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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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iam Randolph Hearst（1863—1951）：美国报纸出版商。他建立了美国最大的报业连锁，其管理方法对美国新闻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Thomas Cranmer（1489—1556）：亨利八世、爱德华六世在位期间，英国宗教改革的领导者，坎特伯雷大主教。但他被玛丽皇后革职，于1556年在牛津被处以火刑。
Bertrand Russell（1872—1970）：20世纪英国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历史学家，无神论或者不可知论者，也是20世纪西方最著名、影响最大的学者和和平主义社会活动家之一，罗素也被认为是与弗雷格、维特根斯坦和怀特海一同创建了分析哲学。他与怀特海合著的《数学原理》对逻辑学、数学、集合论、语言学和分析哲学有着巨大影响。195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George Orwell（1903—1950）：英国记者yj、说家、散文家和评论家。其代表作有《动物庄园》和《1984》。
Daniel Goldhagen（1959—）：美国作家，哈佛大学前政治学及社会研究副教授。他因两部有关大屠杀的作品《希特勒心甘情愿的刽子手》 U996）《道德审判》（2002）而引起国际关注和广泛批评。
Winston Smith：乔治·奥威尔小说《1984》中的主人公。外围党员，在真理部记录司从事篡改历史的工作，有独立思考的精神，对所处的社会产生怀疑。
De Tocqueville（1805—1859）：法国政治思想家，历史学家。著作有《论美国的民主》（1835，1840）和《旧制度和法国大革命》（1856）。
O' Brien：乔治·奥威尔的反乌托邦小说《1984》中的人物。核心党员，思想警察头子，参与对温斯顿的拷打。
Denise Winn：英国记者，专攻心理学和医学。是《今日心理学》杂志的编辑。代表作有《被操控的思想：洗脑、调节和教化》。
第2章 上帝还是组织？
如果连上帝都支持我们的话，还有谁敢反对？
《罗马书》，第8章31节
自从1950年第一次有“洗脑”这一概念的阐释起，它就一直在世俗文化中作为一个贬义词使用。它潜伏在电影和惊悚剧中，并越来越多地受到学术界的鄙视，人们普遍认为“洗脑”是特定极端精神创伤的结果，是评论者在处理无法解释的问题时万不得已采取的权宜说法。这种创伤不是偶然，通常由一个或多个人受政治或宗教动机驱使而强加给他人。本章中，我将探讨究竟这些动机是什么，以及它们得以兴起并变得如此危险的社会和心理背景。
被诅咒的强权
对于西方国家来说，近期最严重的精神创伤发生在美国。2001年9月11日的清晨，一架载满乘客的喷气式飞机撞击了纽约世贸中心双子大楼中的一幢。在这发生后的几分钟内，全世界都以为这仅仅是一场可怕的意外事故。但紧接着，第二架飞机又撞击了双子大楼的另一幢，第三架撞击了五角大楼，第四架飞机在宾夕法尼亚被乘客制止，因为他们通过手机得知了之前的几次袭击，设法制服了劫机歹徒。世贸中心的双子大楼倒塌了，死亡人数也达到了上千人。那些和我一样，亲眼看到整个事件发生或是看到电视直播的人，都不会轻易忘记当时记者报道时发颤的声音，就连他们都觉得难以置信，他们竭尽全力描述所看到的一切。对于那些卷入其中的人们和美国人民来说，“9.11事件”留下了深深的伤疤。
