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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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解放了。毛主席告诉我们，我们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尹中信在中央一个经济部门里工作。他接触了许多新的事物、新的问题，学会了许多新的东西。他夜以继日地忙碌、开会、看文件、读书，他还几次到技术夜大学去听课，几次都因为工作太忙而没能坚持下来。他的生活是充实的，他的时间是紧张的，他对于在星期天工作比在星期天休息更习惯些。然而，环境毕竟是安定多了，而且可以说是舒适多了。当他住在烧液化石油气、烧暖气、带沐浴间和卫生间，上下楼要乘电梯的住房里的时候，他常常怀念农村，老乡家里派饭，背着背包跋山涉水，在风里、雨里、日头晒烤和星光指引下的东奔西走，生活和工作的安稳常常使他怵然自惕，可别变成一个贪图安逸的庸人。革命意志的锋芒可不能在和平生活中磨钝？但是孩子们呢？他们生下来就没有听见过炮声隆隆…
所以，当一九六一年号召到基层和边疆去的时候，尹中信甚至不用回家商量就报了名，他相信他的妻子就像相信自己。党决定把他派到新疆，他由衷地感到高兴。他立刻买下了分省详图，详细研究了新疆的地理位置、行政区划和自然条件。他从图书馆找了许多有关新疆的资料，包括反映新疆斗争生活的小说、电影剧本、民歌集和摄影作品。人们祝贺他展翅远飞，但也有人不解，问他：“你为什么那么积极报名呢？”他听了以后直觉反应便是想反问一句：“你为什么不积极报名呢？”只是出于礼貌，他笑了笑。还有人说：“去新疆，呵哟，那么远！”他回答说：“你呆在北京觉得新疆远，呆在新疆，还觉得北京远呢。”但事后他很后悔，他的回答是不准确的，严格说来是错误的，新疆人并不觉得北京远，他刚刚翻阅过的一首哈萨克族的民歌说，站在草原，我们看见了天安门城楼上的红灯。
于是乎开欢送会，真挚热情的赠言。因为溢美而令人惭愧的鉴定。饯行，干杯，“一路平安”“多来信”。汽笛长鸣，机轮铿锵，黄河南北的一望无际的大平原，多轨并行，几乎是直线铺设的京汉铁路。青纱帐，你可仍然跳动着游击队员的心？大大小小的血脉一样的河流。夕阳中安然矗立的烟囱和古塔。夜间经过黄河铁桥时击打在每个旅客的心房上的叮咚声，像一阵清风喜雨。华山在晨雾中。黄土高原的窑洞，怎能不怀念延安？宝天段的无数隧道，坐在车厢里分不清是黑夜还是白天。嘉峪关，长城，我们中华民族的象征。说什么“一出嘉峪关，两眼泪不干”，尹中信却只觉得“一见嘉峪关，壮志冲云天”。他肃然起敬。他含笑沉思。他心潮如涌…一望无边的瀚海，似乎和铁路一样漫长的、埋藏着无数宝藏的祁连山。乌鞘岭上的寒风如狼嚎。当年汉武帝的使者是怎样入疆的呢？我们今天是何等的幸福。内地的锦绣田园，塞外的雪山旷野，不都是祖国的躯干吗？河北话、甘肃话、新疆话，不都是祖国的声音吗？从西向东的路，从东向西的路，不是同一条通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路吗？天上的星星，大气层里的风，地上的河流，不是诉说着同一个对祖国的爱吗？每天清晨，随着车厢喇叭放送着的庄严优美的东方红乐曲，一轮红日出现在东方的地平线上。照耀着内地和边疆的，不是同一个红太阳吗？梦魂萦绕的天山雪峰啊，我们终于见到了你！
到了乌鲁木齐，尹中信被分配在一个工交部门担任副职，他要求到县里或者公社去，没有成功。虽然还是领导机关，但他觉得总是接近实际一些了。他有更多的机会去工厂车间和工人宿舍，他听到了更多的铣床的呲呲声，磨床的嗡嗡声和冲床的当啷声。这里的修渠铺路之类的劳动任务很多，这也使他感兴趣。连日常的买菜买粮，拉煤倒垃圾，他也都愿意亲自去做，可以从中看到许多在中央机关未曾与闻的现象和问题。现在呢，在一九六四年即将结束的时候，他穿起了补了破、破了又补，象征着友谊、牺牲和胜利的老羊皮衣，捆起行李卷，和多民族的大都比他年轻的战友坐在一起，向边疆的边疆，祖国的西大门——伊犁挺进。这一年冬天，全国有多少领导人、干部、知识分子、青年学生，打起背包，奔向农村，学习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的最宝贵的一课。就像卢沟桥事变后许多爱国志士在党的领导下纷纷下乡打游击，就像三年解放战争期间许多革命干部、大学的毕业生奔赴各条前线，他们现在正投向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新的战斗。虽然天寒地冻，风雪交加，他的两颊冻得紫红，他的两脚冻得发木，然而热血如沸，红心如火。没有变的是毛主席培育起来的一代革命者的意志和热情，没有变的是一听到军号就跃马持枪冲向前去的战士的神经，没有变的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然而时代、任务、条件和斗争的形式是大大不同了，何况他去的是少数民族地区。他刚来新疆两年，除了去吐鲁番短期参观以外还没有下乡工作过，听不懂少数民族的语言，更觉得维吾尔文字稀奇古怪，他将怎样完成党交付的光荣艰巨的任务呢？一切需要从头学起。
