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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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七月在长春的会议上，李洱还回忆起当初我带着《活着》的手稿走进格非宿舍时的得意表情，程永新让格非给我订了华师大招待所的房间，他自己在格非的宿舍里下着军棋等我，当时李洱还没有从华师大毕业，他也是格非宿舍里下军棋的主要成员，李洱记得我走进去时向正在下军棋的他们宣布我写下了一部题为《活着》的小说，我当时对这个题目沾沾自喜。

后来我和程永新去了华师大招待所，我记得那个房间有四张床，我和程永新各占一张，我逼着程永新马上读完。程永新靠在床上读，我在另一张床上躺着等待他的反应，他中间去了几次卫生间，我听到他在里面处理鼻涕的声音，我以为他感动得哭了，结果这小子每次出来时都说自己感冒了，让我很失望。终于等到他全部读完，已经是晚上，他总算说了一句赞扬的话，说结尾的景色描写很美。我很不满意，问他难道前面写得不好？他说前面也很好。我问他什么时候把稿子给李小林看，他说明天上午就送过去。

程永新把稿子送给李小林以后，我们在格非的宿舍里下了两天军棋，我问程永新，李小林应该读完了吧？程永新说不知道，我说你去打个电话问问。我们两个人在华师大里面找了一个公用电话，那时候是傍晚了，程永新把电话打到李小林家里，谢天谢地，李小林已经读完了，我在一旁听着他们两个人用上海话交换意见，李小林先是说余华的风格变了，程永新“嗯”了两声后说这部小说比较写实。那时候是九月份，我听着李小林和程永新在电话里商量第六期就发表，而且发头条。我很高兴，发头条意味着李小林很欣赏这部小说。

我在华师大招待所又住了两天，与格非、李洱、叶开他们几个下军棋，因为到了《收获》发稿的时间，程永新忙上了，不能过来加入我们之间的军棋大战。我现在告诉一个你们不知道的事，《活着》这部小说是我自己编辑的。我在华师大下着军棋，心里却想着程永新把我的小说编好了没有，所以就一个人去了程永新家，当时他住在浦东，我敲开他家门时他刚开始编辑《活着》，手里拿着一支红笔，我对他说，把红笔给我，我自己编。就这样，我坐在程永新家里的书桌前，他站在我身后，指导我用红笔怎么处理字体的变化和段落的变化，我在他的指导下顺利完成编稿，他夸奖我说，你编得好。

《收获》在“文革”结束后复刊，是所有作家投稿时的首选，可是没有一个作家不被《收获》退过稿，我差点成为唯一没有被《收获》退稿的作家，结果程永新坏了我的好事。我在嘉兴的时候把《夏季台风》寄给他，过了十几天我给他打电话，他不在编辑部，我把电话打到他家里，他接电话时声音有气无力，说生病发烧了。我问他《夏季台风》读完了没有，他说读完了，我问他怎么样？他回答犹犹豫豫，给我感觉是他不太喜欢这部小说。那时候我刚好收到范小天的信，他在信里抱怨我忘记《钟山》了，只知道给《收获》写稿。我就让程永新把《夏季台风》退给我，我寄给了范小天，范小天给我在《钟山》上发了头条。后来我对程永新说，这是你编辑生涯里的一个失误。当然我是开玩笑，程永新发烧的时候读《夏季台风》，那时候他对女人都没兴趣了，怎么可能对台风有兴趣？那时候即使苏童的《妻妾成群》到他手上也很可能被他退了。

继续说《活着》。这部小说发表好几年以后，我有时会想，当时怎么就把第三人称换成第一人称了？可能就是一条路走不通了，换另一条路。我曾经觉得这只是写作技巧的调整，后来意识到其实也是人生态度的调整。像福贵这样的一生，从旁观者的角度去看，除了苦难就没有别的了，但是让福贵来讲述自己的故事时，他苦难的生活里充满了欢乐，他的妻子和他的孩子，他们的家庭曾经是那么的美好，虽然一个个先他而去。《活着》告诉我这样一个朴素的道理：每个人的生活是属于自己的感受，不是属于别人的看法。

我再说一个真实的故事。好多年前有一个上海首富，他是从一家馄饨店起家的，后来成了上海首富，因为诈骗等罪名被抓了进去。他在被抓之前，其实已经知道了，他在上海的公司是一幢几十层的大楼，他站在自己巨大的办公室落地窗前，看着下面工地里的建筑工人。我不认识他，告诉我这个故事的人认识他，他在被抓之前，这个人去看他。他站在窗前告诉这个人，真想自己是下面工地里的建筑工人。建筑工人虽然很辛苦，可是没有牢狱之灾在等待他们。