悲剧发生之后的最初几天，在搜寻尸体和恐怖袭击实施者的同时，有人将“9.11事件”描述为极其邪恶的举动。当然，也有人很快否认了这一说法。不仅在之前曾有过试图破坏世贸中心的行为（那与基地组织有关，“9.11恐怖袭击事件”也与这个组织有关）发生，而且美国之前也遭受了来自本国民众的，发生在本土的恐怖事件。1995年4月19日，蒂莫西.麦克维出于政治动机，轰炸了美国俄克拉荷马州的政府大楼，导致168名政府人员和平民死亡，超过500人受伤。麦克维袭击本身就是最近的一次由政治和/或宗教动机引起的恐怖袭击，世界性的恐怖主义事件远可追溯到1950年之前。自从“洗脑”一词诞生，该词的黑暗面就不断地引起一轮又一轮的讨论，“9.11事件”也不例外。
宗教和政治
救赎它的是……的观念，以及对这个观念的无私信仰——可以为此调整、跪拜，甚至牺牲。
约瑟夫.康拉德，《黑暗的心》
在改革后的西方，宗教和政治越来越趋向各自为政（至少是在原则方面），比如：美国宪法和法国政教分离政策。但基地组织的情况表明，在其他国家并非如此。这个截然不同的组织的头目是富有的沙特异政者奥萨马·本·拉登?，他被称作是“激进的穆斯林”，但这个组织除了传播伊斯兰教以外，还声称其政治目标是消除西方，尤其是美国的霸权。例如，本·拉登声称的政治目标是：把美国军队赶出沙特阿拉伯。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这是由宗教原因导致的，因为他们认为美国人褒渎了这块神圣的土地。政治和宗教在“9.11事件”及许多其他冲突之中紧密交织，密不可分。
英国世俗评论者惯于利用大加润饰的宗教形式，经常对宗教冲突的独特危害性评头论足。但值得争论的一点是：究竟该不该归罪于宗教。事实上，即便是要区别宗教动机与其他形式的动机，那也相当困难。比如：人们经常谈及的典型宗教冲突地区北爱尔兰，当地两大团体的瓦解就是各种复杂的动机所致：对于地位、人权、民主权益的担忧，以及害怕遭到镇压、击溃，甚至消灭的恐惧。
但毫无疑问，某些特定动机，包括宗教和政治理想，能够促使人们对他人实施可怕的暴行。对比为自由而战的法国革命和为真主而战的巴斯克民族主义，抑或是基地组织，尽管这些动机表面上不尽相同，但他们似乎有着一些共同特征。他们都运用抽象、模糊、承载价值的思想，将其同强烈的情感联系起来，然后利用这个综合体为贬低反对者找到合理借口。
概念
政治和宗教都将某些相当抽象的概念作为核心概念（如自由、国家、上帝），我宁愿称之为“虚无”。这些虚无的概念非常模糊，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释。正是由于这种模糊性，使得理性辩论无法与之抗衡；其实，这种理性辩论的参与者是在彼此迷惑。他们常常运用这种“粉饰法”掩盖其目的中不切实际的想法、暗藏的陷阱以及其他邪恶的因素，抑或是希望唤起众人的情感回应，从而提高受众对其议程的投入程度。同抽象与模糊这两个特点一样，虚无概念也承载着价值（第9章会具体探讨这个话题）。这一点极其重要，因此他们背负着沉重的情感包袱，鼓励其信徒建立某种优越感。
情感
虚无概念的抽象性特征使其信徒避免专注于实际困难和实际问题（比如：怎样确定上帝想要什么，或是究竟何时才能实现自由），但这些概念并非远离现实。这些概念将自身同具体的、高度情绪化的例子联系在一起，从而获得力量。人类的大脑习惯于同时联想感知到两种刺激。一个熟练的演讲者会利用这一点，比如设法将一个或真或假不公事件同虚无概念联系起来。英国内战后不久，约翰·弥尔顿把一个有点抽象的宪法问题——议会是否有权利处死查理一世——同战争、毁灭和屠杀联系在一起：
一个国王因其臣民的福利而获得如此之多的圣约、利益和荣誉，那他还能乞求什么呢；他为什么蔑视法律和议会……七年战争毁灭了他最优秀的臣民，他应该思考为什么大家把逃跑当作一种恩惠，成千上万被毁灭的基督教徒死得不明不白，被屠杀过的尸体玷污着大好河山，他们哭喊着要报复那些本应让他们好好活着的人。
弥尔顿，《国王与法官的就职》，第285页
结果
虚无概念大都充满血腥。它们被看作比生命还重要，并通过两条规则来促进这一过程。第一，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第二，不接受该思想的崇高性的人将被看作低人一等。换句话说，虚无概念鼓励极权主义式的思考方式，正如罗伯特·利夫顿所描述的那样（见第1章）。因此，他们常把恐怖主义合理化。但是，对于那些受害者，或是旁观者来说，很难想象人类竟然可以对同胞做出这样的事，能够明知故犯地、冷静地驾驶着载满乘客的飞机撞向摩天大楼，或是炸毁一栋酒店，或是看着小孩无辜的眼睛，然后朝他的头开枪。为了探求该如何解释这些现象，我们用到诸如邪恶、疯狂，或是洗脑这样的词汇（如果知道谁是操控者的话）。我们明显地表示出敌意，甚至是愤怒，这种显而易见的外部威胁加固了恐怖主义者的投入。
