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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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话结束了,关隐达又去他所在的代表团。一路想,真是荒唐,贺达贤跑到各代表团去推销自己,向书记还要表扬。我什么事没做,却有了不光明磊落之嫌。不过他也只是偶尔想到这种荒唐,心想作这种类比没有任何意义。他知道这事是没有道理可言的。

他进会议室时,代表们根本不在讨论什么《政府工作报告》,而是在发牢骚,说原定今天选举,怎么临时又调整议程了?中间肯定有名堂。见关隐达去了,一位农民代表说,关书记,这人大会根本就不要开。一次人大会,要花多少钱?这钱放到我们村去,还可以帮我们农民办点实事。都是上面定的人,下个文,红印巴子一盖,还方便些。开什么会?反正不选出上面定的人不让走。真不让走也好,有住有吃,开它个三百六十五天!

全场哄然大笑。关隐达没有笑,举手往下压压,猛吸一口烟,说,各位代表不要激动,冷静些,冷静些。在座各位差不多都是党员吧,是党员就要同党组织保持一致。要相信组织,组织上安排干部自然有它的考虑。我有一个请求。大家知道,包括我们这个代表团在内,有几个代表团提了我的名,我个人表示感谢,感谢代表们对我的信任。但我请求大家重新考虑提名。我们希望这次人大会开得顺利、圆满、成功。

这时,他的秘书小顾进来了,他就招呼一声大家讨论吧,就同小顾出来了。问有什么事?

小顾说,我一早就到这里找你,你不在。办公室又有事要处理,我就去打了个转又来了。是这样,昨天晚上,小武找我,说向书记找你有急事。我找了你几个钟头没找到你。晚上十二点我打你家电话还是没人。后来太晚了我就不打电话了。我怕我是不是误了什么大事,就来找你。小武昨晚说是有紧急情况哩。

小顾办事很认真,生怕出事。关隐达说,没事了。这样吧,你去找一下熊其烈,就说地委领导找我谈话了,一再要求维护地委意图。你要他帮助我做做工作,不要选我。你叫他出来个别说,按我的原话说。

小顾便去了。关隐达听说昨晚向书记那么急急忙忙要找他,一定是地委领导的指示昨晚就下来了。也说明他们早就向地委汇报了这里出现的异常情况,才有意调整会议日程,好让上面有回旋余地。可今天一早向书记和田部长同他谈话时,谁也不说昨晚找过他。他们忌讳说起,只怕是怀疑他晚上搞什么活动去了。他们永远不会说出他们的怀疑,关隐达也永远不会作什么解释。总不能拿出昨晚的电影票给他们看吧,这有失他的尊严。反正他们也这么怀疑了,关隐达就让小顾去找熊其烈说说。他了解老熊,这人厚道,直爽,仗义。他一听上面硬是不让选关隐达,他一定会去各代表团串联,鼓动大家非选关隐达不可。关隐达也越来越自信,他一定可以当选。代表们的情绪对王永坦不利,贺达贤更不屑说。而他在乡镇一二把手那里威望不错,县直机关多数也服他。再说,县委决定推迟选举说不定是个失策。代表们总是把城北大桥的事故同王永坦扯在一起议论,时间越拖议论就越多。

上午讨论结束,关隐达想回去吃中饭。向书记叫住他,说在这里吃算了,中午田部长说有事要扯一下。

田部长同向书记、关隐达一桌吃饭。饭桌上谁也不说什么,只是相互客套。饭后,三个人一道去田部长房间。坐下喝了会儿茶,田部长说,隐达同志,看样子情况还是复杂哩。也不是说硬是不可以选你。我们分析一下。现在是三个候选人,一旦选票分散,谁也过不了半数的话,谁也当选不了,再来重新组织一次选举,又要费周折。现在各地都露出了苗头,凡是上面推荐的人选,代表都不满意。当然这也有上面做工作的问题,但最关键的问题是说明无政府主义有所抬头。如果听任这股风气蔓延,每年一到开人大会,各地都是一片乱哄哄的景象,怎么得了?地委对此深表忧虑。地区马上也要地改市了,也面临一个市政府选举问题。如果这么下去,今后市政府选举也是个问题。所以,地委的意思是,不能让黎南开这个头!

向书记接着说,按选举法,代表们依法提名了,只能作候选人参加投票,不然就违法了。所以就要请隐达同志一个一个代表团做做工作。我们都要以大局为重啊。你中午找各代表团的主席说说怎么样?

