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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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记忆误差的例子我待会再说，我现在继续说说自己的“文革”往事。在那个压抑并且摧残人性的时代里，我目睹了很多不幸，经常有同学的父亲或者母亲突然被打倒了，有的被关押起来，有的被批斗游街，这些同学背着书包来到学校时都是低头不语的模样，然而没过多久，他们就忘记了发生在昨天的父母的不幸，汇入操场上我们的嬉闹之中。有一个同学的遭遇我至今历历在目，我忘记了他父亲是因为什么罪名被打倒的，在经历了日复一日的批斗游街和羞辱殴打之后，这位父亲决定离开人世。我在他临死那天的黄昏见到了他，他从街上走过来，右手搂着他的儿子，脸上留下被殴打过的瘀青，他微笑着和儿子说话，他儿子正在吃着什么，显然是父亲刚刚给他买的，他们与我迎面而过，他的儿子，也就是我的同学正沉浸在自己的美味里，没有看见我。第二天这个同学哭泣着来到了学校，我们才知道他父亲在深夜时分，趁着家人睡着时悄悄出门，投井自杀了。这一天他一直在哭泣，无声的哭泣。那时候女同学热衷玩跳绳，男同学热衷打乒乓球，不是在正式的乒乓球桌上打球，只是一个长桌子，中间用砖排成球网，男同学们在长桌子的两端排成长队，每人只能打一个球，输了的下去，赢了的继续打球。我们向着这个哭泣的同学喊叫，要他也来排队打球。他走了过来，排队时仍在哭泣，轮到他打球时不哭了，他赢下一球，又赢下一球后，我们听到了他的笑声。

生活是那么的强大，它时常在悲伤里剪辑出欢乐来。这就是我为什么喜爱《爸爸出差时》，因为库斯图里卡剪辑出了生活里最为强大的部分，然后以平凡的面貌呈现出来。我记得有两场戏，一场戏是梅沙和妻子激烈吵架，似乎家庭就要破裂了，如果我没有记错，库斯图里卡给大儿子一个流泪的特写，极其感人的特写，接下去的一场戏是一家人并排坐在床上快乐地唱歌，坐在中间的梅沙拉着手风琴。我在没有中文字幕的版本里看到这连接的两场戏时深受触动，后来在有中文字幕的版本里看到时再次深受触动。我一直在想，只有对生活有着非凡洞察力的导演，才能让生活呈现出非凡的表现力。还有一场戏，妻子带着儿子坐火车前去监狱看望丈夫梅沙，晚上入睡之时，给经常梦游的小儿子马力克脚上系上绳子，绳子另一头挂着一只铃，这样马力克一下床他们就能听到铃声。夫妻久别重逢，欲火燃烧，用中国的俗话说就是干柴遇上烈火，梅沙把水龙头打开，让水声来掩盖他们接下去做爱的声响，可是他们刚刚进入热身阶段，马力克就来捣乱了，动动脚让铃声响起来，他们只好起身去看看儿子，当妻子终于让马力克入睡，回来时看到丈夫梅沙已经睡着了，好比干柴看到烈火睡着了。库斯图里卡没有在电影里着力表现梅沙在监狱里繁重的体力劳动和来自精神上的压力，他的睡着已经说明了这一切。当然这场戏所表现出来的远不止这个，我意识到用文字复述库斯图里卡的电影是多么无趣的工作，我硬着头皮讲述是为了接下来说一下我所理解的“生活的强大”。生活的强大是如何在艺术作品中表现出来的？不是庞然大物招摇过市，而是在微小之处脱颖而出。

我有机会说说另一个记忆误差的例子了。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这本书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就被翻译成中文出版了，当时中国还没有加入《伯尔尼公约》，所以是一本没有版权的出版物，后来没再重印。二〇一二年终于正式出版，出版商邀请我参加这部小说的读者见面会，我根据二十多年前的阅读记忆，向中国年轻一代读者讲述了这部小说里的一个细节。