显然，在英格兰这个长期习惯容忍并厌恶激情的民族，国教已日渐摆脱福音派暴乱，并朝着宏图愿景不断迈进。从某种意义上说，对大而空的概念的不信任为英格兰带来了诸多益处：最后一次大规模的思想冲突发生在1688年，新教徒奥兰治亲王威廉与天主教徒詹姆斯七世（苏格兰）和詹姆斯二世（英格兰）发生冲突，其中抽象的宗教理想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而今的英格兰教会更加专注于细节。它同社会福利、政府倡议一起，以各种富于创造的形式支持着当地社区，在贫困地区建立中心站，教授电脑技术和其他与工作相关的技能，进行监狱探视，帮助社会上最贫困的居民。结果如何？英格兰国教竟遭到众人鄙视，其原因在于缺乏激情，但事实上，它却做了很多善事（远远多于对它的批评）。在英格兰，有人因自身信仰而惨遭杀害的情况是极其罕见的。
和宗教一样，政治也是如此；在写作本书时，英国正处于一个同主流政客思想仅有极小差异的阶段。和复杂的日常管理技巧相比，国家领导人似乎很少关心宏图愿景。很多人抱怨这使政治变得无聊，使公民变得冷漠，尤其为年轻人提供了其他释放精力的方式。这是坏事吗？可能是，但当政治变得激动人心的时候，结局往往也是血腥的。在追随崇高事业快感的横扫之下，人们更容易犯下暴行，进而引发观察者如下的评论：“他们一定是被洗脑了！”回想一下，英国最近一次疯狂的政治运动，是杀害了上千人的17世纪内战。许多人选择漠视这场政治交战。
不幸的是，和平对于世界上的多数国家来说都是白日梦。这些国家中，出于宗教或政治动机的团体经常给他人或自身成员带来死亡、伤害和恐惧。为了更深层次地探究这类团体获得（通常相当大的）权力的过程，我们必须研究具体的案例。我选取了两个著名并且典型的邪教案例——尽管宗教和政治动机不是其唯一驱动力，但也发挥了尤为重要的作用。这两个组织起初宗旨都是高尚，甚至乌托邦式的理想，并且都起源于美国——这个自由又注重人权的国度；他们不是虚构的故事，应该受到谴责的并非只有那些来自异国文化的神奇力量。两者都以谋杀、教派的解体以及众人的苦难和受害者家属的浩劫而告终。这两个教派都是家喻户晓的，所以在这里我仅大致描述。我将重点介绍卓乎林和欧波同在《心灵机械手》中所描写的“曼森家族”，以及施瓦·奈波尔关于琼斯镇大屠杀的作品：《黑与白》。
小规模邪教：曼森家族
查尔斯·米勒斯·曼森被委婉地描述为一个拥有苦难童年的人。他的母亲是一个妓女，在16岁时就生下了他，即使在她未入狱并与小曼森待在一起的时候，也从来没有对他有任何照顾，小曼森在众多极不情愿的亲戚手中几经转手。从9岁到32岁，他的大部分时光是在少管所和监狱中度过的，尽管在那里他经受了暴力，但这为他提供了一个不为外界所知的生活体系。他学会了生存所必需的坚初以及其他技能：尤其是，我们大多必须具备的技能，如做社会变色龙，即按照我们所交往的人的喜好去做事。（回首过去，有谁没在自己敬重的老板面前感到过不安，又有谁当自己需要某种能力来完成某事之时，因意外获得该能力而颇感不安？）同样，这种人际交往培养了曼森对非主流宗教和哲学的兴趣，其中包括：神秘学、东方神秘学和科学论。
尽管他极力恳求留在监狱，但在1967年他还是假释出狱。曼森在32岁时发现自己正处于六十年代的反文化热潮中。突然有人喜欢他，欢迎他，愿意倾听他所讲的每一个字（他的学习经历使他能够深刻地讲授他们想听的话题）。他能够熟练地知晓人们想要什么，并且明确地给予他们。在监狱里经过生存压力和如何远离麻烦的磨炼，使他快速地成为“花癫派”，他能够读懂他人思想的能力似乎是天然而成的。他的身边聚集了一群女性，并进入了这个“家族”，他献身于自由恋爱及对领导的盲目崇拜。他用性激发女性追随者，但也鼓励她们谈论自己，这样他就可以了解并发现她们的弱点。比如，有些女孩和自己父亲的关系很不好，曼森让她们把他当作自己的父亲，然后和她们做爱。他作为“慈父”的身份不仅使那些女孩远离了之前的生活（同自己的父亲发生性关系是严格禁止的），而且使她们无比地相信曼森。他向她们提供了缺失的爱。
