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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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想一个水库有两个出水渠道，水从里面流出来。如果一个水渠较宽，通过的水流速度往往更慢，而在窄的那一个水道水流得更快。因此较窄的水道受到侵蚀的速度会更快，进而导致水流速度很快减缓。这就是前文提到的水道大小与水流速度的关系。换言之，较宽的水道加宽的速度慢，而较窄的水道加宽的速度快（渐渐赶上较宽的水道）。最终，两条水道的大小会变得十分相近，水流速度也变得非常缓慢，几乎不会对水道产生显著的侵蚀作用。
认知网也可以达到类似的平衡，即达到一种非常稳定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认知网间的连接强度基本不再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邻近认知网的连接强度也会变得与这些认知网相似，如此就会形成更为顺畅的认知图景。有意识地对自身信念进行反思可以促进这个过程，促进认知的整体一致性。举例来说，如果爱德华几十年来都认为同性恋非常令人厌恶，结果后来却发现自己尊敬爱戴的哥哥也是同性恋，他一定会进行一番艰难的反思，使冲突（认知失调）合理化，并消除其认知图景中的倒刺。他肯定会想出一种方式使其合理化，也许他会在原本的认知网中创造出一种子类型“同性恋中也有例外的好人”，他便可以把这种类型套用在自己的哥哥身上。实际上，在他有能力解决这种认知失调之前，这种缓解认知失调的动机很可能就阻止了他对此事的进一步思考。
复杂性
试想一下，水从一个装满水的水库流入另一个空水库，它们之间只有一条渠道连通。我们已经知道水流的速度取决于水道的大小。然而，水道的形状也可以对其产生影响。连接两个水库时，笔直水道距离最短，这可以让水非常快速高效地流动，很快便可以充满另一个水库。而如果水道是弯曲的，水从第一个水库流人第二个所需的时间则更长。如果这条渠道有很多分支、缝隙或坑洼，那么水会渗透出去，导致水流更慢，要花更长的时间才能填满第二个水库。换句话说，水道形状越复杂，水流速度越慢。再想一想水流侵蚀水道的情况。比起复杂的水道而言，简单水道中水流速度更快，因此相同时间内，它受侵蚀程度更大，会变得更宽。
和水道一样，认知网的复杂程度也各有不同。简单的观念在与其他观念相联系时，只需相对简单的认知网即可。以我最喜欢举的磷脂分子为例（请记住我本身是个科学工作者；并非先入之见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假的）。我认为，尽管通常它被称作血小板活化因子（PAF），但它的名字同样也可能被写作“1-O-alkyl-2-acetyl-sn-glyceryl-3-phosphorylcholine”。我的这个信念非常弱，因为我发现“1-O-alkyl-2-acetyl-sn-glyceryl-3-phosphorylcholine”很难记忆。就大脑层次而言，我大脑中与对“l-O-alkyl-2-acetyl-sn-glyceryl-3-phosphorylcholine”进行编码的认知网相关的联想非常少（此刻我仅能够找出两个）。虽然这个认知网看似复杂，实际上却相当简单。如果将其与“洗脑”这个单词的认知网相比，就很容易看出来了。“洗脑”是一个形式复杂、意义丰富、富于联想的概念。