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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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千里忙道:“我下面说的尽是实话了。我要把群众当作贴心人,说贴心的实话。”他瞪出一双大眼睛,不断的抹汗。

主席温和他说:“朱先生,你说吧!”

朱千里点点头,透了一口气说:“我其实是好出身。我是贫雇农出身——不是贫农,至少也是雇农。我小时候也放过牛,这是我听我姑妈说的,我自己也记不得了,只记得我羡慕人家孩子上学读书。我父亲早死,我姑夫在镇上开一家小小的米店,是他资助我上学的。我没能够按部就班的念书,断断续续上了几年学。后来我跟镇上的几个同学一起考上省城的中学。可是我别说学费,到省城的路费都没有。恰巧那年我姑妈养蚕收成好,又碰到一个好买主,她好比发了一笔小财。”

有人说:“朱先生,请不要再编《一千零一夜》的故事了。”

朱千里急得说:“是真的,千真万真的真事!我就不谈细节吧,不过都是真事。不信,我现在为什么偷偷儿为我外甥寄钱呢!我老婆怀疑我乡下有前妻和儿女,防得我很紧,我只能赚些外快背着她寄。因为我感激我的姑夫和姑妈——他们都不在了,有个外甥在农村很穷。我想到他,就想到自己小时候,也就可怜他。”

“可是朱先生还自费留法呢?是真的吗?”有人提问。

朱千里说:“旧社会,不兴得说穷。我是变着法儿勤工俭学出去的。可是我只说自费留法,钱是我自己赚的,说自费还是真实的。我在法国三四年——不,不止,四五年吧?或是五六年——我从来记不清数字,数字在记忆里会增长——好像是五六年或六七年。我后来干脆说‘不到十年’。因为实在是不到十年。不过随它五年八年十年,没多大分别,只看你那几年用功不用功。我是很用功的。有人连法语都不会说,也可以混上十几年呢。”

又有人提问:“不懂法语,也能娶法国老婆吧?”

朱千里说:“对法国女人,只要能做手势比划,大概也能上手。说老实话,我没娶什么法国老婆,谁正式娶呀!不过是临时的。那也是别人,不是我,我看着很羡慕罢了,我连临时的法国姘头都没有。谁要我呀!”

“这是实话了。”

“是啊!我也从来没说过有什么法国老婆,只叫人猜想我有。因为我实在没有,又恨不得有,就说得好像自己有,让人家羡慕我,我就聊以自慰。我现在的老婆是花烛夫妻,她是我从前邻居的姑娘,没有文化,比我小好多岁,她也没有什么亲人,嫁了我老怀疑我乡下还有个老婆,还有儿子女儿,其实我只是个老光棍。”

“这都是实话吗?”

“不信,查我的履历。”

“履历上你填的什么出身?”

“我爹早死,十来岁我妈也没了。资助我上学的是我姑夫,他开米店,我填的是‘非劳动人民’。”

“可是你还读了博士!”

朱千里很生气,为什么群众老打断他的检讨,好像不相信他的话,只顾审贼似的审他。他又只好回答。

“我没有读博士,不过,我可以算是得了博士,还不止一个呢!我从来没说过自己是博士。假如你们以为我是博士,那是你们自己想的。我只表示,我自恨不是法国的国家博士。我又表示瞧不起大学的博士。也许人家听着好像我是个大学博士而不自满。其实呢,我并没有得过大学博士。”

“你又可以算是得了博士,还不止一个!怎么算的呢?”

“就是说,到手博士学位的,不是我,却是别人。”

“那么,你凭什么算是博士呢?”

“凭真本领啊!我实在是得了不止一个博士。我们——我和我的穷留学朋友常替有钱而没本领的留学生经手包写论文。有些法国穷文人专给中国留学生修改论文,一千法郎保及格,三千法郎保优等,一万保最优等。我替他们想题目,写初稿,然后再交给法国人去修改润色。我拿三百五百到六七百。他们再花上几千或一万,就得优等或最优等。有一个阔少爷花了一万法郎,还得了一笔奖金呢,只是还不够捞回本钱。当然,我说的不过是一小部分博士。即使花钱请人修改论文,口试还得亲自挨克。法国人鬼得很,口试克你一顿,显得有学问,当众羞羞你,学位终归照给。你们中国人学中国文学要靠法国博士做招牌,你们花钱读博士,我何乐而不给呢!”

有人插话:“朱先生不用发议论,你的博士,到底是真是假呢?”

