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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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丽莎白·洛夫特，《我们不断变化的记忆》
当你问一个人他是如何知道现在的自己与昨天的自己仍是同一个人时，不论这个人是什么出身，他们的答案通常都会指向：记忆。我们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还是同样的自我，因为我们对过去自我的记忆显示我们自身并没有太大变化。我们非常依赖记忆，在出现失忆时会感到痛苦，比如费力找不知去向的钥匙，或是架在鼻子上的眼镜，碰到熟人却想不起他的名字。可能有人读过患者 H．M.（全名亨利·古斯塔·莫莱森）的故事，他是神经科学界非常出名的病例，他因一次癫痫症手术被切除了大部分颞叶，因此失去了形成新记忆的能力。又比如，在电影《记忆碎片》中，失忆症患者试图解开自身存在之谜。尽管他们还认得儿时的朋友，但记不住半小时前看过的医生，因为大脑受伤之前的记忆仍然是完好无损的。即使父母死亡这类悲痛的事件，因为是更为近期的记忆，也无法得以保存。偶尔失忆的人很惧怕会完全失忆，不论是像 H．M.的怪异健忘症，或是轻微的老年痴呆症都会令人恐慌。有一天我们会像习惯我们身体的其他缺陷一样，逐渐习惯我们的记忆力缺陷，但绝不会将偶尔的失忆看作是对自我意识的威胁。
神经心理学家丹尼尔·沙克特指出，失忆呈现出不同的形式。他详述了七种“记忆之罪”：短暂易逝、注意力涣散、记忆障碍、张冠李戴、易受暗示、偏差和持续性。用沙克特的话来说，前三者是“遗漏之罪”，我们已经习惯并且经常抱怨的正是这几种失忆类型。记忆的易逝性指“记忆会随时间的推移而减弱或消失”；注意力涣散是指没有集中精力记住我们所需的信息；记忆障碍指的是在我们试图提取大脑中的记忆时产生沮丧情绪，这些记忆似乎只需稍加一点刺激就可以回来，但在需要时却总是无法提取。最后一个“记忆之罪”，即持续性，是易逝性的反面。通常，那些不愉快或是受伤害的记忆总是很难忘却，尽管我们非常希望忘记它们。极端情况下，它们还会以幻觉的形式出现，有时患者甚至认为自己正在再次经历以前的创伤。
沙克特提出的记忆的另外“三宗罪”也十分常见，但它们并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所说的失忆。错误归属（张冠李戴）罪动摇了稳固论，这也许是为什么我们不愿意谈论这几宗罪的一个原因。因此沙克特这样描述道：
错误归属罪指记忆出处的指派出现了错误：即错把现实和想象混淆，或者将你从报纸上看到的新闻记成是朋友告诉你的琐事。错误归属实际上比人们所认为的要常见得多，而且对法律方面有着深远的意义。易受暗示罪是指当一个人试图回忆过去的经历时，他的记忆会被主要问题、评论或建议所占据。与错误归属罪一样，易受暗示会牵涉法律体系，有时甚至会破坏法律体系。
偏差罪反映了我们当前的知识和信仰对过去记忆所造成的强烈影响。我们常常根据当前所知，无意识地编辑或完全另外叙述以前的经历。
沙克特，《七宗罪》，第5页
遗漏罪可归结为记忆体系的缺陷。比如，记忆障碍就好比一个图书馆的员工不能为我们找到所需的书。而错误归属罪则不同：它们可能在我们毫无意识的情况下发生，但它们并不是意外事故。这些过错都是我们自己犯下的，就像《1984》中的政党，是我们自己改写了历史，将原本分离的事件联系在一起，创作了完全不曾发生的记忆。这暗示了我们有可能犯下这些罪过，不仅要批判我们的记忆力，而且还要批判我们的判断力——不仅要怪罪图书馆，更要怪排放书籍之人——作家拉·罗什富科讽刺道，“每个人都在抱怨自己的记忆，却没有人抱怨自己的判断力”。至于偏差罪，联系到这点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我们每天都感觉自己是同一个人。因为大脑不断重塑我们的记忆，使得这种信心能够达到最大化。