思考“洗脑”这个概念，可以引发许多其他认知网的活动；而思考“1-O-alkyl-2-acetyl-sn-glyceryl-3-phosphorylcholine”却很难引发除了疲惫之感以外的其他联想活动。而且这个特殊的认知网存在时间非常短暂，只有在我实际看到这个名字时，它才会被激活，因为我根本记不住它。然而与之相关的两个认知网却并非如此，一个是我PAF的认知网，我对 PAF已经有了一定认识，知道它比较复杂。另一个认知网则更为模糊——即PAF的另一个名字“l-0-alkyl-2-acetyl-sn-glyceryl-3-phosphorylcholine”，这个带有连字符的一长串东西。每当我想不起这一长串东西时，PAF的认知网就会代替它。
信念越复杂，其认知网也就越复杂。这意味着越强烈的信念往往越简单，而这又与经验有关。比如认为所有避难者都不诚实这一抽象信念相对比较简单，但却可以非常强烈。而那些更为复杂的信念，通常来说更准确、更具体，比如，一部分避难者不诚实，但多数人是诚实的。简单的信念更容易在认知网中体现出来，并且更容易保留下来。这就是大字标题比哲学思辨更易记忆的原因。有时简单比准确的吸引力更大。因此，尽管英国国家党的政见比较极端（详见第9章），但却在最近的英国议会选举中取得了进展。它传达的信息很简单，（对某些人而言）很有吸引力。简洁使其更容易让人接受。
越牢固、越简单、越抽象的认知网往往会对行为产生越大的影响。想知道原因，我们可以回到通过一条连接通道在两个水库之间流动的流水的比喻上来。在这个比喻中，起先蓄满水库的水量代表由感官刺激（如一束光）引发的大脑活动量。而另一个空的水库则代表直接控制行为的大脑系统。受到刺激，即当水流至第二个水库时，大脑开始作出反应。如果有两条连接通道，一条短且直，另一条较为复杂，那么第二个水库会先接到短直水道（相当于比较简单的认知网）运送来的水（引发相应的行为反应）。
假设验证
对于水流比喻的研究为我们认识认知网以及特定信念提供了重要的信息。认知图景是对我们所在世界的反映，由周围的环境和每个细胞中的基因活动类型塑造而成。但大脑是一面很奇特的镜子，它会根据以往的经验，扭曲这个世界的某些方面，忽略另一些方面，过滤它接收到的每一个输人信号。镜子没有记忆，但大脑的历史深嵌于它的每一个结构之中，持续地影响着大脑预测猜想、思索解释以及反应行动的能力，甚至包括它看见的及没有看见的。
有证据显示，人的大脑会根据经验不断产生对周围世界的预测，即假设。人们根据对过去已发生行为所产生的效果，推导不久将来世界的可能面貌。当我掉了一只玻璃杯，我预料它会掉到地上。类似的预测可能是有意识的，也可能是无意识的，但这并不影响它们对行为所产生的作用。在我听到玻璃杯破碎的声音之前，我的身体会自动往后退，以保护自己。
当外部的行动指令信号从大脑运动皮层传送到脊髓和肌肉时，大脑皮层就会作出假设。同时，相同的信号又传回大脑皮层的感官和调停区域，特别是顶叶——这个能够判断身体空间位置的区域。即将发生动作的信息能够用于判断身体的位置，就像是动作已经发生，是对身体未来位置的预测，然后，一旦动作完成，便可以将这次预测与身体本身的信号进行比较。如果信号匹配，则没有问题。如果不匹配，那么警钟就会响起，大脑会被激发去查找造成不匹配的原因（更多内容见第10章）。这一点适用于身体，同样也适用于对周围世界的认知。我们的大脑持续监视并预测着我们的视觉、听觉，以及通过其他渠道所获得的有关周围环境的信息。
