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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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转移了。孤独、耻辱、恐惧使他陷入了极度的心理压力。公开迷责、私下劝说，还有宗教辩论，这些都严重打击着他知识上的自信和精神上的自足。

有时，这种压迫会迸发为一种公然的恐怖行为，就像克兰默被迫看着拉提美尔和里德利在大火中痛苦地死去一样。那景象使他心惊胆战，他颤抖着签署了那些需要他签署的文件。随后，他发现自己妥协的举动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他期望从女王那里得到的宽恕也落空了。他确信玛丽的严酷是因为自己没有满足她的要求，于是他彻底宣布放弃自己的信仰并公开认错。最后，天主教接受了他，并对他表示热烈欢迎。从被迫害开始，克兰默周围的牧师们就同情他，像同情被救赎的罪人那样。尽管他仍然得死，但他的灵魂得到了救赎。

但这些还远远不够。非但克兰默没有办法逃脱即将来临的死亡（无论一个人多么坚信灵魂不朽，但面对死亡仍然是恐惧，甚至痛苦的），就连监狱长也犯了两个致命错误。第一，允许他联络了他依然活跃的新教徒妹妹。她对他说了些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但这无疑削弱了他对新信仰的崇敬。第二个错误是当克兰默想到自己儿子而失声痛哭时，一位牧师的反应极其冷酷。一位“父亲”嘲笑另一位父亲的不幸。克兰默透过自己的痛苦看到了这种讽刺了吗?对于这位极度孤独的老人来说，原本为他信仰的转变而表示热烈欢迎如今却变得如此虚伪。其实，一丁点儿的同情也许就能够赢得他，但这个对他遭遇的无情蔑视无形中冲垮了之前的所有威逼。克兰默对于自身心理扭曲的不安也必定随之增长，因为没有宽容施舍于他，他没有什么可在乎的了。最后，令其抓捕者惊骇的是，他进行了一场刑前演说，当众谴责了自己的背信弃义，最后毫不后悔地英勇就义。

克兰默经受了数月所谓的心理折磨。被剥夺了特权、朋友，还有最终的希望。当他看到自己的同僚以他曾被威胁过的方式痛苦地死去的时候，他理性的根基以及作为新教徒的身份遭到了打击。恐惧、悲伤、孤独等主要情绪和威逼都表现得十分明显。对于克兰默信仰的理性攻击似乎已经动摇了他，但这绝不是他决心归顺的唯一原因。他的屈服是由巨大压力造成的：命运的持续不确定，失去心爱书籍以及朋友的离开，目睹同僚被火活活烧死，这一切都对他造成了极大的压力。积极情绪也起到了一定作用，因为克兰默一直希望自己的屈服可以平息玛丽的愤怒，并使其免于火刑。在所有强烈的感情下，他感到极度疲劳并难以招架，最终选择了一条唯一可以逃离这个大旋涡的方式：顺从。同样，不久之后，出现了两个强烈的情感刺激——与妹妹相见，以及当他因儿子而哭泣之时，一位牧师表现出嘲弄的态度——导致他信仰转变最终失败。

克兰默的案例表明：洗脑技巧是历史悠久的强制说服的一部分，往往包括身心方面的折磨。我们会在第5章中了解到：洗脑的诸多方法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优化，在克兰默生活的时代已经很完善。将不确定性当作一种心理武器来运用；使被洗脑者暴露在一群怀揣目的信仰的人群中；迫使被洗脑者远离旧信仰环境，并扫清一切可能加强其旧信仰的机会，比如：同朋友交谈；以性命相要挟，制造生理痛苦，或二者兼施；孤独，丧失隐私，无法控制自己的命运。牧师在控制克兰默时有意地运用了这些手段。