我们有时会在街上看到一个乞丐，你很同情他，但是并不意味着他的生活全是不幸的，他也会有属于他的幸福时刻。再看看现在的特朗普，耀武扬威，可是刚签下一条行政令就被法官判决无效，接着又深陷通俄门。我们中国人对他的评价很有意思，说特朗普被关进了制度的笼子。特朗普很威风，可是常常焦头烂额。所以我再说一遍，每个人的生活是属于自己的感受，不是属于别人的看法。

该到《许三观卖血记》了。从哪里说起呢？我年轻的时候看过海明威的一个访谈，海明威说他所有的长篇小说都是从短篇小说开始的，写着写着刹不住车就变成了长篇小说。我当时认为海明威是在扯淡，作家谈创作的那些话都是丢给你们的西瓜皮，让你们踩着以后越滑越远，还让你们摔个嘴啃泥。可是我写完《许三观卖血记》以后，发现海明威这次没有扯淡。为什么呢？因为《许三观卖血记》开始的时候也是当成短篇小说来写的，刹不住车后变成了长篇小说。

一九九四年下半年的时候，我突然想给《收获》写六个短篇小说，然后在一九九五年每期发表一篇。我先是给程永新打电话，我说你们明年给我拿出六期的版面来，程永新很高兴，以为我要在《收获》开个散文专栏，我说不是写散文，是写六个短篇小说，你一期给我发一个。程永新说我们没有这样的规矩，如果你是写散文开专栏是可以一期发一个，小说没有这样的规矩。我说那就给你们创造一个新的规矩。最后程永新说你先写着吧。然后李小林来跟我说，你给我们写六个短篇小说我们很高兴，但是能不能一期发三个，这样两期发完。我说不行，就要一期发一个。现在想想，《收获》从来不是一个刻板的杂志，以前没有过的以后可以有，还有他们一直纵容我，让我写作时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华，其实那时候我并不是很出名，准确说只是属于崭露头角的文学新人。从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出来，在《收获》那里，作家名气不重要，作品质量才重要。举个例子，当时文学杂志的稿费标准不一样，王蒙拿二十元一千字的话，我只能拿十元一千字，可《收获》不管作家的名声大小，都是千字三十元，当时他们的稿费是最高的。

《收获》一九九五年第一期发表的是《我没有自己的名字》，我自己很喜欢这个短篇。第二期是《他们的儿子》，苏童说他喜欢这个短篇。第三期就是《许三观卖血记》，到了第三期快发稿的时候，程永新给我打电话，说新短篇写得怎么样了。我说写了一万多字，好像只是一个开头，可能是中篇了。程永新说中篇好啊，那就第四期发吧。到第四期发稿时，程永新的电话又来了，说中篇写得怎么样了。我说是长篇了。程永新说长篇更好，就第五期发吧。后来是在第六期发表的。

刚才你们有人说到《第七天》，这是胡思乱想的产物。我经常胡思乱想，作为一个人这可能是缺点，但是作为一个作家，胡思乱想就是优点了。有一天我想到一个开头，觉得非常有意思。就是有一个人死了，接到殡仪馆的一个电话，说你火化迟到了。尸体火化还有迟到？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开头，几天后我就坐在桌前写了。因为我有这个构思已经很久了，《兄弟》写完以后就有了，当时我觉得只写下一本《兄弟》不够，中国社会太丰富了，之后我写过一部非虚构的书，继续表达我对中国这四十年变化的看法和感受。用非虚构的方式有一个优势，就是直截了当，不用拐弯抹角。说起来那部书是非虚构的，其实里面也有一些虚构的成分，有一些过去的事情记不清楚了，记不清楚的地方怎么办，就用虚构来过渡。写完那部非虚构的书仍然觉得不够，然后呢，当初刚刚写完《兄弟》时出现的一个愿望又变得强烈起来，我想用不多的篇幅把“文革”之后的这三十多年里发生的奇怪的事情集中起来写，我不仅想在我的写作生涯中留下一部文学作品，同时也想留下一个突出的社会文本，就像城市里的地标建筑一样，人们在寻找某一个位置时会把地标建筑当成方向来辨认，文学作品里有时候也应该有地标，这是时间的地标也是社会历史的地标，几百年以后人们回过头来，想在文学作品里寻找已经消失的某一阶段的社会历史时，会需要这样的地标。