曼森试图将流行音乐作为自己的职业，这个梦想持续了一年之久，但他的尝试失败了。最终至少短时间内，他还是达到了自己的目标，得到了和“甲壳虫乐队”一样的名气，但他开始意识到这并不是同一领域的成功。这一点是否使他觉得前景黯淡，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清楚的是他曾和撒旦信徒组织有过接触，他开始谈论即将到来的世界末日，开始在“家族”中使用更加暴力的控制手段。由于与世隔绝，并高度依赖曼森的情感满足，“家族”成员们接受了他在她们人生各个方面的至高权威。他通过使用药物、侵略性的讯问，以及不断地重复教条来巩固其权威。他还开始利用宗教符号明确自己的身份一基督、上帝和撒旦一并带领“家族”举行奇怪的仪式，包括杀牲畜、饮血，并模拟谋杀和暴力。
在某个时期，曼森认为即将到来的大灾难来得还不够快，需要助其一臂之力。由此诞生了“杀人王曼森”这个概念，与此同时，曼森还促使他的“家族”去完成这个任务，他相信这个血腥的革命将会重塑新的社会秩序1969年8月的两个夜晚，他们实施了这个暴力运动，残忍地杀害了洛杉矶的七名富人，包括怀有身孕的女演员莎伦·塔特。
面对着被刺穿和毒打的尸体，用被害人的鲜血写着的“猪猡们去死吧”“战争”“杀人王曼森”，以及被罪犯销毁罪证的犯罪现场，民众感到震撼、恐惧和困惑。被捕后，由于谋杀者和受害者之间缺乏必要联系，人们更是对所发生的一切感到怪异。一个年轻的妇女无比镇静地详述了他们屠杀莎伦·塔特和她未出世孩子的场景，这使人们无法理解。另外，起诉方还面临一个棘手的问题，那就是曼森并没有出现在犯罪现场。一个显而易见的解决方案就是起诉他曾对这些年轻女性进行过洗脑，使她们接受了这一“死亡哲学”。
采纳洗脑这一证据使起诉方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他们的目的是将曼森及其信徒绳之以法，通过提出曼森对其信徒的洗脑，证实他的行为对案件的发生是有直接因果关系的。但是，如果曼森的那些女孩们确实被洗过脑，那么她们又如何能对所做出的罪行负责呢？开庭之时，起诉方回避了这个问题，被告也没有强调这一两难状况，加之被告方也没能提供精神失常或其他可以减轻罪行的证据。加州联邦上诉法院在裁定这桩案件的时候，持有同之前纽伦堡法庭相同的意见，指出同伴压力，身为教派追随者，或是受到极具魅力领导的影响都不足以减轻一个人应该承担的刑事责任。他们同样支持领导人应负责任的观点。被告查理·曼森被定罪为一级杀人犯，又被送回了监狱，而这次是终身监禁。
曼森的人际交往技能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水准，但如果没有围绕在他身边的组织团体，他不可能如此臭名昭著。组织和组织内机制对于宗教和政治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将探寻这种组织形成和发展之下的心理机制。但是，首先让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二个案例研究。
大规模邪教：琼斯镇大屠杀
琼斯镇是一个社区组织，1977年由教士吉姆·琼斯在圭亚那与世隔绝的丛林中建立。转移到丛林反映了人民圣殿教（琼斯于1956年创立）和旧金山组织（人民圣殿教的最初根据地）关系的恶化。和查理·曼森一样，至少是在教会成立之初，吉姆·琼斯极富人格魅力，被他的追随者视为充满仁爱的神。人民圣殿教宣传手足情、共生、社会供给，以及劳苦大众的归属感。早期，他将大部分理想都付诸行动，实施了大量的社会救济方案。在自力更生的冷战时期的美国，这种社会主义行为可能助长了琼斯组织被世人怀疑的态势。
可对于追随者来说，琼斯是位上帝派来建立乌托邦的救星。琼斯镇成立于1977年，随后很多前来参观的外来者都相信他们瞥见了一个地球上的天堂。即使是那些脱离琼斯镇的人也高度赞赏他们所看到的那些行为的道德标准。狂热的基督教传教士努力地构建着他的农业公社，生活很是艰难，但琼斯选对了地方。因为选址与世隔绝，所以公社很容易控制，外部对社区的敌意也迫使居民紧密地粘连在一起。并且当时的圭亚那是进行实验的有利场所。当时圭亚那受
