是被当了个特等士兵。据我了解，当时一个河内大学的毕业生可以当上副连长，甚至正连长，最不行的起码也是个排长。我虽说没获得文凭，但也仅仅没文凭而已，没这个形式上的证据，其它或者说学业上并无什么差异，所以我想起码应该任命个排长给我。但军方过分地强调了那张纸文凭的作用，没能如我的愿。一位河内郊区菜农——有人说他是某某军长的外孙——对我拿腔拿调地说：

“是的，是的，但问题是你没有毕业证书，入伍前又没有在政府部门任过职，按理只能当个一等兵，让你当特等兵已经是优待的啦。”

这样的优待自然不可能令我感到荣幸。

不过，我想，士兵就士兵吧，反正我又不是为当官才来部队的。我也不是因为听胡志明主席的广播演讲才来部队的。总的说，我来部队的想法要比其他许多人显得更为模糊或者复杂一些，我甚至自己都说不出是为什么。有时候，我觉得我是因为受不了美国飞机整天在镇子上空窜来窜去，弄得人惊惊吓吓的，才决定到部队的。但有时候我又觉得不是，起码不全是，至于其它还有些什么，我又说不太清楚，也许……或者……我是说，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但是，有一点我非常明白，就是：从我决定入伍的一刻起，我从没想过，我会，或者可能会，上不了前线。说实话，有这种愿望在当时来说是荒唐的，这可能是我不想的一个原因。此外，我还固执地认为，穿军装就是为了去前线，只有上了前线，参加了某次具体的战斗，身上的军装才能心满意足，才能显出完美。所以，当跛脚的阿恩营长把我从新兵集训地接到距河内只有几公里远的陆军二○三被服仓库，并庄严告诉我今后我的任务就是配合他看守好这仓库的大门和小门时，我怎么也高兴不起来——简直沮丧透啦！

除了阿恩，我还有二位战友，一位是被炮弹片削掉了半只下巴的唐老兵；另一位是一条叫声尖利的杂毛土狗。难道我来当兵就是为了证明我不是个强壮的人，不配上前线，只能跟这些人呆在一起？我突然有种被谁出卖或欺骗的羞辱，穿在身上的军装仿佛不是配发的，而是我偷来的，骗人的。

坦率说，我这人虽然不强壮，但并不缺乏勇气，如果说不怕什么就算勇气的话。我这么说，决不是为了炫耀我的勇气和不怕死，但我在部队上的时间里确实从没有为什么胆怯过。在新兵集训营，教练我们射击的是一位从战场上下来的连长，人们都喊他叫“独眼龙”。因为，他只有一只眼睛，另一只在一次战争中被大炮震落在眉公河里，被眉公河里的刺头鱼——也许是大公公鱼——吃了。他从不向我们提起自己可怕的经历，有一次在我要求下，他终于开口说，但说着说着突然闭上了他唯一的眼睛，浑身哆嗦起来。看得出，他是被自己的过去吓坏了。可我却一点也没觉得可怕。在我看来，他所经历的似乎没有比肺炎折磨我的可怕多少，这场病可以说使我心灵受到了创伤，也可以说使我心灵经受了锻炼。如果当时我们这些新兵中确有害怕去前线的，那肯定不是我，我几乎时刻想念去前线，去参加一场有名有姓的战争，以验证我的勇气和信念。我曾担心到了战场上一些意想不到的可怕会使我胆怯，让人瞧不起，因而使我痛苦，却从没有想过会以这种方式——上不了前线——让我痛苦。

战争在一天天扩大，美国飞机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河内上空，不时撂下成堆的炸弹，我们很容易就闻到了从城里飘来的越来越浓的霄烟味。阿恩担心这样下去，河内也会沦为前线，而我却暗暗希望这一天早日到来。由于极度的失落和渴望，我知道我已变得十分苦闷，甚至邪恶。然而上帝知道，我不是诅咒河内，而是诅咒自己可怜的命运。从军需官接连不断到我手上来提取被服的忙碌中，我知道，正有越来越多的人在奔赴前线。可以说，我侍侯的每一样东西：一件衣服，一顶帽子，一条腰条，一双手套，甚至一根鞋带，都先后上了前线，暂时没有的，也随时可能上前线。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的手气和汗水已参加了无数次战斗，但这又能为我证明什么？只证明我没有亲自上过前线。阿恩常常炫耀地对我说：

“啊，韦夫，你不知道，这是你的幸运啊。”

也许吧。

不过，如果让我选择的话，我宁愿不要这个幸运。这叫什么幸运，整天跟两个“废物”在一起，还有一条并不出色的狗。当然，阿恩说的有道理，前线不是什么好玩或有利可图的地方，我如果是为了名利想去前线那是愚蠢的。阿恩曾这样警告我说：

“战场上飞来飞去的子弹随时可能把你什么都夺走，包括你只有一次的性命”。

这我当然知道。

但他们不知道，我不是因为追求名利才想上前线的。我也不是出于厌世想死才想上前线。不是的。我只是觉得跟我一起来的人都上前线了，独独把我撂在这个鬼地方，旁人还以为我是怕死才躲到这里来的呢。天哪，谁知道我在这里有多么孤独，多么难受，多么想离开跛足的阿恩营长和可怜的唐老兵。