这个构思虽然有很长时间了，但是我一直不知道从何处下手，直到二〇一三年初出现殡仪馆的那个电话，我知道可以写了，通过死者的世界来看生者的世界，我终于获得了这么一个机会，可以集中把这些东西写出来。里边写了很多人物，他们都是亡灵——写亡灵有一点不同，你不用去写他们的性格，活人你还得写出他们的不一样来，当他们都成为游魂以后，共同的命运会让他们变成同一类人。因为是在写一群游魂，所以我用十分安静的语调去叙述，只有写到生的世界时语调才稍稍活泼一些。这个小说写得比较顺利，我用七天来写七章，中国人有头七的说法，书出版后扉页上引用《圣经·创世记》开头的话，是出版社编辑加上去的，当然我是同意的，因为对于这些游魂，这七天是一个新世界开始的七天，是没有墓地的死者们的创世记。

这两三年我在国外为《第七天》做宣传时，经常有一个活动是朗诵，我就朗诵开头这一段，有几个外国的记者对我说这个开头妙极了，他们说世界文学里还没有这样的开头。最有意思的朗诵是去年五月在挪威利勒哈默尔文学节上，我和我的挪威译者勃克曼教授一起（我以前写邮件都叫他鲍克曼，几次以后他回信更正，说不是“鲍”，是“勃”，“勃起的勃”），他是奥斯陆大学研究中国历史的教授，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朋友。那天下午阳光明媚，在一片宽阔的草地上临时搭了一个舞台，旁边有餐厅和酒吧，很多人坐在草地上，边吃边喝边听我们在台上朗诵，我先朗诵开头那个章节的中文，然后勃克曼上去朗诵挪威文，我坐在他身后，这时候我才发现这片草地的对面，隔着一条小路是一个巨大的墓地，墓碑像树林一样密集，我觉得再也没有比在这个地方朗诵《第七天》更合适的了，我拿出手机给正在朗诵的勃克曼的背影拍了一张照片，把墓地也拍进去了。朗诵结束后，我把照片给勃克曼看，告诉他，你朗诵的时候，死去的听众比活着的听众还要多。

至于我最近在写什么，这个问题我经常遇到，尤其是在国外，记者们总会在最后一个问题问我能否透露一下自己正在写的小说，我说抱歉，我的小说在写完之前不愿意和别人分享。张清华昨天还问我正在写什么，我说什么都没写。我肯定是在写，但是写完之前我不会告诉别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我偶尔还会和人谈谈自己的某个构思，九十年代以后我不会和别人谈构思，也不会去听别人的构思，当然也没人跟我谈他们的构思。有一点是可以告诉你们的，就是我有几部长篇小说写了一半搁置在那里了，这个媒体上早就报道过几次了，所以我可以告诉你们。为什么会搁置？我现在杂事越来越多，比如经常出国，小说写写停停，慢慢没感觉了，然后对新的小说兴趣上来了，就去写新的，新的也是写写停停，也慢慢没感觉了，又对另一个新的有兴趣了。这是我人生里很大的缺点，这个缺点在我年轻时就找上门来了，现在还和我在一起。

一九八四年我进入文化馆，那个时候政府做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就是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民间故事、民间歌谣和民间谚语。经历了“文革”之后有很多老的民间艺人已经进入他们生命的末年了，再不去抢救的话就可能失去我们的民间文学。当时改革开放刚开始，我们的国家还很穷，但政府还是拿出钱来做了这么一件事情。我就被派去乡下搜集民间文学。那是夏天，我戴一顶草帽，穿一双拖鞋。那双拖鞋我不断换，当时乡下小旅馆里面都放着拖鞋，我是穿着自己的拖鞋下乡的，然后我“这山望着那山高”，总觉得小旅馆里的拖鞋比我的好，我住过一个小旅馆就会换一双拖鞋。先是找软的拖鞋，觉得越软越好，后来发现软的拖鞋走路会脚疼，开始找硬的拖鞋换，那个夏天我换了一双又一双的拖鞋。我这个“这山望着那山高”的缺点那时候就开始了，到了写作的时候又不断表现出来，一部长篇小说写了一半搁下，去写另一部，另一部又搁下了，再去写一部新的，还是搁下，现在它们都在我的U盘里昏迷不醒。