模式化的自我
心理学家也探讨过个体自我的灵活性，认同莎士比亚戏剧中雅克所说的“一个人可以同时扮演多种角色”。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有很多不同的角色需要我们扮演。扮演这些角色不仅要演出一系列行为，还包括与之适应的思想、态度和感情。通过对过去某种经验的学习，比如和老板谈话，只要这个情境一出现，就会激发某种模式，就像一条捷径，省去我们再次摸索合适行为的麻烦。人类会无意识地激活既学模式。事实上，每当我们企图打破这种模式（“应该告诉我的老板他管理方法上有问题”），而结果最终却被我们以往的行为模式（“即使我明天离开，他也还是老板”）所否决时，我们都会感到尴尬。高压环境更容易唤起固有的模式行为，进而压制其他想法。
人类善于进行分类，即将不同的模式分开，比如，与老板相关的反应模式不能与婴儿相关的反应模式混淆。这就使得人们在不同时间做出不同的行为模式，却又不发生冲突。因此纳粹死亡集中营里的官兵能够激活反犹太的行为模式，眼睁睁看着儿童被汽油烧死，接着回家又激活自身作为慈爱父母的行为模式，关爱地搂抱自己的孩子。
再者，似乎个体在分类能力上也存在差异。一些人可以对自己的思维模式进行严格的归类，比如一个连环杀手，他的邻居却反应说：“我简直不敢相信，他这么好一个人，平时连苍蝇都不会伤害！”而另外一些人则无法清楚地区分自己不同的思维模式。如果两种模式正好出现共同的元素，那么激活一个模式也就会激活另外一个。精神病学有一个著名的病例，一位精神分裂症的女患者，让她列出自己的家庭成员时，她的回答竟是“父亲……儿子……圣灵”，这表明她的家庭概念模式和三位一体模式出现了重叠。我们中大多数人都能够避免这类不该有的联想，但疾病却让这位患者无法正常思维。
有时两种模式可能包含完全不兼容的信念。比如，当它们所于不同的情境时。如果一种模式处于活跃状态，而另一种模式处于非活跃状态时，则两者的矛盾不会引起注意。因此，皮特在作为律师时，他激活的是捍卫人权的思维模式，但回家后却虐待妻子，这时他的律师思维模式就没有启动。除非某件事或某个人碰巧同时激活了这两种模式，否则皮特就永远不会意识到他自身行为的伪善（即使被人指出来，他也还是会找到绕过这个问题的方法，比如辩驳称是其妻子的行为让她失去了她的人权）。我们只能认识到我们所有剧目角色中的很小一部分，即使是最善于反思的人也无法解开这些模式之间的所有联系，或者说解开模式发生冲突的所有症结。正如诗人沃尔特·惠特曼写道：
我自相矛盾吗？
那好吧，我自相矛盾，
（我辽阔博大，我包罗万象。）
惠特曼，《我自己的歌》，第1325-1327行
遗憾的是，稳固论的假设已经无法自圆其说。“自我本质”已经从笛卡尔时期的单一意识流发展到无数的模式体，即包含思维、感受与行为的集合。一个这样的模式会在任何时候被激活，并且组成“活跃自我”。另一个模式则处于休眠状态，在需要的时候随时准备派上用场——当我们从职场转换到家庭，从循规蹈矩转变为具有丰富感情的个体。考虑到这些变化的能力与灵活性，甚至是内部矛盾，也许洗脑带来的变化并不是毁灭性的。但如果我们的大脑思维具有可塑性，更像是黏土而不像钻石的话，那么洗脑就只是一个程度的问题，它如同其他形式的影响一样，也可以通过心理学而得到解释。
模式化的大脑
