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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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衷寒这时沉吟了，来回在室中踱了一阵方步，不发一言。
倒是李绶武开了腔：“贺先生要是信得过我，我倒愿意走一趟，把那叫花子的机关破了，也免得江湖秘技竟为妄人滥用误用，终不免搞得生灵涂炭，这——恐怕也是贺先生在《一得集》里所强调过的‘革命战争的目的在乎非战’这般信念罢？”
一听李绶武搬出自己的著述文章，贺衷寒又宽心得意了几分，忙问：“你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如何同他们江湖高手周旋？难道不需要我加派丁壮武卫，陪你一道前去么？”
“人一多，岂不先让戴先生那边加意留心了？”
仲武大约便是在此际叫贺衷寒给挥遣出门的，底下的话便不得与闻了。只知两日过后，李绶武准备起程北上公干，贺衷寒吩咐仲武给整治行囊。仲武替李绶武打点了两箱一笼的衣物，李绶武只着他要了两个纸封——一个里头装入那张画，一个里头放了叠似是早已预备下的照片。李绶武更在车站月台上嘱告仲武：“你千里间关、离乡背井，治生想必不易。这些个衣物权且将去，或典或卖，悉听尊便；换得了钱钞，买些书来读读，人说‘开卷有益’，总是不错的。”说完这些，李绶武忽地一抬头，指着月台上方木梁喊道：“燕子。”仲武不疑有他，顺势望去，果然看见那高高的梁上有一燕巢，一排探出五只乳燕，白眉鸟首，角喙翕张，正等待着母燕觅食归来哺饲。就在这分神的片刻之间，不知李绶武使了个什么手法，朝仲武的丹田处轻轻一拂，匆促间，仲武只道近小腹方圆三寸之处豁然涌起一阵夹暖夹寒的气流，腔肠之间有如冒出来个橙子一般大小的圆球，飞速疾转起来。
“老弟若是感觉内急，就赶忙如厕去，咱们就此别过，你也不必送我上车了。”李绶武笑着挥了挥手，仲武果然腹痛如绞，再也禁忍不住，提起箱笼、奔入站旁公厕，拉了个昏天黑地，可是从此居然一身轻捷，浑似脱去了五七十斤赘肉的一般。
也是经此一别之后，仲武的内力有了长足的进步。由于我素不喜于武学上揣摩钻研，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不过，除了见识仲武吸酒瓶奇技之外，还看过他揉面团，倒颇值随手一记。
旁人揉面，看起来极其耗力费事，即便是隆冬严寒，也常揉得大汗淋漓，涣流浃背。独仲武揉面，如公瑾抚琴，其闲适潇洒，绝不类厨作。但见他将几斤面粉倾于砧上，隆起如山，探手掘一穴容水，状似湖。复掬粉数捧披盖，当即持一白纱布轻覆其上，并以两掌隔空数寸作摩挲状，却无一寸肌肤触及面粉。如此约三五分钟，纱布底下的粉层时起时伏，初如樱雨、犹沾黏成花瓣大小的薄片而倏飘倏落，纱布亦随之而乍揭乍掩。稍顷，各薄片附益渐多，方圆渐阔，直如铜板一般了，仲武的动作愈趋和缓，不过几交睫间，原本若鳞甲接缝的线条便消失了，峰角嶙峋的面粉堆也变成了一座浑圆平滑的面丘。回眼再看仲武，非仅面不红、气不喘，且滴汗不下，粒粉不沾。我笑谓：“观阁下揉面，如看美女梳头，才深知庖丁解牛，游刃有余之境。”仲武的内力深湛如此，而甘于市隐作庖，倒叫高阳不得不翘起大拇指，称道一句“好汉子”了。可惜我与仲武再见了几次面之后，忽有一日，馋虫祟动，直挂念着他的饺子，遂携Old Parr威士忌一瓶径访，要讨他几个解馋，不意仲武扃门闭户，竟已乔迁往中部发展去矣。
他这么不告而别，我的损失可不只是口腹之欲难填，更兼愁闷之惑不解。到底那“南昌行营”之于李绶武，又有些什么样的纠瓜结葛呢？这，就要从另一些枝节上说起了。
文前曾提及周弃公，这些枝节也同弃公有关。周弃子先生学藩，自署未埋庵，晚年别署药庐，我曾在《弃子先生诗话之什》一文中引弃公论溥儒的题画诗。弃公云：“溥王孙的题画诗，首首辋川，无非假唐诗而已。有一回跟他闲谈，我老实跟他说了；他也承认，他说他也有真的东西，不过不便示人，接下来念了两句给我听：‘百死犹余忠孝在／夜深说与鬼神听’。”
那篇文章谈的是弃公诗论，未便骈议其他。实则弃公对中国绘画的鉴赏力亦是极精到的，曾持一论云：“近世丹青，颇多充赝。绘者摹山仿水、皴石点云，常见衣袍登靴、拄杖过桥之辈，傲眺巉岩，如寻隐未遇模样；乃于险峰幽涧处，敷衍茅庐数间、角串一架，泥垆坐酒、残落枰，作世外高闲状。试问寻者何人欤？隐者何人欤？弈者又何人欤？此等假画，合该与假唐诗凑趣，一言以蔽之曰：‘俗不可医’。浑不如惊鸦写孤竹，笔笔疏硬见骨，的是真性情。”
弃公在这里所提到的“惊鸦”即是方练，字凤梧，号甘醴居士，又号惊鸦先生，著有《惊鸦留鸿录》四卷，自述其生平、师友、见闻、艺论。由于周弃公的称道提醒，我对此老的著作又加意浏览了几回，如读包世臣《艺舟双楫》，涵泳深邃，蕴藉风流，果然极有味，也因之而对方练的门生万砚方所写的《神医妙画方凤梧》连带产生了兴趣。
某日，应王新公之召赴府试菜，在座的还有张佛公、楚戈、丁望及一位我素昧平生的魏先生。当日所试的菜叫“套四宝”，据说出自开封“宋都菜馆”名厨家传私授的食单。酒过三巡，“套四宝”端上来了，盛在一只景德镇的青花细瓷汤盆里，开盖儿一看，是只头尾俱完、热气蒸腾的全鸭，肉质酥软松滑，肥而不腻。吃完鸭肉之后，又露出一只清香熟烂的全鸡来。鸡肉吃罢，内中还有一鸽，而全鸽的肚产里竟然还藏着一只体态完好、腹中塞满海参、香菇、竹笋的鹌鹑。