我二十四岁的夏天在乡下收集民间文学时住过的小旅馆，都只有十来个房间，每个房间里有四张床，大的有六张床。夏天的时候小旅馆的房间基本上都空着，那时候的旅馆是按一张床收钱的，不是按一个房间收钱。我刚下去时，睡一张床，另外几张床空着，结果床上有跳蚤，咬得我那个痒啊，我就去睡另一张，又被咬得受不了，再换一张床，还是被咬，我一个晚上把四张床上的跳蚤全给喂饱了。我意识到自己的愚蠢了，我不换床了，就在一张床上躺着——我只能喂饱一张床上的跳蚤，不能把其他几张床上的跳蚤都喂饱了。我现在准备用这个对付跳蚤的方式来对付我那几部没有完成的长篇小说，接下来的时间里，不再让新的构思诱惑我，不再“这山望着那山高”。然后呢，我就采用在一张床上躺着喂饱跳蚤的办法，对我那几部昏迷中的长篇小说做人工呼吸，一部一部来，救活一部，再去救活另一部。如同我不会在一个晚上喂饱四张床上的跳蚤，我也不会同时去给四部长篇小说做人工呼吸了。

2017年4月10日 武汉

我最初的阅读与写作

我没有新东西可说了，该说的都说过，都写过了，如果有所不同的话，也只是举的例子不同，观点已是大同小异。《阅读与写作》这个题目是一个多月前随便想的，现在看来不够确切，应该是《我最初的阅读与写作》，所以今天我就讲讲自己的阅读与写作。

我的阅读应该从头说起，不能从中间说起。我是在“文革”中长大的，一九六七年上的小学，一九七七年高中毕业，这段时间刚好是“文革”十年。那是一个没有书籍的年代，“文革”之前出版的文学作品被禁止销毁了，只留下一个鲁迅。一九七三年的夏天，那时已是“文革”后期，距离林彪事件差不多过去两年了。“文革”中关门的县图书馆重新开张，我小学毕业升初中的那个暑假，我哥哥也将从初中升到高中，我父亲给我们办了一张县图书馆的借书证。现在回忆起来，县图书馆里只有两个宽不超过一米、高只有两米的书架，里面的文学作品不超过三十本，全是一些你们现在听起来非常陌生的小说，如《牛田洋》《虹南作战史》等，都是革命与反革命斗争题材的书，十分无趣。当然也有我喜欢的书，一本是《闪闪的红星》，还有一本是《矿山风云》，这两本书是讲孩子的故事，我读它们的时候还是一个孩子，所以喜欢。当时图书馆的管理员是一位很认真的女士，每次我们把借的书还回去的时候，她都会仔细检查一下书，看看是否有损坏。有一次我们还书的时候，她发现封面上有一点很不明显的墨水痕迹，她说是我们弄上去的，事实上我们并没有弄上去。我们便和她争论起来，我哥哥脾气很暴躁，隔着窗口就给了她一拳，然后呢，她把图书馆的门一关，去派出所报案了，我们也去了派出所。她在派出所里流着眼泪哭诉，当时派出所的所长是我父亲的朋友，他劝她，别和小孩计较，她不依不饶，拿起派出所里的电话给县里宣传部打电话，接电话的是我同学的母亲，还是邻居，听说是我们两个，没说两句就把电话放下了。她坐在派出所里哭，所长向我们挥手，让我们赶紧滚蛋。这事就这么不了了之，可是我们的借书证被没收了，我们没书可读了。对我来说，这种不能读书的感觉很难受，就好像吸食了“毒品”以后没有“毒品”一样。我到处去寻找“毒品”，想去看这样或者那样的书。我父母都是医生，家里面有一个小书架，上面放着的全是医学方面的书籍，除此以外就是《毛泽东选集》。我对于医学方面的书和《毛泽东选集》都不感兴趣，只能去别的同学家里找书，他们家里的书也都是《毛泽东选集》。我实在没别的办法了，只能在医学书籍和《毛泽东选集》之间选择，我选择了《毛泽东选集》。那时候每天广播里都在播放毛泽东说的话，我已经熟悉套路了，可有一天我发现了新大陆，《毛泽东选集》里面的注解很好看，它涉及一些历史人物和事件。我非常认真地读起了《毛泽东选集》里的注解。前面我说到的图书馆里借到的革命书籍中没有人物，没有故事，情感都是英雄人物式的情感，说话方式跟现在朝鲜电视里播音员的腔调一样。当我突然发现《毛泽东选集》里的注解时，虽然里面仍然没有情感，但是它有故事、有事件、有人物，有各种各样历史人物的介绍，这让我极其入迷。当时是夏天，我们南方夏天的晚饭都是在户外吃的，我趁着吃完饭之后天还没有黑，就拿着《毛泽东选集》读，我们家的邻居看到后很感慨，夸奖我小小年纪一个孩子如此刻苦学习毛泽东思想。实际上，我是在读注解。等我把《毛泽东选集》里的注解读完了，又没有东西读了，怎么办？我就去看大字报。那个时候的大字报还是很好看的，“文革”进入了后期，大字报除了大篇幅的革命式句子外，开始有一些色情内容的描写，比如说谁和谁通奸，我就在一排排大字报里面找“通奸”这个词，然后去看这些内容，当然内容很少，也没有性描写，但是有通奸故事。当时每天放学回家路上，我都先去看看大字报有没有新的通奸故事出来，因为没有实质性的描写，看多了也没兴趣了。到了上高中的时候，能够找到一些“文革”时期的禁书，这些应该被销毁的书籍被悄悄保存下来，在“文革”后期私下流传。这些书籍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前面少了十多页，后面也少了十多页。一本书要经过很多人的手才会传到我手上，往往要在一天内看完，在我后面还有不少人排队要看。那时候的我读过几本不知道书名、不知道开头也不知道结尾的小说。不知道小说的开头还可以忍受，但是不知道小说的结尾太难受了，我到处去打听小说后面的结尾。我问别人，他们也像我一样不知道，最多比我多看一页。我记得当时看过的一本外国小说，里面有不少性描写，我看的时候心惊肉跳，一边看一边观察旁边是否有人。改革开放以后，很多“文革”前出版过的书重新出版，还有一些“文革”前没有出版的书也开始出版。我当时买了莫泊桑的《一生》，看了四分之一时发现这部小说就是当年让我心惊肉跳的那本书。