如何把这些模式转换成神经科学的语言呢？很简单，大脑的组织原则就是让每一个神经元在受到信号刺激时，都可以被激活（发送信号）。然而，这些输人的信号并不是整个事物的信息，它们只是世上各种事物的某些方面，比如颜色、声音、动作、身体感受。换句话说，一个独立的神经元不会对整个“物体”作出反应，而只会对一个或几个特征作出反应。因此，在视觉皮层中，一些神经元接收到视觉的刺激会发出信号，而另一些则不会；一些神经元会在物体左移时发出信号，而右移时则不会；一些神经元接收蓝色物体的信号，如果是红色物体则不会作出反应。而形成类似老虎这样完整物体的图像则需要一组神经元同时激活，并且这些神经元常常分布在大脑皮层的不同部位。一些接收动物毛色的信号，一些接收条纹的信号，一些对动物的叫声作出反应，一些负责接收下皮层的信号，比如指示身体处于高度警备状态的信号。
那些接触过老虎的人，大脑中会形成“老虎模式”。从心理学角度来讲，这会形成一系列关于老虎的概念（“老虎是长有条纹的大猫”“它们会咆哮”，等等）、态度（比如“恐惧！”）和行为反应（比如“逃跑！”）。从大脑的角度看，接收对老虎认知信号的神经元组会与其他神经元组联系，一些负责接收下皮层发出的情感信号，而另一些则发送信号让肌肉运动奔跑。随着这些神经元之间的联系逐渐加强，该模式就会成为一个范围更加明确的整体，也更容易被激活。更为重要的是，它还加强了感官部位、大脑后部以及（生成动作的）大脑前部之间的联系。这些联系对猎物的生存具有重要的意义，一秒之差就可以决定生死。训练有素的反应模式并不需要激活每一个神经元才能作出行动反应。因此，动物可以提前产生保护行为。从进化角度来看，宁愿冒着犯错的危险（将灌木丛的飒飒作响当作是捕食者的脚步声）也比等模式中所有神经元被激活（“它身形庞大，有条纹，我没有听到叫声……那就太晚了”），然后被吃掉的好。因此，模式中神经元的联系越密切越好。这样，只要一察觉到“条纹”和“身形庞大”就足以让它们作出“逃跑”的反应。这也是为什么人们在紧急情况下的反应异常迅速，完全不会在意恐惧、震惊或疼痛（有时甚至还没有注意到触发其反应的刺激物），直到作出反应之后才会注意到这些感受。
因此，反应模式，即习得的行为和思维模式，是神经元间联系模式的具体化身。当某种刺激激活其中一个或几个神经元时，这种联系越紧密，就越能更快地自动触发整个反应模式，进而更快地唤起与此模式相联系的思维和行为。前文已经提到，神经元被同时激活时，它们之间的联系会加强。刺激物活动越频繁越强烈，联系就越紧密。
每一个自我——从神经科学角度看都是神经元所有联系的集合——都包含一组成熟的思维行为模式（即特定情境中被激活的特定连接方式）。这种模式越牢固（学得越好），它便越有益于我们形成整体的自我认知。相反，不够成熟的模式并不会经常使用，而且还可能需要有意识地关注才能启用。它们之间连接的强度并不高，很容易被改变；这种模式的变化并不会让我们自身或是朋友感觉我们变了一个人。最牢固的反应模式会被经常使用，而且无须刻意思考（多年形成的偏见就属于这种类型）。它们之间的联系太过紧密，很难改变；因此如果这种模式突然变化，我们就会怀疑是不是身份个性上发生了改变，并且是由某种外部作用所造成的。如果这种变化影响到了一个人最牢固的思维模式，那么人们很可能将其归结于洗脑。
※本章小结
让我们回到前几章讨论过的强制性洗脑和暗中洗脑的差异上来。暗中洗脑的手段，比如洗衣粉广告，可能会改变几个无关紧要的观念，也许是在慢慢加强某种思维模式，将特定的洗衣粉和感官舒适联系起来。这会加强我们大脑中某些突触的活动，但是我们并不会感到自我的改变（尽管总体而言，广告确实极大地影响了人类）。而强制性洗脑是令人恐惧的，因为它威胁到我们最牢固的思维行为模式，即构成我们认知图景的核心特征。洗脑者声称，即使是我们最坚定、最熟悉、最难以改变的信仰，以及思想和态度也都能够被改造一新。如果广告是缓慢侵蚀，那么强制性洗脑则是地震或彗星撞击：是我们内部世界的大爆炸。第14章我们将从神经科学角度探讨这种深刻的改变是否有可能真实地发生。但是，在此之前，我们必须先更深人地了解一下信仰和情感，以及我们如何改变它们。