大脑的大多数“假设验证”活动一将实际传入的信号与期待接收的信号进行比较一都发生在接收感官刺激过程的早期，甚至是在输入信号到达大脑皮层之前。感官信息最先从我们的眼睛、耳朵、指尖等部位通过神经传递至大脑的丘脑区域，丘脑是灰质核的集合（灰质核团），位于大脑中心。丘脑得名于一个希腊单词，意思是卧室或内室。信号从丘脑出发传送到感觉皮层的各个不同区域进行加工处理，这些区域又将信号返还给丘脑，同时比较和评价它们所接收到的输人信号。这个比较过程的作用就像是过滤器，调整大脑皮层生成的预测性信号，使它们与丘脑传来的信号会合，同时调整输人信号使其更好地符合大脑皮层作出的假设。大脑皮层本身也会进行这种调整，因为它自身的许多区域都在不断地参与这种对话。输人信号无疑可以改变接收它们的大脑，但它们自身在这个过程中也发生了改变，接受了调整，以便更加符合人们的认知图景。前面已经探讨过，这些活动的目的具有整体一致性：信号输人输出尽可能畅通无阻。
再回到流水的比喻上来，我们知道流水会找寻最简单的渠道，所以在开拓出新路径之前水流会从现有的渠道流出。同样，输人大脑的信号也会选择已经存在的认知网进行传输。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就不会再创建新的认知网。相反，此处存在一个外溢效应：如果新的输人信号与大脑目前的结构不匹配，那么这些信号便不能通过现有的认知网传输。那么，要么认知网作出调整，要么就形成新的认知网以运走这些多余的信息，或者输人信号作出调整（比如通过皮层下的过滤器作出调整），直到它们更符合大脑的预期。到底出现哪种结果取决于现有认知网的连接强度。脆弱的认知网在遇到极具挑战性的输入信息时就会发生改变；前文已经提过，认知网屈从于现实。而连接强度大的认知网则会让输人信息作出调整，也可能形成新的认知网以解释新的信息。在这里现实屈从于大脑的期望。人们在接受挑战性信息时的适应程度似乎有所不同（当然这也取决于被挑战的对象），但总体而言，容忍的限度要比我们所期望的更低，似乎人类并不能承受太多现实的重压。
许多心理实验显示，人们的确能够经常看到他们所期望见到的事物。同样人们也可以非常巧妙地通过解释来消除一些令人讨厌的事实。你曾经有过因能言善辩而使自己脱离麻烦的经历吗？你是否有过面临同事的突然挑战，而后对自己面临挑战时的应对自如深感丨宅异吗？惊讶于自己令敌人哑口无言而又不落俗套的辩论吗？对所有人类文化而言，叙事的能力是最基本的能力。想要构思出连贯故事的欲望 致性的另一方面——似乎是人类的普遍特征。
与其他特征一样，在某些情况下这也可能变得极端。一些脑部受伤的病人在编造故事方面显示出非凡的能力，这个过程被称作“虚构症”。这个让人不愉快的词汇——因为这些病人并不是故意在撒谎——指的是当遇到难解的信息时，“虚构症”患者可以作出极为复杂、让人难以置信的解释。比如，某些类型的中风患者会患上一种“病觉感缺失症”，这些患者感知不到自身受伤的程度，甚至是全身瘫痪也无法感知。当遇到无法面对的情景时，比如，医生让他们走路时，他们便会立即想出各种各样的理由来解释自己为什么不遵医嘱。另一个经典的“虚构症”病例是神经学家奥利弗·萨克斯所描述的一名科尔萨可夫综合征患者，他由于酗酒引起大脑受损，并且影响了他的记忆。这位病人对萨克斯完全没有记忆（尽管他以前见过医生），多次把他认错，对他的身份和职业作出了一系列不正确的推论。对每一个结论（萨克斯的身份和职业）他都有一套不错的说辞，但却完全不记得以前犯过的种种错误。
我们认知图景当前的状态不仅塑造着我们接收的信息，同时也影响着我们对这些输入信息的反应方式。大脑对信息的过滤并非始于皮层下的中转站，而是早在此之前，伴随着我们所采取的保护行为产生，这种保护行为是为了让世界变成我们所希望的那样。正如哲学家们所说，信念是“行动的理由”。无论我们是否认识到我们行动的理由，信念和认知网都可以为之提供理由。我们更愿意和志趣相投的人在一起，获取我们所认可的支持消息，而不愿意和那些与我们观点不同的人在一起；我们喜欢阅读书籍，但“不愿受到他人影响”；我们会忽略或避开那些可能戳穿我们精心编织的认知网的信息。