在我的记忆里，我大概看过十多本没头没尾的书，不知道故事怎么结束让我很痛苦，当时也没有一个人可以告诉我结尾是什么，我就像国际歌里面唱的那样“从来没有神仙皇帝，一切只靠我们自己”，开始自己给那些小说编结尾。我晚上睡觉前躺在床上就开始编结尾，一个一个编完之后，觉得不好就重新编，基本上我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度过了一天又一天。现在回忆起来，当我还没有成年的时候，我已经开始在训练自己的想象力，这对我以后成为一个作家有很大的帮助。所以生活不会辜负我们，只有我们会辜负生活，不管什么样的生活都会给我们带来财富。毛泽东说“好事会变成坏事，坏事会变成好事”，对我来说就是坏事变成了好事。这是我最初的阅读故事。

下面说说我最初的写作故事。我最初的写作应该是在“文革”时期，当时我们为了练字写了大字报，那时候写大字报可以向学校要纸和毛笔以及墨汁。我们写的大字报有一个套路，开头抄《人民日报》，中间抄《浙江日报》，结尾抄上海的《解放日报》，一张大字报就完成了。内容空洞无物，我们都为抄写大字报深感骄傲，老师们也对我们很欣赏，因为我们的大字报从不批评攻击某个人，都是一些空洞的口号。为什么要写大字报？那时正好出了一个黄帅事件，这个事件你们这一代不知道。事件的起因是当时黄帅上课做小动作，老师对她说：“我真想拿教鞭敲你的头。”十二岁的黄帅不服气，反驳老师，说教鞭让你用来教学生的，不是用来打学生脑袋的。那个后来倒霉的老师更生气了，发动班上的同学批判黄帅，黄帅就给《北京日报》写了一封信，信发表后被江青看到了，江青就把黄帅树立为反潮流英雄。然后全国掀起了学习黄帅的运动，反对师道尊严。那个时候的老师本来就没有现在的老师牛逼，黄帅事件一出他们全都灰溜溜了，个个夹着尾巴做人。我们学生当然扬眉吐气，“文革”时期大家本就无心上课，发生黄帅事件后我们更加不好好上课。我进入中学以后，有过三个语文老师，关系都跟我很好，因为我作文写得好。其中一个语文老师人不错，他有时候会给我一根烟抽，我也会给他一根烟抽。他是自己花钱买的烟，我是从家里偷了父亲的烟。当时我父亲抽烟不多，一天只抽三四根，买烟是一条一条的买，为了防止我和哥哥偷偷抽他的烟，我父亲每抽完一根烟会仔细数数烟盒里还有多少根，但他从来不数一条里面还剩几盒，所以我从来不在烟盒里偷，每次我都在拆开的一条里偷一盒。我哥哥在他拆开的盒里偷过一根烟被他发现了，我整盒整盒地偷他一直没有发现。当时，口袋里有香烟的我在同学中很有号召力，我身边总是围着几个人，问我有没有香烟，然后我们跑到学校围墙外面去抽烟。我和这个语文老师的关系很好，已经到了互相给烟抽的关系。黄帅事件后这个老师找到我，原因是当时作为工宣队长的学校领导很生气，批判别的老师的大字报都有了，为什么这个老师没有。所以这个老师要求我写一张批判他的大字报，我就给他写了一张。我的大字报写得不错，大部分内容都是报纸上抄来的革命句子，只是在中间点一下他的名字，说这个老师也有类似的缺点或者错误之类的，都是空洞的错误，没有实际的错误。但是我把事情做过了，把大字报贴错了地方，贴到了这个老师家门口。这个老师又找到我说，不要贴到他家门口，工宣队长没看见，他家邻居倒看见了，让他很难堪。于是我把内容重抄了一遍，贴到工宣队长的办公室门外。这是我记忆里写大字报最有意思的一次，我写的内容先在这个老师的家门口发表了一次，又在工宣队长的办公室门外转载了一次。

