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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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来看看文学翻译另一个方向的往事，也就是由东向西的往事。我们应该谦虚地承认，中国迈向欧洲的步伐稍逊一筹。根据学者考证，最早在中国发表的欧洲翻译小说应该是一八七二年四月十五日至十八日之间，在《申报》上刊载了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的第一部分译文。而作为完整的长篇翻译小说正式出版的是《昕夕闲谈》，一八七五年申报馆的铅印单行本，编入“申报馆丛书”第七十三种。作者署名是：西国名士撰成。

可是在中国，人们普遍以为第一部来自欧洲的翻译小说是法国小仲马的《茶花女》，由林纾翻译，书名为《巴黎茶花女遗事》，发表于一八九七年——比申报馆出版的《昕夕闲谈》晚了二十二年。可能是巴黎茶花女的遗事比《昕夕闲谈》更受读者青睐，所以《昕夕闲谈》失去了老大的位置。

有意思的是，被称为中国第一位翻译家的林纾，根本不懂外文。林纾是依靠留法归来的王寿昌的讲述，可以说是翻译了，也可以说是创作了《茶花女》。

虽然比起欧洲的文学翻译，中国的起步稍逊一筹。但是中国后来居上，尤其是“文革”结束以后，欧洲国家的文学可以说是浪涛似的涌进中国，十九世纪的欧洲文学和更早的歌德、莎士比亚、蒙田等人的著作刚刚在中国的书店里大规模出现，二十世纪的欧洲现代主义文学已经席卷而来。今天，与我同龄的欧洲作家的著作在中国也是琳琅满目。

然后，有关文学翻译是否能够准确传达原著精神的讨论也在中国展开。三十年来，我经常听到类似的议论。事实上，不懂法语的林纾和精通法语的王寿昌之间的合作，早在十九世纪末，就已经向中国的读者挑明了文学翻译中的一个事实：翻译就是两种或者两种以上语言的合作。这意味着文学的翻译，就是不同时代的合作，不同文化的合作，还有不同人生经历的合作。也许正因为此，有关具体的翻译作品的质疑之声，总是不绝于耳。当文学翻译从襁褓里的婴儿成长为一个巨人之后，质疑之声也变得越来越响亮。

这么多年来，总是有人喋喋不休地强调时代的差异、文化的差异和个人生活经历的差异，如何会在翻译的过程里伤害文学作品原作的精神。我的看法恰恰相反，我认为文学之所以长盛不衰，就是得益于差异的存在。

暂时抛开文学翻译，如果单纯从文学阅读的角度来说，我说的是母语的阅读，任何一次阅读经历其实都是在补充和完善一部文学作品。我的意思是说，当一个作者完成一部文学作品之后，仅仅是出版和发表意义上的完成。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是开放的，是不可能完成的。一个又一个读者都是带着自己的文化背景、生活体验和个人感受，通过阅读来一次又一次地完成这部文学作品。简单地说，就是读者和作者之间的差异性，促成了这样的完成，文学的价值和文学的意义也在差异化的阅读中体现出来。

作为一个读者，我在阅读了某部令我欣赏的文学作品之后，有时候会和作者坐在一起，告诉作者我的阅读感受，这时候我常常会看到作者茫然的表情，因为我阅读到的，是他们在写作时从未想过的。反过来也一样，当某位读者走过来告诉我，他在我的作品中读出的某些我所不知的文学含义时，我也会惊讶，然后告诉他：“你说得非常对，可是我在写作的时候没有这样想。”

再回到文学翻译上，我承认，由于语言的不同，再加上文化的差异、时代的差异和个人生活背景之间的差异，会让一部文学作品在翻译成其他语言的过程中，丢失某些母语的特征和某些原作的特征，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不能以此作为标准，来衡量一部文学作品的翻译是否成功。一部文学作品的价值是通过整体的力量体现出来的，一部成功的翻译文学作品也应该是整体的，就像有时候作家在写作的过程中会犯上几个小错误，翻译家在翻译一部作品时也会同样犯上几个小错误，对此不必大惊小怪。因为人脑不是电脑，况且现在电脑也经常犯错误。

有些人就是喜欢做鸡蛋里面挑骨头的事，抓住几个翻译上的小问题大做文章（这些小问题也是见仁见智），先是以此批评翻译家的工作，继而大谈什么文化差异所造成的鸿沟如何难以跨越。