内隐的信念与易犯错的信念
将信念设想为认知网能够帮助我们认识大脑功能的各个方面。比如，在第7章我们区分了活跃自我与内隐（休眠）自我，现在我们就可以把它们之间的区别理解成有神经活动通过的认知网和当前还没有被激活的认知网之间的区别。这种活跃一隐性的区别同时也适用于信念。当你在打电话时，你会相信听筒里传出的声音就是跟你说话的人的声音：在你的大脑中，基于对接电话人过去的认识而形成的认知网会被激活。同样你也深信放下听筒并不会致使什么可怕的东西从你左边鼻孔跑出来，但是这个信念一直是内隐的，直到你读到这本书才第一次清楚地意识到并表达出来。
很重要的一点是，像其他认知网一样，信念能够在人尚未意识到的情况下便可形成并影响行为。许多影响企图正是利用了人脑的这一特点而暗中塑造信念。当你的注意力被推销员的嗓喋不休或广告中的明亮色彩所分散时，你的大脑正在生成新的认知网或者加强已有的认知网，这些认知网代表着商品与某些吸引人的特质之间的联系，比如美丽、财富、身份、性感。许多偏见也是这样形成的，通过反复经历家人、朋友、同事或媒体对偏见对象的消极反应，从而造就了偏见。如果社会暗示非常明显（比如他们的出处具有权威性），或者与强烈的情感相连，那么相关的认知网就会极其牢固。然而，怀有偏见的人可能已经注意到了这种暗示，因此会意识到自身的消极情绪（当然，她可能会将这种暗示当作一种偏见，即看作她自身性格中需要摒弃的方面，当然她也可能不会这么认为）。如果这种暗示不很明显，但却非常频繁（或者假设这个偏见在个体很小的时候便已形成），那么怀有偏见的人很可能并未意识到（或者之后才记起）这种暗示，继而可能意识不到自己的偏见。这种成见很难改变，因为不仅需要改变这种根植于内心的信念，而且首先要让这个人认识到自己确实有偏见。
这个方法的另一含义是信念和记忆（作为认知网的例证）由相同的东西构成，即神经元之间的连接。因此，信念的表现方式应该和记忆一样。比如，信念应该受到第7章中讨论的记忆“七宗罪”的影响，事实的确也是如此。如果信念未被加强，它们的确会随时间逐渐淡去（易逝性）；但强烈的信念，比如因身体受伤而建立的信念，可能一直维持下去（持久性）：如果一个孩子曾被狗咬过，那么即使后来他见到几条非常友好的狗，他仍会认为狗十分危险。错误归属罪、易受暗示罪、偏见罪也都可以影响信念，正如不真实记忆综合征一样：孩子，甚至是成人可能在他人质问的基础之上相信不真实的事情或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注意力涣散和记忆障碍罪不仅发生在记忆之中，也同样存在于信念里。举例来说，有时我们对某件事情抱有一种观点，但却想不起来，这种感受让人十分不安。此种情形下的信念和记忆是很难区分的。
信仰的力量
在第2章中，我引人了虚无思想这个概念，这种思想通常是抽象模糊，并且高度危险的，因为它们可以有多种解释，可以激发起强烈的情感。虚无思想也被编码成为认知网的一部分，这些概念本身也许各有差异，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它们与人体外部输人信息的直接联系很少或者说几乎没有，但却可以从人体内部接收强烈的信号，大脑将这种信号诠释为情感。我们将在下一章中详细探讨情感这个概念。目前我们需要关注的是：虚无思想能够从接收来的与现实世界毫无关联的信号中（比如，情感也许与记忆或白日梦有关）获取能量，它不会接收直接从外部世界传来的信号，因为这些信号可以用来核查现实。这些认知网的强度并不依靠外界信息得以巩固，所以针对这些信息的争论并不能对其产生影响。正是信仰的这种“因为不可能，所以我相信”的特质，使它不受逻辑和现实的影响，因此，虚无思想具有强大的毁灭性，这对想要成为洗脑者的人极具吸引力。