当我正式开始写小说时，当时中国文学界追捧一个英国诗人T.S.艾略特。我读了他的传记，他在中学毕业以前已经读过一千多部经典文学作品，他走出中学校门不需要再读文学作品，只要写文学作品就行了。我当时很羡慕他，我在中学的时候只读了十多本没头没尾的书，还有《毛泽东选集》里的注解，以及在大字报里大海捞针般的去寻找通奸小故事。当然我读过很多鲁迅的作品，从小学到中学的课本里，但是当时不喜欢鲁迅，直到一九九六年重读鲁迅，才知道他有多么了不起。我的经历告诉你们一个道理：做一个作家只要认识一些字，会写一些字就足够了，有文化的人能成为作家，没文化的人也能成为作家。作家是什么？用吉卜赛人的话来说，就是把别人的故事告诉别人，再向别人要钱的那种人。

2017年4月12日 武汉

你们的朗诵比原作精彩

谢谢大家精彩的朗诵，你们的朗诵比原作精彩，让我聆听了自己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作品，让我在一个小时里经历了自己长达三十多年的写作历程。我先说一件事，刚才收到湖北作家胡成中的信，一九九五年他在《百花园》发表了一篇散文《家徽》，被喜马拉雅电台《十点读书》栏目以我的名字播放，有一段时间了，点击率还很高，已经有七十四万五千次的播放，但这不是我的作品，是胡成中先生的作品。我觉得喜马拉雅电台不是弄错，是故意的，余华和胡成中这两个名字很难弄混，我们应该谴责这种行为，我建议胡成中先生去起诉他们，如果需要我提供证据的话，我会随时提供。今天来的路上我还在和张清华说，现在经常在微信里收到朋友发来一段我说过的什么话，起码有一半不是我说的，那种鸡汤的话让我感到羞耻。张清华教授很谦虚，他说那些冒充我的话哪怕说成是他说的，他也会感到羞耻。当然，刚才朗诵的内容全是我的作品。

武汉大学的这位博士提到我在《虚伪的作品》里写史铁生说药片可以自己从瓶子里出来，他感到疑惑，以为史铁生会魔术，他问史铁生是否向我展示过这个魔术。

《虚伪的作品》是一篇作家文论。一九八九年六月我离开北京到了石家庄，然后在正定住了一个月，贾大山在那里照顾我。很多年前他去世了。那一个月我写了不少，一个中篇小说《偶然事件》，一个短篇小说《两个人的历史》，还有就是这篇《虚伪的作品》。这篇文论是谈经验对创造力束缚的危险性和文学应该如何摆脱经验的束缚。