一路上，他不知疲倦地注视着准噶尔盆地南缘的城镇和乡村，烟囱和林带，鱼贯而行的油罐车和偶一闪现的骆驼。他不断提出问题，“这是什么地方？”“那是什么？”倾听着旅伴们的不住嘴的讲解。这是昌吉，清洁、齐整，自来水塔端端矗立在路边，机场上的直升飞机的编号历历可数。这是呼图壁，饭馆里坐满了东来西往的旅客，路边上停满了各种型号、颜色和形状的汽车。无线电发射台林立，金属尖顶闪耀着光辉。这是石河子，解放前这里还是荒野，在生产建设兵团的开垦下，出现了重工业和轻工业的许多工厂，楼房，水泥铺的宽阔的中心街道，两旁是列队接受检阅的雄武挺立的白杨。甚至在飞驰而过的汽车上，你也会看到这从戈壁荒原上平地而起的别具一格的城市的兴旺风貌，石河子新城无量！这是什么河？河身怎么这样规整？不，这是玛纳斯灌渠，新疆最大的干渠，流量每秒许多许多立方米。这条岔路通向油城克拉玛依，克拉玛依维语就是黑色的油。那条岔路通向独山子，克拉玛依的石油在那里提炼加工，运往全疆各地。还有一条岔路通向农七师奎屯垦区，就是那里，好像飘在云上的绿树和人烟，那不是海市蜃楼，是劳动创造的新图。上海龙门针织厂迁来了一部分，在这里生产了第一流的背心和秋裤。这儿是乌苏，即使在整个西北地区，这也是一个数得着的富庶繁荣、人烟稠密的大县，又是通向乌鲁木齐、阿勒泰、塔城、博尔塔拉和伊犁的交通要道…什么？墙上写着西湖旅店？您的眼睛真尖，西湖，倒没有别的意思，只是乌苏县的蒙古语名称的谐音，也许这里有杭州人，他们爱乌苏就像爱西子湖？这是精河治沙站，汽车拐弯，游沙堵住了公路，科学工作者正在这里研究着征服沙漠的措施，他们已经用飞机撒播了一批能适应沙漠、能改造沙漠的植被…你好，乘客同志！你好，驾驶员同志！你好，炊事员和服务员同志！车到五台了，这是一个左右皆山的咽喉要地，这里没有其他居民，一切设施和人员全是为驾驶人员和旅客服务的，这里只有旅店、食堂、交通管理和汽车修配点，呵，当然也还有邮局、小卖部、派出所，和为这些交通部门的服务人员的子女准备的学校…尹中信一路上看不完、听不够，同时越看越听越想越觉得奇怪，为什么有些人宁愿一辈子到老死呆在糕点匣子似的长方形的办公室里，却不肯下来看一看、走一走…
和尹中信并肩坐在一起的叫做章洋。细高个儿，瘦长的脸，宽额头，双眼皮，大眼睛。他的举止言谈，处处表现了对旅行生活的极其熟悉和干练。他有时候用可能的最舒适的姿势睡得很香，甚至打起鼾来。有时候略略一撩眼皮就可以告诉你这里是什么地方，离什么地方已经走了或者还需要走多少公里。有时候，他兴致勃勃，滔滔不绝，谈笑风生。有时候又对周围的一切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不知道是在深思还是在吝惜精力。他对尹中信说：
“你说新鲜不新鲜？这样高的山上，这么大的湖！这就是赛里木海子，全国著名的高山湖泊，这里习惯把湖泊叫做海子，倒也名副其实。因为湖水——海子是咸的。你看看多清亮透底，碧蓝碧蓝，雪山映在里头，水里的影子比真山还干净。可惜，不长鱼虾，连个水草浮萍都没有。啊哈，飞来了几个野鸭子…新疆的风景就是这样，好的地方真好，秃的地方真秃！你喜欢新疆吗？唉，没啥，你们是领导干部，什么时候想走就走了，你们中央认识的人多。先在新疆看看这些新鲜地方吧。我们就不行了，算了吧，泡就在新疆泡他一辈子…”
章洋信口说着，亲热，大大咧咧，又不失对待比自己地位高的大的人物的礼节分寸。解放前夕，他在内地的一个城市做学生的时候就参加了地下党。一解放，他又参了军，在文工团里当演员，随着部队来到了新疆。由于声音条件差些，后来改做导演。一连几个戏都砸了锅，又改搞创作，而且担任编导组的组长。写过一个独幕剧，在报纸上发表过一篇剧评。他编的剧没有被采用，然而当组长过程中显露了他颇为不错的组织才能。编导组原来不团结，他去不久，抓住了一个典型狠狠收拾了一下，团结了其余所有的人。另外，他给这个组解决文具设备、工作条件和生活福利等问题，都搞得很好。他热情、有口才、肯干、敢干、能跑腿、能吃苦，尤其重要的，他十分注意体察上级的意图，跟得紧，转得快。又注意群众关系，受到了上下左右的好评。后来，他担任了一个文艺表演团体的领导职务，他办事更加干练了。他曾经多次下到各地、州、县，跑遍了从阿勒泰到和田，从喀什噶尔到哈密的广大地区。但从来没有像这次去伊犁这样兴奋。集训期间，他反复学习了上边发的厚厚的一大本的铅印材料叫做“经验”的。这份材料提得高、新、尖锐，具有振聋发聩的刺激力量：什么三分之一农村不在我们手里，什么共产党的大队支部都是国民党的白色两面政权，什么虽然尚未发现该大队支部书记与台湾国民党有组织联系但却不排除有这种联系的可能性，（多么怵目惊心！