据案大嚼之余，自然众口称赏。王新公谓：“食单和手艺都不是舍间厨作所能望及项背，而是这位魏老弟亲自打理的——来来来，慧叔，你给说说这‘套四宝’的佳处。”
原来这魏先生就是知名的老饕魏谊正，行三，人称魏三爷的便是。据说此人曾一度参赞中枢、周旋机要，惜与“今上”在抗日战争的方略上屡起龃龉，而渐遭摒抑，虽则保住了个“国大代表”的头衔，过的却是纵情酒食声色的日子。每尝语人曰：“魏三在‘国大’的价值，便是不投‘老头子’当领导人的那一票。”其自号“百里闻香”，更是狂猖得可以。说起“套四宝”来，果然自出机杼、别有妙趣。
“宋都这道菜，是我拿另一道菜换来的，这就先不说了。”魏三爷自始至终未动筷子，说起菜式典故来，却滔滔不绝了，“‘套四宝’的讲究，是在把四只层层包裹的全禽密匝匝套在一起，集鸭之浓、鸡之香、鸽之鲜、鹌鹑之野四味于一釜，难就难在如何去其骨而全其肉，这叫‘拆架’。等闲的厨子不会拆，一拆就把皮肉给破坏了。拆下来的架子得另起一锅烹煮，熬得骨烂髓融，便成汤底。我练这‘拆架’手艺，足足耗去八年辰光；手艺成就，抗战也打完了。
“这还只是个匠作熟巧的功夫，‘套四宝’的佳处却不在这一面上。各位试想，活生生的四味全禽，要之以鸭最蠢拙、鸡稍轻健、鸽更不驯，而以鹌鹑最为佻达活泼，却给囚在最里层。发明这道菜的厨子想必有一肚皮冰炭难容的感慨，恨世间野性尽为蠢物缚束牢笼，才想出这么一番折腾来——其中最见深刻的，正在‘拆架’的意思上。君不见，如何教人收伏野性、甘为蠢物囚裹呢？很简单，‘无骨’可矣！没了骨头，尽管委曲求全，毕竟只能盘中作肴而已了。”
一气说到这里，阖座拊掌笑叹，咸谓“套四宝”似乎不只可口，还真有能令人会心之处。倒是那魏三爷话锋一转，接道：“不过，我有位老友别立一解，他说：‘你怎么不说，越是蠢物、越是要大肚能容呢？’照我这位老友的说解，举凡衮衮禄禄、高踞庙堂的诸公，蠢斯蠢矣、拙斯拙矣，倒还真要有几摺肚围才行。”
诸客又是一阵谑笑，我由是也对魏三爷颇生出几分敬悦之意，遂道：“聆君一席话，胜读三日书，可是我仍有三事不明，非请教不可。敢问三爷究竟是用哪一道菜换来的这食单手艺？此其一。三爷自始至终不尝一口‘套四宝’，却是为何？此其二。听三爷说起那位老友，想必也是位足智深思之士，但不知是什么人，可否请三爷见告？此其三。”
“久闻高阳每事必问，果不其然！”魏三爷十分坦荡，当下答了。原来交易的食谱非常简单，是一道“素烧黄雀”。魏三爷向宋都的大厨建议：鹌鹑腹中的海参、香菇、竹笋固然各具滋味，然而一旦吃到第四层，其中居然是满腹散菜，未免少一分艳目之色。何不将素烧黄雀裹入核心，待食客拨寻肌理，又复得一惊喜，这就把“套四宝”变成“套五宝”了。至若今夜何以是四宝而非五宝，魏三爷正色肃容答道：“既已与人，何当复以为己？这‘套五宝’是宋都的独门菜式，我便不能侵夺了。”
关于自制的拿手菜却始终未曾举箸的一节，魏三爷却转脸向王新公道：“新衡先生是知情的——”
话语似断未断、待续未续，王新公却抢道：“高阳的第二问和第三问，答案都在玄关脚凳边的那个纸袋里，待歇儿散了局，你带回去品尝玩味罢。”
纸袋显然是早就准备下的，里头是一瓶陈酿和两本闲书，乃是《神医妙画方凤梧》和《食德与画品》——后者正出自魏三爷之手。彼时我僦居仁爱路圆环一斗室，与王新公府仅一箭之遥，散席信步而回，美酒佐书，不觉竟夜。至天明终卷，才明白王新公以试菜为名，实则是为我和魏三爷作一引见，或许夜来这饭局根本出自魏三爷所授意，其目的则清清楚楚写在《食德与画品》的扉页上：“高阳兄揭谛探真”。
揭谛探真是个双关语，一则俱载于《食德与画品》之中，指的是魏三爷自行绘图鸠工打造的一双银箸——一支名“揭谛”、另一支名“探真”——老饕自铸称手的筷子，自然有其品细尝鲜的用意，姑且不论，至于那七字题辞的另一个意思，应该就是以此二书所载之内容，供我究其情实、发其隐匿。揆诸平日，多有为我具文述事的读者，或抒志陈情、或献曝揭秘，不外是供我参考，冀能辗转写入小说之中，往往披沙拣金，偶亦见宝。魏三爷这两本书，的确是有补充近世政海秘辛的价值的。
先说我在席间所提的两问：那位慨然道出“越是蠢物，越是要大肚能容”的人物，正是《神医妙画方凤梧》的作者万砚方。当年魏三爷浪迹海内，到处寻访名厨大庖，求授菜谱食方，可以说散尽家赀。但是也因之而学会了不少独门秘术。尤其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时期，许多在道途间流离失所的厨师不惜以传承数十百年的技艺交易一顿饱餐，《食德与画品》便详尽地载录了作者“游学”的经历、见闻和实操实作的七十二则掌故，其描摹刻画，微入毫发，真可说是一流的小说了。
当然，求学问道之余，如何维生也是一个问题。在魏三爷而言，这倒不难。书中坦述：一旦盘川告罄、囊橐萧然，他便仗着在政府名公、巨卿之间震烁已久的声名，去至某要员某府某邸，露一手烹饪的功夫。须知政客最怕人议论他不学无术、最喜人谛听他逞学售术、又最擅长挟资借势以窥学求术，是以政客皆好宴集——每于馔餍饮足、酒醉饭饱之余，搜闻些“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谈丛，便觉腹笥满盈的不只是鸡鸭鱼肉而已。借由这一层权贵阶级的心理，魏三爷便凭着一身从市井庖俎间访得的本领，折冲于鸣钟食鼎之家，可谓悠游自在得很。他与万砚方订交，亦缘于此；而初识所售之术，即是“套四宝”，当在一九五一年前后，是时“国府”已播迁来台，地点当须在台北。倒是万砚方一句“你怎么不说：越是蠢物，越是要大肚能容呢？”的自嘲反诘之辞，颇让魏三爷刮目相看，深知此公非俗子，而愿意倾心结纳了。