我说马尔克斯用沉着冷静的笔调描写了阿里萨和达萨年轻时期的爱情，读者阅读的时候却是热血沸腾，两个年轻人爱到宁愿死去也不愿意分开，可是小说开始我们就知道他们的爱情会中途夭折，他们是怎么分开的？达萨的父亲威胁阿里萨要杀了他，阿里萨却骄傲地说没有比为爱情而死更光荣的事了，父亲只好带着达萨远走他乡，可是仍然阻止不了他们之间联系，这位父亲用电报把行程告诉了亲戚，行程被泄露了出去，作为电报员的阿里萨把各地的电报员联络到一起，于是一份份爱情的电报来到两个年轻人的手上。差不多过了三年，父亲觉得达萨已经忘记阿里萨了，决定回家。马尔克斯的描写将他们的爱情推向了巨大的高潮，当读者觉得他们已经不可能分开时，马尔克斯用微小的方式将他们分开了：回家的达萨和女仆去市场采购，阿里萨看见了她，尾随其后，马尔克斯用几页纸来描写这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当市场里的男人们用色眯眯的眼睛盯着美丽的达萨时，阿里萨因此脸部扭曲了，这时达萨刚好回头看见了阿里萨的可怕表情，心想天哪，三年来日夜思念的竟然是这样一个男人。马尔克斯这么轻轻一笔就推翻了强大的爱情。

我说完以后，一位同样应邀参加读者见面会的西班牙语文学专家，我的一个老朋友，他熟悉马尔克斯的作品，笑着对我说，你说的这个细节是你的《霍乱时期的爱情》，不是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

确实如此，正确的应该是达萨走进了“代笔人门廊”，那是一个充斥着淫秽明信片、春药和避孕套的藏污纳垢的地方，这不是体面小姐该去的地方，达萨不知道这些，她是为了躲避中午的烈日才走了进去，阿里萨紧随其后，她兴高采烈地走在门廊里，买了这个又买那个，她听到了阿里萨的声音，阿里萨说这不是你这样的女神该来的地方。达萨回头看到阿里萨冰冷的眼睛、紫青的脸色和僵硬的双唇，这是被爱情震撼之后的恐惧表情，达萨却因此掉入了失望的深渊，那一刻她突然感到此前铭心刻骨般的爱只是对自己撒了一个弥天大谎。当阿里萨笑了笑想和她走在一起时，她阻止了他，说忘了吧。

我的记忆总是出现误差，没有关系，就如我在前面所说的，一部伟大的作品后面存在着千万部作品，这千万部作品就是由各自不同的误差生产出来的。我在这里讲述《爸爸出差时》也同样如此，我有近二十年没再看过这部电影了，录像带版早就还给了那位中国导演，VCD版也已经没有机器可以播放，可是我还想再说说《爸爸出差时》。

我十分迷恋胖乎乎的马力克的梦游情景，我觉得这孩子走在神行走的路上，那条狗的突然入画可谓神来之笔。艺术家经常会为神来之笔倍感骄傲，觉得自己有多么了不起。当然他们有理由骄傲，但是我更愿意相信这是一种恩赐，是对才华和辛勤创作的恩赐。

亲爱的库斯图里卡，请你不要告诉我这条狗是你拍摄前让道具组找来的，即使你这么说，我仍然认为这条狗是意外入画，因为我现在所说的不是二十多年前那位中国导演从欧洲某个城市带到北京的《爸爸出差时》，这是我用近二十年的记忆存储之后从北京带到贝尔格莱德的《爸爸出差时》。

2017年6月10日 贝尔格莱德

我们与他们

在首尔国际文学论坛事务局拟定的几个题目里，我选择了“我们与他们”。论坛事务局将此界定为不同阶级、不同种族、不同集团、不同制度……之间的关系。我选择这个题目是因为这两者的关系可以是对立的，可以是互补的，也可以是转换的。

我是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我们与他们在那个时代是简单清晰的对立关系，我们是无产阶级，他们是资产阶级，或者我们是社会主义，他们是资本主义。前者是指国内对立关系，后者是指国际对立关系。