到福布斯·伯恩汉姆的独裁统治，并且该组织伪称自己的理想同人民神殿教相似。然而事实上，正如施瓦·奈波尔在《黑与白》中指出的：圭亚那政府展现了“一种独特的强盗行为，自身就包含了最高层次的腐败犬儒主义及思想动机”，如此聚焦于伯恩汉姆的个性，致使政府变成了仅为“他的狂热、欲望和幻想……任性影射”的制度。他其中一个幻想就是偏执的：在大屠杀时，圭亚那的军事预算已达到了医疗预算的四倍。伯恩汉姆热烈欢迎人民圣殿教来到自己的国家，而吉姆·球斯以公开支持他作为回报 D
但其他人并不看好这项新兴事业。的确，琼斯镇事件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两极化。一方面是美丽的天堂，另一方面是可怕的地狱。叛逃者和琼斯信徒的亲友联合起来组成了一个“相关亲友团”。施瓦·奈波尔令人信服地指出该组织装腔作势的态度和举止，以及他们对于黑色琼斯的痴迷，都促进了琼斯镇迫害的不断升级。尤其是叛逃者感到稳固地占领了道德高地，通过洗脑知识的加固，他们对自己和他人在琼斯镇所做的任何事情都不负责任（有人在想他们究竟是如何设法叛变的）。公社的传言被贪婪地传播：琼斯用控制思想的邪恶力量欺骗和操控、.折磨其追随者，他甚至获取了一颗原子洋，并计划接管整个世界。
1978年11月，经过数月渐增的偏执和急剧升级的肉体苦难，有关琼斯镇的评论众说纷纭。琼斯得了恶疾，公社里的话题涉及了开采、死亡，美国社会反对黑人及贫民所制造的暴行、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在法律诉讼、索赔和反诉，以及来自叛逃者有关琼斯全副武装并计划大规模自杀的警告之中，国会议员里奥·赖安领导了一支包括“相关亲友团”和记者的代表团前来参观琼斯镇。11月14日，代表团的飞机在圭亚那降落。此时，一辆载满武装人员的卡车埋伏于此，国会议员赖安不幸成了遇难者之一。四天后，琼斯实施了一个精心筹划的自我毁灭计划。邪教成员因饮食不良、疾病和剧烈的身体劳动而精疲力竭，他们可能感到乌托邦正在逐渐消失。当然之中的极少数似乎也曾对球斯有关通过在美味汤中加入氰化物而制造大规模自杀的决定进行了反抗。最后，这个事件造成了九百多人死亡。
邪教的心理
狂热者编织着梦想，
一个教派的天堂。
英国诗人约翰·济慈，《海伯利安的陨落》
每个邪教都是独特的，无论在政治方面还是宗教方面：尽管世界上主要宗教都起源于邪教的说法值得商榷，但绝大多数都变得越来越组织化，已经失去了其多数邪教特征。但是，就像上述两个案例显示的一样，有一些现象是共同出现在邪教和宗教之中的（至少是在早期）。包括：领导者和追随者严格的分化；反对当下权威；随着新运动的展开，偏执地致力于树立自己的形象；罗伯特·利夫顿提到的过分简单化、二元论思想（善与恶，信徒与异教徒，被拯救与被诅咒）；易于产生乌托邦的想法。最后，邪教与宗教及其他组织的不同在于他们自我毁灭的频度和强度。
领导者和追随者
和曼森一样，琼斯是一个极富魅力的领导者，他认为自己遭受过迫害，并拥有一个苦难的背景——即穷困潦倒的经历、破碎的家庭环境、遭受歧视，以及遭受其他社会不公。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位领导人都开始在精神疾病的边缘摇摆。邪教通常主张紧张、孤立和偏执的环境，被药物、性，以及强大的社会力量所驱动。随着领导者和追随者一步步脱离现实，他们在邪教世界（其中领导者就是上帝并且一切都很好）和外部世界（其中领导者是无名小卒并且每个人都是敌人）的差异中不断承受着压力。邪教的追随者通常认为他们的领导者是神圣的，或至少也是受托于至高权威（上帝、命运、历史的力量，或符合他们特定世界观的任何虚无概念）来改造世界的。