George Eliot（1819—1880）：英国小说家，与狄更斯和萨克雷齐名。其主要作品有《弗洛斯河上的磨坊》《米德尔马契》等。
Salman Rushdie（1947—）：印度小说家、散文家。代表作有：1981年获英国布克奖的《午夜的孩子》以及1989年初出版并引起轩然大波的《撒旦诗篇》和19%年的《摩尔人最后的叹息》等。
John Locke（1632—1704）：英国哲学家、内科医生。最具影响力的启蒙思想家之一，被誉为“古典自由主义之父”。
Anne Conway（1631—1679）：英国哲学家，柏拉图主义的遵循者。
Bernard Gesch：牛津大学心理学、解剖学、遗传学系研究员。
Michael Persiiiger（1945—）：认知神经科学研究员，劳伦特大学教授，同行评议出版物多达200部。他因在神经学领域的实验而闻名。
Hazel Markus：斯坦福大学社会心理学家，研究兴趣包括文化、种族、情感、性别、动机和目标设定，等等。
Shimbu Kitayama：京都大学环境信息处理学院教授。著作有《情感与文化：相互影响的实证研究》
La Rochefoucauld（1613—1680）：法国作家兼政治人物。
Walt Whitman（1819—1892）：生于纽约州长岛，他是美国著名诗人、人文主义者，他创造了诗歌的自由体，其代表作品诗集《草叶集》。
第8章 网与新世界
（鲍西娅）金丝一般的发网诱惑人心，男人见了就会被网罗，远比飞蛾投入蛛网还要快。
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
洗脑就是改变一个人的信念。因此，为了理解洗脑这一概念，有必要先了解信念到底是什么以及如何改变信念。在前一章，我阐释了以下观点，精神活动是由大脑中神经元间变化复杂的连接形式来体现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连接形式在不同神经元反复相互激活下会变得更具组织性，从而形成固定的思维行为模式。那么这个观点与信念有何联系呢？我将从传统的角度来论述信念（而不是从神经学角度），把信念当作心理构念，寻求心理学对信念的解释。信念是如何形成的，有哪些影响因素，以及它们怎样与行为相联系？
信念是什么？
信念是最为复杂深奥的概念之一，我们能够理解它却很难对它下定义。信念涉及事物和情境，以及相信这些事物和情境真实性的人。比如，假如我认为我老板的管理技能像一只电鳗，那么我所用的这个比喻性评价便有效地描述了我老板的行为方式。该信念依附于我其他的信念一包括什么才是优秀的管理方式、我老板过去的行为，以及电鳗的行为方式。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可能已经在以往经验的基础上建立起了一个高度复杂的信念网络。
尽管这个网络很复杂，但这无法保证信念的真实性。新信息也许会要求我修正或废弃其中的一个或多个信念。比如，我本来认为电鳗总是随处游荡，而我对老板管理方式的比喻也正基于此。但后来我看了一档自然历史节目，从中得知事实上电鳗是高效准确的捕猎者。因此，我之前的假设就不成立了。如果我相信电视节目的结论，我就必须改变之前对电鳗的认识，同时还要修正对老板的评价。