史铁生是我们的大哥。我们两个是多年的朋友，那时候他住在雍和宫旁的一个院子里，只有两个房间。有时候我从十里堡的鲁迅文学院出来，进城的时候会经过那里，有时想到铁生就住在附近，就去敲敲他的门。他父亲比较谨慎，因为铁生还要写作，不希望经常有人来打扰。他不像别人可以躲起来，躲到别的地方去写作，铁生只能在家里，只能靠在床上写。他父亲看到是我，就会让我进去，铁生看到我也会很高兴。有些人他是很高兴见到的，有些人他并不想见，但是只要去了他都会很友好，铁生是一个不会去拒绝别人的人。八十年代，我们都对文学有着燃烧般的热情，后来没有这样的热情了，如果说还有，也就是日照般的热情。当时我去他家，我坐在椅子里，他靠在床上，两个人聊天时，就会谈到写作的局限性。当时我被称为先锋派作家，铁生作为前辈作家是我们坚定的支持者，他非常欣赏我们的小说。当时老一代作家批评家大多对我们持有一种排斥的态度，像王蒙这样支持我们的是少数，还有汪曾祺和林斤澜几个作家，李陀不用说了，他是先锋文学第一吹鼓手。

那一次在铁生家里，我们谈到了经验对写作的束缚。我记得铁生说，为什么要拧开瓶盖之后药才能够取出来？当时铁生说了一个假设，他说如果一开始人类没有这样的思维，而是另一种思维，就是药片可以自己从瓶子里面出来，不用打开瓶盖，那么现在生活中可能就是这样。经验对于我们的局限，先是局限了我们的思维，然后局限了我们的行为。这是当时我们两个人交谈的内容，现在已是我的一段美好回忆了。铁生去世好几年了，提到这个时我感觉他好像就和当年一样坐在我对面。那天铁生没有表演，只是对我讲述。铁生不会魔术，但是他的思想会魔术。

华中师范大学的这位本科生说莫言和我分别在文章中指出威廉·福克纳对我们的影响，他说莫言认为威廉·福克纳给他一种冷静的人物感受，我认为威廉·福克纳对我写作时的心理描写产生了影响，他想知道我们两个对此有没有过交流。

我和莫言都赞扬过威廉·福克纳，也赞扬过其他作家。在鲁迅文学院的时候我和他在一个宿舍里住了两年。当时每个房间只有一个柜子，有一天发现走廊上还有一个柜子闲在那里，我们两个赶紧搬来，两个柜子被并排放在房间中央，这样房间就隔成两个区域了。他写《酒国》的时候，我正在写第一部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喊》。有时候写累了，我们俩往椅背上一靠，扭头的时候会从两个柜子中间的缝里看到对方，经常会互相看一眼，感觉很别扭。他那时候在总参文化部工作，在那里有一个宿舍，但是他不在那里住，一直住在鲁迅文学院。他有时候会去单位拿点什么，我盼望他去了就住在总参的宿舍别回来，可他每次去单位都会回来。有一次他拿了一本旧日历回来，我不知道是哪年的日历，估计是在废品报刊里捡回来的。他把旧日历挂在两个柜子中间，挡住了那条缝，以后我们两个再也看不到对方了，然后顺利地把各自的小说写完。

一九八八年底到一九九一年初，我们交流过不少像威廉·福克纳这样的作家，并且表达了对他们的喜爱。当时还有其他作家也会加入交流，比如马原到北京就会来鲁迅文学院，会到我们房间，他在床上盘腿一坐，意思就是不走了，晚上就在这儿睡了。当时也有其他作家过来，也有不少交谈。那是一个美好的年代。我和莫言谈过威廉·福克纳，应该谈过多次，但是我们没有谈这个作家影响了我们什么。我记得莫言向我推荐过科塔萨尔的《南方高速公路》，他当时对我说，他的《售棉大路》受到这部小说的影响。

一个伟大的作家必然会影响后来的作家，但对这些后来作家的影响则是因人而异。威廉·福克纳对莫言的影响肯定和对我的影响不一样，我受到的影响主要是如何去对付心理描写。这个我前面说过了，这里就不说了，威廉·福克纳教会我对付心理描写的一个绝招，简单说就是当心理描写必须出现时，就让人物的心脏停止跳动，让人物的眼睛睁开。

这位来自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的学生，对我的牙医经历和不做牙医选择写作很有兴趣，他还关心一个问题，当年的医患关系和现在是不是一样。

二十多年前，我的书在欧美国家出版后，我在国外遇到的记者时常会提一个问题：你为什么放弃富有的牙医工作而去从事贫穷的写作？他们不了解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我告诉他们，那时候中国城镇的工作都是一样的薪水，牙医和作家都是穷人，做牙医很辛苦，而在文化馆工作的人可以整天在街上闲逛，所以我要写小说，只要小说发表了就可以进文化馆去享受闲逛的日子，反正都是穷人，为什么不去做一个自由自在的穷人。当然现在的牙医不一样了。我记得二〇〇九年在美国杜克大学时遇到一个上海去的女学生，我问她一年的学费多少？她说五万美元。我又问她父亲是做官的还是做生意的？她说是牙医。