另外一个与邪教相关的因素是生理或心理年龄。多数追随者容易在十几岁或二十岁多岁，还处于未成年的时期（还没有完全安于自身现状，寻求邪教可以提供认同感和安全感）就加人邪教。他们经常被认为是迷失了自我，甚至连清晰地表达自己的需求都相当困难，更不用说满足自己的需求了。此外，对于那些被他们抛弃的主流社会的年长成员来说，他们的这些需求令人尴尬：正如琼斯镇大屠杀所显示的那样，许多邪教追随者都是空想家，虔诚而强烈地寻求精神启蒙，不仅如此他们还寻找机会帮助其他人。邪教不仅是一条获得救赎的道路，而且还在这冷嘲热讽且充满敌意的社会，为他们提供了表达善意的机会。不同于主流宗教，邪教带有与生俱来的反对权威的快感。当代的邪教还在其他两个方面区别于主流宗教。第一，邪教趋于年轻化，强调创新能力和激进主义。尽管邪教吸引年轻人的传统至少可以追溯到典型的邪教领导花衣魔笛手（起源于中世纪的传说），但这可能一方面与年轻成员占绝大多数有关，另一方面与当时迷恋年轻化有关。第二，邪教通常更加严格地控制信息。“尽管宗教对于加入其中的人意味着自由，知情同意，但仅仅是他们加入之时才是自由的，一旦加人后却没有知情权，而一旦有了知情权，就不再拥有自由了。”
叛逆与偏执
邪教通常抵制既定学习和权威（比如：曼森从科学论转变到撒旦崇拜主义；琼斯反对美国资本主义）。因为这种拒绝和强烈的情感有关（相信弗洛伊德学说的人可能将其描述为恋母情结，这是把自身定义为独立个体过程的一部分），邪教成员通常认为被他们拒之门外的外部世界也有着同样强烈的情感，并会作出反击。这就产生了极具内敛力的偏执感，在很多情况下（就像琼斯镇惨案），这至少有据可依。比如，不管是否是合法成年人，邪教成员家庭通常都会不遗余力地拯救“误人歧途”的后代。20世纪70年代，对被诱拐的邪教成员进行反洗脑的过程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健康产业，然而这还是遭到了相关人士的批评，因为他们认为反洗脑过程比邪教本身的行为更像洗脑。
简易和纯洁
邪教成员喜欢把邪教以外的一切事物妖魔化，并以此将暴力行为合理化，甚至必要化。他们的灾变社会观就是把社会看作邪恶和腐败，一个在未来梦想实现之前必须毁灭的世界。琼斯的追随者担忧一切事物，从克隆到绝育再到精神外科；他们相信，这些在法西斯种族主义者手中都是潜在的武器，都能够很快压倒美国。这个将要被毁灭的世界包括所有不接受他们信仰的人——对于邪教来说，这些人都是亵渎神灵的。就这样，在1972年，吉姆·琼斯的人民圣殿教对另外一家怀有敌意的报社文章作出了“报应总会降临到那些鲁莽地跨越圣殿的人身上”的回应。相比之下，邪教成员则是被拯救的民众，只要他们保持这个成员身份，他们就是圣洁的。讽刺作家汤姆·莱勒是谱写抗议歌曲的民歌手，很好地捕捉了这一自鸣得意的态度：
我们是民歌军，
人人都很迁就。
我们痛恨贫穷、战争和不公，
不像你们那样守旧。
莱勒，“民歌军”，《未来思维》
和宗教一样，邪教一般都怀抱承诺：一个乌托邦式的信条，与上帝选民们可以得到的辉煌未来相比，当下的黑暗微不足道。同许多抽象思想一样，邪教的愿景不仅模棱两可，而且无法验证；当然，除非邪教设定一个世界末日的具体时间。换句话说，乌托邦式的想法使虚无思想更加虚无缥渺，也因此更加危险。正如汉娜·阿伦特所指出，“除了提出控制当前，以及通过宣称只有未来才能够展现其优势外，几乎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法来避免争议”。
与琼斯相同，曼森极度痴迷即将到来的天启。他感到自己被选中并去领导人们进行实现天启的革命。但“杀人王曼森”这个概念并不是他的原创。邪教领导经常强调自身的原创性，其实相同的思想已经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出现过了。的确，当我们把曼森的谋杀案件和最早的西方天启模式《圣经启示录》（这本书对他产生了强烈影响）作对比的时候，曼森的谋杀案件小得可怜，这是一个试图扮演上帝的悲哀举动。原版（根据《圣经启示录》的第16章）中，曼森希望“杀人王曼森”能带来所谓注定的“恶疮”：江河、海洋变成“死人之血”，大火、痛苦、黑暗、干旱、雷电、撼动世界的地震，以及大冰雹，也就是大灾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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