我先来谈谈国际的，我在成长的岁月里对资本主义有着刻骨仇恨，其实我根本不知道资本主义长什么模样，我的仇恨完全是当时的教育培养出来的。美国是资本主义世界的老大，所以对美国的仇恨也是最为强烈的。当时的一句口号“打倒美帝国主义”可以在每天出版的报纸上看到，而且遍布中国城镇乡村的水泥墙、砖墙和土墙。当然我们知道要打倒的是美国的统治阶级，美国人民是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宣传天天说美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我对水深火热的理解就是美国人民一个个都是皮包骨头破衣烂衫的样子，这样的理解可能是基于自身的生活经验，我当时身边的人一个个都是瘦子，衣服上打着补丁。总之中国与美国，我们与他们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恨。所以在我刚刚进入十二岁的某一天，突然在报纸的头版看到毛泽东和尼克松友好握手的大幅照片时万分惊讶，我们与他们就这样握手了？此前我认为毛泽东见到尼克松时会一把掐死他。

当时中国国内的对立关系就是报纸上广播里天天讲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其实那时候没有资产阶级了，资产阶级只是一个虚构，所谓的资产阶级也就是一九四九年以前的地主和资本家，这些前地主前资本家被剥夺财产之后一次又一次地被批斗，他们战战兢兢，他们的子女夹着尾巴做人，他们是真正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我最初看到这些让我感到资产阶级的生活是多么悲惨，我庆幸自己属于无产阶级，属于我们，不是属于他们。毛泽东去世之后，中国迎来了邓小平时代，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政治第一的社会摇身一变成为金钱至上的社会，价值观似乎颠倒了过来，有钱意味着成功，意味着拥有社会地位，意味着受人尊敬，即使没有获得尊敬，也会获得羡慕。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少数的我们成为他们，大多数的我们梦想成为他们，还有不少的我们在仇恨他们的情绪里希望成为他们。

我们与他们，就是中国的一句老话：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其实世间万物皆如此，我在写作这篇发言稿的时候，北京正在雾霾里，我看到窗外的一幢幢楼房像是一群高矮胖瘦不一的游击队员站在那里。这让我想起了冬天里的风雨。过去的冬天，风雨是可憎的，是寒冷中的寒冷。现在的冬天，风雨是可爱的，可以拨开雾霾见北京，可以呼吸清新一些的空气。

我们与他们，对立或转换，还有互补，可以说是无处不在，文学的写作也不会例外。

这么多年来，一直有人问我：“写作的时候是如何考虑广大读者的？”这个问题只是假设，实际上难以成立。如果一个作家写作时只是面对一个或者几个读者，作家又十分熟悉这几个读者，也许还能在写作时考虑读者；但是当写作面对的是几万几十万几百万的读者时，作家写作时是无法去考虑读者的，这些读者千差万别，作家无法知道他们要什么，而且不断变化，可能昨天欣赏你的写作，今天不欣赏了；或者今天不欣赏你，明天回过头来又欣赏了。中国有句成语叫众口难调，再好的厨师做出来的菜也无法满足所有食客的舌尖，即使感到满足的食客，吃腻了又不满足了。

作家可以为一个读者写作，只能是一个，就是作家自己，这就是我们与他们的关系。如果把写作设定成我们，把阅读设定成他们，那么写作的过程就是一个对立、转换和互补的过程。所有的作家同时也是读者，或者说首先是读者，大量阅读获得的感受会成为叙述标准进入写作之中，所以作家写作时拥有作者和读者的双重身份，作者的身份是让叙述往前推进，其间感到这个段落有问题、这句话没写好、这个词汇不准确时，这是读者的身份发言了。可以这么说，写作时作者的身份负责叙述前进，读者的身份负责叙述前进时的分寸。这就是写作中的我们与他们，有时候一帆风顺，我们及时做出了修改，他们及时表示了满意；有时候僵持不下，我们认为没有问题，他们认为问题很大，或者我们修改了一次又一次，他们还是不满意，我们不耐烦了。这时候怎么办？最好的办法就是休息几天再回来看看。就像政治家们因为国家的核心利益僵持不下时常用的办法：搁置争议，让下一代来处理，相信下一代比我们更有智慧。休息几天确实很有效果，我们与他们往往很快就能达成一致，不是我们承认确实没写好，就是他们承认胡搅蛮缠了，然后我们继续推进叙述，他们继续把握叙述的分寸。有时候会有斗争，这样的时候好像不多，但是我们与他们一旦有了斗争，就很可能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有点像“文革”时期的中国和美国的斗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当然不管斗争如何激烈，到头来还是像毛泽东和尼克松友好握手那样，我们与他们的最终结果还是握手言欢。