多年之后，万砚方骤尔殒命，其事甚秘而可怪，魏三爷便再也不吃这道菜了，其书末慨乎言之：“馈而无所贶，犹寝而无所梦；伯牙碎琴、季札挂剑，皆伤离索者，天涯情味，其此之谓欤？”这段话隐了个姜白石《翠楼吟》“兴怀昔游，且伤今之离索”的题序之意，所谓“天涯情味”，不免让我想起《翠楼吟》结句：“仗酒祓清愁／花销英气／西山外／晚来还卷／一帘秋霁”。
这样的交情似乎只能向传奇小说中得之，而绝难在现实世界上求索。再见王新公时，不免提出来一叹。王新公诧道：“你同周弃子那么熟，没听他谈起魏三去万氏家庙打抽丰，不意却结识了一批牛鬼蛇神，订下生死之交的奇事么？”
“我同弃公大抵谈诗词、说故旧，鲜少述及时人时事——”
“嘻！”王新公喟道，“他和那李绶武也是相熟的。李绶武整理了一本《民初以来秘密社会总谱》，其中引了不少武林史材料，弃子玩兴大发，还给那些武林史订了不少对仗工整的回目，什么‘黑松林七侠结盟誓／白泰官三飞屠蛟龙’、‘甘凤池摘瘤还咒誓／泥丸功导穴召英灵’都是出自他的手笔。这还不算，他还用‘异史氏’的笔名，替老漕帮写了不少赞诗。像那首‘锦江常碧蒋山青／元戎下马问道情／揖张义胆缘旗祭／笑剖丹心载酒行／百万豪银何快意／八千壮勇岂零丁／孤灯坐看横塘晚／黯淡功名举目清’，用事妥洽、炼字沉雄，更可称杰作了。这等调皮得意之事，弃子竟没向你抖露？”
“噫——我竟不知。”书旗小说，://.bookqi./
承蒙王新公见告，我才知道：周弃公论画之所以看重惊鸦，并非没有缘故。或许是因为他和万、李之结识而得以进窥方凤梧艺事之堂奥；或许是因为他欣赏方凤梧的画论画风而不吝以大诗家之身，同这批江湖人物论交。至于魏三爷到宁波西街老漕帮祖宗家门献菜，究竟是不是存心打抽丰，便不得而知了。总之——据王新公所言——魏三爷之所以能接近万砚方，乃是因为李绶武的缘故。这又是缘于李、魏二人搭同一条船来台湾，有那么一节“倚舷把晤”的情景。
据闻当时船行已近基隆，李绶武正凭栏读着一本书，却久久不曾翻页，身后忽尔有人说了话：“老弟倒真是字斟句酌啊，呼呼呼！”
李绶武一回头，见是和自己在青岛同桌复同船前来的大个子，只方才唱名发签证时始知其姓字，叫魏谊正；仓促间尚不知如何应答，却见魏谊正撮唇怪笑的一张脸也倏然凝冻起来——他是在睇见李绶武掌上所托的那本书中的文字之际愣住的。
“阁下手上这本书的主人曾经许过我一个‘天下之大，到处可以相逢’的后会，”魏谊正惨然道，“敢问阁下：这个叫欧阳秋的如今身在何处？书又如何到了阁下的手上？”
李绶武闻言似乎也大吃一惊，垂脸怔怔望着手中书本，思前想后片刻，复打量了魏谊正半晌，才道：“设若您是‘讲功坛’出身的弟子，却不该如此问话；设若您是冲着这本《无量寿功》而来的练家，大可以趁我方才失魂落魄之际出手相夺。想这普天之下，能认得这书、认得欧阳秋其人，而又能洒然如此的，恐怕只有魏三爷一个人了。”
“不敢，在下正是魏三。”魏谊正舞拶着手上的银筷子，漫不经心地往身后不远处正吵嚷着的几个军官一指，道，“听他们唱名，阁下是李先生；咱们其实是五月二十号那天一同自青岛登船而来的——”正说着，魏谊正猛然发现到李绶武正缓缓地、悄悄地朝后移步，同时瞟目斜眉地似乎在示意他往船首方向走动。果然在走出十多丈远开外，李绶武才低声问道：“恕我冒昧直言，三爷既然也是从欧阳昆仑手上得到的通行凭证，敢问三爷上船之后，是不是给单独拘在一间舱房之中，受了几回盘问，直到端阳佳节之夜，才又无缘无故给放了？”
“不错，那天兵士送来两个粢米饭团，冒充粽子，粗粝得很，简直难以下咽，我回头就给扔了。”
“他们盘问了些什么，可否请三爷见告？”
“翻来覆去就是那么几句：问一个身家来历、亲故乡里。再者便是如何混上舰来？从哪里攀得一张通行凭证？此后意欲何为？诸如此类，简直不胜其扰。怎么？李先生也给拘问了几日么？”
李绶武且不置可否，却益发压低了声，道：“依我看，自凡是跟着欧阳昆仑上船的都逃不过这一劫。且看那厢高谈阔论的四位，还有个瘸腿妇道和一个孩子，他们是老漕帮万砚方的家门亲眷，兴许没吃什么苦头，可是恐怕也一样给囚了些日子。至于三爷你方才调笑了半天的那位年少妇人——”
“此言差矣！此言差矣！”魏谊正忙不迭地摇手道，“是我看她孤身一人，面容愁苦，两眼含着老泪，才上前说几句笑话解颐。李先生说‘调笑’，未免诬枉魏三了。”
“她是欧阳昆仑的妻房，眼下身怀六甲，万里漂泊，又好些天没见着丈夫了，试问：单凭三爷几句说笑，如何使之解颐？”
魏谊正闻听此言，一时惊心，连手上的银筷子都几乎捏不稳了，急道：“她、她是——唉！我却不知道呢！昆仑行事竟如此诡谲，居然连我也不说。”一面说着、一面扭身就要往回走，可袖口早叫李绶武给掣住，但听李绶武蓦地迸出两句话来：“你这么一咋呼喧嚷，莫要害了他们孤儿寡母呢！”
魏谊正不觉心头一懔，暗自思忖起来：若称那怀有身孕的妇道是欧阳昆仑的妻室，又说什么“孤儿寡母”，则欧阳昆仑想必已经身遭凶险——难道竟是这几天之间、发生在这条船上的事？念头还没转透彻，耳边又听李绶武嘱咐道：“那厢万老爷子几个兄弟伙儿都在，他们究竟是敌是友，于今也着实难以分清辨明。若非三爷与欧阳秋有旧，坦白说，我也不敢贸然跟三爷说长道短。不过，欧阳昆仑应该是遭逢不测了。下手的人是谁，我不曾亲眼窥见，不敢妄言；也正因如此，你我更须小心应付，以免蹈入奸人机栝才是。”说到这里，手里的一本《无量寿功》竟递了过来，李绶武的一张麻子脸也越发地哀凄惨悄了：“没想到此书竟是这般物归原主的。”
不意魏谊正捧起这书，在掌心上掂了掂，像是忽然涌起了抵挡不住的什么感慨，倒先滚落两滴泪水，哽咽道：“我同欧阳家父子两代论交，虽各只一二面之缘，原本也称不上什么隆情厚谊，只此番承昆仑相邀，实指望到海角天涯游历些时日，品尝品尝南海之滨的脑鲎足、蟹子虾姑，孰料还碰上这般凶险蹊跷。”