关于宗教的当代科学评论家，比如理查德·道金斯和苏珊·布莱克莫尔，他们主张信仰同宗教是同义词。他们将宗教看作一种恶意的思想控制，一种精神疾病或者文化毒瘤，应该摒弃。比如，布莱克莫尔在《模因机器》中写道“战争史主要就是一部人类为了宗教互相厮杀的历史”，她主张科学高于宗教，因为“科学的核心在于需要验证任何观点的方法。如果一个理论是有根有据的，那么科学家必须首先预测可能发生什么，然后进行验证'换句话说，科学观点不能太抽象，必须建立在假设验证的基础之上。相反，宗教“建立了一套关于世界的理论，然后千方百计地阻止这些理论接受验证”。这些理论观点必须非常虚无飘渺，任何与真实世界的接触对其而言都是潜在的威胁。如果说科学是一个正常运转的大脑，那么宗教就是有精神疾病的大脑。当然这是有些偏激的指控。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必须对明显以偏概全的危险置之不理（就像我在整本书中的态度一样），因为科学和宗教都包含了大量的实践和信念。那么以上这样的指控公平吗？
当然不公平。很多宗教实践并不抽象，而与实际生活相关，考查处理社会问题的新方法，验证这些新的解决办法，学习应用世界各地的观点。宗教的核心思想肯定是抽象的，比如我们如何能够验证上帝的存在这个观念？但这不意味着信仰者就脱离了现实。我在第2章中已经说过，许多宗教人士扎根于世界各地，帮助弱势群体和社会边缘群体。许多人发现自己的宗教信仰会随着时间而改变：一些人丧失了信仰，一些人会发现新的信仰。如果宗教信仰完全飘渺、完全脱离现实，它又怎么会被经验所改变呢？
思考一下神经学中的几个核心理念：大脑可以处理信息，能够生成精神生活的每个方面，因此科学最终能够治愈我们所不欢迎的有关自身的任何方面。有什么实验能够证明大脑处理信息这个观点是错误的，或者能够证明我们自身有哪一方面是脑科学最终所不能改变的？如果有人提出某项智能—— X过程——并且声称它完全不受大脑变化的影响，他们也不会被奉为这项所谓新科学范式的奠基人。实际上，由于大部分科学期刊都十分保守，因此这种研究发现最不可能被发表。人们会认为要么他们是错误的，要么是疯了；或者 X过程根本不存在；或者说即使他们有实实在在的证据，人们也会说“实际上在 X过程期间大脑已经发生了变化，只是目前的技术无法侦测”。和宗教一样，神经科学本身也有核心的不容挑战的理念，必须有一些公认的基础理念才能使其得以发展。虚无思想并非宗教信徒的特权，无神论者和科学家也未能豁免。
正如第1、2章所述，重要的是思想的本质一认知网的结构——而非具体的内容。不论是道德观念、政治观点、宗教信仰还是科学观念，每一个信念都有自己的狂热追随者。伯特兰·罗素将纳粹主义定义为“新宗教”，但他为了切合自己的无神论主张，过分延伸了该词的语义，以致完全歪曲了“宗教”的含义：这些信条中完全没有上帝、灵魂或来世。对某种意识形态的固守并不仅限于政治。科学家们对自己宠爱的理论也常怀有强烈的热情，从而导致盲从盲信。在这种情况下，人所出现的症状包括：通过打击提出证据之人来贬低与之相抵触的证据，非理智地对待批评，对冲突的观点（如宗教）作出浮夸的论述（通常会揭露其无知，因为发言者言辞中的无知是不可原谅的）。虚无思想是人类大脑构造方式的一种共同结果。即使这些思想是失败的，我们所有人还是无法摆脱其影响。