很多年前，我和一位厨师长聊天，他问我：“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好作家？”

我说：“要想成为一个好作家，先要成为一个好读者。”

他又问：“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好读者？”

我说：“第一，要去读伟大的作品，不要去读平庸的作品。长期读伟大作品的人，趣味和修养就会很高，写作的时候自然会用很高的标准要求自己；长期读平庸作品的人，趣味和修养也会平庸，写作时会不知不觉沉浸在平庸里。第二，所有的作品都存在缺点，包括那些伟大的作品，读的时候不要去关心作品中的缺点，应该关心优点，因为别人的缺点和你无关，别人的优点会帮助你提高自己。”

他点点头，对我说：“做厨师也一样，品尝过美味佳肴的能做出好菜。我经常派手下的厨师去其他餐馆吃饭来提高他们的厨艺，我发现总说其他餐馆的菜不好的厨师没有进步，总说其他餐馆的菜做得好的厨师进步很大。”

2017年5月23日 首尔

我与东亚

这是朴宰雨教授给的题目，这个题目很大，什么都可以讲，作为一个作家理应讲讲自己的写作，可是我讲了三十多年了，关于我的写作，关于我对文学的理解，不知道讲了有多少，堆起来不是一座大山，也是一座不大不小的山，伴随这些话喷出来的唾沫星子能把我淹个半死。我还写下了不少这样的文章，在中国先是分散发表，后是结集出版，不少了解我的读者已经熟悉我的套路，所以我开始遇到这样的情景：我在台上夸夸其谈时，有时会看到台下听众里某张陌生的脸上出现会心的笑容，我就知道刚才说的那些话，他或者她已经听过了，可能还听过不止一次，然后我就得绞尽脑汁说点新的什么出来。今天在座的各位虽然来自韩国和日本，可是你们比很多中国读者还要了解我，很可能我说了上半句你们就知道下半句，我不想看到你们脸上出现会心的笑容，当然我也不指望你们脸上会有惊讶的表情，你们无动于衷就行了。

我想起二〇〇九年法兰克福书展期间，我和一位作家朋友约好了与另外两位朋友一起吃午饭，我们两个在书展现场各有活动，我的活动先结束了，就走到他那里，坐在下面听他在台上侃侃而谈，他讲得很精彩，结束时德国听众给予热烈的掌声。我很了解他，读过不少他关于文学的文章，也和他很多次一起出席这样的活动，所以他那些深受德国读者欢迎的话在我听来都是熟悉的话。他从台上下来我们一起往外走的时候，我对他说，以后我们不能批评官员们说套话，我们的话重复说，也是套话了。

我曾经以为另一位作家朋友是个例外，我读过他关于文学的文章，也和他一起出席过文学方面的活动，这家伙有个本领，每次说出来的都是我第一次听到的，让我误以为他是一个每时每刻都在思考的人，可是他花那么多时间去看电视里的篮球、足球、网球什么的，还要花时间整理自己的小花园，他睡着的时间也比我长，他哪来那么多的新东西？后来听说他有一个诀窍，就是他有几篇演讲稿始终不发表，让读者们看不到，让我也看不到，每次演讲时根据不同的对象把那些演讲稿里的内容挑选着说，即使听过他演讲的人，也会有第一次听的感觉。前几天我遇到他时问是不是这样，他有些得意地承认了，随即有些沮丧地说以后可能不灵了，因为他的一位教授朋友要编辑一套作家谈文学的丛书，他这些压箱底的宝贝都要拿出来出版了。等着吧，过不了几年，他的铁杆读者再听他演讲时就不会觉得是第一次了。