无敌的、泰山压顶般的逻辑！）什么秘密访贫问苦，扎根串联，（又恢复了地下工作的方式！）什么上上下下的强大阻力，（点了省委书记的名！）什么化名下乡，不吃一点荤，什么给大队书记戴上了坏分子帽子，什么抓新生的反革命，（试试，有多厉害！）什么二次重访，春光明媚、气象全新，（余音袅袅，三日不绝！）这些危言耸听的叙述和提法，这些大异于常理的令人吓破胆的分析和结论，以及众多的形容词、副词和感叹词，权威的审判官的面孔，歇斯底里的激情，超级革命的口号，救世主的姿态…这一切都使章洋五体投地，赞叹不已，他震惊，他倾倒，他又稍稍有一点慌乱，竟然完全没有想到农村四清运动的做法的这种火箭式的发展…他回想起过去历次下乡，他感觉到与农村基层干部格格不入，原来，他们是一批控制局面、鱼肉乡里的地头蛇。原来，他们和国民党的保甲长大同小异。而这次他的任务，便是创造奇迹，攻坚破阵，为民申冤，解民倒悬…他怎么能不兴奋呢？汽车上的闲谈和瞌睡，正酝酿着一场惊天动地的大搏斗。
汽车傍依着赛里木湖走了一个多小时，翻过了一个山口，眼前是盘环旋绕的山间公路，一丛丛密密麻麻的黑绿色的树，白雪，白中显得黑亮黑亮的，尚没有完全冻结，在清晨的凛冽中似乎在冒着热气的山水。尹中信他们低头往下看，几乎正在脚下，他们看到了一块比较平坦的地方，好像一个麦场，那里有两排油着蓝色和黄色油漆的林区所特有的木房子，远远看去，木房子像是用笔杆粗细的圆木拼起来的玩具，而场上停留的一辆辆的汽车，就像一个个的甲虫。章洋看到了尹中信在张望木房。问道：“怎么样？像不像外国童话中白雪公主找到的那间住着七个小矮子的房子？”
尹中信笑了，这样的童话小时候可能读过，早已经忘得一干二净了…没有几分钟，过去存在在童话里的彩色的山中木房，已经来到了眼前。这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高山交通食堂。旁边是养路段。乘客们纷纷下车休息、吃饭。他们从凌晨天不亮上车，在牛吼一样的汽车爬坡声中，又冷又饿地已经坐了五个多小时，正赶上从伊宁市对开来的几辆客车也是刚刚到达，东来西往的乘客一时都拥挤到这个小小的食堂里。开票的、付款的、领饭的、找座位的、吃饭的、打开水的、烤火的、吸烟的、寻找碗筷和收拾碗筷的，比肩摩踵、吵嚷吆唤，热闹异常。排了一回队，好容易轮到章洋开票了，他说要二百克馒头，一个过油肉片。出纳员告诉他：“炒菜卖完了，你吃排骨汤吧。”
“怎么没有了？我刚才还去厨房里看了，正在炒嘛。”
“还有不多的几盘，是给汽车驾驶员预备的。”
“司机能吃我们就不能吃吗？司机是人我们就不是人吗？”
江南口音的、年轻的女出纳员抬起眼睛看了他一眼，觉得难以答复。
尹中信在他身后说：“就吃骨头汤吧，骨头汤做得也挺香的…”
章洋一面啃着骨头，一面告诉尹中信：“在新疆…”他和老尹说话，往往是用“在新疆”三个字开头的，既表示出他宛如裁判者似的高高站在新疆之上，又表示出在尹中信的面前他是个“老新疆”了，是熟悉地方情况的老手。他说：“在新疆这个地方，汽车司机就是路上的胡大！一路上，他们走到哪里都吃好的、住好的。再大的干部，你也没有司机的牌子硬，至于司机和一路上的食堂旅店的工作人员的关系，岂止是四不清，简直是八不清，十六不清，服务人员指望着司机带东西、搭便车，司机指靠着她们少拿钱、吃好饭。你看看咱们这个骨头汤，四毛钱，其实成本最多两角！司机吃的炒肉片，你看看放了多少油，你走到哪里，到处都是四不清，清不了啊…”
尹中信连连喝着汤，顿时觉得肚子里热乎乎的，清水煮的羊肉骨头，没放酱油，也没有那么多调味作料，但是不觉得很膻，却更能吃到羊肉本身的味道。路途之中，冻饿之后吃到这样的羊骨头，真比在北京工作时周末去东安市场的东来顺吃的涮羊肉还觉可口。尹中信想起自作聪明一起从北京调来的一批干部，有些人直到现在见不得羊肉，不但不吃羊肉，而且一提羊肉就显得厌恶、反感，痛苦万状，愁眉不展。他们的表情不亚于信奉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提起猪。他们信奉的是一种什么宗教呢？是体质构造的变异吗？是大脑皮质的条件反射吗？他们受过羊的刺激？还是用自己的禁羊反羊来有意无意地表露自己身份的娇贵，说明自己绝非新疆或者西北地区的土著，而是来自关内繁华的大都市呢？他有点怀疑。
章洋的话把他拉回到了现实。他不满意章洋的口气。在这么高的山上办食堂，容易吗？粮、肉、菜、煤炭，都要从山下运来，食堂工作人员呢，长年累月地在枞树和白雪环境中的简陋的木房子里发面、淘米、剥葱、洗肉…接待着这些饿了才来、饱了就走的旅客。就拿那个被章洋问得莫名其妙的、梳短辫子的出纳员姑娘来说吧，听她的口音是苏州一带的人，现在她来到了这里，忠实地坚守在她的岗位上。她和颜悦色，埋头飞快地开票，算账，收钱，找零，不厌倦、不烦闷、不急躁，有什么理由把一些不好的猜想堆到她的身上呢？就算这碗骨头只值两角吧，运费呢！煤火呢？人工呢？税收和利润呢？为什么不能考虑得更公平和全面些？至于汽车驾驶员，他们常常板着面孔是事实，但也要看到他们的辛劳啊！就说昨天在五台吧，乘客们下了车，在旅舍找好了房间，洗脸洗脚，又出门吃过晚饭，但是直到那个时候，驾驶员还躺在汽车下面，枕着冰冻的土地，满身满脸满手的油污，还在检修机件呢。只要不太过分，为什么不可以对驾驶人员的饮食照顾一下呢？为什么要牢骚满腹，骂倒一切呢？