这些人应该想一想，即便是母语读者，也会在阅读过程中忽略一些内容和强调一些内容。没有一个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的想法感受会和作者的写作过程完全一致。就是同一个作者，几年以后重读自己的作品时，其想法和感受也可能与当初写作时有差异。因此，在文学翻译因为差异的存在让原作失去某些特征的同时，也必须看到，翻译的差异性也会让原作的另外一些部分得到强化。为什么翻译家的翻译过程会和读者的阅读过程十分相似？其根本原因就是我前面说到的文学的开放性，就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是永远不会完成的。我最后要说的是，译文会在一些地方输给原作，也会在另一些地方赢了原作。所以，好的译文应该和原作打成平局。

2009年9月27日 法兰克福

我的三个现实和梦想

我在这里讲讲三个故事，你们可以当成真的来听，也可以当成假的来听，有时候真的就是假的，有时候假的就是真的，有时候现实其实是梦想，有时候梦想其实是现实。

第一个故事，我小时候，也就是“文革”时期，那时候我们伟大中国的兄弟都在亚、非、拉，我们无私地援助他们，尤其是对非洲兄弟，无私到把我们身上的裤子脱下来寄过去给他们穿，把我们碗里的米饭倒出来寄过去给他们吃，把我们的农业专家送过去教他们种水稻，把我们的医生送过去给他们治病。我父亲是一个外科医生，他差一点去了非洲，可是这个宝贵的名额让别的医生顶了，没去成。我父亲很遗憾，我更加遗憾，我的第一个梦想由此而生，就是长大以后做一名医生去非洲，去拯救那里的一个又一个生命。我觉得这是一项伟大的事业。长大以后我确实做了一名医生，是牙医，遗憾的是没有拔过非洲兄弟的牙。然后我成了一名作家，二〇〇八年我在巴黎为《兄弟》法文版做宣传时，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一位多哥裔的女记者采访了我，采访结束后我们一起回想当年的中非友谊，她告诉我，中国的农业专家（男的）帮助他们种水稻，中国的医生（男的）给他们治病，与此同时他们大面积和多哥女人偷情，生下大面积的孩子，这位多哥裔女记者的一个表弟就是中非友谊的结晶。“文革”结束以后，中国的农业专家和医生返回中国，给多哥留下了一句谚语：中国人留下的孩子和留下的稻米一样多。

第二个故事，我在中学的时候读了《西游记》，唐僧师徒去西天取经让我浮想联翩，我希望自己是孙悟空，做不成孙悟空做唐僧也行，做不成唐僧做沙和尚也行，如果连沙和尚也做不成，那就做猪八戒吧，只要能让我去一次西天见见佛陀。我不是佛教徒，我是读了《西游记》才有了这个梦想。十年前我终于有机会去了尼泊尔，飞机在加德满都降落的那一刻，我就想着要去蓝毗尼，那是唐僧取经的终点站，释迦牟尼的故居和他创建的佛学院就在那里。在加德满都住了几天后，我们一行四人来到了蓝毗尼，我的梦想成为现实了。佛学院的遗址露出地面清晰可见，释迦牟尼的故居遗址在旁边一个大帐篷里。我们在四周虔诚地转了一圈，然后走进释迦牟尼的故居遗址，走进那个大帐篷，虔诚地绕着走过去，就在我感觉自己从未如此虔诚之时，口袋里的手机突然响了一声短信提示音，我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短信，打开手机看了看，是北京的一个陌生号码发来的招嫖短信，说有学生妹、洋妞可供挑选。

第三个故事，一九九八年六月我在意大利都灵的时候，恰好遇上耶稣的裹尸布在都灵大教堂展出，据说是每隔五十年才展出一次。这是一个盛大的仪式，欧洲各地的人，甚至是世界各地的人都纷纷赶来。我读过《圣经》，我是把《圣经》当成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读完的，我虽然不是教徒，那一天我仍然怀着虔诚和敬畏之心前往。五十年才能目睹一次，这是多少人的梦想，我置身其中，感到这也是我的梦想。都灵大学的汉学家斯坦芬妮亚教授不仅为我准备了进入的门票，还为我带上了一副望远镜。人们排着长队走进去，以相同的步伐走向耶稣的裹尸布，中间不能停顿，走到最近处，裹尸布仍然有十来米远，所以斯坦芬妮亚让我用望远镜一边看一边走。那天都灵大教堂外面挤满了摊贩们的帐篷，销售各种与耶稣有关或者无关的纪念品和商品。差不多十个月前，英国的戴安娜王妃因车祸死于法国巴黎，所以每个摊贩的帐篷都挂满了戴安娜像，显然戴安娜像正是热销商品，我是在成百上千双戴安娜的眼睛的注视下走过去，走进了大教堂。我当时的感觉是那么的奇怪，经过人类的时尚，走向了人类的受难。