我之所以说“即使”，是因为这些思想本身的抽象性和模糊性并不总令人厌恶。任何数学家都肯定抽象思维的价值。至于模糊性，我们所钟爱的许多文化艺术品都因此而魅力倍增，比如《蒙娜丽莎的微笑》，摩里茨·科奈里斯·埃舍尔的“不可能存在的建筑”，以及亨利·詹姆斯的《螺丝在拧紧》，等等。虚无思想，包括来自宗教的思想，使生命得以升华。多数情况下，它们赐予人们反抗压迫与折磨、渡过困境、抓住机会痛改前非，甚至是宽恕原谅的力量。可以说没有信仰的世界会缺少很多幸福的色彩，当然同时也会减少很多苦痛。世界上即使没有宗教可能也不会有多大不同，因为对非神秘的意识形态的信仰冲动仍然存在。
从意识形态信念角度来看，宗教与信仰是完全不同的事物。无论在实验室或大学，还是教堂、清真寺或犹太教堂，都存在着教条主义，也有宽恕包容。科学方法也无法保证我们能够抵制虚无思想，无法阻止其带领我们走向极端。反对对人有害的封建迷信是应该的，但如果最终把科学本身又变成神的替代品就不可取了。因为科学过于抬高人类理性的地位，分离事实与价值观（见第13章），因此科学权威有两个十分危险的主张：道德无关紧要，科学家唯一的追求应该是真理。这就很容易将科学的权威扩大化，使得科学家的偏见也可能成为权威，因为（既然无关道德，那么其他层面的意见也就起不了任何作用）他们身上再无其他压力来要求他们验证自己的信念。因此就出现了一些灾难，如“科学”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所谓的“心灵论”一歧视有心理健康问题的人。科学依赖于“输入决定结果”的研究方式，大部分的实验都十分复杂，并且有待商榷。如果提供输人数据的观点（正在接受验证的理论）引发了强烈的情感承诺，那么科学家们很可能会按自己的喜好来阐释这个理论。大多数宗教都会要求其信徒崇尚道德约束、自我认知以及谦卑谦逊，而科学的权威却不受这些限制，因此科学家可以脱离苏格拉底式的自我反省，将个人的褊狭当作公认的真理。
个体差异：“一个人的信仰是另一个人的理性”
从一本关于洗脑书籍的角度来讲，神经科学和心理学带给我们有关信仰的最有趣的启示之一就是个体差异的观点。正如一些人的记忆力比另一些人更好，因此也有可能某一些人比另一些人更易形成新的信念，或更容易改变自己的信念。和记忆一样，信念的坚定程度各有不同。然而，有些人的性格本身就极为教条化——比起他人，他们有更强烈的意愿去相信（任何事物）。教条主义的程度是由特定突触的功能差异导致的，也有可能由遗传变异所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信仰在将来也许可以被人为操纵。基因可以影响信仰的强度吗？这唤起了人们有关基因可以作为改造原教旨主义之灵药的想法，可以治愈所有的极端主义分子。
1960年，心理学家密尔顿·罗基奇出版了一本影响深远的书，叫作《开放心灵与封闭心灵》，副标题是“对信仰体系和人格体系本质的调查”。这本书探讨的是教条主义，或者说封闭意识。那些在教条主义测试中得分较高的人通常会对新观点产生排斥甚至抵触的情绪，对未来感到焦虑，不能容忍模棱两可的观点，思维方式更为固定，解决问题的方式不够灵活。人们发现教条主义与智力几乎没有任何关联，但它对创造力却有负面的影响。教条主义的人通常能够抵御外界的影响，因为他们自身的认知网非常牢固：罗伯特·利夫顿写道，中西思想改革幸存者中最成功、受到创伤最少的人是汉斯·巴克尔，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高度教条化的人可能非常具有个人魅力，因为他们有很强的自我意识。他们对自己信仰的强烈自信对那些意志不太坚定的人来说极具魅力，尤其对那些需要寻求安全感的人更是如此。