于是，他笑了一下，和解地说：“他们也够辛苦的嘛，绝大多数还是好的嘛！”
章洋不由得脸微微一红。
他们坐的这辆车是最后一个离开交通食堂的。刹时间，车去人散，热闹非凡的大房子又变成了寂寥无声的“世”外桃源。尹中信坐在重新开动了的、显得暖多了的汽车里，心头隐隐感到有些沉重。
沉重的心情是被贴在交通食堂墙上的一纸布告所引起的。饭后喝开水的时候，他看到了保温罐上方的这张布告——这里叫做露布。露布的内容是关于禁止四不清干部和地富反坏分子窜入城市的，露布说，目前全国农村，正在开展伟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是一场四清和四不清的严重较量，是一场尖锐、激烈、你死我活的斗争。现在，有些四不清干部和地富反坏分子，逃避斗争，流窜到城市亲友处。露布强调，任何城市职工，绝不得收留和窝藏四不清干部。露布指出，所有的四不清干部只有老老实实地回到所在公社、大队、生产队，接受审查批判，彻底交代，低头认罪才有出路。
所有这些提法，都是很严肃、很正确，似乎是理应如此的，也是早该习惯下来的。因为在“经验”等一些材料里，已经有这些提法和语言，但是，当尹中信在这个小木屋里，在羊肉和食油的气味之中看到隆重地盖着公安部门的印章的露布上，郑重地把四不清干部与地、富、反、坏归为一类的时候，当看到那种强制性的语言和措施的时候，他仍然是一怔。他想起了刚刚章洋所说的关于到处是四不清、关于食堂人员和驾驶员都不清的话，他觉得怪别扭，学习“经验”的时候，他已经感到一些问题自己理解得还不够，他归结于因为自己长期没有从事农村的工作，认识跟不上形势的发展。是的，从一九五○年他去湖南新解放区搞土改归来以后，他再没有参加过农村的事情。但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年代他是在山沟里度过的。他知道中国的农村培育了、保护了、支持了革命。农村是革命的靠山，革命的源泉，革命的母亲。驻村干部是最可信赖的亲人。即使在斗争最艰难、最残酷的时刻，总是在农村可以找到火炬，找到光明的希望，找到新的驰骋的天地，至少也可以找到安全休整的机会。见到了庄稼地就像见到了自家的热炕，见到了老乡就像见到了亲人，这是他那时的体会。现在，解放已经十五年，他在报上看过了那么多来自农村的鼓舞人心的捷报，怎么农村的情况却变得那么黑暗了？农村干部，就是当年用鲜血和生命捍卫革命，把粮食、车辆、鞋子和子弟献给了革命的、被国民党反动派咬牙切齿、疯狂咒骂的所谓“村干”，现在竟呼啦呼啦成了四不清的与地、富、反、坏为伍的家伙？也许是他自己落伍了，跟不上社会主义革命的新形势、新课题？农村里究竟为什么、怎么样发生了这样巨大的令人灰心的变化了呢？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怎样理解这个字面上看来相当不确定的新命题？怎样弄清四清、四不清这些省略语的内涵与外延？四不清究竟算一种什么样的政治力量、阶级力量的代表？四不清干部包括哪些人，都是敌我矛盾吗？所有这些急迫地寻求答案的问题，当然不是靠理论分析所能解决的。尹中信只盼望早一点到伊犁，早一点下乡，以便通过亲身的实践，来解决这些使他不得安宁的问题。
尹中信问章洋：“怎么样？下午几点可以到？”
“噢，噢，只剩下一百公里了，从这儿下去，就是著名的果子沟。一出果子沟，就是伊犁河谷——美丽的绿洲了，可惜是冬天，再有两三个小时，我们就可以在伊犁饭店——它位于伊宁市两条大街的会合处——下榻了…”
小说人语：
大地与边疆的颂歌响起，仍然动情。
难得小说人在那个年代找到了一个抓手，他可以以批评“形左实右”的“经验”为旗来批“左”。至于“经验”一事的真相与实质，更不要说背景与内幕了，完全无可奉告，更无意旧事重提。这里提到了“经验”，同样是惹不起锅就只能惹笊篱的文人路子。
在如此美妙的祖国河山中，人们寻找的首先不是风景与诗，而是一个对于“阶级敌人”的定义与可以照此缉拿的图形，一面是斗志昂扬，一面是说不清道不明的定义与图形，北京话叫做：“谁难受，谁知道。”
第三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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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素木去找老爷子
从那边回来的赖提甫 两只小鸽子的遭遇