2017年5月13日 南京

给你一个烟缸，然后告诉你禁止吸烟

我已经写了三十三年小说了。数学不好，我刚才掰着手指算，他们全部说完之后刚好算完，有三十三年。然后发现我对自己小说的了解，还不如纽约大学的张旭东教授。关于我的小说，张旭东说得比我更好。今天就不请他说了，欧阳江河为了今天这个活动从去年四月份就开始准备了，准备了十个小时的发言，但是你今天得说少一点，说五个小时就够了。（欧阳江河：我争取在五分钟之内说完。）

刚才你们都在谈虚构和非虚构，我的感觉是，我们这个世界是非虚构的，我们的现实是非虚构的，但是我们生存的方式其实是虚构的。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主观和客观的关系。非虚构是一种客观的存在，虚构是一种主观的表达。比如当我要写一篇散文的时候，回忆我童年的某一段生活，依靠的是什么，依靠的是我的记忆，但是记忆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有点虚构了，很多虚构的东西放进去了。假如要去写一部纪实的作品，我要到某一个地方生活一段时间，要和很多人交谈，并且做了录音，很认真地把录音整理出来。但是你采访的那个被采访者，他向你讲述的也是主观性的，他在讲述某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在表达自己的情绪、观点的时候，也有不同程度的虚构的成分在里面。所以我觉得虚构作品和非虚构作品的区别，在于你在阅读时候的感觉不一样，非虚构告诉你这是真的，那个叫小说的虚构的是编的。

刚才张旭东说到斯诺登事件，非虚构文本的优势在于它建立在一个公众所知的事件上。大家对于这个事件感兴趣，以前有一部很著名的非虚构的文本《最长的一天》，是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诺曼底登陆的，那本书我读完了，很精彩。去阅读非虚构作品的人，往往是对这个事件，或者对这个题材，对这么一个生活状态感兴趣的人才会去阅读。像我这样对斯诺登事件感兴趣的人，如果走进书店，有两张桌子，一张桌子上摆着非虚构的关于斯诺登的书，另一张桌子上摆着虚构的关于斯诺登的书，我会毫不犹豫选择那个非虚构的，很可能非虚构的写得比那个虚构的还要虚构，但是你还会去选择它，这是心理上的一种选择。

虚构作品从写作的角度来说更自由，没有那么多的限制。我也写过非虚构的，散文也算非虚构，虽然写散文时也会有虚构的成分。我的感受是写虚构的东西比写非虚构的相对来说自由度大很多。我想也可能是这个原因，为什么好的非虚构类的作品相对会少一点，是因为很多作家写着写着受不了了，觉得受到的限制太多，还不如去瞎编。

说到小说文体的问题。那是八十年代，那时候我还年轻，很好奇，对写作充满了好奇，想这个尝试一下，那个也尝试一下。那时候我写了三个流行的文体，一个是武侠小说《鲜血梅花》，一个是才子佳人小说《古典爱情》，那是中国传统的，我还写过一个侦探小说《河边的错误》，我就用这三个文体各写了一篇，那时候还没有能力写长篇小说。写长篇小说不会再去干这种戏仿的工作，觉得太亏了。中篇小说可以尝试一下，所以写了一个武侠小说，一个才子佳人小说，还有一个侦探小说。我觉得武侠和才子佳人比侦探写得好一些，我说我自己，不能跟别人比，别人写得都比我好。

我现在还是这样一个观点，一个年轻的作家，刚开始写作的时候，应该多去尝试一下不同风格的写作，这对他将来的写作会有很大的帮助。我写了那么多年以后才能理解到一点，就是文学是一条比自己的人生长得多的道路。这就好比我们应该鼓励现在的年轻人，一定要多谈恋爱，而且是上床的恋爱，然后再考虑结婚。

2016年5月11日 纽约

当年布尔加科夫写的莫斯科文联，我们一读怎么很像北京文联。关于《兄弟》，张旭东说到的“命名”是一个很专业的问题，也是被很多人疏忽的问题，你写完以后，他们会说谁不知道“文革”时的中国和今天的中国不一样，他们会这么说的，但是你在写之前没有人会这么写，就是这样。就是每一个命名其实都是和现实的一种对应关系，对于作家来说他不会随便去写，他肯定要考虑很多，就是为什么要这样写，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命名的方式，后面是有动机的。

像那个刘作家，当然他是一个县城里边的小作家，因为写了关于李光头的报道，很多地方转载以后，他拿到了很多的汇款单，钱不多，几块或者几十块钱人民币，但他很得意，在大街上挥着汇款单，说天天都有汇款单，天天都要去邮局，做一个名人真是累。

刚才张旭东一说，让我想起布尔加科夫写到的莫斯科文联里边的一个作家，得到了一次去黑海疗养一个月的机会，他见人就说我马上要去黑海疗养一个月。其实在我们中国的文学界还有其他国家的文学界，类似刘作家和那个莫斯科文联的作家的人比比皆是。我们中国还有一些作家，有一个习惯是定期要去向领导汇报一下，我最近又取得了什么成就。诸如此类的都是在刘作家这个举动后面的，代表了一大批。