对于那些在集中营里改造的战俘来说，半个地球之遥，四个世纪之后的遭遇与克兰默经历的基本相同。因为他们与家人和朋友隔绝，有时甚至还脱离了其他狱友，有时受到性命的威胁，或是受到身体上的虐待。通常他们并不清楚自己的命运会如何，就像克兰默一样，在监狱里的大部分时间都面对着自己。每个个体通常都被放进一个“信徒”的小团体里，被迫参与长时间的讨论会，在讨论会上每个人都要作详尽的自我批评，并要求接受其他组员的批评。这种用在战俘身上的批评的目的是“提出政治思想观点”，“克服错误思想，纠正各种意识形态的错误，提升觉悟，有助进步”。如果有人坚持记日志的话，那么日志就成了公共文件，在会议上经过审查，评估其思想的进步性，拥挤的生活环境根本不可能有隐私。最后，像很多学者所强调的那样，当单纯的重复达到一定量的时候，那些经受改造之人的思想也就麻木了。成年累月，通过每天数小时的讲座、宣传报、广播，或是讨论会，稳固了其思想。精疲力竭无疑促使被洗脑者从精神上投降。克兰默在与天主教神学家长期、乏味的口水战中，也必定有过极度的疲乏。

被洗脑者与环境

人不是独居动物。

伯特兰·罗素，《西方哲学史》

从有关洗脑的文献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洗脑——一种邪恶而令人恐惧的把人从自由公民变成行尸走肉的魔力——实质上是一个需要至少两个参与者的社会过程。周围的信号一直在改变着我们的大脑，但我们并不会把引人注意的鸟鸣、新鲜面包的气味，或是疾驰而过的车声称为“洗脑”。洗脑需要一个或多个强制方或被迫方，像其他劝说形式一样，不管洗脑过程中发生了什么，都会涉及洗脑者和被洗脑者在社会层面的相互作用。

直到今天，我们都没有办法直接改变人类大脑（除了通过粗暴的方式，比如：刀、子弹、药物和额叶切除术），我们不得不依靠间接的方法：改变大脑接收的信号。这只能通过操控被洗脑者的生理或社会环境来完成。当然，我们每个人都在改变着他人的环境：我们都是影响他人的技师，但有程度之分。洗脑是一种极端形式：洗脑者的目标是完全控制被洗脑者的世界，继而最终控制他的思想。

梦想着控制他人的人更有可能诉诸极端的、非双方自愿的劝说方式，政府便是如此。我们将前者称为精神变态，将后者称为极权主义，但他们有很多共同之处：都喜欢专制，都喜欢将世界简单地分为好与坏，都赞成为了目的不择手段，并且都对被洗脑者表现出极度的不尊重。“洗脑”一词是从极权主义政府演化而来的，这些极权主义者向世人展示了洗脑的主要职能，这个部分会在第2章讨论邪教时重现。

那么，极权主义国家或个人怎样才能实现对他人的控制呢？对于政府，罗伯特·利夫顿提出了八个心理主题，这些主题都具有思想改造和极权主义思想的特征（见表1.1）。“环境控制”就是试图主宰“个体与外界的交流（包括所有看到的和听到的，读到的和写到的，经历的和表达的），甚至其内心的自我流”。“神秘操控”是指“用一种在自身环境中自发产生的方式操控他人，激发其特定行为和情感模式”。神秘操控往往指较高的目标或超自然的力量，比如命运、历史之手，或上帝，或选民，或指代表超自然力量的某个控制机构的神性或半神性地位。然后就是“要求纯洁”，这是伴随极权主义思想与生俱来的二元对立思想，包括：政党与非政党；共产主义与帝国主义；信徒与非信徒；善与恶。正如英国小说家乔治·奥威尔在《动物庄园》中的那句口号“四条腿的都是好的，两条腿的都是坏的”，这便是动物们遵循的基本指导方针。所以，那些老套的善恶二元论导致了有毒害的又不切实际的纯洁上的要求：上帝选民国度之外的元素都应该摒弃，以免玷污那些被拯救的人。