那人就在你我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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跃进公社是这一年冬春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重点单位之一。工作队即将进点，这一消息的传来，引起了各式各样的反响和期待。麦素木本来事先得到过“老爷子”的指点，并且已经在活动、在准备，但是，随着工作队进点日子的逼近，他越来越不放心，越来越惊恐起来。再就是近来的国际形势。自从那位光头的老爷子指赫鲁晓夫。突然下台以来，据说一直在“停止公开论战”，挂了免战牌。这到底是怎么了？如此下去，他们何年何月才能过来？他的忍辱偷生、低三下四的苦日子还得熬到哪个世纪？一想到这些，就像自己的心肝穿到了铁签子上，放到了火焰上熏烤…
星期天，他提着两只雪白的鸽子，去找他的老爷子——亚力迈迈提。
三十年前，麦素木的父亲阿巴斯是绥定县著名的富豪。阿巴斯手里掌握着上千斛土地、十五台水磨、两个大果园、一个煤矿、两家商店和许多车辆、房产、牲畜。当地的农民中间传颂着这样的歌谣：
渠里的水流到了田里，
河里的水流到了戈壁，
人间财富流到了巴依家里，
漂亮的女子落到阿巴斯手里。
阿巴斯从少年时代过着放荡的生活，喝酒、赌钱、打猎、吸麻烟。他按照穆斯林的规则正式娶过来的老婆有七个，至于“玩一玩”的相好，比他脸上的胡须还多。他因此获得了“公牛”的称号，提起他的名字，从十五岁到五十岁的女姓都悚然心悸。但在一九三九年，阿巴斯五十六岁的时候，他忽然生了一场重病，上吐下泻，发烧发冷，一连十四天昏迷不起，脖子下面和肚腹上端凸起了三个比核桃还大的疖，脓血淋漓，疼痛难忍，请来了当时可以请到的各种医师和骗子，灌蛇油，抹蓝矾，喝苦豆子水，周身擦敷鸡蛋黄。最后，来了一位自称是来自和田的巫医，诵经、舞蹈、宰罗鸡宰罗鸡，意思是把病人身上的魔鬼转附在鸡身上再予以宰杀消灭。，并且脱光了阿巴斯的衣服用柳条把病人抽打抽打，意在驱鬼。了一顿。阿巴斯死去活来、活来死去，前后折腾了四个月，总算又从坟墓里转了回来。又过了半年，他恢复了户外活动。
但是，不知道是由于病的痛苦、死的恐怖还是往日长期吸食毒品的刺激，病后的阿巴斯，变成了另一个人。身高力大、老而不衰的流氓、色鬼阿巴斯，如今瞎了一只眼、驼背、头颈紧缩，有事无事地脑袋总是一摆一摇（乡亲们认为，老年性摇头点头症是年轻时吃鸭肉过多的结果，想想鸭子们的头颈习惯性摆动吧），手总是乱颠乱颤。会唱各种淫荡的歌曲、善说各种下流的笑话的阿巴斯，如今变得口齿不清，嘴里好像经常含着一块滚热的洋芋。过往的放荡生活被抛到了七重天外，而自幼就被灌输渗透了的种种戒条和教训，突然变得无比清晰、神圣和强有力。他不再滥吸狂饮，甚至饭也不爱吃。他不但不再歪斜着眼睛看女人，甚至连最钟爱的独生子也不再抚摸，他想着的是死、灵魂、《古兰经》、天堂和多灾海即地狱。。病后的阿巴斯昼夜想着、说着一件事：到麦加麦加为克尔白——天房——安拉的房屋所在地，前往朝觐，为穆斯林五项义务之一。去，去完成穆斯林最后、最光荣的义务。又过了两年，他终于做好了准备，变卖了三分之二的家产，购买了骆驼、马匹，随身携带了充足的盘缠、细软，雇用了一批仆役，又举行了在绥定历史上空前未有的盛大的乃孜尔。有数百名巴依、乡约、霍加、伯克、卡孜、毛拉、伊玛目参加了他的告别宴会，近自霍城，远自精河、昭苏，都有贵客前来给他送行、祈祷，礼物中仅仅中外各种货币就够装满一条口袋。
然后，他庄严启程。几个月之后，有人说是看见他在南疆叶城。一年后，传说他已假道印度西渡红海。从此，失去了一切消息。只是在老人们的闲谈和叹息中，还偶然出现这样一个公牛——巴依——病人——圣徒的影子。
阿巴斯娶了六个老婆，生了十四个女儿，却没有为他生下一个儿子。直到他四十二岁，娶了第七个老婆——一个十五岁的姑娘，他的这个“岳父”比他小六岁，是个专门给毡子染色、绘制图案的工艺美术匠人。三年以后，麦素木出世。
打十岁，麦素木被送到麦德里斯学习《古兰经》经文的寄宿学校。。阿巴斯极力培养自己的独子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毛拉——伊斯兰学者。阿巴斯说：“我在上了年纪的时候得到你这一个可爱的儿子，你一出世，就有我这样一个富有的爸爸，这都是胡大的恩典。人们怕我、奉承我、围着我转圈、谄媚、发抖，但是，并没有人真正尊敬我，因为我的肚子是黑的（胸无点墨）。财富就像小鸟，你不可能永世捏在手心，而略一抬动手指，财富就鸟儿般地飞去个无影无踪。就像羊拐髀石立起来难，倒下去容易一样，财富的消散比集聚迅速得多方便得多。但是有一种财富是不会消散，不会被偷去、被抢劫的，那就是学问，好好读书去吧，棍子会把你教育成人棍子，维语把挨打叫做“吃棍子”，这里指经文学校的严厉的体罚规则。。不要忘了，你是大人物阿巴斯的后代。”