死亡的丧钟

我知道，你们人类是了不起的，起码你们为自己做了许多了不起的事，那些还没做的事，你们相信迟早都会去做，那些尚未知晓的事，你们也相信迟早都会知道。我在人间生活了27个春秋，我深知人类的伟大和自信，但也看到了人类由于伟大和过分自信派生的一些毛病，或者说坏习惯，比如在现实生活中，你们总是将一切可以往后推的事往后推。我在人间时也是这样，甚至我这方面的毛病比一般人都要大。有两件事足以证明我就是这样一个人：

一是我的婚姻大事

二是我上前线的事

你们知道，这都是我想做的事，但就是因为……怎么说呢，我要知道我的生命并不是那么有限，也许我就会在有限的生命里把这两件事都做了。但我不知道。我是说，我不知道自己生命会那么短暂，准确的说是那么脆弱。在我要死之前，阿恩流着泪对我这样又哭又骂的：

“狗日的，你还整天闹着要上前线，一身臭汗就把你命弄丢了，你……韦夫，你真他妈的没用，韦夫！”

说真的，以前我还从来没见过一个男人会这么流泪。阿恩啊，你这个傻乎乎的跛脚佬，你为什么要对我流那么多泪，你不知道，人死前是不愿看到别人流泪的，那样他会死得很痛苦。阿恩，你现在在哪里，我很想你。

阿恩不是那种让人一见就喜欢的人，他有点自以为是，说话的腔调高大又严历，跟他的跛脚一点不相配。但他是时间的朋友。时间从不出卖他。时间总是耐心地把附在他表面上的一些不讨人喜欢的东西一点点驳落下来，到那时候你就无法不喜欢他了。我后来真的很喜欢他，现在也没有不喜欢，虽然他在我临死前不应该地流了那么多泪。但这没办法，谁叫我死在他身边的，我想如果让他死在我身边，我同样会流很多泪的。因为我喜欢他。也因为那时我还不知道人死前不愿意看到别人流泪的道理。这道理当然是我死了以后才知道的。

阿恩说的一点没错，我确实是被一身臭汗害死的。过去了半个多世纪，我依然记得那天是个什么样的日子，那是冬天——又是冬天！你们应该知道，十年前我就是在冬天里染上肺病，差点死掉的，想不到过去了十年，这个季节还是杀气腾腾地向我敲响了死亡的丧钟。

那天晚上，我一如往常一样，抱着收音机钻进了被窝。孤独叫我养成了听收音机的习惯，没有收音机，我还睡不着觉呢。因为我总是找女播音员的电台听，所以阿恩常嘲笑我，说我抱的不是收音机，而是梦想中的女人。也许吧，不过……我不知道，我对女人不了解，也不了解我对女人的想法。有时候好像想得很，有时候又不太想，就是这样的。好了，还是别说女人吧，女人后面还要说的，现在赶紧说说我钻进被窝后怎么了？我觉得我身体似乎有些不对头，头昏昏的，心里觉得很冷。我跟阿恩这么说后，阿恩说：

“嘿，这么大冬天的洗冷水澡谁觉得暖乎，我也觉得冷啊。”

“可我觉得我好像在发烧。”我说。

阿恩过来摸了摸我额头，说：“嗯，好象是有点，不过没事的，你可能是累了。快把收音机关了，睡觉吧，睡一觉就没事了。”

我也是这样想的，就关掉收音机睡觉了。当时已是凌晨四点多钟，这之前我和阿恩，还有唐老兵，一直都在忙碌着替陆军第179师发放冬季被服，他们几乎把半个仓库都拉空了，也把我们三个人都累惨了。我后来想，如果就这样回去睡觉也许不会有事的，但当时身上实在是汗流夹背的难受，大伙都觉得应该洗个澡。按规矩，这回该轮到唐老兵烧热水，但唐说他太累了，干脆将就洗个冷水澡算了。当时我们刚干完活，身上热乎乎的，也不觉得冷水有多么可怕，就说洗就洗了。洗完澡，我躺在床上听广播，我觉得被窝不像以前一样越睡越热乎，而是越睡越冷。我跟阿恩这么说后，阿恩说：“嘿，这么大冬天的洗冷水澡谁觉得暖乎，我也觉得冷啊。”

我说：“我觉得我好象在发烧。”

阿恩说：“把收音机关了，快睡觉吧，睡一觉就没事了。”

我也是这样想的，就关掉收音机睡觉了。

第二天中午，阿恩起床后问我怎么样，我觉得我身上在着火，我很想这样告诉他，但似乎已经开不了口了。不一会，我听到阿恩大声惊叫起来：

“操，你狗日怎么烫得跟火炭似的，韦夫！你醒醒，韦夫！你睁开眼看看我，我是阿恩！”

现实总是喜欢重复，变化的只是一点点时空而已。我睁开眼，看到至少有三个模糊的阿恩在我眼前晃动，这感觉和十年前肺病袭击我时的感觉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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