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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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蜂人》


副研究员林达的死留下许多疑问。警方从一开始就不相信是自杀,但调查几个月后仍没有他杀的证据,只好把卷宗归到“未结疑案”中。引起怀疑的主要线索是他(?)留在电脑屏幕上的一行字(他是在单身公寓的电脑椅上服用过量安眠药的),但这行字的意义扑朔迷离,晦涩难解:

养蜂人的谕旨:不要唤醒蜜蜂。

很多人认为这行字说明不了什么,它是打在屏幕上的,不存在“笔迹鉴定”的问题。因而可能是外人敲上的,甚至可能是通过网络传过来的。但怀疑派也有他们的推理根据:这行字存入记忆的时刻是13日凌晨3点15分,而法医确定他的致死时间大约是13日凌晨3点半到4点半,时间太吻合了。在这样的深更半夜,不会有好事者跑到这儿敲上一行字。警方查了键盘上的指纹,只发现了林达和他女友苏小姐的。但后来了解到,苏小姐有非常过硬的不在现场的证据--那晚她一直在另一个男人的床上。

这么着就只有两种可能:或者,这行意义隐晦的字是林达自己敲上去的,可能是为了向某人或警方示警;或者,是某个外人输进去的,但他绝不会是游戏之举而是怀着某种动机。不管哪种可能,都偏于支持“他杀”的结论。

调查人第一个询问的是科学院的公孙教授,因为他曾是林达的博士导师,林达死后又曾在同事中散布过林是“自杀”的猜测。调查人觉得,先对观点与自己相左的人进行调查是比较谨慎的,可以避免先入为主的弊病。当然这只是原因之一,是那种比较讲得出口的原因。实际上呢……人们都知道警方的一条原则:报案人的作案可能性必须首先排除。

公孙教授的住宅很漂亮,他穿着白色的家居服,满头白发,眉目疏朗。对林达之死他连唿可惜,说林达是他最看重的人,一个敏感的热血青年。他还算不上最优秀的科学家(因为他太年青),但他有最优秀的科学家头脑,属于那种几十年才能遇上一个的天才,他的死亡是科学界的巨大不幸。至于林达的研究领域,他说是比较虚的,是研究电脑的智力和“窝石”,他的研究当然对人类很重要,但那是从长远的意义而言,并没有近期的或军事上的作用,“绝不会有敌对国家为了他的研究而下毒”。

谈话期间他的表情很沉痛,但仍坦言“林达很可能是自杀”。因为天才往往脆弱,他们比凡人更能看穿宇宙和人生的本质,也常常因此导致心理的失衡。随后他流畅地列举了不少自杀的科学天才,名字都比较怪僻,调查人员未能记录(保存有录音),只记得提到一人是美国氢弹之父费米的朋友,他搞计算不用数学用表(那时还没有计算机),因为数学用表上所有的数据他都能瞬时心算出来(这个细节给调查人员的印象很深),但此人30余岁就因精神崩溃而自杀。公孙教授说:

“举一个粗俗的例子,你们都是男人,天生知道追逐女人,生儿育女,你们绝不会盘根究底,追问这种动机是从哪儿来的。但天才能看透生命的本质,他知道性欲来自荷尔蒙,母爱来自黄体胴,爱情只是‘基因们’为了延续自身而设下的陷阱。当他的理智力量过于强大、战胜了肉体的本能时,就有可能造成精神上的崩溃。”

调查人员很有礼貌地听他说完,问他这些话是否暗示林达的死“与男女关系有关”。很奇怪的是,公孙教授的情绪在这儿有了一个突然的变化,他不耐烦地说,很抱歉,他还有课,失陪。说完就起身送客。调查人员并未因他的粗暴无礼而发火,临走时小心地问,他刚才所说的电脑“窝石”究竟是什么东西,“肯定那是极艰深的玩艺儿,我们不可能弄懂,只是请你用最简单的语言描绘出一个大致的轮廓。”