关隐达说,我说过了。那就再说一次吧。

下午,田部长又紧急召见关隐达。向书记也在座。田部长说,宋书记刚才打电话过来,要你马上去地教委上任。是这样的,这段地教委工作很忙,他们希望你快点到位。宋书记考虑了地教委的要求,请你先去地委组织部报到,再去地教委与同志们见个面。任命文件马上就下来。

这却是关隐达万万没想到的一着。他也曾管过组织工作,从来没见过这么仓促任用干部。意图已很明显,就是不让他出任县长。既然有人这么做得出,他也铁了心,一定要赌一碗。他有意不急于发言,只是慢慢吸烟。样子很沉着,又像是在想这件事。过了一会儿,他说,田部长,我有想法,就直说了。你是多年的组织部长了,想必这么匆匆忙忙任用一个干部,还是第一次吧。我把话说透了。这几天,好几个县都在开人大会,地委几个领导多半蹲在县市指导选举,也许没有机会坐在一起研究干部安排。我就对我的安排表示奇怪了。当然我是党员,什么时候都要服从分配。我今天不上地委组织部报到了,先口头向你报个到,改天再正式去。我家小陶这几天头痛,她有美尼尔综合症,说倒床就倒床的。我家又没请保姆。

关隐达那几句什么直话说得田部长脸上不太好过,却又不好发作。又听说小陶身体不好,他也就说不出什么了。就是明知关隐达是在扯谎,也不便说的。只好说,好吧,就算口头报到吧。小陶有这毛病,你还是请个保姆好些哩。田部长显得很关心。

关隐达到代表团坐下听了一会儿意见,就像是出去解手的样子,出了会议室,去宾馆经理办公室。经理忙起身招呼,关书记,关书记。

关隐达笑着说,我打个电话,请你稍稍回避一下。对不起。

经理笑笑,马上去另一间办公室。

关隐达要了陶陶电话,如此交待了一番。

关隐达打完电话,就叫经理,说走了。经理忙过来说,这么快?坐一会吧。关书记对我们有什么指示吗?

关隐达笑笑,说,哪有那么多的指示?不过有个建议。你只要在一年之内管好两件事,我请求县委表彰你。

经理有点不知所措,问,哪两件事?

关隐达说,一件是厕所,一件是餐桌。你别笑,我这是认真说的。你这里没有几个抽水马桶是可以冲水的,没有几张餐桌的圆盘是转得动的。别误会,这不是批评你的工作。这两件事可以说是中国的宾馆病,很多大宾馆都没解决这个问题。

经理听关隐达最后圆了一下,才放心地笑了,说,一定抓一下。

关隐达同经理握了下手,仍回会议室听意见。下午五点钟的样子,小顾跑来说,陶姐上班时晕倒了,已送到医院去了。关隐达同代表团主席招呼一声,直奔医院而去。

次日,大会进行选举投票。关隐达以绝对多数的选票当选为县长。王永坦只得了五分之一的票。贺达贤的得票就有些滑稽了。只得一票,而且大家都知道这一票是谁投的。因他的一位表弟是某乡的党委书记,也是人大代表。

按原来安排,会议结束时,田部长要代表地委向人大会的圆满结束表示祝贺。但这个安排临时取消了。只是向书记上台敷衍了一下。关隐达知道,田部长回去不好向宋书记交待。

会议结束的第二天,县委收到了地委文件,免去关隐达同志黎南县委副书记职务,调地教委任副主任。

这种情况在全国其他地方是否发生过不知道,但在全省只怕是没有先例的。向书记找关隐达商量这事怎么处理。关隐达笑笑,开玩笑说,我听谁的呢?不去地委报到就违背了组织原则,不履行县长职责就违法。有道是,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我还是先不让自己违法吧。

这就是当地俗话说的,生米煮成熟饭了。向书记也不知怎么办,便说,我很高兴能同你共事。过来一段我俩相处也很愉快。选举前我只能站在上面的立场上同你交换意见,我想必你能理解。这样吧,你先不要管地委那一头,由我向地委汇报,争取地委支持你。

照说,像王永坦这样被选了下来,再在黎南工作就不太妥了。但王永坦不愿到别的县去。地委安排他任人大主任,他也不于。他同地委领导半开玩笑说,我在选举上是隐达同志的手下败将,理该俯首称臣。我还是仍旧干常务副县长,协助他工作吧。