“李某平日闲读杂书，颇知三爷当年慨然将祖传神功赠与欧阳秋的一段佳话，却不知三爷同欧阳昆仑也有往来？”
这一段李、魏二人“倚舷把晤”的故事才说到一半，王新公忽然面色凝重地摇起头来，边摇头边说道：“不对、不对。弃子不同你高阳讲必定有什么顾虑。他不同你讲，我也不同你讲。讲到不该讲的事情上，凶险蹊跷说不定就找上门来了。”
王新公的脾气饶是如此，任何人也莫奈之何。于我而言，当时的确如骨鲠在喉，颇有几分窒闷。不过，日久天长，却也淡忘了。直到一九八七年一月五日，王新公谢世，不巧我人在香港，连最后一面都不曾见得。洎返后，又为了二月中要赴东瀛一游而赶写一批连载存稿，忙得不可开交。直到二月十五日清晨，临上飞机之前数刻，才偷闲至王新公灵前叩了三个头。辞出之际，未料却撞见了魏三爷。我看他虽然颀长高大、不减往昔，然而面容清癯、神情萧索，仿佛瘦了几许，便打趣道：“三爷竟然也有‘衣带渐宽’之一日呢。”
“吟乔树之微风，饮高秋之坠露，人焉不瘦哉？人焉不瘦哉？”魏三爷微哂着开了两句玩笑，即正色道，“高阳，这些日子上哪儿去了？听说你又要出国。”
我草草应诺，私心窃忖：他那两句“吟乔树之微风／饮高秋之坠露”分明是骆宾王《在狱咏蝉》诗序里的用语，当下不免一怵：如果他的话并非玩笑，则其意岂非正是在告诉我：“刚吃了一阵牢饭出来，能不瘦吗？”
“我知你事忙，”魏三爷一面说着，一面俯身替我拎起两只行李箱，快步朝马路边趋走，并道，“然而兹事体大，不能不叫你明白一个首尾——咱们路上谈。”
只见他健步如飞，走得十分轻捷，看上去一点儿也不像个八旬老翁。在仁爱路的红砖道旁，他似乎是刻意稍事观察，一直守候到第四辆计程车经过，才招手拦住，径自吩咐司机：“到桃园机场，出境。”
上车坐定，我忍不住问他：“三爷怎知我要出国？”
魏三爷笑了，沉吟道：“月前报载新衡先生在荣总去世，我就想，不知道高阳会不会前来吊唁？遂请一位能通天人之术的牢友拿你的姓字给算了一算，他说你老弟人在天涯，未必赶得回。偏偏狱中有本过期的文学杂志，正在召募读者组团东游日本，拿你老弟当招牌，号曰‘随团作家’，订在今日起程。我那位牢友又给算了一算，说今天是正日子，你我当须一会。”
“三爷方才说兹事体大，究竟是什么事呢？”
“有这么一个朋友，想托人带那么一点儿东西——这是简单其说，我素知高阳老弟心细如发，必不以此说为惬心贵当，是以非面告详情不可。”
初听此言，我直觉以为：莫不是桩走私贩毒之类的勾当？登时应道：“带的若是寻常物事，何以非高阳不可？若非寻常物事，我岂能应命？”
“老弟别误会了——只不过是一本书，明治年间刊印的《肉笔浮世绘》，绝非不法犯禁之物。”魏三爷说得坦荡，眼神却不时留意着前座的司机。但见他顺手摇下车窗，让街头嘈杂零乱的车声、喇叭声略为掩护，才复附耳相告：“为什么请托于你，也不是没有缘故的。这就得往细处讲了——
“其一么，乃是因为你老弟读过几本书。我从你写的《金色昙花》、《粉墨春秋》和《清帮》这些个小说、丛谈里看得出来：你老弟显然对近百年来中国政局官场里的曲折隙积十分留心，谅必也参考过不少稗说野史；这些玩意儿非但不比官修正史为失真，反而填补了许多兰台大令所不能言、不敢言甚至不知其可以为言的材料。我说的这几本书是《天地会之医术、医学与医道》、《上海小刀会沿革及洪门旁行秘本之研究》和《民初以来秘密社会总谱》。怎么样？魏三说得可对乎？”
我惊心之余，自然无须否认，遂接了句双关之语：“三爷非但腹笥极宽，眼力更是绝细的。”
魏三爷闻言大笑数声，拍了拍肚子，突然敛容道：“那么，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在那本《天地会之医术、医学与医道》之中提到过一个跳楼自杀的洪英、叫罗德强的？”
我正在脑海之中竭力搜检所阅记之书的内容、而仍未便骤置然否之际，三爷早已接道：“此人当年任职于日本驻华大使馆，表面上干的是警卫，骨子里其实是个给‘老头子’干‘凿底’勾当的谍报人员——”
“我想起来了！”我昂声要说下去，手背却猛可叫魏三爷给按住，当下微知其意，低声应道，“此人前去捣毁汪勋如开设的‘河洛汉方针灸医院’，还失落了使馆职员证一枚，之后逃捕未遂，跳了楼，以精神病患者厌世自杀结案。”
“他哪里是自杀？”魏三爷又凑近前来、附耳言道，“分明是另有隐情、暴露了行藏，叫办案的爷儿们给推下楼去灭口的。此事诚若追根刨柢，外间不难得知‘老头子’在驻日使馆埋下了‘桩子’，事态就尾大不掉了。”
“这与我又有什么相关？”
“罗德强一案原本只是洪门光棍想要迫令汪家医交出《吕氏铜人簿》、退出医道江湖的一个绿林纠纷，不料歪打正着，几几乎败露了‘老头子’在日本方面伏桩设线的秘辛。这也就罢了，孰料此事过后五日，国民党‘九全大会’之中，选出来个哥老会首洪达展列名主席团第一后备副主席。此人机心极险，反而在‘老头子’面前参了一本，说他握有密报，可以坐实老漕帮‘老爷子’万砚方暗中破坏‘反攻’大业，而就是因为罗德强掌握了万砚方阻挠‘反攻’的证据，才惨遭灭口的。‘老头子’闻言震怒，饬令洪达展把所谓的密报原原本本呈上来。洪达展能罗织罗德强入案，自然不是没有准备。不待大会闭幕，便抖露出一个老漕帮密遣东京在地光棍，将月前准备投奔当局的‘周鸿庆’送进苏联大使馆的内幕来。”
“‘周鸿庆事件’我是知道的，当时的‘梁兄哥’凌波随李翰祥到台湾访问，翰祥特别来看我，说是将来要同我合作，写几出历史戏。他还说了两句怪话：‘周鸿庆这一路死死活活，拍他一部连台本戏三天三夜都演不完。’”