公孙教授冷淡地说:以后吧,等以后我有时间。

第二个被调查者是林达的女友苏小姐。她相当漂亮,可以说是性感,那时天气还很凉,但她已经穿着露脐装,超短裙,一双白腴的美腿老在调查人的眼前晃荡。两个调查者对她的评价都不高,说她绝对属于那种“没心没肺”的女人,林达尸骨未寒,她已经谈笑风生了,连点悲伤的外表也不愿假装,甚至有调查人在场的情况下,她还在电话里同某个男人发嗲。

苏小姐非常坦率,承认她和林达“关系已经很深”,不过早就想和他拜拜了,因为他是个“书呆子,没劲。”不错,他的社会地位高,收入不错,长得也相当英俊,但除此之外一无可取。幽会时林达常皱着眉头走神,他的思维已经陷入光缆隧道之中,无法自拔,那是狭窄、漫长而黑暗的幽径。他相信隧道尽头是光与电织成的绚烂云霞,上帝就飘浮在云霞之中。林达很迷恋他的女友,迷恋她高耸的乳胸、修长的四肢、浑圆的臀背及其它种种妙处,即使在追踪上帝时,他也无法舍弃这具肉体的魅力,公孙教授的分析并不完全适合他,但幽会时他又免不了走神。“我看近来他的神经不正常,肯定是自己寻死啦!”

关于林达死于“神经失常”的提法,这是第二次出现,调查者请她说一些具体的例证,苏小姐说,最近林达对白蚁啦,蚂蚁啦,粘菌啦经常挂在嘴边。比如他常谈蜜蜂的“整体智力”,说一只蜜蜂只不过是一根神经索串着几个神经节,几乎谈不上智力,但只要它们的种群达到临界数量,就能互相密切配合,建造连人类也叹为观止的蜂巢。它们的六角形蜂巢是按节省材料的最佳角度,符合数学的精确。对了,近来他常到郊区看一个放蜂人……

调查者立即联想到电脑屏幕上的奇怪留言,不用说,这个放蜂人必定是此案的关键。他们请她尽量回忆有关此人的情况。苏小姐说我真的不清楚,他是一个人骑摩托去的,大概去过三次,都是当天返回,所以那人肯定在京城附近。林达回来后的神情比较怪,有时亢奋,有时忧郁,说一些不着边际的话,什么“智力层面”等等,我记不住,也没兴趣听。

调查者当然也盘问了案发那晚她的活动,确信她不在现场,便准备告辞。这时苏小姐才漫不经心地说,噢对了,林达有一件风衣忘在我家,里边好像有放蜂人的照片。听了这句话,调查人的心情真可以用喜出望外来形容。衣袋里果然有一厚叠照片,多是拍的蜂箱和蜂群,只有一张是放蜂人的,那人正在取蜜,戴着防蜂蜇的面罩,模样不太清晰。但蜂箱上提供了宝贵的信息,上面有红漆写的地址:浙江宁海桥头。

调查进行到这儿可以说是峰回路转。老刑侦人员常有这样的经历:看似容易查证的线索会突然中断,看似山穷水尽时却突然蹦出一条线索。三天后,调查人已经来到冀中平原,坐在这位放蜂人的帐篷里,四周是无边无际的油菜花,闪烁着耀眼的金黄。至于寻找此人的方法,说穿了很简单。他们知道这些到处追逐花期的放蜂人一般都不自备汽车,而是把蜂箱交火车或汽车运输。于是,他们在本市联运处查到了浙江宁海桥头张树林在15天前所填的货运单据,便循迹追来了。