于是几经交涉,人大常委会举行会议,任命王永坦为常务副县长。

但地委一直没有下文任命关隐达的副书记。他的副书记已经免掉了。王永坦仍是常委,关隐达却常委都不是,县里重大事情的研究他无权参加。这样,关隐达这盘棋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僵局。

这天肖荃打电话来问他的近况,他说自己陷入了从未有过的困境。肖荃还不明白,问,怎么了?你当了县长,是值得高兴的事呀?这么多年一直屈着,总算到头了。

关隐达苦笑一下,说,只怕真的到头了,不过是我的前程到头了。这段太忙,我也没在电话里同你细说。于是关隐达便把事情的来龙去脉简要说了一遍。

肖荃听了,就叹息不止。一会儿,问,这么多年不见你了,也不知你现在是怎么个模样了。

关隐达说,见了面你不一定认得出了。我有点发福了,头发也开始白了,眼晴时常是红的,脸色很疲倦。

这么说,是一脸沧桑了?

可以这么说吧。关隐达说,我的日子不好过。不是常委,大事上就没有权。县长没有权,讲话就没人听。上地区开会,没人听我的工作汇报。几乎轮不上我发言。往常开会发言,都是大家随意讲。现在由书记和专员点名。快轮到我了,他们就说,还有几个同志没发言,就不在这里说了。下面,我讲几点意见。这等于不承认我这个民选县长。我个别找他们汇报,他们总说没空。不是我硬要去套这个近乎,我得为全县六十万人民说话呀!

关隐达说到这里,竟忍不住,声音有些哽噎了。肖荃感觉出来了,说,你很难受是吗?不要太难受,一切都会过去的。其实肖荃也说不出更多安慰的话了,就不作声了。

两人停了一会儿,关隐达说,我还要请你帮个忙。多年来,我们这里一任是一个搞法,大家都想标新立异。结果,县里至今没有一条成熟的发展思路。你先生是搞宏观经济研究的,我想拜托你先生,再请几位搞区域经济研究的专家,帮我们黎南研究一下发展思路。

肖荃想了想,说,我想应该可以吧。我同他讲一下。

关隐达说,作为一个软科学课题吧,我们拨课题费。

这天,向书记同关隐达说,你的副书记的事,我已向地委汇报多次了,看最近怎么样。将心比心,这事也让地委领导难堪,要迟就迟一点吧,你也想开点。反正一条,谁也不能拿工作开玩笑。你的工作我是支持的。你有什么意见,就先同我讲,参不参加常委会,没关系。

关隐达就想试一下向书记说话是不是算数,说,我看国土局老刘群众反映太大,他的年纪也差不多了。我的意思,让他退二线。

向书记埋了一下头,说,这人毛病是不少,我找他谈过多次的。你考虑有合适人选吗?

熊其烈同志你以为如何?关隐达也埋着头,说完话才抬起头来看向书记的反应。

向书记说,这个同志工作不错,办事很扎实的。可以考虑吧。

可是过了一段,常委们研究了一批干部,熊其烈没有能当上国土局长。不仅如此,平时人们议论中那些同关隐达关系好一些的部门头儿还换了几个下来。包括公安局长李大坤。关隐达就知道向书记同他口是心非。

关隐达便找来财政局长,向他严肃交待,县里财政紧张,一定要坚持一支笔批钱的原则。

这支笔就是关隐达那支笔。

于是,凡是县委部门要钱的报告,关隐达一律不批。他说县里财政紧张,大家都要过紧日子。就连发工资,也把县委部门推迟一个星期。干部们的工资都是紧巴巴的,推迟一个星期感觉很明显。县委部门的干部就意见纷纷。关隐达不在乎,他就是要让向在远尝尝民怨沸腾的滋味。

这天县长常务会上,关隐达提出了请北京专家的想法。他原以为有人会说他此举大书生气的,他事先也在脑子里准备了一大堆说辞。不料王永坦很赞同这个意见。他说,黎南的发展是该好好谋划一下了,再也不能李县长一套,张县长一套。隐达同志提出请北京专家,我想这个主意很好。我们搞经济工作一定要尊重知识。城北大桥的事就是个教训。

王永坦是这个态度,关隐达的确没想到。但听他说到城北大桥,就知他开始有意从舆论上争取主动。凭直觉,他知道王永坦在这中间肯定有交易。可事情不出来,谁也不能说什么。就像他听有人议论,说现在当大官的,别看个个在电视上神采奕奕,一旦抓了,都是大问题。城北大桥从事故发生起一直停工,由王永坦牵头处理这事。因为技术是省桥梁公司承包的,这中间就有扯不清的皮。

关隐达说,作为软科学课题,需拨一笔经费。据我多方咨询,这样大一个课题,至少要十万。

这下就开了锅。在座的副县长们谁也想不通。不就是请他们到县里来调查一下,写篇文章吗?就值那么多钱?