相反，教条主义测试中得分较低的人会对新观点展现出具有创造力和开放的心态，以及直观而灵活的思维方式，对外围群体更加包容。同时，这些人在面对他人的影响企图时，会显示出更高的暗示感受性和易感性。他们的自我意识比较薄弱，他们的信仰更易受到质疑。这种人的魅力往往来自于他们的创造性，而非确定性，来自于他们思想的火花，而非自我信仰的光芒。
我们很想对教条主义量表的端值作出评价，很想赞同叶芝的那句诗句“精英们信心尽失，败类们却满怀激情”。但是情况远比这段描述要来得复杂。高度教条主义的人可以变得极具魅力，尤其是在社会极不稳定的时期，这种个人魅力非常具有号召力。（温斯顿·丘吉尔将英国内阁从支持和平的犹豫不决转变成为对希特勒的正面对抗，并且严词拒绝了德国发出的停战协议，从而完全改变了1940年的历史走向。）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教义性高的人往往负责执行决断，而教义性低的人负责思考如何决断。许多人可以辨认出团队工作时小组中思考者的典型形象，他们点子很多，但脑中却没有“截止期限”这个概念。如果他们被迫必须要作出一个有价值的决断，这些天马行空的思想者也可以改变世界，但在此过程中他们很可能把自己的同事逼疯。当然，教条主义和创造力并不是独立于时代背景而存在的。它们与周遭环境和人格特质联系在一起，导致了以下这样的最终结果：心不在焉的教授或魅力非凡的邪教领袖，严格的管理者或令人厌恶的强迫症患者。不论极端或中庸，都既有优势也有劣势。
※本章小结
本章展示了从神经科学角度阐释信仰的有关观点，我相信这个角度可以提供很多新鲜的见解，但同时也会让人感到不安。是否真如这些观点所示，我们是活在自己过去记忆中的囚徒，被历史和现在的认知所操控？那么自由意志，这个存在于如此多有关人性理论核心之中的概念又如何呢？我将在第11章探讨这个最有力的反面观点。
洗脑之所以让我们害怕是因为它提出了以下观点，那就是我们最强烈的信仰——将我们所有精神集中在一起的“导绳”——无需经过我们同意，就可以被他人扭曲甚至摧毁。对大脑而言，这种操控可能吗？要找出答案，接下来我们必须探寻人脑的两大功能：情绪和停下来思考的能力。
Leon Festinger（1919—1989）：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主要研究人的期望、抱负和决策，并用实验方法研究偏见、社会影响等社会心理学问题。他提出的认知失调理论有很大影响。1959年获美国心理学会颁发的杰出科学贡献奖，1972年当选为国家科学院院士。
Oliver Sacks（1933—）：英国伦敦著名生物学家、脑神经学家、作家及业余化学家。他根据对病人的观察写了多部畅销书。
Susan Blackmore（1951—）：英语自由作家、演说家。其最著名的作品是《文化基因的机器》（1999）。
M．C．Escher（1898—1972）：荷兰艺术家。（神书《哥德尔、埃舍尔、巴赫：集异璧之大成》对他的作品有集中的展示。——校对者注）
Henry James（1843—1916）：美国作家，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重要代表人物。
第9章 压倒一切的情绪
夜沉沉，
让我室息，
压迫我心，
令人惊慌，
恐惧在靠近，
罪恶冰冷地停留在皮肤上，
感觉到它的到来，
我整个身体已经没了力气，
不能把它撵走，也无法逃离，
惯常的理智，或寻常的道理，
都带不来呼吸需要的氧气。
想从这清醒着的噩梦中醒来，但又无法醒来，
我仍在这噩梦中梦游行走。
埃斯库罗斯，《奥列斯特：阿伽门农》