换句话说，任何一个信念发生改变都会增加信念网络的整体的不一致性水平。现在，修正后的信念（“电鳗是高效的”）与其他相关信念发生了冲突（“我的老板像一只电鳗”），这会造成一种压力环境，即心理学家利昂.费斯廷格命名的“认知失调”。当然，人类完全有能力维持自相矛盾的信念，不然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反对堕胎却支持死刑呢？反之亦然。然而，当我们注意到这种矛盾时，心里往往会感觉不舒服，尤其是当这些信念对我们非常重要的时候。失调由强烈信念间的冲突引起，它是信念网络中出现信念不一致而要求改变的一种主要动力。信念协调是一种深受欢迎的“商品”。我们认为即使世界不完全合理，但也至少没有什么显著的矛盾，这个观念一直伴随着早期智人长达几个世纪，而且使其受益颇多。因此，如果我们注意到我们的信念——我们用来阐释世界的方式——出现了矛盾，那么我们便完全有理由相信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出现了偏差。错误的信念对信念持有者而言是非常危险的，很多邪教成员及其家庭就因此付出惨痛的代价。因此，人类常常不遗余力地去移除深层信念中的矛盾。
对于不那么重要的信念而言，要改变信念网络是非常容易的。这种脆弱的信念与其他信念之间的联系往往比较少（我不太了解电鳗，也不会花多少时间考虑我的老板）。最大程度的改变是改变受到影响的信念本身（我必须推翻我认为老板像电鳗的坦率评价），以及与其直接相关的信念（我必须对老板做另外的形容）。当并不关注该焦点时，需要进行调整的程度就会迅速下降（我不必改变我对优秀管理技巧的看法，也不必改变对老板的看法）。因此，脆弱的信念是从属于现实环境的，只要新信息要求其作出改变，那么信念者无需费力就能轻易地改变。
但是，如果受到新信息挑战的信念是根深蒂固的，结果则会大有不同。坚定的信念之所以坚定，是因为它们不断地在各种情境中得以巩固加强，或者经由非常强烈的刺激而形成，或许兼而有之。通常它们被深深地植入大脑的认知图景之中，并且与其他信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虔诚的上帝信仰者对上帝的信仰与其他信念并不是分离开的，相反，这为上帝的存在提供了情感基础。这样的信念很难改变。在极端情况下，如果有强制的外力作用，信仰者可能主动拒绝接受现实，产生幻觉，走入一个由幻想编织而成的新世界中。将这种情况比作一张网再合适不过了。抛弃一个脆弱的信念就像是砍断这张网边沿的一根线，对整张网本身基本不会造成什么影响。而改变一个坚定的信念则是要砍断这张网的支撑线，网的整个结构都可能被改变甚至被摧毁。
题外话：术语
在本章中，我目前已经使用了三个术语来描述信念之间的联系形式：连接、网络和网。读者无疑已经注意到了这些描述与前一章中对模式的描述十分相似。与信念一样，模式也与事物和环境有关。它们与对其造成影响的方法（行动计划）一起，都能体现我们想要改变的世界或自我的某些方面。信念和模式都是神经元间联系形式的具体化，这些联系的集合组成了我们的认知图景。我们还需要一个可以把模式和信念都涵盖进来的术语，一个体现精神事物（信仰、行为计划等）间联系的术语。我用“网”来做比喻（这仅是个人偏好：对我而言，“网”比起“网络”少了一些科技含义，更偏重有机事物之间的联系），所以我会使用“认知之网”这个概念，或将其简称为“认知网”。
信念的力量
要解释为什么坚定的信念如此坚不可摧，就需要研究促使某个信念变强或变弱的因素。与模式一样，信念的强弱即是其组成部分之间联系的强弱。这些组成部分通过神经元接收输人信号的活动得以体现，不论输人信号是来自其他神经元，还是来自大脑与身体和外部世界的各种界面接口。神经信号从感官输人，通过我们的大脑，然后输出信号指挥肌肉活动。对神经学家来说，经典的研究得最多的例子就是视觉刺激引起的反应。一个苹果反射的光，照射进人夏娃的视网膜，视觉信号刺激到她的视神经，然后这些信号经过大脑区域的处理，成为苹果的图像（不只是苹果的颜色），接着信号传递至运动神经，运动神经转而又把信号传给肌肉，从而导致了摘苹果行为的产生。