不过见面之后比较失望。至少,按中国电影导演的选人标准,这位张树林绝对不是反派角色。他是个矮胖子,面色黑红,说话中气很足,非常豪爽健谈。可能是因为放蜂生活太孤单了,他对两位不速之客十分热情,逼着客人一缸一缸地喝他的蜂糖水,弄得调查人老出外方便。帐篷里非常简陋,活脱一个21世纪的中国吉普赛。一只行军床上堆着没有叠起的毛毯,饭锅是用三块石头支在地上,摔痕斑斑的茶缸上保留着“农业学大寨”的红字。他的唯一同伴是他的小儿子,一个非常腼腆的孩子,他向调查人问声好,就躲到外边去了。

放蜂人的记忆力极好,20天前的往事像是照了相似的,记得纤毫不差。一看到那叠照片他就说没错,是有这么个人找过我几次,姓林,三十一二岁,读书人模样,穿着淡青色的风衣和银灰色毛衣,骑一辆嘉陵摩托,车牌号是京E00120。“我们俩对脾气,谈得拢!聊得痛快!”

问他究竟谈了什么,他说都是有关蜜蜂生活习性的,便滔滔不绝地说下去。调查人接受了这番速成教育,离开时已经变成半个蜜蜂专家了。老张说:蜜蜂靠跳8字舞来指示蜜源,8字的中轴方向表示蜜源相对太阳的角度;蜜蜂中的雄蜂很可怜,交配后就被逐出蜂巢饿死,因为蜂群里不养“废人”;养蜂人取蜜不可过头,否则冬天再往蜂箱里补加蜂蜜时,它们知道这不是它们采的,就会随意糟蹋;蜂群大了,工蜂会自动用蜂蜡在蜂巢下方搭三四个新王台,这时怪事就来了!勤勉温顺的工蜂突然变得十分焦躁,它们不再给蜂王喂食,并成群结队地围着它,逼它到王台中产卵,王台中的幼虫就是以后的新蜂王。新王快出生时,有差不多一半的工蜂跟着旧王飞出蜂箱,在附近的树上抱成团,这时放蜂人就要布置诱箱,否则它们会飞走变成野蜂。进入新箱的蜜蜂从此彻底忘了旧巢,即使因某种原因找不到新巢,宁愿在外边冻死饿死也决不回旧巢,就像是它们的记忆回路在离开旧巢时卡查一下子给剪断了!这时旧巢中正热闹呢,新王爬出王台后,第一件事就是寻找其他王台,把它咬破,工蜂会帮它把里边的幼虫咬死。不过,假如两只蜂王同时出生,工蜂们就会采取绝对中立的态度,安静地围观着这场决斗,直到其中一只被剌死,它们才一拥而上,把失败者的尸体拖到蜂箱外。“想想这些小生灵真是透着灵气,不说别的,你说分群时是谁负责点数?那么大的数可不好点呐,它们又没有十个指头。”

林达与放蜂人并肩立在如雪的杏花里,白色的蜂箱一字儿排在地头,黄褐相间的小生灵在他们周围轻盈地飞舞。它们有自己的社会,有自己的数学和化学,有自己的道德、法律和信仰,有自己的语言和社交礼仪。一只孤蜂不能算是一个生命,它绝不可能在自然界存活下去。但蜂群达到一定数量后,就产生一种整体智力。所以,称它们为“蜂群”不是一个贴切的描述,应该说它们是一个叫作“大蜜蜂”的生物,而单个蜜蜂只能算作它的一个细胞。智力在这儿产生突跃,整体大于个体之和。林达对着养蜂人礼拜,林达对着蜂群自言自语,他说这些小生灵可以让我们彻悟宇宙之大道。他认真地追问老张,蜂群“分群”的临界数量是多少,但他又反过来说,精确数值是没有意义的,只要大略了解有这么一个“数量级”就行。放蜂的老张弄不明白这些话。