我干了五年的牙医，我是一个很好的牙医。莫言曾经造谣说我声称自己是牙医，其实是个兽医。当然他是开玩笑，老朋友了，我也可以造他的谣，我也是开玩笑。

拔牙不是一份困难的工作，那个时候的医患关系也很简单，绝对没有金钱交易。我们的牙科医院所在的县城只有八千人或者一万人左右，主要的病人还是农民，所以到农忙那一个月是没有病人的。那时候农村来的病人基本上是牙已经无法再修补了才来拔的，已经疼痛了很多次实在忍受不了才来拔牙。我记得有个老农民拔牙之后才知道自己钱带少了，不够付医药费，向我借钱，我借给了他。这个老农民第二天专门坐轮船来把钱还给我，你们想想，对他来说一次来回的船票钱是很多的钱了，这就是当时的诚信。

后来我不做牙医做作家以后，我父亲还在做医生，他从外科主任当上院长，再当上书记。大概是在九十年代初，我已经定居北京了，回海盐老家时，我父亲下班回来很生气地对我说，现在的医生太过分了，他说从办公室下楼看到一个农民在药房窗口付费时手在发抖。他将病历和处方拿过来看了看，又问了那个农民病情后，知道是医生乱开药，他斥责了那个医生。那时候我父亲还没离休，还是书记，医生们都怕他。

在我小时候，我父亲是我们县里最有名的外科医生。那时候我们县里没有汽车，偶尔见到的也是外地来的汽车，自行车也很少，县医院里有一辆，是为了看望动了大手术后出院的病人准备的。我小时候很盼望礼拜天这个休息日，因为我父亲在这个休息日要骑自行车去乡下看望那些动了大手术已经出院的病人，看看他们的康复情况，这时候我就要父亲带上我，我坐在自行车后面，让风吹在自己脸上，一路上特别享受，我父亲经常要骑两三个小时才能到一个病人家里，病人家里人的热情至今历历在目。我父亲和他病人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文革”开始的时候造反派把我父亲发配到乡下，我父亲就背着药箱和手术用具走村串户，给人治病动小手术，农民们都认识他，见到他从远处走来就会喊叫“华医师来了”，我父亲姓华，我是姓我母亲的姓，父母两个姓的结合就是我的姓名。刚开始造反派觉得把他发配到乡下已经是处罚他了，随着“文革”的深入，很多人被批斗、被关押，才发现便宜我父亲了，要把他从乡下揪回来，可这时候找不到他了，农民们把他保护起来了。

一九八三年我刚进文化馆工作的时候，遇上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工作，这是一项了不起的工程。“文革”十年过去，很多民间艺人老了，为了抢救我们的民间文化，政府开启了这项工程。我就像《活着》开头里写的那样，戴着草帽背着水壶穿着拖鞋在乡下游走。有时候乡文化站的人会和我一起去收集民间文学，每到一个地方，文化站的人就会向村里的人介绍，这是华医师的儿子，村里的人就会惊奇地看着我，这个告诉那个，说那是华医师的儿子，那种热情令我难忘。我当时去过的村子，没有人不知道华医师。

我父亲是一九九六年离休的，我记得是《许三观卖血记》发表后不久，他正式离休那天给我打来一个电话，感慨他离休了。其实那时候他身体很好，现在他八十多岁了，身体还是不错，就是腰椎间盘突出，走路越来越困难了。他性格很乐观，每天都坐上电动车出门散步，我母亲走在他边上，她是真正散步。我们县医院的外科是我父亲创办的，当时条件很简陋，我父亲既是医生也是护士，还要做勤工的活，他经常说现在的医生轻松，只要诊断动手术就行，别的什么都不用干了。现在医院里的病床也高级了，下面有四个轮子，可以推来推去做检查，可以推进手术室，可那时候哪有这样的病床，那时候没有平车，担架也没有，我父亲个子一米八，是山东大汉，我个子小是因为母亲的原因，她矮小。当时动手术时我父亲是双手横着把病人从病床抱到手术台上，动完手术以后又把病人抱回病床去。那时候护士少，没有勤工，有病人病危了需要氧气，我父亲就抱着一个大氧气瓶往楼上跑，诸如此类的繁重工作造成了他后来的腰椎间盘突出。

2017年4月14日 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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