表1.1 罗伯特·利夫顿的极权主义八大主题

1.环境控制

控制个体与外界交流，继而控制个体对现实的认知

2.神秘操控

以一种看起来自发的方式唤起特定的行为和情感模式

3.要求纯洁

深信所选定组织以外的元素都应该被排除，以免玷污组织成员的思想

4.忏悔崇拜

利用并坚持忏悔从而最大程度降低个人的隐私

5.神圣科学

将意识形态的基本教义看作是道德上不可挑战，科学上极其精确，以此来提高权威

6.语言加载

将复杂的思想压缩为简明扼要的短if以阻止独立思考

7.教义至上

教义比任何人类经验都更加真实

8.决定存亡

控制组织成员及非成员生活质量和最终生死存亡的权利

利夫顿的第四个主题是“忏悔崇拜”，它反对个人隐私，推崇将忏悔作为最终目的，将其用于剥削和控制，而不是安慰。他还列出了“神圣科学”，就像神秘操控试图操控道德和精神诸多方面那样，神圣科学被应用于意识形态教育，神圣科学，在道德上是不可挑战的——挑战将使挑战者沦为“非人”一在学术上则是精准的；“这样，终极的道德景象就变成了终极科学”。“语言加载”是一个麻木精神的过程，通过这个过程，“最深远、最复杂的人类问题被压缩成为简单的、高度简化的、权威且好听的语句，方便记忆也容易表达”。这个过程的目的是制止独立思考。这些“阻止独立思考的话语”暗示了群体团结，以及政党对语言的控制，最终控制思想。

最后，利夫顿认为极权政体的另外两个特征是：“教义至上”，即教义比人类个体的任何经历都要真实；“决定存亡”，也就是给予政党的特权，政党不仅决定着其信徒的命运，同样也决定着那些控制范围之外的非信徒的命运。该权利源于政党的信仰：通往真理的路只有一条——“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由我，没人能到圣父那儿去”（《约翰福音》，第14章6节）——只有他才知道这条路，错误的道路必须排除。就像基督教的诸多分支（除了加尔文教派，此教派相信宿命论），他们认为思想改造可以将非人改造为人。因此原则上并不能进-步作出以下假设：不光错误的道路，就连信徒也同样要被毁灭。这点不同于其他意识形态，尤其是臭名昭著的纳粹：正如历史学家丹尼尔·戈德哈根所说，“纳粹思想最具毒害性的因素是，他们深信犹太族的生物特性使他们无法得到救赎”。

案例研究：《1984》

乔治.奥威尔书中孤独的主人公温斯顿.史密斯，生活在一个由大洋国、欧亚国和东亚国三方势力交战的时期。他的家曾经在伦敦，现在在大洋国，他效力于地方极权主义政党。他的工作是篡改政党的政策记录，这样的话，即使他们作出与之前政策直接冲突的决定，也能表面上保持前后一致。为了操控历史，他被要求尽最大努力，因为政党要做到毫无瑕疵：“绝不允许任何教义或政治联盟的变化，因为思想的变化或政策的变化就是承认软弱。”

但书中的极权主义政党并不仅仅局限于操控历史。利夫顿提出的八个主题（见表1.1）也明确体现了，这个体制就是思想极权最有力的例证。环境控制保证了党员在任何清醒之时都能严格遵守思想控制的纪律。每家每户都能收到政党控制的频道，通过此频道来了解外部世界的所有信息。这个频道是双向的，是潜在的当局监视手段。“思想警察”可以通过电屏在任何时候监视任何人。当局鼓励人们定期地通过“两分钟仇恨”释放群众情绪，他们可以群情激奋地直接反对政党的敌人。“党员是不能有私人情感的，需要一直保持热情。党员应该始终生活在对外敌和内奸无比仇恨、对胜利无比鼓舞、对党的力量和英明感到五体投地的那种狂热情绪之中。由清贫、不如意的生活引起的不满情绪被刻意地显露出来，然后通过‘两分钟仇恨’的手段将其消散掉。这样，可能产生怀疑或反抗情绪的投机思想被提前扼杀在了习以为常的内在纪律中了。”

像“两分钟仇恨”这样刻意安排的节目体现了神秘操纵计划“自发性”的特征以及忏悔崇拜的疯狂自虐。《1984》一书自始至终提倡纯洁和共鸣：温斯顿的工作就是净化历史。该政党美化他们的专制政府，认为他们的神圣科学不容挑战。即使教义一天天变得自相矛盾，他们还是被置于个人经验之上。温斯顿的工作要求他接受，甚至强化这样的政策主张：大洋国正在并一直以来都在与欧亚国交战，尽管他记得有段时间东亚国才是他们的敌人。另外，毫无疑问政党有权决定生死。