但是，这个例子并不仅仅是信号的输入与输出。信号输入可能来自外部感觉器官（比如眼睛）、内部传感器（如保持平衡的传感器或者告诉我们手脚所处位置的传感器），或来自散布更为广泛的部位，比如血管。荷尔蒙、毒品、食物或我们免疫系统释放的化学物质都可以到达脑脊液，而神经元就存在于脑脊液中，进而影响整个脑活动。同样，信号输出可以控制我们四肢的肌肉，或脏、肺周围的深层肌肉，或控制这些器官本身，其方式是直接通过这些器官内部的神经或者间接地释放一些化学物质，比如大脑释放的生长激素。换句话说，信号输入和输出的过程都包含化学物质的释放，这些化学物质可以与神经元上的受体结合，从而影响神经元。或者也可以说神经元信号本身就是化学反应，因为神经信号就是由我们在第7章所讨论的神经递质传输的。
神经元的这种能力不仅仅受到神经递质的影响，而且还受所在环境其他分子的影响，这意味着神经元之间的联系，以及认知网（信念、行为计划等）都会因身体状态和外部信号而有所不同。第9章将会提到的情感就是身体内部输人信号的体现，即便就是那些不易被注意到的身体状态也可以产生一定的影响。以压力荷尔蒙和认知之间的关系来举例说明，糖皮质激素能够影响感知压力和执行复杂任务的能力，其激素水平会随时间而波动，并且因人而异。一些人（“百灵鸟型”）的糖皮质激素水平在早上最高，而另一些人（“猫头鹰型”）则在白天稍晚的时候最高。实验表明，如果强迫猫头鹰型的人在上午作出社会评判，那么比起下午或晚上，他在作评判时更可能依赖于固定模式和偏见。同样，百灵鸟型的人在早上作出判断会比晚上更谨慎周到。换而言之，我们在某个情境下对于信念的选择会随血液中的荷尔蒙水平而发生变化。
神经元间的联系与信号输入的时机有关：如前所述，各个神经元必须被同时激活，其间的联系才能得以加强。神经元间的联系还取决于神经元接收信号的频率和差别性（或“凸显性”）。凸显性是相对而不是绝对的特性。对亮光刺激作出反应的神经元不像摄影师的曝光表，它们不会接收刺激物绝对亮度的信号。相反，它们利用与周围神经元间的诸多联系去接收相对亮度的信号刺激——光线与背景间的差异。它们之间的差异越大，对比越强烈，刺激物的凸显性就越高。这就使得我们的大脑具有很强的灵活性：我们可以在阴暗的图书馆里阅读陈旧的手稿，也可以在正午烈日下仔细研读小说。同时我们也可能，或经常会落入销售人员的陷阱，他们正是利用了这种对比。罗伯特_西奥迪尼以卖衣服为例写道：
设想一个男人走入一家时尚的男士服饰店，他说想买一件三件套的西服和一件羊毛衫。如果你是售货员，你首先会给他看哪一件，才能让他花最多的钱？服装店一般会教其销售人员先卖最贵的商品。但按常识来讲，我们通常认为如果一个人刚刚花了很多钱买西服套装，他可能不愿意再花钱去买羊毛衫了。但其实服装商更了解顾客的心理。服装商的行为恰恰与常识相悖：先卖套装，因为这样的话，在顾客选看羊毛衫时，即使羊毛衫比较贵，但在套装的对比下也就显得不那么贵了。
西奥迪尼，《影响力》，第13页
一样，受很多因素的制约。另一个我还未提及的因素是科技——人为改变突触强度。我会在第14章再回到这个话题。认知网突触连接的紧密程度也很重要，因为脆弱的认知网往往比牢固的认知网更容易改变。