接下来我讲些什么呢？我知道你们是想听我讲讲自己的写作，这次不讲了，下次见面时再讲，这次就讲讲我的作品在东亚的遭遇。

东亚四个国家里，朝鲜没有出版过我的书，我也没有去过那里。我有两个朋友去过朝鲜，一个回来后告诉我，朝鲜只有一个胖子，其他的都是瘦子；另一个回来后说，平壤的空气真好。现在这个时刻，全世界的目光都在注视着朝鲜，五月十四日凌晨朝鲜第七次试射弹道导弹，还有第六次核试验至今引而不发，威胁着整个东亚地区。中国的媒体渲染朝鲜有万门火炮瞄准首尔，想想有些荒诞小说的意味——在万门火炮瞄准下，我们在这里进行“余华与东亚”研讨会，这个房间也不大，一颗炮弹就能解决我们。我觉得这个时候来到首尔很有意思，可以感受战争威胁下民众的生活。刚才饭塚容教授说了，他来首尔之前，几个朋友劝他不要来，因为日本媒体和中国媒体一样也在渲染战争威胁。本来要来参加这个研讨会的一位中国教授，因为想象自己有可能魂断首尔，不来了。高玉教授比较勇敢，他来了。可是我们到了首尔，看到的是歌舞升平的景象，大街上行走的人笑呵呵的，商店里人头攒动，餐馆里的吃喝声都传到街对面的餐馆里去了。韩国的朋友告诉我，战争威胁已经有七十年了，已经喊了七十年“狼来了”。这个会议结束后，我还要参加“首尔国际文学论坛”，此后要去罗州，去韩国电力公司进行一场演讲。本来我觉得用十天时间来了解更多的韩国人如何看待朝核问题会很有意思，现在觉得也不会有什么意思了。

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在韩国和日本的汉学家里面，第一个翻译我作品的是饭塚容教授，事实上他也是世界上第一个翻译我作品的人，好像是一九九〇年的时候，我收到了他寄给我的日文杂志《现代中国小说》，里面有我的一个短篇小说《十八岁出门远行》，还有他的一封信和一张名片，那时他是助教授，现在他是大教授了。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打听到我的地址的，日本汉学家收集资料的能力是世界汉学界公认的。此后我们保持了通信联系，我记得他九十年代来北京时经常住在红十字宾馆，我们在那里有过几次愉快深入的交谈。

虽然饭塚容是第一个翻译我作品的，但是我的作品在日本的情况远不如韩国，韩国几乎出版了我全部的作品，日本只出版了七本书，而且是由四个出版社出版的。根据我的经验，作品被翻译到其他国家后出版社多的话意味着不那么成功，如果你的作品真正成功了，原来的出版社是不会放过你的，他们会一直出版你的书。我曾经开玩笑地对饭塚容说，这是你的责任。饭塚容谦虚地点头说，确实是我的责任。

当然不是饭塚容的责任，这是命运的责任，就像每个人有自己的命运一样，每本书也有自己的命运。我在日本正式出版的第一本书是《活着》，这和张艺谋的电影在日本院线上映有关，饭塚容好像只用了一个多月时间就翻译完成了。那是二〇〇二年，由角川书店出版，第一版印了八千册，几年以后才卖完，角川书店没再加印，他们本来是指望电影可以带动小说，结果并不理想，他们放弃了这本书，也放弃了我这个作者。