温斯顿是一个被记忆折磨的反叛者。他从反叛的视角讲述了政党施行思想控制的过程。这是一个语言修正的过程。政党逐步地推行“新话”——一种删减版的英语——“危险”词汇，比如“自由”都已不复存在。目的是缺少了这些词汇表达的某些概念也将逐渐淡化直至消失：“新话不是为了延展思想而是缩小思想范围。”那些留存下来的词汇都承载着意识形态，都是利夫顿“阻止独立思考的话语”的明显例子。

但政党的真正实力和骇人之处在于它的不确定性。温斯顿从来不知道哪些人支持他——所有人都是潜在的间谍。更糟的是，因为没有法律，所以严格地说，无所谓什么叫做违法；然而，任何非传统的行为都会遭到惩罚，而这惩罚就是消灭 个人就这样简简单单地消失了。没人知道什么是危险，什么不是，到底谁是“思想警察”，甚至不知道该如何抵御错误的主张，所以他们生活在持续的恐惧之中，而且因为信息都掌握在政党手中，所以他们又生活在极度的无知里。模糊地记得事物曾有所不同的温斯顿渴望朋友，渴望有人和他说话，渴望有人理解他。这想法本身就是“思想罪”，他知道这种想法将促使他做出越来越多的鲁莽行为。当局旋即介入。温斯顿经受了拷打、精神崩溃和“再教育”。从对专制政府的憎恨和惧怕，转而爱上了专制政府。

但这都还好，一切都还好，斗争结束了，他战胜了自己，爱上了专制政府。

奥威尔，《1984》，第240页

作为过程的洗脑

奥威尔斯巴达式的小说将我们带进了一个受害者和施害者都在运用强制手段的世界。他阐述了政党控制方法的目的性之本质，温斯顿改变信仰前后的认知差异，以及转变发生的较短的时间跨度。就像克兰默、帕蒂·赫斯特一样，武力、强烈情感、重复，以及身心折磨都很明显地施行于温斯顿。温斯顿所遭受的“世界上最痛苦的事情”是当他被带进当时带有神秘性的101房间，他被这一终极恐惧震慑了：老鼠将从他的脸上啃过。这使得他彻底屈服。

《1984》也表明洗脑本身不止是简单的劝说。第一个是受害者采纳的信仰类型。它们不仅与先前的信仰相差甚远，而且可能与现实或绝大多数信仰无关，甚至是对受害者不利的（正如宗教信徒被迫害的时候）。政党自己创造的现实可能与真实世界所发生的一切毫不相干。这一点在《1984》里明显贯穿于整本书，书中描述了无处不在的毫无意义的配额、胜利，以及永无休止的反对无常敌人的征战。

声称被洗脑的受害者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感性。当他们处理亲戚或是局外人问题的时候会显得有些手足无措，他们可能会对一切挑战新信仰的行为表现出强烈的敌对情绪。故事的结尾，温斯顿回忆他先前的态度是“造成痛苦的、无用的误解！”回想起之前，他对自己的评价是“固执”“任性”。亨特引用了宣传短剧中一个学生愤怒的话语：“看到隐藏在美国教师和教授面具之后的杀人刀锋，我无法忍受；听到他们音乐剧背后的枪声和轰炸声，我无法忍受。现在我彻底明白整个形势了。”行为上的改变可能表现得非常极端，比如：信徒的亲属经常抱怨他们的亲人“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1984》的结尾，温斯特确实像完全变了一个人，和之前书中的那个变化无常的主角大相径庭。在反抗的日子里保持的激情消失了，他所关心的事情已经集中到了眼前的生活。淡忘了所有真理、记忆和历史，取而代之的是无休止的电视和酒单。

作为观念的洗脑

人们曾居住的世界和现在一样……，都分不清究竟是崇尚秩序还是嗜好压迫？

德·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

“洗脑”通常被看作是一个“不得已而姑且采用”的概念。但新的解释会促使人们不再需要这些概念，这使得提出“洗脑”这一用法显得多此一举。本书余下的部分将介绍一旦被标签为“洗脑”后的另外几种解释，这些解释都是在该词被创造之初就已经存在的。可以看到心理学——尤其是社会心理学——以及神经科学能够为我们研究“人们如何相互影响”提供大量的启示，从日常交流中偶然、短时间的影响到通过刑讯和威逼而引起的改变其人生的后果。尽管很多人（包括美国政府）都花费时间、金钱去研究“洗脑”这一过程，但这些案例研究并没有为这一“神秘”过程提供任何证据。当然，这些研究认为：作为一个过程，洗脑最好是用作一个集合名词来描述各种在双方非自愿情况下思想变化的技巧，这种技巧已逐渐得到了认知和理解。