认知网与人类还有一个相似之处，那就是它们都群居生活。认知网深受周围环境的影响：它们能否被激活取决于周围的环境，通常是刺激物或其他认知网。（正是这种相对主义倾向，即每个事物都会影响其他事物，使得科学，特别是脑科学，如此复杂。）试想一件未完成的艺术作品，比如一幅画、一首交响曲，其中一些部分已经完成得十分细致（高密度的颜料分子，或音符），而另一些部分却还只是初始的轮廓（未上色，或只有部分管弦乐）。在认知世界中，密度是由相关信念的数量决定的。在高密度区域（比如，大脑中与神经学相联系的区域），认知图景得到了很好的规范，认知网结构紧密、内容详尽。而在低密度区域（比如，包含类似电鳗信念的部位）仅有很少一部分认知网在这块区域上有所勾画。
密度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当输人信号到达认知网时，它们也许会同时激活周围的认知网。越靠近的认知网，就越可能被激活。而且，当认知网和邻近认知网被同时激活的频率越高，它们之间的连接强度就越接近。陆地地形中的坡度通常都比较平缓（地球上的缓坡、丘陵和斜坡比悬崖多得多）。认知图景也是一样，连接强度的坡度变化大多也都是平缓的。出现巨大差异的认知网邻近连接通常出现在低密度区域，这一区域还没有确立很多信念。因此，可以说该区域是我们大脑尚未被探索的阴暗角落，精神风化对这些角落尚未产生多大的影响。
精神风化：神经活动和意识的作用
可以说，习惯的形成与水道的形成十分相似。
伯特兰·罗素，《宗教与科学》
由认知图景类比引发的下一个问题是：认知图景是如何形成的？风化和侵蚀的精神等价物是什么？答案很简单：神经活动塑造我们的认知世界，就像水流塑造地球一样。但这个简单的解释却暗含了重要的含义。要找出这些含义，我们需要将神经活动和流水做进一步的对比，就水及水流方式的五个方面来进行对比，包括水道的大小、水流的畅通程度、水道的数量、邻近水道的变化情况，以及水道的形状。
水道的大小
试想一个装满水的水库，有一条出水沟渠（比如，水库边上的一根出水管或出水口）。如果这条出水渠很窄（横切面积小），这时水流相对而言比在宽渠中会流得急一些（这就像水从花园里的水管喷出来一样，因为水管更细，所以水就会流得更快）。再试想如果水渠由易受侵蚀的材料制成，随着流水越来越多，水渠墙就会慢慢受到流水冲刷而侵蚀。水道将变得越来越宽，因此水流速度将逐渐减慢。但当水流得比较慢时，水渠变宽（墙慢慢被侵蚀）的速度也会放慢，当水流速度慢到一定程度时，就几乎不会对水池的墙壁产生显著的腐蚀效果。换言之，水道宽度和水流速度直接相关 D假设水流速度相同，越宽的水渠变化越小，越窄的水渠变化越大。如果水库有两条大小不同的出水渠，小的那条出水会比较急（因此可能受侵蚀）。这也是为什么常见的一个防洪策略就是加深河道（如清理淤积的河沙）。
在这个比喻中，水道就相当于认知网，水道的大小相当于认知网的强度，而水流侵蚀作用则相当于是大脑增强突触强度的方法。当受到外界刺激时，比起脆弱的认知网而言，较为稳固的认知网不太可能发生变化，或者说变化很小。我可能只是看了一个电视短片后就完全改变对电鳗的印象，不需要太多努力，也不会感到难过。但要让我对老板的管理技巧改变观念则需要花很大气力，因为那是基于多年观察而建立起来的观点。
水流的畅通程度
当水流过地面，它会冲刷磨平障碍物，使流水更为顺畅。这一点也适用于神经活动。同一时间被激活的神经元会改变其间的突触，这样，信号便可以流畅地从输入信号转换为输出信号。这个过程就是神经学界所称的“自动化”，也是我们如何学习包括写作到开车等技能的过程。认知网越牢固——越熟练——信号就可以越快越容易地通过神经元和突触组成的信号通道。