关隐达就反复解释,说这不是简简单单一篇文章的事。他还列举了国外一些著名点子公司的故事。他知道自己说这些,只能让这些人背后笑他迂腐,但他还是说了。最后,在他的一再坚持下,定还是定了下来,但大家多少有些口服心不服。

又是两个多月过去了,关隐达副书记的文件仍没下。他越发感到了危机。这种局面不改变,他这个县长只能是个名誉县长,实权会落到王永坦的手里。因为他是常委。常委们掌握着干部们的命运。干部们不认别的,只认那些有权决定他们命运的人。即使是那些当初投了他票的人,也会慢慢分化过去的。有些人在投靠新的主子时能够对你表示遗憾,就算很客气了。多数人只会在背后说你无能,看着一盘赢棋,倒让你下输了。他们只好为赢家喝彩了。一切向权力靠拢,这就是官场上的权力法则。

关隐达同肖荃的先生老余通了几次电话,就像老朋友一样了。两人磋商了几次,说定八万块钱的课题费。学问人办事就是不同,余先生马上用特快专递寄了一份合同来。关隐达同王永坦通了一下气,就代表县政府签了字。

按照合同,余先生一方收到款后,合同即生效,他们就派人过来搞前期调研。关隐达就交待财政局长马上把钱打过去。财政局长答应得好好的,就是拖着不办。关隐达从中看出了一些名堂,就找来财政局长问是怎么回事。财政局长推说,是下面办事的人员不及时。关隐达就借题发挥,说,现在出现了一股歪风,科长不听局长的,局长不听县长的。我要抓几个典型,找几个人开刀,看是不是翻天了!财政局长识到了风向,这才回去把钱打了过去。

过了不久,肖荃的先生老余同三位专家一行四人到了黎南县。

余先生同关隐达一见面,就握着他的手说,差不多,差不多,跟肖荃描述的样子差不多。

他俩是初次见面。关隐达发现余先生很文气的样子,的确像个高级知识分子。个头也比关隐达高出一头。他就玩笑道,肖荃找对象眼光高,果然是抬着头找的了。

笑话一回,余先生说,我们在这里活动十天。头两天蹲下来看资料,再作一个星期的调查,最后一天同县里领导交换个初步意见。具体研究工作,我们要回北京才有时间搞。研究过程中还会来一两次。我们在黎南期间,你们领导同志就不要陪了,只为我们安排一位工作人员,负责有关联络工作,找找资料,就得了。

一听就知余先生他们是干实事的人,不在乎花里胡哨的客套,关隐达就很敬佩,心想官场上的人们只要有这种作风的一半也好了。他便只在头一天陪他们吃了一顿饭,就不再去打搅他们。

余先生也是在要离开的前一天上关隐达家里看了看。他说,你老同学交待我一定要到你家来看看,还要我记住你家陈设,回去向她描述。你说害人不害人?我的形象思维不行,真不知回去怎么同她说哩。

关隐达就调侃道,好在我家简简单单,也省得你回去费心思了。肖荃还是那样孩子气?

余先生便作古正经说,肖荃总讲,你是一位难得的好干部。这几天你们配给我们的那位工作人员也常讲到你,你的口碑很好。今天到你家里一看,果然是那么一回事。隐达,我们这些人是最烦官场腐败的。可有人说我们是自己没本事腐败,心里不平衡,你说气不气人?

陶陶提议,让余先生同他们家三口一块儿拍个照,余先生说,这办法好,省得我回去向她描述了。于是大家就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拍了个照。

过了一段,向书记同关隐达讲,你的事我又向宋书记汇报了一次,估计最近会有结果的。其实宋书记对你还是很信任的。不过将心比心,这事也让地委难堪,要迟就迟点儿吧,你也不要太急,想开点。再说越是上级机关,办事越是规矩多,讲程序,什么都按程序运作。估计下一次会研究吧。

关隐达知道,下一次就是下个季度。地委一个季度研究一次干部。想着心里就有气。什么规矩,什么程序?上次突然任命自己去当教委副主任,规矩和程序到哪里去了?但他没有表露出来,还对向书记表示了感谢。