朱千里直把群众当贴心人,说了许多贴心的真话,他们却只顾盘问,不免心头火起,发怒说:“分别真假不是那么简单!他们得的博士是真是假呢?我只是没化钱,没口试,可是坐旁听,也怪难受的,替咱们中国人难受啊。”

“朱先生不用感慨,我们只问你说的是句句真话呢?还是句句撒谎呀?”

“我把实在的情况一一告诉你们,还不是句句真话吗?”

“你不过是解释你为什么撒谎。”

“我撒什么谎了!”朱千里发火了。

“还把谎话说成真话。”

“你们连真假都分辨不清,叫我怎么说呢?”

“是朱先生分不清真假,还是我们分不清真假?告诉你,朱千里,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朱千里气得说:“好!好!好个雪亮的群众!好个英明的领导!”

有人发问了:“朱千里,你怎么学习的?英明的领导是群众吗?你说说!”

朱千里嘟囔说:“这还不知道吗!共产党是英明的领导。”

有人忍笑问:“群众呢?”

“英明的尾巴!”朱千里低声嘟囔,可是存心让人听见。

有人高声喊:“不许朱千里诬蔑群众!”

“不许朱千里钻空子向党进攻!”

“打倒朱千里!”

忽有人喊:“打倒千里猪!”笑声里杂乱着喊声:

“千里猪?只有千里马,哪来千里猪?”

“猪冒牌!”

“猪吹牛!”

“打倒千里猪!打倒千里猪!!”许多人齐声喊。有人是愤怒地喊,有人是忍笑喊,一面喊,一面都挥动拳头。

朱千里气得不等散会就一人冲出会场。他含着眼泪,浑身发抖,心想:“跟这种人说什么贴心的真话!他们只懂官话。他们空有千只眼睛千只手,只是一个魔君。”他也不回家,直着眼在街上乱撞,一心想逃出群众的手掌。可是逃到哪里去呢?他走得又饿又累,身上又没几个钱;假如有钱,他便买了火车票也没处可逃呀。

他拖着一双沉重的脚回到家里,老婆并不在家。正好!他草草写下遗书:“士可杀,不可辱!宁死不屈!——朱千里绝笔。”然后他忙忙地找出他的安眠药片,只十多片,倒一杯水一口吞下。他怕药力不足,又把老婆的半瓶花露水,大半瓶玉树油和一瓶新开的脚气灵药水都喝下(因为瓶上都有“外用,不可内服”字样),厨房里还有小半瓶烧酒,他模糊记得酒能帮助药力,也一口气灌下,然后回房躺下等死。

可是花露水、玉树油、脚气灵药水和烧酒各不相容。朱千里只觉得恶心反胃,却又是空肚子。他呕吐了一会儿,不住的干咽,半晌精疲力竭,翻身便睡熟了。

朱千里的老婆买东西回家,看见留下的午饭没动,朱千里到在床上,喉间发出怪声,床前地下,抛散着大大小小的好些空瓶子,喊他又不醒,吓得跑出门去大喊大叫。邻居跑来看见遗书,忙报告社里,送往医院抢救。医院给洗了胃,却不肯收留,说没问题,睡—觉就好。朱千里又给抬回家来。

他沉沉睡了一大觉,明天傍晚醒来,虽然手脚瘫软,浑身无力,精神却很清爽。他睁目只见老婆坐在床前垂泪,对面墙上贴着红红绿绿的标语:

“朱千里!你逃往哪里去?”

“朱千里!休想负隅顽抗!”

“奉劝朱千里,不要耍死狗!”

他长叹一声,想再闭上眼睛。可是——老婆不容许他。

第八章

朱千里自杀,群众中有人很愤慨,说他“耍死狗”。可是那天主持会议的主席却向范凡自我检讨,怪自己没有掌握好会场,因为他是临时推出来当主席的,不知道朱千里的底细。他责备自己不该让朱千里散布混淆真假的谬论,同时也不该任群众乱提问题,尤其是“打倒千里猪”的口号,显然不合政策。关于这点,罗厚一散会就向主席提出抗议了。范凡随后召开了一个吸取经验的会,提请注意别犯错误,思想工作应当细致。

丁室挂看到朱千里的检讨作得这么糟糕,吓得进退两难。他不做检讨吧,他是抢先报了名的。小组叫他暂等一等,让朱千里先做,他不能临阵逃脱。做吧,说老实话难免挨克,不说老实话又过不了关。怎么办呢?