“翰祥是知情的，所以日后他在台湾也待不下去了。”魏三爷说到此处，忽一振襟，从袖口里甩出两本书，只一时还以巨掌遮掩、不使露相，并继续说道：“咱们言归正传：‘周鸿庆事件’究竟如何，魏三也不瞒你老弟——不错的——当年正是万老爷产使了个偷梁换柱兼上屋抽梯之计，让一个在东京开出租汽车的庵清光棍拦下了那化名‘周鸿庆’的莫人杰；这姓莫的从前曾经诈死赖债，身上背了一部血案——知情的除了我这贪吃鬼之外，恐怕就只有他本人和二三同谋而已——”
“三爷所言，不正是大作上提过的那道‘红煨清冻鸭’的周厨么？”“高阳果然是知味之士。”魏三爷微微一哂，接着说道，“正因为你读过这些本书，许多枝节细目，便不劳魏三多费唇舌了。总之，这也正是托你带那部《肉笔浮世绘》的头一个原因。至于其二么，还得回到那冒充周厨的莫人杰身上说去——此子当年以半部《莫家拳谱》为酬，和航运巨子项迪豪勾串，设计了一条李代桃僵的毒计，言明事成之后另以后半部拳谱奉赠。莫人杰确实未曾食言，可却利用项某人嗜武成痴的奇癖提出了一个条件：他要求项迪豪把旗下船公司在广东沿海所设的一个仓库交给他经营三个月。”
“一个小小的仓库？只经营三个月？”我大惑不解、脱口问道，“此子意欲何为？”
“莫人杰当时不过是个未经世事的膏粱子弟，哪里懂得这些机关、计谋？更不消说向人要一座仓库了。此举自然是背后另有高人指点，才兜得转的。原来早在抗战期间，便有人看上了一宗收购旧港币的买卖。此人眼看项二房将事业重心转往上海经营航运，在东南各省港市上都有货栈仓房，又深知项迪豪性喜钻研武术，且深衔北京飘花门孙少华一掌之辱，于是给设下条一石数鸟之策：杀了个周鸿庆、救了个莫人杰、毁了个孙少华、诬了个万砚方。项迪豪得了拳谱，定策之人则掌握了三个月的时间，把早就在战时用‘周氏纸厂’名义买进的一吨多旧港币化整为零、以小舟运回香港，找上刚复业的汇丰，准备一口气全都兑成英镑，汇丰当然吃不消，只好缓计徐谋，请那‘周氏纸厂’的老板出任董事、兼理总裁职务。”
“然而这位‘周老板’既非‘周鸿庆’，恐怕也不是莫人杰。”我其实并不知道真正的答案，却忍不住迸出一个猜测来，“当年执行收购港币的是陈光甫，日后花大钱交际公卿的也是陈光甫，难道——”
“还差一步，高阳老弟！还差一步。别忘了陈光甫是人家哥老会的洪英光棍。”
“那么、那么——”我迟疑了，十分自然地嗫嚅道，“居然还是那洪达展！”
魏三爷深深一颔首，道：“不错。可笑那项迪豪一心只想着《莫家拳谱》，未到手时寝不安席；既到手了，仍复食不知味，成天价闭门修习熬炼，实指望真能学成一副‘天下无敌水无边’的身手，好去北京亲自料理了飘花门的残徒余孽。他却始终不知道：自家海南仓库里竟然堆放着足可敌国的钱钞呢！
“至于莫人杰，即令解决了债务、分润了钱财，顶着个死厨子的姓名，依旧想过他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的荒唐日子。可老家是待不下去了，便由洪达展安排，往香港落脚。洪达展足跨政商两界，兑旧港币更上层楼，可说是得意风光之极，在青岛、上海、南京各地都置着产业，香港自不例外。从另一方面设想，他也不希望莫人杰在内地招摇，因此买下了湾仔地区一座相当讲究的宅子，原名叫‘千岁馆’——”
“‘千岁馆’我知道的。那是抗战初期日本驻港情报机关在湾仔地区设立的一个俱乐部。”我亦点头应之，“倒是不对外营业，日本人称之为‘会员制’。我在写《粉墨春秋》的时候注意过这条材料，可惜用不上。”
“其实‘千岁馆’就是个专门接待各地前往香港跟日本军部办交涉的大小汉奸的招待所。”魏三爷道，“洪达展买下来是有眼光的。试想：战后再要同日本人做起生意来，此地宁非佳处？可是他碍于身为中枢要员，坐拥一片日寇的物业，自不好明目张胆，遂委了莫人杰前去经营，直到一九四九年为止。
“可怜人算不如天算，洪达展做梦也不会料到：连他自己都是糊里糊涂跟着‘老头子’的部队播迁来台，又哪里顾得上莫人杰的出处呢？然而此子自年少之时便溷迹江湖，跟着洪达展耳濡目染个几年下来，当然也学了不少手段。加之以香港弹丸之地，龙蛇混杂、风尘嚣攘，反倒让莫人杰交际了不少人物。其中有一个人，姓连名贯，原先干过八路军驻港办事处的副主任。此人精通摄影技术，冲晒放大，无不娴巧，尤善于以长焦距镜头偷拍人物，曾于抗战中期摄得五六十张出入‘千岁馆’的汉奸照片，算是替共产党立下了不小的功劳。
“一九四九年中，神州变色，国民党迁台，共产党人民政府成立，少不得论功行赏。这位连贯便成了大陆驻港办事处的主任，一日旧地重游，大约是向莫人杰吹嘘起曾经在‘千岁馆’从事秘密工作的往事，莫人杰也约莫是透过了连贯的这层交往关系，才又找着了‘那一边’的靠山。只不过海峡迢递、竹幕深垂，魏三对这其中的关节榫目，所知也仅止于此——倒是洪达展这一边，不得不另有一套说法和做法。这，就株连到日后的一宗大难了。”
魏三爷说到这里，我恍然若有所悟，而其情犹似隔靴搔痒，抓不着要害，只好凭着直觉一猜：“外间虽然不知道是洪达展一手安排那莫人杰‘借尸还魂’，可香港在地的人物却总该听说过他盘下‘千岁馆’，乃至于交给一个叫‘周鸿庆’之名的人经营的事罢？”
“这正是症结所在！”魏三爷撮起口唇，“呼呼”怪笑了几声，才道，“当年国共作殊死战，‘老头子’坐失大片江山，退居蕞尔之岛，仇‘匪’恨‘匪’之念，须臾未曾释怀，自然无时无刻不透过各方特务人员潜赴各地打探敌我虚实，俾能早日反攻。试想：近在咫尺、位居要津的洪达展在香港方面有那么一层不尴不尬的老关系，居然还攀上了共产党在八路军时代的特务头子，他该如何向‘老头子’交代？”
“我看他没法子交代。”我不觉冷笑了两声——设身处地以洪达展的立场琢磨，其情倒颇似周弃公口中那有苦难言的“钱收发”，因为一旦和盘托出，说不定还会扯出当年如何教唆莫人杰觅佣代死的旧案来。