可是只过了一个月,地纪委召他到地区桃园宾馆谈话。先找他的是纪委一把手吴书记。吴书记说,有群众反映你有生活作风问题,组织上找你来,是想让你协助组织把事情弄清楚。

关隐达一听气懵了。他尽量克制自己,但话语中还是带了情绪。作风问题?组织上就凭一封检举信,或者一个检举电话,就把一位县长找来谈话,我看只怕有欠慎重吧。

吴书记并不生气,只是很沉着地压压手,说,你不要激动,不要激动。我刚才说了,只是请你配合组织搞清情况。这是对你负责啊。你先考虑考虑,把你想到的写出来。

吴书记说完就客客气气同他握了手走了。关隐达一个人站在房间中央,半天不知怎么回事。写什么?这就是要我写反省了?我一不嫖妓宿娟,二不养小蜜,反省什么?只怕是有人硬要整倒他了。现在整人,先看你有没有经济问题,再就在女人身上打主意。又想纪委是不会随便找一位县长谈话的,一定要事先报告地委主要领导。这么说来书记他们是知道这事了。他便扯过电话,想找一下宋书记。却发现电话早切断了。

要隔离我了?你隔离吧,老子正好累了,睡觉!他便舒舒服服洗了一个热水澡,躺到床上去了。

第二天,来的是纪委杨副书记,还随了一位科长。杨副书记是个严酷的人,脸上一般不带笑,下面有人背后叫他杨屠夫。

杨副书记同关隐达握一下手,脸上的皮往两边拉了一下,就算是笑了。怎么?写得怎么样了?

关隐达说,一个字没写。

杨副书记脸色一下就青了,说,你一个字都…老关,你这个态度就不对哩。

你们要我写什么呢?这又不是命题作文,只要你们出个题目我就可以写。我什么事都没有,写什么呢?

杨副书记脸上的皮轻轻地跳了一下。关隐达把这个细微动作理解为冷笑。果然,杨副书记接下来的语气同这样表情就很相匹配了。是吗?你还是要组织上给你提个醒是不是?我问你,你在北京有要好的女朋友?

原来如此!

关隐达气得站了起来,把烟蒂愤然摔在地上,任它烧着地毯也不去管。杨副书记看看他,又看看烟蒂,僵了好一会儿,过去踩灭了它。像是有捡起来放进烟灰缸的意思,却又忍住了,固守着纪委副书记的尊严。关隐达在房间来回走动。他要平息一下自己,要不然他会骂娘的。自己印象中,他从高中以后就再也没同人骂过娘。当了快二十年的干部,现在却想骂娘了!毕竟是跟领导当秘书出身的,关隐达在如此气恼的时候,竟然想到这位科长太不活泛,不知捡起那个烟蒂。

心情平静一些了,关隐达就坐在了沙发上,慢慢悠悠地点上烟,说,我在北京有个女同学,叫肖荃。还不是你说的一般要好,我们关系很不错,一直相互关心。但我们有十年没见面了。就这些。你们还掌握更多的情况吗?

杨副书记脸上的皮又跳了一下,说,如果就是这些情况,我们就不会找你来了。据群众反映,你俩的关系,不是一般同学关系,也不是一般朋友关系。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这是一般朋友之间的感情吗?

天哪!关隐达感到眼睛都发黑了。他马上想到了县委办主任陈兴业。真是识人识面难识心!他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个人会对他怎么样。但他只是脑蛋胀热了一阵,就冷静下来了。反而觉得好笑。自己心中没有鬼,脸皮也早拉破了,他就不怕刺伤谁了,说,杨副书记,你知道这两句诗是什么意思吗?

这话有损杨副书记的自尊心,他生气了,说,我就是再不读书,这卿卿我我的诗还是看得懂呀?

关隐达笑了。他见那位科长也在笑。他说,杨书记,这我就要向你提意见了。你要办案子,还是事先要认真研究案卷。李白和王昌龄可都是男人啊。想必他们不是同性恋吧。

隐达同志,你要认真对待。杨副书记可能也感觉出自己哪个地方出了差错,便不再追问那两句诗说明了什么,只是保持着严肃。

关隐达又好气又好笑,心想这事就有点邪了,还真有点文化大革命的味道。人们总说文化大革命太荒唐,在人类历史上再也不可能发生第二次。他从来就不信。他说中国一万年以后都可能发生文化大革命。

过了好一会儿,杨副书记又问,你们真的就是一般要好同学?