还有一个时代的命名，它也是很难的，《兄弟》里面写到了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中国的八十年代是在变化，但它变化的速度让你感觉到像是小河流水一样，而九十年代你会发现像列火车，“呜”地就过去了。

所以我在想，八十年代要用什么样的东西来作为他们一个标志性的变化，这是很重要的，想来想去后觉得是西装，因为中国人从穿中山装变成穿西装就是在八十年代，服装的变化，其实也代表了中国人对生活态度的变化，以及他们思想的变化。

那个时候我们中国那些做西装的裁缝原来是做中山装的，尤其在我们小县城，小青年结婚时开始穿西装了，做中山装的那些裁缝就改成做西装，做得不是那么好。

大量日本的二手西装和韩国的二手西装——我们叫“垃圾西装”——涌进中国，我买过一套，欧阳江河也穿过。那个西装质量非常好，跟新的一样，穿在身上确实非常好。为什么我没有在小说里边写韩国的“垃圾西装”，而写的是日本的？因为韩国的“垃圾西装”胸口没有名字，日本的“垃圾西装”内的口袋上面都有他的姓，都绣在上面。当时我的日本翻译饭塚容来北京，他穿着西装，我说让我看看你西装里面的口袋，他给我看，上面绣着“饭塚”。

如果你决定写西装，你要有生动的东西来表现，可以用一种荒诞的，也可以用一种夸张的，所以有了这个名字以后，我能够写的就有很多，刘镇的男人们穿上日本的“垃圾西装”以后，得意洋洋，在街上互相问你是谁家的，我是松下家的，是吧？你是本田家的，丰田家的，汽车大王什么的。然后刘作家和赵诗人一个是拿了三岛家的，一个拿了川端家的，互相还问，你最近在写什么？我最近想写的叫“天宁寺”，哦，跟三岛由纪夫的《金阁寺》只差两个字。然后另外一个说你在写什么，我在写“我在美丽的刘镇”，跟川端康成的《我在美丽的日本》也差两个字。诸如此类，这个你很难翻译。

假如日本的“垃圾西装”没有绣着的姓氏能够让我在小说里发挥的话，我也不可能去写，虽然我觉得西装可能是一个最好的表现方式，我还是会放弃。如何去处理小说叙述里的命名不是容易的事，能否以很好的方式表达出来，这个非常重要，因为毕竟不是学术论文，它是小说，你要用生动的、有意思的方式把它表现出来。就是因为日本人西装的口袋上绣了一个姓氏——谢谢日本人——才让我能够把这个章节写完。

九十年代也面临同样的一个问题，怎么去命名？然后我就回想，那个时候我看电视换台的时候，九十年代张旭东已经来美国了，电视里边全是选美。比如一个内蒙古电视台，有两个俄罗斯人来参加就是国际选美比赛了，只要有外国人来就是国际了。斯洛伐克语版《兄弟》的翻译，他们夫妻俩当年在中国留学的时候去昆明旅游，结果昆明刚好在进行马拉松比赛，组织方看到两个老外非把他们拉进来，说你们进来以后我们就成国际比赛了。

我就写“处美人”大赛，处美人大赛的话，李光头可以选评委，评委是要给李光头交钱的，评委多的啊，有几千个评委，只要交钱就是评委，最后装不下了，拖拉机都用上了，就是因为这样有一些戏可以去写，可以深入地把它写出来，把那个时代的东西写出来，终审评委都忙着跟那些处美人睡觉，剩下的土包子初审评委坐着拖拉机投票特别认真，但那个票不知道扔哪去了。

当然中国的一些人批评说，这一段写得太恶心了，我告诉他们，我在九十年代换电视频道的时候，经常看到电视里边播的一些讲革命故事的电视剧，比如延安，或者毛泽东出来说话什么的，可是电视屏幕上弹出来的小广告都是治疗性病的，哪个哪个医院，全是这样，那时候就是在电视里边，那边是毛泽东在说话，邓小平出来，大别山什么之类的，屏幕下面全是治疗性病的广告，我们就是生活在这么一个时代里面。我不觉得这有什么粗俗的。

中国是一个很多事物混杂在一起的国家，高尚的和粗俗的东西往往在同一个事物里。我记得前些年有一个外国朋友到中国来，他进入宾馆的房间，看到茶几上放了一个烟缸，边上竖一个牌子“禁止吸烟”。这就是今天的中国，给你一个烟缸，然后告诉你禁止吸烟。

2016年5月12日 纽约

语文和文学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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