在第10章中我们会看到，大脑有促进信号传输流畅性的特殊机制，即引导信号传输至某一特定区域，这就相当于用拇指清除了覆盖在软管上的灰尘。小女孩在学习写字时，她需要集中精力注意每个字的结构、手的感觉，以及所写的标记。然而，对最牢固的认知网而言，其中的信号传输非常流畅，这时根本不需要有意识的关注就可以生成相应的行为反应。成年女人可以边写字边思考其他事情，如整句话的意义、这句话如何推动其观点、她更愿意做什么，或者下一步她需要做什么。她对怎么写这个字本身并不感兴趣。举一个更极端的例子，驾驶技术熟练的司机在开车时，可以听收音机、聊天，甚至打一两秒钟的吨，或者以每小时130千米的速度在高速公路上高速行驶。他们的驾驶技术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被“自动化”，以至于整个过程并不需要太多注意力。实际上，把注意力集中在你正在做的事情上，可能会扰乱信号输人输出的流畅性，原本很流畅娴熟的动作反而变得笨拙费力。
水流与大脑活动这个比喻的一个含义是，比起微弱或复杂的刺激而言，强烈且简单的刺激可以激发起更快速的反应。第10章中，在探讨大脑如何联系感知与动作时，我们也同样可以看到最简单的刺激能够激起非常快速的反应，快到大脑其他区域还来不及记录这个刺激。我们可以在意识到刺激物或动作本身之前，就触发一个快速的眼动。强度与简单意味着速度，这同样适用于信念。越强烈、越简单的信念越难改变，因为它们的认知网通常在还未达到意识知觉时就已经被激活。它们就像短而直的水渠，我们还来不及阻止，水就已经快速地流过了水渠。
我们依靠大脑的这种能力来处理日常的绝大多数事情，而不需要打扰高层管理区域。如果“思考”是指有意识思考的话，那么我们大多数行为都没有经过思考。当我们学会一项新技能或一个新观念，它就会逐渐自动化，这样花费在意识上的时间就会减少，从而使得高层管理的额叶皮层区有空闲处理其他挑战。再者，试图产生影响力的人已经开发了很多利用人自动化思考模式的方法，自动化思考是人类在处理重复情境时用以节省精力而遵循的规则。（这也是为什么帕拉康尼斯和阿伦森列举的八个促销词语会包括“快速”和“简易”二词。）稀少=价值；可爱=值得信赖；权威专家的话=真理；这些以及很多其他的启发法可以避免我们陷入当今社会的信息旋涡。然而同时，这些启发法每天都在被零售商、政客及其他试图产生影响力的人利用，因为这些人并不想让我们仔细思考他们的言论主张。
水道的数量
如果水库只有少数几个出水口，那么在一定时间内流出去的水就会比较少。因为水流通过水渠的速度取决于水库中的储水量，所以如果水道数量比较少，水流的速度会更快（因为水库中有更多的水停留更长的时间）；而如果水道数量很多的话，水流速度则会比较慢（因为水道越多，从水库中运出更多的水的时间就越短）。因此，防洪最常见的一个策略就是提供多个泄洪渠道。因为水道受侵蚀的速度取决于水流速度，所以随着时间的流逝，如果水道数量多，水流的速度就会更慢，因而水道受侵蚀的速度也就更慢；反之，水道数量少，则水流速度更快，水道受侵蚀的速度也更快。
这个关于水道的原理同样也适用于“认知网”。强认知网传送的信号比弱认知网传送的同等强度的信号在输出时会更快（但弱认知网更易改变）。而处于该认知图景的认知网数量（认知网密度）非常重要：传输此信号的认知网越多，每个认知网的信号传输活动则越弱，认知网强度的变化也越小。这在心理学上是成立的。接收到新信息时，我更可能在一些我不精通的领域（即认知网的脆弱区域），以及拥有极少当前信念的领域（即几乎没有相应的信号传输通道）改变我的信念。而在我精通的领域，有高密度长时间建立起来的牢固信念；当信号输人至这些区域时，就可能激活一系列相关的认知网，但它对每个认知网的改变却微乎其微。一场时长仅为半小时的自然历史节目就可以完全改变我对电鳗的原有认知图景，但是读一本神经科学的书，尽管可能要花上几小时，却几乎不可能产生如此强烈的效果。
临近水道的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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