但这种解释与洗脑的另一方面毫不相关，即其作为潜在极权主义威胁的概念性本质。我们再次回到奥威尔的《1984》，在温斯顿极度痛苦的转变时期，对他实施刑讯的奥勃良给出了一个明确而带有明显福音派特征的声明，指出了洗脑和极权主义之间的联系：

最后你向我们投降的时候，这肯定是出于你自己的自由意志。我们并没有毁灭异教徒，因为他是抗拒我们的：只要他抗拒我们，我们就不可能毁灭他。我们改变他的信仰，我们捕捉他的内心，我们重新塑造他。我们把他所有的邪恶和幻想统统烧掉；我们把他拉进我们的阵营，并不是表面上的，而是真诚的、全心全意的。在杀死他之前，我们要将他变成我们的一份子。对于我们来说，错误思想在世界任何地方存在都是不可容忍的，不管这思想有多么隐秘，多么无力。

奥威尔，《1984》，第205页

这种说法让人心寒地想起了托马斯·克兰默的案例，这是极权主义的终极幻想：不单是行为，还包括世界上每个大脑的每个想法都遵循一种思维模式。人们渴望成为真正的超人，这超人不是被基督教徒顶礼膜拜的上帝，也不是被穆斯林歌颂赞美的真主阿拉，而是一个疯狂独裁的上帝。他要求我们不断完善，粉碎一切自由、越轨或是改变的可能性。除了彻底的毁灭，我们很难想象一个更为可怕的观念；这种观念令人毛骨悚然，这一特征是单纯的毁灭所不具备的。

※本章小结

弄清洗脑这一根本变化过程，或许可以帮助解密众多常人思想的运作情况。那些促成这一突变发生的因素首先以不同组合方式，随着时间不知不觉地对铸就我们的性格发挥着同样的作用。这促使我们质疑其根本原因而非表面现象。

丹尼斯·威英，《被操控的思想》

本章介绍了“洗脑”这个概念，并探究了其不堪承受的历史，概述了洗脑作为“不得已而姑且采用”的概念，作为一个或多个过程的描述，以及作为危险观念的情况。在之后的章节里，我们将探讨这个极权主义的终极幻想究竟有没有实现过，以及能不能实现。而且，我们也将讨论洗脑的主张一梦想完全控制。它对我们和我们的自由意志作出了何种评价？在追逐这个梦想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最大限度地降低其带来的负面影响？

Edwaid Hunter（1902—1978）：美国记者，中情局特工，因其开创性地使用“洗脑”一词而为人所知。

William Sargant（1907—1988）：一位很有争议的英国精神病学家，因其传教热情以及他所提出的精神病治疗方法，如外科手术、深度睡眠疗法、电休克疗法和胰岛素休克疗法而闻名。

Lucy Hutchinson（1620—1681）：英国传记作家，同时是过渡期（1649—1660）将卢克莱修的长诗《物性论》完全翻译成英语的第一人。

Lucretius（公元前99年一公元前55年）：罗马诗人，哲学家，其唯一著作是有关伊壁鸠鲁学说信仰的哲学史诗《物性论》。

Alan W．Scheflin：美国圣塔克拉拉大学法学教授，心理和行为控制专家。

Edward M．Opton：同卓乎林合著《心灵机械手》，另著有《福利母亲就业的相关因素》 《人格》等。

Robert Lifton（1926—）：美国精神病学家、作家，主要因其在战争和政治暴力心理以及思想改造理论方面的研究而闻名，是心理历史学技术的早期倡导者。

Ivan Pavlov（1849—1936）：俄罗斯著名生理学家，1904年获诺贝尔生理学奖。

Edgar Schein（1928—）：精神病学家，前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教授。

见《创世纪》，19章29节。

《满洲候选人》：一部拍摄于1962年的美国电影。

Matthew Araold（1822—1888）：英国诗人、评论家。

Patty Heaist（1954—）：美国报业女继承人、社交名媛、女演员、绑架受害者、被判刑的银行抢劫犯。她的绑架案件成为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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