我早说了,不是一般要好,是特别要好。这有问题吗?关隐达逼视着杨副书记。

那么,你说说,你给了这女人八万块钱是怎么回事?

关隐达一听就知道是指什么钱了,但他装糊涂,问,八万?我关隐达哪有那么多钱?有钱的话,送给自己朋友一点,好像也不违法吧。

我想你是在装蒜。你当然没那么多钱,那是财政的钱。你以拨课题费的名义,送给肖荃丈夫八万。这不会错吧。

关隐达没有精力发火了。他感到十分痛苦,长长叹了一声,说,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这么说吧,这八万块钱,还是人家看着朋友面子,按最低标准收取的。谁有本事把国际一流专家请到我们黎南去替我们出谋划策,我们就是用掉全年财政收入的一半,也是划得来的。

别这么夸张吧,老关!

关隐达什么也不说了,起来收拾行李。说,杨副书记,原谅我刚才的冲动。我知道你也是例行公事。不过我最近工作很忙,没时间陪在这里。我要说的都说了,你们再去调查吧。不过一定要给我一个答复。我走了。

杨副书记劝道,你不能就这么走了,你要对自己负责。

关隐达不理会,伸出手同杨副书记握了一下,走了。

关隐达回到家里,已是晚上十点钟了。一进屋,就见小顾在家里等他。他便知道一定是有什么事了,不然小顾不会这么晚还在这里。他从桃园宾馆出发时跟家里打过电话。

关隐达洗了把脸,饭也不吃,就坐下来问小顾,有什么事吗?

小顾看了看陶陶。陶陶马上说,你俩说吧,我到里屋去。小顾这才说,你不在家这两天,县里谣言四起。我想是有人一手策划的,想先从舆论上把你形象搞坏。

都有哪些谣言?关隐达问。

说你去年去深圳时嫖娼被抓了,当时出钱私了啦。最近广东搞严打,你的事就暴露了。地委就找你谈话去了。还说你从财政拨款一百万给北京的情妇。说你的罪行轻者二十年,重者就难说了。我分析,这些事情,领导层都知道是假的,是谣言。可是群众不明真相,你在这里就不好工作了。这是有人故意在搅浑水。

关隐达拼命地吸烟。他看上去显得很镇静,脑子里却在翻江倒海。当领导,时常有些谣言,这本不奇怪。俗话说,谤随名高。但这回分明是有计划,有预谋的。他对小顾表示感谢,让他放心,他不是那么容易叫人弄倒的。

小顾走了,他就很高兴的样子,说,陶陶,你不给我饭吃了?

陶陶就忙去给他做饭。问,小顾说了些什么?

没什么,有人搞小动作。才不管哩。

吃了饭,关隐达叫陶陶先睡了,他有个文件要处理一下。

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叠群众举报负责城北大桥工程的枣园建筑公司总经理陈天王偷税和行贿的检举信。从中选了一封内容最翔实的检举信,再认真看了一遍。只要搞掉陈天王,就会牵出一批人,正像有的群众说的,黎南要“改朝换代”!他原来本想再等一段来弄这事。现在他不顾那么多了,他必须马上反击!

也怪,他当初被选为县长也并不怎么觉得有成就感,今天却似乎有些激动,像要干一件大事。

关隐达提笔飞快地签道,建议立即逮捕陈大友!

《跋》

刘茁松

身居湖南的王跃文在文坛一跃而起,使我想起鲁迅“文坛无须悲观”的预言。多年前我也曾在刊物做当代文学编辑,编着编着,就有点像鲁迅看当年的“城头变换大王旗”似的,渐渐地有点“颓唐起来”了。近年来有缘埋头一项等身的古籍整理,与当代文学可说是分道扬镳啦。因此,当我在书店发现与我工作地仅一湘之隔的王跃文在长江黄河两河之隔的北京出了长篇小说《国画》,并且已在全国各地形成洛阳纸贵之势,我是惊讶惊叹又惊喜的。

《湖南文学》的黄斌告诉我,王跃文此前早有不少中篇已引起广泛关注,《国画》之成功,实乃渠成而水到也。于是索来王跃文的一些中篇,后睹亦快,竟有些恋恋不舍。我喜欢他那从容不迫的笔调,细致入微的描绘。他对政府机关人情世故的刻画令我感到冷眼旁观的清醒,他对古典文化艺术精华的化用让我觉得亲如一家的沉醉。他的“拒绝游戏”的创作态度中有着我偏爱的“为人生而艺术”的传统。他的许多中篇与官场亦即亦离,将这些中篇编成一个集子,就成了难以磨灭的冲动。