情绪是洗脑者可利用的最具威力的一件武器。第2章我们已经提到过，唤起强烈的情感就能够把一个群体团结起来，可以使令人质疑的观点获得赞同，有时甚至能引起致命的后果。即使是在温和的影响方式中，情绪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到底是情绪的哪些方面使得它们受到洗脑者如此重用？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研究情绪对大脑所产生的影响。
人类共同的感觉
让我们回到上面所引用的《奥列斯特：阿伽门农》当中的诗句上来。预言家卡珊多拉警告说可怕的厄运将降临阿伽门农和他的家族，但在她发出警告之前，阿伽门农家族就察觉到有些不妙。埃斯库罗斯早在2500年前就已创作了这部悲剧巨著，但其中所描述的情绪还是能立即被我们所识别。23个世纪后，对于埃德加·艾伦·坡的成名作品，比如《陷阱与钟摆》和《厄舍古厦的倒塌》，我们仍可以十分容易地了解其中人物的感受：
我立刻站起身来，感觉每根神经都在颤抖……每个毛孔都在流汗，额头上渗出了大颗的冷汗。
艾伦·坡陷阱与钟摆”
《埃德加·艾伦.坡作品全集》，第248页
我使劲尖叫……但却发不出任何声音，肺好像被一座山压着，不停地喘着气，心也跳得厉害
艾伦·坡，“过早埋葬”
《埃德加·艾伦·坡作品全集》，第267页
为什么……连我的头发都竖起来了，身体里的血液似乎也凝固了？
艾伦·坡，“贝蕾妮丝”
《埃德加·艾伦·坡作品全集》，第648页
抨评跳动的心脏、毛骨悚然、窒息感、血液沸腾或凝固的感觉，这是两个处于截然不同人类历史时期之人笔下所描述的“恐惧”，但他们使用了非常近似的词汇。这两种描述都符合神经学专家约瑟夫·勒杜恐惧研究中的记录（《情绪化的大脑》）——“心脏跳动加速，血压升高，手脚出汗”。换言之，恐惧与某些生理反应相关（包括面部表情），这些生理反应特点鲜明又十分稳定，使得情绪跨越了时间和文化的鸿沟。
其他情绪，比如愤怒和厌恶，同样也由特定的身体反应体现出来。这些反应非常一致，因此，从达尔文开始便有研究者提出，某些情绪——至少恐惧、愤怒、厌恶、喜悦，也许还有悲伤、惊讶——是人类共有的特征。也许表达这些情感的情境有所不同，比如日本人在某些场合会压抑自己的情感，但美国人却没有这样的禁忌。但是所有种族表达情感的方式的确相差无几。20世纪60年代，埃克曼等将西方人面部表情的照片展示给不识字的部落族民（婆罗洲的萨东人和新几内亚岛的福尔人），他们以前与西方人几乎未曾接触，但却能够辨认出西方人的情绪。当他们被要求根据情境做出相应的典型面部表情时（比如，“你的孩子死了”“你的朋友来了你很高兴”），他们的面部表情也能很容易地被西方人辨识。
达尔文在1872年出版的《人类和动物的情感表达》一书中提到，许多与基本情感相关的身体反应不仅为人类所共有，也为其他动物所共有。愤怒的狗和愤怒的人都会露出牙齿，大声咆哮。而受到惊吓的猫会竖起全身的毛，正如埃德加·艾伦·坡描写的头发竖立一样。鉴于人类和动物在情绪表达方面有极大的相似性，以及婴儿很小就会表达自己情绪的事实，达尔文便认为这些基本情感的外在表现可能是与生俱来的反应。换句话说，情感与身体变化有着密切的关联。正如现代心理学之父威廉·詹姆斯所言：“假设我们处于某种强烈的情绪之中，然后把所有身体反应从意识中抽离，我们会发现其实什么也没有剩下，没有任何构成这种情绪的心理本质，所剩下的不过是感知冷漠的中性状态而已。”
感觉和生理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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