另一个失败的例子是《兄弟》。这本书的日文译者是泉京鹿，我其他六本书都是饭塚容翻译的。文艺春秋当时对《兄弟》寄予厚望，专门邀请我去东京做宣传，提供头等舱机票，住在东京最贵的酒店里，还在《读卖新闻》上做了大幅广告。他们花了很多钱，可是《兄弟》只售出了两万套（分上、下册），一万套单行本，一万套文库版。文艺春秋非常失望，他们期待的销售数字应该远远高于两万套。我作品的命运之舟驶入日本后在角川书店搁浅了第一次，在文艺春秋搁浅了第二次。

然后我来到了河出书房和岩波书店。我曾经希望角川书店是我在日本的出版社，此后又希望文艺春秋是，现在我希望河出书房和岩波书店是我在日本的出版社。八千册和两万册的销售对于河出书房和岩波书店来说已经很多了，他们会很满意，为何角川书店和文艺春秋不满意？原因很简单，前者希望借助电影让《活着》畅销，后者投入很多宣传费用希望《兄弟》畅销，结果都没有畅销，期望越高失望就越大。我知道这不是《活着》和《兄弟》的命运，它们应该是自由成长的命运，不应该是拔苗助长的命运。《活着》最早在中国出版时只印了两万册，几年都没卖完，一九九八年以后突然受欢迎了，现在总的销售量超过七百万册了。《活着》英文版二〇〇三年出版时，美国兰登书屋的编辑认为能售出五千册就很好了，结果超过了五万册。法国的Actes Sud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开始出版我的书，一本又一本，一直销售不好，直到二〇〇八年《兄弟》的畅销，把此前的书也带动起来。美国兰登书屋和法国Actes Sud都不指望电影什么的来带动书的销售，也不花钱做宣传，所以他们对我很满意。

我的书在韩国也是自由成长的命运。在此我要感谢白元淡教授，一九九七年她把我的《活着》带到了韩国，带到了绿林出版社。还有崔容晚先生，他翻译了《许三观卖血记》、《在细雨中呼喊》和《兄弟》等。还有李旭渊教授，还有金泰成，还有其他译者，有的我认识，有的我不认识，我后来在韩国出版的书都是绿林出版社和文学村庄出版社找的译者。

我的作品刚开始并不受欢迎，一九九九年的时候白元淡代表韩国民族文学作家会议邀请我访问韩国，当时有不少采访，有些采访是光明正大做的，有些采访是偷偷摸摸做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白元淡是左派，她不允许右派媒体采访我。比如《朝鲜日报》，白元淡讨厌这家在韩国影响力最大的报纸，可出版社才不管什么左派右派，给我安排了采访，但被白元淡挡了回去。然后呢，我们躲着白元淡，做贼似的把采访做完了。白元淡看到《朝鲜日报》上刊出的采访后对我说，你这个人有问题。然后她又说，《朝鲜日报》影响大，这样也不错。

当时韩国民族文学作家会议还邀请了一位越南作家和一位法国作家，越南作家很朴实，我们成了朋友。那位法国作家很傲慢，言行举止全是有钱人的派头。我们参加这个会议是有钱的，多少已经忘了，当时主持这个会议的是韩国著名诗人金正焕，他把应该给法国作家的钱分给了我和越南作家，金正焕说这个法国作家很有钱，不需要钱了。我记得法国作家演讲时迟到，有人焦急，主持会议的金正焕却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晃来晃去和人聊天，焦急的那个人问金正焕，法国作家要是不来了怎么办？金正焕说，她爱来不来。那位法国作家迟到了半个小时，她把法国驻韩国大使带来了，结果下面没有听众，韩国民族文学作家会议的几个工作人员就坐到下面去充数。

我演讲的时候下面坐满了人（会议室不大），全是白元淡的学生。白元淡是一位独裁教授，她命令所有的学生必须来听我演讲，不来的不准毕业，还让两个学生拿着花名册站在门口点名登记。

我那次在韩国住了十五天，去了不少地方，离开时，绿林出版社的金惠景社长和我告别拥抱时说，有这么多的采访发表了，你的书还是卖不出去。

我回到中国两年以后，来自绿林出版社的信息是《许三观卖血记》突然受到韩国读者的欢迎了，其他的书也开始慢慢受欢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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