然而，麦素木终于还是辜负了父亲的期望，辛劳的麦德里斯的生活、日学万理的功课作业，完全不符合麦素木的心思，严酷的体罚的结果是顽童们挖空心思捣乱、作对以致破坏。每天吃棍子的未来的毛拉们，有些个顽劣异常，无事不闹。麦素木在麦德里斯昏天黑地、勉勉强强地度过了一年以后，十一岁的他使出了惊人的手段：装神经病。先是在他回家时候，当着父母半夜假装说梦话，他发出一声声令人毛发倒竖的惨叫，说的话前言不搭后语，围绕着一个怕字，不知道他受了什么样的惊吓。然后他白天也专说莫名其妙的话，做莫名其妙的事，呈现莫名其妙的神态。他骗过了几乎所有的人，有短短几天他自己都迷糊了，不知道是神志正常的他装作神态不正常，还是神态失常的他自以为是装作神志不正常…总之，他中途辍学了。
麦素木从小就受到周围的人宠爱和阿谀，从小就意识到自己的优越。他五岁的时候，保姆带着他在苹果园里游玩，他无端地哭了一声，正好父亲从那里经过，一鞭子就把保姆打倒在地上，满头满脸的血。麦素木感到了恐怖，也感到了一种特殊的满足，他笑了。
但是，十三岁的时候父亲的朝觐出行，使他的命运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六个“大妈妈”和她们拥有的比自己的母亲还大的十几个姐姐，把剩余的家产瓜分一空——伊斯兰教的法规，女儿也是有继承权的。麦素木的母亲只好改嫁给一个靴子匠。靴子匠继父要他学缝补靴鞋。他不甘心。皮革和旧鞋的臭气，他受不了。他缝坏了鞋，糟践了皮子，折断了锥针。继父给了他两记干干脆脆的耳光（这是他从小没有受过的），他一怒之下跑掉了。拜求经文学校同学的家长，给他在国民党的县政府里找了一个文书的职位，那时，他才十六岁。等到一九四四年，他十九岁，伊犁、塔城、阿勒泰三区人民爆发了反对蒋介石国民党的民族民主革命起义，他又摇身一变参加了民族军。由于他是个“知识分子”，人又聪明，很快当上了营级军官。四九年新疆和平解放后，人民解放军与民族军胜利会师，民族军成为人民解放军的一个部分。一九五一年，作为解放军的一个军官。他复原了，被安排在一个县里担任科长。
科长的职位使他飘飘然。谁来得早，巴扎就属于谁。他二十四岁当科长，他是个抢先而来的人。最多三十岁，他可以当县长。三十五六岁，他可能当州长。那么，四十岁左右，他将成为省一级的领导干部。这完全可能实现，因为，在这个边远的地方，在勤劳、质朴、憨厚的哈萨克牧人和维吾尔农民中间，他感到自己是羊群里的骆驼。
复员不久后的诸事更是称心如意。老婆叫古海丽巴侬，细高挑儿，黑黑的脸庞，碧蓝的眼珠，目光如水。古海丽巴侬是乌兹别克族。从此，麦素木填履历表的时候，言谈中都干脆把自己也说成是乌兹别克，后来又说成鞑靼-塔塔尔。他内心深处觉得维吾尔人是那样愚蠢、低劣和不开化，只有冒充乌兹别克，更好的则是鞑靼，他的高贵的血统才能与出类拔萃的现状相称。
他有了带宽宽的前廊的房子，有了果园，有了呢子衣服和旱獭皮帽子，老婆的耳环上，也坠上了从伊犁的黑市上买来的准红宝石。许多的客人，包括私商、阿訇和在押罪犯的亲友，提着礼物来“拜访”他，他的家里经常是杯盘狼藉，宾朋满座。他自幼就种下了出人头地和肆意享乐的愿望，这种根深蒂固的愿望的开始实现，使他膨胀十倍地追求进一步的出人头地和享乐。
欢聚完毕，将众客人送走后，他常常想起少年时代便失去了的父亲。父亲朝觐出行后，没有了音信，但是父亲的威风威仪却渐渐在他身上复活。许多的记忆重现了：豪华的宴会和麦西来甫。仆人提着喀什噶尔彩色镂花铜壶侍候宾客一遍又一遍地洗手维吾尔人有用手抓食的习惯（尽管他们并不乏餐具），所以宴会上不断洗手。。肉汁和酒液在饭桌上流淌。酒杯交相传递，酒瓶东倒西歪。还有通宵达旦的醉汉的舞蹈和野性的猥亵的怪声哄笑。
…古尔邦节宰牛宰羊，大把的铜钱抛撒着“施舍”，吹唢呐的人脸孔憋得像牛肝一样褐紫…夏日的狩猎，驾鹰驱犬，进山。他和阿巴斯爹爹骑着马，奴仆们赤脚奔跑追随，还有赌博的场面呢。屏神吸气，眼珠凸出，羊骨拐一把撒出，这个一声怪叫，那个面如死灰，额头上流下豆大的汗珠…何年何月，麦素木也将得到这样无所顾忌的、痛快淋漓的幸福！
一九五四年，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成立了，各县也纷纷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正式成立各级人民委员会。麦素木本来十拿九稳要做县长的。一位副州长已经向他打了招呼，许多经常与他来往的友人已经向他祝贺。他就是从周围人注意的、讨好的、靠近的眼神里也可以看出自己提升在即。万万没有想到，在人代会上被提名做县长候选人的却是一个牧工出身的、文化不太多、其貌不扬的公社干部，上级简直是发了疯，代表们简直是发了疯，世界简直是发了疯！他妒恨得发了疯！是副州长欺骗了他，“密友们”欺骗了他，是共产党欺骗了他！口才、文化、资格、魄力、机敏，他麦素木哪一点比不上那个放羊的老粗！县长出门坐越野吉普，而他这个可怜的科长…紧接着，因为挪用公款和受贿，包庇反革命分子…麦素木又受到了批评和警告（就是因为他科里的一个该死的汉族干部告了他的状，捣了他的竿子，他才没当上县长的）。麦素木的梦醒了，觉得自己简直是上了当，全为了一个小小的豌豆粒那么大的官儿，而志满踌躇，竟为了一个婚前就声名狼藉的黑女人而销魂失魄。他所渴望的幸福、满足、快乐，其实一点也没到手，更可怕，更令人发狂的是，恐怕今后永远也到不了手啦。