“这就是你们写小说的斗不过玩儿政治的了！”魏三爷似乎早知我会有此一答，当下如此应道；可是一转瞬间，又“呼呼”笑了两声，摇晃着脑袋，叹了口气，“唉！也别说你，当年就连我们‘老爷子’、外加一个我，乃至身在极峰的‘老头子’都未曾料到，洪达展给咱们变了个偌大的帽子戏法儿。要说有能看出了那戏法儿的，恐怕只有一个李绶武。可谁叫他外号人称‘哑巢父’——明明窥出了底蕴，却始终不肯揭穿。”魏三爷接着试探地问了一句，“高阳老弟，你还记得当年有那么一个‘反共自觉运动’否？”
我略略迟疑片刻，点了点头，道：“怎么不记得？”
那是发生在一九六二年三月间的事。早在一九五九年中，我已经服务军职满十周年、离开了王叔铭总长的幕僚，且经林适存先生（笔名南郭）之引荐，由中华日报郑品聪社长聘为特约主笔，负责撰写些社论、专栏之类的稿子，对于规模如此庞大的一个运动自然不陌生。
这个运动表面上是“警备总部”政治部主任王超凡中将发起的，目的是在鼓励那些曾经一时“为共党引诱、胁迫、欺骗，而不得不与匪交往、接触、周旋的人士”自动出面向警总表白。举凡涉有违反《惩治叛乱条例》第二至七条、《戡乱时期检肃“匪谍”条例》第九及十三条者，以及曾有附“匪”情事而未办理自首、登记，或自首、登记得不彻底、不诚实者，皆可以在三月一日到四月三十日间向警总办理自觉。此外，这个运动还有另一项内容，那就是“凡确信某人在台有‘匪谍’嫌疑，虽因缺乏有力证据、却有向政府报告之必要、以免涉及‘知匪不报’之罪者，亦得在此期间向有关单位举发。”这个运动还将“反共自觉表白之事实”的时空范围推溯、拓展至“共党武装叛乱以前”、“发生地区非仅台湾，大陆、国外亦包括在内”。
从表面上看，“自白免责”之举是当年“安定后方、巩固复兴基地”的措施，也是受屈遭谤者洗刷嫌疑、还我清白的机会。可是既要人自觉表白，何以又加上一段鼓励检举的内容？当是时，我看出其中有这么一个逻辑上的牾，遂写了一篇社论，题曰：《既云纵之，何复枉之？——关于反共自觉运动目标与作法的商榷》。文章给上头压了下来，郑社长很委婉地向我解释：关于这个题目，已另有轮值主笔撰就一文，我这一篇，他只好“留中不发”了。然而在面谈结束之际，他语重心长地向我面授机宜，道：“高阳兄，日后再碰上这种看似‘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政令，你就该明白，它是两股势力调不匀、斗不拢的结果。以‘今上’的驭下之术，就是‘存而不论、以待来兹’而已。”
这话说得含蓄，却极为清楚：“反共自觉运动”有表里两面，无论其初衷来意是疏其网、宽其刑，抑或是密其网、严其刑，都有另一方面相颉颃的势力阻挠之、制衡之。到头来决定这个运动之功过成败的，已非理性检验之真伪是非，而是斗争角逐之强弱消长了。
魏三爷提到这一点，印证了我当初的怀疑；然而他指出了更诡谲的内幕，却是我始料所未及的。原来此事与我曾两度自田仲武和王新公口中接闻的一个人有关：李绶武。
早在这个“反共自觉运动”之前，政府曾经办理过几次名目不尽相同、而实质十分类似的活动。如：一九五一年和一九五二年，由“国防部”总政治部公布过两次“自首办法”，前一次所针对者为“匪谍”，后一次益示其宽而发明了一个词儿，叫“附匪分子”，且两次活动也都连带地公布了“检举奖励办法”。
到了一九五五年六月中旬，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又宣布：有为期两个月的时间，可容“前往大陆被迫附匪分子”来一次“总登记”。负责承办该一“总登记”活动的便是当时任保安司令部政治部主任的王超凡。王超凡原以为这第三回合的网罗周至、收获丰硕，想必可立上一功，殊不料在呈送所有档案之际，却遗失了《港澳地区附“匪”分子检举清册》一份。此事秘而不宣，知情者惟恐株连及己，殆获不测之罪，只好一方面在公文作业上延宕呈报时日，以“港澳地区工作另行汇整”为由掩饰，另一方面则对港澳方面涉嫌“附匪人士”重新展开积极查访——甚至罗织——活动。
是时外间关注其事者，多以为港澳一带为国共两造情报人员交锋前线，敌我溷迹杂厕，诚清查之不易，以致迁延未果。独王超凡深知：必有意图匿隐该次“总登记”之结果者近在咫尺、格肘腋。
到一九五八年七月，保安司令部连同台北卫戍总部、台湾防卫总部和民防司令部一并撤销，一干任务全由新成立的台湾警备总司令部接管，隶属“国防部”；王超凡仍然做他的政治部主任。此时，那份重新调查制作的“港澳地区附匪分子检举清册”已经登录完竣，正准备呈报总司令黄镇球上将。不料有那么一天，王超凡赫然在自己的办公桌抽屉里发现了遗失整整三年之久的第一份清册。
这一下麻烦来了：他究竟该呈报哪一份？设若以失而复得的一份为可信，则谁能担保在过往三年之间，此册未经人增删变造？设若以重制的一份为可信，则万一那遗失的一份之中隐伏着什么重大而真确的匪谍情报，岂不怙恶诬良，反而蹈陷机栝？
如此再三寻绎，似乎只有一途、且绝不可假手于他者：他得亲自比对这两份清册之间的差异如何，才能进一步判断，孰为可信、孰为可疑？
显然，新册比老册多出不少名单以及据之而衍生的调查报告——其原因可想而知的：那些怀忧存疑、戒慎恐惧的谍报人员直接从王超凡处接获“重新彻查”的密令，岂敢不戮力效命、务期“宁可错杀一百、不可疏漏一人”而后已？是以在这一方面，王超凡也将就着“宁可信其有”了。