现在集子出来了,我与我的朋友、同事们为此书贡献了自己的才智。我们力图把此书编得精致与精巧。效果如何,要让读者诸君评说了。

《王跃文印象》

黄斌

初识王跃文,已是八年前的事了。那是深秋一个萧索的日子,在《湖南文学》简陋、灰暗的编辑部。在这之前,我已经发了他两个小说,但我俩从未谋面。只知道王跃文是溆浦县人,在县政府工作,好像头上还有顶官帽子。我不太懂政府机构庞杂的设置,也不知道什么样的职务意味着什么样的权力。倒是知道溆浦在湘西算是一方灵秀的水土,那地方出产很好的柑桔和枣子,也出文人。听他们怀化地区文联主席谭士珍先生讲,王跃文得知自己的小说《无头无尾的故事》发表了,兴奋得跳离了地面三次,并伴之以狂呼。这事至今忘了考证,似乎属小说家言,怕是虚构,至少有些夸张吧。因为后来我熟识了王跃文,发现他不是个容易大喜或大悲的人,他属宁静淡远的那一类。那天见了面,我俩握着手,用带着各自地方特色的普通话寒暄,相互打量。此君脸方额阔,眼睛内敛有神。单看脸相,可说得上是气宇轩昂。但他身上那套僵硬的西装,却是典型的县级特色,怎么也般配不了这脸。没说上几句话,我便走了。我早约了朋友打球。那时我还年轻,文学事业于我似乎并不太重要,我不能容忍把自己的青春埋没在无休止的看稿、退稿的琐碎里。

没多久,他便调到了怀化行署办公室,在仕途上好像很有长进。等到两年后我到怀化出差时,又已给他发了三个小说。这时候,他在写作上的良好感觉和创作势头慢慢表现出来了,我已经很注意他了。他这时期的小说,多是写机关里的小职员,写凡人琐事,写现实生活中的小人物上不能上,下不能下的尴尬,写他们不甘流俗,却又无力冲破现实樊篱的无奈。在对这些小人物的描绘中,王跃文似乎更关注他们的生命状态,他们的精神实质。在手法上惯于调侃与反讽,那不动声色背后的冷峻与严肃却够你沉重一购的。我觉得奇怪,这时候的王跃文在仕途上看起来春风得意,而他流诸笔端的却是另一种况味。难道他内心深处别有一番风景?

在怀化,朋友们很热情,呼朋延友十余人,喝酒!王跃文自然在场,这时候我俩还是相互客气着的。席间,杯来盏往,意气飞扬。湘西汉子喝酒是恣肆的,那次我记下了王跃文关于喝酒的三个“不论”:酒杯不论大小,度数不论高低,颜色不论深浅。我从来内向,木讷于言,话少,但酒倒喝得爽快,也同朋友们一杯一杯对着干。酒酣耳热了,朋友们提出跳舞。于是十几条汉子东倒西歪,脚不分深浅,话不识轻重,闹哄哄地奔舞厅而去。

往舞厅里一坐,方知这湘西一隅果真也藏龙卧虎。间会儿,朋友引来一位长发披肩的画家,或者一位清丽可人的歌手,一一向我介绍。王跃文不太跳舞,多是坐在包厢的沙发上,一声不响地喝啤酒。才喝足了烈酒,这会儿的啤酒只算是茶了。记得那包厢的设计很有特色,像湘西的吊脚楼,凭窗可以望见舞池里轻歌曼舞的男女。看得出,王跃文是喜欢安静的,却愿意随朋友去任何热闹的场合。他是从来不扫别人兴致的人。那晚,王跃文同我说了许多,说他的身世,说他的工作,说他的感情生活,说算命先生给他算的命。他说自己几乎是带着原罪来到这个世界的,因为在他尚未出生,父亲就因言获罪,被遣回乡下老家。所以,自小母亲给他的家训就是:紧闭口,慢开言。大学毕业后,从踏进县政府大院第一天起,他就显得少年老成,但心里却很不是味道。他说在那样的环境里,人们成天说的话,内容也罢,形式也罢,都是早已程式化了的,你说的同别人说的没有区别,说了同没说也没有区别。有时便莫名地感到惶恐和无聊。于是,他便开始写小说。小说成了他另一种说话方式。王跃文的眸子在灯火明天中一会儿亮晶晶的,一会儿又暗淡了。我想,凭他的聪慧、冷静和敏锐,只怕会成大器的。