调查人员第二次听到“临界数量”这个词。这个词听起来有点神秘,也多少带点危险性(他们都知道核弹爆炸就有一个临界质量)。但他们针对这个词的追问得不到放蜂人的响应。老张只是夹七夹八地扯一些题外话,他指着那张带面罩的照片说,这张照片是林先生特意给我照的,林先生说要寄到我家,不知道寄了没有。“本来不是取蜜期,他非要我带上防蜂罩为他表演。他说我带上它像是带上皇冠,说我是蜜蜂的神,蜜蜂的上帝。这个林先生不脱孩子气,尽说一些傻话。”

调查人很敏锐,从这句平常话中联想到苏小姐说的“神经失常”,便调头紧追下去。老张后悔说了这句话──他不想对外人讲说林先生的“缺点”。在再三追问下他才勉强说,对,林先生的确说过一些傻话。他说过,老张你“干涉”了蜜蜂的生活--你带它们到处迁徙寻找蜜源,你剥夺了它们很大一部分劳动成果供人类享用,你帮它们分群繁殖,如此等等。但蜜蜂们能察觉这种“神的干涉”吗?当然这肯定超出它们的智力范围,但它们能不能依据仅有的低等智力“感觉”到某种迹象?比如,它们是否能感觉到比野蜂少了某种自由?比如,当养蜂人在冬天为缺粮的蜂群补充蜂蜜时,它们是否会意识到有一只仁慈的“上帝之手”?它们糟蹋外来的蜂蜜,是否是一种孩子式的赌气?“林先生把我给逗笑了,我说它再聪明也是虫蚁呀,它们咋能知道这些。我看它们活得满惬意的。不过,”他认真地辩解着,“林先生绝不是脑子有问题,他是爱蜂爱痴了,钻到牛角尖里了。”

调查人对谈话结果很失望,这条意外得来的线索等于是断了。他们曾把最大的疑点集中在“养蜂人”身上,但是现在呢,即使再多疑的人也会断定,这位豪爽健谈的张树林绝不是阴谋中人。两人临告辞时对老张透露了林先生的不幸,放蜂人惊定之后涕泪滂沱,连声哽咽着“好人不长寿,好人不长寿哇。”

调查人又到了北大附中,林达的最后一次社会活动是来这里对学生作了一场报告。当时负责接待的教导处陈主任困惑地说,这次报告是林达主动来校联系的,也不收费。这种毛遂自荐的事学校是第一次碰上,对林达又不熟悉,原想婉言谢绝的,但看了那张中国科学院的工作证,就答应了。至于报告的实际效果,陈主任开玩笑说“不好说,反正不会提高这次期中考试的成绩”。

他们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喊来了5个听过报告的学生,两男三女,拘谨地坐在教导处的木椅上。这是学校晚自习时间,一排排教室静寂无声,窗户向外泻出雪亮的灯光,光怪陆离的霓虹灯在远处的夜空中闪亮。学生们的回答不太一致,有人说林先生的报告不错,有人说印象不深,但一个戴眼镜女生的回答比较不同:

“深刻,他的报告非常深刻,”她认真地说,“不过并不是太新的东西。他大致是在阐述一种新近流行的哲学观点:整体论。我恰好读过有关整体论的一两本英文原著。”

这个女孩个子瘦小,尖下巴,大眼睛,削肩膀,满脸稚气未脱,无论年龄还是个头显然比其他人小了一套。陈主任低声说,你别看她其貌不扬,她是全市有名的小天才,已经跳了两级,成绩一直是拔尖的,英文程度最棒。调查人请其他同学回教室,他们想,与女孩单独谈话可能效果更好些。果然,小女孩没有了拘谨,两眼闪亮地追忆道:

什么是整体论?林先生举例说,单个蜜蜂的智力极为有限,像蜂群中那些复杂的道德准则啦,复杂的习俗啦,复杂的建筑蓝图啦,都不可能存在于任何一只蜜蜂的脑中。但千万只蜜蜂聚合成蜂群后,这些东西就自然而然地产生出来──为什么如此?不知道。人类只是看到了这种突跃的外部迹象,但对突跃的深层机理毫无所知。又比如,人的大脑是由140亿个神经元组成,单个神经元的构造和功能很简单,不过是根据外来的刺激产生一个冲动。那么哪个神经元代表“我”?都不代表,只有足够的神经元以一定的时空序列组合在一起,才会产生“窝石”……