然而在另一方面，以旧册产生的方式言之，由于涵盖区域是港澳，原非省属保安司令部辖区，为免引起“国际”纠纷，是以当时办理“总登记”时，自不可大张旗鼓而为之，乃以极其隐秘的手段实施——尤其是那些主动前往“表白”乃至“检举”的人士，多是借着参加当地侨界慈善晚会活动的机会与政府情报人员接触，再以一对一方式密约恳谈，从而完成了清查。其中便有这么一个蹊跷之处——一个在旧册中遭人检举为“附匪分子”的人士却在新册中摇身一变而成为检举人，他的名字叫“周鸿庆”。
这里头大有文章。试想：清册虽然有新旧两份，可是“总登记”之实施却只有一次，且只在一九五五年的六月十五日到八月十五日之间、短短的六十一天而已。倘若在此期间，“周鸿庆”的确经人检举为“附匪分子”，他又怎么可能在同一次“总登记”中检举他人呢？
再看检举内容：旧册中检举“周鸿庆”者为施品才和康用才，此二人原为老漕帮光棍，一向在总舵主万砚方身边任事。直至迁台前夕，曾由万砚方亲荐入保密局服勤，为“国防部”资深的情报工作人员。这两人提供的检举事证非常详细；包括了“周鸿庆”如何因经营酒店之便结识连贯、又如何因连贯之故而迷上了照相术以及如何斥资搜购德国制造的精密照相仪器——除了个人庋藏把玩之外，更复转手提供连贯所主持的“匪伪”办事处特工使用。这些情事，都有照片、发票、仪器水单、前线跟监人员逐日笔录乃至“周鸿庆”多次往来香港、上海、广州之间的机票存根为附件以资证明。换言之，“周鸿庆”非但与“匪”过从甚密，甚至还有资“匪”助“匪”的嫌疑。检举人更在备注栏中建议：“宜从速制裁。”
然而与此相较，新册所载者却有极大的出入。“周鸿庆”由“附匪分子”摇身一变，成为我方潜伏在香港的工作人员，其与连贯系统人马往来的一切内容都成为另一项重大任务之必要准备。身为检举人，“周鸿庆”的确也善尽其职，揭发了一宗自香港利用空运邮包贩毒来台的案子。此案的被检举人叫林木发，台北市人，从事电影胶卷和放映器材的进口生意。由于时常往返港台之间，也成为酒店常客，某日于酒后无意间透露其勾串港台两地邮政及海关人员、以寄运邮包为掩护、将毒品输入台湾的买卖，并力邀检举人入伙，俾能助其“开发货源”。
王超凡读到此处，立刻向省警务处电询一九五五年六月至八月间查缉走私毒品的案底，几个小时以后，回复电话来报：就在该年六月十六日，省警务处破获了这一宗“林木发案”。详情果如新册中“周鸿庆”所描述的一般：香港毒贩在航空邮袋中夹入毒品，配合定期班机，依照联络所定日期，寄抵台湾。于运输车将邮件送到邮局途中，预先被收买的邮务人员便先将毒品取出，以逃过安检。据省警务处方面表示，林木发用这套弄鬼搬神、瞒天过海的手法贩毒已有四年之久，共输入五千多两的高纯度海洛因。经鉴识人员比对，毒物应该来自中国大陆的云南地区。至于林木发本人则已获判无期徒刑，但是发监执行未及两日，便暴毙了，死因不明。法医研判与此人自己的毒瘾有关。
林木发本人死因如何，于王超凡而言并不重要，他所关心且棘手的问题则是他益发无法定夺：这新旧二册该以孰为可依可据之资？无可奈何之下，王超凡只好硬着头皮私下求见总司令黄镇球，把前因后果尽以口头报告了，并且敦请裁示。黄镇球出身保定军校，根本不是搞特务的料，除了抓拿几个异议分子、查禁几首靡靡之音、收烧几本危言耸听的书刊杂志之外，还真弄不清情治单位各路人马的底细。此外，一次“总登记”捅出两本清册，这又涉及手下一级主管的重大疏失和延误，一旦作了裁示，说不定会破坏了其他单位在港澳甚至敌后的工作布建；倘若不作裁示而呈报上级处置，则刚成立未几的警备总司令部使出了这样一个纰漏，情何以堪？思之再四，黄镇球把两份清册都压下来了，并且亲口嘱咐王超凡：“这‘自首办法’也好、‘检举办法’也好，都是老案子了——一次清查得不彻底，就原案再做一次；两次做不干净，就来个第三次。你给另外想个名目，换几个执行的人，再查一回。”
这一席话便为“总登记”弄巧成拙的纰漏解了套，也为几年之后的“反共自觉运动”定了调——这是一桩可以往复翻折、层出不穷的勾当，每隔一段时间便发动一回。黄镇球的结论很简单，也很透露着因无能而无为的阴柔色彩：“昨日之敌或为今日之友；今日之友或为明日之敌；咱们后天再看亦复不迟。”
从这一连串治丝益棼的“自首”、“检举”、“总登记”到“反共自觉”，真正隐身其后的人物始终未曾现形——是谁取去了“总登记”旧册？又是谁将之完璧归赵的呢？他的居心用意又是如何呢？
先揭谜底：这人正是李绶武。
次说缘由：依照魏三爷的叙述，李绶武潜入省保安司令部窃阅那份《港澳地区附“匪”分子检举清册》另有不足为外人道的动机——他在追查施品才、康用才二人是否涉及了另一桩“无头公案”。至于那“无头公案”为何？魏三爷无暇细论，是以直到走笔于此的今日，我亦不详其实。
倒是李绶武从那检举清册里窥看出另外一事的眉目，那就是：建议制裁“周鸿庆”的行动何以如此迫切？制裁了“周鸿庆”将对什么人、什么事有什么好处？
如果以老漕帮立场言之，倘若从当年杭州商会会馆莫人杰遇刺一案之后的重重疑云来看，这“周鸿庆”非但不应率尔杀之，反而更应保全，加以深诘细问，当可使故实水落石出。然则，施品才、康用才以“资匪助匪”嫌疑力主锄奸便非基于庵清光棍考虑，而是另有密意了。设若再从“周鸿庆”所犯之事来看，不过是巴结大陆驻港的情报头子，兼之借贩售些并未直接关涉军事机密的器材、从中渔利而已，其罪何以致死？仅此一疑，李绶武便不得不揣测：施、康二人另有所事，更另有所谋。
“如果高阳老弟你是绶武，你会如何设想？”魏三爷一面说、一面抓起掌下二书，浑似摇晃折扇一般扇起风来。我觑眼一打量，竟是两巨册我从未寓目的《七海惊雷》和《奇门遁甲术概要》。
“若以三爷方才之言观之，‘周鸿庆’一旦遭了‘制裁’，当年杭州商会会馆的一宗血案便再也没有事主人证，假借‘周氏纸厂’名义兑币而落袋的亿万之资也除掉了名义上的金主，得其利者非洪达展而何？”