我俩真正的交往,是他调到长沙以后,大概是1994年吧。我常跑到他家去喝酒,他的爆炒仔鸭、擂钵辣椒拌黄瓜、酸姜酸萝卜让人称道不已。喝着啤酒,听他讲些耸人听闻的故事,听他谈文学的见解,听他谈读到的好书,其乐融融,也获益匪浅。他关于文学的见解常让我这个专职文学编辑汗颜,而他谈到顾准时的无限感慨又使我对他的社会良知非常敬佩。

他创作的第二个阶段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他的中篇小说《秋风庭院》揭开了他官场小说的序幕。小说将一位离休地委书记的失落、孤寂描绘得淋漓尽致,营造出一幅凝重的黄昏图景,初次显露了他对官场游戏规则和官场百态的精微体察、传神勾画的本领。小说获得了'95《小说选刊》优秀中篇小说奖。雷达先生评论它是“极力要从对革命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吟味中汲取养分,来抵挡这个欲望横流的世界”。这部中篇在95—96年度鲁迅文学奖评选中,尽管初选时票数居前,但在最后还是未能获奖,让我痛心了好一阵子。

此后,他的《今夕何夕》、《夜郎西》、《夏秋冬》等便陆续面世,几部小说浑然一体,活脱脱一部当代《官场现形记》。说他的小说是官场现形记,这是最简便、最直观的说法,好比精练的广告词,便于口碑传诵。其实这是对王跃文的误读。因为他的官场小说系列在表现官场生存状态和游戏规则时,更写出一种超越道德标准的官场文化,而不是简单地从道义上批判“厚黑”,谁是谁非。”毕竟,《官场现形记》暗示的已不是单纯题材上的意义,而是一种文学态度和取向,而这些恰恰是王跃文不愿认同的。

在广泛的评论中,他的官场小说获得较高的评价,甚至被说成了里程碑式的人物。王跃文却不以为然。他认为自己的小说备受关注,只能说明如今人们太注意官场了,而这绝不是一件太正常的事。因为日出月落,星转斗移,顺乎天道,人们并不会太在意头顶的天空。而当出现了厄尔尼诺现象,气候失调,水旱交浸,人们就会把关注的目光投向茫茫天宇。人们普遍认为王跃文是位专写官场的作家,他自己却并不认账。他说自己从来只是把活生生的人当作描写的对象,官场只是他为表现人物而设计的空间罢了。他最近出版的长篇小说《国画》,洋洋五十万字,对一批生存于权力中心和边缘人物的世相百态的精微描写,呈现了一代人的精神漫画。小说在两个多月之内重印五次,这在当代文学出版史上恐怕是一个纪录了。

《国画》我读了两次,先是读初稿,成书之后又读了一次。初读此书,我凭着编辑的职业感觉,暗自认定这部小说一定会畅销,因为它太抓人了,叫人欲罢不能。重读时,我的感觉从容多了,而这时冲击我心扉的是全书深深的忧患意识和高贵的精神力量。王跃文再一次以他一贯的社会责任感和良知感动了我。而生活中的他并不是时刻都是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他同朋友们在一块儿嘻嘻哈哈,随意而放纵。他机警幽默,是个很会写小说却不会讲笑话的人。他讲的笑话其实都有很好的脚本,只是不善于表演,往往是自己忍不住先笑了,让听者笑得都有些莫名——笑谁呢?

看得那包厢的设计很有特色,像湘西的吊脚楼,凭窗可以望见舞池里轻歌曼舞的男女。看得出,王跃文是喜欢安静的,却愿意随朋友去任何热闹的场合。他是从来不扫别人兴致的人。那晚,王跃文同我说了许多,说他的身世,说他的工作,说他的感情生活,说算命先生给他算的命。他说自己几乎是带着原罪来到这个世界的,因为在他尚未出生,父亲就因言获罪,被遣回乡下老家。所以,自小母亲给他的家训就是:紧闭口,慢开言。大学毕业后,从踏进县政府大院第一天起,他就显得少年老成,但心里却很不是味道。他说在那样的环境里,人们成天说的话,内容也罢,形式也罢,都是早已程式化了的,你说的同别人说的没有区别,说了同没说也没有区别。有时便莫名地感到惶恐和无聊。于是,他便开始写小说。小说成了他另一种说话方式。王跃文的眸子在灯火明天中一会儿亮晶晶的,一会儿又暗淡了。我想,凭他的聪慧、冷静和敏锐,只怕会成大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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