他变得愤懑不平。他恨一切人，恨县长，恨副州长，恨密友们，也恨古海丽巴侬。他更恨那个告他状的汉族干部。一切灾难就是这些汉族干部带来的，如果他们不带来什么社会主义，如果听凭他和那位牧工比本事，比手段…那人怎么可能是他的对手！
于是，这位羞于承认自己是维吾尔人的先生，渐渐变成了维吾尔民族传统的维护者，成了维吾尔民族的代表。一九五六年和一九五七年，他在一切场合抨击党的民族政策、干部政策和农业合作化政策，用各种恶毒的语言挑拨维吾尔族人民与汉族人民的团结。结果，他又错估了形势，党的领导并没有垮台，而是他自己受了三天批判。
麦素木灰溜溜了。他的黄白扁平的脸上没有一点血色。他虽然眉头深蹙，却见人就显出一种谦卑的微笑。旧日的密友们已不再登门，没有孩子的家庭像坟墓一样沉寂。有一天在收割后的麦田里，他看见一株孤零零的阿克提干（白刺草），他流泪了，他想起了自己的命运，孤独，枯萎，即将死亡，然而浑身仍然布满了狠毒的刺…
这天夜晚，一贯怕老婆的他为了一句话不中听把古海丽巴侬打了个半死。他步行来到伊宁市，天亮以后，他跑到酒铺买了一公斤酒，一口气喝了下去，将近一半顺着嘴角、下巴、脖子流到了前襟、胸腹以至裤子里。天晕地转的他走到街上，看到迎面过来一个穿干部服的人，他冲上去伸拳要打，自己却咕咚一声像一只空口袋一样地瘫伏在地上，口吐白沫，不省人事了。
麦素木醒来了，蓝色的天花板，猩红色的壁毯，雕花的木窗和木门，挑花的长窗帘。这是什么地方？他想坐起来，却使不上劲。门响了，麦素木转目一看，浑身血液都冻结了。进来的是一个面目狰狞的跛子，脖子上长满了黑毛，背后跟着一条黑狗。跛子看了他一眼，问道：
“您醒过来了吗？”
他想回答，却出不了声音。
过了一会儿，随着跛子进来一个衣着讲究的年轻人，年轻人唇上刚长出了不多的黄胡须，面带微笑，他叫道：
“您的情况怎样？麦素木哥。”
他大吃一惊：“您…认识我？”
“也可以说早就认识了。阿克萨卡勒（老爷子）早就把您的情况告诉了我。”
“老爷子？哪个老爷子？老爷子是谁？”
年轻人继续微笑着，不回答他的问题，只是说：“是老爷子把您救到了这里。他让我告诉您，您不该这样。您是维吾尔人的精华和希望。老爷子还让我给您讲一个故事。一个国王指一指自己的脸，又指一指自己的头。许多大臣因为不理解国王的意思而被送上了绞架。一个秃癞子走到了国王面前，国王指自己的脸，秃子指自己的喉咙。国王指自己的头，秃子指吐出来的舌头，于是秃子当了宰相。您听说过吗？您明白吗？”
这个故事麦素木依稀有一点印象，他想了想，说：“是不是说，喉头维吾尔语中，把贪污和不正当的消费都称为“吃”，因此喉头在这里，象征贪欲。使人丢脸，而舌头使人掉头？”
“看，您是多么的明哲，老爷子还让我告诉您，不要灰心，不要失望，来日方长，您会得到照顾和保护的。必要时，您还得牺牲几个您后一个时期的密友…”年轻人不回答麦素木的问话，只管说自己的，“过一会儿，我们一起吃点东西，然后，您休息一会儿，就可以回去了。以后，再也不用到这个地方来，也不用找我们。有什么事，我会去看望您，您不会不欢迎吧？”
“当然欢迎了”，麦素木被搅得昏头昏脑，“但是您至少应该告诉我，该怎样称呼您？”
年轻人犹豫了一下，回答道：“我叫赖提甫。”
…麦素木回到了自己的身份。按照赖提甫传达的“老爷子”的指导，他振作起了精神。他用夸张的语言、激烈的态度和过分的热情，用鼻涕、眼泪、长叹检讨了自己的错误。与此同时，他主动地、无情地、深文周纳地解剖分析了他的两个密友。在批判这两个人的时候，“义愤”使他满面通红，声带颤抖。他把自己的一切错误的根源说成是这两个人，似乎他本来是一个纯洁的天使、一个贞洁的处子，一切灾难都生于这两个魔鬼的诱惑。他痛心，他后悔，他捶胸呼号，仇恨的怒火使他几乎晕厥。果然，这一切都奏效了，工作组宣布他是转变得好的典型。那两个家伙受了处分，而麦素木，照旧是党员科长。
半年过去了，一年过去了，又半年过去了，始终没有赖提甫和老爷子的音信。老爷子是谁？他怎么那么了解他又能帮助他？他始终找不出个端倪。也许是对面清真寺里住的那个长者？但那人已经耳目昏聩，口齿不清。也许是县中学的一个德高望重的校长？他试探了几次，校长的每一句话都符合报纸社论的精神。怪事！莫非他是天上的精灵？是立在他左肩上的仙子？是的，前面已经提到：维吾尔人认为，每个人左肩上有一个仙子，专门搜集此人的德行，右肩上也有个仙子，专门搜集过失。怎么对他的事情知道得那样仔细？他甚至有些怀疑自己的神志当时是否正常，抑或是醉后的幻影？他几次到伊宁市想重游那个神奇的院落，他还记得门前有一条大渠，渠边长满低矮的、灌木式的丛柳。大门是紧闭的，门栓已经是斑斑黄锈。大门侧面前是高高的台阶，挡雨的拱形的花檐，窗口的蓝漆小门里是一个暗淡无光的甬道…但是，他没敢，他想起了赖提甫的告诫，更想起了那个满身黑毛的、面色阴沉的跛子，和跛子身后的可怕的狗，这里包含着一种麦素木还不了解的不祥的、令人不敢去靠拢的东西。