“这一回，老弟你进了半步、还差半步。”魏三爷继续点着头。此际车过林口——或许因为是周日之故，高速公路十分壅塞，车阵绵延无尽。我既恐迟到赶不上班机，复恐来不及听完三爷条分缕析的奇闻，正有些焦躁的意思，三爷却像是看出了我的心事，忙道，“你再想想另一本《民初以来秘密社会总谱》的内容，就明白过来了。”
“是陶带文那一本么？”
“是李绶武的那一本。”
魏三爷又“呼呼”诡笑了两声，我立刻憬悟：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作者“陶带文”应该就是从“南昌行营”时代即已缘借贺衷寒的关系而成为政府核心策士之一的李绶武。毋怪乎《民初以来秘密社会总谱》之中以相当长的篇幅和十分细腻的笔墨勾稽出政府自成立以来、迄于迁台前后的数十年间与各种帮会之间结络缠绾的。然因我素不喜言地方械斗团体间的小恩小怨、细是细非，只不过在《清帮》一书中颇采了几则陶带文信而有征的考辨佐证，据而立说——大约这也正是魏三爷所谓“兰台大令所不能言、不敢言，甚至不知其可以为言的材料”者。
一旦明白了“陶带文”即是李绶武，再佐以田仲武所曾告我的一段“南昌行营”的奇遇，我当下对《民初以来秘密社会总谱》有了不一样的想法：它恐怕正是李绶武在“南昌行营”披阅各种密档而重新浇铸编织起来的一部谱牒，不啻如魏三爷所谓“填补官修正史”，恐怕还另行打造了一部近代历史。
在迟徐其行的车阵里，我却如电光石火般跨出了魏三爷所说的那“半步”——
据《民初以来秘密社会总谱》载：洪达展之所以能涉足政坛，乃是由于他早在民国二十年代初叶即已投效戴笠一系的特务系统，曾经替魏三爷口称的“老头子”秘发一窖，私贮巨金，所藏者除了早年从老漕帮孝敬“每月助饷两千万银元”伊始之积累外，还有日后抗战胜利以来陆续自日方接收的庞大资产和物业之所变现者。此事极密，原只戴笠、洪达展和“老头子”本人知之而已。
民国三十四年十月，国共两党在重庆举行谈判，“老头子”迫于形势，不得不签署一《双十协定》，其中有那么一条：国民党须同意取消一干迫害共产党不遗余力的特务机关。在“老头子”而言，这是为维持大局表面上的统一、不得不然的虚与委蛇之计。但是看在戴笠眼里，这分明是假借斡旋寇仇之形势、遂行藏弓烹狗的两面手法。为了保全羽翼甚至扩张爪牙，戴笠只能另求奥援，找上了美国人。
话说抗战后期的民国三十二年五月，“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在重庆杨家山签约成立。世人皆知，这是一个结合中美武装特务工作的机构，主任即是戴笠，副主任则是一个叫梅乐斯的美国海军中校。戴笠伺候梅乐斯是极周到的，另据《上海小刀会沿革及洪门旁行秘本之研究》“声色门”可证：经由哥老会方面媒介，戴笠曾为梅乐斯置一外室——此姝姓李名丽，号称“舞国皇后”。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者尝渲而染之，以为李丽是戴笠的情妇。戴笠亦从不就此而辩解片言，揆诸老特务之行径居心可知：其实戴笠正欲借这样的谣言为障眼法，目的当然是巧为掩饰，以笼络梅乐斯了。
“舞后”牌不意发挥了作用。正当戴笠自伤秋扇、坐困愁城之际，梅乐斯给出了个主意，算是答报了戴笠好一番赠妾的美意——由梅乐斯本人居间撮合，向美国海军方面接洽、活动，以一部分堪用的舰队支援国府，大壮“老头子”声势，俾能在战后迅速号召军心士气，完成统一中兴的事功。当然，戴笠更能从中得到一些好处——那就是由美方提议：让戴笠掌握海军。
这个兜绕了不少弯子的挟洋自重之计显然瞒不过“老头子”。民国三十五年三月初，他亲自写了一封公文、外加一份附件，交给了代号“佑洪”的洪达展。
公文上仅说明：戴笠将于三月十七日上午十一时四十分乘航委会C47222号机自青岛飞上海。附件则是戴笠在民国十九年亲笔拟稿交办的一份密令：以制造车祸方式“制裁”一位突然崛起于金融圈的银行家。昔日被“制裁”掉的银行家正是洪达展的父亲。“老头子”这一手用意至明：我替你找出了杀父仇人，你看着办罢。
洪达展如何揣摩“老头子”方面的用心则非旁人所能体会，但是戴笠等一行七人坠机殒命则是不争的事实。从另一个角度存想：洪达展手刃戴笠的一节又何止是报杀父之仇而已？对于一个久居君侧、深识雄猜的帮会首领兼党国要员而言，如何在“老头子”面前释疑避祸恐怕才是戴笠横死的最大教训了。以此而言，“周鸿庆”若是在香港给无声无息地“制裁”掉，不只杭州旧案再无对证，就连“千岁馆”招惹上的“附匪”之嫌也可涤清洗净了。
不过，魏三爷所谓的“还差半步”，实则另有首尾——那就是当李绶武串演了一折《盗宗卷》之后，洪达展如何旋转乾坤、支应了一步险棋。简言之，在不知道清册落于何人之手的时候，洪达展只能够作最坏的打算：“老头子”又叠架出另一系神不知、鬼不觉、直接听令于“官邸”的特务部队来了。
以洪达展之娴于特情作业，当然知道，对付已然得知某事的情报人员最好的办法就是提供对方另一个和某事全然相反甚至矛盾的消息。更重要的是，后者要比前者更容易验证。在疑心生暗鬼的洪达展看来，清册遗失且迟迟未见任何“制裁”行动的部署、展开只意味着“老头子”对“周鸿庆”之是否“附匪”有了重大的疑虑。
此外，还有一个背景恐怕也是令洪达展担心的，此事俱载于“留都龙隐”（应该就是李绶武的另一化名）为《民初以来秘密社会总谱》所撰之代跋长文的注脚之中。彼一注脚所注者是那篇代跋里的一个句子：“世乱隐于谍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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