调查人又听到“窝石”这个词,他们忙摆摆手,笑着请她稍停一下。小姑娘,请问什么是窝石?我们在调查中已经听过这个词,不会是肾结石之类的东西吧,从没听过脑中也会产生结石。

小女孩侧过脸看看他们,有笑意在目光中跳动。她忍住笑意耐心地说,“我识”就是“我的意识”,就是意识到一个独立于自然的“我”。人类婴儿不到1岁就能产生“我识”,但电脑则不行,即使是战胜卡斯帕罗夫的“深蓝”,它也不会有“我”的成就感。“这是说数字电脑的情形,自从光脑、量子电脑、生物元件电脑这类模拟式电脑问世以来,情况已经有了变化。林先生在报告中也提到了‘标准人脑’和‘临界数量’……”

调查人员相对苦笑,心想这小女孩怕是在用外星语言谈话!他们再次请她稍停,解释一下什么是“标准人脑”,这个名词听上去带点凶杀的味道。女孩简单地说,这只是一个度量单位啦,就像天文距离的度量可以使用光年、秒差距、地球天文单位一样。过去,数字电脑的能力是用一些精确的参数来描述,像存储容量(比特)、浮点运算速度(次/每秒)等。对于模拟电脑这种方式已不尽适合,有人新近提出用人脑的标准智力作参照单位。这种计算方法还没有严格化,比如对世界电脑网络总容量的计算,有人估算是100亿标准人脑,有人则估算为10000亿,相差悬殊。“不过林先生有一个非常精辟的观点,他说,精确数值是没有意义的,不管是多少,反正目前的网络容量早已超过临界数量,从而引发智力暴涨,暴涨后的电脑智力已经不是我们所能理解的层面……”

调查人员很有礼貌地打断她的话,说很感谢她的帮忙,但是不能再耽误她的学习时间了,再见。然后苦笑着离开学校。

他们还询问了死者的祖父祖母(林达的父母不在本地)。按采访时间顺序来说他们是排在第三位,但调查报告中却放到最后叙述,这可能是一种暗示--暗示写报告者已倾向于接受林达祖父对死因的分析。那天他们到林老家中时,客厅里坐满了人,一色是60岁以上的老太太,头上顶着白色手巾,都在极虔诚极投入地哼哼着。林老急忙把两人让进他的书房,多少带点难为情地解释道,这都是妻子的教友,她们在为死者祷告。林老说,他和妻子留学英伦时都曾皈依天主,解放后改变了信仰,但退休后老伴又把年轻时的信仰接续上了。“人各有志,我没有劝她,我觉得在精神上有所寄托未尝不是件好事。可惜妻子所接触的老太太们都只有‘低层次’的信仰,她们不是追求精神上的净化,而是执迷地相信上主会显示神迹,这未免把宗教信仰庸俗化了。说实话,我没想到我的老伴能和这些老太太们搞到一起。”

他对爱孙的不幸十分痛心,因为他知道孙子是一个天才,知道他一直在构筑一种代号“天耳”的宏大体系,用以探索超智力,探索不同智力层面间交流的可能性。但在谈到林达的死因时,林老肯定地说是自杀,这点不用怀疑,你们不必为它耗费精力了。因为林达死前来过一次电话,很突兀地谈了宗教信仰问题,“可惜我们没听出他的情绪暗流,我们真悔呀。”