一九六一年秋，他将去跃进公社搞整社了，临行前一天，一个骑着驴子给人看病的江湖医生前来找他，那人留着撇非常俏皮的小黑胡子，很有野郎中的风度，只是走远以后，他认出来了，大吃一惊，既喜且惧。来的人是赖提甫！
赖提甫把跃进公社的许多事情告诉了他，特别是关于爱国大队的里希提与库图库扎尔，关于泰外库与伊萨木冬…
一九六二年春天，随着外来的颠覆活动，麦素木的久久压抑下去了的幻想又死灰复燃了，他再也不必用虚假的、诙谐的话语去讨好别人了，他再也不用有意识地歪曲自己的形象了。他挺起腰杆，说话粗声粗气，好像世界又掌握在他的手心里。尤其有趣的是，那两个当年因为他的检举而大倒其霉的他的老友，如今和他也尽释旧嫌，走在一起，共同沉浸在分裂、叛逃、改朝换代的歇斯底里。
就在这一年，他从“苏侨协会”木拉托夫那里弄到的却是苏联俄罗斯加盟共和国鞑靼自治共和国的侨民证，他变成了塔塔尔-鞑靼人，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就当仁不让地当个鞑靼人吧。在他的心目中，鞑靼人似乎比乌兹别克人更富有欧洲人的特色。他似乎更加洋洋自得。
…然而他没有走成。胡大，命运为什么总是对他这样无情！他已经办好了一切手续，买好了汽车票，廉价变卖了家产。他到处告别喝酒，得了急性中毒性痢疾，上吐下泻，二度脱水，如果不是靠一连十二小时葡萄糖和生理食盐水的吊针滴注他早就一命呜呼了。等出了院，政府已经采取了一系列反颠覆反分裂的措施，他的苏联侨民身份经审查纯系捏造，他走不了啦…
这是一次比一九五七年工作组领导的对他的批判更严重的危机。他想跳伊犁河，想解下裤带上吊，想喝老鼠药。
他没有自杀。他找到了五年前被“救”的那个地方。他推开了高台阶上的小门，他走进了昏暗的甬道，他试探地叫了一声“赖提甫阿洪”，出来一个人，他吓呆了，熟悉的面孔，白净脸，几颗麻子，淡淡的眉毛，弯曲而突出的鼻骨，腮边赘疣上的一小撮毛，这人正是五年前负责批判和处理他的工作组负责人，州商业部门一个公司的领导干部亚力买买提！
“我…走错了地方。”麦素木嗫嚅着，退缩着。
“走错了地方，这叫啥话？”亚力买买提笑了，“不认识咱们了？请进！”
麦素木只好坐进了亚力买买提的客厅。他的耳边又响起了当年亚力对他进行批判时的严肃权威的抑扬顿挫的声音。
“您…没有走成？”亚力问。
“我…”麦素木像一个拴了脚爪的鸡，局促不安，不知说什么好。
亚力微微一笑，和善地、关切地说：“我本来打算打发人告诉您，最好是不走，可这些日子，太乱了。他们只顾了自己走，竟没有去找您。真不好。您太盲目了。您的样子像一个伤寒病人，这是不适宜的。”
“您要打发谁找我？您说的他是谁？”
“管他是谁呢？我们不必去考虑。说一说您的情况吧。瞧您脸上那副痛苦的样子，像一个正在生产的孕妇…”亚力开了一句玩笑，见麦素木不说话，他又说，“您是维吾尔人的精华和希望。我们不能离开新疆，新疆也不能没有我们。狗离了自家叫也叫不响。可您到底是怎么回事？”又是沉默，亚力继续说，“吞咽使人丢脸，多嘴使人掉头，而盲目的奔跑呢，”他指一指麦素木的腿，“可能带来更大的灾难！”
“您是‘老爷子’！”麦素木瞪大了眼睛，叫了起来。
“什么老爷子？”亚力冷淡地把手一挥。
“您是赖提甫所说的阿克萨卡勒！”麦素木继续惊喜地欢呼。
“什么赖提甫？我在问您的处境。”
麦素木介绍了自己的情况，亚力摇摇头。“瞧，您有多蠢！”他说，“您本来应该聪明得多，无需乎跟着一些脖子上架着葫芦的人指没有头脑的人。乱跑。现在事情不太妙了…但也没有关系。您当过科长，吃过，玩过，花过，现在去农村吸一吸纯净的空气吧，它会使您的头脑更加聪明。您为什么哭开了？！什么？完了？没有的话，对于半拉子哈吉，他们的政策是很宽的。而且，一切只不过是时间问题。冬天，冰雪覆盖着大地，雪下面还有泥土，泥土里面还有冬眠的白虫子…”
在麦素木成了跃进公社爱国大队第七生产队社员之后，他又来找过两次亚力买买提，这间具有蓝色的天花板和雕花的门窗、挂着猩红色的壁毯的小小的房间，主宰了他的心。
这个星期天，亚力买买提半坐半卧地斜靠着墙，嘴里叼着一块被口水湿了的手帕，愁眉苦脸地揉着腮。看见麦素木进来，他吐出手绢，解释说：“我牙疼。”
“两只小鸽子顺便带给您，给您的孩子们玩去吧。”麦素木把鸽子恭敬地捧献过去，又补充说，“您自己知道的，我们成了穷人，拿不来什么像样的东西，真不好意思。”
亚力买买提一笑，又因为牙齿痛而扭曲了脸。他拿起转动着惊恐的小红眼睛的鸽子，抚摸着那洁白柔软的羽毛：“多么漂亮的小东西！”他注视着，哼哼唧唧，“呵，我的心肝，我的生命，我的可怜的…”他把鸽子放在一边，“多可惜！现在还不是玩鸽子的时候。将来…”
麦素木摇摇头，沉重地叹了一口气。亚力买买提注意地看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