丁宝桂是古典组唯一的老先生。他平时学习懒得细读文件,爱说些怪话。说他糊涂吧,他又很精明;说他明白吧,他又很糊涂。大家背后——甚至当面都称他“丁宝贝”。现当代组和理论组的组长都是革命干部,早都做了自我检讨。这位丁先生呢,召集人都做不好,勉强当了一个小组长。他也没想到要求检讨,所以自然而然地落单了。只好和外文组几个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一同洗澡。

他光不抗议,说自己没有资产,只是个坐冷板凳的,封建思想他当然有,可是和资产阶级挂不上钩,他家里连女婿和儿媳妇都是清贫的读书人家子女。年轻人告诉他:“既是知识分子,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话他仿佛也学习过,可是忘了为什么知识分子都是资产阶级的,却又不敢提识破,只反问:“你们洗澡不洗澡呢?”他们说:“大家都要改造思想,丁先生不用管我们。这会儿我们帮丁先生‘洗澡。’。”

丁先生最初不受启发,群众把他冷搁在一边。他后来看到别人对启发的态度,也开了窍,忙向群众声明他已经端正了态度。队后他也学朱千里把群众启发的问题分门别类,归纳为自己的儿款罪状。帮助他的小组看破他是玩弄“包下来”的手法,认为他不是诚心检查,说他“狡猾”。丁宝桂正不知如何是好。那天他听了杜丽琳的检讨和主魔的总结,悟出一个道理:关键是不要护着自己,该把自己当作冤家似的挑出错儿来,狠狠地骂,骂得越凶越好。挑自己的错就是“老实”,骂得凶就是“深刻”。他就抢着要做检讨。可是朱千里检讨挨克,他又觉得老实很危险,不能太老实。反正只能说自己不好,却是不能得罪群众。

他只好硬着头皮到会做检讨。他先说自己顾虑重重,简直不有胆量。“好比一个千金小组,叫她当众脱裤子,她只好上吊啊。可是渐渐的思想开朗了。假如你长着一条尾巴,要医生动手术,不脱裤子行吗?你也不能一辈子把尾巴藏在裤子里呀!到出嫁的时候,不把新郎吓跑吗?我们要加入人民的队伍,就仿佛小姐要嫁人,没有婆家,终身没有个着落啊。”

他的话很有点像怪话,可是他苦着脸,两眼惶惶然,显然很严肃认真,大家耐心等他说下去。

丁宝桂呆立半晌,没头没脑他说:“共产党的恩情是说不完的。只说我个人有解放前后的遭遇吧。以前,正如朱千里先生说的,教中文也要洋招牌。尽管十年,几十年寒窗苦读,年纪一大把,没有洋学位就休想当教授,除裴你是大名人。可是解放以后,我当上了研究员。这就相当于教授了,我还有不乐意的吗?我听说,将来不再年年发聘书,加入人民的队伍,就像聘去做了媳妇一样,就是终身有靠了。我还有不乐意的吗!我们靠薪水过日子的,经常怕两件事:一怕失业,二怕生病。现在一不愁失业,二不愁生病,生了病公费医疗,不用花钱请大夫,也不用花钱请代课。我们还有不拥护社会主义的吗!”

他又停了半晌,才说:“我的罪过我说都不敢说。我该死,我从前——解放前常骂共产党。不过我自从做了这里的研究员,我不但不骂,我全心全意地拥护共产党了。我本来想,我骂共产党是过去的事;现在不骂,不就完了吗?有错知改,改了不就行了吗?可是不行。说是不能偷偷儿改,一定得公开检讨。不过,我说了呢,又怕得罪你们。所以我先打个招呼,那是过去的事,我已经改了,而且承认自己完全错误。过去嘛,解放以前啊,我在这里国学专修社当顾问。姚謇先生备有最上好的香茶,我每天跑来喝茶聊天,对马任之同志大骂共产党。我不知道他就是个共产党员,瞧他笑嘻嘻地,以为他欣赏我的骂呢,我把肚肠角落里的话都骂出来了。”

他看见群众写笔记,吓得不敢再说。有人催他说下去,他战战兢兢地答应一声,又不言语。经不起大家催促,他才小心翼翼地又打招呼说:“这些都糊涂话,混帐话。我听信了反动谣言,骂共产党煽动学生闹事——这可都是混帐话啊——我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才是国家的根本;利用天真的学生闹事,不好好读书,就是动摇国家的根本,也是葬送青年人。我不知道闹风潮是为了革命,革命正是为了救国。现在当然谁都明白这个道理了。可是我那时候老朽昏庸,头脑顽固。咳,那时候姚謇先生劝我到大后方去,我对他说,我又不像你,我没有家产,我得养家活口,我拖带着这么一大家人呢,上有老,下有小,挪移不动。在大学里混口饭吃,走着瞧吧。我心上老有个疙瘩,怕人家骂我汉奸。我很感谢共产党说公平话,说不能要求人人都到大后方去,我不过在大学教教课,不是汉奸。好了,我心上也舒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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