林老说,近两年他老伴一直在向孙子灌输宗教信仰,常向他塞一些印刷粗糙的小册子。不过她的努力一直毫无成效,看得出来,孙儿只是囿于礼貌才没有当面反驳奶奶。但在那次奇怪的电话中林达突兀地宣布,他已经树立了三点信仰:1、上帝是存在的;2、上帝将会善意地干涉人类的进程,但这种干涉肯定是不露形迹的;3、人类的分散型智力永远不能理解上帝的高层面的思维。“我不知道他为什么突然获得了宗教的感悟,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讲给我听,而不是他奶奶。”林老缓缓地摇着头,苦涩地说,“我不赞成他信教,但我觉得这三个观点倒是可以接受的,它实际上正符合西方国家开明放达的现代宗教观。不过孙子当时的情绪相当奇怪,似乎很焦灼,很苦恼。他在电话里粗鲁地说,正因为我确定了上帝的存在,我才受不了他妈的这个鬼上帝。我不能忍受有一双冥冥在上的眼睛看着我吃喝拉撒睡,就像我们研究猴子的取食行为和性行为一样。尤其不能忍受的是,我们穷尽智力对科学的探索,在他看来不过是耗子钻迷宫,是低级智能可怜的瞎撞乱碰。这样的人生还有什么意义!我和妻子当然尽力劝慰一番,可惜我们没听出他的情绪暗流,我们真悔呀。”林老摇着白发苍苍的头颅,悲凉地重复着。

调查人怀疑地问,他真的会仅仅为这种异想天开而自杀?林老说会的,他会的,我们了解他的性格。林老自嘲地苦笑道,这正是林家的家风,我们对于精神的需求往往甚于对世俗生活的需求--可惜我见事迟了一步,没能劝转他。调查人告别他下楼,看见他妻子在门口同十几位教友们话别,教友们严肃地说,上帝会听到我们的祷告,一定会的,达儿一定会升入天堂。两人扭头看看林先生,林先生轻轻摇摇头,眸子中是莫名的悲哀。

那个星期六晚上,戴眼镜的小女孩做完作业,迫不及待地趴到电脑屏幕前。那是父母刚为她购置的光脑。一根缆线把她并入网络,并入无穷、无限和无涯。光缆就像是一条漫长的、狭窄的、绝对黑暗的隧道,她永远不可能穿越它,永远不可能尽睹隧道后的大千世界。她在屏幕上看到的,只是“网络”愿意向她开放的、她的智力能够理解的东西。但她仍在狂热地探索着,以期能看到隧道中偶然一现的闪光。林达在台上盯着她,林达盯着每一个年青的听众,他的目光忧郁而平静。这会儿没人知道他即将去拜访死神,以后恐怕也没人理解他这次报告的动机。林达想起了创立“群论”的那位年青的法国数学家伽罗瓦,他一生坎坷,关于群论的论文多次被法国科学院退稿──那时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人能理解它。后来爱上一个不爱他的女人,为此在一场决斗中送命。他在决斗前夜通霄未眠,急急地写出群论的要点。至今,在那些珍贵的草稿上,还能触摸到他死前的焦灼。草稿的空白处了草地写着:来不及了,没有时间了。来不及了,没有时间了。

他为什么在死前还念念不忘他的理论?也许只有他和林达能互相理解。

林达说,蜜蜂早就具备了向高等文明进化的三个条件:群居生活、劳动和语言(形体语言)。相比人类,它们甚至还有一个远为有利的条件:时间。至少在6000万年前,它们已经建立了有效的蜜蜂社会。但蜜蜂的进化早就终结了,终结于一个很低的层面上(相对于人类文明而言)。为什么?生物学家说,只有一个原因,它们的脑容量太小,它们没有具备向高等智力发展的物质基础。如此说来,我们真该为自己1400克的大脑庆幸──可是孩子们啊,你们想没想过,1400克的大脑很可能也有它的极限?人类智力也可能终结于某个高度?

没有人向女孩转述过林达的遗言:不要唤醒蜜蜂。不过,即使转达过,她也可以不加理会的,因为她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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